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我们并不是基督教徒，用不着去爱什么仇敌，即使在《圣经》里面也讲了有一回摩西看见一个埃及监工污辱一个烧砖的以色列人，摩西勃然大怒，一剑刺死那个监工，把尸体埋进沙中，这是受奴役的以色列人民起来造反的第一个信号，以后，以色列人掀起了暴动，掠夺了埃及人的财物，在摩西的率领下逃出了埃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以说自卫不仅仅是人，甚至包括动物在内的一种求生存的生理本能，当刀架在你的脖子上的时候，你还不自卫、不反抗，那还称得上大写的“人”么？问题并不在于自卫不自卫的问题上，而是在于当全国各地武斗事件越来越频繁，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不是积极采取断然有效的措施，来制止武斗事件的不断发生，却竟然不负责任地信口雌黄，提倡什么“文攻武卫”的口号。显然，全国所有的派组织都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都可以接过“文攻武卫”的口号，建立起自己的“武卫”队伍，不断挑起武斗事端，从而使武斗合法化，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加剧了全国各地武斗事件愈演愈烈，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口号的反作用之大恐怕连她自己也始料不及。
江青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革造会和南下学生办的各种小报都用头版篇幅的显著位置刊登她的讲话，“文攻武卫”的口号如若金科玉律一般即刻就挂在那些人的嘴边了。
22日下午，我们新革会几个同学赶到省交际处看火场，那幢刚建不久的偌大的四层大楼被一场罪恶的大火烧得只剩下残墙断垣，那些木头的横梁变成了一根根烧焦的木炭躯干，原先狭窄的空间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到处是一片焦土和废墟，景象好不凄惨。火场里几乎都是八?二九联司的人，就像一大群无家可归的灾民一样在呆望着被大火烧光了的“家”，每个人的脸上不是笼罩着愁云，就是燃烧着团团怒火，他们发愁着，叹息着，诅咒着，议论着……
我们找到了我们学校的韩继明、金从栋、许丽媚几个人，我们一见面就激动地大握起手来，异口同声地问起他们来：“你们几个怎么样？受伤了没有？”
“我们几个没事，就是谭梅左手骨跌骨折了，她也真倒霉透了，她跳下楼后，连衣服也被那些革造会的流氓撕破了，那些革造会流氓实在坏透了！”金从栋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谭梅她人呢？”我急切地问说。
“她现在住进了军区总院。”韩继明告诉我们道。
“那我们等下去医院探望她。”黄秋菊提议说。
“好的，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看她。”我立即表示赞同。
“火烧大楼后，你们几个是怎么下来的？都是不是跳楼的呀？”肖进仕问说。
“当然，当时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到处都是浓烟滚滚，眼睛睁也睁不开，直流眼泪，只听见扩音器喇叭广播指挥部的命令要大家跳楼，我就这样一纵身从三楼跳了下来，好在老天爷保佑，没有受伤。”金从栋又道。
“当时我也在三楼，多亏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他们用蚊帐、被单等扎成了长绳，我们几个女同学便手抓着那长带子爬了下来，所以没摔伤。不过，现在想起那情景真够惊险的，比电影惊险片还惊险十倍，只是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心里慌得很，倒也不怎么怕，若换现在，就是二楼我也不敢爬了。”许丽媚表情生动地说。
“我也是从三楼的窗口跳下来的，大概因为我不想死，所以也死不了。跳楼自杀的多是头先着地，脑袋开石榴花，才呜呼哀哉的，而我们则不同，是为了求生存才不得不跳楼的，都是脚先着地，说来也真是一个奇迹，我们几百人都是从三、四层楼上跳下来的，竟无一个人是由于跳楼跳死了的，我也只是脚跟腱有点扭伤，现在走路有点脚拐，还有就是眼镜架摔坏了，只好先用胶布粘一粘，真他妈的。”韩继明说着，下意识地用手扶了扶那用胶布粘的眼镜架。
“我们八?二九有死人没有？”郑永铭也问说。
“我们八?二九侥幸没有死人，而解放军同志却死了一个，五连战士郭贤君被那伙法西斯暴徒活活打死了，我亲眼看见过他的尸体，他被惨杀得面目全非，目不忍睹，听说他身上有十七处外伤，头颅粉碎性骨折，眼睛被打内陷，口变形，右膝骨被狠砍两刀，那模样好可怕，那些暴徒们的手段也实在太残忍了，心黑透了！……听说，省工联司也被打死一个人。”金从栋愤慨难平地诉说着。
“‘善来有善往，恶债以恶偿’，那些四?二０的暴徒们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他们注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凡是作恶者要想逃脱历史的惩罚是办不到的！”郑永铭激动地挥动着手。
“金老板，听说这几天你在交际处大楼里也是十分活跃的，那些九?一五的人看见你在大掷石头土块，他们恨死了你，扬言要找你算账，这些天，你可要千万多加小心谨慎，最好别回学校去。”肖进仕告诫他道。
“嘻嘻嘻，”金老板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莫非能把我吃了，他们即使将我金某人吞进肚里去，我金老板也要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送个‘坐碗儿解渴’，送个‘点心充饥’，哈哈哈——”
“你别大大咧咧的样子，那些人是丧失了理性，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还是暂时先避一下风头再说，学校你是千万不要回去，最好你连那个上渡的家也不要回去，你父亲不是在市人民银行么？如果可能的话，你就暂时躲到你父亲那儿去。”我对金老板说，他的父亲在市人民银行当木工。
“是啊，金老板，你还是暂时先避一下风头再说，连鲁迅也提倡‘韧’的战斗精神，‘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刘友礼也劝说他。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我也只好听你们的。”金老板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又道，“我父亲那儿有住的地方，我先住在他那儿几天再说。”
接着，我又对韩继明和许丽媚二人说：“你们两个这几天也暂时先别回学校去，等风头过去后再说，目前，我们要做好一切最坏的思想准备。”
这时候，我看见新大的李曼琼也站在附近，便走过去跟她攀谈起来，我同她打招呼道：“喂，曼琼，你也在这里。”
“是你呀，李晟。”李曼琼对我点了点头。
我将李曼琼上下打量了一眼，她似乎显得有些精神萎靡不振的样子，大约是因为疲惫过度的缘故，头发有些散乱，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眼圈儿还微微发黑，她身上穿了一件浅蓝色的长袖的确凉衬衫，那衣服有些脏了，可能她的衣物都被烧光了，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了。
“这几天，你大概都在大楼里吧？”我问。
“嗯，是的。”
“当大楼起火的时候，你是从几层楼跳下来的？”
“我是从四层楼上跳下来的。”
“啊，你是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呀？”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又问说，“那你有没有受伤呀？”
“只是腰有点扭伤了，没什么大问题。”
“真是上帝保佑，你从四层高楼上跳下来依旧安然无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算你命大！”我连连赞叹不已。
“是啊，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稀里糊涂地跳下来了，若换平时，我连二楼也不敢跳的。”李曼琼微微笑了一下。
“你干吗要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来呀？你不会跑到三层、二层再跳吗？”我不解地提问说。
“唉呀，当时一下子全懵了，只见到处都是烟，什么也看不见，也没想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门在哪里，楼梯在哪里，喇叭里叫我们跳楼，我就这样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李曼琼依然显得心有余悸。
“是啊，我们从来也没经历过这场面，又是火光冲天，又是浓烟滚滚，烟雾呛得我们直咳嗽，直流泪，说当时我们一点也不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连我金某人也有点怕，心慌得很，更不用说那些女同胞了。”金老板不知什么时候也“钻”到这里来，他这个人是“锅边糊”，什么人都是一混就熟。
“哎，那火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呀？”我又发问。
“我也不太清楚，只听见楼下的人喊着火了，火一下子就烧上来了，到处都是烟雾弥漫，睁也睁不开眼来，我心里确实着了慌，两条腿都发软了，后来人家叫跳楼，我就像梦游神一样也跟着跳楼了，我现在这条命算是拣来的，真的是拣来的……”李曼琼告诉我们说。
“听说，是革造会搬来了几桶汽油，由于是用汽油放火的，所以火势既快又猛，没几分钟，整幢大楼就着了火，他们还反咬一口说这是‘国会纵火案’，真是岂有此理，我们的人都在大楼里面，难道我们自己想把自己烧死不成？那个德国‘国会纵火案’，国会里可是空空无人啊！”金从栋愤慨万分地道。
后来，我们新革会的几个同学离开了交际处火场，一道前往军区总院探望谭梅同学，军区总医院位于市西郊，路好远，我们有车子的就骑车子，没车子的则搭公共汽车，我们约定在1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西门站聚集，然后，再一块儿前往军区总院。
当我们车子骑到西门站才一会儿，公共汽车也到了，剩下的路程没有公共汽车，就只好靠自行车载人了。可是，人多车少，当所有的车子都载了人之后，还多一个人没办法带。那个金从栋便自告奋勇一人载二个，他将徐雪真的车子接管过来，让黄明芳先在车杠上坐定，接着，他就骑上了车，兴奋地大声嚷道：“开路！”那个车主徐雪真也利索地跃上了车，一屁股就坐在车后架上。
我们的车队又开拔了，我的“铁匣车”后架上也载了一个人——黄秋菊，一路上，大伙儿大声地说笑着，就像是去郊游一样兴致勃勃。
我也和黄秋菊攀谈起来，我说：“你最近是和你姐姐住在一块儿吗？”
“是的。”
“还是搬回去的好，和731的人住在一起不是长久之计。我们新革会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可能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被他们赶出学校，又要像‘狗崽子’一样被扫地出门，转入地下斗争了。”
“真的有这么严重么？恐怕不会吧？”
“是有这么严重的，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他们连交际处大楼也敢放火烧了，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再加上又出了7.20武汉事件，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狼趁风雨害牛羊，贼趁夜黑盗柜箱’。我们必须做好一切最坏的思想准备。”
“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许，我把一切都想得太好了一点，对生活、对人……我这人太天真了一点，唉……说这些干吗呀？”黄秋菊不着边际地说了几句话，她的话音里略带有忧伤的成分。
我不由地掉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只见她头低低着，似乎在想些什么。我又开口说：“你怎么啦？你在想些什么？”
“没怎么，没想什么。”
“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你看那金老板脚踩得多有劲，他载了两个人，还比谁骑得都快，他这个人最好高，腿肚上缚大锣——走到哪儿响到哪儿。”
…………
以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了军区总院骨科病房，在查阅了病床牌子之后，我们在203房里找到了谭梅。只见她正倚坐在病床上，她一看见我们这一大群人走进房间，脸上露出笑容说：“啊，你们都来啦。”说着，她连忙起身下床迎接我们。
“谭梅，你别下床，还是躺着吧。”黄明芳赶紧制止她道。
“真对不起，你们这么多人，我可实在没办法张罗这么多张椅子让你们坐，来，就坐在床边吧。”谭梅用正常的右手招呼众人说。
“谭梅，我们又不是外人，你别客气啥，我这人就喜欢站着。”金老板一边说着，一边在房间里踱了几步。
“明芳、丽媚、秋菊、雪真、凡娟、玉华，坐在我的床上吧。”谭梅又对几个女同学招呼说。
这个谭梅中等身材，她的身子比较单薄、纤弱，生着一张瓜子型的脸儿，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像一对闪亮的墨玉，那目光是那样的纯洁、真挚、清新、无邪，她梳着一对不长不短的辫子，那棕褐色的头发有些自然的卷曲，就像烫过发似的。今天，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病人服，左手臂用杉木皮固定住，用绷带挂在胸前。
“你的手怎么样啦？”人们不约而同地问起她的伤势来。
“我是左手臂桡骨下端轻度骨折，没什么大问题，过些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再继续治疗。”
“你是怎么受伤的呀？”徐雪真又发问。
“唉呀，我真是倒霉透顶，本来，解放军同志已帮我们扎好了带子，我也是手抓着带子爬下来的，可是，谁会想到偏偏跳下时没站稳，竟跌倒了，我用左手掌撑了一下水泥地，结果就发生了骨折，我的运气太坏了，实在太坏了……”谭梅说着，就有些鼻子发酸了。
“我们几个刚刚是到交际处看火场的，一听说你受伤了，就赶紧跑来看你，所以，两手空空，也没带什么东西慰问你，真抱歉。”我道。
“唉呀，抱歉什么呀，咱们同学、战友之间客气什么呀，你们来探望我，我心里头就十分高兴了。”谭梅接着又说，“这房间里住的有好几个是我们八?二九联司的战友，她们不是手骨折了，就是脚骨折了。”
大伙儿都往其他病床张望了一下，我也认得那一张张脸孔都是我们八?二九的人，只是我同她们并不熟悉，倒是那个“锅边糊”金从栋以及韩继明、许丽娟跟谭梅邻床的一个新大女同学搭话起来，她也是手前臂骨折的。
我们攀谈了一阵子，病房外走进来一个40多岁年纪的干部模样的女人，她右手拎着一只装满水果、饼干等物的网兜。
谭梅一看见她，脸上露出笑容道：“妈，你来啦。”
坐在床边的那几个女同学一听见谭梅的母亲来了，纷纷站立起来，有礼貌地招呼说：“伯母！”
谭梅向她母亲介绍道：“妈，这些都是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同学，他们都来看我。”
谭梅的母亲微笑地向大家点头示意说：“哦，你们坐吧，别站着。”
可是，谁也没有再坐下，大约因为她母亲来的缘故，大伙儿都变得拘谨起来，不再像刚才那样随便谈吐了。过了会儿，我们向谭梅告辞了，我道：“谭梅，你现在的事情就是养好伤，别的事情都不用管，我们有空会再来探望你的，我们走了，时间不早了。”
“谭梅，你要好好养伤啊，祝你早日恢复健康！”众人异口同声地说。
后来，我们就告辞了，谭梅的母亲代表谭梅送我们到房门外，她致谢道：“谢谢同学们，大家走好啊！”
“伯母，不要送了，请回！”
现在再把话题转到“武汉事件”上。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一行人乘专机回到北京。本来，总理的座机比谢、王专机晚起飞半个小时，但林彪、江青为了制造声势，却让总理坐的飞机提前降落，要总理也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此外，到机场迎接的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当谢、王专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迎候在机场的三军指战员和数万名群众群情激昂，喊声雷动。
谢富治一边挥动着手臂，一边从高高的舷梯上走下来，而王力则被扶着一拐一拐地下了飞机，他胳膊上吊了绷带。周总理以及中央文革一班人迎上前去，他们热烈地拥抱着，然后，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以及吴法宪、邱会作、关锋等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同机场上的数万名群众见面——这种排式礼以前是从未有过，大概也是一大发明吧。
当晚，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在京成员出席了会议，听取了谢富治的汇报。在谢富治汇报后，林彪讲话说：“七?二０事件，是一场反革命暴乱。处理这场反革命事件，在部署上分两步走：第一步，用中央的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看他们是否执行中央的命令，如果他们抗拒，不来，说明他们有问题。第二步，起草一份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林彪的决定，把周恩来原来处理“七?二０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
散会后，林彪仍不放心，他又给戚本禹打电话道：“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研究，然后再报请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第二天，关锋曾对王力私下议论说：“林彪之所以要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不是为了欢迎你们回京，而是为了毛主席被迫离开武汉。”诚然，应该承认对这个问题，关锋还是看得比较透彻的，说得也一针见血。
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对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游行），声讨七?二０武汉事件。
23日凌晨3点，陈、钟他们收到了林彪以中央名义调他们进京开会的电报。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3次播放谢富治和王力“胜利回京”的消息。同日，首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同时报导了这一消息并刊登了中央首长迎接他们的照片。
林彪调兵遣将，水上调来了东海舰队，陆上调来10个师，团团包围了武汉，那些野战军部队在郊区埋伏4天4夜，于23日陆续地进入军事要地和重点保卫的地区。这些部队在潜伏待命期间，正值武汉酷暑，数万名在野外暴晒雨淋，四天四夜未吃过新鲜饭食（吃干粮），4天4夜未洗澡更衣。
同日，刘丰从吴法宪那里听到消息，马上打电话给张昭剑说：“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七?二０’是林彪派邱会作来处理的，武汉军区有鬼！”
张昭剑听了这话，立即说：“我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
在张昭剑的鼓动下，叶明、孔庆德被赶出二十九师，甚至，叶明还险些儿被愤怒的士兵打死。
八一九九部队和武汉空军同时表态，坚决支持三钢三新，武汉局势急转直下。
同一天，二十九师张师长亲率两卡车士兵护送陈、钟去机场，一路上，“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声讨王力的游行队伍依旧像长江的流水一样连绵不断，独立师的士兵们也佩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怒气冲冲地高喊着：“打倒王力！”
陈、钟一行人顺利抵达机场，接着，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和其他进京开会的人也陆续到达，共15人。刘丰在进进出出地发号施令着，他规定他们不准离开屋子，并且召集那些秘书、保卫干事开会，要他们划清界限，陈、钟他们实际上等于被软禁起来了。
在电台广播了谢、王返京消息后，北京、上海、哈尔滨、太原、呼和浩特、西宁、天津、兰州、南京、郑州、南昌、长沙等地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组织，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欢呼谢、王返京，声援武汉地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
24日凌晨3点多钟，刘丰、陈再道、钟汉华等人飞抵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周恩来特地交代宾馆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严守纪律，注意保密。”
为了保护陈、钟他们，周恩来还下令给京西宾馆增派了警卫部队。
刘丰一到北京，吴法宪就找到刘丰，煽动他说：“你们这次要旗帜鲜明，狠斗他们！”
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七千余人突破了京西宾馆门外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叫嚷着：“找陈再道辩论去！”
周恩来闻讯后，即刻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傅崇碧同志，你马上要赶到京西宾馆现场，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傅崇碧他们采取了应急措施，让陈再道等人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停悬在九层与八层之间，熄了灯，并叮嘱陈再道他们说：“你们只有听到我们给的讯号，才能出来，明白吗？”
“明白。”陈再道点点头。
傅崇碧将陈再道等人藏好之后，就打电话给周恩来，向他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听罢，问说：“这样保不保险，有没有办法叫造反派退去？”
“造反派不听我的话，我没有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傅崇碧回答。
于是，周恩来找到谢富治，声色俱厉地对他说：“你要去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负责保证陈、钟他们的安全。这件事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这天上午，周恩来还分别给吴法宪和戚本禹打电话，要他们分头做三军演出派和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不要冲击京西宾馆，周恩来也十分严肃地对戚本禹道：“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
戚本禹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总理的指示不好办！”
不过，他和谢富治还是驱车前往京西宾馆，对那些文艺口造反派做了工作，不久，文艺口造反派就撤走了。
以后，吴法宪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总理，我接到你的电话后，找了三军革命派的头头做了工作，但他们不同意，反而提出要求把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交给他们批斗，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这件事我不管了，陈、钟他们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周恩来异常生气地把话筒摔下了。
