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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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九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这篇著作。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著作的通知……

  六月二十五日(1)《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2)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江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筹委员会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的事件发出电报,电报指出:“不管你们有任何理由,这样作都是错误的,命令其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住处,听候中央派员处理。”电报强调指出: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其严重的错误。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七月一日(1)《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纪念党的生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按照毛泽东思想干革命》。

  七月十日(1)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对于支左工作所犯错误检查做批语。

  七月十八日(1)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以上摘自红卫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我们新革会重新统一之后,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迁队部。我们新革会的新队部设在红砖办公楼原地理教研室里。新队部的环境比较好,处在办公楼三楼的角落,毗邻房间没有别的组织,只是大楼遥遥相对的另一端,有东野一支队阿三一伙人住在那儿。而且,那里房间不止一间,仅隔着一条过道走廊,就是美术教研室,那边也有一间空房间,我们将它也占据了。我们把那条死通道用课桌椅给堵住,这样,两间房间就连在一起,与外界隔绝,加上地理教研室的门可以上锁,这就更安全了,小小的天地便成了我们新革会的“一统天下”,简直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那美术教研室共有两间小房间,一间为我们所占用,另一间则归美术教师孙维平使用,他是我们惟一的邻居。

  这个孙维平老师解放前曾当过教会的牧师,在运动初期,挨过一些大字报的轰击,不过,他还算是很幸运的,侥幸未被打成“牛鬼蛇神”,大概是上帝在保佑他吧。耶和华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孙维平老师对于我们新革会作为他的新邻居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知道我们对其并无伤害之意,相反的,我们对他无形起一种保护伞作用,有我们在这里,其他组织也不会来寻他的麻烦,我们能够和睦相处。

  孙老师诚挚地对我们说:“你们新革会搬到这里来,太好了,这样我也有人作伴了,不然,我连要找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孤单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常言说,‘路上有个说说笑笑的朋友,等于舒舒坦坦骑在马上走。’”

  “现在好了,维平老师,我们这些同学你几乎都教过我们每个人的美术课,你说话的伴儿可多了。”我笑笑道。孙维平老师是我们学校惟一的美术教师,所以,除了初中不在我们学校的人之外,他几乎都教过我们每个人的美术课。

  这时候,孙维平老师显露出一副有些神秘的样子说:“你们知道么,我最近都在搞些什么吗?……我正在收集毛主席像章,已经收集到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二百多枚,我拿出来给你们参观一下,好吗?”

  “好啊,你拿出来让我们欣赏欣赏。”众人道。

  接着,孙老师就走进他那间小房间里。一会儿,只见他两只手抱着一个木箱子走出来了。那箱子还挂了一把锁,他麻利地打开了锁,掀开盖子,从里面取出了一幅幅别着毛主席像章的绸布来,就像《基度山伯爵》里所描写的那样,邓蒂斯在基度山小岛的秘密窟里发现了木箱,打开木箱后他被那金光闪耀的金银财宝惊呆住了,我们几个同学也被眼前的那些金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所吸引住了,一下子轰地围上去,争先恐后地抢着观睹那些像章。那一块块跟大本年月历差不多大小的绸布上整整齐齐地一排排别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有大的、中的、小的,有圆的、方的和各种不同形状的,有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有铜制的、银制的,有陶瓷、竹木、塑料的,有夜明莹光的……总之,孙老师收藏的毛主席像章多得足以举办一个个人收藏展览会。当时,我们许多同学也喜欢收集毛主席像章,可是,没有一个人的数量、质量可以与孙老师的收藏相媲美。

  我们一伙人被这些五光闪烁的毛主席像章看得眼花缭乱,一个个赞不绝口地说:“啧啧,孙老师,你真了不起呀,竟收集了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足可以开一个展览会。”

  “孙老师,你是怎么收集到这么多的毛主席像章呀?”

  孙维平老师听见同学们的一片赞美声,他感到有些飘飘然起来,眉飞色舞地说:“我收集到这些像章可花了不少心血,我到处跟人家换,,凡是我没有的,我都想方设法弄到手。……同学们,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像章,我也可以和你们交换。”

  “维平老师,你看,我的这一枚像章怎么样?”金从栋得意洋洋地挺着胸膛,手指着他胸前别着的那枚像章道。

  孙老师从他的眼镜合里掏出了眼镜,他戴上老花眼镜认真地往金从栋的胸前瞅了一眼,说:“不错不错,不过,这一枚我已经有了,你们瞧,这一枚不是跟你那一枚是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模一样么?”他手指着一块绸布上的一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

  好高的金从栋还不甘心,又大声地道:“维平老师,我家里还有这么大的一枚毛主席像章,”他用两只手做了一个征东饼一般大小的圆圈。“你保证没有,我过几天带来给你看,好吗?”

  这一下,那个孙老师的两只耳朵听得像猪八戒的耳朵一样扇起来,他的两眼睁得如若“赛园橄榄”一般大,急切地说:“你明天就带来,带来给我看看,好吗?”

  “好啊,这个好说,我明天就带来给你看。”金老板这时得意得像喜鹊一样翘起了尾巴来。

  大概,“十男九好高”这话是没错的。光有一个金老板好高还不够,又添了一个好高务远的许晓光,只见他也凑上嘴说:“嗨,金老板那枚像章是三个钱儿买碗兔子血——没啥希罕,我有一枚像章才够棒咧,是四方形的,有这么大,”他也做了一个有语录本一般大小的手势。“它是用造飞机的材料铝合金制成的,真叫作货真价实,一两黄金一两价。”

  看那许晓光吹得神乎其神的样子,孙维平老师的两只耳朵似乎又长长了一寸,一双眼睛又睁得如乒乓球一般大,兴奋地道:“真的么?那你明天也拿来给我看看,好吗?”

  “这个——”许晓光开始支吾起来。“嗯——那枚像章还在我姐夫那儿,过几天我向他要来,再给你看。”许晓光的姐夫是一位空军军官,在机场工作。

  当孙维平老师尚未来得及扫兴之际,另一个黄树希又南天门搭戏台唱高调说:“维平老师,我见过一枚像章是全世界最棒的,里面装上了钟表小摆锤,随着人们走动而摆动,发出了四射的光芒,大概,你们见都没见过吧,真是稀世之宝,令人羡慕不已。”

  孙维平老师听着,他的耳朵简直长得跟兔子的耳朵一般长了,眼睛更睁大得若铜铃眼,垂涎欲滴地道:“这像章我听说过,却始终没见过,你能不能设法借我看一看,以饱眼福,这像章太棒了!啧啧。”

  “这个恐怕办不到吧,那个人谁也不肯借,连看也不肯轻易让外人看一眼,好像这就是绝世的和氏璧一样,唉——”黄树希耸了耸肩。

  “那太遗憾了,太遗憾了!”孙老师像自行车爆胎一样泄了气,扇开的耳朵也耷拉下来。

  这个孙维平老师醉心于毛主席像章的收藏,已经达到如痴如狂的地步,他显得那里热情,那么炽烈,那么真诚,这与其说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与爱戴,不如说是出于对美的渴求。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收藏癖,有的人嗜爱古玩字画,有的人爱好集邮,有的人喜欢收集明信片、贺年片、火花、纪念章……这种收藏癖实际上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事业的追求和对美的渴望。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对于人,什么是最可爱的呢?生活。因为我们的一切欢乐,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望,只与生活关连。”如果一个人不热爱生活,很难想象他还会有什么收藏癖。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各种收藏几乎都遭到了彻底的摧残,惟有毛主席像章的收藏业却蓬蓬勃勃、兴旺发达,当然,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我们且不说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在政治上有多大的危害性,也不说滥造毛主席像章是多么的劳民伤财,在这特定的大环境和特定的年代里,还能够有像孙维平老师这样对毛主席像章的收藏嗜爱成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渴望。收集毛主席像章确实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那些金光闪闪、五颜六色的毛主席像章你说它一点也不美,那决不是事实,也许,它们现在的价值并不高,但是,过了几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后,它们的价值肯定将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说不定会成为稀世之宝,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的史无前例的产物,到那时候,其千秋功罪再予评说吧。

  当新队部安顿好之后,我们再次改组了新革会勤务组,新的勤务组由下列人员组成:韩继明、黄秋菊、石达志、齐绍、林玉华、谢凡娟、肖进仕、金从栋、刘友礼、许晓光、郑永铭、薛刚、陈大宏和我,召集人仍由本人担任。我们增加了勤务组人员,主要是考虑到要照顾各方面人的利益,同时,也为了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

  我们把所有调出的同学都召回到学校来,召开了一次全体新革会成员会议。我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我发言说:“今天是我们新革会全体成员会议,也是我们新革会重新统一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来开会的人是空前之多,有《红造反》的同学,有前一阵子调出刚回校的同学,有新参加我们新革会这个大家庭的同学……大伙儿济济一堂,把整个房间都坐得满满的,一派人丁兴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说明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队伍必定会兴旺,会发达!今后,我们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

  “前一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组织生活不很正常,今后,我们应该要逐步地走上正轨,逐步地正规化。而要走上正轨的重要一点,就是要加强学习,从明天起,每天上午八点到九点半为早读时间,星期天除外,特殊情况除外,大家都要来参加,要做到雷打不动。毛主席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六月十九日,是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真地学习主席的这一个划时代著作,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争取早日实现学校的大联合……”

  在全体会议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来到队部时,就听见肖进仕报道了一个喜讯,他喜不胜喜地说:“李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天下午,东方红大街八?二九联司广播站广播了我们《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

  “真的么?”我两眼为之一亮。“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

  “我昨天下午进城看大字报,是我亲耳听见的,千真万确。”他喜滋滋地道。

  “是的,我昨天下午路过东方红大街时,也听见了联司广播站广播我们《决战》的《时局声明》,还广播好几遍咧。”原来是《丛中笑》的小鬼姜莉平也证实说,她家住在城区。

  “太好了,我们的《时局声明》总算是被联司认可了,想当初我们还跟黄朝晖他们唇枪舌剑三百合,现在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金从栋欣喜若狂地手舞足蹈起来。

  这时候,忽然我听见队部门口薛刚粗声粗气地嚷道:“喂,李晟,有人找你。”

  我急忙走到门口,看见那儿立着一个陌生的戴着东南师院校徽的大学生,便问说:“你找谁?”

  “你就是李晟吧,”那位大学生对我笑了笑,自我介绍道,“我是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的。”

  “噢,进来坐吧。”我一听是师院干到底的,便请他到房间里坐。

  “不啦,请你下午到我们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队部一趟,找王元逸,我们有事情商谈,好吗?”那个大学生说明了来意。

  “可以。”我想了想,便点点头,又招呼说,“到房间坐吧。”

  “不啦,我还有事情,我走了。”那个大学生谢绝道,又叮嘱说,“你找王元逸就行了。”

  “噢,”我又点点头。“那你走好啊。”

  在客人走了之后,我们便开始了早读,今天学习的就是毛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下午,我只身一人前往东南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

  前一阶段,由于东南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参加了四?二0行动委员会,而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是坚决反对四?二0行动的,因为双方的观点分歧,彼此也疏远了往来。以后,师范干到底公社也发生了分化,吕钦平之流伙同鹭大独立师的陈翘之流另立山头——八?二九井岗山总部,以《刺破青天》、《锷未残》战斗队为核心的一批干到底人则同他们彻底决裂,成立了新的八?二九干到底公社,那个王元逸就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对于其人,我是闻其名,未见其人。

  东南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的队部还是设在物理系二部的那幢教工宿舍大楼里面,而八?二九井岗山干到底公社的队部也是设在同一幢楼里。我上了楼,找到了八?二九干到底公社的队部。我向一位在门口的八?二九大学生打听说:“喂,同学,请问王元逸是哪一位?”

  “哦,你要找王元逸,他在里面,你进去找吧。”那位大学生努嘴道。

  顺着那位大学生示意的方向,我走进去了,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地打量着,观察估计着哪个像是王元逸,因为在我的心目中王元逸是一个很有气魄的非同寻常的人物。在里面,我看见一个大学生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心里便寻思着此人可能就是王元逸,便上前询问说:“同学,你就是王元逸吧?”

  “不,你搞错了,我不是王元逸,哈哈哈。”那位大学生和边上的人都不由地笑起来。

  我显得有些尴尬的样子,又请求说:“那你能不能帮我带一带,我实在认不得王元逸是哪一位。”

  “你是哪里的?”他一边打量着我,一边盘问道。

  “我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王元逸约我下午来找他。”我自我介绍说。

  “哦,”他听罢点点头,应诺道,“好吧,我带你去找他。”

  于是,他立起身,我跟着他一道穿过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我边走边问他说:“同学,那你的尊姓大名是什么?”

  “我叫赵云鹏。”

  “你也是物理系的?”

  “嗯,我跟王元逸还是一个系一个班的咧。”

  我们还是走到我以前曾来过的那间会议室,赵云鹏推开门走了进去,说:“元逸,有人找你。”

  那个叫王元逸的大学生听见唤声,他抬头望了我一眼,露出笑容问道:“你就是附中新革会的李晟吧?”

  “是的。”我回答说。

  那个王元逸赶忙站起来,他走过来同我热情地握了握手,招呼道:“请坐,快请坐!”

  我即坐了下来,那个赵云鹏也信手抓了一张椅子随随便便坐了下来,看样子,他和王元逸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我定睛打量着那个王元逸,他的相貌与我原来想象的他相差好一段距离,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他的个子不高,硬梆梆的黑发像鞋刷子毛一样挺立在头上,他的脑袋特大,如若大冬瓜一般,与整个身体的比例似乎不很相称。俗话说,“头大脑足”。也许,他的大脑袋就是大脑发达的表现,如同贝多芬一般硕大的头颅里蕴藏着智慧和力量。他的眉毛很粗,但一双眼睛却是细小的,又深陷在深深的眼眶里,犹如猫在暗洞里探头出来窥望着你,显得深沉、冷淡、含蓄、刚毅。他的黝黑的脸孔斑斑驳驳,长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粉刺,形成了脸部丘陵地带,又好像一层层涂在脸上的舞台化妆油彩开始化开、走样了。

  在这间会议室里还坐着两个戴着红校徽的中年教师,此时此际,王元逸向他们介绍我说:“他就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李晟,是勤务组负责人。”

  那两位中年教师微笑着向我点头致意,接着,王元逸又向我介绍他们几个人道:“他叫蔡炳章,是我们物理系党总支副书记,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位是林郁老师,也是我们物理系的教师。……这位是赵云鹏。”

  在我们互相寒暄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又被推开了,只见走进来的是那个徐绍英,她一眼就发现了我,脸上露出笑容道:“唉呀,小鬼,是你呀,好久不见了,大概你发霉了吧,怎么都不来玩呀?”

  我站起来,笑笑说:“最近我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没有时间来向大姐请安,真对不起。”我嘴上虽这么说,但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此,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四?二0行动委员会,双方的观点分歧导致关系的疏远,如今时过境迁,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所以,才使我们又走到一块来。

  徐绍英走过来,伸手在我的肩膀上压了压,笑道:“你坐呀,干吗这样客气还要站起来?”

  而王元逸则用那一双细小的眼睛瞅着我,问说:“这些日子,你们都在忙些啥呀?”

  “我是刚刚才回校几天的,前一段时间,在外面搞外调,前些天思想兵他们在东方红路口闹绝食,我们搞了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跟他们对着干,奉陪了几天几夜。”我道。

  “啊,反绝食斗争指挥部是你们搞的呀?”王元逸稍稍睁大了一点眼睛,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

  “嗯,是的,是我们跟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几个人一起搞的。”我回答说。“那个井岗山干到底公社也参加了绝食斗争,不知道他们饿死了几条命,我们还真想给他们送花圈咧。”

  一提起那个井岗山干到底公社,那些人就火冒三丈起来,徐绍英喉咙最尖利,她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井岗山那些人都是混蛋,那个吕钦平是张国焘第二,张国焘闹分裂主义,另立中央,不是没有好下场吗?那个吕钦平步张国焘的后尘难道就会有好下场?”

  那个头发只有稀疏几根、面容慈祥的蔡炳章老师用着有浓厚乡音的普通话说:“他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呗,他们正是一批政治蠢人。”

  我扫视了他们一眼,怀有同感道:“我们新革会也经受了分裂的考验,井岗山北京公社也从我们新革会分出去了,还有一些人投到思想兵的怀抱里去,就是没有退出的《红造反》也和我们《决战》纵队过不去,成天老跟我们捣蛋,不过,现在好了,我们新革会终于又重新统一起来了。”

  那个王元逸有些感情冲动地说:“恩格斯说,‘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是以斗争来解决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他们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得多,什么瑞士汝拉山区的巴枯宁派,什么普鲁东派、布朗基派、拉萨尔派。我们同‘井岗山’一伙人的斗争也是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恩格斯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对于我们来说,也何尝不是如此呀?播下‘龙种’,换来的却是‘跳蚤’,现在,‘井岗山’的‘跳蚤’们跳得可高了,这些忘恩负义的‘跳蚤’们居然咬起我们来了,嗬嗬嗬。”

  我双目注视着王元逸问道:“你们现在八?二九干到底公社一共有多少人?”

