麻烦的是说到现实，就回避不了历史，因为丁玲案与历史有很大关系。
丁玲，女，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临澧，原名蒋伟，字冰之。18年至21年先后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和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大旁听文学课程。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热烈反响。此后不断有作品问世。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就是这三年，给她留下了后患。36年9月在党组织和鲁迅等人的营救下逃离南京，潜赴西安，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因为她是著名左翼作家，毛泽东亲自出席欢迎宴会。后来，毛问她有何想法，她表示“我要上前线去当红军。”毛当即允诺，几天后还写了一首词送她。词曰：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九三六年十月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能够得到毛泽东诗词加以赞赏的，此前大概只有一个彭德怀。而当代作家被毛泽东写诗词赞扬的，独此一姐。丁玲自然很高兴，把它珍藏起来。此后，她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创作了一批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句话，建国到批胡之前，她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
胡风挨批以后，丁玲很快就被卷入这场政治风波。
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不久，康濯给作协党组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就和党总支书记阮章竞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这个‘揭发’报告和附件，又提出关于1954年批判《文艺报》的事。
陆定一看到这个报告后，又上报给中央。
按组织原则，给上级写报告，反映党组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一位老资格革命者的问题，刘白羽一个人决作不了主，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何况丁玲也不好惹，她是“凤姐”，连胡风都要惧怕三分。黎辛说：“那时在文艺界的党员专职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要批判这位在延安被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作家是不容易的。”当时无论从行政系统还是党的系统，周扬都是刘白羽的直接领导顶头上司。如果没有党组书记周扬的同意和支持，刘白羽恐怕不敢有此举措，这是常规常理。但是党组书记为什么要有意回避，还要拉来个党总支书记壮声势？
康濯后来说，他写那个材料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团结，他决不会想“整”丁玲，他更没有想到他反映的意见，后来会惹起那么大一场风波。所以康濯感到委屈。他后来说，当时那些人对他的揭发有所歪曲，并解释说：我是在跟党组谈话时，一是说丁玲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二是说你们作家协会领导同志之间不够团结。建议你们开个会，把30年代的问题也一块谈。我怎么知道，我的意见变成了丁玲个人和党的关系的问题。你们把我摆在起义的位置上让我下不了台。
七月下旬，陆定一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报告中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办法，请中央审阅批准。报告后面还附有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的报告及有关丁玲等人的材料。
从陆定一报告的标题就可以推测，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对“批判”“丁玲等人”作好了“准备”！周扬是作协党组书记，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他在这个决策中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陆定一怎么处理丁玲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和周扬商量。一位原中宣部的老同志说，陆定一“就听周扬的，对他言听计从。”紧接着，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按照陆定一报告的基调，中国作协停止了正在开展的肃反运动，从8月3日起，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但会议一开始并不是批丁玲，也不是批陈企霞，而是主要追查严辰、李又然和胡风分子的关系。会议由刘白羽主持，周扬以领导的身份出席，有时讲几句话。追问严辰和王亚平的关系时，严辰说，我们只是在一起喝茶，再问，他还是说我们在一起喝茶。为此，白朗跟严辰拍了桌子。让李又然谈和胡风分子鲁藜的关系，李说，我爱鲁藜，现在还很爱他。鲁藜是“七月”派诗人，解放初曾任天津文协主席，当时已经被点名批判。
丁玲经常站起来，来回走走，用手揉着腰和脊椎骨，大概是腰疼。
这个会开了两三次以后，规模扩大，换了大地方。仍然由刘白羽主持会，中宣部文艺处由林默涵处长带领，全部来参加。
这时开始追查匿名信，并给与会每人发了一份。匿名信是55年4月，以“作家协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名义写给刘少奇的，内容是反映周扬搞宗派主义。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再后来会议扩大到七十人。9月6日最后一次会周扬讲话后，大家都起立热烈鼓掌。