当文艺口造反派才从京西宾馆撤走，三军演出派就立即包围了京西宾馆，正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那些三军演出派在京西宾馆外边示威游行，不断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
当林办秘书向林彪、叶群报告说：“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等人到京西宾馆后，许多穿军装的人在京西宾馆外边结队示威，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
叶群当即道：“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应当支持。”
而城府很深的林彪却默不作声，他又划着了一根火柴……
当晚，叶群拉了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等，让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绕着京西宾馆四周的街道转了一圈，表示对“老三军”的支持。
24日下午，首都揪刘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揪斗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30余万群众参加集会游行，一千五百多单位加入揪刘总站，中央文革派人来到揪刘战地向绝食群众表示慰问并劝复食。
晚上，中央文革根据林彪的“第二步骤”，开会研究关于“七?二０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这次会议还决定7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和出席大会的人员名单。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林彪。
次日，康生告诉王力说：“我已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开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虽然这时候人还在上海，但他对武汉问题一直很关心，每天他都工作10个小时以上，批阅着大量文件。25日，他亲自为武汉问题拟了复电。全文如下：
林、周、文革小组：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
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以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
四、要做左派工作，不要乘机报复。
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还说：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25日下午3时，距天安门前百万人欢迎大会开会时间只差两个小时时间了，突然林彪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利多。”
“林副主席的意见十分英明，请林副主席一定参加。”江青当即欣然表示道。
“为了壮大声势，应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同志等人也参加大会，而住在西山的那一位［指叶剑英——笔者注］就可以不参加了。”关锋也建议说。
“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林彪赞扬道。
这天下午，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口号震天，原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大会，如今改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声援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其实，天安门广场是容纳不下一百万人的，这只不过是百万号称罢了，以壮大声势。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李富春、江青等人以及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出席了这次大会。
在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说：“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就是，就是。”王力连连点头。
在谈话过程中，王力流露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F军区很不满意的态度，蒯大富又问他道：“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有的听，有的不听！”
林彪也对身旁的江青等人说：“物极必反，这一行动一定会使右派很快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从前我们要作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作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江青莞尔一笑，回身向石栏边上的几个戴着“井岗山”袖标的学生招了招手，那几个人便召之即来，为首的一个穿着蓝衣蓝裤、长方脸、面孔微凹、戴着学生眼镜的便是蒯大富。
江青微笑地向林彪介绍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蒯司令。”
林彪高兴地同蒯大富以及其他几位清华学生一一握手。
机灵的蒯大富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只“井岗山”袖章给林彪戴上了，那几个清华学生兴奋地鼓起掌来，蒯大富激动万分地说：“林副统帅，井岗山战士站在您的周围，永远做您的忠诚的卫士。”
林彪听了这话，又一次紧握蒯大富的手道：“我很喜欢‘井岗山’，这场文化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内战，全面内战。搞不好，我和你们重上井岗山打游击，再用二十八年打个新中国。”
顿时，蒯大富甚感紧张，忙问：“林副主席，目前形势果真这样严重吗？”
林彪笑道：“从最坏的地方想嘛，现在是夺资产阶级司令部军权，这是最后的决战。你是学生领袖，将来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做。”
蒯大富受宠若惊，他自觉身上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暗地下决心不辱这“神圣的使命”。蒯大富是一个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人，他善于观颜察色、心领神会，就像宋玉一样善辨风向，他十分留意观察林彪在大会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注意到林彪当大会喊“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等口号时也都举了手。
当大会开完后，林彪先乘电梯下去了。江青在电梯门口叫住蒯大富道：“你知道这个大会是谁让开的？是主席。主席在上海，一是同意开这个欢迎大会，二是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我前两天的讲话你看了吗？”
蒯大富点了点头，江青又说：“林副主席提了个‘全面内战’，我提了个‘文攻武卫’，你回去召开个会，传达一下精神。”
“是，是。”蒯大富连连称是。
江青见他那副必恭必敬的模样，笑道：“你蒯司令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让林副主席的话吓住了？不要紧，只要按照我的‘文攻武卫’去做，就上不了井岗山，天安门还是我们的。”
说罢，她拍拍蒯大富的肩膀，笑着走进了电梯。
同日，武汉三军也举行了浩荡壮观的车队武装游行，声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次日，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岗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江青、王力的指示。在会上，蒯大富等人分析了形势，他们认为林彪选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人多势众，“七?二０武汉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都要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障碍。
蒯大富总结道：“下阶段运动中心就是要开始冲击军队，解决军队问题。”
为了要迎接“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清华井岗山成立了庞大的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向全国各地派出四十多个“联络站”和“记者站”，勾结当地坏头头，挑动武斗，疯狂冲击各大军区。
26日，武汉军区改组，曾思玉任司令员。亲自批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云：（一）王任重和陈再道是七?二０叛变事件的罪魁，一切受蒙蔽的干部和群众要迅速猛醒，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二）对武汉军区支左工作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将迅速作公开检讨，并坚决彻底改正，作好“三支”、“两军”工作。（三）立即为“工总”平反，向曾被扣留的造反派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坚决支持工总革命行动，并帮助它恢复、发展、壮大队伍。（四）坚决支持三钢、三新等坚强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同日下午，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几台吊扇发疯似地旋转着，但空间里依旧是热气、烟气腾腾，气氛十分闷热、沉重。这次会议名为讨论武汉问题，而实际上是一次斗争会，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站着，如同受审一般。
会议开始，首先是谢富治发言，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他慷慨陈词道：“七?二０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反，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也发言说：“陈再道是武汉七?二０反革命集团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在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请你讲主要的。”周恩来打断他的话道。
可是，吴法宪依旧滔滔不绝地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要追究。”
“这个话我讲过，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徐向前见吴法宪竟然说到他的头上来，火冒三丈，愤然而起辩驳道，说完，他写张纸条递给周恩来，拂袖而去。陈毅和谭震林在会上也没有发言，中途也相继退出会场。
陈再道来北京后，便知道了事态的严重，在批斗会上，他不住地说：“搞错了，完全搞错了。”
“啪！”地一声，江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喝道：“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交代你的罪行！”
“错了，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错的。”陈再道又申辩说，“我没搞兵变，如果我要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未等他说完，吴法宪便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了过来，抓扯陈、钟等5人的领章、帽徽，吴法宪甚至赤膊上阵，亲自动手打了陈再道两记耳光，大声吼道：“你反革命，反革命！和我们不共戴天！深仇大恨！”
在会议中间休息时，一些服务人员又对陈、钟等人百般凌辱、拳打脚踢。周恩来在休息室听了秘书周家鼎的报告，生气地道：“真是荒唐！”
他疾步赶来欲加制止，但那伙人已经逃之夭夭。事后，他对那些服务人员苦口婆心地做了思想工作，宣传党的政策。
周恩来又慢慢地走到吴法宪身旁，挨着他坐了下来，问他说：“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又不是红卫兵、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
这时，江青也走到吴法宪的身边，笑着道：“吴司令，你今天表现得不错呀，有造反派的精神，有气魄。”
会议从中午一直开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又接着开，陈再道连续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他已660高龄，身体确实有点难以支撑住，他窥望见康生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心里忖度：康老年事已高，又是中央文革顾问，和他说说，也许能让他们坐下来。于是。陈再道便对康生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毛主席批示还称我为‘同志’……”
未等他说完，康生脸一变，瞪着眼睛训斥他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你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什么同志，里面还有那么一句，‘并要为广大革命群众谅解之后。’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反，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接着，他逐条解释的那份电报，又道，“党里有坏人，军队里也有坏人，张国焘、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人，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煽动部队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中央文革，也是解放军的败类，是解放军的奇耻大辱。”
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本来，毛主席说，“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但是，谢富治等人对毛主席指示阳奉阴违，27日，装在谢口袋里的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上的13个人全部被逮捕了。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下令取消番号、代号，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多年警卫毛主席的部队，也被武装押送到农场。
7月30日，由关锋主持、林杰执笔、陈伯达签发的《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出笼了，声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大方向。”
同日，全国一百多个造反派头头们汇集在清华大学工字厅里开会，那厅里挂着“目前形势分析会”的横幅，两侧张贴着江青“文攻武卫”的指示和“打倒军内走资派”的标语。
大会主持人、东道主蒯大富首先读了林立果署名“红尖兵”的文章，然后发言说：“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揪军内一小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最后的决战。‘七?二０’事件拉开了决战的序幕。我们这个胜利得来不易，千万不能在最后的决战中失利。江青同志讲‘文攻武卫’，我们一定要抓武装，和带枪的刘邓干，没有枪不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会议正进入高潮时，江青派人送来《红旗》第12期社论小样，与会者欣喜若狂地不断高呼：“向江青同志致敬！”
参加会议的各省造反派大头头们，有的只住一宿，便赶回自己的省市布置任务，就这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新高潮。
22日夜，省革造会在五一路广场召开了《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大会通过了给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及武汉革命造反派的电报，并故作姿态地宣布了立即制止武斗的通令，会后，10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向所谓武老谭示威，向所谓M省谭王八示威。
23日，前线部队三军也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武装示威游行——这是不可免的表态性行动，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
下午，本来我们八?二九联司、省工联司、省农联司、省机联司、市工人八?二九联司、市机革等组织原定在五一路广场召开七?二０反迫害控诉大会，因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回京的报道，大会不得不改了内容，也欢呼谢富治、王力返京、声援起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联总也第一次参加了八派的集会。
当然，各组织代表在发言中，仍是怀着满腔的愤怒控诉了省革造会一些决策者煽动受蒙蔽群众血腥镇压我八?二九、省工战士，火烧交际处大楼，残酷殴打、惨杀中国人民解放军，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七?二０交际处事件的罪恶事实。为了顺应运动的潮流，与会者也举手喊了“打倒陈再道”等口号，但是，更多的口号是“绞死吕振玉！”、“绞死石克发！”，人们把心中的怒火都一股脑儿地发泄到吕振玉、石克发这些军内造反派的头上。
围绕着七?二０交际处事件，两派还是争执不休着。23日，思想兵总部发表了《关于“七?二０”交际处事件严正声明》，曰：
一、“七?二０”事件完全是M省谭王八以及军管会中某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一手策划，由八?二九铁军之流及叛徒廖知天挑起的严重武斗事件。
二、“七?二０”纵火烧楼是M省谭王八、廖知天以及八?二九联司中某些人预谋策划的国会纵火案。
三、省军管会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七?二０”事件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四、在“七?二０”事件以后，军管会中某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四处造谣污蔑，恶意中伤我总部。
五、“七?二０”事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继‘1.26’事件后M省谭王八配合刘少奇的假检讨，真反扑，配合武汉地区的反革命兵变而掀起的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一起严重事件。
就“七?二０”交际处事件的问题，23日下午，F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子昆、省军管会副主任、F军区副参谋长石南楚，同思想兵总部的潘大昌、徐季（师院分部）、田雨春、林玉梅（附中红九?二）等人，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场的还有军报记者王益云等人。
甘子昆副司令员个子矮矮壮壮的，立如松，蹲似钟，他的头是海军头，理得短短的，头发黑白掺半，皮肤是黧黑、粗糙的，就像风吹日晒的农民的皮肤一样。那张长期戎马生涯刻划的一道道深深皱纹的脸庞很有一种将军的威严，眉毛粗粗浓浓的，一双圆彪彪的环眼射出了严峻的令人畏葸的目光。
他见到那几个思想兵头头，就说：“等你们两个钟头了。”
那个新闽大头头田雨春是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他激动异常地道：“师院‘红旗’五个战士在交际处门口被八?二九拉去打，后来武工队前往支援，也被抓进去，黄朝晖赤膊上阵……”
接着，潘大昌也冲动地大声嚷起来：“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殴打、绑架我战士的严重事件，发生在军管会旁边，严重地践踏十六条，八?二九居高临下，我们被打伤了五百多人，你们可以到我们卫生室、各医院去看看，我们希望八?二九能把我们的战友放出来，承认错误，但你们说不了解，不解决，第二天就发生了这个事件，你们部队参加武斗，你们部队同志把军装借给八?二九造成了一片混乱。”
“你们抓到没有？”甘副司令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抓到了。”潘大昌道。
“一个连指导员说这不是原则问题。”徐季也开口说。
以后，潘大昌又愤愤不平地道：“火烧起来后，我们组织队伍全力以赴救火，不管哪一派，谁放的火都要抓。但是，我们去救火，你们来抓人。事情发生后，我们受伤五百多人，重伤八十多人。……你们部队一个同志怎样死的你知道吗？”
“不懂，是不是武斗打死的？”甘副司令瞅了他一眼。
“自己跳楼下来死的，你们还制造假象，有胆量就把三、四层都开放，让群众看看，从6.25以来一系列事件，把你们堂堂皇皇的词句，什么大方向，通通砸烂了，你们的大方向就是镇压造反派！”潘大昌盛气凌人地拍着桌子，连茶几上的杯子也跟着“跳舞”起来。“这是个立场问题！”
田雨春也火气冲天地道：“一小撮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准备让你们抓！”
甘副司令微微笑了一下，说：“我们不要。”
潘大昌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不怀好意地道：“我看，你们抓不了我们这一小撮，那些想抓一小撮的人，其结果被一小撮抓了，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抓你们一小撮。”甘副司令回答说“那么你们为什么宣传车在街上大喊抓一小撮？我们的战士发表不同意见，解放军就打，就揍，谁给他们这个权利？到处乱造谣！老实说，革命造反派能打下去，1.26就打下去了。“潘大昌又是声色俱厉地嚷道。