  “我们还有一百多人。”他答曰。

  “那井岗山干到底呢?他们有多少人马呀?”我又问。

  “大概他们有三、四百人吧,不过,原来干到底公社的骨干分子、中坚力量多在我们这一边,正义在我们这一边,真理在我们这一边,俗话说,‘一时强弱在于力,万古胜负在于理。’”王元逸的脸上显出一副自信的样子,他瞧了我一眼,又说,“今天,我把你请来,就是要跟你谈谈,你知道我们区里主要的八?二九力量就是我们师院干到底和你们附中新革会,当然还有市高级中学的《鬼见愁》、市九中的八?二九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师院和附中两家。我们彼此是比较了解的,今后,应该要进一步加强联系,通力协作,互相配合,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只要拧成一股绳,纱线也能捆雄狮。’”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两家是一根绳上拴了两个蚂蚱,共同的命运之绳将我们紧紧地连结在一起。我们都是少数派,而师院和附中都是思想兵的大本营,我们更应该要唇齿相依,风雨同舟,唇亡齿寒也。”我若有所思地道。

  “你还应该要考虑一下,不仅是我们两家,我们还要进一步把整个南区的所有八?二九组织统统串联起来,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八?二九南区指挥部什么的,协调我们之间的行动……”王元逸又提出了他的设想方案。

  我认真地盯望了他一眼,一边思索着,一边道:“搞南区指挥部是一个大问题,可以进一步酝酿呗,这不是我们两家所能够决定的,不过,我建议什么时候先开个南区所有八?二九组织的联席会议,先吹吹风,做些舆论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成立指挥部吧。”

  那个高高瘦瘦的中年教师林郁也开口说:“先开个联席会议也好,我们请联司勤务组也派人参加,大家坐下来谈谈,太匆忙成立南区指挥部是不妥的,等下人家以为我们是在搞‘夺权’,闹山头主义。”

  “对,我也赞同先开个联席会议再说,不要一口想吞下三个馒头呗。”徐绍英也道。

  在谈话结束后,我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离开了师院,回到自己的学校去。

  最近,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行动起来,搞好夏收夏种,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们新革会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决定也下乡帮助贫下中农搞夏收。

  尽管这些日子思想兵一派人殴打、围攻八?二九学生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公开打出我们八?二九新革会的旗帜,下乡支援贫下中农搞夏收,因为这是我们新革会重新统一之后的第一次外出行动,总得搞一些声势,不打旗号不像样。

  这一天早晨,晴空万里,湛蓝色的天空仅有几朵不动的白云,太阳射出了道道耀眼的金光,像是在大声地欢笑。

  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两个人一排行走在公路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红造反》的齐绍,他手擎着我们八?二九新革会的火红的战旗,情绪非常高昂。我们同学一个个戴着或披挂着草帽,背着各色挎包(我们自带干粮)和水壶,手臂上戴着八?二九的红袖章,向着郊区三叉街的方向进发。

  我看着大伙儿无声地走着有点不带劲,便对金从栋道:“金老板,你带领大家唱个歌儿,唱个歌就雄纠纠、气昂昂了。”

  “唉呀,我是众所周知的公鸭嗓门唱不了歌,你还是叫袁芝青来领唱吧,她的声音可是像百灵鸟的歌喉委婉动听。”金从栋推托说。

  于是,我就三步并二步地赶到前面去,走到袁芝青的身边,对她道:“喂,芝青,你来领大伙儿唱个歌,好吗?”

  袁芝青是一个美丽、开朗、大方的姑娘,这时候,她偏过秀丽的脸庞,眨眨长长的眼睫毛,用那对水汪汪的黑眼睛注视着我,莞尔而笑说:“你要唱什么歌?”

  “就唱个歌《红卫兵战歌》吧。”我说着,就转过身子对众人大声道:“喂,大家来唱个歌,唱《红卫兵战歌》,由袁芝青领唱,所有人都要开口唱啊!”

  接着,袁芝青便起了个歌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唱——”

  开头,大家不怎么习惯唱歌,也有一些不好意思,歌声是稀稀落落的,只有我、金从栋和勤务组的一些人带头唱,渐渐地歌声就大了起来,大伙儿都放开了歌喉唱起来。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刀山火海都敢闯。

  …………

  唱完了一遍歌,我又叫大家再重唱一遍。这一回的歌声更整齐、嘹亮了,雄壮的歌声像插上了翅膀似地飞腾在广阔的空间,我们豪情满怀地唱着歌儿,行走在大路上,路人们不由地向我们投来了各种目光。

  过了三叉街,再走一段路,就是郊区农村了,举目望去,公路两旁尽是一片片金黄色的稻浪,沉甸甸的欲垂倒的稻穗在阳光中熠熠生辉,似乎有一种丰美的柔和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地面。

  我们事先并不曾联系好劳动地点,反正,走到哪儿,算到哪儿。我们不想走太远的路,不久就离开了公路,踏上了通往乡村的小道。当我们快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村落时,看见迎面走来两个扛着锄头的农民,我便上前询问说:“喂,同志,这里的大队部在什么地方?”

  “你问的是我们前进大队的大队部吗?”

  “是啊。”我赶紧道。

  “就在前面村里,不用走多少路,一棵大榕树下旁边的房子就是。”

  “哦,谢谢啊。”我又向那两位农民兄弟致谢。

  这下子,大伙儿又来劲了。那个齐绍用力地挥舞着战旗,我们的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向前面的村子进发。

  在找到了城门公社前进大队的大队部之后,队伍便停在外头,我和刘友礼、金从栋、肖进仕几个人则进了大队部里面联系事宜。我们几个人向大队干部们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们听说我们是来支援夏收的,便由一个大队干部把我们带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去。

  我们领到了镰刀、扁担等工具,又由一个生产队农民把我们带到了田里。我们把包包、水壶等物统统堆放在田埂边上的一棵龙眼树下。

  这当儿,我们像散兵线一样散开了,一个个弯着腰,挥动镰刀,所有的镰刀都闪着明晃晃的亮光,发出“夫希,夫希”的声音。荼毒的太阳高悬在世界的当空,天色蔚蓝耀眼,带着那种即将变成火红的橙黄,好像一大张烧烫了的白马口铁板。尽管热魔在横行着,但由于我们是自觉自愿下乡帮助农民夏收的,所以,不顾赤日炎炎当空照,不顾汗水涔涔,在忙碌地收割着,似乎人在飞,镰刀也在飞,稻子也在飞。

  高三(2)班的王梅华和高三(3)班的周国英都长得异常高大壮实,是高头大马式的女人,就像是俄罗斯农妇一样,饱满而健康的胸脯,浑圆有力的双肩,巨大的酒桶一般的圆鼓鼓的臀部,像海豹的鳍脚一样结实丰满的手,如大象腿似的粗腿。

  这两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女巨人干起农活来可是没的说的,特别是那个绰号叫“牛”的王梅华是生长在郊区农村的,她割起稻子动作利索极了,一般同学(包括本人在内)割稻最多只能割六行,而她轻而易举地割八行,只见她们两个打冲锋在前,稻田里好像起了旋风,把稻子一块块吹倒、又吹成捆。金从栋、余鸣生、薛刚几个男同学亦不甘落后,他们割得也很麻利迅速,我们个个埋头苦干、争先恐后,就像赛龙舟一样,一派龙腾虎跃、奋勇当先的景象。

  晌午时分,我们就在田梗边上的那几棵龙眼树下歇息。我们在附近的小河边洗了手脚,生产队的农民送来了一大罐茶水,我们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了馒头、包子、面包等干粮,喝着开水,开始了午餐。

  饭后,我们在树下休息着。金从栋、石达志、余鸣生、齐绍几个人大概是精力过剩了,他们拿着锄头、扁担、草帽等物,竟跑到田畴抓起田鼠来,不仅是他们,连那些娘儿们张露、朱温文、姜莉平、许丽媚等人也跟在他们的后面,跑到田头围剿起田鼠来,只见他们一伙人跑着、闹着、叫着、嚷着,兴奋紧张得都要发了疯。

  “这儿、这儿一只田鼠,大家快来抓!”

  “你们快来呀,这儿有一个老鼠洞!”

  “快用土把这洞口堵住,挖那洞口!”

  “看看看,这里又有两只田鼠,快来抓哟!”

  “小鼠崽子,看你往哪儿跑,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看他们的闹劲,一些同学也被他们吸引了,加入了他们的抓鼠队伍,我对这一些是不感兴趣的,依旧在树下远远地观望他们在“战斗”。

  后来,他们总算是罢兵了,那些人手里提着一串串猎获物,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又说又笑。我看见那个张露的手里也提着一大串田鼠,大约有七八只吧,摇摇头叹息说:“唉,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跟男孩子一样又野又疯,真不得了!”

  “你别倒拿望远镜瞧人,现在男女平等,男孩子能够抓田鼠,女孩子就不能够抓?想不到你还长着榆木疙瘩的封建脑袋瓜,嘻嘻嘻。”活泼、灵巧的小姑娘姜莉平长着一双楚楚动人的眼睛,可就是嘴巴不饶人。

  “嘿嘿嘿,你这小鬼的嘴巴还真够厉害的,算我说不过你。”我的脑袋像拨浪鼓一样摇着。

  “嘻嘻嘻。”那个张露也笑着,她提着那串田鼠的右手伸向我,友好地道,“这串田鼠给你,要不要?”

  我看见那伸来的田鼠,不由地倒退二步,用手摆摆大声说:“不要!不要!我看见这田鼠简直浑身上下都要起鸡皮疙瘩,才不要这鬼东西!”

  “嘻嘻嘻,看你吓的样子,想不到你这个堂堂的男子汉竟害怕小老鼠,真没用!”姜莉平一边说着,一边故意把她手里拎着的那串田鼠调皮地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说真的,我的这串田鼠你要我还不想给你咧,这些田鼠开了膛,剥了皮,烧起来可好吃咧。”

  “真的不骗你,这些田鼠烧起来味道美极了,肉嫩得像鸡肉。”张露又把那串田鼠拎得高高的,好像欣赏着刚买来的鸡一样在欣赏着她的田鼠。

  “哼,味道再美,也是令人作呕的,我若吃了它,恐怕等下还要吞一瓶的苯海拉明。”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在休息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又开始劳动,尽管此际太阳仍像火盆一样高挂在空中,把火一般的白光倾泻到田野上,炎暑的热浪阵阵袭来,人们闷热得就像呆在烧透的砖窑里,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但是,我们顾不得天气的炎热,又弯着腰“夫希,夫希”地收割着,镰刀的光芒在闪动着,一粒粒豆大的汗珠又从我们的脸颊流了下来……

  这些日子,思想兵一派人接连不断地挑起武斗事件,他们变本加厉,愈演愈烈。6月25日夜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桥头百货商店武斗事件,事件经过大致是这样的:25日下午6时后,红九?二、原子兵团、革命到底红卫兵团有数十人在大桥头内内外外窜动,引起了住在该店四楼的八?二九联络站学生的警惕,他们打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卫戍司令部和八?二九联司。11点左右,师院开来一辆宣传车,停在店门口广播。就在这时,有人递纸条说,省工联司廖知天率领几百人,乘五部大卡车,要来砸红九?二广播站。(而事实是,省工联司开二部汽车集体到大桥头贴大字报,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到大桥头贴大字报经常遭到红九?二、原子兵团的围攻。)接着,设在百货商店二楼的红九?二广播站广播:红九?二、原子兵团、革命到底红卫兵团的战士有紧急任务,到广播室开会。随后,红九?二有人拿一面红旗在三楼向上打挂在四楼的八?二九铁军的红旗。八?二九联络站的学生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挑衅,就用手抓红九?二的旗子,由于上拉下扯,结果旗被撕破了。红九?二的人不甘休,又用竹竿戳挂在四楼窗口毛主席像下面的铁军牌子,由于竹竿晃动,竟触动了毛主席像,激起了街上观望的群众的公愤,有人高呼:不能打毛主席像!

  午夜12时,身穿蓝背心、红背心的十几名红九?二、原子兵团分子砸着百货商店的大门,门打不开,他们就野蛮地将铁门口的玻璃砸碎,从铁门上爬进去,直冲四楼的八?二九联络站。八?二九学生关闭了联络站大门,那伙人拿着粗木棍把门打破,用百货商店内部食堂的60多个饭罐,以及煤球、被破坏的桌子、板凳、灭火机等物从门口掷进去。这时,红九?二又调来援兵三百多人,冲进了八?二九联络站,把八?二九男学生全抓到商店党委办公室,拳打脚踢,非法搜身,裤腰带全部被收去。八?二九女学生躲在职工宿舍里,也被他们拖出来,那伙人用木制报夹打她们的脑袋,用巴掌打她们的耳光,辱骂她们是“破鞋”,还扬言要她们签字写自白书,揪到街上示众。到26日晨5时,红九?二把八?二九的男学生架走,宣布解放“受蒙蔽”的女学生。

  此外,25日晚12时后,省工联司的汪文琴在大桥头贴大字报,被原子兵团的人发现,说他是工农红卫军的头头,要抓汪。汪在逃跑时摔倒了,被追赶的原子兵团暴徒们抓住进行毒打。解放军的执勤战士前往劝阻无效,原子兵团的人将汪拖至百货商店三楼,关起门来大打出手,他们用手抠他的脾脏,威胁要剥他的皮。汪在被毒打和恐惧压迫下,想从窗口爬出来逃命,他才爬到窗口上,被红九?二的一个人扒开他的手,把他从三楼窗口推下去,汪当场两腿跌断,昏迷过去。后来,部队的救护车赶到现场,红九?二的人还阻拦不准抬汪上车,经解放军同志再三劝说后,方送医院进行抢救。这次武斗事件,重伤两人,轻伤十余人,八?二九联络站被红九?二和原子兵团彻底摧毁,衣服、被子等物也都遭到破坏。

  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F市卫戍司令部奉命从26日起,对大桥头百货商店暂时实行军管,但红九?二、原子兵团的那些暴徒不但不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省军管会的公告,立即停止武斗,连续二次冲击百货商店,辱骂人民解放军,打伤执行军管任务的八名解放军战士,内重伤三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6月27日下午,省工联司、省农联司、市工人八?二九联司、省老区反修战斗团F总部、省老区革命组织联络总部、省机联司、市机革、省八?二九联司等组织联合召开了“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坚决维护执行《十六条》、六?六《通令》、打倒无政府主义誓师大会”。

  我们附中新革会和师院八?二九干到底公社约好在红心路口汇集队伍,然后,一起前往五一路广场开会。由于近日刚刚发生大桥头武斗事件,气氛是相当紧张的,而且,大桥又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经过此处,随时都可能遭到红九?二、原子兵团那些暴徒们的突然袭击,不过,我们今天是砸锅卖铁——豁了出去,为了维护六?六《通令》、制止武斗,我们总要冒一些风险。值得庆幸的是,在去的路途,我们的队伍未受到骚扰,总算是平安到达五一路广场。

  这天下午,各路大军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扛着“誓死捍卫中央六月六日《通令》!”、“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等巨幅标语,高举着火红的战旗,顶着炽热的太阳,像百川归大海一样汇集在五一路广场。四万余名与会群众席地而坐,一遍遍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唱语录歌。

  在大会即将开始之际,突然,我们看见一支队伍擎着“省工联司飞虎大队”的旗帜,他们一律头戴藤帽,身穿蓝色的工衣、工裤,手戴白色纱手套,脚着长统翻皮黄皮靴——这些乃是工人标准的劳保服装。他们手臂上戴着省工联司的红袖章,肩上扛着统一规格的大约有八、九十厘米长的圆木棍,个个身材魁梧,身高都有一米八左右,熊腰虎背,身躯凛凛,正是:“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

  这些身材简直就跟天安门广场上的仪仗队战士一般标准的“飞虎”队员们大概有三、四十人,他们两个人一排,像阅兵式一样把双腿抬得高高的,迈着雄壮整齐的步伐,那长统皮鞋在水泥地道路上发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只见他们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嘴里有节奏地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支取名于《铁道游击队》的“飞虎大队”是省工联司的“禁卫军”,是一支以武卫为主的队伍,其名声赫赫,高山顶上敲锣——四方闻名(鸣)。以前我只是闻其名,而未睹其人,今天总算是亲眼看见了他们的真容。当他们雄纠纠、气昂昂地通过大会主席台时,整个广场爆发出了一阵海啸般的热烈掌声和喝彩声,今天飞虎大队担任大会的保卫工作,人们发自肺腑地为他们鼓掌。由于这些日子我们八派群众经常遭到思想兵一派中的一些暴徒们的野蛮殴打,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处于受压迫、受欺凌的境地,“6.25”大桥头八?二九联络站被砸事件不正是一个血淋淋的例证么?在这个危难艰险的时刻,我们看见一支能够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铁军一般的队伍,怎么能不激动?不心潮澎湃、思绪万端呢?