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协党组在9月30日将会议情况写了一份报告，报给“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从座谈一封向中央控告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那封匿名信认为，去年年底党对于《文艺报》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检查，是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嫁祸《文艺报》，是由于中央‘偏听偏信’的结果。匿名信又诬蔑作协的党组织，诬蔑作协坚持原则批评过《文艺报》和陈企霞的党员同志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趁火打劫’，它为受到处分的陈企霞和受到批评的丁玲同志叫屈、辩护。”“会上很多同志提出了许多有力的证据，证明这封匿名信有极大的可能是陈企霞自己写的，因为匿名信中的思想观点完全与陈企霞的相一致，其中说到的事实情节也只有陈企霞才全部知道。而这封信是由别人抄写寄发的，因此，可以肯定一定有人和他合作共谋。会议从对匿名信的讨论和对陈企霞反党活动的揭发与批判中，进一步揭露了陈企霞与丁玲的不正常的关系，和以丁玲为首，并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的小集团。”
《报告》接着说，从8月6日的第四次会议开始，便“集中地对这个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对丁玲的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严正而尖锐的批评。”
从8月8日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开始，会议人数和规模进一步扩大，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丁玲。
8月9日，丁玲向中宣部党委会交上两份重要材料，一是《重大事实的辩正》，13000多字，是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发言记录，逐条加以说明和驳斥。《辩正材料的补充》5000字，对“与陈企霞的关系”、“涉及周扬的两件事”等三个问题做了说明。同时，还给中宣部党委会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对党组正副书记周扬、刘白羽的总结发言，“保留声辩的权利”；要求看到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并且要求党委会继续给她辩诉的机会和条件；准备写一份材料谈我与周扬同志的关系。
8月16日，丁玲再次致信中宣部党委会。这封信6000多字，核心意思有两个，第一，否定了去年10月丁玲在检讨书中承认她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的说法，说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二，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去年党组扩大会“会议的主持人和领导人早在8月间党组会议之前”，“就先已肯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整个会议只是要为这一说法提供证据。这封信的言外之意是：“反党集团”不是在会上揭发出来的，而是预先策划好的，整个会议是一个预谋。
这封信在8月17日寄给李之琏，同时还附有写给李之琏的一封信。信中说：“随信附上材料两份，一份是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全名叫做《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约1万字）并附外传我对《桑干河上》出版问题的意见说明。另一份是写给中宣部党委会的信。内容主要是说明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给我的某些印象和作用。这封信我要求党委会暂时不给作协党组负责同志（包括周扬同志）传阅。”
诗人郭小川68年写的一份材料中说：1957年初丁玲写的材料中，就用“检查”的形式，揭露了周扬在解放初期的男女关系的问题。（凤姐果然辣！）当时我作为给丁陈写结论的负责人，就把丁玲这个材料印发给少数负责人（我记得，只发给旧中宣部党委和旧作协党组的负责人和陆定一、张际春、周扬、林默涵们），因为，当时丁玲的所有材料都要印发的，目的是让有关负责人了解她的动态。但是，周扬看了，大为恼火，他给我说：“为什么要印发那样的东西呢？我现在还是中宣部副部长，还让不让我工作嘛！要看政治问题，要看一个人同党的关系嘛！”这以后他又经常讲到丁玲对党的不忠，暗示他自己的“对党忠诚”。
在大风大浪之中，人们千姿百态。
第15次党组扩大会开完以后，马烽下决心离开北京回山西去搞创作。
曾经是文研所的学员的李纳，因为崇拜丁玲才从云南奔向延安，投身革命的。这个善良文静的女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她不安地用手在腿上来回搓裙子，告诉人说：“我怕呀！”
曾经住在文研所里写文章的杭州女作家陈学昭，揭发了丁玲大量材料，批判的火力非常猛烈，很多东西是莫须有、歪曲或添油加醋，让丁玲和与会者都大跌眼镜。可笑的是，此人不久也被打成右派。
康濯和陈企霞被揭发说是丁玲的“文臣武将”，是丁玲反党的“左右手”，一个把持文研所，一个控制《文艺报》，成为丁玲的两个“独立王国”。但是，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说：“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在他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了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检查《文艺报》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感觉到了丁玲过去的不少言行是反党的，他和丁玲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于是，康濯先是被提拔参加作协的肃反五人小组（刘白羽、严文井、张僖、阮章竞、康濯），后来又成为作协党组成员。在57年的整风和反右中，康濯又曾几次反戈一击，并且因此落得一个“汤裱褙”的绰号。
丁玲则一下子从天上掉进地狱。在第7次会上，她做第1次检讨，被斥为“向党进攻”；8月31日第12次会上做第2次检讨，被斥为“虚伪”。她不知所措，于是向党组请求帮助。党组指定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等人同她谈了两次话。