“你说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放火？”田雨春也紧绷着脸指责说。
“你们不要强加于人。”甘副司令有些发火了。
可是，田雨春根本不加理会，依旧涨红了脸激动地道：“军管会广播代表不代表军管会意见？”
甘副司令语气稍缓和一些说：“今天我们找你们来谈，你们把问题讲完，慢慢来，不要急，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不要一个问，一个答。”
“不行，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田雨春态度强硬地道。
“你们应该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军管会的广播代表不代表军区意见？”潘大昌也硬逼着他们回答问题，他又手指着石南楚说，“你是军管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宣传稿代表不代表军管会？”
可是，石副参谋长却不吭声，田雨春又嚷起来：“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甘副司令有些支吾地说：“我怎么回答，我们不要在枝节上谈……”
甘副司令的秘书也启齿道：“我们的广播没有提‘思想兵总部一小撮’……”
“怎么没有，我们都记下来了。”田雨春又嚷起来。
徐季也道：“纵火之后，你们下结论，到处造谣说‘思想兵一小撮纵火犯’，这是你们军管会下的结论，思想兵中有一小撮，那现在一小撮基本上都在这里，可以解决了吧！你们要多方调查，甘副司令不是军管会的，可能不清楚。”
石副参谋长怀有疑问地说：“我们的广播有没有讲哪一方放的火？”
那伙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有，‘思想兵一小撮放火’。”
“记录还是录音了没有？”石南楚又追问。
“车号记起来了，街上群众都听到。”田雨春道。
“找你们来谈，是为我省的文化革命能进一步顺利地进行，前一阶段我们和你们的关系搞得不错嘛，现在又有一点裂痕，我们希望很好地谈谈，你们是造反派，我们解放军是不是造反派？”甘副司令又开导他们说。
“把我们被抓的人统统放出来！”潘大昌依旧是钻子上绑针婆——尖上加尖。
“可以，统统放出来。”甘副司令点头说。
“好，记下来。”潘大昌不愧是一个谈判高手，他像老鹰一样不放过任何捕获到的东西。
“记下来。”甘副司令到底是军人，也喜欢干脆。
“既然你们对纵火事件毫无结论，那么，你们必须立即停止造谣中伤、歪曲事实的广播。”潘大昌又在得寸进尺，企图进一步扩大谈判战果。
“交际处一楼至四楼都开起来，谁爱看，谁就去看。”甘副司令又说。
“解放军不能在那里造谣。”田雨春也插了一句。
“通通撤走。”甘副司令显得像苏打饼干一样干脆。
“你们在没有结论之前，不准发表攻击我思想兵总部的宣传。”潘大昌很有磨劲。
“好，一点也不发表。”甘副司令表示同意。
“我们有证据和二十多个伤员口供证明是廖知天、八?二九放的火。”田雨春也在叫嚷着。
“双方的伤员都要治疗，不管在哪里，都要保证伤员的治疗，老保去抢我们伤员，简直惨无人道，你们必须切实保证我们伤员的治疗。”潘大昌又说。
“很好。”甘副司令表示赞同道，“这回你们来，我们是本着关心爱护你们思想红卫兵的，不要把事态扩大，这是从政治上爱护你们，包括你潘大昌。”
潘大昌仍有一肚子的气未泄，又说：“我们提的意见你们不听，可以保留。这次正当刘少奇抛出七?九假检查，进行反攻倒算时，我思想红卫兵等九大总部要掀起大批判的时候，出现了这个事件，干扰了我们的斗争大方向，你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开大会批判刘少奇，你们为什么不支持，不参加？”
“你们在那里抓谭王八，叫我们怎么参加？喊口号，手怎么举起来？”石副参谋长道。
“你为什么那么怕叫谭王八？”潘大昌质问说。
徐季也愤愤地道：“当我们知道刘少奇抛出假检查时，我们立即行动游行开大会，三请军管会，你们都不去。昨天我们开会游行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结果你们今天为什么也游行？”
“你们把计划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支持你们。”甘副司令看了下表说，“现在已经六点了，咱们吃饭去，我们今天算不算内部谈问题，一家人就不要把这些往街上公布。”
田雨春又开口道：“你们对我们要与八?二九一样支持，一视同仁，这样我省的文化大革命就会顺利地进行。”
“对，要一视同仁，”甘副司令点点头站起来，又说，“走，咱们一起到饭厅吃晚饭。”
于是，他们便起身，走到饭厅吃饭去了。
在饭桌上，甘副司令又道，“大家说我是思想兵的后台老板，你们说我不支持你们。”
潘大昌似信非信地看了他一眼，追问说：“你是不是思想兵的后台老板呢？”
“是，我就当思想兵的后台老板，当造反派的后台老板还不好？”甘副司令说着，自己就笑起来了。
23日晚上，我想找师院干到底的王元逸，交换一下彼此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商谈应变的措施。可是，干到底公社的队部被井岗山干到底一伙人强行接管了，上哪儿去找他呢？
我找到了林郁老师的家，他的家在物理系里头，我曾经去过一回。我在他家房门外面叫道：“林郁老师。”
房间里有了声响，房门打开了，开门的正是林郁老师，他一看见是我，即露出笑容道：“是你呀，李晟，进来坐，进来坐。”
我走进了房间，他又说：“我们正想找你咧，你就来了。”
“我想找王元逸，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们几个现在都在刘文非老师的家里，我也正准备上他那儿去，我带你走，你先坐会儿。”他说着，随手从床架上抓起一件衬衣套在身上。
“好的。”我有口无心，仍站着等他穿好衣服和鞋子。
接着，我俩就离开了他的宿舍，一道前往刘文非老师的家。
刘文非老师的家在艺术系附近的山上。这个刘文非老师是一位马来西亚归侨，1955年他毕生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海外亲人催他回去继承父业，但他却选择了为祖国服务的道路。1958年，他调到东南师院任教。60年代初，他主持一个科研小组，研制成功“三米光栅摄谱仪”。这台自行设计、制作安装的精密光谱仪器，可用于研究原子、分子结构和光谱定性、定量分析，曾在全国工业展览会上获得较高评价，《光明日报》作过专题报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者、能人，他也卷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旋涡中去，成了师院干到底公社的一个坚定分子，他的家也成了干到底公社的活动地点。
我们来到了刘文非老师的家，在他那间面积有10来平方米的房间里挤满了许多人，除了徐绍英以外，干到底的中坚分子多聚集在这儿，有王元逸、黄宏、赵云鹏、蔡炳章老师、物理系的牛西楚老师、许商老师等人。大约，刘文非老师担心外面的人会看见他房间里有这么多人，他只开了一盏台灯，使得房间里的光线很暗。我环视打量着房间里的陈设，在那书架上摆满了一排排大部头书本，就是在书桌上也置放着一大堆外文书籍和资料。
这时候，刘文非老师为我俩张罗了二张椅子，我们便坐了下来。
刘老师待人也很热情，他递给我一把扇子说：“扇扇吧，这天气怪热的。”
“好，谢谢。”虽然我随身带了一把合扇，但是，我还是接过了这把大蒲叶扇子扇起来。
“李晟，你来得正是时候，不然，我还想什么时候去找你。”坐在近处的王元逸对我道。
“我也是特地来找你的。”我一边用力地扇着扇子，一边说。
“你们学校的情况怎么样？”王元逸又问我道。
“我们学校的情况也不妙啊，覆巢之下，复有完卵？我们附中新革会看来也要被他们赶出学校了，这只是时间迟与早的问题。”我回答说，接着也问，“你们师院干到底现在怎么样呀？听说，井岗山一伙人强行接管了干到底公社，是么？”
“什么接管，他妈的，吕钦平一伙混蛋，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们妄想用武力压服我们是永远办不到的！我们八?二九干到底人是永远也不会屈服的！”黄宏激动地大声道。
“现在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我们必须考虑做战略性的转移，转入地下斗争。我们干到底公社问题更多一点，我们学生多是些外地人，一离开学校就没个去处，不过，我们的老师、干部都很好，他们是顶支持我们的。”王元逸也开口说。
“我们干到底公社有个好，就是人很团结，‘人心齐，泰山移’，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蔡炳章老师也打开话匣子道。
“是的，现在应该要考虑转入地下斗争，我们新革会也打算明天开个会，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及早做好各种准备，免得等下事情一旦来临措手不及。”我表示赞同说。
“不仅是你们附中新革会，现在，还要选择个地方，作为南区指挥部的秘密联络点，不然，倘若各个学校的八?二九都被赶出校门，像鸟群一样四方逃散，我们又该如何联络、召集人员呢？”王元逸瞅了我一眼又道。
“是啊，古语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应该多布置几条后路才好。”另一个戴眼镜的许商老师也说。
“李晟，你明天下午有空吗？咱们一起去查看一下地方，看看合适不合适做为指挥部的联络点。”王元逸又对我道。
“好的，明天下午几点、在哪个地方碰头？”我答问。
“这样吧，明天下午3点，在省财贸学校大门口碰头，好吗？”王元逸又说。
“一言为定，不见不散。”
24日上午，我们新革会勤务组开了一个会，在会上我说：“昨晚上我和师院干到底公社的几位同志谈了话。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极端严重、险峻的，可以说我们新革会从成立以来，现在的处境是最为艰难险恶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到最坏的估计、最坏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师院干到底公社前几天被井岗山干到底一伙人强行接管了队部，他们现在已经被迫转入了地下斗争。古语曰，‘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我们附中也是思想兵的大本营，那些九?一五、红九?二的人现在已经丧失了理性，他们连交际处大楼也敢放火烧了，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呀？我们必须丢掉任何幻想，准备战斗，要做好被他们赶出学校的思想准备，我们要把所有材料、纸张、印刷机等财物统统转移到外面去，坚壁清野，看来，我们很快也要转入地下斗争了。”
“我赞同李晟的意见，F市出了个七?二０火烧交际处事件，而武汉也出了个七?二０事件，形势对我们愈来愈不利，九?一五那伙人像红了眼睛、发了疯的野兽一样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他们肯定要拿我们新革会开刀的，我们是应该要考虑转入地下斗争的问题。”刘友礼也发言道。
我又对石达志说：“‘海南岛’，你们《红造反》的队部里也藏了不少东西，就跟《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的秘密山洞差不多，由你负责把那些纸张等统统坚壁清野，暂时都先藏到你家里去，怎么样？”
“好，是要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不然，都要被那些九?一五、红九?二的人抢走。”石达志点头应诺。
“进仕，你家也在那一带，你也帮忙‘海南岛’搬东西，还有齐绍，你原来是《红造反》的，你也帮助‘海南岛’搬，如果人手还不够，等下我再叫余鸣生几个人帮助你们搬，你们要在中午或者傍晚没什么人的时候再搬，尽量不要让九?一五和红九?二的人发现。”我又叮嘱道。
“放心好了，我们知道。”肖进仕也说。
“还有这新革会队部里的东西也要分散转移到几个同学家里去，我家里可以藏一点，还有谁的家里可以藏一点呀？”接着，我转过脸对谢凡娟道，“凡娟，你去把明仪叫过来。”
当谢凡娟起身去叫人的时候，许晓光自告奋勇地说：“我家里也可以藏一些纸张，我家里有一间空房间，以后可以作为我们地下活动场所。”
我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晓光的家里也先藏一些东西，晓光，我哪天再到你家里去看一看，参观参观你的房间。”
“我那小房间在顶层三楼上，没什么人来打扰，比较安全，边上还有一个阳台，你去看看就知道了，环境是不错的。”许晓光又介绍说。
这当儿，黄明芳和谢凡娟一起走过来了，黄明芳问我道：“李晟，找我有何贵干？”
“你请坐，坐下谈。”我说。
于是，黄明芳挤在林玉华的旁边坐了下来。我对她道：“这几天，九?一五可能要来抄我们的队部，我们要坚壁清野，我们材料组的所有材料统统都转移到你家里去，好吗？”
“好的，这没问题。”她不加思索地点头答应了。黄明芳的家是自己的房子，离学校不太远，地点比较好，而黄明芳又是我们新革会的坚定分子，为人可靠，所以，把东西藏在她家里是比较适宜的。
“还有一些纸张、油印机等东西也藏到你家里去，好吗？”我又问。
“可以呀。”她又点点头。
以后，我又对肖进仕说：“进仕，那颗校印还是由你保管好。”自从军宣队和学校各组织委托我们新革会保管校印以来，那颗校印一直在我们的手里，不过，除了学校教职员工发工资、取款需要盖章外，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掌有印把子，却没有一点点的权力，如今，连我们组织的生存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快要在学校无立锥之地了。
“嗯，”肖进仕点点头，又无不忧虑地道，“看样子，这颗印迟早要被九?一五的人抢走掉，我建议，乘这颗印暂时还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印一些白条藏起来，说不定将来还有啥用处咧。”
“这个可以考虑。”我点头表示赞同。
会后，我们雷厉风行地开始了坚壁清野工作。
下午3时，我准时来到了省财贸学校门口。王元逸也来了，他一看见我，就伸出手来说：“你来啦。”
我们握了一下手，我也问道：“你来多久了？”
“刚刚来，走，房子在三叉街那一边。”他说着，我们就一起朝三叉街方向走去。
不久，我们就来到三叉街再下去一点的一间旧木房，这是干到底公社一位本地大学生的家，王元逸把他叫唤了出来，接着，那位同学就带我们进了屋子。
那房子十分破旧，外表就是歪歪斜斜、摇摇欲坠的样子，里面也是矮矮暗暗的，地板坏损得很厉害，踩在上面会发出“吱吱吱”老鼠般的叫声，不过，那房间还是比较多间的，有一条阴暗的深深的过道一直伸向里处。
那位同学领我们看了几个房间，他家的人口大概也是比较多的，几个房间都打了床铺或者有人在，随便看了一下之后，他就领我们在最外面的客堂里坐下，还为我们倒了茶水。
王元逸问我说：“李晟，你看，怎么样？”
对这房子做联络站我是不太满意的，只是当着房主人的面我不便多说什么，只道：“这房子太远了一点，交通不方便，我们最好还是在市区内选一个点，这样，联络各校也方便点。”
“是啊，这房子还可以，只是地处郊区，稍嫌太远了一点。”王元逸抽起一支烟说。
“这里远是远了一点，不过，地点比较安全，这里住的都是自己人。”那房主人道。
“我看，咱们还是多看几个地方，做个比较选择，最后再确定地点吧。”我又说。
“也好，再看看几个地方之后，再说吧。”王元逸也同意我的意见。
以后，我和王元逸离开了那房子。在归去的路上，我对王元逸道：“我把我家的地址开给你，如果今后有什么紧急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上我家来找我，好吗？”
“可以。”他说着，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本袖珍笔记本和一支笔来。
“我家的地址是：中越路32号，很好记，也很好找，在我家的对面有一个饮食店。”
后来，我俩即分手了，王元逸回学校去，我则回家转。
第二天，即25日，我们新革会的财物都坚壁清野了，留在队部里的一架油印机和少量纸张也都藏起来了。我还叫大家都把家庭住址开给我，以便在万一情况紧急的时候联络之用。
上午10点左右，我和肖进仕一道前往省军区找老吕和老梁，军区门口的岗哨打电话到里头去，将老吕和老梁叫了出来。
老吕和老梁看见是我们，热情地同我们握起手来，接着，就把我们带到礼堂里去。
那个偌大的军区礼堂里空空无人，我们几个随便在里头坐了下来，老吕和老梁坐在前一排，我和肖进仕则坐后面一排，就这样谈起话来。
老吕关切地问我们说：“你们附中新革会最近怎么样呀？”
“唉——”我叹息道，“我们像是脱了鳞的黄鱼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挨，你们知道，交际处我们八?二九联司的大楼被他们放火烧了，八?二九师院干到底公社的队部也被他们强占去了，我们学校九?一五那伙人都是些打开脑袋不喊痛的‘英雄好汉’，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呀？！我们八?二九战士的人身安全根本没有保障，看样子，我们新革会就要被他们赶出学校，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
老吕的脸上也笼罩着一片愁云说：“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也同情你们，不过，我们也是爱莫能助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们要转入‘地下斗争’？”老梁侧过身来，两眼睁得大大的，直盯着我们。“那以后我们要找你们，上哪儿去找你们呀？”
“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会来找你们的，就像今天这样。”我回答。
“你们省军区林清副司令的女儿林圆圆，郭建华副参谋长的女儿郭晓东都是我们新革会的人，倘若有啥事情，也可以通过她们跟我们联系。”肖进仕也道。
“哦，可以，我们以后还是要加强联系。”老吕又点点头说。
“今后的形势将会变得更加严峻，但是，我们八?二九人是决不会屈服的，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保卫伟大长城，头可断，血可流，颗颗红心永不变。”我有些激动起来了。
老吕也受了感动，真诚地道：“我们解放军是支持你们八?二九革命小将的，我们的心是紧紧连结在一起的。”
老梁也动感情地说：“我们解放军永远和你们八?二九革命小将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当我们告辞的时候，我们互相又是紧紧地热烈地握着手。
25日下午，北京开了百万人集会，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返京，林彪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这次集会。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致使全国的形势发生剧变，正如林彪所估计的那样，“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到处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恶风黑浪。
我们M省的形势也急转直下，省革造会一派人利令智昏、得意忘形，他们马上接过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提出了“打倒朱仲武！改组军管会！炮轰叶浩明！”等口号，战争升级了。
25日晚上，九?一五东野陈希琪、阿三一伙人乘我们队部无人的时候，抄砸了我们新革会队部。那门上的锁被他们撬开了，就像电影里见到的国民党匪兵抄家一样，我们的队部被他们搞得一片狼藉，所有的橱子、柜子都被打开了，他们甚至把仇恨都发泄到椅子、桌子上头，那些椅子、桌子也被他们掀倒在地，还要再踩上一脚，留下了一个个肮脏的鞋印，碎纸、传单等物满地上都是，他们还在墙壁上用蓝色墨汁涂写着歪歪斜斜的标语，如：“勒令叭儿狗新革会立即滚出学校！”、“叭儿狗新革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坚决砸烂叭儿狗、保皇狗的狗头！”……标语署名均是“东野”。
我们在26日早上来到学校的时候，目睹的就是这一些乱七八糟的景象，幸亏我们有先见之明，东西我们都转移了，留在队部里的一架油印机和少量纸张也藏在很隐蔽的地方，未被他们发现，不然，肯定要被他们抢走的。
“他妈的，陈希琪这王八蛋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你们莫高兴得太早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原来也是东野的薛刚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凡是作恶者，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正如一句谚语所说，‘谁拔出胁迫人的刀，他自己就必死于刀下。’”我义愤填膺地道。
“幸好我们的东西都及时地转移走了，不然，肯定要被东野那班强盗统统抢走的。”黄明芳也在一旁说。
“看样子，我们在学校里是呆不下去了，九?一五东野他们肯定还会再来捣乱的，我们还是撤出学校为上策。”刘友礼建议道。
“看来，也只好如此了，我们总不能拿鸡蛋碰石头，还是先退出学校再说。”我表示赞同。
“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怎么联系，怎么活动呢？”林玉华提出了问题。
“先撤出学校再说，至于今后如何活动，再商量吧，反正，我这儿都有你们的地址，会跟你们联系上的。”我道。
以后，我们准备撤离队部，我叫徐雪真帮助黄明仪，把藏在队部里的那架油印机和一些纸张也都寄存到黄明芳家里去。
这时，孙维平老师走过来了，他见此情景，问说：“同学们，你们要离开这儿？”
“是啊，维平老师，我们不得不撤离学校，要跟你再见了。”我道。
“你们这些同学都很好，我真舍不得你们离开这儿，这下子这里又寂寞了，只剩下我一个人顾影自怜，连说话的伴儿也没有，孤独，说来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正是‘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可限！’”孙维平老师不禁发起一番感慨来。
“其实，我们也是很喜欢和你做邻居的，我还想同你交换毛主席像章咧，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呆不下去了，那些九?一五的混蛋们要把我们赶出校门去，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还要重新杀回学校的，‘大地乌云掩太阳，一朝消散又重光’。”许晓光的心潮也激起感情的浪花。
孙维平老师环顾了一下被抄砸得乱七八糟的房间，又说：“你们还是先避一避的好，那些人是蛮不讲理的，秃子打伞——无法（发）无天，你们别跟他们计较。”
“老师，你自己多保重啊！”我也道，“我们退出学校只是暂时的，我们还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下午，我就跑到许晓光家找许晓光，他看见我来了，就把我拉进房间去，他家的地板洗得很干净，我随俗脱了鞋才走进去。许晓光的母亲在家，她是个家庭妇女，我同她打了招呼，她叫我坐，我就坐了下来。
这时候，许晓光从一只篮子里抓了几把带壳熟花生放在我旁边的茶几上，笑着说：“你尝尝吧，这花生好吃得很。”
“唉，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你拿这一些干吗？”
“你是贵客呀，总得有东西款待，这花生不错，你尝尝就知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他一边夸夸其谈着，一边自己就抓起花生大嚼起来。
我也跟着剥着花生吃了起来，同时，我的眼睛在打量着这房间，这房间面积不大，摆了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就差不多了。
“你家有几间房？”我问。
“有三间，这二楼一间，三楼还有两间，一间我父亲住，另一间小的空着。”
“你说的那空房间就在三楼上面？”
“嗯，是的。”
“走，咱们去看看那空房间。”
于是，许晓光就领着我上了楼梯，来到了三楼那房间。许晓光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我们便走了进去。这房间很小，就跟上海的亭子间差不多大小，那几叠从学校刚运出来的纸张就搁在一张桌子上。