  诚然,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并且,我们是深受武斗之害者,岂有对武斗不深恶痛绝之理?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马太福音》云:“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们恐怕是难以做到爱什么仇敌,对于我们来说,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里的歌词写得更有价值一点:“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当然,思想兵的广大战士们也不是我们的敌人,只是在他们发了疯的时候,我们总不能白挨他们的打,也得用棍棒抵挡他们的猖狂进攻,也许,这就叫作“正当防卫”。

  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口号声四起,响彻云霄。今天,主持大会的是八?二九联司的黄朝晖,由于那个张敦熙最近回鹭门去,他就成了代司令。

  第一个发言者是省工联司的廖知天,当他走到麦克风话筒跟前时,会场上又爆发出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在运动初期,这个廖知天还是在我们这派人中间享有比较高的威信,刚才那支飞虎大队正步走过主席台前面时,会场上起了一阵喝彩的狂涛,我远远地就望见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个廖知天流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因为这支飞虎大队乃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人们赞赏飞虎大队,他心里怎能不乐滋滋的。这会儿,身材高大魁梧的廖知天更是显得踌躇满志的样子,他慷慨激昂地发言着,用铁的事实控诉近一个月来,红九?二、原子兵团等组织中的一些极“左”派,纠集暴徒打手挑起武斗,围攻、毒打、绑架省工联司及八?二九战士。六?六《通令》后,变本加厉地继续砸、抢省工联司所属分部,打伤多人,有的同志手脚被折断,有的脊髓骨被打断,数十人至今下落不明。他最后警告一小撮坏家伙,省工联司全体战士严阵以待,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市工人八?二九联司代表张鹏举发言之后,省八?二九联司代表、鹭八中的俞岚以怒不可遏的心情,用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控诉红九?二、原子兵团中一小撮人的罪恶行径,他们公然一再殴打人民解放军战士,抢砸解放军的宣传车、宣传站,叫嚣“不要军管会,要兵管会”。面对着这股妖风,为维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尊严,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我们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站出来顶住这逆风。我八?二九联司便成为那一小撮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疯狂践踏《十六条》及中央六?六《通令》,制造了围剿我八?二九战士的流血惨案,一百多位八?二九战士负伤,他们私设刑堂毒打我八?二九战士,强迫写什么“自白书”,至今尚有十余人下落不明。俞岚最后正告那一小撮坏家伙说,“八?二九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汉。过去,在马、郝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白色恐怖面前,我们没有屈服过。今天,我们横眉冷对这批亡命之徒!老实告诉你们:妄图用武力征服我们,一万个办不到!八?二九战士永远迎着风暴笑!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接着,省农联司代表林得胜、省机联司代表戴先效等人也分别在会上做了发言。大会勤务组宣读了《告全省人民书》、《给毛主席致敬电》和《强烈要求》。

  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三公里长的红流在前进。“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捍卫中央六?六《通令》!”、“严惩‘6.25’打人凶手!”的口号声震天动地,这口号从我们心灵的深处,通过我们的喉咙,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打动了每一个正直的人的心坎,同时又把每一个正直的人的心都联结起来。沿路两旁被数不清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燃放鞭炮夹道欢迎,但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混在人群里狂叫谩骂着,正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我们的队伍像奔腾激荡的潮水一样在奋勇前进着,当队伍走到五一路末端地段时,那些码头流氓、狂徒们多次冲击游行队伍,疯狂地抢撕我们的战旗,猛砸八?二九林学院、省航校的宣传车。他们向我们投掷来石头、土块、玻璃瓶、木块等物,那些数不清的投掷物如若密集的冰雹一般朝我们的队伍飞来,好狠心的家伙,那些土块有的足有上体育课练的铅球差不多大,谁的脑袋要是挨着了,准得“石榴开花”。

  当然,我们八?二九学生也是不示弱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那些男同学也把那些投掷物物归原主,双方相隔几十米来一场大土战。霎时间,漫天石头、土块飞舞,杀气漫空,悲风四起,天昏地惨无光彩,宇宙浑然黑雾迷,正是:“乾坤真个少,盖世果然稀。老君炉里炼,曾敲十万八千槌。磨塌太山昆仑顶,战干黄海九曲溪。上阵不粘尘世界,回来一阵血腥飞。”

  我们的队伍且战且走,金从栋、薛刚、余鸣生、石达志等人都是身强体壮、膂力过人的棒小伙子,我的爆发力也算是可以的,总之,我们所有男同学几乎都上了阵,随手拣起地上他们刚刚扔过来的石头、土块,就像以前上体育课投手榴弹一样接连不断地掷着石头、土块等物,看谁抛得远,抛得准。在我们暂时击溃他们的进攻之后,我们便跑步追赶前头已拐道而去的大队伍,而后面的队伍又跟他们展出新的一回合土战……

  由于五一路比较开阔,还可以同那些暴徒展开土战,而队伍一拐弯不久就到了八一七路,这里是商业区,道路狭窄,街道两旁尽是鳞次栉比的商店,而且,这里又是红九?二、工人红九?二、原子兵团的巢穴地带,前几天“6.25”大桥头百货商店武斗事件就是在这儿发生。

  面对着那些狂徒们的法西斯暴行,我们八?二九学生无所畏惧,面不改色,心不跳,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所有的人凑成了一个整体,而每一个人都等于是全体,就跟外国神话中的有五十个脑袋与一百条手臂的巨人勃里阿莱一样,热血的怒潮在这个千首怪物的胸中激荡着,我们高唱起雄壮激昂的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那些工人红九?二、原子兵团中的一些狂徒们不时地冲击着我们的队伍,肆无忌惮地抢撕我们的战旗,或者从商店楼上的窗口扔下东西。我们八?二九学生万众一心,冒着石土如雨高歌猛进: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这歌声极其有力地在街上荡漾开来,这歌声把我们紧紧地团结成就像是一个人一样,表现出了钢铁般的坚不可摧的英勇气概,燃烧着伟大的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焰,号召人们走向未来的迢迢征途。

  在游行时,发生了一件马玉碧事件。事件是这样的:当省机联司的游行队伍经过八一七路时,遭到了工人红九?二、原子兵团狂徒们的袭击,省机联司的队伍被冲乱了,乘混乱之际,一伙原子兵团的流氓把一位省邮电局女职工马玉碧绑架走了。

  他们把她捉到不远处的一间小屋里,关上了门。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抗议!”马玉碧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恐惧使她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她的脸上,一位流氓露出满嘴发黑的牙齿,他两手叉腰拦在她的面前,装模作样地叫嚷说:“妈的,一个保皇母狗,你在抗什么议呀?”

  “你怎么动手打人!”马玉碧在无力地抗争着。

  “我打你又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位流氓露出一脸色狼相,步步紧逼,他竟动手摸她胸前那对丰满的乳房。

  “流氓,你要干什么?!”马玉碧赶紧把双手护在胸前,竭力要避开伸向她的那对魔爪。

  “好啊,你竟敢骂我们是流氓,我就扒了你的衣服!”那位流氓恼羞成怒地扑上前去,开始动手扒她的衣服。接着,其他几个流氓也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剥、撕她的衣服。

  “嘶——”她的衬衣被撕破了一大道口子,“你们要干什么?救命啊!快来人啊!”她歇斯底里得大叫喊起来。

  那伙流氓用一条手帕把她的嘴塞住,并把她按倒在地上,她的衬衣被剥掉了,内背心也被剥掉了,她上身的乳罩也被扯掉了,她下身的裤子也被剥下来了,连最后的屏障——内三角裤也被剥下来了,她已经是一丝不挂了。

  纵然她还在挣扎着,抗争着,但却是徒劳的,她一个弱女子怎能敌得过那伙丧心病狂的流氓,她终于被施暴了……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马玉碧事件的发生,我们区的八?二九队伍后来和大队伍分道扬镳,我们通过了大桥,回到各自的学校……

  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团结就是力量》这雄浑的歌声一直在我的耳畔回荡着,我不油然地回想起了1966年9月2日那一天,那些师院中文系和我们附中的少数派学生们在从省委归来的路途中,遭到了多数派前线兵和工人赤的围攻,他们不也是高唱这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么?我和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就凭着这首歌和他们走到一起来,我们手挽着手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铁流……“红?九二”的命名也正是来源于此。然而,如今时过境迁,红九?二及其豢养的流氓成堆的工人红九?二、原子兵团比当年的前线兵、工人赤更穷凶极恶,他们所施展的暴行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看来,许多多数派组织都有共性和局限性,他们一旦得势就要欺压别人,欺压别人、镇压人民的人是注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7月初,八?二九F司令部宣告成立,由闽江大学革命造反兵团的何菲菲担任司令,东南师院干到底公社的徐绍英担任副司令,那个干到底公社的第一把交椅王元逸因为家庭成份是富农,他只适宜在幕后充当铁腕人物。F司暂设在省交际处的4号楼里,一天上午,在4号楼会议室里召开了F司所属各分部勤务组召集人的第一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是由闽大的何菲菲主持。这个何菲菲的长相有点像那个著名人物王海蓉,她也是剪着一副短发,戴着一副眼镜。在会上,何菲菲介绍了F司令部成立的大致过程,她说:“F司令部的成立是十分匆忙的,真有点像是史麻子的鼓——急崩崩。最近,中央一再要复课闹革命,我们省军管会也发出通知,要求外地在F市的学生一律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必须离开F市,回原地区原学校去。众所周知,F市是思想兵的大本营,而我们八?二九联司多是些外地的学生,他们一旦都走掉,F市就剩下我们F司令部来支撑这个局面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得更加悬殊,形势变得更加险峻,这对于我们刚刚诞生的八?二九F司令部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在座的同志们和全体F司令部八?二九战士的肩上,但是,我相信我们八?二九F司令部的全体战士是好样的,‘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我们一定能够‘五山立地,一柱擎天,气压乾坤,量含宇宙。’毛主席说,‘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F司令部勤务组我们附中新革会有一个名额,我们新革会勤务组经过研究,决定派韩继明担任此职,他不日即搬到省交际处去住。

  次日下午,在省财贸学校召开了南区八?二九各分部勤务组联席会议,我们附中新革会勤务组员也都去参加会议。省财贸学校位于三叉街一带,那个周国英的父亲就是该校校长兼书记,他是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省财贸学校八?二九分部负责人是个女孩子,名叫许明珠,此人高挑身材,一副热带姑娘的面孔,皮肤黝黑,脸上还长着一些青春粉刺。作为东道主的许明珠热情地接待着各路来宾,我和她以前素不相识,她也对我嫣然一笑,主动打招呼说:“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呀?”

  “我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你是财贸学校的吧?”

  “是的,你进去坐吧,里面有位子。”

  “好的。”我友好地对她点了点头,就走进了开会的大教室里去。

  今天,来开会的人真不少,省八?二九联司勤务组的程木森(新大革命造反兵团)、八?二九F司令部副司令徐绍英也到会,师院干到底公社的王元逸、黄宏、赵云鹏、林郁老师等也来了,还有市高级中学鬼见愁、九中32111战斗队、十二中、十六中、革命中学(私立学校)等分部也都派人来了,甚至还有一个小女孩是师院附小八?二九红小兵的,她也来参加会议——其母亲是干到底公社成员、外语系教师。大伙儿济济一堂,人声鼎沸,我和干到底的老朋友在亲热地攀谈着。

  今天的会议是由F司副司令徐绍英主持,她作开场白说:“今天是我们八?二九南区各分部勤务组首次联席会议,各分部都来了人,还有师院附小的八?二九红小兵也来了人,这些红孩子人小志气大,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听见徐绍英在赞扬八?二九红小兵,许多人都不由地将目光投向那小女孩的身上,在众多的水银灯光一般的目光注视下,那个眉清目秀、长相俊俏的小女孩腼腆地低下头来,她的年龄大约十二、三岁,白白净净的小圆脸,两根短短的的小辫子,白翻领衫的手臂上戴着八?二九红小兵的红袖章,给人一种早熟的印象。

  那个徐绍英的声音又在教室里回荡着:“今天,联司勤务组的程木森同志也亲自出席我们的会议,说明了联司对这次会议也是十分重视的。前几天,我们刚刚成立了八?二九F司令部,我们F司的担子是很重的,省联司的外地同学最近大部分都要返回原学校复课闹革命,而我们F司正处于草创之期,羽翼尚未丰满,但是我们却又要独当一面,可谓重任在肩,而这千斤重担实际上就是要落到在座的同志们和全体F司八?二九战士的肩上,我相信我们八?二九人是不会辜负历史的使命的。

  “前些日子,我们师院干到底公社和附中新革会的同志曾经谈论过成立一个南区八?二九指挥部的问题,把我们南区各分部都串联起来,互通情报,协调行动,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之上,这是形势所迫,今天召开这个联席会议,就是请各分部的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

  新大的程木森是一个四四方方、黑黑实实的小伙子,海军头的头发又粗又黑,圆脸盘,浓眉大眼,粗壮的胳膊,宽阔的肩膀,显得强悍勇武。他用特有的印尼腔的普通话发言说:“今天我和同志们见面感到很高兴,我们终于有机会认识了,一回生,二回熟呗,我是向同志们学习来的。最近,根据省军管会的指示,我们省八?二九联司的外地学生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大部分都要离开省城,那么,省城的运动谁来搞呢?就要靠你们F司的同志们了,靠在座的同志们来支撑这个局面。你们F司的同志有个建议,要成立一个南区指挥部,我们联司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我们是尊重同志们的首创精神的,你们南区指挥部可以先成立,今后,其他区也可以成立指挥部,互相配合,统一行动……”

  在会上,我也代表我们附中新革会做了发言,赞同成立南区指挥部,其他分部的同学也发了言,大家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原则上达成了成立南区指挥部的协议,剩下具体如何搞法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自从潘大昌被释放并平反后,接着,闽江日报社的“外交部长”肖波、许兆阳等人也相继获释和平反,7月6日,市工联总、省直联总、市机联总发表了《关于何磊问题的严正声明》,声明:“何磊同志决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是响当当的革命闯将,他和广大革命造反派一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有关部门必须立即释放何磊,公开平反。”“凡因在三?一七万人大会及其他场合被打成‘反动分子’、‘右派’、‘何磊之流’的革命造反派同志,有关部门必须召开大会,公开平反,被整理的一切黑材料以及拍摄的影片、照片等必须当众烧毁。”“所谓M省‘三家村’、‘四家店’是马为死党和省机联司等保守组织强加给革命造反派组织的罪名,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思想兵一派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释放何磊大造舆论声势,真是:“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正如我以前所估料的那样。

  7月9日,M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造会)宣告成立,它是由市工联总、农联总、思想兵总部、海防兵总部、省直联总、市机联总、山鹰兵团(知青组织)、毛泽东思想教工赤卫军总部、铁路工人革命造反委员会、打倒马为串联会等组织联合组成,是一个号称拥有四十万之众的庞然大物,思想兵一派完成了组织上的联合,又要掀起倒叶乱军的新高潮,战争继续在升级着……

  我听说钟胜利即将返校,特地跑到省党校去找他。在14号楼的宿舍里,我找到了钟胜利,他见到我异常高兴,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请我坐下,又为我泡了一杯茶水。

  “听说,你就要离开省城,回新侨大学去,是么?”我问。

  “是啊,再过几天就要拍着屁股滚蛋,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去了。”

  “叶佩真、王素琴她们几个人也要走了吗?”

  “她俩昨天刚回去,那个李曼琼还在省交际处联司里面。”

  “唉,真是不凑巧,要是我前天来,或许还能碰到她俩。”我显得有点扫兴的样子,又问说,“诶,你们新大在党校里的这些人都要返校么?”

  “是啊,除了一小部分人要搬到省交际处去住外,大部分人这几天都要离开省城回鲤城去。”钟胜利停顿了顿,又告诉我道,“其实,我们也想不通,我们八?二九联司都是些外地学生,我们统统走掉,省城岂不成了空城计?我们曾经一再向省军管会交涉过,可是,那个郭子涛副主任是旱坡上螺蛳——死眼子,他一定要我们一律在七月十五日之前离开省城,否则就不发车票,唉——”

  “唉——”我也深深地叹了口气。“你们这些老八?二九一走掉,省城两派力量的对比变得更加悬殊,省革造会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他们号称拥有四十万人马,简直一人抓一撮土都可以堆成山,一人吐一口水都可以变成河,真吓煞人也。”

  “是啊,我们一走掉,你们F司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钟胜利怀有同感地说,“其实,现在要复课闹革命,乃是三九天种小麦——不是时候,我们回去也是要跟鲤战总他们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你回校之后,什么时候还会再来省城呀?”

  “这个天晓得,是X+Y的未知数,不过,有句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我想,咱们总有再见面的机会的。”

  这时候,我把随身带来的几张印有中共一大会址纪念戳的毛主席相片送给钟胜利,我对他说:“你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给你,就送几张毛主席的相片给你,这些相片是大串联在上海参观党的一大会址时购买的,留作纪念吧。”

  钟胜利翻看着这些相片,连声道:“谢谢,太谢谢你了!……我没有什么好东西送你,这样吧,我手头上正好有一本笔记本,不妨也送给你留作纪念吧。”说着,他从抽屉里找出了一本红皮的印有“红卫兵”烫金字样的笔记本,又掏出钢笔在扉页上题字:

  赠给李晟同志:松柏长在高山上,梅花开在飞雪中;真金炼在炉火中,友谊结在战斗中。

  您的战友钟胜利1966.7.11.

  在他题好字后,他就把这笔记本送给我说:“这笔记本就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我接过笔记本,一边翻阅着题字,一边道:“谢谢你。”

  我们亲热地谈了一阵子话,以后,我准备起身告辞,可是,钟胜利不肯让我走,他挽留我道:“你不要走,在这里吃午饭,吃了饭再说‘走’字。”

  没法子,他的盛情难却,我只得留了下来。钟胜利看了看表,又说:“已经11点了,走,咱们到食堂吃饭去。”接着,他取了饭合、搪瓷碗、匙子等物,我也帮他拿,两人一起离开了宿舍,前往食堂买饭菜。

  这阵子,才11点光景,可是,那食堂里面已是热气腾腾、熙熙攘攘的,那些新大学生们和党校里的人都走在时间的前面,早已跑来买饭菜了。我们也跟在人群的后面,排队买了饭菜。

  我们便在食堂里就餐,钟胜利随手拿起一小瓶胡椒粉往自己的饭里拼命撒着,他撒完了胡椒粉,问我说:“你要不要胡椒粉呀?”

  “不要,怎么,你饭里还要撒胡椒粉呀?”

  “是啊,我们在印尼吃惯了,什么东西都要撒胡椒粉,不然就觉得没味道。”

  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继续交谈着。钟胜利发问道:“嗯,那个郑少霞最近怎么样,她好吗?”

  “哦,少霞和赵丽宁、徐雪真她们都已经回到学校了,还和我们在一起。”

  “少霞这个人很不错,我发现她顶有头脑的,是一个聪明的女子,记得,有句格言说,‘什么比金子还好?碧玉。什么比碧玉还好?智慧。’”钟胜利对郑少霞赞不绝口。

  “哈哈,你还是很有眼力的。……是啊,少霞过去在学校里是个出名的学习尖子,可谓小宝塔尖上的宝塔尖,若不是来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她保准考进北大、清华这一流大学。可惜呀,这场文化大革命使一切都成了泡影,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将来命运如何,也许,能够到工厂当一名工人,就算是阿弥陀佛了,唉——”我不由地叹了口气。

  钟胜利的情绪也跟着跌进峡谷沟壑,他颇有感慨地说:“世界上遗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不幸的,是十七年黑线的受害者、牺牲品,我们也不知道将来都要被踢到哪里去,也许,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就算是幸运了。”

  我们各有所思地埋头扒着饭,沉默了一小阵子之后,钟胜利又启齿道:“嗯,你回去务必代我向郑少霞问个好,告诉她我走了,本来我想出去看看她,因为没有时间……另外,也向赵丽宁、朱温文、徐雪真几个人问好。”

  “好的,我一定把你的亲切问候代为转达。”我点点头,又说,“你回校也代我向叶佩真、王素琴她们问好。”

  “好的。”

  我把眼睛盯在钟胜利的脸上,又冒昧地发问说:“嗯……你和佩真的事最近怎么样了?”

