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撤销了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事项均须请示中共中央，由中共中央做最后的决定。毛泽东还将政务院的权力分散，由高岗担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负责经济计划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彭真等，都是当时的副总理或者部长。同时将政务院八个主要工业部门交给高岗负责，国家计委被戏称为“经济内阁”；其他政法、财经、文教都分别由别的一些领导人分管。相比之下，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失去了统筹政府各部门工作的权力，只负责外交和外贸部门。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不仅超过另外四位“进京大员”，被人形容为“一马当先”，而且高岗当时是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上述职务，因此带有强烈的与周恩来“分庭抗礼”的味道。
此时，高岗肯定也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说：“毛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而且让他抓了8个重要的部，就说明了毛相信他，把他放在和刘少奇，和周恩来发生矛盾的这个风口浪尖上。他去管那些部，实际上在组织建制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部嘛，当然是应当国务院管了。他突然搞出这样一个（机构）来管这些东西（部），本身就把他放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对立面。”
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高岗日后多次借用这段话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
53年5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嗣后，凡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他还在“否则无效”四字下面加了重点号。他还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一切，高岗也一定都看在眼里。
高岗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最强烈的信息也许莫过于毛泽东亲自布置高岗去查刘少奇的叛徒问题。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在2006年采访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李力群说：52年之后，“私下里，他（指毛泽东）让高岗去查1929年的敌伪档案，说刘少奇有自首的行为。高岗是交给东北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去把这个完成了，而且照了很多相片，都交给毛主席了。”
这件事如果是事实，就说明毛泽东要么决定把刘少奇的历史进一步搞清，将接班人定下来，要么就是准备换人。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难道这时候需要诱导高岗的野心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中共领导要设立一线和二线，自己准备退到二线。在这种情况下，高岗开始了与刘少奇的直接较量，试图阻止刘少奇成为中共一线的首要领导人。
80年邓小平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立群时所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为整倒刘少奇，高岗从49年起，就十分注意刘在各种场合的言论。因此，刘少奇于当年4月在天津同资本家的谈话、8月在东北局涉及有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讲话、50年初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与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的谈话，都被他作为攻击刘的“炮弹”加以收存，并在干部中散播刘少奇“右倾”的流言。与之同时，高岗逢人便吹嘘他本人如何正确。
对高岗稍有了解的人，都说高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人，且有一套整人“哲学”。他曾经向别人“传经”说：“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在高岗眼里，刘少奇和薄一波（此时任财政部长）等都是一起在北方局做白区工作的，属同一个“山头”。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分散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是“右倾”思想，又从组织上撤销了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这在高岗看来，刘少奇、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已经“失宠”，拱倒他们的时机到了。他公然对别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53年6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原本是为了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和统一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5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说：财政会议，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这次全国财经会议，起初是按照中财委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改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召开的全党性质的重要会议。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上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
6月12日晚上召开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情况的报告。他指出：搞经济建设，就必须把财经工作搞好。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地方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主题是围绕如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
6月13日，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由于一些地方负责同志对新税制意见较多，高岗趁机鼓动一些同志“放炮”。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陶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高岗在与会干部中鼓动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进而诬蔑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吹嘘毛泽东如何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在高岗的鼓动下，会上批新税制的温度越来越高，上纲上线。如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会下也有好多议论。
7月11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