我对他道：“这房间关起门来，躲在里面偷印传单，还是不错的。”
“这角落地方没什么人来往，比较安全。”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活动点，以后有什么传单要印，就在你这儿印。”
“从这楼梯上去，有一个阳台，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此时此际，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叠盖有校印的白条，这是我吩咐肖进仕为防止不测而备的，我留了一半由自己保管，另一半则交给许晓光，我郑重其事地交代他道：“这五十张白条由你来保管，你无论如何千万要存藏妥当，非经我允许，任何一张白条都不得擅自动用。”
“你一百个放心好了，我一定藏得密密的，他们就是来搜，也休想搜到。”许晓光说着，就把白条放进抽屉里去。
“你别马大哈，这白条一定要保存好，没有特殊情况，并且，未经过我的许可，任何一张白条也不得动用，你要切切记住啊！”我又叮嘱道。
接着，我俩就来到了阳台上，这阳台是四方形的，面积大约有十平方米，阳台上空空荡荡的，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不然在这阳台上置些花卉盆景，将增添不少生色。从这阳台上可以望见小巷的道路和远处的田畴，总之，在这阳台上小憩，呼吸新鲜空气，眺望远景是一件令人舒畅、惬意悦目的事情。
以后，我拉许晓光与我作伴，一道前往周国英的家，看看她的家是否适宜做活动点。周国英的家离许晓光的家很近，几分钟就到了。这是一幢广东式的楼房，周国英的家是在中间底层的一排。
“周国英。”我们在门口叫唤着她。
房间里走出了一个矮矮瘦瘦的老头，他一头花白，人瘦得像一棵枯树，一脸打皱的老皮，其貌不扬。只见他用混浊不明的眼睛瞧了我们一眼，用着有浓重异省口音的难听的普通话问说：“你们找谁？”
“这是周国英的家吗？我们找周国英。”我道。
“哦，”那瘦老头点了下头，就朝屋里叫道，“国英，有人找你。”
这时候，周国英才听见唤声走了出来，她看见是我们，露出笑容说：“是你们呀，请进来吧。”而后，她又对那老头道，“他们是我的同学。”
“哦。”那老头又点了下头，也没说什么，就径直转身进屋去了。
周国英对着他的背影，向我们介绍说：“他是我的父亲。”
“噢。”我们点点头。
原来，他就是周国英的父亲——省财贸学校的书记兼校长，一个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真想不到周国英的父亲又矮又瘦，就像一块磨平的旧搓衣板，然而，他的女儿竟是一匹高头大马，壮实得如是一位俄罗斯农妇一般。
周国英将我们领进屋里，一进去就是饭厅，里面摆着一张刚刚油漆不久的大圆桌，那朱红色的桌面光亮得如若一面大铜镜，还嗅得着一股油漆味儿，那凳子也是刚油漆过的，我们坐在上面似乎还有一种粘粘的感觉。周国英忙着要为我们倒茶水，我制止她道：“国英，你别忙了，我们又不是什么客人，坐会儿就走了。”
可是，周国英还是为我们倒了茶水，这位大姐姐说：“天气这么热，喝点水解解渴吧。”
“国英，你家有几间房？”我随口问道。
“连同这饭厅，一共是四间。”
“那你家有几口人呢？”我又问。
“八口人，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姐妹六人。”
“啊，你家兄弟姐妹这么多呀？真像冰糖葫芦一样一大串，那你是排行第几呀？”许晓光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嘿嘿，”周国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是老大，老大姐呗，连你们也叫我周大姐啊，嘿嘿嘿。”
“是啊，你真是名副其实的周大姐，我算服你了。”许晓光笑着说。
“嗯，周大姐，你这幢楼房一共有多少户住家呀？”我又盘问道。
“有二、三十户吧，这里人员是比较杂的，我们是因为没房子，所以才住在这儿的，房间只有几间，挤得要命。”
“我们今天来，一来看看你的家到底在什么地方，二来看看你的家是否适合做活动点。”我说明来意道，“你的家同晓光的家离得顶近的，打个喷嚏就到了，以后，我有什么事情就叫晓光来通知你，你也可以直接上我家来，我家离你这儿也不远，地址是中越路32号，很好记。”
“哦，中越路是很近的。”周国英点了下头，又解释说，“我家人太多了一点，这儿住家情况也很复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做活动点是不太方便的。”
“我知道，反正，我们几个人的家都住在附近，有情况也好互相联系的。”我又道。
我们坐了会儿，即告辞了，周国英把我们送出了门外。就在这时，外面院子里忽然走过来一个人，他对我打招呼道：“啊，是你呀，你来找国英呀？”
我掉过头来一看，原来是革命中学的一个八?二九的教师，前不久在省财校开会时，与他有一面之识。我对他点了点头，说：“你家也住在这里？”
“是啊，我家就在国英家再过去一间房，要不要到我家坐会儿？”
“不啦，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上你家坐。”
所谓革中实际上就是私立的育英中学，那里的人员情况就跟一泓深潭一般是摸不透的，文化大革命的龙卷风无所不至，育英中学也停了课，学生们像鸟群一样散了，几个教师也卷入了社会上的派别纷争。尽管他与我是属于同一派，但我因为不明其人底细，对他不能不怀有一定的戒心，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他又打开话匣子说：“我跟国英是多年的邻居，国英这个人很好，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助人为乐，是个好大姐。”
“看你说的，哪有当面奉承人的。”周国英白了他一眼。
“嘻嘻，实事求是呗，好就是好。”那个革中教师露出笑嘻嘻的样子。
“你们革中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我随便询问说。
“嗨，我们学校一共只有几个人，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他望着我道，“你们学校呢？”
“我们是庄稼过了白露——一天不如一天，我们附中新革会被九?一五他们赶出了学校，现在，要准备转入地下斗争。”
“是啊，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八?二九是非常不利的，他们革造会的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上嘴壳贴天，下嘴壳贴地，简直要想把我们八?二九人一口吞下，胃口大极了。”他也道。
“哼，他们要想一网打尽天下鱼——想得倒美，但是，剑可以征服世界，却征服不了人心，‘一时强弱在于力，万古胜负在于理’。”我又说。
后来，周国英和那个革中教师将我们一直送到了院子外面的大门口。
一天中午，已经12点了，我快要吃午饭了，突然，外面有人叫我。我出去一看，竟是市九中八?二九32111战斗队的一个同学，我认得他这个人（其弟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但我同他并不熟悉。
那同学对我笑了笑，开门见山地说：“徐绍英今天从城里出来了，她叫我来叫你。”
“徐绍英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她正在我的家里，她待会儿就要走了。”
“那你等会儿，我马上穿一下衣服，就跟你一起去，你进来坐一坐吧。”
“不啦。”他依然站在房门外等候着。
我随他去，自己就进屋迅速穿好外衣，然后跟家里人说了一声，便同他一块儿去他家。
这个九中同学名叫吴立国，是个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一位卖冰棒的老头，他每天总在这一带叫卖着冰棒，所以，也可以算是一个“知名人士”吧。吴立国的家也在我家附近，没走多久就到了。
他的家在一幢破陋不堪的小木屋里，我跟在他的后面也走进了屋里，那是一间低矮狭窄的小房间，可是，里面却挤满了人，单是一架单人木板床铺上就挤满了五、六个人，那个徐绍英也紧缩着身子坐在当中。
徐绍英看见我来了，对我打招呼道：“李晟，你来啦。”
“绍英，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刚刚才出来的。”
这时候，吴立国的父亲从别的房间为我张罗了一张凳子来，我一边赶忙接过凳子，一边对他说：“谢谢。”
我拣了个较空的地方坐了下来，这小小的房间里挤了10多人，师院的林郁老师、牛西楚老师也来了，还有十二中八?二九的小廖也在这里（他家也住在附近），除此之外，都是市九中32111的人。
我同林郁老师和牛西楚老师打招呼说：“林郁老师、西楚老师，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不久。”林郁老师微笑着回答。
那个徐绍英自从当上了F司副司令之后，她的地位变了，也成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在七?二０事件发生后，她也成了革造会方面欲捉拿的对象，所以，她此行是秘密的。
此时此刻，徐绍英环视了一下众人，用慢条斯理的腔调说：“今天，南区几个学校的八?二九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就开个小会吧。自从七?二０交际处事件发生后，同时又发生了武汉七?二０事件，我们八?二九联司和F司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F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那些革造会像疯狗咬月亮一般狂妄，他们妄想消灭我们八?二九，我们八?二九在F市的惟一据点——省交际处大楼——被他们放火烧了，现在，我们八?二九联司和F司在F市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各个学校的八?二九分部不是遭砸了，就是被赶出了校门，他们所施行的暴行就跟法西斯一样……”
那个九中32111头头郑大森用着嘶哑的声音插话道：“我们32111战斗队也被我们学校的红九?二、九?一五、海防兵采取联合行动封闭了队部，扫地出门，他们一伙人仗着人多势众，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看来，各个学校的情况都是差不多的，我们附中新革会也被九?一五他们赶出了学校，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我也跟着说。
“是啊，革造会的行动是一致的，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徐绍英又继续道，“我们也必须把我们所有的八?二九力量都组织起来，同舟共济渡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反正，你绍英姐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那个郑大森同徐绍英是很熟的，所以，他毫无顾忌地再三插嘴。
徐绍英用手掌拍了一下坐在她身旁的郑大森膝盖上的腿部，微笑着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今天还是一个人偷偷出城来的，以后也不可能常来，F司那一摊子的事情还要我去做咧，南指的事情主要应该依靠在座的你们去做。今后，南区的八?二九如何开展活动，南指如何搞法，大家可以谈一谈，议一议。李晟，你说说吧。”
她点名点到我的头上来，我只得发言说：“我说就我说，依我看，要搞南指，首先必须要找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不能设在哪个人的家里，不管哪个私人住所多宽敞，这么多人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总是十分不方便的。最好哪个学校八?二九还能够立住脚，指挥部就设在那里，譬如高级中学，那里的情况可能好些，我们应该要跟《鬼见愁》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一时找不到落脚点，只好有什么事情再互相联系了，就像今天这样，主要还是依靠各个学校各自为战，打游击战争，人民战争。”
“李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私人住家是不宜做指挥部的，倘若被革造会的人发现了，他们肯定要来砸的。市高级中学《鬼见愁》同我们几个学校的人来往不太密切，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要跟他们联系联系，我们应该要想方设法把南区所有八派力量都联络起来，譬如市机革、省工、八工、八?二九教工等，能够联络的都尽量联络起来。”林郁老师也道。
“当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以卵击石，不宜公开设据点同他们对着干，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是隐蔽的，就像当年搞地下工作一样，我们应该要讲究革命的策略性。”牛西楚老师也说。
这个牛西楚老师是个华侨，他和他爱人（市九中教师）的家都在印尼，都是当地有名的富豪，然而，他们因为热爱祖国，都投入于祖国的怀抱之中，并献身于崇高的教育事业。牛西楚同刘文非老师一样也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风暴中去，并且，皆成了铁杆八?二九分子。
“你们几位的意见都很好，现在，我们F市两派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特别我们区更是思想兵的巢穴和大本营，我们是应该要讲究策略性的，只有有效地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才能谈得上如何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应该尽快地同我们区所有八派组织都联系上，尤其是我们F司的各校分部，市高中《鬼见愁》人数还是不少的，你们应该要设法同他们联系上，我遇见他们的头头的时候，也会跟他们说一声的……”徐绍英又在滔滔不绝地做着总结性发言。
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风声也越来越紧了。7月30日下午，林玉华、谢凡娟、黄明芳、徐雪真几个女同学突然上我家来，只见她们一个个都神色慌张异常，一进房间，林玉华就对我说：“李晟呀，听说九?一五他们今天晚上要来抓你……”
我听罢心中为之一惊，不过，我很快地就稳定了自己的情绪，随口问道：“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可靠吗？”
“我是偶然听红九?二欧英说的，她也是听九?一五的人说的，说九?一五的人今晚上要准备抓你。我看，不管消息可靠不可靠，你都应该要躲起来避一避。”林玉华告诉我说，她和欧英（她是留级生）以前曾是同班同学，是至交好友。
“是啊，李晟，这几天你应该到什么地方躲一躲，好汉不吃眼前亏呗。”谢凡娟也道。
“他们要是成心抓我总会抓到的，我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我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这几天你不能呆在家里，先避过这个风头再说，那些人心狠手辣，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的，你还是躲一躲吧！”黄明芳也劝我说。
“就是，你今天晚上就不能呆在家里，你有地方去没有？”徐雪真又问我道。
“去处总是有去处的，不过，我还没想好，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
“唉，你还犹豫什么，这几天你一定要到外面避一避，新革会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们大家替你担着。”林玉华又在苦口婆心地劝我。
“就是，新革会的事有我们大家，你还是听我们大家的话，先到外头躲几天再说。”黄明仪又一次劝说我说。
我经不住这些好心肠的女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劝说，终于点头表示同意道：“好吧，我就听你们的，到外面躲几天再说。”
当我刚刚送走了这些女同学之后，我的父母亲就闯到客厅里来，今天正好是星期天休息，他们都在家里，大约他们在隔壁房间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只见我父亲神色紧张地问我说：“是不是革造会的人要来抓你呀？”
“嗯，几个同学来通风报信，不过，不知道这消息确实不确实。”
我母亲毕竟是个妇道人家，她更是惊恐万分地道：“那……那你赶快躲起来呀！”
“躲，又躲到哪里去了呢？”
倒是我父亲虽然也紧张害怕，但还不致力惊慌失措，他马上叫正在家里消夏的我二哥去找我表姐和表姐夫，请他们立刻来我家一趟。没过多会儿功夫，住在附近的我表姐和我表姐夫就忙忙叨叨地赶来了，我父亲向他们说明了情况。
我表姐听罢就说：“那李晟今天晚上就住到我城里家里去，叫子学带你进去，先在那里躲几天再说。”我表姐夫叫刘子学，他在城内父亲处还留有一间房。
“是啊，李晟先到城里躲几天，没事再回来。”我表姐夫也道。
“那你们吃了晚饭就走，反正，稀饭已经煮好了，先随便弄点菜下饭。”我母亲说。
“那你快去准备，别磨磨蹭蹭的。”本是慢性子的我父亲这一下变成了急性子，在一旁催促她道。
我和我表姐夫提早吃了晚饭，然后，我带了牙罐、牙刷、牙膏、毛巾等物，即同我表姐夫一道骑车进城去了。
我表姐夫刘子学是林学院的一位老助教，林学院是八?二九的天下，我表姐夫虽说没有参加什么组织，但是，也是倾向于八?二九的观点的。我表姐夫的父亲刘夏翰是F市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过去常说F市解放前仅有三个烟囱，其中二个是不冒烟的，即乌、白二塔，而只有一个冒烟的烟囱就是发电厂，这家发电厂即是刘家开办的。刘夏翰解放后曾任F市副市长，1957年因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右派，我表姐夫的亲生母亲由于想不通和碍于面子的关系，竟走上了绝路，一家人落了个凄惨的境地，正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遭顶头风。”后来，刘夏翰的右派虽然被摘了帽，但是，被打上烙印的人永远总是留下了火辣辣的印记，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年代里，脱帽右派和右派其实是半斤对八小两，并没有什么区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目前运动竟乱到这般田地，一个大资本家、脱帽“右派”、“牛鬼蛇神”居然比一个革命小将更有人身安全保证，我还要跑到他家里去避难，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呀？老干部、军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甚至工人、农民，所有人都受到了、或者将受到冲击，这场文化大革命注定是一场悲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大灾难和大浩劫。亚里斯多德说：“对于我们所见的那些负荷着不应得的不幸的人们，我们感到怜悯；而当我们看到与我们类似的人遭到不幸时，便产生畏惧之情，但愿类似的不幸不要落在我们的身上。”然而，但愿是没有用的，不幸还是像冰雹似地落到了所有人的头上，只是受害的程度而已。
我表姐夫的家是在城内万瑞坊里，这是一幢典型的旧式的中国四合大院，本来，这幢房都是刘家的，现在前面一半却被一家药厂所占据，后面一半也住进了好几户人家。刘夏翰一家只剩下四间房，他和继室占了一间，三个儿子各占了一间。
我跟在我表姐夫的后面，推着车子，沿着一条长长的甬道走了进去。当我们来到我表姐夫家里时，刘夏翰一家人正围着一张小圆桌在吃晚饭。我表姐夫是长子，其性格也有点像巴金笔下的觉新，我们平时说笑时常叫他为“觉新”，只见他恭恭敬敬地叫道：“爹，姑姑。”接着，他又介绍我说，“这是李晟，洁莹的表弟。”
我也赶紧跟着乱叫说：“伯伯，姑姑。”
刘夏翰一家人看见我们来了，都放下筷子，站立了起来，刘夏翰点点头道：“哦，你们吃饭了吗？”
“来来来，来一块儿吃饭。”我表姐夫的后母也热情地招呼说。
“不用了，我们已经吃过了。”我表姐夫赶忙道。
“李晟，好久不见了，你好吗？”我表姐夫的弟弟刘子云与我是十分熟悉的，他的一双大手紧紧地长久地握住我的手。
“他是附中八?二九的头头，他们学校九?一五兵团的人这几天要抓他，舅舅吩咐我把他送到这里来，让他在这里躲几天。”我表姐夫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
“好啊，就在这里玩几天，让他住在你的房间里吧。”刘夏翰又点点头道。
“李晟，这太好了，你住在我这里，有我给你做伴。”刘子云显得很兴奋。
我们寒喧了几句话之后，接着，我表姐夫就带我到他的房间去看看，他的继母和刘子云也接踵而至，他的继母在帮忙收拾房间。
我表姐夫把我安顿清楚之后，他自己就准备回去，临走时他又叮嘱我道：“李晟，你在这里好好呆着，别到处乱跑，若出了事，我可没法交差呀。”
“你放心好了，我这么大的人是出不了事的。”
刘子云是市五中高二学生，也是市五中八?二九《射大雕》战斗纵队的成员。我和他是亲戚，又是战友，真是吃稀饭泡汤——亲（清）上加亲（清）。我俩很谈得拢，我向他询问《射大雕》的情况。
他告诉我道：“我们学校几个组织在外面闹得很凶，可是，在校内却互不侵犯，彼此和平共处，这倒好，不然的话，我也要像你一样到处避难了。”
房间里很热，刘子云要我一起到院子里去乘凉，刘子云的父亲刘夏翰也在院子里头，他躺在一张藤躺椅上，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正在纳着凉。
刘夏翰年逾花甲，一头华发苍苍，连眉毛也白如晓霜映日，一双混浊的呆滞无神的眼睛似乎与世无争，脸上布满了一道道细细的皱纹，就像卫生纸一样，他这个人是比较贪老的，他的年龄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可是，看上去比我父亲苍老得多了。不过，他这个人还是很有福相的，额阔顶平，天庭饱满，耳若龙钟，体貌敦重。
此时此际，他看见我来了，把腿放下来，改躺为坐，招呼我说：“这里有椅子，坐吧，院子里凉快些。”
“好。”于是，我就在他边上的一张藤椅上坐了下来。
他同我攀谈起家常来，问我父亲最近怎么样，身体好吗等等，我也客气地一问一答，他的话题半句也没扯到关于政治和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上头来，尽管他的思想据说是十分进步的，凡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所号召的，他都诚心地举双手表示拥护，包括眼前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不可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在内。
我和他实在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挖肠挖肚也才说了几句话，便无话可说。彼此沉默了一阵子之后，我继续同刘子云聊起来，而他则又躺在藤躺椅上，翘起双腿，摇着蒲扇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刘夏翰曾被贴过一些大字报，以后，破“四旧”时又被抄过家，除此之外，他暂时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诚然，他是打心眼里拥护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为这是一场真正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他是真诚地愿意革自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的，如果阶级出身也能够选择的话，他是一百个愿意当无产阶级，而不愿意当资产阶级的。然而，他同时又被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吓破了胆，尽量夹着尾巴战战兢兢地做人，对于眼前两派的纷争不闻不问，更不敢妄加评论了，无论叶浩明倒不倒，无论军区该不该冲，只要运动的龙卷风没卷到他的头上来，他都龟缩着，蛰伏着，就像一只夏蛰的沙蜥。他努力要做到古代佛教所主张的清静无为，“其为象也，含弘静泊，绵绵若存。”“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见道安：《道地经序?出三藏记集》）“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见《唐高僧传》）。