  “唉,没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二个是不相配的,而且,她的年龄比我大几个月。”他摇摇头道。

  “嗨,才大几个月算什么?难道女的年龄比男的大就不可以吗?在旧社会,许多老婆都是比丈夫大好几岁,他们不也是相处得很好么?”我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反正,我与她是没有缘分的,这一切的取决权并不在于我,好了,咱们不谈这事,你坐会儿,我洗碗去。”他说着,就动手收拾桌上的餐具。

  “我跟你一起去洗。”我也站起来帮助收拾餐具,然后,我们一同往自来水水槽走去……

  再说北京发生的事件吧。

  6月3日,在刘少奇文革初期曾蹲过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内,“新八一”战斗团、“井岗山”、“前锋”、“革命造反联络站”等十几个组织,召开了全院性的“形势讨论串联会”。

  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前,全国人民跟最大的走资派的斗争,已经到了决战阶段,刘少奇在建工学院的几次讲话,使全国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摧残,流毒至今未消!如果我们不把揪斗刘少奇的大旗扛起来,就是对革命犯罪,对中央文革犯罪,对全国人民犯罪!

  于是,他们当即成立了“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下午,先遣队开到中南海西门,架起了帐篷,安营扎寨。

  他们的行动得到许多造反派的支持,到7月初,聚集而来的各造反派组织有七百多个,如北京电影学院“井岗山”、北航“红旗”、北京京剧团“东方红”兵团等等。他们在中南海西门、北门,直至故宫北护城河沿岸,架起帐篷,搭起草棚,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叫喊“刘少奇,你这个坏东西……”

  7月4日凌晨3点半,中央文革戚本禹到中南海西南门外“新八一”揪刘前线指挥部,声称:“我代表中央文革向你们表示支持和慰问!”并挑拨说,“刘少奇到建院八一团是假支持,他企图在十一中全会上蒙混过关。”

  4日晚,中央办公厅通知刘少奇:向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书面检查。

  9日,刘少奇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全院革命师生员工作了长篇书面检查。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大凡“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总被认为是“假检查”,自然,刘少奇的这份检查也不例外,被认为是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指控其公然把矛头指向红太阳和红太阳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北京建工“新八一”战斗团当即发出了揪刘紧急动员令,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批斗,首都其他院校纷纷响应,掀起了狠批“认罪书”的高潮。

  13日,建工新老八一团达成联合的四项协议,决定联合行动揪刘回院做检查,他们拉起队伍到西郊各大学游行。接着,八一团也正式扎营中南海西门揪刘,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并发出了对刘少奇的第二封勒令信。

  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他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

  为看眉目,毛泽东决定巡视大江南北,当晚启程,同行者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北京军区副司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个副部长。

  17日,建工八一团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贼于七月二十二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北京电机厂的造反派也来到中南海西门建工揪刘战地,与建工八一团同流合污,助纣为虐。

  18日0时,建工八一团部分成员在中南海西门进行了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发表了《绝食誓词》,道:“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猖狂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国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

  同日清早,刘少奇的子女们上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看到一张海报说,根据江青、戚本禹的指示,今晚要开批斗刘少奇大会。他的孩子回到家里,把情况告诉他,他清醒地意识到生死搏斗又迫在眉睫,“云遮雾绕路漫漫,一别庭帏欲见难”,他有一种即将赴刑场的感觉。中午,他从衣袋里掏出两份文件给他的孩子刘平平几个人看,一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检查的批语全文,一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这是刘少奇第一次让他的孩子们看中央文件,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

  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孩子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说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晚上,地院东方红、北大井岗山、清华井岗山、经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一百多个组织,共一万五千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揪刘誓师大会。次日,首都和外地在京的近百个单位的群众组织奔赴揪刘火线,投入这场中南海围困战。

  而在中南海院墙内,中南海的造反派也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在斗争会上,刘少奇弯腰站了两个小时,却不许他说一句话。年近七旬的刘少奇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拭汗水,被造反派一掌把手绢打落,他也只好听任汗珠从额上流淌下来。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福禄居前院他的办公室隔离看管起来,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也被押到福禄居后院隔离看管,他们的子女虽然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是失去了行动自由,不准去前后院,也不准离开家。

  19日早晨,刘少奇到餐厅用饭,正巧看见他的孩子刘平平和刘源源(刘源)在穿堂里洗手巾,他喜出望外,趁哨兵不备时走过来,急切地问他的孩子说:“你妈妈在哪里?”

  “关在后院。”

  “哦,你们呢?”

  “他们不准我们跟你们见面、说话……”源源低着头说。

  这时,哨兵走过来,刘少奇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孩子们,转身走掉了。

  打那以后,刘少奇天天站在他的后窗户前望着后院,尽管其中间还隔着一堵墙,根本看不见后院的一切,但刘少奇依然一站就是老半天,像一尊塑像一般一动不动,他把自己对爱妻的眷恋之情都倾注于这无言的凝望中。

  1948年8月,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式结婚。高特夫里特?封?史特拉斯堡说过:“谁不曾通过爱感受过痛苦,也绝不会通过爱而得到爱。”由于刘少奇以前的婚姻是极为不幸的,他感受了许多爱的痛苦。自从他和王光美结合之后,他的家庭生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以极不幸变为大幸而特幸。王光美论外貌有外貌,论风度有风度,论才干有才干,她的外表和内心世界是和谐的,都是美丽的。就说对待前妻王前的孩子刘涛吧,在刘涛出生之后,王前仍只顾自己玩乐,很少关心照料女儿,以致于刘涛从小孱弱多病,。刘涛的童年是在家庭生活的动荡和波折中渡过的,亲母的不负责任,父亲的再婚,直至王光美来后,她才开始有个幸福的金色的童年。因为刘涛体弱多病,王光美非常怜惜她,总是想方设法给她补养调理,好吃的东西先给她吃,好玩的玩具先给她玩,王光美对她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可是,就是这个刘涛在文革中,同刘少奇和王光美干得最凶,真是忘恩负义,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刘涛个人的过错,历史毕竟是复杂的,刘涛本身的遭遇也是极为不幸的,我们应该要宽宥人的过错,特别是年青一代人的过错。

  有句英国谚语说:“最美丽的王冠是纯金制成的,最美好的妻子是贤良的女人。”王光美是一个十分贤良的女人,又是一个贤内助,刘少奇和她的感情始终是很好的。当刘少奇被打倒之后,王光美更是处处关心他,为他应付许多麻烦局面,譬如抄家,每次都是王光美去对付,那些造反派好几次逼着他们要机密文件,但王光美拿着钥匙,坚决没有给他们开锁。就是在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她也敢于公开地为刘少奇同志辩白道:“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笔者注——指戚文],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他是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象毛主席这样搞了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1966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谚语说:“真挚的爱情不会随白发而衰老。”“择侣须谐千秋史,爱有源头情不竭。”刘少奇和王光美不正是一对难得的贤伉俪么?无论灾难是多么的深重,无论命运是多么的残酷,无论道路是多么的坎坷,这一对患难夫妻忠贞不渝地相亲相爱,直至生命的终结,堪称是一对爱情的典范。

  1967年7月是多事之月,正当北京中南海内外揪刘闹得天翻地覆之际,而M省的F市则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七?二0火烧交际处事件,事情还是从头说起吧。

  7月11日,省革造会无理封闭了省军管会学校组。

  15日,省革造会头头陈天松(市工联总)、田雨春(思想兵新闽大)和吕振玉、石克发(某炮师副师长)等人在汤井巷省第三会议室商谈“兵管”某些省委常委,准备“三结合”班子。

  18、19日,省革造会的人两次冲击已经军管的F火车站,强行上车,搜查并没收了八派赴京代表的车票、随身携带的材料及个人的手表、钱包、钢笔等物,蓄意绑架、殴打八派赴京代表。

  19日16时,师院八?二九井岗山干到底公社接管委员会强行接管八?二九干到底公社,并发出第一、二号公告,公告无理决定什么解散原勤务组,并宣布自5月29日起,原勤务组所作的一切决定、通令、通告、声明一律作废,一切权力归接管委员会。

  19日晚11点多,思想兵鲁迅兵团红旗的四个男女大学生前往省交际处八?二九联司和省工联司驻地附近观察动静,由于他们行动鬼鬼祟祟,被担任警卫的省工程联司飞虎大队的人扣留住盘问:“你们是哪个学校?哪个组织的?”

  “你们管我们是哪个学校、哪个组织。”

  “你们这么晚了,来这里干什么?”

  “不干什么,随便走走看看。”

  “你们是革造会的吧?来这里当奸细,是不是呀?”

  “什么奸细?我们随便走走,难道不行吗?”

  “你们肯定是革造会的奸细,走,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凭什么捉人?我们强烈抗议!”

  就在此际,一个大学生乘飞虎的人不注意,转身拔腿就跑走了。

  “啊,你跑了,追!”几个飞虎的工人看见一个大学生跑走了,便在后面追赶起来。由于省交际处外面就是街道,再加上夜色的掩护,他得以逃脱,跑回到附近的红旗驻地报急。

  午夜时分,师院红旗有四人闻讯赶来援助,也被飞虎的人扣住,飞虎的工人虎起脸说:“你们必须写出书面检讨,保证下回不许再来侵犯我们的驻地,否则,甭想从这间屋子走出!”

  “我们有什么错?凭什么要做检讨,你们必须立即放我们走,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那些大学生也顶撞道。

  “妈的,你们还这么猖狂,不给你们一些颜色看看,就不知道老子的厉害!”一个飞虎的大汉骂着,便一拳向一个大学生击去,打得他趔趄倚倒在墙上。

  “我抗议你们打人!”那个大学生心里害怕,,但嘴里仍很强硬。

  “打你又怎样?一个反军小丑!”那个飞虎大汉又是一拳向他击去。

  后来,一个红旗大学生乘飞虎的人看守不严,又逃跑走了,他翻墙赶到隔壁的省军管会要求救援。于是,省军管会办公室学校组即派人来省工联司,经过耐心说服后,省工联司终于释放了这批人。

  20日凌晨3时,省军会就此事召集双方代表协商。谁知就在这当儿,思想兵新闽大公社头头田雨春率领30多个彪形大汉乘坐一辆大卡车,气势汹汹地冲进了省军管会,抓走正在军管会谈判的三名省工联司代表。

  “你们凭什么抓人,我们抗议!”省工联司代表在抗拒着。

  “你们又凭什么抓我们的人?把他们带走!”田雨春一手指挥着他手下人将省工的人抓走。

  “同志们,不要这样,有事双方坐下来协商,不要火气这么大。”军管会的解放军急忙劝解说。

  可是,田雨春那伙人根本不买军管会的账,他们照样要把人带走。

  当田雨春这伙人把那三名省工联司代表要押上汽车时,八?二九联司的学生闻讯有三十人赶到西湖饭店门口拦截汽车,他们把那三个省工联司代表抢回。

  在抢夺省工联司代表时,一个新闽大思想兵动手打人,当场被八?二九学生拉下车,八?二九学生们愤怒地喊:“把打人凶手抓起来!”

  军管会的解放军也赶到现场,他们劝解说:“同学们,不要这样,还是把人放了吧。”

  在军管会的解放军劝说下,八?二九学生即把人放走了。

  7时半左右,思想兵总部调集了七、八百人,由潘大昌亲自带领,他们手执铁棒、木棍、钢鞭等武器,叫喊着:“血洗交际处,踏平交际处,赶走‘叭儿狗’,打倒‘叭儿狗’,气死谭王八!”

  他们对八?二九联司、省工联司等组织展开围攻。

  8时许,他们用汽车撞开西湖饭店的铁门,随后逐楼逐屋进行围攻、搜查、破坏。一群群穿着背心、短裤的家伙在楼下翻箱倒柜,把国家财产和私人物品一抢而空,有两个家伙为了争夺一床被单,还打得头破血流。

  由于八?二九联司的大部分学生在7月15日以前都不得不返回学校“复课闹革命”了,在省交际处的八?二九学生联同省工联司的人仅共只有二百余名,他们寡不敌众,被迫退守1号大楼。那些八?二九学生有的被石头、木棍打伤了,脸上淌着血,依然高擎着《毛主席语录》争着要守在楼梯口的最前线,《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响彻着这幢灰砖大楼。

  这时候,革造会的那些人把八?二九联司、闽福控诉团等组织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和《打倒刘少奇》等书藉以及个人衣物,搬到省交际处大礼堂前面的水泥场上纵火焚烧。

  看着那伙人的野蛮行径,八?二九学生满腔怒火冲上心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把扔进来的石头,接过来,甩出去,将伸进来的竹竿,拔上来,打下去。由于八?二九学生都躲在大楼里面,他们居高临下,古语曰:“居高视下,可胜之基也。”所以,在上午的一次次围攻都被击溃了。

  20日上午,省革造会的决策者们吕振玉、石克发、陈天松、翁大魁(工联总)、廖斌(工联总)、田雨春、刘奇等人在大众澡堂开会密谋,决定坚决打下交际处大楼,一个不留地消灭八?二九。会上决定成立七?二0指挥部,设有三套指挥班子,负责三线指挥。第一套由翁大魁、田雨春、潘大昌等人组成,在现场指挥。第二套由廖斌挂帅,负责调兵遣将,调整力量,巩固后方。第三套则由吕振玉、石克发、陈天松等人组成,负责全面部署与总指挥。为了避免被军区识破,陈天松将吕、石二人安排在二化10号楼的一个华侨工人家里,此人是陈天松的心腹保镖,他们随带报话机,安装通讯设备,遥控现场。

  武斗发生后,省军管会除大力宣传中央有关制止武斗的指示外,还派人上楼说服八?二九和省工联司的人同省革造会的潘大昌等人进行协商,因省革造会方面坚决反对省军管会提出的三条要求:(1)无条件的停止武斗、包围者要撤离现场;(2)双方都不要再继续调动队伍扩大事态;(3)一切问题由双方派出等量代表坐下来协商解决。省革造会方面坚持要交出黄朝晖、廖知天,赔偿一切损失,要“八?二九”向全省人民检讨等要求,三次协商均未成功。

  为了有效制止武斗,避免流血事件继续扩大,军管会从20日12时起,派出少量部队到武斗现场对双方进行隔离、劝说。然而,原子兵团、红九?二等组织的一些暴徒不但不听从劝阻,反而用木棍、三角铁等凶器,对我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任意毒打。我解放军指战员为了保卫人民生命安全,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是20日上午获悉省革造会围攻交际处的消息的,便于下午骑车赶到省交际处进行实地观察。

  我把车子停在离省交际处还有好一段距离的马路的人行道旁,上锁后,便步行到省交际处去。当我走到省交际处附近时,那里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把交通完全给堵塞住了,有好些是爱观热闹的群众,但更多的是省革造会调集来的兵马,下午他们已经增调四、五千人,如箍桶似地把省交际处新一楼里三层外三层给围住了,那些省革造会的狂徒们像马蜂群一样四处窜动着,喉咙里发出骇人的咆哮,汇成一片嘈杂的旋风,赤裸的武器森林在空中乱动,犹如树枝摇曳在冬风里似的,数十辆大卡车停靠在马路旁,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尖声怪叫地广播着七?二0行动指挥部给八?二九联司及省工联司的《照会》:“一、你们必须马上交出7.20流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黄朝晖、廖知天。二、交出7.20打人凶手,并且交出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你们抢去的自行车证件等物件。三、必须负责对我被打伤的战士进行医疗并向全省革命造反派作公开检查,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陪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上三点你们必须立即答复,否则,我指挥部即将予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由八?二九联司及省工联司黄朝晖、廖知天等一小撮混蛋负完全责任。”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了省交际处的大门口,那里面进不去,大门已经关闭起来,外面还站着一排排解放军战士,他们手挽着手,形成了一堵堵人墙,可是,在大门过去不远的砖墙处,却已被革造会的人扒了一大道口子,在这里约莫也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拦在那里,他们也手臂挽着手臂形成一道人墙。

  这时候,我远远地望见停在交际处大院里面的一辆红九?二宣传车兼指挥车的高音喇叭又响起了“下定决心”的语录歌,他们又吹起发动攻击的冲锋号,只听见里面传来了一阵“乒乒乓乓”的掷物声,呐喊声、叫骂声也响成一片。接着,外面又有一大群穿背心短裤的五大三粗的暴徒如饿虎扑食般地猛扑过来,他们要从那砖墙的破口子硬往里面冲,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劝阻他们,他们便辱骂道:“保皇兵滚开!”、“解放军不要当支保兵!”

  歇斯底里的吼声里跳起了狂暴的大拳头,冰雹似地砸到了解放军战士的头上和身上,他们用暴力硬往里面冲,就像汹涌的潮水冲击着堤岸一样,那几个解放军战士阻拦不住那一大群狂徒们的一次次猛烈冲击,终于被他们冲进了好些人。

  我一看见那一大群狂徒冲过来,赶紧避到一边去,我想,即使我跟着他们后面混水摸鱼地进了交际处也无济于事,听说,新一楼的一层已被他们占领了,我也上不了楼,而大院里面都是革造会的人,并且,我们学校的九?一五兵团和红九?二的人都在里面,他们是这次围攻的敢死队和急先锋,我若混进去被他们发现了,肯定要被他们抓住的,还是别进去为上策。

  可是,我也心急如焚,为联司的战友们担忧着,为我们新革会的几个战友担忧着,我们新革会也有好几个人在交际处里面,有韩继明、许丽媚、谭梅,听说金老板昨天也跑到交际处去没回来。我特别替许丽媚和谭梅这两个小女孩担心,前些天F司要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向我们新革会要人,我便抽调许丽媚和谭梅两个去,谁知她俩刚去交际处F司报到没几天,就发生了这件事,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血与火的围攻战面前,她们会不会感到害怕呢?她们毕竟还是初中的小鬼,今天她们的肚子又挨饿了一整天,她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呀?

