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打算开个大会解决问题，这就是7届4中全会。
但关于4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托杨尙昆带信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全会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54年１月８日晨３时，毛又另写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内称：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的建议，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交杨尚昆带回的信以后，于1月1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商议召开4中全会的有关问题，决定将经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后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全会讨论。刘少奇于15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定于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通知今日已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起草中，大约1月20日可送交主席。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高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对此，毛泽东1月22日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
小范围内，毛泽东对高岗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当时，毛泽东有两个心情，一是认为在党的高层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建国后，我们的一些干部、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开始争权力、争地位了，这使毛泽东在震惊之余十分恼怒。二是他过去一直十分相信高岗，可是高岗却在背后搞阴谋。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他“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毛泽东自己感到，他对出现高、饶事件，是有责任的。尽管毛泽东对高岗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十分气愤，也很恼怒，但他出于对干部的爱护之心，还是要挽救高岗的。由于高岗拒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迫不得已，毛泽东只好决定将批评高岗的范围扩大，在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
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人找饶漱石谈话，正式点出了他和高岗的问题。
2月6日至10日，党的7届4中全会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向全体委员公布高岗的反党问题。满座皆惊！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以至消息灵通的人士都目瞪口呆。高岗是反党分子？高岗不是毛主席的红人吗？毛主席对他如此厚爱，连进出颐年堂都不用通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建国５年来党内发生的头一桩重大事件啊。会议通过了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所有在座的中央委员，都义无反顾地举起自己的手，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高、饶问题被移到会后另行处理。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周等人的发言，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高、饶的批判揭发。而高、饶的发言则完全是自我检讨。
饶漱石在《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但他们的检讨，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快答复：“公开揭露”。
7届4中全会结束后，从2月15日至2月25日，基本上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听取与会者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和批评，并就一些重要问题核对事实，也听取高、饶本人的申辩和检讨。这两个座谈会逐日的记录，都在会后送到杨尚昆处。经过汇总，杨尚昆再向毛泽东和其它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通报。
2月17日高岗触电自杀未遂。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十分关注这件事。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对高岗要特别保护，还同意了周恩来做出的对高岗实行隔离审查的意见。毛、周都是出于对高岗的一片好心，怕他再出问题。隔离审查，就是为了保证他不出危险。隔离期间，对他的待遇是十分好的，不但在生活上仍然保持国家副主席的水平，而且还照样阅看中央文件，各种书报。为了和缓一些，毛泽东还决定，批评、帮助高岗的座谈会停开一天。后来接着开的座谈会上，大家对高岗批评的口气也放轻松了一些，着重于分析和帮助，上纲的说法少了许多。中央也没有向全党传达高岗的问题，在中央内部，对高岗批评的调门也逐步降低了。
座谈会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
但遗憾的是，54年8月17日，高岗第二次自杀，终于身亡。
毛泽东得知后问：“人死了吗？”当确知高岗已死时，毛泽东问：“怎么死的？”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吃安眠药死的，还在检查。毛泽东听后，沉默良久，说：“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说，高岗是自绝于党。毛泽东说：“话是那样讲，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的。”毛泽东还对叶子龙说，本想让他（指高岗）还当个省委副书记，去陕北，保留党籍、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他也会愿意的，可是，迟了一步，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毛泽东指示中组部，高岗的子女由组织抚养，还指示中央办公厅，对高岗自杀问题，要向苏共中央通报。
这位曾经统辖辽吉黑三省3000万人口，９０万平方公里的“东北王”算是把自己了结了。真让人有股说不出的滋味。
而饶漱石还有一番曲折。
65年8月30日，因潘汉年案件株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65年9月23日，被假释出狱。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于67年被重新收监。75年3月2日，因病去世，享年72岁。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曾和饶漱石长期共事的陈毅感触颇深，他在54年写下了《手莫伸》一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九牛一毫莫自夸，骄傲自满必翻车。历览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
其实，饶漱石个人生活十分俭朴。他在战争年代与普通干部、战士一样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并且只有两套衣服供换洗，从不许增加。他吃的是与普通干部一样的伙食，从不许增加一点特殊的伙食。饶漱石在当时也算是共产党里的大官、大知识分子，但他在生活上却与普通工农一样，别人看不出他是大官、大知识分子。饶漱石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建国后，他也不跳舞，不宴请任何人。他平时好读书，很少与人交往。平时无论是见到上级、同级或下级，他都很严肃，很少说话，更不与人开玩笑。在工作方面，也表现出对自己和部下都要求很严格的样子，给人一种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处事平稳的印象。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他没有朋友，许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太好。何况小善难掩大过，百功不敌一罪！
高、饶一案使一批干部骨牌一般倒了下去。
高、饶一案对高层震动很大，影响很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党内有资产阶级代理人，这是第一次提到。这可以说是极左理论的星星之火吧。
4、1955年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生，25年入党。曾经和鲁迅一起发起左翼文艺运动，主持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31年起，转入中共隐蔽战线，参与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工作。33年入苏区，34年底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受命前往莫斯科，以沟通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已经中断的联系。35年7月回国，参加了国共谈判。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的身份，在香港、上海、淮南等敌后地区主持情报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功勋。解放战争时期，负责情报和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后，他在国民党特务云集，港英当局极力阻扰破坏的非常困难时期，负责安排了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茅盾）等，共20多批、350余人，秘密离开香港，转移到东北、华北解放区，没有一次失误。49年，他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治理“黑色大染缸”，取得出色成绩。然而，一个历史问题将他拽进了炼狱。