30日晚上，新华社播发了《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该社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且，声称“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该社论出笼后，革造会一派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忘形失骸，利令智昏，以为地球从此将按照他们的意志旋转了，他们拉虎皮，扛大旗，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新高潮，提出了“打倒朱仲武，改组军管会”、“口诛笔伐朱仲武，万炮再轰叶浩明”、“重演一?二六，猛攻叶浩明”等口号，正是：“妖风四起罩乾坤，冷雾阴霾天地昏。”
次日，即31日，我吃完早饭后，小憩一会儿，我独自一人跑到东方红大街看大字报，归来后，又同刘子云漫谈起街上的所见所闻，我们深为目前形势所困惑烦扰，又是发着牢骚，又是唉声叹气。
晚上，革造会在五一路广场召开为何磊翻案大会，我这个人也是好事者，竟然不顾九?一五他们正在捉拿我，只身一人跑去观看他们开大会。我将车子停在离主席台还有好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徒步往主席台一带走去。革造会今晚来开会的人很多，大概起码有十万人，整条宽阔的五一路几乎挤满了他们的队伍，黑鸦鸦的尽是万头攒动，又是标语，又是旗帜，这一天是农历24日，天上没有月亮，黑茫茫的天宇上似乎也只有几颗星星在闪烁着，而五一路虽然路面广阔，但是，路灯却寥寥无几，发出了暝暗不明的灯光，路旁也没有多少的大楼和商店，那长龙般的队伍就像黑夜里的一条河流，更恰切一点说，像是黑夜里解冻的黑龙江，无数块冰块、冰排在乌黑的江水上蠕动着、拥挤着、碰撞着，缓慢地流动着。前往凑热闹的群众也很多，把旁边的道路（新建的五一路无修人行道）给挤得水泄不通，比节日的游园会更热闹、拥挤得多。我也在人海里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挤到了主席台附近。主席台的斜对面是于山，我也挤站在山坡上，从那里可以远远望见主席台，只见主席台上也挤满了好多人，大概，革造会人多山头多，连偌大的主席台也简直容纳不下他们众多的大小头目们。
开会了，先是革造会各大总部代表的发言，他们一个比一个唱得调子高，火药味一个比一个足，下面的人也不时地在咆哮着，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他们恨不得毁我长城于一旦。
以后，省军管会第一副主任郭子涛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代表军管会宣读了关于何磊的《平反公告》，当《平反公告》刚念完，底下便爆发了一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紧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愤怒的吼声：“打倒朱仲武！改组军管会！万炮齐轰叶浩明！”
我远远地望见穿军装的郭子涛掏出了手帕揩擦着额上的汗珠，他又继续讲着话。
当他讲完了话，但是，那些革造会的人还不想轻饶过他。我因为离主席台的距离太远了，看不清楚台上是什么人，只见有一个人抢过麦克风话筒嚷道：“刚才郭子涛同志代表省军管会宣读了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我们强烈要求省军管会必须在《闽江日报》上刊登关于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公开为何磊同志平反……”
这一下可把郭子涛难住了，正是“双手插进蓝靛缸，左也难（蓝）来右也难（蓝）”，只见他又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往脸上揩擦着，半晌才支支吾吾地说：“同志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关于登报问题……待我们省军管会研究之后，再作答复吧……”
当他的话音刚落，下面便大哗起来，台上的人也对他群起而攻之，甚至有人还推搡着他，只听见麦克风话筒又吼起来：“不行！你们逮捕何磊同志的时候，兴师动众召开万人大会，又是《起诉书》，又是新闻照片，又是新闻纪录影片，臭名昭著的《八?二九战报》还刊登长篇报道，可是，释放何磊却一拖再拖，直至今天还扭扭捏捏的，不肯在《闽江日报》上刊登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公开为何磊同志平反。我们正告你郭子涛，你不要步武汉陈再道的后尘，步陈再道的覆辙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若不在《闽江日报》上公开刊登何磊同志的《平反公告》，我们革命造反派坚决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怒海又在咆哮着：“打倒陈再道！打倒Ｍ省谭王八！”、“打倒朱仲武！重炮猛轰叶浩明！”
在革造会方面施加压力下，郭子涛副政委不得不作了让步，同意在《闽江日报》上登载何磊的《平反公告》。
后来，由被释放的何磊讲话，会场山又爆发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于是鼓怒，溢浪扬浮，更相触搏，飞沫起涛”，把大会推向了高潮。
当大会即将结束、就要举行游行的时候，我赶紧撤退了，找到自己的车子后，便骑车来到八一七路的大众影院门口。在文革期间，电影院都关了门，我把车子停锁在影院前面的空场地上，而人则等候在售票处前面的廊檐下，从这里可以很好地观看游行队伍。
街上的人也愈聚愈多了，他们也跟我一样在等着观看游行队伍。
没过多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终于开过了，走在最前面的是革造会的仪仗队，即扛着毛主席画像和红旗的队伍，然后就是M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大牌子，各大总部的旗帜。紧跟在仪仗队的后面，就是最最吃香的赫赫有名的我校九?一五兵团，举大旗的乃是东野的何贵旺，东野的那几条“好汉”陈希琪、魏举、阿三、鲁禺、许藩藩等人都走在很前面，他们一个个耀武扬威、趾高气扬，如同斗赢的公鸡神气十足。我远远地一看见他们来了，赶快缩着身子躲到人丛的后面去，生怕被他们发现了，只从小小的缝隙里窥视着他们。
当九?一五的队伍通过后，我稍稍松了口气，不过，我也不敢大意，因为后面还有我校红九?二、海防兵战斗团的队伍。
红九?二的队伍也排在比较前面，在师院红九?二的后面，就是我们附中红九?二的队伍，在那队伍里面我看见了陈东、王钟惠、陈炳义、孟成铭、郑国铨、高克祥等人，还看见了方辉、许梅兰、陈佳玉、吕祖敏几个女同学，这些昔日井岗山公社的伙伴们，如今又成了红九?二的中坚分子，真可惜呀，当初我没有对他们多拉一把，否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会成为我的战友的。我尤其惋惜那位方辉，她是一位多好的姑娘呀，在我最困难、最孤独的时候，我们相识了，她勇敢地支持了我，然而，现在我们彼此却走远了，恐怕也难以再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呀，也许，这就是命运吧——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海防兵总部的队伍里，我也看见了我们学校66829战斗团的队伍，想不到他们擎旗的旗手不是别人，竟是我班上的赵树瑶，万万也没料到这个傻大个的女孩子居然如此出风头，她这个人干什么都有一种火样的热情和激情，无论是以前学雷锋扫地、冲洗厕所、争取入团，还是现在造反，只要是她中了魔。在这支队伍里，我还看见了汪天任、张家宾、陈彪、杨洁等人，他们一个个趾高气昂、神气极了。
我望着我们学校这些革造会组织队伍的人们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地走过去，简直就像当年德军通过巴黎凯旋门一样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我心中思潮起伏，感慨万千。昔日我们曾经一道冲破重重阻力，跃马扬鞭杀向社会。在一?二六事件发生后，当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和他们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然而，在他们被平反后，他们如若蒸笼里的松糕一般自我膨胀起来，脚面上长眼睛——自看自高，他们又往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公然再次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叶浩明同志，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新高潮。这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居然采用极端残忍的手段迫害我八?二九人，他们抄砸了我们新革会队部，把我们驱赶出了校门，甚至他们还要捉拿我这个小人物，使我有家归不得，还要出逃在外，这些人难道跟东郭先生解救的狼不是一个秉性的么？他们倒行逆施、恩将仇报是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在他们采取四?二０行动之后，他们就像约翰逊一样实行梯级行动，先是要求释放潘大昌，再是闹“绝食”，再是挑起大桥头百货商店武斗事件，再是七?二０火烧交际处事件，再又是要求释放何磊，现在何磊已获释，他们又提出了“打倒朱仲武！改组军管会！炮轰叶浩明！”等口号，战争在一步步升级着，下一步就是要打倒叶浩明了，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也是很合乎逻辑发展的。我以前是这么估计形势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倒叶浩明。由于《红旗》第十二期社论的出笼，加速了他们反军乱军的步骤，就像铀235受到中子的轰击，加速了核裂变一般，看来，他们提出“打倒叶浩明”的口号已是指日可待，现在，他们已经发了疯，按照精神病综合症的医学术语说，就是处于躁狂状态，情感高涨、思维奔逸和活动增多等三主症，在他们的身上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真该把他们绑送进精神病院，让他们尝尝电休克的滋味。
在七?二０交际处事件发生后，八?二九联司急忙从外地又调来一批人马，他们占领了当时F市的最高建筑物——七层的人民大厦（即华侨大厦），建立了新的立脚点。从军事上的观点说，占据人民大厦是策略的，因为该建筑物易守难攻，是一个很好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古语云：“山围水绕，不败之规也。居高视下，可胜之基也。绝涧峭峰，必危之方也。卑湿沮淖，丧生之域也。”
当《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出笼后，八?二九一派人则陷入于迷惘困惑之中，他们对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感到不理解，但是，又不敢公然悖违中央的社论，特别是黄朝晖那几个头头，他们也是辨风向的“专家”，“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他们就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吕振玉、石克发这几个军内铜绿金龟子的头上，不过，吕、石之流到底只是昆虫类，太小了，起码也要揪出个猞猁出来，这只“猞猁狲”何许人也？他们用红外线瞄准器瞄准着，竟瞄到了郭子涛副政委的头上。
郭子涛副政委原是十兵团的，他1949年同马为一起南下，同马为的关系一直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郭子涛任军区文革组长，他的儿子郭立文是市一中前线兵八?一八战斗团的头头，那个著名的前线兵“第四号通令”就是他和另一个学生一手泡制的。一?二六事件发生后，造反派被打下去了，郭立文也是批判“三?七社论是大毒草”的干将。当然，这一些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自从他担任省军管会第一副主任之后，当八?二九F司尚未健全之际，他以“复课闹革命”为理由，限定八?二九联司学生在7月15日以前必须离开省城，否则不发车票。当联司大部分人员都离开省城没几天，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七?二０火烧交际处事件。事件发生后，他向中央报告说，解放军只死了一个人，把解放军撤出现场，并迟迟不公布七?二０真相。部队的同志要求为死难的战友开追悼会，他也不让开，说是会“增加对立情绪”。7月31日，郭子涛出席了革造会方面召开的为何磊翻案大会，他擅自答应在军管的闽江日报上刊登何磊的平反公告。八月初，他的儿子郭立文说：“军区的大首长都转向了，他们要支持革造会，我爸爸以后不支持八?二九了。”接着，他儿子所在组织贴出造反声明，倒向革造会一边去，大反起叶浩明来了。
鉴于这些原因，八?二九联司正憋了一肚子的气无处可泄，便一股脑儿地泄到了郭子涛的头上，不是要“揪军内一小撮”吗？这难做的文章正好做上了，八?二九联司的决策者们即决定炮轰郭子涛，指控他为吕振玉、石克发的黑后台，似乎这样子就和《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合上了拍子，便掌握了斗争大方向。
我在城里躲了几天，便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侥幸没出啥事，看来是虚惊一场，但愿如此。
一天，我和刘友礼又跑到大厦找铁军的刘荣高，想了解一下铁军对郭子涛的态度。这些日子，铁军到处招兵买马，一下子扩充了好多人，而且，多是些原来前线兵的人，他们的观点也变得比较倾向于红联总的观点，大有一种另立山头的姿态。而我们一向是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所以，对铁军有些看法、做法表示不同意，虽然我们《决战》纵队名义上是同铁军挂上了号，但是，实际上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的，我们保持着自己组织的独立性。
在大厦四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们找到了铁军头头刘荣高，他看见我们来了，笑着招呼道：“是你们啊，久违，久违，这些日子怎么都不见你们来呀？”
我们坐下之后，我说：“这些日子是鸡毛拌韭菜、牛毛炒茴香——乱糟糟的，又发生了七?二０火烧交际处事件，我们上哪儿找你们呀？再说我们新革会目前的处境也不好过，我们被九?一五兵团赶出了学校，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刘荣高又掏出了香烟递给我们说：“要不要抽烟？”
我谢绝了，而刘友礼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竟接过香烟来，在点燃香烟后，他俩便吐云喷雾起来了。
刘荣高一边抽着烟，一边道：“是啊，现在我们八?二九的处境很不妙，我们刚刚在大厦立住脚跟，但是，我敢说用不了几天，革造会又会再来围攻我们大厦的，说不定还要再来重演一场火烧大厦的闹剧，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抱一丝一毫的幻想的。”
“我们铁军对于郭子涛的问题是什么看法的？”我发问。
“关于郭子涛的问题，我们铁军和联司的态度观点是一致的，这个郭子涛把我们八?二九害得好苦啊，倘若不是他硬要把我们联司的人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必须离开F市，我们在交际处的遭遇也不会那样惨。那个何磊也是他硬要放出来的，他甚至擅自决定在闽江日报上刊登何磊的平反公告，真是岂有此理！”刘荣高愤愤地道。
“那铁军对‘揪军内一小撮’又是什么看法的？”我继续发问。
“‘揪军内一小撮’是《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提出来的，郭子涛难道不就是‘军内一小撮’么？吕振玉、石克发难道不就是‘军内一小撮’么？这一小撮军内的败类难道不该揪么？古语曰：‘百寻之室，焚于分寸之飙；千丈之坡，溃于一蚁之穴。’我们伟大的长城是不能毁在这一小撮军内败类的手里的。”
“你们手里有掌握关于郭子涛的什么材料没有？”刘友礼也问道。
“是啊，你们有什么传单之类，给我们一点吧。”我又说。
“好啊，传单倒有一点，给你们。”刘荣高说着就站起来，走到一张桌子旁，那桌面上堆放着几叠传单，我们也跟着站起来、走过去，只见他各种传单都抽取了几张给我们，我们翻看了一下，有《给郭子涛的一封公开信》、《中共中央文件?通知（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20个为什么？》等。
“关于郭子涛的材料，我们也掌握不多，正在收集着。”刘荣高又道。
这时候，外面又有人来找刘荣高，我们便起身告辞了，刘荣高送我们到房门口，对我们说：“你们以后要多常来，多联系呀。”
我们互相握了手，便再见了。
自从我们新革会退出学校之后，我们按区域设了几个活动点，如：石达志家、黄明芳家、许晓光家、大桥头那边的郑永铭家、市人民银行金从栋父亲的宿舍等，以分散活动为主。尽管如此，我的家还是成了新革会的大本营，一则我的家比较大，整幢三层楼房的二层都是我家的，二则我是新革会的负责人，大伙儿都乐于往我这儿跑。
《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发表后，我们新革会的同学也陷入了五里云雾之中，究竟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应该如何看法，究竟对联司揪郭子涛的做法采取什么态度，围绕着这一系列的问题，人们在我家的客厅里，关起门来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我家的客厅还是很大的，有30平方米，确也是个活动的好场所。
我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知道，我们新革会历来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是反对把矛头指向军队的，军队无论如何是乱不得的，军队一乱你还想搞个啥革命呀？这一期《红旗》社论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里都是自家人用不着掩掩饰饰，这社论确实给我们挨了一狼牙大棒，对我们的打击是够沉重的，直至今天，我对这篇社论还是感到不理解的，不理解就是不理解呗，为什么一定要说理解呢？我们联司倒是像马戏团的猴子顶会紧跟人的，就像陀螺一样转得快，他们也揪起军内一小撮，揪起郭子涛来了，甚至连铁军也赞同炮轰郭子涛。我不是说郭子涛就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通过内部途径向上送材料呗，为什么非要三毛加一毛——赶时髦（四毛），也大揪大轰呢？你揪叶浩明，我揪郭子涛，揪来揪去军队不揪乱了么？我看省机联司倒是顶乖巧的，人家就不急于表态呗，我们为什么要急于表态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好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沉默实际上也是一种态度呗。鲁迅说：‘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刘友礼也道：“我赞同李晟的看法，我们既不是联司的附庸，也不是铁军的雇佣军，没有必要非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不可，用不着当红嘴鹦鹉，人家说什么，也跟着说什么，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对于郭子涛的问题，我们不要急于表态，我们什么材料也没掌握，表啥个态，还是看一看再说吧。”
“是啊，对于郭子涛的问题，我们一点也不懂，我们为什么就要听命于联司瞎轰一气呢？我们一向是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现在没有必要改变立场，见风转舵是可鄙的，爆发是愚蠢的，只有沉默才是伟大的！”许晓光也慷慨激昂地说。
几个女同学也表示赞同，林玉华点点头道：“我赞同你们几个人的意见，我们新革会从成立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揪军内一小撮，郭子涛若有问题，可以内部送材料上去，这样，你揪叶浩明，我揪郭子涛，军队不乱了套么？联司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当初我们新革会不是跟黄朝晖他们辩论过么？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这一回我们也不一定要听联司的。”
“我们就是因为被十二期社论才搞得日子难过的，我也是很不理解的，不理解最好还是闭上嘴巴，少说为佳，沉默更好，沉默是无罪的，我宁愿灭亡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薛刚激动地大声嚷起来。
“嘘——”我连忙制止他道，“你的声音别像公鹅嗓门一样叫得响，莫要让外头的人听见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说话都要小声点。”
那个虎头虎脸的薛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而接下来的几个同学都尽量小声地说话。今天的与会者（金从栋、肖进仕、齐绍、黄秋菊等人没来）无人提出什么异议，大家都一致赞同对“揪军内一小撮”和郭子涛的问题暂时保持缄默态度，先看看一段时间再说。会后，我叫大家分批三三两两地走出去，不要像一窝蜂一样轰出去，免得引起外人注意。
第二天上午，黄明芳和徐雪真两人一起来我家。
徐雪真个子矮矮胖胖的，圆圆的脸像个皮球样，扎着两根小辫子。她告诉我说：“听说，赵丽宁退出了我们新革会，她参加到红九?二里去了。”
“是么？”我的两眼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她要退出就退出吧，这是她的自由，她的观点本来就同我们不一样的，现在十二期社论出来了，她要公开投到革造会的怀抱里去，也是可以意料到的，随她去。”
“听说，丽宁还要拉少霞一块儿去参加红九?二，而少霞也有些动摇了，不过，她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显得犹豫不决。”黄明芳也道。
“嗯，那我什么时候去找少霞谈一谈，尽量说服她，实在说服不了，那也没法子。”我又说。
“看样子没那么好说服，她俩以前的观点就和我们不同，现在形势变了，要说服她等于筷子穿针眼——难啊。”黄明芳瞅了我一眼，摇摇头道。
“反正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接着，我又转换了个话题说，“诶，黄秋菊最近怎么样？这些天连她的人影子也不见，你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么？”
“就是哟，我们也觉得好生奇怪，秋菊又不是别人，像三岁娃娃脸一样说变就变，她会不会出什么事？”黄明芳也显出疑惑的神情。
“秋菊会不会生了病呀？”徐雪真望着我问说。
“我怎么知道呢？”我耸耸肩道。“你俩代表我去看看她，好吗？到附小幼儿园她姐姐家里去，她姐姐叫黄秋兰，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以呀，我认得她姐姐，我们今天就去找她。”徐雪真一口应诺。
“你们找到她后，什么情况都要告诉我一声。”我又叮嘱道。
“好的，遵命。”黄明芳微笑着点点头。