  我没办法伸出援助之手,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唉——甚至,我连在这交际处的外面也不能久留,因为这里里外外都是革造会的人,我若被我们学校九?一五或红九?二的人撞着了,准得被他们抓住挨一顿好揍。

  下午的战事并不十分激烈,从凌晨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革造会组织的十几次进攻全被粉碎了,为了准备“有效的进攻”,革造会的头头们都被召集去开会。激战暂且停息,但数千人还围困着交际处,酝酿着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

  晚上,我来到新革会的队部,黄秋菊、谢凡娟、黄明芳几个人已经早来了。自从我们搬到新队部后,黄秋菊也搬回她姐姐的家里住,不再住在“731”那里了。我们的话题自然是谈论关于交际处事件,我也谈了下午到交际处的所见所闻,大伙儿都忧心忡忡,为我们的联司和我们的伙伴们担心忧愁,但是,除了慷慨激昂地咒骂暴徒们和唉声叹气外,却一筹莫展,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

  约莫晚上八点多,突然,有一个人找到我们队部里来,我抬头一望,那人不是别人,乃是前几天见过的那个省财贸学校八?二九的许明珠,她一进屋劈头就问:“这里是附中新革会的队部吧?”

  坐在靠外头的黄明芳将她上下打量了一眼,答问说:“是呀,你是哪里的?”

  我一见是她,赶紧站起来迎上前去,招呼道:“是你呀,找我们新革会有什么事么?”

  许明珠也认出了我,她笑了笑说:“原来你也在这里呀,你们谁是新革会勤务组的负责人?”

  “敝人正是,”我看她这么晚了找上门来,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便对她道,“咱们进里屋谈吧。”

  接着,她便跟着我走向里面的房间去,我开了灯,走进屋子里,指着一张椅子对她说:“请坐。”

  她便在那张靠被椅上坐了下来,我也张罗了一张椅子跟她相对而坐。

  这会儿,大约她赶路赶急了的缘故,依旧有些气喘嘘嘘的样子,那青春勃发的丰满的胸脯如若波浪一般在上下急促地起伏着。我看她大概因为穿裙子连手帕也没带,只见她用手理了理被汗水粘住脸颊的鬓发,我看她大概因为穿裙子连手帕也没带,只见她用手理了理被汗水粘住脸颊的鬓发,便把我随身带的一把合扇递给她道:“你扇扇吧,这天气热得发了狂,简直划根火柴就点着了。”

  “谢谢。”许明珠接过扇子,起劲地扇了起来,一会儿,她稍稍透过气来,才又自我介绍说,“我叫许明珠,是省财贸学校八?二九的。”

  “我知道。”

  她抬头望了我一眼,又问道:“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李晟。”

  许明珠点了点头,便言归正题说:“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刚才联司的黄朝晖从省交际处打来电话,他说现在联司的处境十分危险,大楼的一层已经被革造会的暴徒们占领了,守楼的八?二九战士已经一整天没吃没喝的,连自来水也被那些暴徒关闭了,他估计这个大楼守不了一、二天,要我转告你们,要你们新革会想些办法救援联司,能不能组织一批人马袭击九?一五兵团的队部,造成九?一五兵团被围攻的假象,使他们被迫抽回人马来保卫他们自己的队部,这样,就能够减轻交际处的压力,只要交际处大楼能够再坚守几天,外地的援军一赶上来,形势就会好转的。因为你们这里的电话打不通,他就把电话挂到我们学校去,要我来通知你们。”

  我听罢这一席话,沉思了一会儿,才道:“能够围魏救赵当然是个不赖的主意,不过,要做到这一点至少也要有一些人马,起码也要有三十几个人才干得了,而我们新革会女孩子比较多,会打的男的没几个,都凑起来顶多也只有十几个人,还是鸡蛋碰石头,再说我们自己学校的人跟自己学校的人打也不是个上策,唉——”

  “是呀,说的也是。”许明珠微蹙娥眉。“不过,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得看着交际处大楼被攻下,我们联司的人被白白挨打,应该想些办公救援联司呀。……诶,如果能够想个办法,让九?一五的人打个电话到里面去,就说九?一五队部告急,把九?一五的人马都抽调回来就好了。”

  “是呀,不过,这只是象棋斗胜——纸上谈兵罢了。”我一边思索着,一边问道,“你们财贸学校八?二九有多少人?”

  “我们只有六个人,而且都是女孩子。”

  “唉——”我又叹了口气。“听说,昨天师院干到底公社被井岗山干到底一伙人接管了,他们现在连个窝也没有了,我们八?二九的人实在太少了,力量太弱了。就说我们新革会吧,我们这些人只会文的,不会武的,偏偏现在文化大革命竟变成了武化革命,谁的拳头大谁有理,简直成了拳头里出政权。”

  “联司的黄朝晖看来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了才到处打电话,交际处里联司的处境岌岌可危,你们能不能想些办法呀?”她的脸上依旧布满了愁云。

  “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我们新革会的人都不在,找也找不到,要想办法也是明天的事,明天早上我们开个勤务组会议,研究研究再说吧。”

  “那你们要尽量想些办法啊。”她又叮嘱说。

  “我们尽力而为吧,不过,恐怕我们也是难以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我也是愁容满面。

  7月20日是农历6月13日,月亮高悬在深蓝色的夜幕上,就像一只擦得锃亮的铜盘,它依然是那样的圆润、庄严、安详、静谧,然而,在这省交际处的新一楼却蒙着一层惨白的月光,省革造会的探照灯如若神话中怪物的眼睛在扫来扫去。那些手执钢叉、头戴藤帽的革造会小分队像夜老鼠一样频繁地巡逻着,远处不时传来皮鞭抽打和一阵阵断断续续的“毛主席——万岁”的呼声……

  在充满着火药味的新一楼里,八?二九学生经过一整天的鏖战,他们滴水未进,一餐未吃,顶着烈日,迎着石雨,汗水湿透了衣襟,鲜血染红了战旗和大楼。这时候,八?二九学生们迎来了亲人解放军,他们紧紧地久久地握住亲人的手,心潮卷起千重浪,激动得热泪盈眶。

  亲人们打开身上的挎包,拿出为数不多的被四?二0狂徒抢剩下来的馒头,从腰间解下水壶,送到八?二九学生的手中。双手接过亲人解放军的馒头和水壶,八?二九学生双眼饱含着激动的泪花,无数张嘴迸发出了内心的呼声:“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呼声惊动了附近四?二0狂徒们,他们又在咆哮着,狂叫着。

  八?二九学生把送来的馒头和水壶推给解放军同志,激动地说:“我们收下了亲人的一片心意,但你们已忍饥挨饿了一整天,还是你们自己吃吧。”

  “不,我们不要紧,你们是毛主席红小兵,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可不能饿坏!”解放军同志斩钉截铁地道。

  一块普通的馒头,一个普通的水壶,从解放军同志手中递给了八?二九学生,又从八?二九学生手中递送到解放军同志的身边……世界上哪有比这更动人的场面!世界上哪有比这更感人的阶级感情!

  一天来,解放军同志惨遭狂徒们的毒打、折磨,有多少解放军同志已遍体鳞伤,有多少人民子弟兵昏迷不醒,但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八?二九学生。在那闷热的临时伤员室内,一个解放军同志被暴徒砍了几刀,殷红的鲜血染红了草绿色的军装,豆大的汗珠从脸额上滚了下来。当卫生员给他两片“索密痛”时,他推开卫生员的手,坚定地说:“我不要紧,让重伤的八?二九小将吃吧!”

  在这激战的夜晚,八?二九学生紧靠着亲人解放军的身旁,仰望着天上的月夜和星星,不禁深情地唱起来:

  北斗星哟亮晶晶,八?二九战士望北京,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日夜想念您,想到您,白色围剿何所惧,想到您,心红眼亮方向明。

  …………

  21日,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向省交际处的八?二九联司铺天盖地地压来了,正是:“征云笼地户,杀气锁天关。”

  革造会从二化调运来了666粉与药水等化学药品,运到现场混合西湖水向大楼喷射,还花钱雇用一批打拳卖膏药走江湖的家伙和一批上山下乡社会青年到现场充当打手。进攻的冲锋号又吹起来了,他们用装着石灰粉的纸包、灌满硫酸水的玻璃瓶向八?二九学生掷来,土枪、汽枪、弹弓、石头,他们能够动用的东西都用上了派场。而八?二九和省工联司的人也从楼顶拆下瓦片进行自卫还击。

  8时20分左右,革造会有六、七十人,头戴“东南师院”标志的竹藤帽、普通安全帽和钢盔,手执三角铁、木棍等凶器,越墙冲进省军管会,对奉命停在军管会内向武斗现场宣传中共中央“六?六”通令的F卫戍司令部值勤车人员破口大骂:“你们是大大小小的赵永夫!”接着,他们冲上去砸了值勤车,抢走了7个喇叭和4个变压器。

  一群四?二0冲到了大楼下,手里拿着石头、铁棍、大刀、长矛,为首的一个小头目气势汹汹地叫嚷着:“支左的部队就让开一条路,保皇兵滚蛋!”他一边喊,一边就带领几个亡命之徒要冲上楼去。

  解放军战士紧紧地守住楼梯口,为了制止这场更大规模的武斗,战士们对身旁的那些受蒙蔽群众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用武斗……真正的革命同志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赶快退出去啊!”

  这些话刺痛了坏头头的黑心窝,他像癞蛤蟆上蒸笼气鼓气胀地嚷着:“不要听他们的,他们是谭王八的保皇兵!……跟我冲进去!”

  但是,下面的群众你看我,我望你,谁也不敢冲在前面,他更急了,瞪着蛤蟆眼喊道:“冲啊!”

  那个坏头头的指挥棒失灵了,在解放军众目睽睽地逼视下,他狼狈不堪地溜走了,去搬援军,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涌来了,围住了楼梯口。

  解放军连首长调动着部队,把个子大、身体棒的战士调到前面。一机班的郭贤君同志身强力壮,自报奋勇,站在最前面。他们唱着语录歌,像一座钢铁长城筑在楼梯口。

  六六九四部队五连是一支英雄的连队,无论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还是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四四年夜袭德县西塘敌人据点,四七年陇海线的东北阻击战,四八年强夺东天桥,四九年又横渡长江,跟踪追击敌人到我省南部,主攻离大陆十几华里的大嶝岛,与数倍于我的敌军恶战一昼夜,击溃了敌人海陆空配合的二十多次疯狂反扑,最后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守岛敌军,获得了“大嶝岛战斗模范连”的光荣称号。五连的战旗染透了革命先辈鲜红的热血,解放后,这血染的战旗又飘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途上,五连指战员为人民鞠躬尽瘁,又立下了多少丰功伟绩。

  一小撮暴徒搬来了高压水龙头、喷雾器,拌着666粉、滴滴涕的毒水朝着解放军战士身上喷射过来了,我们的战士在敌人枪林弹雨中都敢冲锋陷阵,这毒水妖雾怎奈何他们?唱吧,这些苦水里出生的解放军战士忍受着毒粉呛人的痛苦,放开喉咙,高声地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一个个如若海边屹立的礁石一般一动不动,任凭惊涛骇浪的冲击。水越喷越大,歌声越唱越嘹亮。许多受蒙蔽的群众不禁被感动了,他们自觉惭愧,低头转身退走了。

  但是,一小撮对伟大长城怀有刻骨仇恨的坏家伙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木棒、石头、板凳、热水瓶都朝着解放军战士的身上劈头盖脑地砸来,他们用电线、绳索套着战士的脖子往外拉,边拉边搡,有的抬着战士从窗口往外扔,有两名战士被推进池塘。

  在革造会动用了四、五千人马大举围攻交际处新大楼的危急时刻,省军管会接到F军区第一副司令甘子昆的电话:“我向你们转达叶司令的指示:为防止发生更大的流血惨案,部队可以夺下武斗的凶器,并可以拘捕行凶、纵火的人,但不准动手打人。”

  当军管会工作人员向省军管会委员、F军区熊向景副参谋长传达叶浩明司令的指示时,谁知熊副参谋长却摆摆手说:“不行。”他掉头便走掉了,拒绝向执行任务的干部和战士传达叶司令的命令。

  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是多好的战士,多少解放军同志倒下去了,又站起来,受伤坚守岗位。熊副班长被打来的玻璃片插进右眼,眼球破裂,眼珠外突,他忍着剧痛,依然挥着《毛主席语录》高喊着:“同志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同志们把他抬到急救室,许多群众看到他被打得这样惨,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但是,他却安慰大家说:“不要为我难过!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最高指示,不要说瞎了一只眼睛,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龚同志头部被打,伤势很重,但他还组织三个同志冲向最危险的地方宣传《六?六》通令。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他回答道:“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就要不停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但由于他伤势过重,刚走几步就晕倒在地,后来住院治疗了九个月,大脑神经功能尚未完全恢复。

  看着楼下的解放军战士遭到暴徒们如此残酷野蛮的毒打,楼上的八?二九学生怒火中烧,一个个像刚下山的猛虎就要冲下来和暴徒们拼了,他们喊道:“解放军同志,你们走开,让我们来跟他们干!”

  八?二九学生从房顶上扛来了一箩筐的瓦片,就要往下扔。这时,郭贤君同志眼疾手快,一个箭步跳上去,对八?二九学生说:“打我们的不一定是坏人,你们打伤了楼下受蒙蔽的群众也不好啊!我们应该把仇恨集中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身上。”说着,一个人抱起箩筐,就把瓦片倒掉。

  暴徒们看楼上扔下的石头少了,就越打越凶,七、八个人抓一个解放军战士强行拖出队伍毒打。陈副连长被用滴滴涕喷嘴、鼻子,后被六、七人拉着双腿往楼下拖,让他的头在楼梯台阶上撞击,引起脑震荡。拖到楼下后,九?一五兵团的周小燕、许向辉等泼妇竟在一旁叫骂道:“这是当官的小谭王八,该打!”

  那几个打手朝陈副连长的头部、胸部、腹部、下部拳打脚踢、石砸棒打,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我们的副连长惨遭暴徒们的折磨,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他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还紧紧地揣在胸口上。这时,一个狼心狗肺的暴徒竟在他的肚子上猛踩。

  “住手!”几个身负重伤的战士冲了过来,他们把副连长抬到急救室去。当副连长稍微清醒过来时,使用尽气力艰难地说:“告诉指导员,不要管我,快救革——命——小——将!”

  副连长被打伤了,排长带领大家唱语录歌;排长被拖走了,班长接上去带领大家念语录。尽管暴徒们虎叫狼嚎,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声音依然回荡在交际处大楼的上空,这是一支打不垮的革命队伍,这是一座摧不倒的伟大长城。

  话分两头说,21日上午,我们召开了新革会勤务组扩大会议,邀请余鸣生、黄明仪、徐雪真等人列席会议。

  首先,我把昨晚上省财贸学校许明珠的来访、她向我转告联司黄朝晖打来的电话内容诉述了一番,然后说:“大家看我们应该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来援救联司呀?大家集思广益,都发表意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呗。”

  肖进仕第一个道:“这事真有点难办,我们新革会的人太少了,而且都是些小生花旦,只会唱文的,不会唱武的,唉——”

  “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交际处大楼被攻打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该拼的时候,要跟他们拼了,来个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火暴性子的薛刚粗声粗气地嚷着。他是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壮实得像一棵树。

  “如果我们新革会能有30多个会打架的棒小伙子,那么,事情就好办了,不仅能够围魏救赵,还能搅得天翻地覆慨而慷,可惜我们没人,就是拼,又是怎么拼呢?”我停顿了顿,继续道,“那个财校的许明珠建议说,如果想个办法,叫九?一五的人打个电话到城里去,就说九?一五队部告急,若能够把九?一五的队伍骗回来,交际处联司的压力就可能减轻。”

  “我知道九?一五的电话线在哪里,就在这幢办公楼三楼的天棚顶上,有一个天窗口可以爬上去,我们在中午没人的时候,偷偷爬上去将它剪断,切断九?一五与外界的联系。”石达志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们学校除了一、二部的传达室外,本来就只办公楼有一架电话机,可如今仅有的这架电话机也被九?一五兵团强行独占了,他们把这架电话机拆移到新教学楼去。那幢新教学楼除了红九?二过大江兵团(即原来井岗山公社的那几个男同学)原先占据了高二(1)班的一间教室外,整幢大楼都被九?一五兵团霸占了,并且他们还构筑了工事,真是山头大了,可以实行霸权主义,为所欲为。

  那个齐绍也道:“对,我们把那个电话机的电线剪断,我也知道那个电线在什么地方。”

  我一边思索着,一边说:“这个办法是行得通的,不过,还有其他什么更有效的办法没有?”

  这下子,大家又默然了,过了一会儿,那个刘友礼打开话匣子道:“别的办法恐怕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譬如把整个南区的八?二九都串联起来,拉起一支精悍的队伍。不过,这个办法未必行得通,如果连我们新革会都没人,其他学校也更没人了,即使我们能够把队伍拉起来,恐怕交际处大楼早就被他们攻打下了。”

  “是啊,看来是别无良策了。”我沉吟了一下,又说,“还是先把电话线剪断再说,今天中午就行动,‘海南岛’、齐绍,还有薛刚、余鸣生,由你们四个人来完成这个任务,好吗?”

  “行,这个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好了。”石达志拍拍胸脯道。

  “那你们几个要多加小心,要等到中午12点过都没人的时候再行动,千万不要被九?一五的人发觉了。”我又叮嘱说。

  “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会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保证出不了事。”余鸣生也道。

  这个余鸣生是我们新革会的一大金刚,他身强体壮,文革前,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他身上也仅穿一件背心上学,两条铁打的胳膊一直裸露到肩膀,二头肌肉异常发达,有着扇面形的宽肩,是个健美运动员的体型。以前我看见他在健身房里打秋千,他打高得都跟秋千架顶快平行了,令人惊叹不已。

  以后,我们散会了。

  我在中午1点左右就又赶到了学校,石达志、齐绍、薛刚、余鸣生几个人已经在队部里头了,我一见他们,开门见山便问:“怎么样,那电话线已经剪断了没有?”

