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农业互助合作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曾有过不同思路，这在51年秋就已统一。何况刘少奇、薄一波的主张也就是毛泽东原来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主张。高岗这时把党内早已解决了的不同认识的分歧重新挑出来，并加以歪曲成刘、薄主张走发展富农的道路，这显然就超出了党内开展正常批评的范围。
53年9月至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期间，高岗利用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事做文章，把名单散发给所有与会代表并扩散到南方各地，批评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饶后来交代，其目的是：“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会上，安子文为此受到警告处分。
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后，高岗更变本加厉地在党内秘密从事分裂活动。高岗积极活动的对象，首先想到的是林彪。高岗向他的一个老部下交待说，主席的身体不好，要退到二线，现在正在酝酿第一线谁当家，并说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要他的老部下到在杭州养病的林彪处，与林彪谈谈这个情况，让林彪出来和毛主席讲一讲。言下之意，是让林彪向毛推荐他高岗到第一线当家。这一席话使他的老部下大吃一惊，当即表示他不能去杭州向林彪讲这种事，林彪如有什么意见，林彪自己会讲。
于是，他亲自出马，十月初至十一月初，以休假为名，南下华东、中南进行游说，散布所谓“军党论”，说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这两个部分，并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还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此事的真伪无从核实）。在另一个人面前，则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暗示别人向中央推荐他。还说，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高岗回到北京后，企图拉拢陈云、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对这件事，陈云作了这样的叙述：“毛泽东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书记处对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书记或者副主席，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主席。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揭发了高岗的阴谋。”邓小平回忆道：“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不知是被别人影响还是自己猜测，高岗要打倒他本人。师哲先生回忆——５４年１月４日，毛泽东便邀请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见面。，见面后稍事寒暄，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党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其实毛主席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但他没有明讲。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听完谈话后，回到自己的寓所，两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让我听到，对我态度都变了，因为他们误解为是我要打倒毛主席。 ??（3）私生活不检点。据师哲回忆，54年5月25日，毛泽东再度向尤金提及高岗的私生活和与苏联的关系：“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 ??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八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向尤金诉说了自己的担忧：“（中共）进城（北京）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即使在当时，生活上有些毛病，是根本不足以影响一个高干的。所以，高岗的主要问题就是前述两个，而致命的是要倒刘，企图取而代之。
而毛泽东当时尽管对刘少奇有看法，却肯定还没有到想换他的地步。
历史总会留给人们很多猜想。如果高岗能活到文化大革命，会怎么样？也许会东山再起，成为批刘的急先锋吧。
这时应当谈谈饶漱石了。
饶漱石，1903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钟岭乡（现抚州市临川区），25年入党。曾在赣东北及浙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青年工作。此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主要有，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局代理书记兼任新四军政委。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53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饶漱石的问题，据他自己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代了四个“错误”：1、黄花塘事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2、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在陈毅谦让时，玩弄手段取而代之；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主席问题──承认当时他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认为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想从毛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4、在中组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在检查的结尾处，饶漱石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扣了八顶“帽子”：（1）利用弱点，小题大作，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的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有两个词语需要稍作解释。
一是“黄花塘事件”。４２年，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地区的黄花塘。是年，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安排，军部进行了整风。时任新四军代理政委的饶漱石认为排挤陈毅的机会到来，于是借整风之机私下以军部名义打电报到延安，罗列出陈毅反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十大错误，史称“黄花塘事件”。这次事件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没有公开化，但它却像一个噩梦一直缠绕着陈毅。
二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问题。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设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为此，中央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名单。当时，各区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唯华东区饶漱石不在北京，未能确定。毛泽东亲自与陈毅谈话，要他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时兼任上海市市长，以上海事繁、不能兼顾为辞，提议说“让漱石同志挑起这个重担吧”。毛仍坚持由陈毅担任为宜，同时表示可由华东局商议后再报中央决定。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饶漱石对陈毅说：“你既然那么忙，我就挑起这个担子吧！”结果，他没有把事情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呈中央：鉴于陈毅同志已身兼数职，建议中央任命饶漱石同志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面对毛泽东的询问，饶还伪称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同意陈毅担任此职。结果，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任命饶漱石、高岗、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五大区主席的决议。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又身兼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就显得比其它大区主席要风光些。由于陈毅落选，外界纷纷揣测，谣言四起。对此，饶自己也觉心虚，后来承认：“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它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53年12月，毛泽东两次约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的陈毅谈话。第一次，毛泽东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陈毅不明就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泽东听后很冷漠。陈毅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马上折回去，把他在上海所了解的饶漱石言行向毛泽东和盘托出。毛泽东这才满意，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情况告诉陈。几天后，毛泽东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对陈毅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能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最后，毛泽东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
由黄花塘事件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两件事情来看，饶漱石的确政治品质差，有个人主义争权夺利。但是这些虽是严重错误，却不是很大的问题。
饶漱石的实质问题就是与高岗配合，企图夺权。
53年初，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曾在一些同事中说：“我在中央的资格，当副总理绰绰有余。想当初，刘少奇也曾在我的领导之下呢。”
利用饶漱石对刘少奇的长期不满，高岗趁机拉拢他，企图联合起来推倒刘少奇周恩来，共夺中央大权。为此，高岗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毛泽东重用饶：“饶漱石是我们党内第一流的政治家，苏联的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最好，长得也有气派，代表国家出去保准丢不了人。”
饶漱石也投桃报李，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就推荐高岗欣赏的东北局组织部长郭锋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密指示郭：尽快查阅刘少奇、周恩来及刘、周的亲信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档案，以便从中找出“问题”来。结果，他们真的从数以万计的档案中找到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问题”：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国民党华北当局主办）上面刊有安子文化名“徐子文”、薄一波化名“张永璞”的《徐子文反共启事》──“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不参加共产组织及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
高岗、饶漱石看后，如获至宝：“哼！这样的人，刘少奇都敢用！对付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善于选择他们的薄弱点展开反攻。现在，我们要把这些材料报给毛主席。”由于中央对于此事已经知情，它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所以高、饶的这一“石头”没有能激起甚么波澜。
53年6月中旬，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配合高岗，攻击薄一波，说：“财政部不讲政治，没有政治，有财无政！薄一波这次犯错误，我认为决不只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经验不足问题，而是思想品质问题，作风和路线问题。他几次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这个，我是有证据的，我有充分的证据。”结果，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纷纷作检讨，并在8月12日怀仁堂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
但是，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闭幕讲话中，毛泽东也指出：“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可惜，高、饶没能领会毛泽东的弦外之音、警告之意。后来，毛泽东批评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说过，饶漱石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
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亲自到华东、中南等地活动，曾暗示他要兼任政务院总理，饶漱石任副总理。
高岗、饶漱石的活动，逐渐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后来回忆说：“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 ??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他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12月中旬，毛泽东派陈云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嘱咐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曾经赞同高岗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12月19日，陈云离开北京，先后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有关负责人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在杭州，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四野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末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可能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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