过了片刻功夫，石达志也来我家，他开门见山对我说：“昨晚上进仕来找我，他要我转告你，说他最近不会来你这里，也不想参加新革会的什么活动，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思考一段时间。”
“哦，怪不得他昨天不来开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显得很平静，因为一切都是可以理解和意料到的。“那他有没有说要打算退出我们新革会呀？”
“他没说，他只说最近不会来，他要想一想……”
“那就让他想一想吧，强扭的瓜不甜，赶着鸭子上架不行，这种事情是勉强不得的，捆绑成不了夫妻。进仕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要想一想也好，‘行成于思’，思索是开拓的犁铧，破虑的尖刀，有句名言说，‘这个世界对思考的人而言是喜剧，对感觉的人而言是悲剧。’但愿他能够想得通，想不通也没法子，随他去。”
“还有齐绍也要我转告你，说他最近也不会来了……”石达志又说。
“这个齐绍要打退堂鼓还说得过去，可是连进仕也发生了动摇，真没想到。”原来坐在一旁静听的黄明芳插嘴道。
“现在是处于革命的低潮，一切悲观、动摇、胆怯的表现都是可以想象到的，鲁迅先生说，‘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停顿了顿，又说，“‘海南岛’，请你转告肖进仕和齐绍两人，就说我李晟说的，他们要想一段时间也好，倘若想通了要回来，我们欢迎他们，我们新革会的大门总是对他们敞开着。”
下午，我到郑少霞的家去找郑少霞。她的家位于学校校园的后面，是一幢二层洋楼，是她家自己的房子。
我在外面叫唤着郑少霞的名字，她听见唤声走出来了，看见是我，脸露欣喜之色说：“是你呀，李晟，稀客，稀客，快请进！”
我进了她家的客厅，她又笑着道：“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不是风，是热浪把我卷来的。”
“热浪？什么热浪呀？”她迷惑不解地把眼睛盯在我的脸上。“这天气倒是热得要命，我给你拿把扇子，你坐吧。”
“不用，我自备扇子。”我说着，就从裤后袋掏出了一把合扇来，然后，人在一张轿车椅上坐了下来。
“我今天买了西瓜，刚刚切开还没吃完，我给你弄点来。”她说着，便径自往里屋走去，也不理会我说“不用”之类话。
一小会儿，她捧了一搪瓷盘子的西瓜出来了，放在我旁边的茶几上，她随手取了一块西瓜递给我道：“这西瓜还很甜的，你尝尝！”
她的盛情难却，我只好接过西瓜吃了起来，而她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吃着，自己却不吃，我便说：“你怎么自己不吃呢？你也吃吧。”
“不啦，我刚才吃过了，不想再吃。”
当我吃完一块西瓜后，她立即又递过一块西瓜来，我客气地谢绝道：“不用了，我不想吃了。”
“不，你再吃一块。”
她的盛情实在难却，我只好又接过西瓜吃了起来。在我第二块西瓜也消灭光之后，她又要给我第三块，这下我坚决谢绝了，我道：“我已经吃不了，再吃肚皮要撑破的！”
“那我给你毛巾擦擦手。”
“不用了，我有手绢。”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揩擦起来。
这当儿，少霞的妹妹少岚从外面走进来了，她也是我们学校的初二的学生，是红九?二的。她人长得比较丰满，鹅蛋形的面孔微黑泛红，扎着两条短辫子，衣着朴素。不知道是因为派性还是她的性格，总之，她看也不看我一眼，高高地扬着头颅，像火鸡一样傲慢地走了进去，似乎这客厅里根本就不存在着我一般。
郑少霞抱歉地笑了笑，解释说：“我妹妹这人就这样子。”
“这没什么。”我表示不介意，并言归正传道，“听说，赵丽宁退出新革会、参加了红九?二，有这回事么？”
“嗯，是的。”
“我还听说她也要拉你一道参加红九?二，有这回事么？”我的两眼直视着她。
“嗯，是的。”她坦率地回答。
“那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我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我还没想好，说心里话我是十分矛盾的，在感情上我还是很留恋我们新革会的，我们之间毕竟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的，可是，在观点上我们的分歧又太大了，简直难以调和，胡琴和洋琵琶——拉不成一个调。”她瞧着我说。
“我们的观点分歧又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们完全能够和平共处，这些日子我们不是相处得很好么？在我们新革会里，你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你要持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只是希望你不要退出我们的组织，一退出感情就破裂了，正如俄罗斯的一句谚语所说，‘友谊像玻璃，打碎无法修。’”我苦口婆心地劝说她。
“唉——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拿不定主意。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死保叶浩明，现在陈再道都倒了，我看叶浩明迟早也要垮台的，中央红旗社论已经很明确提出要‘揪军内一小撮’，这是当前斗争大方向呵。”
“哼，十二期社论究竟是谁搞的还要查一查咧，我不信有通过毛主席，最近毛主席根本就不在北京城里。”我直言不讳地道。
“你说这话真够大胆的，有点出格了吧？在我这里说说还没什么，在外面你可不能乱说呀！”郑少霞像姐姐一样真诚地告诫我说。
“我知道，就是在你这里我才无所顾忌，在外面我是保持沉默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不信十二期社论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军队无论如何是乱不得的，军队一乱，什么都完了，你还想搞屁个文化革命。”我激动地大声道。
“你别这么大声嚷嚷着，隔墙有耳啊。”郑少霞提醒我说，又若有所思地道，“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很固执的，一旦认定了什么，十头牛拉你也拉不回来，我也说服不了你，只是希望你注意到这一次跟一?二六的时候不一样，以前我也保叶浩明，而现在再死保他是毫无意义的，他是必倒无疑。”
“叶浩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怎么会倒呢？不信你等着瞧吧。我今天来不是跟你斗嘴辩论，只是劝你不要参加什么红九?二，也不要退出我们新革会，你不赞同我的观点，可以在家里当逍遥派呗，只要名字挂在我们新革会就行。其实，我们新革会里有好几个都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如林建中、吕金铨等人，但他们都无意退出我们新革会，用座山雕的话来说，就是‘友情为重’呗。”
“你的好意我理解，我对新革会也是很有感情的，让我好好再想一想吧。”
次日上午，黄明芳、徐雪真、林玉华、谢凡娟四个女同学又跑到我家里来，只见她们一个个神色异常，黄明芳样子有些紧张、惶恐地对我说：“不好了，黄秋菊真的出了事。”
“你们见到她了？她出了什么事呀？”我的心好像被人如捏血压计的橡皮球似地捏了一下，陡地也变得紧张起来。
“我们几个昨天下午上附小幼儿园她姐姐家找她，她姐姐和她都正好在家，秋菊这几天人变得很厉害，她说她再也不到新革会里来了，再也不想见到新革会的人了。我们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一直不肯说。后来，我们离开她家时，她姐姐把我们送了出去，将事情告诉了我们……”徐雪真告诉我道。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队部还设在初中教学楼底层教室的时候，黄秋菊晚上仍是睡在731的队部里。当时，海防兵的张家宾几乎每天有事无事都要往我们《决战》队部里钻。“野草”是个白面书生，一张白白净净的秀气的脸蛋儿有点像《西厢记》里的张生，那手和脚也是白白的、光溜溜的，几乎连一根汗毛也没有，如若象牙似的，特别是夏天，他穿着一条短裤，那罕见的无汗毛的修长的大腿确实有点性感。况且，“野草”这个人又是十分健谈，他一打开话匣子，简直可以像山鲁佐德一样说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我们《决战》的许多人都喜欢同他拉呱，包括黄秋菊在内。
这个张家宾也是住在学校里的，晚上，我们的队部里没有几个人，黄秋菊就成了他主要攀谈的对象，有时候，我们队部的人都走光了，他俩还在津津乐道地谈个没完没了。
黄秋菊的体形有点像羊脂球，浑身都是滚圆的，富有肉质感，特别是那胸部十分丰满，那一对圆而松软的乳房如若两个倒翻过来的瓷碗，也像是圣经上所描述的，“你的两乳，好象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很有一种异性的魅力。
这个黄秋菊双亲已去世多年，她是靠年长的姐姐供养生活的，从小就有一种孤独感，因此，她比别的少女更渴望着家庭的温暖，更需要一种爱，她是多么希望有人怜爱她呀。况且，她这个人头脑比较单纯，为人随便大方，而她的身体却发育得十分成熟。托尔斯泰说：“一个过了十五岁而且身体强健的女孩子就渴望男人来拥抱她，追逐她。她的理智对于她所不懂的那件未知的事还怀着畏惧心，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贞操、贞节。可是她的肉体却已经知道那件她不能够了解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合法的了，她的肉体不管她的理智怎样地害怕，它却要求实行这个法则。”这段直言不讳的话也正是黄秋菊心灵的写照。
黄秋菊成天跟“野草”厮守在一起，渐渐地爱上了这个“浪子陆贾”。而沾花的“野草”本来习性就是轻浮好色的，他也喜欢同这个“羊脂球”接近，总是用色迷迷的眼睛瞅着她那富有弹性的肉体和胸脯。当晚上队部里最后只剩下他们二个人的时候，他俩便越坐越挨近了，犹如两块磁铁一般互相吸引着，恍恍惚惚地感受着内心的冲动。
一天晚上，张家宾用异样的闪光的目光直勾勾地盯住她的脸，盯得黄秋菊都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她微红着脸道：“你干吗这样盯住我看？”
张家宾依然歪着脑袋，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她说：“秋菊，我发现你长得很美，很可爱。”
黄秋菊听着，脸臊红了，她难为情地小声说：“看你说什么呀。”
“真的，你很美，很可爱……我喜欢你。”他又进一步向她进攻。
大约，女人都是爱听恭维话的，黄秋菊的脸发起烧来，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似地砰砰乱跳，她羞赧地低下头，半晌不语“我真的很喜欢你……不骗你。”他继续向她表白着。
可是，黄秋菊依然低头不语，两只手无目的地在摆弄着衣角。忽然间，他大胆地抓住她那丰腴的小手，就像一股电流一样通过手传遍了她的周身，她感到了一阵颤栗，本能地企图把手缩回去，低声地说：“不要这样子。”
但是，他却不以为然地道：“没关系。”
他仍旧有力地抓住她的手不放，黄秋菊再次努力把手缩回去，然而，却是徒劳的，她的手还是在他掌握之中。甚至，他还用双手把她那捏成拳头状的小手硬扳开，使她那像五根小香肠似的手指头平展开，他一会儿又用两只手掌将她的手如若夹心饼干的馅一般夹在其中，一会儿又抚摸着她的手，欣赏着她的手，玩弄着她的手，他俩用手交心，一股强烈的热流通过他们的全身，他俩的手心里都沁出了汗水来，但还是紧紧地捏握在一起，交织在一起。
以后，“野草”又改变了进攻的方式，他放掉她的手，伸开双臂一下子把她拥进自己的怀里，一切来得这么突然，黄秋菊下意识地企图挣扎开来，可是，怎么挣得脱呢？她无力抵抗他的拥抱，爱情使她浑身发软，失去了自制力。她的身子在抽搐地抖动着，嘴唇哆嗦地恳求他道：“不……不要这样子，我求你！”
“没关系，我爱你！”他把她拥抱得更紧了。
她慌乱地闭上了眼睛，承受着这不可抗拒的爱情的袭击。她的心狂蹦乱跳，爱情的潮水在她的心房里、胸膛里、脑子里、整个身体内部泛滥开来，使她头晕，浑身无力。
“野草”把脸凑近了她，她的脸如若碲化镉汞红外线探测器一般敏感地感受到他脸上的热气，把脸向左右不停地摇摆着，就像摇动着拨浪鼓似的。当然，她的这种拒绝是无心的，实际上她心里早已把爱献给了他，心灵深处也在渴望着得到他的吻。
黄秋菊的嘴唇比那含露初绽的玫瑰花苞还香软柔腻，因为她的抗拒而上下左右移动着，绝妙的润滑使得“野草”更加迷醉疯狂，他把全部的身心力量都化为吻，千百个猛烈的吻像暴雨的雨点似地落到了她那战颤着的濡湿的唇上，也时而落到了温柔丰满的脸颊上。她被他狂热的吻弄得感官完全混乱了，在爱的猛烈攻击下，她渐渐地失去了抵抗力，她屈服了，也把身子靠近他的胸部，他的滚烫的嘴唇有力地往下按着，而她的甜蜜的芳香的樱唇小嘴也朝上凑合，两个情人的嘴唇顿时粘在一起了，粘得那么牢，就像是环氧树脂粘得一样，二个人已经融为一体，既不作声也不动弹——此时此刻的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他俩沉醉在幸福的狂欢之中，世界已消灭了。
第二天晚上，“野草”的胆量变得更大起来了，在我们队部的人都走光之后，他把黄秋菊带到隔壁“海燕”队部去——平时，“野草”多是一个人睡在那里。今天，“海燕”队部里也是空空无人，他俩就挨坐在“野草”睡的床铺的床沿卿卿我我起来。
忽然，他站起来，走到门旁，把日光灯的开关给关掉了，黄秋菊有些惊惶不安地叫起来：“你干吗把灯关掉？”
“灯关掉，外面的人就看不见我们，你不用害怕，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和我，难道还不好么？”张家宾显得十分兴奋。
在黑暗中，他又坐到了黄秋菊的身旁，他俩拥抱在一起，颤抖而热烈地吻了好久。接着，他俩又互相偎依着，紧贴着滚烫的面颊。
“我爱你，我爱你！”他喁喁私语着，忽然，他用力地把她压到了床上去。
“求求你，不要这样子，让我坐起来。”黄秋菊嘴里在恳求着他，可是周身却在说着相反的话，她已经趁势宛如反抗似地仰躺下去。
“没关系。”他压在她的身上，又把嘴唇送到了她的嘴上，热烈地吻着，雄性激素的“麝香味”刺激了她，诱发了她，她已经失去了自控能力，把眼睛闭着，身儿仰着。
托尔斯泰说：“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有一个时候达到顶点的，到了那个时候这种爱情就没有什么自觉的、理性的成份，也没有什么肉欲的成份了。”
据说，一个女人的乳房是直接与她的一切生殖神经相连的，特别是她的乳头，如果触动了乳头，那将直接刺激她的整个性器官。“野草”的手在她身上的禁区、高耸的双乳上胡乱摸一通，甚至，他竟把手伸进了衣服里面去，那个黄秋菊正好里面只穿件汗衫，而未戴乳罩，他便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的。
“我求求你，别这样子！”黄秋菊嘴里又在苦苦哀求着，但是，内心的欲火却像壁炉的火势在增强，在熊熊燃烧着。
一般来说，男性的高潮总是比女性的高潮要早到来的，“野草”这时也显得热血沸腾、冲动异常，他竟动手解起她裤子的带子来。
“这不行呀，千万不要这样子！我求求你。”她又在低声哀求着。
她用手护着裤子和裤带，两个人的手指头在裤带上繁琐地交叉在一起，又是无限的抗拒，又是无限的诱导。她到底抵挡不住他的强有力的猛烈的攻击，带子终于被解开了，裤子被一节一节地扯了下来，贞固的世界好像放进酸梅汁中的一块冰块一样渐渐地消融了，无穷的甜蜜与溶解的快感便这样开始了，啊，人类理智的黯淡灯火熄灭了，无法抑制的情欲冲动和兽性感情取代了一切，她完全任其摆布了……
自从圣洁的大门被撬开之后，他们又纵欲放荡了几次。以后，我们新革会的队部搬到了办公楼的三楼，黄秋菊也搬回她姐姐家去住，不过，他俩暗地里还是保持着联系。
最近（即七?二０前后），黄秋菊发现自己的月经没来，再加上其他一些异常的生理现象，她担心自己怀了孕。一天，她偷偷一个人跑到医院妇产科做检查，检查结果果然是已妊娠月余。这下子，她真的害怕了，土地爷扑蝴蝶——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这几天，我们新革会刚刚被九?一五赶出了校门，但是，黄秋菊还是悄悄地跑到学校去找张家宾，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问他怎么办。张家宾听罢像木头人一样呆住了，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也一时不知所措。由于学校不是商量事情的地方，她便约他晚上七时半在烟台山山顶会面，再商量对策。
这个张家宾实际上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跟黄秋菊好，只是喜欢她那那肉墩墩的胴体和那一对丰满欲滴的奶子，想的只是“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发泄他那不可抑制的兽性般的欲火，而并不意识到爱一个人就必须对她承担责任与义务，甚至，还要对她的一生负责到底。当他听说黄秋菊的肚子里有东西了，他也害怕和恐慌起来了，真没想到维纳斯的腰带里还系着一条小生命，这下可怎么办呢？他简直不敢想下去，不敢想象在黄秋菊的肚子里竟有一条人类的幼虫在蠕动着，而且，这正是他的精子和黄秋菊的卵子的结合，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就要成为一位父亲。什么“父亲”，这是多么可怕的字眼呀，他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啊——一个少年维特，怎么忽然间竟摇身一变成为“父亲”呢？他不敢往下想……况且，他的气质本来就不是一个强者，他是一个多血质的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包括那一大堆绵绵情话，他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到底，他真像一个下流坯，居然想逃避对黄秋菊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想对这一切后果撒手不管，他把她抛弃了，也抛弃了他的孩子。
晚上，黄秋菊准时来到烟台山的山顶，怀着焦灼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张家宾的到来，她等呀等着，左顾右盼，时间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半点钟过去了，可是，却始终不见张家宾的人影子。
夏夜的烟台山景色是迷人的，景泰蓝的天空布满了宝石般的繁星，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精湛的工艺品，向远处眺望是一片灯海，整个城市的夜景尽揽眼底。清爽的微风阵阵吹来，送来了一对对情侣谈情说爱的细语声，他们正躲在山顶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里脑袋碰脑袋，或者手拉着手在方圆不大的山顶上散步。看着那一对对青年男女的亲昵相，黄秋菊触景生情，她的亲爱的人儿怎么还不来呀？莫非他失约了，莫非他变卦了，莫非他出了什么事？她从早上同他的简短的谈话中，多少看出了一点他在心理上和感情上的变化，但是，她又是多么不希望看到这一些，更不愿意承认这就是冷酷无情的现实。她是真心实意地爱张家宾的，并且，还将他想象得简直就像样板戏人物一样完美无缺，而不敢认定他实实在在是一个薄情郎、负心郎。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她的心情由焦急不安逐渐地变成了灰心失望，转化为怨恨和痛苦。她恨自己的眼睛被啄木鸟啄了，看错了人，她把整个心、贞节、一切的一切都献给了他，可是，所得到的却是这样的报应，她怎么能受得了啊！她的心中充满着痛苦，好像怀中揣着一大块铅一般变得越来越沉重了，她仿佛跌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一片漆黑的古墓甬道里，就像艾丽卡小姐的遭遇（见小说、电影《狮身人面像》），她感到了腐朽的窒息样的昏迷。
黄秋菊一个人在烟台山山顶等了一个多小时，然而，一直不见张家宾人来，她终于彻底失望了，头脑昏昏沉沉的，如若受了重物的打击一般，两耳一片嗡嗡声，又有如一台马达在头脑里轰鸣着，整个人似乎只剩下一个空躯壳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里的。
她的姐姐黄秋兰发现她这几天神情异常，特别是今晚出去之后，她的脸苍白得如若刷过石灰似的，她一回到家里竟呕吐起来——她吐的是一肚子苦水啊！
黄秋兰见此情景，赶忙替她打了一盆热水，拧了热毛巾给她擦脸，又帮她端了一杯热开水，关切地问她说：“你怎么啦？是不是生病了？”
“没什么。”她摇摇头道，人双手抱着脑袋，木然地坐在小圆桌旁，像泥人儿似地一动不动，两眼向着杯子直是发愣。
“你到床上躺一躺，歇会儿吧。”她姐姐劝她说。
她摆摆头连话也懒得说，满面愁容，双目失神。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说呀！”
在她的姐姐的再三追问下，本来，黄秋菊竭力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到此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她突然啜泣起来，人趴在桌面上恸哭不止，身子随着哭泣而一下一下抽动着。
“别哭了，秋菊，究竟出了什么事，你说呀！”她姐姐也坐到她的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她的肩膀，一边安慰她说。
这时候，黄秋菊忽然抬起头来，一下子扑到了她姐姐的怀里，把额头靠在她姐姐的肩膀上，伤心地痛哭起来，泉水般的眼泪沾湿了她姐姐的衣服。比她年长多岁的姐姐一只手臂抱住她的身子，一只手在她的后脑勺上，轻轻地不断抚摸着她的头发，那样子就像是母亲对待女儿一样，年长的姐姐用柔和的声音劝慰她道：“快别哭了，有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姐姐，我替你做主！”
黄秋菊伏在她姐姐的肩膀上哭了一阵子，痛苦也仿佛随着那苦涩的泪水而发泄出了不少。以后，她一边断断续续地啜泣着，一边用着哽咽的声音，将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了她姐姐。
她姐姐听罢黄秋菊的诉述，如若自己遭了屈辱一般忿恨难平，她的两眼冒出愤怒的火星，就像两块燧石相击迸发出的火花一般，她把一肚子的火气都发泄到了“野草”这个人的身上，咬牙切齿地咒骂他道：“这小子坏透了！自己干了坏事还不想承担责任，这小子在哪儿？我找他算账去！”
“你别提他了，别提了！”尽管“野草”这样对待她，但是，黄秋菊对他还是一片痴情，她不愿意听见别人说他的坏话。
“那……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她姐姐问她说。
“不知道，”她摇摇头道，接着，又冲动起来，“我这下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人呢？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不如死去！”说着，她又潸然泪下。
“你快别这么想，总是有法子想的，譬如悄悄地把胎打掉等等，天无绝人之路。”她姐劝慰她说。
“苟且偷生、强作欢颜地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呢？‘与其遭人白眼，不如留下白骨’。”她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那眼泪沿着她那苍白的面颊流了下来。
“你别这么傻想，生命总是与希望并存的，人只要活着，就有着希望，你应该坚强起来。”她姐姐又在苦口婆心地开导她。
第二天晚上，黄秋菊独自一人悄悄地离开她姐姐的家，来到了闽江江滨。
夜色迷蒙，深沉得像海一般，雄伟宽阔的闽江穿过城市的胸膛静静地流淌着，在黑夜中江水蓝得发黑，好像流着的是焦油一般，照映着岸上的灯火闪出阴沉的光，远处江岸边停泊着几只小轮船和木船，投下黑黝黝的影子。这里的堤岸很高，没什么人，黄秋菊一个人在江边徘徊着。
此时此际，黄秋菊的心情异常复杂与矛盾，她在做着生与死的最后抉择。她才刚刚17岁，17岁，对一个少女来说是多么灿烂美好的豆蔻年华呵！它就像春天里柳树的萌芽，清晨盛开的蔷薇，沾在草茎树叶上的晶莹闪光的露珠，从芦苇丛中的湖水游出来的洁白如玉的小天鹅，东方天际出现的五彩缤纷的朝霞，一切都展现出了无限美好、无比美妙的前景。尽管她的父母去世较早，但是，并没有给她投下多大的阴影，总的来说，她的童年、少年、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还是幸福的，她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和年轻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一道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到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