  “那还用问,当然剪断了。”石达志显得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

  “你们爬上去剪电线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看见了?”我仍有点不放心地又问。

  “没有,当时一个人也没有,连鬼也没看见。”齐绍也道。

  “我们干得很利索,我们还把电话线剪去了一大段,两边的电线头都移动了位置,弄得乱乱的,他们要重新接上,得花费不少功夫。”余鸣生告诉我说。

  “好啊,你们干得好,老母鸡生蛋——呱呱叫,该给你们记一等功。”我赞扬他们道。

  “唉,那天棚顶上真脏,弄得我们一身满头都是灰尘,像老鼠钻烟筒,够呛的。”薛刚说着,随手又拍拍裤子上的灰尘。

  “你们可谓劳苦功高,等下回去洗个澡。”我又说。

  当我们把九?一五的电话线剪断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交际处的大楼已经起火了,一场罪恶的火把交际处大楼烧成灰烬。

  话题再转到省交际处去。21日上午,吕振玉、石克发与陈天松等人一起乘车亲临交际处现场指挥,召开火线会,由师院思想兵一人提出火攻,他们便指派原子兵团、红九?二工人、山鹰部队(上山下乡社会青年组织)等组成敢死队执行火攻。

  11时左右,那些亡命之徒组成的敢死队开始纵火了。头两次用扫把、铁丝绑上棉花,浇上汽油点着火往楼窗里扔,均被扑灭。以后,他们用大量的棉垫、蚊帐、木器、热水瓶、墨水瓶、玻璃瓶等倒上汽油,在大楼的一层东、中两楼梯口和西边、东边一层房间分别放火。刘副营长见一暴徒在一楼泼油,即上前制止,但却被暴徒倒了一身汽油而被打倒在地。

  大楼起火后,由于是汽油起火,十几分钟内大火直烧二楼、三楼、四楼,一股汹涌的火焰腾空而起,一个个窗口都吐出可怕的火舌,狠心地舔着熏黑了的墙壁,火势既猛又快。

  啊,浓烟带着桔黄色的火星冲上来了,烈火借助酷暑妖风助虐,“风乃火之师;火乃风之帅。风仗火行凶;火以风为害。”风逞火势,忽喇喇走万道金蛇,张着血盆大口,仿佛就要把大楼吞下似地窜上来,向解放军战士扑来,向八?二九学生扑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面对熊熊烈火,八?二九学生没有呼喊,心中只有毛主席,惟独只有红太阳。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在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亲人解放军舍身忘己地冲入火海,抢救毛主席的红卫兵。一个解放军战士以大无畏的精神,冲向起火的地方,手烧伤了,头发烧焦了,他依然没有退却。这时,暴徒们发现了,一边骂道:“为谭王八卖命,不得好死!”一边把汽油泼到他的身上,这个解放军战士被烈火烧倒在地。

  还有一个八?二九学生抱着一床棉垫纵身跳入火堆,把一堆火压灭了,但是却被狂徒们抓住,打昏在地。

  救火车救火来了,而那些狂徒们却挡在门口,不准救火车开进现场,一个消防战士说了句公道话,竟被打翻在地,昏倒在车轮旁边。

  在执行劝阻、隔离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和八?二九、省工联司的战士频于死亡的危急时刻,省军管会立即又派出一营部队前往救火救人。然而,那些狂徒们抢先跑到了9号楼和池塘之间的路上,手执铁棍、铁床的角铁,阻止我部队执行任务,他们高喊着:“放火无罪,救火有罪,烧死活该!”

  “你们敢过来,我就砸死你!”

  我们的英雄的子弟兵枪林弹雨都敢过,今天碰上几个跳梁小丑挡路,难道就会被吓倒吗?我们的解放军战士挥动着红色语录本,四人一排手挽着手过来了。那些暴徒们撬开垃圾箱的砖块,朝着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猛打猛砸,但是,我们的战士依然在坚定地前进着。

  暴徒们又发狂了,他们把解放军的衣服剥了,帽子甩了,歇斯底里地嚎叫道:“这不是解放军,是叭儿狗!”

  他们几棍子把解放军同志打晕在地,拖走了。后面的解放军战士高擎着毛主席画像,又冲过来了。走在池塘边的两位解放军战士被床架角铁打倒了,丧尽天良的暴徒竟把他俩踢到池塘里去,并且还用石头、砖块、脏物朝着掉到池塘里的解放军身上砸去,不准他们爬上岸来。

  “积风生烈焰,赤火冒红霞。”火越烧越大,交际处大楼简直就成了一座翻腾的地狱。时间刻不容缓,七?二0反迫害指挥部向坚守大楼的八?二九学生发出了紧急战斗号召:“同志们,战友们!为了毛主席,我们必须跳楼突围!”

  在冲天火光中,解放军战士冲上楼来了,他们高喊着:“‘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八?二九学生在解放军的鼓舞和帮助下,从容不迫地把棉被从窗口扔到地下,用蚊帐、被单接成长条,让重伤员先坠下楼去。有位解放军用腰带把八?二九学生绑着,把他一层一层地放下去。有位解放军抱着一个十几岁的受了重伤的女学生从楼上跳下来,自己腿摔伤了,站立不起来,女孩子感动得哭了,解放军战士安慰她说:“别难过!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就是丢脑袋也心甘情愿!”

  解放军战士和八?二九学生跳楼后,有不少人又遭到暴徒们的毒打。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八?二九女学生从楼上跳下后,被撕打得只剩下一条破裂的短内裤。叶副班长跳楼刚落地,便被他们用木棒毒打。两名上楼抢救伤员的解放军医护人员,跳楼后也惨遭毒打,重伤住院。战士林××从二楼跳下来后,被他们用石头砸破后脑。

  烈火浓烟越燃越厉害,黄烟漠漠,红焰腾腾,所有的楼梯口都被火封住了。一班长在烟火中发现屋里还有一位八?二九学生,便对他说:“有我在就有你在,我豁出生命也要保护你。”一班长迅速找到一顶蚊帐,搓成长条,让八?二九学生坠下去。

  八?二九学生焦急地说:“我下去了,你怎么办?”

  一班长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下去就好了,不要管我!”

  战士邱××看到跳下去的一个八?二九学生被暴徒们野蛮毒打,他毫不犹豫地从楼上纵身跳下,奋不顾身地把八?二九学生背出险境,送到急救室去。八?二九学生无比信赖解放军,他把身上带着的七百多元公款、三百多斤粮票和三颗公章交给邱同志代为保管。

  在这茫茫的火海中,显现出一个高大的身躯,你看,他身上还带着几处刀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你听,他一字一句地高喊:“快!快救革命小将!”他身上多处负伤,同志们劝他去包扎一下,他婉言谢绝:“现在,正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关键时刻,我们生要为毛主席战斗;死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献身!”

  我们的郭贤君同志喊着口号,又带头冲进火海,他背一个,扶一个,又从火海中冲出来了。在他的心目中不知道自己的伤痛,只有一个念头:快救革命小将。

  熊熊的烈火呵,你等一等燃烧吧!滚滚的浓烟呵,你快闪开一条道吧。我们的郭贤君,身带十几处重伤的郭贤君又冲进火海来了。他三步并两步地冲上大楼,烈火燃着了他的衣服,创伤发出剧烈的疼痛,他倒下去了……忽然,郭贤君抬眼看见了毛主席画像,顿时,浑身充满了力量,他艰难地站立了起来,一步一步费力地挪向墙边,仰望着毛主席画像,无限深情地自言自语着:“要不是毛主席,哪有我郭贤君呢!”

  烈火像一条火蛇又窜到了郭贤君的身边,然而,郭贤君全然不顾,他从容不迫、小心翼翼地取下毛主席画像,揣在怀里,又环顾四周,已经没有一个人了,他正想寻找什么东西协助自己跳下楼去,突然间,他从窗口看到楼下院子里,几个暴徒正丧心病狂地围打一个八?二九学生,“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使他来不及考虑一切,这里根本没有临死前的五分钟动摇,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他毫不犹豫地跳上窗口,要从三楼跳下去……

  ……在这纵身跳楼的一瞬间,郭贤君可能想些什么?

  短短的一瞬间,也许他想起了他23个不平凡的春秋:一个从小就逃荒讨饭的苦孩子,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毒打致残,加上天灾人祸,实在没法熬下去,全家只得从湖北逃荒到江西。父亲在逃荒途中死去,母亲为了生计只好改嫁。……东方红,太阳升,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新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1964年他满怀激情,穿上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成为一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在这短短的的一瞬间,郭贤君可能看见了些什么呢?是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响导火索的董存瑞,是用胸膛睹住机枪口的黄继光,是挑着木炭的张思德,还是欧阳海、麦贤得、蔡永祥……这些英雄的形象在鼓舞着英雄。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也许他什么也没想、没看见、没听见、没说,这些都是后来的文人墨客给点缀上的,但是,在他纵身跳楼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个革命的信念在支配着他。

  郭贤君跳下来了,浑身的重伤加上着地时的震动,他又晕倒了,一会儿,又是“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把他唤醒了,他挣扎地站立起来,步履艰难地朝着被围打的八?二九学生走去,一边高呼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郭贤君用自己高大的躯体挡着飞来的石头、打来的棍棒,掩护着八?二九学生。一小撮暴徒怀着对伟大长城的刻骨仇恨,举起闪着寒光的屠刀向我们的郭贤君腿部砍将过去,一刀下去,又是一刀狠砍下去,血,殷红的鲜血染透了郭贤君的军裤,但是,他没有倒下,没有后退,像一座巍巍泰山屹立在暴徒们的面前。那个发了狂的暴徒又挥刀要向八?二九学生砍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郭贤君勇敢地伸出了刚强有力的手抓住那砍来的大刀,八?二九学生得救了,可是我们的郭贤君的手指却被齐齐地砍断了三根。

  “这高个子,最铁杆,是典型的保皇兵!”暴徒们像瞪眼癞蛤蟆一样蹦达着,一个凶神恶煞的暴徒举起了铁棒,朝着身带十七处重伤的郭贤君的后脑勺猛打下来,我们的郭贤君终于倒下了……

  “郭贤君……郭贤君!”

  同志们声声急切地呼唤着他,郭贤君躺在战友们的臂腕中,他安祥地睁开那双清澈透亮的眼睛,望着他的战友们,望着身旁的八?二九学生,心朝着祖国的首都北京,一字一字地呼出了他生命的最强音:“毛——主——席——万万岁!”

  郭贤君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短暂而光辉的23年过去了,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了23年的人生路程。为了表彰英雄,M省军区党委授予英雄五连集体二等功,追授郭贤君为一等英雄并追认其为光荣的中共正式党员。

  经过我解放军、市消防队及广大群众的奋力抢救,大火燃烧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被扑灭了。这次极其严重的武斗放火事件,省交际处西湖饭店的房屋遭到严重破坏,新大楼被烧毁,我担任劝说、隔离、抢救任务的解放军干部、战士,被打死一人,重伤住院154人,轻伤246人,计伤亡401人。而省工联司也死亡1人,八派组织方面重轻伤达一百多人。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市发生的一起规模最大、损失最重的空前的武斗、放火事件。

  当我们获悉一小撮暴徒放火烧了交际处大楼时,大家如同撅破纸灯笼——一个个眼里火,我们怒不可遏,肺都气炸了。22日早晨,我们挥笔刷写了大标语,诸如:“强烈要求省军管会严惩七二0交际处革造会一小撮放火、打人凶手!”、“革造会一小撮坏人火烧交际处大楼必受到法律制裁!”、“强烈抗议革造会一小撮暴徒殴打我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八?二九战士!”等。

  我们写好了标语之后,一群男同学便一起上街张贴标语,从校门口一路贴到了红心路口,我们的标语写得很大,而且是我区八?二九方面最早出现的标语,所以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当我们贴完了标语、归来途中,迎面走来了九?一五兵团“731”江尚峰、倪兆强一伙人,他们也是出来张贴标语的,只见他们一伙人对我们不怀好意地讪笑着,我们也目真目相视,彼此一句话也没说就走过去了。

  在他们才走过去,我们就发现刚刚我们张贴的标语竟被“731”他们的标语覆盖了,他们贴的是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标语,怪不得他们刚才会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这些人真卑鄙,什么事都干得出。

  我们几个同学愤怒极了,石达志、郑永铭二人便走上前来,把覆盖在我们标语上面的标语给揭取了下来。接着,我们又走一小段路,又发现他们故伎重演,我们自然当仁不让,总之,一路上他们把我们的标语几乎全部覆盖掉了,我们发现一幅,就不客气地揭掉一幅,让我们的标语重见天日。

  当我们走到接近校门口的一个十字路口时,又是一幅我们的标语被他们覆盖掉了,石达志、齐绍和郑永铭几个人便上前去将“731”的标语给撕揭下来。就在此际,忽然迎面又走来了一个九?一五兵团的小头头姚自强,其手里拿着一小瓶药水,他看见我们把“731”的标语撕下来,就上前来质问我们说:“喂,你们怎么把我们的标语给撕下来了?”

  “谁撕你们的标语哟?是你们把我们刚刚贴的标语给覆盖了,你没理搅三分,还想吃人呀?”刘友礼气呼呼地道,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的气,全泄到姚自强的身上。

  “谁覆盖你们的标语哟?我明明看见是你们在撕我们的标语!”姚自强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他在强词夺理。

  “明明是你们覆盖我们的标语,还猪八戒倒打一耙说我们撕你们的标语,真是岂有此理,想不到你姚自强竟变得如此蛮不讲理。”我也气愤异常地道。

  “姚自强,你欺人太甚了!你不感到太霸道一点么?”与姚自强同班的郑永铭也愤怒地瞪着他。

  “什么霸道?我又没有覆盖你们的标语,我是刚从医务室看完病出来的,手里还拿着药咧。”姚自强持着药瓶的右手稍稍抬高了一点,又强辩道,“我只明明看见你们在撕我们的标语。”

  “难道731不是你们九?一五的人么?他们覆盖我们的标语,我们将它揭掉,有什么错?”许晓光感情冲动地伸手在姚自强的肩上推了一下。

  “你们仗着人多势众要打人么?你看你看,把我的药水都弄溅了。”戴眼镜的姚自强将眼睛凑近药瓶看着。

  “你别血口喷人,你说清楚,谁打了你?”许晓光气极了,又逼上前去。

  姚自强这人也是欺软怕硬的,他看见高过他一个头的许晓光气势汹汹地向他逼上前来,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语气较缓一点说:“你别这么凶呗,你看我的药水不是都被你弄倒了。”

  “姚自强,我今天算是看透了你,原来你也是一个这么不讲理的人。”我又愤愤地道。以前我跟他算是有一点交情的,如今看来该绝情了。

  “现在,武汉事件是头等大事,你们把我们声援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标语给撕了,真不应该!”姚自强又摇摇头指责我们说。

  “我不管其他事情,反正,是你们九?一五的人把我们的标语给覆盖掉了,我们就是要揭掉!”许晓光仍是用大嗓门开炮。

  “反正我没覆盖你们的标语,我只看见你们撕我们的标语。”姚自强又在强词夺理着,大概,他看到他一个人斗不过我们这么多人,便准备溜了。

  “谁叫你们覆盖我们的标语,你们覆盖我们的标语,就是要撕掉!”许晓光的嘴巴仍不饶他。

  “算了算了,跟你们这伙人说不清楚。”姚自强说着便溜之大吉,他一个人逞不了凶狂,倒害怕遭皮肉之苦,赶紧走为上。

  正当北京上万名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揪刘之际,F市发生了七?二0交际处事件。而武汉也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二0事件,究竟武汉七?二0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也还是从头说起吧。

  1966年8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因病正在北戴河疗养。他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便给林彪写报告,说身体已经好了,可以回去参加运动。林彪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

  路过北京时,陈再道顺便去探望徐向前,他是徐帅的老部下,1927年他投奔红军,便一直在红四方面军,而徐向前当时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1933年他当上了师长,次年又当了军长。当陈再道向徐帅谈起这事时,徐帅便语重心长地告诫他道:“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笔者注——指林彪]是主张军队开展‘四大’的。”可惜他到底是个只会打仗的武将,未能品出徐帅话中三昧。

  陈再道回到武汉后,那短短的的几个月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风云突变的日子,1967年1月,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都相继垮台,接着,上海又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也都瘫痪了,如若罗盘失灵的大船随波逐流在飘荡着,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1967年1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委)在北京参加召开的一次会议。1月23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26日,F市发生一起造反派冲击F军区事件。为了在新形势下稳定军队,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的据理力争下,制定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他告诫各大军区司令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2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接管了《长江日报》。2月8日,他们用《长江日报》的版面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9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造成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11日,他们又冲击了军区支左指挥部。

  而不同派的群众组织以及军区里的一些人对他们的行为愤然不满,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2月9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扬言要“罢工”,他们找叶明(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公开支持F军区反击一?二六逆流的行动,这两篇社论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党委也在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中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战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这个声明武汉军区党委是经过反复讨论,还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上报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他批准了这个《严正声明》。于是,武汉军区便出动了飞机、汽车广为散发此声明,并且,部队还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2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周总理将陈、钟二人找去谈话,要他们回去后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总理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

  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开始大逮捕极左的造反派。各专县也是如此,黄岗共捕305人。

  3月21日,武汉军区又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宣布解散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该组织是武汉地区最大的一个工人组织,拥有48万之众。《通告》声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实行反革命复辟”,“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机构一律解散。”在《通告》的压力下,工总、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八一七等组织被解散,专县中的黄岗县就解散了28个群众组织,黄石市有30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被强迫宣布解散,天门县拥有70余万人的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解散,一共逮捕1305名……

  从3月中旬起,北京开始大规模反击所谓“二月逆流”。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和北航红旗赴汉的造反派提供的材料,于2月中旬起草,经王力修改并下令发表的。据这个监督组成员后来交代说,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因为这些地方压制造反派最厉害),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4月6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强调军队爱民。

  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张贴大字报。接着,学生们杀向社会,上街示威游行,提出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等口号。

  而在此之前,陈再道和钟汉华于3月中下旬离开武汉,再次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他们看到《人民日报》四?二社论和十条命令,又听说武汉出现反复,在一天的小组讨论会上,炮筒子陈再道便放了一炮说:“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也行。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又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发言记录整理后,秘书问陈再道,要不要登简报?他略想一想说:“登,提个建议嘛。”于是,陈再道的发言便上了简报。