在帮助丁玲的第一次谈话中，周扬提议要丁玲谈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况和自己写过一个条子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人听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并且问丁玲，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丁玲说：“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做结论，离开延安时我去问过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我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是照着做了的。1952年我也给安子文同志写过信，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谈。”刘白羽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
2001年1月25日，刘白羽同志接受某人采访时，说到55年的情况：周扬有一天跟我讲，要谈丁玲的历史问题，你不懂，历史问题很重要。周扬召集邵荃麟、阮章竞、林默涵和我，在东总布胡同22号楼上，把丁玲找去，要她谈“历史问题”，这样一来，就转向了。
丁玲33年5月到36年9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三年，始终拒绝为敌人做事、写剧本、编报纸，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辞，并且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终于在曹靖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但是，为了应付敌人，早日获取自由，丁玲曾经写下这么一个纸条：“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以示自己的消沉，骗取敌人释放。43年她在延安审干时，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事情。
丁玲晚年在回忆任弼时同志时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于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和李富春副部长的签名。陈云特意告诉丁玲，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
当时，陈云要中组部把这个结论复写了一份交给丁玲保存，还在上面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
可是，周扬要旧事重提，穷追猛打。这是为什么？
因为周扬很有城府，而丁玲直爽坦诚，所以，只能从丁玲这边看到一些东西。
周扬和丁玲曾经长期合作共事，而且在个人经历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丁玲和周扬是很近的同乡。上个世纪20年代，他们先后来到上海求学，并且都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了左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左联时期他们关系很好，经常在周扬家里开会。周扬有两个孩子，一个叫艾若，一个叫迈克尔，丁玲31年在写《给孩子们》时，把这两个名字都写到她的小说里边了，她说，他们都是同事的儿子，很好玩么！后来丁玲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被国民党停刊后，左联创办了新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由周扬来主编。32年下半年，丁玲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33年5被捕后，周扬接替她担任这一职务。周扬是紧步丁玲后尘的。再后来，两个口号的争论，鲁迅批评“四条汉子”（周扬、田汉、夏衍、阳汉笙）等，丁玲那时已经被国民党押去了南京。而正是这些矛盾，逐渐发展为左翼文化运动内部的宗派斗争。所以，纷争初起时，丁玲并没有介入。
在延安时，丁玲在文抗，周扬在鲁艺。丁玲最要好的几个朋友，如冯雪峰、萧三等，对周扬都有意见，他们的看法影响了丁玲。以后丁玲从直接的切身感受中，也逐渐对周扬有了一些意见。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看不惯周扬的领导方式和对人的态度。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华北以后，晋察冀宣传部在阜平城南庄召开文艺座谈会，决定继续出版文学月刊《长城》，由萧三主编。周扬提出要丁玲主编，丁玲说自己正在写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萧三着手工作之后，要求调一个技术编辑，但半年多也调不来，只有他一个人编，周扬近在咫尺，却不闻不问。过了半年后，周扬同丁玲谈起，觉得在根据地山沟沟里办文学杂志没什么必要。丁玲听了想，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该做办的决定。既然决定办，却不派干部，不过问，不支持，这算什么领导？叫下边干部如何工作？她想：“如果周扬同志不满意这个人做这个工作时，那么即使叫你做了，也是不支持的。”
周扬对干部和同志有亲疏之分，对于那些对他有过意见的同志，始终保持着距离，冷淡，甚至对有些同志有戒备（比如冯雪峰、柯仲平、萧三）。学习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时，会前周扬到丁玲家来，丁玲对他提出：应该团结对你有过意见的同志，不要让他们总是怕犯错误被你抓住，心怀顾虑，比如冯雪峰化名李定中写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本来并不想保密，只因听到你四处讲《文艺报》有了偏向，他才告诉陈企霞不要说出来是他写的。周扬承认自己没有去主动团结，而且对这几个老同志确实有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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