本来，17岁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个人生的里程碑，是生活的新的起点，而不是什么终结。然而，今天她却想结束自己17岁的年轻的生命，“死”的念头如若可怕的梦魇一般一直在她的脑海里盘旋着，在她短促的一生中，她是第一次认真地想过自己即将要死去。诚然，她并不是对人生无所留恋，而只是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脸见人了，她原是像一块布一样洁白，现在却被人倒上了一瓶子的墨汁，她被人蹂躏了，被人糟蹋了，被人玩弄了，失去了至为神圣的贞节，最后，简直就像一双旧草鞋一样被人抛弃了，而肚子里却怀了个私生儿，一想到这一些，她浑身颤栗，她还有什么勇气活在这个世上呢？“你把我导入迷途了，／我的青春，／竟使我无路可走了”（珂尔佐夫）。她绝望了，心如死灰一般，感到除了自杀，别无他路可走，这件事是十分明显而无可避免的了。
但是，死毕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杀更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情。她小时候听了一些鬼的故事，至今想起来仍毛骨悚然。地狱是什么样子？阎王是什么样子？判官又是什么样子？“阴风惨惨，黑雾漫漫。阴风中仿佛闻号哭之声，黑雾内依稀见魑魅之像。”她不敢想下去了，害怕想下去，她觉得自己只配下地狱，不能上天堂，她是有罪的，然而，又是谁害了她呀？她有一肚子的黄连水要向谁倾倒？有一肚子的委屈向何人诉说呢？命运，对于她是多么不公平呀！她才十七岁，依然十分留恋着人生，前些日子她还投身于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中去，这几天新革会的同伴们被九?一五一伙人赶出了校门，他们现在怎么样呢？她十分牵挂着他们，想念着他们，她和他们朝夕相处、风雨共舟的往事历历在目，这还是昨天的事情呵，但昨天毕竟是过去了，再也一去不复返了，对于她来说，更是永远永远的了……
江风阵阵吹来，吹拂着她的脸颊，散乱了她的鬓发，这几天她的面容憔悴异常，如若一朵凋谢的花朵，不过，这时是夜晚，谁也看不清她是什么面孔，反正想自杀的人是不会有好脸孔的。脚下闽江的流水哗哗响地流着，万籁俱寂，更显得水声宏大。她想一纵身就跳下那湍急奔腾的江水，可是，却一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她摆脱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感，因为即将死去，她对生的欲望也本能地增强着，她在那悲惨的边缘上痛苦地挣扎着，欲生欲死二种思想在心灵深处激烈地搏斗着，她像一尊雕像一般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高高的堤岸上……
就在这时，突然背后有人大声叫道：“秋菊，是你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害得我们找得好苦啊！……”
黄秋菊听见喊声，她机械地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她的姐姐和姐夫，还有一位是她的什么远房表哥，便脸无表情地说：“你们来干什么？”
原来，她姐姐知道了黄秋菊的事情后，便同她的丈夫商量如何对策。接着，他们便去找那位远房表兄商谈，请他帮忙将黄秋菊带到东北去。
这位黄秋菊的远房表哥在东北大兴安岭林区里当采伐工，他年纪大三十好几了，却还没有娶上媳妇。这一次，他刚好回家探亲，黄秋菊的姐姐、姐夫就在他的头上打起主意来了。
晚上，黄秋菊的姐姐、姐夫正是上他家商谈这件事的。这位远房表兄为人老实、厚道，他非常同情他表妹的不幸遭遇，并且，他不乏大兴安岭人的豪爽气概，当场即答应促成这件事。于是，他仨又来到黄秋兰家，欲见黄秋菊的面，岂料黄秋菊竟不在家里，她人究竟上哪儿去呢？
也许，预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交感和征兆也同样如此。这三者互相之间关系如何？它们和同样神秘的生物电又是什么关系呢？所谓生物电是指生物体所呈现的电现象。按照科学的解释是，其主要基础为细胞膜内外有电位差，即膜电位。当细胞被毁时，膜电位减少或消失。当可兴奋的细胞，如神经或肌肉细胞受刺激而传导冲动时，其膜电位发生急剧变化，暂时可变为内正外负，称“动作电位”。脑和心脏等器官所表现的复杂电变化，是其许多组成细胞的电变化的总和。在医学临床诊断上，脑电图、心电图等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生物电与预感、交感和征兆这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亲人之间为什么会有神秘的生物电交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是人类至今尚未掌握的秘密。
当黄秋兰不见黄秋菊在家，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下子就闪现在她的脑海里——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生物电的反应，她感到了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慌，他们三个人急忙出走找寻黄秋菊。当他们听一位邻居说看见黄秋菊往江边的方向走去，于是，他仨便焦心如焚、急急忙忙地也赶到了江边，在江边呼唤寻找着黄秋菊。当他们发现在堤岸上隐隐约约有一个人影子很像是黄秋菊，赶紧急奔而来，走到近处一看，果然正是黄秋菊。
黄秋兰拉着她妹子的手说：“秋菊呀，你千万不要往绝路上想呵，走，跟我们一道回去！”
“不！”黄秋菊挣脱开她姐姐的手，执拗地道，“你们不用管我，我再也不想见人了！我再也不想活了！”她说着，又泪如雨下。
“秋菊，你不能这么想，你的年纪还轻，才17岁，今后的生活道路还漫长着咧。天无绝人之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恋爱的道路从来是不平坦的，一次失恋算得了什么，再说人活着也不光是为了恋爱，生活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你应该要提高对生活的信念，不要丧失了做人的勇气，高尔基说，‘最光荣伟大的职务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你应该要想开些。”中学教员的她姐夫也开导她说。
“秋菊，你应该听大家的话，和我们一起回家去。”那位表兄也劝说她道。
“走吧，秋菊，先回家去再说。”黄秋兰拉住她妹妹的手，不由分说地拉着她就走，在这种情况下，黄秋菊只得如行尸走肉一般地跟着他们一起回去了。
回到家后，黄秋菊的姐姐、姐夫和表兄又一起做着她的思想工作，那位富有同情心的表兄又真诚地说：“秋菊呀，过去的事情就任其过去吧，把它永远地忘掉，跟我一起到东北大兴安岭去，开始新的生活。以前的事情就算了，我念你年幼无知，缺乏生活经验，受了坏人的骗，我也不计较这一些，只要你今后不要再重犯这样的错误就行。”
“是啊，秋菊，你就跟你表哥一道到东北去吧，虽然我做姐姐的也很舍不得你离开我，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要走得愈远愈好，到了遥远的大兴安岭那里，就不存在着什么没脸见人的问题，那里的人同你都是陌生的，他们是根本不会知道你的过去，你将会生活得自由自在些。只要你能够同你的表哥相亲相爱，白头到老，我做姐姐的也就替你高兴。”黄秋兰说着，不禁鼻子发酸起来，眼眶里流出了眼泪，她掏出手绢揩擦起来。
大约，黄秋菊被她姐姐的话和眼泪所感动，只见她嘴唇痛苦地颤动一下，心口深处汹涌起巨大的酸痛波涛，她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失声喊道：“姐姐！”便扑到了她姐姐的身上，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这是一场生离死别般的痛哭！哭吧，尽情地哭吧！但愿眼泪能够洗掉心灵的痛苦与创伤，使她重新产生对生活的勇气、希望和信念，开始新的生活的一页。
听罢几个女同学对黄秋菊遭遇的大致叙述，我被震撼了，神经索就像被人家弹六弦琴一样重重地拨了几下，我发出一番感慨说：“嗨，万万没有想到黄秋菊竟出了这等事情，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压根儿也没想到秋菊居然会跟野草这小子相好，若是我知道这件事的话，肯定会去制止她的，可惜，这一些都是马后炮，生米已经煮成了饭——来不及了。”
“就是，我们也都不知道，那个野草从外表看，根本看不出他是这样一个下流胚。”黄明芳愤慨地道。
“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看一个人没那么容易，若是野草不出这件丑事，一点儿也看不出他竟是这样一个人。”谢凡绢也说。
“我看秋菊也犯傻了，太容易受骗上当了，那个野草一看上去就是一个油头滑脑的家伙，她怎么会看上他呢？若换我的话，肯定不会上当的。”徐雪真不以为然地道。
“男女之间感情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就像高分子化合物一般的复杂，年青人有时候没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秋菊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走上绝路，想不通就不好了。我是个男的，不便对她谈这些，你们几个人应该多开导开导她，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生活的天地是广阔的，不要老是往死胡同里钻，为失恋而去寻死是一钱不值的。”我又开口说。
“秋菊主要是因为觉得也没有脸见人了，所以，她才想跳闽江，女孩子家呗，脸皮薄，不像你们男的皮厚三尺，她也是没法子的……现在她表哥要把她带到东北去，走得远远的也好，到了大兴安岭，她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与烦恼了。”林玉华也道。
“你们几个最好再去看看她，同她好好谈谈，给她打打气，提高她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念，把我们新革会同学对她的关心带给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论大兴安岭的路程多么遥远，我们的心都是贴近的，友谊是长存的。”我又打开话匣子说。
谁料到第二天，黄明芳、林玉华几个女同学又去找黄秋菊时，却扑了个空，她已经同她表哥一起乘上了火车，奔赴遥远的东北大兴安岭，在那陌生的荒凉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我的思想如同一只帆船在烟波浩淼的大海里飘荡着，任其漫游着，任其飘向何方。
本来，我以为自己对于男女之间的问题是敏感的，可是，这一次对于黄秋菊和野草的事情却一直毫无察觉。大概，因为黄秋菊为人随便，大大咧咧的，也就看不出她跟野草特别好，而野草这人是个轻浮的花花公子，他同好几个女孩子都黏黏糊糊的，一天到晚总是嘻嘻哈哈的样子，况且，一个是八?二九的，一个是海防兵，彼此观点是对立的，所以，我也被派性迷惑了眼睛，看不出也想不到黄秋菊居然会同野草相好，更万万也没料到，黄秋菊竟会陷得那么深，以致于难以自拔。倘若我早先有所觉察的话，我一定会对她进行劝说制止的，她对于我还是比较尊重的，我的话或许她会听得进去，也不致于干这桩大蠢事。
我只是在7月22日下午，我们一行人前往军区总院探望谭梅时，她坐在我的车架后面，不着边际地说了几句她太天真了，对生活、对人想得太好了之类的话，我感到她说这些话有些奇怪，不过，也未多加细想。谁会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她差一点儿就要投闽江自尽了，幸亏她姐姐等人及时赶到加以阻拦，不然的话，她已经见海龙王去了。
如今，黄秋菊生离死别般地远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何年何月还能够再见面，也许，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她的面——就跟永别差不多，但是，她那甜蜜蜜的音容笑貌，胖墩墩的肉体，火样的热情、开朗的性格，将永远镌刻在我们新革会同学的脑海里。我不油然地想起了以前在古岭农场劳动时，她被阮雪娥老师捉弄，竟冒冒失失地向我索取胶布一事，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她这个人太单纯了一点，容易受骗上当，但愿通过这次沉重的教训，能够吃一亏，长一智，“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我们无法知道在那遥远的东北大兴安岭的大森林里，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你，但是，我们在衷心地祝福你，黄秋菊，真诚地希望你将获得幸福，有一个美满的和谐的家庭，在异乡的土地上能够生活得愉快，能够尝到人生的乐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新革会的同学们将打心眼儿替你高兴，我们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无论在我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无论时间将年复一年地流逝，但是，友谊是地久天长的，我们在峥嵘岁月中结下的友谊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直至我们肉体消亡。
8月8日，是《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纪念日，八?二九联司、省机联司等组织分别在人民大厦和北门体院召开庆祝晚会。
那天晚上，省机联司体院66829等组织战士在北门开完联欢晚会后归来途中，在火车站附近，与革造会一伙人遭遇上了，省革造会医学院东方红30多人把一辆抢来的公共汽车拦在路中间，据说他们是执行革造会的通令，检查所有来往车辆。
10点半左右，省机联司的那辆中吉普车通过那里时，他们也要强行检查，遭到66829的拒绝，双方发生了冲突。头戴藤帽的革造会狂徒们用棍子、石头袭击66829乘坐的汽车，驾驶室的玻璃被打破，驾驶员的脸、手和胸部都被石头砸得鲜血淋淋，坐在车旁的两名战士也被铁棍打伤了。
那个66829的驾驶员忍着伤痛加大油门，硬从重围中冲了出来，那辆公共汽车也紧跟不舍地追击在后面，直至66829的那辆中吉普车拐进人民大厦里去，他们才掉转车头，开到华侨塑料厂以北停下来。
省体工大队的运动员们大部分都是属于66829的，他们一个个血气方刚、膂力过人，其中有好几个人还是全国纪录的保持者，譬如举重运动员杨春森（绰号叫“傻乎乎”）就曾经多次打破75、82.5、90、100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全国纪录，每次比赛，据说他总要等到其他运动员都举不动了，被淘汰时，他才摇摇晃晃地上台第一次试举，连年获得全国冠军，他单手可以把一个人举起来，就好像老鹰攫小鸡一样不费吹灰之力，足可以与历史上的那个身长八尺、悍目重瞳、力能扛鼎、气可拔山的项羽相媲美。这些熊腰虎背的运动员们当然是不会容忍他们的人被白白挨打的，当他们把伤员送到大厦后，连同八?二九的20多名学生一道又乘车赶往现场。
于是，两派就发生了武斗，那些66829的运动员个个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犹如是毒龙出海，浑似那恶虎离山”。那些医学院的大学生们怎是他们的对手，未交锋几个回合，便抵挡不住，如同惊弓之鸟，抱头鼠窜。医学院东方红的人退到了火车站，在火车站旅社他们一派人的配合下，他们占据了火车站旅社四楼，双方继续展开白刃战。
当晚，大厦里的八?二九联司将被袭受伤人员送往医院，途中又遭到了革造会一派人的拦截袭击。
后来，革造会派出了工联总头头翁大魁等九位大小头目乘着一辆吉普车赶往火车站现场了解情况。俗话说，“冤家路儿窄”。他们在途中恰巧又与从火车站返回的66829和八?二九的人遭遇上了，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些革造会头头乃是吃软怕硬的，他们也害怕体院的金刚们，便猛踩油门企图冲过去，由于他们车子人员超载，再加上心慌意乱、操之过急，结果，他们自己竟翻了车，这下子翁大魁等六位头头被逮住了，其余三人逃脱，这一“八?八事件”就是“八?九事件”的前奏曲。
由于革造会翁大魁等6个头目被抓，他们便大动干戈，从9日凌晨开始，就对华侨大厦进行了包围，他们用石头砸大门，还扔了两颗土炸弹。
清晨，革造会占领了大厦四周的民房及楼房，革造会的宣传车大造舆论，号召革造会战士拿起武器，文攻武卫，坚决镇压叭儿狗铁军联动，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叭儿狗铁军云云。7点20分，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八?二九立即释放工联总头头，交出打人凶手及幕后策划者，向全市人民作深刻检查和撤出华侨大厦，否则就要采取强烈的革命行动，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八?二九铁军联动。
接着，革造会方面加紧调兵遣将，封锁了五一路至大厦路口。7点半左右，住在大厦里面的旅客撤离了大厦，旅客们前脚刚走，他们便立即扔进了八颗土制手榴弹，大规模的武斗打响了。
革造会成立了“八?九行动指挥部”，由原子兵团、红九?二、氢弹部队、九?一五兵团等打头阵，又是扔土制手榴弹，又是用玻璃瓶、灭火机和水龙头喷射硫酸、盐酸等。当他们扔一颗手榴弹时，不慎在他们的地盘内炸开了，他们自己人吓坏了自己人，还以为是八?二九扔了手榴弹。
上午10点左右，老区的代表作为第三者来到大厦，要求双方停止攻击，派代表谈判。八?二九方面表示坚决支持，立即停止还击，并提出双方互放被抓人员，立即停止对八?二九方面的围剿。而革造会一方则提出：先无条件释放我方被无理绑架人员，然后我们撤退，其他事宜再进行谈判。八方要求革造会先后撤二百米，然后才放人，而革方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谈判破裂了。
下午，革造会又调来上千之众占领了大厦周围的民房，不断地向八方发起攻击，但却攻不进大厦里去，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我晚上一个人又骑车赶到现场进行实地观战。八点左右，我来到了五一路口，那里的道路被革造会方面堵住了，行人不让通过，革造会包围了大厦，但战事并不激烈，双方主要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宣传战，我在那一带呆了一阵子，看到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看头，便骑车回家去。
8月10日凌晨，周总理、陈伯达对F市人民大厦武斗问题的三点指示下达了，全文是：
双方派代表搞出一个协议来。
一、把武斗停止下来，不搞武斗。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按主席思想解决，武斗不利于革命、不利于生产，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不要搞武斗。
二、不要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不管任何一方，任何理由，调动农民进城都是错误的。
三、不要夺解放军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尤其是M省是前线，M省前线解放军更直接担负保卫国防的任务，如果在这方面犯错误，就会给敌人有机可乘。
引起严重的注意，双方达成协议，现在集中点在华侨（人民）大厦问题，当务之急，达成协议，双方能作出努力，首先消除武斗的气氛。
尽管中央的指示下达了，但是，人民大厦的战事却反而更加剧烈了，战斗在不断升级着。10日凌晨，革造会凭借着他们的优势兵力，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他们占领了同大厦毗连的统战部、侨委大楼，打开仓库，把救济难侨的棉衣和公家贵重物品全洗劫一空。
八方几次试图重新夺回侨委大楼，因对方火力太猛，无法攻下，他们被迫撤出第一线的园草地，退守到大厦里去。
中午时分，革造会占领了大厦的一、二层楼，他们把聚停在二层楼和大厦各处的成百辆自行车抢走了，还纵火烧汽车库未得逞，十几辆汽车被毁坏了，车内的半导体收音机也盗走。此外，他们还绑架并殴打了在现场观看的十几名解放军战士。
下午和晚上，革造会还使用小口径步枪打伤八方多人，他们并在侨委大楼上架起一挺机枪。18点55分，革造会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八方在一分钟之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条件，否则就要采取强硬的暴烈行动。
11日凌晨1时，M省两派代表在京达成第一个协议：“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达成第一个协议：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互抓的人员。必须在八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以前释放完毕。望我们立即立即执行。其他问题在继续协商中。”
凌晨4点22分，七?二０反迫害指挥部广播了周总理和陈伯达的指示，并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首长的指示，严正要求省革造会立即停止射击，撤走围剿大厦的全部人员，然后双方商谈有关释放俘虏的问题。
4点50分，八?九行动指挥部也广播北京来电，并发表声明，要八?二九必须先释放其被绑人员，然后撤出大厦。同时，还对其所属组织下令说，在指挥部未下令前，一切人员必须密切注意叭儿狗的行动，坚守岗位，警惕谭王八的垂死挣扎。
5点10分，八方释放了翁大魁等两名俘虏，由于二、三层楼梯完全堵住了，八方被围在三楼以上，下不来，便用箩筐把这两人从楼上吊下去，就好像古代围攻城堡时，也是用箩筐将人从城墙上吊上吊下一样。
上午九时，双方代表又在京达成第二个协议：“放人后，‘革造会’在三小时以内撤出华侨大厦及其周围的全部人员，回到原地。原驻华侨大厦的‘八?二九’等八个总部，在半个月内全部撤离华侨大厦，另迁较为朴素的新址。‘八?二九’等组织原驻的其他楼厦应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
10点50分，八?九指挥部又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不要对叭儿狗抱有幻想，要严阵以待，血战到底，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给叭儿狗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午时分，革造会方面又大举进攻，又用小口径步枪打伤八方多人。
下午4时，革造会释放了三名八?二九学生。
5时左右，八方又播出释放被扣人员公告，决定于6点钟释放俘虏。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的时候，侨委大楼的革造会一小撮人又放来冷枪，罪恶的子弹正好击中市五中八?二九一学生的心脏，当场饮弹而死。那几个即将获释的革造会人员也在场亲睹了这情景，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一个因为翻车受伤的工联总人员八方曾给他做了包扎医疗，这时他动感情地含着泪说：“革造会的这种做法是太惨忍了，我们是不赞同的！”
7点20分，八方广播讣告，而革方宣传车则叫喊着：“叭儿狗们，你们这个为谭王八卖命的混蛋，死得活该！这个混蛋死得轻如鸿毛！”