  4月16日晚10点半至17日凌晨1点半,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和外地来京的造反派代表。江青、康生、谢富治、肖华、陈伯达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参加会议的还有杨成武、王力、关锋、张春桥、叶群、戚本禹等人。江青在讲话中提及了武汉问题,她说:“各地情况不同,目前成都、武汉地区问题比较严重,那个地方还是要冲啊!我讲这个冲不是不讲政策、策略的乱冲。”

  陈再道的秘书看到这份传单,他把江青的这段话划了杠杠,然后给陈再道看,陈再道看罢传单,当即找钟汉华商量,他们自以为武汉的情况和成都不一样,问题没有成都那样严重,中央对武汉的情况不了解,应当汇报一下才好。他们便请示总理,总理很快就同意了。

  4月19日,总理在钓鱼台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出席会议,听取了陈、钟两人的汇报。

  陈再道汇报说:“我们的情况不同,没有带枪啊,我们感觉还没有成都那么严重。我们不好办,要冲了,日子不好过。我个人感觉中央文革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不是那么多,武汉问题听造反派多一些,听我们意见少一些……”

  以后,江青问道:“听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

  “根本没有这回事。”陈再道矢口否认说。

  “哦,那我是听了一面之词,讲得不对。”江青向他们作检讨,并且解释道,“武汉的国民党渣滓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

  在汇报过程中,中央文革其他成员都没有提出什么不同意见。最后,总理叫中央文革尽快接见一次武汉造反派赴京代表,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不要再冲武汉军区了。江青也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21日就接见他们,但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陈、钟两人见江青如此郑重其事,如若小孩子吃了棒棒糖一般高兴异常。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第二天下午,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江青送来当天的《文革快报》,内容是中央文革驻汉记者的“情况反映”,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江青在上面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这下子,陈钟两人可着了慌,赶紧打长途电话回去查明情况,当晚,他们立即给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说明他们确实给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19日会议的要点,但传达时作了规定:不准再往下传达。记者听到的,不过是负责支左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列席常委会后,回去给支左办工作人员吹的风,仅此而已,并没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的意思。当然,事情没有处理好,他们有责任,接受批评云云。

  21日凌晨两点钟,中央文革又派人前来没收了他们19日的会议记录,同时让来人转告他们,不准再提19日的汇报,原定21日的接见也被取消,中央文革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打那以后,中央文革“说话算数”,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一概不予答复。

  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许多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而陈再道和钟汉华接到的通知却是: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们受到明显的冷落。在中国,大凡大人物在五一节、国庆节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便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的失势。今年的五一节刘少奇、陶铸、王任重等人均上不了天安门城楼,而陈、钟两人也受此冷遇,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武汉军区也连忙放人,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仍在押以外,大部分原先被捕的造反派均获得释放。当陈再道、钟汉华“五一”前夕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一派是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联(三司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以及一些南下的学生,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是支保不支左,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拥军不拥武老谭,爱民不爱黑乌兵(即红武兵)”、“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等口号,直接把斗争矛头指向武汉军区和陈再道同志。

  另一派是红武兵、红卫兵(即“三字兵”)等所谓保守组织,他们是支持武汉军区和陈再道的。还有东方红红卫兵武汉地区第三司令部原先也是一个造反组织,由武大的一些学生为核心所组成,他们也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武汉军区和陈再道同志。

  5月16日,红武兵、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在“七?二0事件”发生前,该组织已拥有120余万人,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武汉军区许多部队公开支持百万雄师。

  由于三钢三新一派人的极左行径愈演愈烈,他们的“激进”思想与行为是不能为头脑本来就偏于保守的广大中原百姓所接受——这与南方的情况是大相径庭,他们的人数很少,显得颇孤立。

  6月4日,武汉军区又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公告说:“‘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社论的精神的。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二八声明’进行批判,我们积极给予支持并发表‘二一八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在批判中,对受蒙蔽而赞成‘二八声明’的一些群众,有的也进行了批判;同时,对当时出现的所谓‘香花派靠边站’的错误口号,我们发现不够及时,纠正不够有力,致使一些革命群众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这个责任,不能由群众来负,应由我们承担,群众之间决不要算老帐。在这里,我们诚恳地向这些受过批判和压抑的同志道歉。”“关于工人总部问题。‘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的领导权被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所控制,做了许多坏事,激起广大革命群众的公愤。解散‘工人总部’及其下属的某些组织,是正确的。……但是,对‘工人总部’所属组织,未作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一律解散,是错误的。现在郑重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三?二一通告’发布以前已宣布脱离‘工人总部’并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组织,重申予以承认;……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重新建立的基层组织,应该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纯洁组织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的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地向他们道歉。”“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但在拘留人时,对可拘留可不拘留的人也拘留了一些。这些被拘留的人员,除少数问题十分严重需要继续审查或依法惩办的以外,根据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经教育后已予释放……”

  由于“六?四公告”想对一切问题都加以表态,结果一切问题都说不清楚,适得其反,两派都对“六?四公告”很不满意。三钢、三新一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而百万雄师一派则认为军区太软弱了。围绕着“六?四公告”一场大撕杀展开了。

  “六?二”、“六?六”、“六?八”、“六?一三”、“六?一五”、“六?一七”、“六?二五”……一连串的武斗事件像放鞭炮一样接连不断,腥风血雨笼罩着6月的江城,正是:“阴风飒飒气侵人,黑雾弥漫迷日月。悠悠荡荡,杳杳冥冥。惨气冲霄,阴霾彻地。”

  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拍来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据悉,在这份电报发出之前,中央文革的一个记者曾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头头看,给他们打招呼说,这电报是经过康生批准的,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他们大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

  武汉军区接到中央文革6月26日的电报后,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做好赴京汇报的准备。

  7月初,陈再道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

  7月10日左右,周总理回电话道:“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陈再道听罢电话顿时如同坠入五里云层,一下子懵住了,他一时闹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不敢多问为什么。到底陈再道仅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纠纠武夫,他打仗顶会打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冀南东进纵队司令,刘志坚任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有一次刘志坚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就在第二天,陈再道接到地下情报,他立即指挥军队,在敌军的行进路上,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把刘志坚抢了回来。但是,平心而论,陈再道对于政治并不在行,缺乏起码的政治敏感性。他尚未意识到7月是什么月份。1966年7月,当时毛泽东主席已决意要干掉刘少奇,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他却有意识地离开北京城,把炙手可热的文化大革命撒手让刘少奇去管,任其表演,诱导其犯错误。7月16日,毛泽东主席第八次在武汉横渡万里长江,他从容自若地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30多华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主席告诉人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正是他的巨大的气魄鼓动了亿万红卫兵,他们在“造反有理”的呐喊声中冲杀出来,使得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灾难性的转折,7月16日,已作为中国的“游泳节”载入史册。转眼间,1967年7月16日又来临了,这一年本来毛泽东主席想让文化大革命收场,可是,撒出去的缰绳却收不拢狂奔的万匹野马,1967年的运动比1966年更乱了套,他是希望有什么历史的奇迹又会发生,他是很有这种自信心的。在这个时候,13日毛泽东主席听说武汉有一百万人在长江游泳,他又动了游泳的念头,他已经在北京呆了一年,很想出去休息一下,又想要到武汉第九次畅游长江。倘若换别人的话,可能会料到毛泽东将来武汉游泳,因为每年夏天他几乎都要离开酷热的北京到外地避暑,而他又酷爱游泳,自然会想到他可能在“游泳节”再来武汉游长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陈再道却没估料到这一点,甚至周总理已经给他暗示了中央将在武汉解决问题,他也没意识到毛泽东将来武汉的可能性。正是因为如此,他一步棋走错了,全盘棋皆输掉了。如果他当初能够估计到毛泽东主席将来武汉的话,只要他能够千方百计地稳定住武汉地区的局势,而不出什么大乱子,即使林彪很想搞垮他,也抓不到什么把柄,没有把柄,他就是“不倒翁”。

  7月13日,周总理决定亲自到武汉为主席打前站,他想亲眼看一看究竟武汉的形势如何,想通过武汉军区做好两派组织的工作,促进他们联合起来,稳定武汉的局势,为毛主席横渡长江创造条件。此外,周总理还设想,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武汉的问题解决好,这对于解决其他省的问题,对于稳定全国的形势,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央文革不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武汉空军司令刘丰,说13日夜有一架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作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

  13日夜,深邃莫测的夜空隐隐传来一阵渐强的发动机轰鸣,一架飞机带着尖厉刺耳的啸声,对准汉口机场的跑道俯冲降落,这是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当喷有“八一”军徽的机身还在惯性中移动时,几辆漂亮的小轿车就匆匆迎了上去。

  舱门打开了,周恩来总理走出飞机,同机前来的还有李作鹏以及总参、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久候在机场的刘丰等人赶紧迎上前去,刘丰等人向总理行军礼,然后双方握手问好。总理的那一双深沉犀利的眼睛向四周顾盼着,却没发现陈、钟两人,他心中有些纳闷,还以为陈、钟两人被造反派弄走了,不过,在机场这么多人中间不便多问什么,他们彼此寒暄之后,就坐上轿车,车队急驶向武空司令部。

  到了武空司令部后,周恩来当即就问刘丰说:“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

  “我……我没有通知他们说总理今天要来武汉……”刘丰一时结结巴巴答不出来。

  “那你立刻去通知陈、钟两人,叫他们赶快就来见我。”周恩来正色地道。

  “是,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通知他们。”刘丰遵命了。

  当天夜里,周恩来又给在重庆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打了电话:“是富治吗?……我是恩来,我已经到了武汉了,请你明天就赶来武汉。”

  “是,明天就去武汉。”谢富治迟疑了一下又说,“总理,那中央代表团的人怎么办呀?”

  总理道:“让他们一块来。”

  谢富治、王力等人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为中央代表团到昆明、重庆等地来解决滇、黔、蜀等省的问题的。中央原来并没有要代表团去武汉的计划,这时突然变更,要中央代表团明天就要赶到武汉去,究竟武汉出了什么事呀?大伙儿都在纳闷、猜测。因为重庆的工作还未做完,代表团实难脱身,可是,总理让代表团务必明天到武汉,究竟什么事这样急呀?王力甚至同谢富治商量请示总理能不能不去武汉,并让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询问情况。张的电话是关锋接的,他答复说:“去了就知道了,电话里不能说,听总理安排,没有讨价还价余地。”

  这时,在场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北航红旗的井岗山突然说:“快到7月16日了,毛主席是不是要去武汉游泳呀?去年就是7月16日去的。”

  大伙儿一听,顿开茅塞,都夸还是井岗山聪明,看来一定是毛主席要到武汉游泳了。这几天,他们忙得晕头转向,把什么日子都给忘了。

  于是,代表团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空军政委)他们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抓紧处理完重庆的事务,于次日,即1967年7月14日中午,代表团全体人员(除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回云南外)从重庆飞抵武汉,已经在武汉的李作鹏(海军政委)乘坐吉普车去机场迎接中央代表团,并把他们安排住进了东湖宾馆“百花二号”,上午刚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在“百花一号”。

  当代表团进驻东湖宾馆后,已先期到达的周总理立即召见了他们。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告诉他们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

  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总理哈哈大笑。

  毛泽东酷爱游泳,尤其喜欢到长江里游泳。当然,今年毛泽东到武汉来,不仅仅是为了游泳,他还想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7月14日晚9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随行的还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他们一行人悄然无声地住进了东湖宾馆。为了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毛泽东,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毛主席。当时林彪、周恩来指定刘丰是在武汉保卫毛泽东的主要负责人。

  那几天,作为全国三大火炉的武汉三镇正热得发狂,当谢富治、王力他们一到,东湖宾馆突然又停了电,据说是检修电路,房间里没有空调,简直要把人热晕了过去人。谢富治一边用大扇子扇风,一边大大咧咧地骂道:“热死老子了,陈再道这家伙真不够朋友,一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当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等人到达东湖宾馆时,遇见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他们。杨成武、汪东兴同谢富治、王力等人握手时,指着郑维山开玩笑说:“我们抓来了一个扒火车的。”郑维山笑着同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握手,并互相开了一阵玩笑。

  由于周恩来叫谢富治他们来武汉是为了协助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工作,并未宣布让代表团来解决武汉地区的文革问题,所以,谢富治他们认为毛主席到后要休息,晚上没事,天气太热,又没电,不如出去转转,便由刘丰带路,同王力、余立金和工作人员一起步行上了大街去看大字报。

  在路上,王力问刘丰说:“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

  刘丰是个比较谨慎的人,他不知道王力问话的用意何在,便一时答上话来,在旁的余立金连忙帮腔道:“有不同意见。”

  当他们刚到湖北大学门口,就被学生认出来了,一大群湖大学生包围着他们,那些新湖大学生个个欢欣鼓舞,喜笑颜开,“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湖大校门口的上空。

  15日,武汉各派举行盛大的游行,大街上锣鼓喧天,彩旗飞舞,他们热烈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和王力来武汉。

  当时,王力也认为周总理和中央没有交待他们解决武汉问题的任务,也就没太当一回事,认出来就认出来吧。谢富治、王力回来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情况,问怎么向群众说明。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说:“这也好,群众正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这样正好说是你们来了,以便保护主席的安全。”

  15日清早,毛泽东即召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当他们谈了大半天功夫,毛泽东才忽然想起周恩来也在武汉,于是,这会儿才去叫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

  毛泽东对他们说:“我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你们代表团要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本来,周恩来总理打算15日当天即飞赶回北京去,见此情景,王力赶忙向毛泽东主席请求说:“主席,请总理不要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

  毛泽东转过脸询先问总理说,“恩来,你看呢,是不是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周恩来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我同意留下。”

  毛泽东主席说:“好。”接着,他提出了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毛泽东道:“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他又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指湖北造反派——笔者注)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了,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笔者注)都不要打倒。”

  这时,王力又提出:“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的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外,再协助主席作点具体工作。”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同意了。

  从15日开始至18日,周恩来总理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了武汉军区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

  在四天的汇报过程中,尽管各人言无不尽,好话坏话都让讲,但双方的态度都非常强硬,武汉军区陈、钟几个人讲一条,谢、王不同意的立即就驳一条,而武汉军区的人则据理力争,正是:“灰沙地堂铁扫把,两家都是硬丁丁。”

  王力问说:“你们武汉军区抓人抓的都是些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我说要抓350人,我说只抓300人就够了。”陈再道停顿了顿,又辩解道,“我们没有逮捕一个学生,没有公开打击造反派,造反派还有很大的力量,‘百万雄师’是对的,群众相信它,向着它。前几天他们搞了个十条,我看符合大方向,他们的方向对头是好的,现在他们抓防汛又抓生产,‘百万雄师’是全国少有的组织。”

  谢富治大声地驳斥道:“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当时,武汉军区的那些人并不知道毛主席已在武汉,也不知道毛主席和他们议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以,和他们顶得很厉害。这时,陈再道质问说:“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们支保吃左,大方向完全错了,你们要承认犯了错误。”谢富治又用高八度嗓门道。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余立金插了一句。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武汉军区副司令韩东山怒目相视地反驳道。

  谢富治听了这话,气得眼睛都瞪直了,他恶狠狠地说:“你反对林副主席!”

  会上的气氛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只差一丁点儿会议室没像火药桶一样炸开了。

  在谢富治和王力身份暴露后,周恩来便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7月15日夜,谢、王一行人来到华中工学院,他们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

  谢富治头一个讲话说:“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代表他们,首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在座的全体革命派同志们,以及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最热烈地问好!……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健康,非常健康!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

  “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

  “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我们还有一个余立金同志是我们全军文革的成员,空军的政治委员,在一起还有我们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岗山三位同志,也是毛主席叫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记者也是原来北航红旗的,吴介之同志,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一起来的,这是我们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

  “这次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叫我们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我们来学习的几个同志是‘三结合’来的。首先从这几个人就可以看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最关心革命小将的,是最信任革命小将的!我们和王力同志今天到新华工来,是看大字报,是来学习的,但大字报没看成,因为你们没有给我们看大字报的机会。但是要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要先当小学生,我们小学生还没有当,所以我没有发言权,我只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你们关怀带给你们了。

  “同志们,刚才我们在楼上,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刚才王力同志提了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

  “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我的话完了。”

  接着,王力也讲了话,他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总起来说,我们所损失的是很小很小很小,我们收获的成绩是很大很大很大。这是林彪同志的一句著名的话,同志们记得吗?”

  底下群众应道:“记得。”

  王力又接下去道:“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在汇报会的第二天,即16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认为谢、王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他们便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晚要用。

  17日晚,谢富治、王力一行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时,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

  王力摆摆手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那个血气方刚的百万雄师头头也不客气地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王力又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18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出席会议的只有军区和有关部队的负责人约30多人。总理讲了12点意见。主要内容是:武汉军区把“钢工总”(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打成反动组织,镇压了那么多工人,是不对的,应当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大家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提高认识和觉悟,这是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接着,周总理代表中央宣布三条决定:1.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责任在于陈再道、钟汉华同志;2.“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大联合;3.“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他们会起变化。

  周总理最后说,军区的错误改了就好了。我的意见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会议结束前,总理宣布了一条纪律,今天会议的内容,暂时保密,不要向下传达,不要上大字报。先向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另外,武汉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没有表态。

  据王力说,总理的总结讲话的确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毛主席和中央的具体指示,他的总结是亲自用毛笔写的,并且送毛主席审阅过。

  当时,陈再道他们思想转不过弯来,硬是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总理苦口婆心地开导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中央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总理为了消除他们的顾虑,在汇报会召开之前,就给钟汉华透风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总理因为中央还有一大摊的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便委托谢、王两人留下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于18日夜赶回北京去。临行前,特地带陈、钟两人去梅岭一号去见毛主席,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同时也在场。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周恩来将陈、钟两人带到毛泽东的跟前。

  “嗯,你们好啊。”毛泽东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他没站起来,只是伸了伸手。

  “主席!”陈、钟依次向他立正敬礼。

  “坐,坐这里。”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身旁的空沙发招呼说。

  他们坐定后,毛泽东随口问说:“你们怎么样啊?”