55年3月，潘汉年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会议期间，一些受过高、饶影响，有过某些牵连的人，先后表态或检讨、交代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表示充分肯定，并要求凡是受过高、饶影响或和他们有某些牵连的人，都应当主动把问题讲清楚。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会后还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凡是把问题讲清楚的，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原共产党员，三十年代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于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43年秋，潘汉年被饶漱石派到上海调查日伪军在江南的清乡计划和具体部署。潘发动情报人员，查知汪伪江苏省长李士群有观望之态，便经党中央同意前去做策反工作。李士群原先也是中共党员，曾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但他后来被捕叛变成为汪伪特工头目，臭名昭著的“76号”魔窟就是他一手操作的。他深知汪伪政权不稳固，于是四面观望，左右逢源。在潘汉年反复劝导下，李表示愿意将功赎罪，并详细介绍了敌伪清乡部署情况。此外，李士群说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并不巩固，极想组织一个参议会，猎取政治资本，并叫潘去见汪精卫。当时潘汉年考虑到李还有利用价值，只得答应考虑考虑。这时，李士群对手下一使眼色，潘马上就被挟持到汽车里，直奔汪公馆。潘汉年是国共谈判老手，不管“蒋记”或“汪记”国民党，均扯得十分清楚，他一口回绝了汪的许愿。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他看到当时“抢救运动”中乱整人的现象，有顾虑，就暂时把这事压了下来。
44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十年后，他尝到了这个苦果。
这次，他觉得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4月1日，他鼓足勇气，向陈毅详细谈了这件事，并把一份有关报告及检讨托陈转交中央。
次日，陈毅亲入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上交了材料。
显然，毛泽东未能原谅潘汉年。他批了8个字：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4月3日晚8时许，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之后，他被带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监狱。就这样，他从一名中国第一大市的副市长一夕之间变为囚徒。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监狱——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
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宽松性讲话”中，还说到：“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根据这些精神，6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但“文革”开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汉年一案重新端了出来。他们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于是，一场更大的劫难又降临到了潘汉年和妻子董慧的头上。
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向原潘汉年专案组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包庇”潘汉年的“罪行”，与此同时，又给公安部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妻子董慧被带到了秦城监狱。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68年10月至12月三个月内，对潘汉年突击审讯了40多次。
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75年3月之后的事。75年5月29日，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之，董慧将与他同行。
潘汉年有肝病，董慧身体更差，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名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董慧还诙谐地说：“他（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渐渐不能自理。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卧床不起，处于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他改名换姓，转长沙治疗。他被抬上救护车前，大声对董慧说：“我会回来的，你放心！”他被送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院登记用的名字是“萧叔安”。在医院被确诊为“多肿肝”，同时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相对而泣。当天19时45分，潘汉年含恨离世。遗体解剖发现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
潘汉年的墓碑上这样写道：77——652萧叔安之墓1977年4月14日病故妻董慧立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直到这时，才真相大白。他的主要“罪状”是：第一，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
第二，“投靠日本特务机关”。
第三，“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
第四，“供给敌人情报，导致二六轰炸”。
所谓“二六轰炸”，是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突然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进行轰炸。潘配合陈毅市长不顾生命危险，亲临现场视察被炸情况，指挥电厂抢修，很快使电厂恢复生产。事件是美蒋蓄意破坏上海生产的罪恶行径。后来竟有人嫁祸潘汉年，说是他和杨帆勾结，用秘密电台把敌机招来的。
潘汉年早知道有人不会放过他们夫妻二人，那就是江青，因为江青丑恶的历史被他知道了。而且，董慧还是江青抗大的同学，对她的好出风头的轻薄行为还进行过劝说。对于江青来说这就是大“问题”。
一切强加于潘汉年头上的莫须有“罪名”终于统统推翻了。但是，死者长已矣，对于本人还有多少意义？
现在必须说到杨帆了。杨帆1911年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广山镇。32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理学院，专攻中国文学。北京大学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唐守愚，经常介绍杨帆读一些进步书刊，并介绍他参加进步的读书会和演剧活动。北大毕业后，他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工作。不久与党组织有了密切的联系，并参加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37年春，杨帆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被迫出走上海，改名殷扬，参加了“左联”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上海期间，他担任《译报》国际版的编辑和特约记者，同时利用“记者”身份多方面活动，为共产党在上海郊区建立抗日游击队作出了贡献，并进行调查日伪情况等重要秘密工作。39年初，江苏省委发动组织了一批上海进步学生慰劳第三战区的军队，公开名义是“上海各界慰问第三战区将士演剧团”，副团长是杨帆。后来，这个剧团转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慰问。演出结束后，演剧团绝大部分演员都留了下来，参加了新四军。杨帆本打算完成任务后回上海，后经副军长项英等说服，就留在新四军军部，在军部所属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后来又调任为军部秘书。由于做军部秘书工作，他和项英接触更多。项英常问起上海文化界的情况。那时传闻蓝苹（即江青）在延安很“活跃”，项英也向他问及蓝苹在上海的清况，他把所知道的蓝苹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上的不良表现都如实地说了，并按项英的要求写材料。项英让军部秘书李一氓依据这份材料改成一份秘密等级的电报，由项英署名，并说明材料出自曾在上海文化界工作过的党员殷扬。项英在电文的最后又加上一句“（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然后发给在延安的康生，因为他当时主管审查干部的工作。电报内容后为江青所知。这就为杨帆种下了一个大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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