七?二０反迫害指挥部全体战士含着悲痛的眼泪向自己的战友告别，同时仍执行中央指示，全部释放了八名革方人员。八点多钟，在反复广播释放公告后，当把被扣人员用箩筐绳子从楼上吊下去时，外面一些狂徒仍不断用石头进行袭击，企图嫁祸于人。
22点15分，八?九指挥部又发出“紧急命令”，说：“叭儿狗已放了被抓去的八人，但各兵团，各分部仍然要坚守岗位，严阵以待，在未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前，不许撤走。”
革造会中的一小撮坏人又要企图重演七?二０交际处纵火事件，晚十点多钟，一小撮坏人第一次放火被熄灭了。过了会儿，革造会宣传车广播说他们已撤离大厦，撤离后如果发生纵火案、盗窃国家财产，一切都要由八?二九方面负责云云。尽管他们嘴里说得振振有词，但是，广播过后七、八分钟，一小撮暴徒把棉被、床桌堆成一堆，洒上汽油，再次纵火，立即二楼的楼梯口燃起了熊熊大火，新大一侨生为了救火，奋不顾身地从三楼跳下，身负重伤。后来，市消防队开来了几辆消防车，在消防人员和八方人员合力奋战下，大火终于被扑灭了。
三天三夜的围剿大厦事件虽然过去了，但是，余波未了，12日晚革造会又袭击了火车站，把机务段的八方铁路工人逼上山，造成铁路交通运输中断瘫痪。
8月5日，省老区代表大会在F市远郊北门战坂公社召开。
M省的老区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陈伯达闭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我就不承认‘老区’两字，真正老区，只有龙×杨成武那个地方。”实际上，自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南昌起义部队的影响下，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罗明、朱积垒、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阮山、卢肇西、陈正、徐履缓、陈耿等同志组织我省平×、龙江、永×、上×、崇×等地成千上万的农民相继举行了武装暴动，开始建立了革命武装。打从1929年，、周恩来、朱德、陈毅、谭震林、方志敏、彭德怀、聂荣臻、罗荣恒、叶剑英、肖劲光、粟裕等同志，先后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军进入我省西北部创建革命根据地，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七、九军团，在我省各地进行反“围剿”战争，帮助各地党组织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和发展了×西、×北、×东苏区和×南、×中游击根据地，其中有许多县是当时中央苏区和×浙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主力长征后，M党组织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了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存并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据1957年我省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党的活动范围遍及61个县境，占全省县数的95%，二千三百九十多个乡，二万一千五百多个村。全省直接参加红军、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队的达十万人以上，其中有三万多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五千多人参加了新四军北上抗日，有五万多红军、游击队的战士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毛主席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直指武夷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等气势磅礴的诗句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的决议》永远鼓舞着我省农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总是历史，历史的事实是无法磨灭的。
解放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区”问题一直未获得解决，历次政治运动诸如肃反、审干、反右、反地方主义、反地方主义补课、反右倾、反五风、夺五权、拔白旗、插红旗等等，像车轮战一样严重地打击了老区干部和人民，上反叶浩明、江明凡、方俞平、袁金旺、金贤麟、许立璋、俞白等人，下扫生产小队干部，甚至广大无辜的贫下中农群众，据马为同志自己承认错打、错关、错管、错杀达20万人，而实际上的冤假错案是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的。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老区农民运动也蓬勃兴起，引起了各派政治力量的极大注意。思想兵红九?二等组织借揪“扒手”为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967年“二?四”、“二?五”大血案，又以反经济主义为名，残酷迫害打击老区人民。1967年3月，某些决策者又以归口闹革命、搞经济主义、组织不纯等理由，强行解散了“老区”组织，至今未获得“正名”，因此，几百万老区人民要求平反也是合情合理的。
在省老区代表大会上，八?二九F司副司令徐绍英也到会做了讲话，谈述了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会议期间，正值发生了“八?九”人民大厦事件，革造会数万人围攻着人民大厦，八?二九学生的生命危在旦夕，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八?二九学生是老区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省农联司头头林得胜在会上做了紧急动员说：“到会代表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回去之后立即把广大贫下中农发动组织起来，组织30万人的队伍进城，要求为老区人民平反，解救八?二九革命小将，制止武斗。”
11日，省老区代表大会结束了。
8月13日上午9时左右，郊区三叉街再过去一点的白湖亭地区传来了枪声，有人在叫喊着：“农民进城啦！农民进城啦！”
那些不明真相的市民们顿时惊慌失措起来，他们有的赶紧躲进屋里去，但更多的人却是挤在街道的两旁，他们又是提心吊胆，又是十分的好奇，甚至起先躲进屋里去的人也鹅头鹅颈地伸探出脑袋来窥望着，毕竟还是好奇心甚于恐惧心理，何况，到底出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就好像古时候有人喊“狼来了”便把人吓得魂不附体一样。尽管街道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人，但是，人们的心理却是有些紧张的，大伙儿都不敢大声说话，只是睁大了一双双核桃般的大眼睛在观望着，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农民大规模进城的场面。
突然间，哨子声、呼喊声四起，“冲啊！”一队全副武装的老区农民先遣队伍手持冲锋枪、步枪、机关枪、手榴弹，沿着大路奔跑过来，正是：“冲锋直进浑无敌，虎窟龙潭掉臂行。”他们迅速地控制了三叉街路口要道。
过了会儿，一辆吉普车从白湖亭方向开上来，巡视了一下，又掉转车头开下去。以后，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开上来了，先是由几辆大卡车开路，后面是两个人一排的长队形，长龙阵的队伍望不到边，估计人数有上万名。
由于老区农民进城，引起了革造会决策者们的极大恐慌，熊向景、吕振玉、石克发等人连日来密谋于闽江日报社内。
熊、吕、石辈都是带兵打仗的，都懂得军事指挥艺术。吕振玉振振有词地道：“形势变了，这不是一般的武斗，现在是用现代化武器，枪、机关枪、炮，这已是战争性质了。过去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文攻武卫’。中央早已讲过，文化大革命可能以战争结束。江青同志也告诉，不要太天真，不要放下武器，我们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武卫’了。是战争性质的，就要用军事那一套来考虑了。各单位武卫人员要落实，有一个班的组织一个班，有一个排的组织一个排，指挥机构要落实，守的据点要落实，敌人手中有武器，我们也要有武器，农民进城，我们要阻止，要武装保卫F城。第一，武卫指挥部要设立下来，要有通讯部门，侦察部门，后勤部门，要成立司令部，要花好大的劲。现在要下决心，马上把组织系统落实下来。第二，编制好，编好班、排、连……才能打。比如叫我当团长，我调这连就要来，搞文革要民主，打仗怎能讲民主？！第三，防御，设防计划要搞好，要有工事，设立联防指挥部，要有主力部队，训练训练才能作战。至于技术问题只能讲几个原则：（1）守城不守楼，把几个要道，都能顶出去，可使居民免受损失，反击也好反；（2）防御为主，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这不是挑起武斗。只要你打第一枪，怎么打就由不得你了。我可以反包围，可以突围，可以……。打仗时，拳头一个在后面，前面是防御，主要是后面进攻；（3）总的来讲是人民战争，每一个人都要准备打仗。”
石克发问熊副参谋长说：“我们准备组织四千多人，组成四个团，但武器不够，有没有武器呀？”
熊向景不以为然地道：“武器不要紧，马鞍有二个坑道，里面的武器可以武装两个团，到时候学生一千多人集中在农院，工人一千多人集中在三角井和铜盘，包围马鞍山，我负责搞到坑道的钥匙，再把甘子昆抓起来，把枪抢出来，如果搞不成，我们就撤到三都，上戴云山，那里的粮食很充足。”他还把F市的详细地图给了革造会。
革造会借反老区进城为名，公开抛出“武装保卫F城，打倒叶浩明”的口号，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大规模的全面的夺枪抢枪行动，他们到处冲击军区、部队营房、军事设施、人武部等，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革造会人员的汽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四处设立武装据点，使整个省城一片刀光闪闪，剑影绰绰，笼罩着令人恐怖的气氛。
在城区，各粮店门口都排满了长龙般的队伍，居民们都在纷纷抢购粮食。忽然间，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句：“不好了，老区农民打进来了！”
一下子，不少人吓得赶紧抱头鼠窜，把米袋里的米撒得满地上都是，被人践踏得一片狼藉。由于这毕竟是“狼来了”的一场虚惊，人们又开始战战兢兢地排起队，又是不时提心吊胆地四处张望着，又是争先恐后地抢着买米，似乎战争就要来临了。
来自闽福、永乐、长侯等县的老区农民沿着三叉街继续进城，一路上不断地受到革造会的阻击、袭击和骚扰。特别是途经南区的工联总九分部据点时，那些九分部的武卫人员构筑了防御工事，他们的高音喇叭又在广播着中央关于严禁农民进城搞武斗的决定，又在狂呼乱喊着“武装保卫F城，打倒叶浩明”等口号。同时，他们居高临下，从楼上把石头、装着硫酸的玻璃瓶如若雨点似地投掷向街上的老区队伍。
那些来自地县的农民自然不懂得什么是硫酸，起先还以为只是玻璃瓶扔下来而已，并不大介意，可是，他们奇怪地看见那些液体飞溅到他们的身上，竟把那厚厚的土布衣服烧穿了一个个洞，一下子显得惊慌失措起来。
这时候，他们中有人大声喊道：“这是硫酸！快把衣服脱下，用水冲一冲身子！”
那些被硫酸液溅着的农民赶紧脱下那长袖的土布褂子，找近处的水龙头冲洗去。
楼上的那些工联总看见老区农民的狼狈相，他们得意忘形地拍手称快，好像看得是耍猴戏一般，狞笑着喊道：“好啊好，溪猪们活该！”
当然，老区的农民是不会轻饶过这班人的，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一排机枪扫过，那高音喇叭顿时哑了声音。
那些手持冲锋枪、步枪、乌铳、梭标、大刀等武器的农民向九分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虽然九分部是工联总中最出名、力量最强的一个分部之一，但是，他们同老区农民力量的对比毕竟还是悬殊的，他们寡不敌众，在持续四十五分的激战后，终于从屋顶撤离，这幢四层楼房被老区农民攻克了。
九分部这个最顽固的钉子被老区农民拔掉之后，尽管还有附中九?一五、师院思想兵、红九?二也是骁勇善战的，但是，他们的力量还是不足与老区的力量相抗衡，他们的队伍大部分都退守到大桥以北去，整个南区已经基本上处于老区农民的控制之中。
我一听说老区农民进城了，感到很兴奋，连忙跑到街上去观看。那时候，老区已经打下了九分部，正沿着红心路开拔上来。
街上的两边行人道上挤满了数不清的围观群众，只是气氛跟平时观看游行时有所不同，平常是轻松地观热闹，而今天则是提心吊胆地观热闹，大有一出现什么骚乱拔腿就跑的思想准备。市人们一个紧挨着一个，紧张地默默注视着老区农民的队伍，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声，既害怕又好奇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就好像小孩子听鬼的故事又爱听又怕听一样。
只见老区农民的队伍由一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开路，在吉普车上坐的多是穿白衬衫、戴手表的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多背着短枪，可能都是些头头，车上还架着一挺机关枪。那辆大卡车也是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员，连驾驶室两边门旁的踩板上也各站着一个人，样子多像是学生，他们不是戴着闽福“五?二九”就是“八?二九”的红袖章。
接着，后面是步行的队伍。走在最前面带队的是两个手拿合子枪，脖子上套着望远镜的人，看样子也是头头。然后是几面旗帜，如闽福县五?二九农民革命造反司令部、八?二九联司闽福县司令部、闽福县国防红卫兵等，跟在旗子后面的是浩浩荡荡的大队伍，他们头戴闽福县特有的斗笠，身上穿着长袖的蓝色或者黑色的土布褂子，手臂上都戴着“五?二九”的红袖章，身后都背着一个包包，走在最前面的一队，有的胸前套着冲锋枪，有的肩上扛着半自动步枪、步枪和乌铳，有的腰带上还挎着手榴弹，大概，这些都是来自沿海公社的民兵。而接下来的一队则是梭标、大刀队，他们把有枪的跟没枪的交错地排列开。那些老区农民的脸孔和手臂一个个都非常黑，油黑得如若北大荒的黑土一般，这是长年累月风吹日晒的缘故。他们的面孔表情都异常严肃、专注，不苟言笑，也不东张西望，迈着相当整齐的步子在行进着。看来，组织这支庞大的浩荡的而又纪律严明的大队伍确实是不简单的，如果没有打过仗的有经验的老区干部在指挥领导着，要把这些数以万计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编成军队似的队伍，恐怕换其他人是办不到的。
老区农民的队伍非常长，几辆大卡车、吉普车也夹在队伍当中行驶着，还有几辆摩托车。除了闽福县“五?二九”外，还有来自永乐县、长侯县、郊区高湖的老区反修战斗团等。老区农民的队伍除了这支外，听说北门、西门也有农民进城来了，整个F市被四面八方的老区农民所包围。老区农民有三百万人，可见这些老区干部在广大农民中间有着多么雄厚、坚实、广泛的基础，打人民战争难道靠的不就是这些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农民么？这实在是一支不容忽视、不容打击的政治力量呵！
老区的队伍很长很长，大约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走完。他们占领了南区的制高点——烟台山，大队人马安顿在位于红心路上的朝阳电影院以及邻近的朝阳小学里面。
我往回走到红心路口，看见一队“五?二九”在张贴着标语，如“坚决镇压红九?二、原子兵团！”、“坚决讨还七二０、七二一血债！”、“坚决揪出M省最大谭王八——吕振玉！”、“贫下中农进城制止武斗是革命行动！”等等。
朝阳电影院位于烟台山的半山坡上，上头上不去，不过，从下面可以看见上面的空地上挤满了老区农民，他们一切都显得很有秩序，连休息也是如此，并未去骚扰普通的居民百姓，安顿在朝阳小学里面的老区农民也同样是秩序井然的，他们也是强调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谁要是把老区农民硬说成四处劫掠的土匪，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信口雌黄。
诚然，所有的八?二九人在内心里都是欢迎老区农民进城的，盼望他们解救处于危难之中的我们八?二九联司。不过，老区农民进城毕竟是一件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因为“中央”是不准农民以任何借口进城的——不管理由多么正当，农民进城总是不行的，这就是陈伯达等人的逻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深的天堑，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一去不复返的陈迹，现在是需要忘本的，不忘本是成不了陈伯达这样的政治家。
我的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从感情上讲我是很想就同老区取得联系，协助他们开展工作，但是，理智又清醒地提醒我不可操之过急。我们对于老区的情况还摸不透，他们终究是外来势力，是否能够战胜号称拥有四十万之众的庞然怪物——革造会，在省城稳住脚跟，尚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尽管南区革造会主力已经撤离到大桥以北，但是，在南区这个革造会的大巢穴里到处还都有他们的眼睛，如果我在公开的场合众目睽睽之下，贸然同他们进行联系，帮他们带路等等，万一老区农民打不赢便一走了之，那么，革造会“还乡团”便会卷土重来，他们的报复心同当年地主还乡团的报复心即使比不上，也是差不了多少的，那时候我肯定要遭殃的。一想到这一些，我自然就不敢轻举妄动，暂时先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看看几天再说吧。
下午，老区还占领了市高级中学，并且，开始了攻打大桥。F市的大桥实际上是由万寿桥和江南桥二座桥组成的，中间还有一个小岛中洲岛联系着两座桥。由于江南桥比较短，老区农民很快就占领了江南桥和中洲岛，控制了中洲岛的制高点水文站和进出口公司房顶，与桥北的革造会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
老区农民进城的路线和以前解放军1949年8月17日解放F市的进军路线是相同的，只是今天的革造会比当年人心涣散的国民党守军要强大得多了。他们成立了省革造会武卫司令部，按照吕振玉提出的“守城不守楼”的原则，各单位、各组织不各守山头，各自为政，不弹药各自配备、人员各自安排，一律听从武卫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大桥头是设防重地，大桥头的几幢楼房都成了桥头堡，架设起了机枪，交叉火力，他们筑起了工事，垒起了沙包，封锁了大桥，堵断了南北交通，原来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的大桥变成了一座无一人迹的死桥，连鸟儿也不敢飞越过桥。
万寿桥约有一千余米长，要通过这么长的开阔地带，倘若强攻，势必造成极大的伤亡。革造会和老区隔着万寿桥对峙着，双方不时地用机枪互相射击着，真是一派现代战争的气氛。
不知老区农民的决策者是如何考虑的，也许，他们想晚上夜袭，或者想晚上乘船过江（革造会的决策者吕振玉之辈到底是军人，他们早已把船只都拉到桥北去了），再不然就是想等北门、西门外的其他县份老区打进城后，再相互策应行动，总之，在他们占领了中洲岛之后，下午他们并未采取什么重大行动，就这样彼此雄峙着。
我下午又跑到街上去看，那些老区农民大部分还屯兵在朝阳电影院和朝阳小学里，并未四出活动。我在那附近转了一圈，看到没什么好看的，就回了家。
我一整天在惴惴不安和忧心忡忡中度过的。我睡的房间是临街的，这天夜里特别热，连一丝风儿也没有，我全身脱得光光的，只穿一条运动裤上床睡觉，不知怎么搞的，有两只蚊子竟钻进我的蚊帐里去，咬得我浑身奇痒无比，睡也睡不好觉。没法子，我开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消灭了这两只可恶的蚊子，可是，弄得我身上又出了汗，我只得不断地摇着扇子。也不知道我睡着了没有，反正，我是没睡熟的，迷迷糊糊的。
突然间，我听见外面街上响起了一阵沙沙沙的走路声响，我比较敏感，赶紧把头钻出蚊帐外，眼睛从百叶窗的缝隙里窥视着街上，看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只见街上一队队老区农民在疾步行走着，我家的那条路可以通往三叉街，看样子，老区农民是正在撤离省城。
我一骨碌地爬起床，跑到我父母房间去，他们两个老人睡眠都很浅，听见外面有动静，也惊醒了过来。我小声地对他俩道：“喂，快去看，老区农民撤走了。”
这深更半夜里，老区农民的大队人马从我们家门口经过，两位老人自然感到有些恐慌，他们连忙慌慌张张地爬起床，隔壁房间的我二哥也起来了，一家人都躲在我的房间里，从百叶窗叶片的缝隙里偷看街上的情景。
“千万别开灯，别把窗户打开。”胆小怕事的我父亲小声地叮嘱说。
一队队老区农民连奔带跑地走得非常急，所以，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走路的声音很响，沙沙沙的碎步声有点像地震时窗户震动的声音。我一边窥望着，一边道：“看来，老区农民是撤走的，他们怎么在半夜里撤走呀？他们是要从三叉街撤走的。”
“嘘——别作声，他们会听见的。”我父亲又制止说。
我母亲更是怕得不得了，她战战兢兢地躲在我父亲的身后，连呼吸也不敢多呼吸，看也不敢多看——妇人家真是没用！
在黑暗中，我们一双双眼睛紧张地窥视着街上的老区农民队伍，我也不再说什么话，房间里静得连掉一根针也听得见。时间在时钟的嘀哒声中悄悄地过去了，老区农民的队伍断断续续地走了半个钟头，像潮水一样迅速地退去了（可能老区农民还有从其他线路撤退）。
当街上老区农民队伍走光了之后，我父亲还固执地不让开灯，他说：“不要开灯，说不定等下还有老区的队伍咧。”
我母亲依旧用发颤的声音道：“我的两条腿都像棉花一样发软了，心脏紧张得差一点儿快要掉出来了，好可怕！”
“有什么可怕的，老区农民又不是土匪，又不会吃了你。”我不以为然地说。
“那也不一定，刚才若大声讲话，他们发现楼上有人，会当革造会的给你一梭子，到时候哭也来不及了。”我父亲道。
“真奇怪，老区农民怎么忽然间半夜里都退走了，大概，出了什么事吧。”我感到困惑不解。
“就是，连一声枪声也没听见，老区农民就这样狼狈地逃窜了，令人费解。”我二哥也说，他的观点和我是对立的，不过，我们一家人还是相安无事。
这一夜，我们一家和南区的许多居民一样是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的，睡也没睡好觉。
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陈伯达干预了这件事，他在13日20点20分至14日1点15分接见了革造会、八?二九二派在京代表，还叫来方俞平、袁金旺、许立璋等人，并且，又给F军区拍了电报，责令道：“1.所有军区人武部保证所有进城农民全部撤退，否则要负全部责任。2.绝对不能发枪给保守组织残杀革命派。3.军区要用一切办法阻止农民进城，不得过大桥，特别要保护师院的安全。”由于来自陈伯达的巨大压力，老区的决策者们不得不屈服于其政治淫威，被迫决定立即撤出省城。
14日凌晨，老区农民仓皇退遁，革造会乘乱掩杀，即所谓“敌退我追”，一直追击到三叉街以下，俘虏了老区农民多人。
就这样，像一场大水一样洪峰来得迅猛，退得也快，老区农民八?一三进城才一天就退走了，但是，一场洪水过后总要留下一滩污泥浊水的，老区农民进城也同样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其千秋功罪让历史去评说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