  陈再道依旧是心里塞了团棉花——憋了一肚子的气,他瓮声瓮气地道:“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主席看他那气鼓鼓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哈哈,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陈再道听了主席这么说,心里如同卸掉一块沉重的磐石,连忙回答:“要是犯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耐心地开导他。“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

  陈再道瞟了谢、王两人一眼,对毛泽东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王力认为陈再道这是在将他的军,沉下脸来,气呼呼地道:“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他又联想起昨晚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碰到的钉子,余气未消。

  毛泽东主席明白陈再道话的意思,便对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接着,他又转过脸来对谢、王两人道,“你们可以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

  以后,毛泽东又对在座的人说:“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大约10点多钟,陈、钟两人告辞出来,毛泽东把他们送到走廊上,招呼几位服务员和他们握手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又风趣地对陈、钟两人道,“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打不倒你!”陈、钟两人和服务员同志握手时,都忍不住地笑起来了。

  18日深夜送走周总理后,在王家墩机场上,谢富治对王力说:“王力同志,天气闷热,回去反正也睡不着觉,不如咱们去钢二司总部看看造反派,如何?”

  王力摇摇头说:“今天这么晚了,又没通知人家,是不是就去了,以后再抽时间去吧。”

  但谢富治道:“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不去不好啊。”

  王力不好再说什么,他们一行人就直接从机场驱车到武汉水利学院,钢二司总部就设在该院主楼内。午夜1时20分,谢、王等六人又接见了钢二司、红三司等组织的代表。

  王力在讲话中说:“我们是小学生,我们来武汉也是准备听取不同意见的。希望你们在武斗方面采取措施,对解决武汉问题创造和平气氛和条件。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你们二司是有名的,我们是知道的。你们三司我们也知道。你们应该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制止武斗。我们希望你们根据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或者单独发表声明。你们二司是武汉很有影响的革命派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

  三司代表插话道:“我们红三司从来不同意武斗。”

  “你们三司不同意武斗,那也好。”王力继续说下去,“我们提两点建议:第一,首先要制止武斗,要按中央六条达成协议最好,或者能达成几条就达成几条,实在达不成协议就单方面发表声明嘛,造成和平气氛再来谈。有原则路线的分歧可以解决。……

  “第二,你们现在就要开始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好了文件,就有了解决问题的锐利武器,就能认清当前形势掌握斗争大方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然后,检查一下,取消一切错误的口号。例如,骂‘百匪’不利于他们的思想工作,也不能增加什么,不能因为你们骂就得到了什么。”

  这时,谢富治笑了,他站起来插话道:“你们都是大学生啰,你们要走向一个高级的阶段,不能太低级,太庸俗了。骂什么‘康老三’已不太好,更不要骂什么‘康之婊子’了,骂是没有用的。骂‘二癞子’也是错误的。这些话今后都不要用。口号要检查一下,斗争的方式方法要正确处理,集中到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你们要号召所有的战士,学习,研究,学好了就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王力接着说:“今天我们来主要是向你们学习,带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你们的关怀和希望,并提出这样的两点要求。……‘在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深入的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们要坚持按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要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明白,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年八月份,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高度热情地支持他们,对他们做了高度评价,赞扬了革命小将,这一批人是老红卫兵,但是他们只记住了主席前面的话,忘记了后面的话,骂别人是黑七类,狗崽子……所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今年,主席在‘三?七’指示中再次提醒了我们,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牢记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希望你们马上采取行动,按中央六条制止武斗,发表声明,要主动啊!……”

  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的讲话都是根据汇报会上中央代表团的既定方针讲的。谢富治讲话中有一句“你们是一支钢铁的队伍”,受到了在场群众的欢呼。王力在讲话中,还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特意强调了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19日下午3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了武汉军区干部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会议由钟汉华和陈再道主持。谢富治传达了周总理在7月18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王力接着做长篇讲话说:“我今天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委托,给大家讲一讲理论问题。”他侃侃而谈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历史,并以教训的口吻道,“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ABC讲起。”

  王力在会上还传达了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工总战士等三点指示,他尖锐地道:“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错了,三新二司是武汉地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会议在晚上八点钟休息一次,谢富治、王力走到礼堂平台上,接见了拥在那里的机关干部和家属以及负责保卫的八一九九部队指战员,他们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同志们问好!一时掌声雷动,欢呼顿起。

  由于王力的讲话时间长,谢富治听累了,他早回去休息了。晚上10点散会后,王力回到东湖宾馆后,他没有睡,忙着帮军区修改检查。他看了军区的检查,军区领导人说自己“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他觉得这话言重了,错误没有那么严重,便改轻了。他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起草文件的同志看后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话分两头说,八二0一的师长牛怀龙同志在会议中途,便强要发言,未被允许,下来后,他肩膀上扛炭火盆——好不恼火,气虎虎地对政委蔡炳臣说:“拼了!”

  于是,他们中途退出会场,赶回8201部队,连夜召开军人大会,把这天洪山宾馆会议的内容泄露出去。

  这样,下面的一堆干柴就燃烧起来了:“他妈的,黑工总翻了案,老子不干了!”

  “小小王力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

  在会议期间,就有三、四十名8201部队军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洪山宾馆,要求接见,并质问王力五个问题,呼喊“打倒王力”、“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王力不能代表中央”等口号。

  这个8201部队六二年以前叫湖北省公安大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1965年6月取消军衔时,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为独立第一师,负责城防、保卫大桥等。在这次运动中,公、检、法军管会,很多重要单位的军管会,派往各校的军训团和支左小组都是8201的人。

  深夜11点多钟,突然,“嘎”一声响,一辆满载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大卡车飞驰而来,紧急刹车在洪山宾馆门口。又一辆尘土飞扬,又是一辆……这些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集聚在宾馆外面,企图拦截谢、王,但却迟了一步。于是,他们便调转车头直冲军区。

  “百万雄师”连夜调兵遣将,卡住长江沿线,汉水之滨,控制了飞机场、码头、车站以及交通要道,生怕王力等人插上翅膀逃跑。整个武汉三镇笼罩着一片战争气氛,恍若当年抗日战争大武汉保卫战的前夕情景的再现。

  20日0点,那三卡车“百万雄师”开始冲击东湖客舍,同时,在军区门口也云集了许多的独立师大兵。

  再说19日深夜,王力在百花二号为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

  凌晨3点左右,八一九九部队某连突然接到了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由该部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谢、王下榻的百花二号楼。他们发现武汉“公检法”已有几十人已闯入了二号楼,他们吵吵嚷嚷着:“我们要求谢富治接见!”

  8199的士兵们对他们进行劝阻说:“这里是中央首长住的地方,你们不能进去,请你们退回去。”

  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叫喊着:“我们一定要进去!我们还要打电话叫人来。”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8199的士兵们一方面主动撤离现场,一面继续劝说道:“这里是警戒区,你们不能进去,请你们退回去!”

  经过反复劝说,他们才撤离警戒区。

  在20日凌晨时分,谢富治早已休息,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刚听完王力传达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内容时,突然发现“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独立师的许多人拿着枪支、长矛、大刀,乘坐吉普车和三辆大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百万雄师”的大批人马纷纷下车,将“百花二号”楼团团围住,并冲了进来,点名要谢富治、王力出来。

  这时住在一楼的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和北航红旗的几个大学生闻讯赶来,他们连忙堵住了楼道,并指责来者的行为,双方发生了冲突。那几个工作人员们哪里是“百万雄师”们的对手。在混乱中,“百万雄师”一伙人强行冲上了二楼。

  住在二楼的谢富治在睡梦中被内部的警报声惊醒,他发现有人冲进宾馆后,马上打电话通知了也住在东湖宾馆乙所值班的陈再道、钟汉华,让他们立即过来解围。

  在一片噪杂的“谢富治、王力滚出来!”的口号声和吵闹声中,谢富治急忙披上衣服拉开门,险些与正要进他房门的王力撞了个满怀,王力对他说:“富治同志,出事了,他们到底闹起来了!”

  谢富治沉着地对他道:“沉住气,王力同志,现在最要紧的是掩护毛主席,我们得站出来!你先在我房间呆着,千万不要出来,他们矛头指向的是你,我先出去对付他们。”

  谢富治说着,自己先走了出去,并把房门关上。他面对冲上楼来人群,大声呵斥道:“我就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又对工作人员说:“让他们上来!派代表上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谈。”

  “百万雄师”的头头们被谢富治这几句话震住了,他们迟疑了一下,停止了吵闹和喊叫,毕竟谢富治是副总理、公安部长、上将,是陈再道的上级,“百万雄师”的人不想惹他,他们主要是冲着王力来的——柿子要找软的捏。

  谢富治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一一握手,并问了他们的名字。当谢富治同“百万雄师”头头、著名杂技演员夏某握手时,吃惊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夏某昂着美丽的头颅骄傲地说:“我怎么不能来?”

  谢富治同他们寒暄了一阵,气氛很快就缓和了下来。谢富治请他们进会议室说话,人群一下子都涌进会议室,把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请问谢副总理,王力的‘四点指示’根据何在?凭什么说我们是‘保守组织’?凭什么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一个头头说。

  不等谢富治开口,震耳欲聋的喊叫声又响起来:“你把王力交出来!让王力回答问题!”

  “王力是破坏武汉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批斗他!”

  “对!把王力交出来!打倒王力!绞死王力!”

  现场一下子又乱了起来。

  就在这时,内室的门突然打开了,身穿军装的王力从里面走了出来,说:“我就是王力,既然大家想解决问题,那就请大家冷静一点。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见到王力自己走了出来,谢富治吃了一惊,“百万雄师”的人一下子把王力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质问、谩骂他:“你在钢工总总部的讲话,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没有?你凭什么给我们扣上‘保守派’的帽子?”

  “你身为中央文革成员,为什么要在武汉支一派,压一派?”

  北航红旗井岗山等人见情景不妙,纷纷挤过来护住了王力。

  这时陈再道、钟汉华闻讯赶过来了。陈再道一看这场面,大声说:“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你们一个一个问题地问,让王力同志慢慢地回答嘛!”

  王力转过脸来盯了陈再道一眼,又对“百万雄师”的人道:“今天太晚了,明天在军区礼堂接见你们的代表。三点指示不是我王力的,是中央的决定,我们是代表中央讲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提,但不准这样胡闹。”

  他的话一下子就惹火了在场的“百万雄师”,他们吼叫起来:“什么他妈的中央决定?纯粹是你王力和‘中央文革’放的屁!你少吓唬人。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说不清问题不能回来!”

  “对!把他拉到军区去,批斗这个‘小爬虫’,让他尝尝革命群众的厉害!”说着,有人要动手推搡王力。

  北航红旗井岗山等人见状,挺身而出护卫着王力,同时大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同志们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

  这下又火上加油,“百万雄师”的许多人都挥拳骂道:“你们说谁是坏人?谁是坏人?”,那雨点似的拳头落到了井岗山等人头上、身上。

  这时,门口突然涌进来一些手持武器的军人,端起枪,把枪栓拨弄得哗哗响,对准了王力喝道:“说,你今天到底想不想回答我们的问题。”

  王力面对着枪口说:“我希望我们的解放军同志把枪拿开,因为枪应该是对付敌人的,它可能会走火,那样的话,事情的性质就会起质的变化,我们不愿意看到发生那样的局面。我再次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在军区接见你们的代表,那时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不行!必须今天谈,王力,我们警告你,你不要耍滑头!”

  “对!让他马上回答问题,否则,我们决不答应!”“百万雄师”的人又哴哴起来。

  这时,谢富治看见在场的陈再道一直一言不发,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他气急败坏地指着陈再道鼻子大骂道:“陈再道同志,我叫你来是让你来看热闹的吗?岂有此理!我命令你给他们下命令,让他们立即撤出去,马上撤,全部撤,你听见了没有?”

  陈再道冷眼看着谢富治气呼呼的模样,又瞥了王力等人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事情是你们引起的,我管不了。这些人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我管不了他们。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不中用了,无能为力了!”

  在场的“百万雄师”和军区的人们哄堂大笑。笑声过后,他们又继续围攻王力、谢富治、余立金和中央代表团的人。

  再说在军区大院里等着批斗王力的独立师大兵和“百万雄师”的人等得不耐烦了,清晨6点时分,六辆架着机枪、满载着独立师大兵的汽车冲进军区大院,汽车扬起的尘土未落,接着又开来四十余辆“百万雄师”等组织的车辆,他们一律腰插匕首,手持长矛,头戴钢盔、藤帽,也冲进了军区大院——守卫军区的二十九师(即八一九九)也有不少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也参与、纵容了他们的行动。

  与此同时,在通往东湖客舍的又一条道路上,也是尘土飞扬,一辆辆满载着手持大刀、长矛、架着机枪的“百万雄师”的大卡车急驶而过,一声声尖厉刺耳的消防车的嘶叫声惊醒了正在酣睡的人们。在独立师的一些人的帮助下,他们用手枪威逼门哨,硬把大门打开,然后,几十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百万雄师”冲进大门,首先有计划地控制了各条要道,两名骑着自行车的军人在来回指挥着又有许多人开着卡车冲进了东湖宾馆。

  这当儿,大约陈再道和谢富治、王力等人靠得太近,突然间,一个鲁莽大汉脖子上套了一支冲锋枪,他拨开人群冲了过来,对着陈再道就是几拳头,边打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爬虫!”陈再道大叫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

  “别打别打!这是陈司令员!”有人喊道。

  四脚朝天倒在地上的陈再道咧嘴大骂:“混蛋!乱弹琴!我是陈再道,哎呀,打死我了!”

  那楞头青一听是陈再道,赶紧蹲下身来,把陈再道抱在怀里,不停地问:“陈司令员,对不起!打在哪儿了?疼不疼?”

  陈再道被扶起来后,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骂道:“谁他妈的再搞武斗,我就枪毙了他!”说完,他一头扎进了谢富治的房间躲了起来,撒手不管了。

  这一下,会议室顿时安静了下来,谢富治站出来说:“我是谢富治,是中央代表团的团长,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们来处理武汉问题的。大家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王力也接着说:“我是王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讲话和‘三点指示’,不单是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也不单单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而是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我已经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问题明天派代表谈。今天这么晚了,我们不能跟你们到军区去,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可是,刚才把陈再道当成王力误打的楞头青这时恼羞成怒地一把揪住了王力,拳脚并用把王力打倒在地,在场的8199政委张昭剑上前劝阻说:“同志们,不要打人,有话慢慢讲!”他一面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掩护王力和北京学生。这个张昭剑在战争年代负过五次伤,本来他就瘦如排骨,怎经得住那些彪形大汉的拳打脚踢,他也被打伤了。

  许多人也吵吵嚷嚷地围了上来乱打一气,现场顿时又十分混乱。

  这时,“百万雄师”总指挥喊:“大家别跟他啰嗦了,拉到军区大院再说。”

  于是,一伙身强力壮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军人不顾王力的抗议、挣扎和代表团人员的阻拦,架起王力,把他推到了一辆大卡车上,在谢富治、余立金等人的众目睽睽下,拉走了。同时,代表团工作人员张根成、尹聚平也被分别推上了两辆卡车拉走了。

  在王力被抓走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和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感到这是他一生中从未遭遇过的羞辱,一种无法遏制住的悲愤心情从心头涌出,他不顾别人阻拦,由吴介之陪同乘车前往武汉军区大院找王力。

  当车子到达军区大院门口时,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这时有几个军人显然认出了他,却故意盘问道:“你是什么人?”

  谢富治回答:“我是谢富治!让我进去!”

  “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那警卫蛮横地说,接着,又有几个人大喊,“快拿刀子来!宰了这老东西!”还有的军人故意把枪栓拉得哗哗响。

  那个吴介之看情形不妙,他急忙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谢富治硬拖上汽车,那车子立即掉头逃走了。

  在离百花二号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是毛泽东下榻的住所梅岭一号。这阵子,那里的情况也异常紧张,担任警卫毛主席的警卫部队子弹全部上了膛,防备万一闹事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也冲到这里来,他们就要采取非常措施。

  黎明时分,毛泽东被外面的噪杂声、口号声惊醒,突然间,一阵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毛泽东抓起话筒听着,里面传来急促、不安的声音:“报告主席,陈再道发动暴乱了,‘百万雄师’和部分军队已经冲进了东湖宾馆,抓走了王力。请您赶快离开险地!赶快离开!”

  电话不知是谁打的,一下子就断了,毛泽东赶紧到窗前向外面张望,只见远处晃动着许多人影,瞬间,他的脑际闪现出“西安事变”的镜头,这个陈再道究竟想干什么?就在这时,他房间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毛泽东吃惊不小,他的贴身卫士连报告也没叫一声就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主席,局势危机,咱们赶快离开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毛泽东问。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全部警卫部队已将我们这座楼保护了起来。外面有几十辆武装卡车冲进了宾馆,到处都是‘百万雄师’的人,还有不少军人……汪主任正在紧急调动部队。”

  “现在调兵还有何用?”毛泽东愤恨不已地道,“没想到我们住进贼窝,他陈再道想搞兵谏,逼我就范,休想!我毛泽东不是蒋介石,我决不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退让半寸!要搞反革命兵变,倒要看看全国人民答应不答应!”

  “主席,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是马上离开此地!”卫士劝说他道。

  “我不走,我哪儿也不去,你把大门统统打开,我毛泽东就坐在这里,看他陈再道敢把我怎么样?我就不相信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听他的调遣!”

  “主席!”卫士扑地一下跪在他的面前,哽咽地说,“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誓死保卫您老人家,但是您不能死,我们还是出去躲躲吧,等事态平息了再回来游泳!”

  “嗨,”毛泽东叹了口气,“我们能躲到哪里去呀!陈再道要发动暴乱,我还能逃得出去吗?”

  “主席,总理曾交代由刘丰同志负责主席的安全,让他派小车来接我们上火车站,先上了专车再说。”

  卫士的话提醒了毛泽东,他当即命令接通刘丰的电话。电话接通后,毛泽东接过话筒说:“你是刘丰同志吗?我是毛泽东。我要出去走走,请你马上安排车辆,接我出去!”

  “主席,东湖宾馆已发生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一小撮坏人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部队已经包围了宾馆正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正在研究营救您的计划,请主席等待。”刘丰在电话里道。

  “什么等待!他们包围了正门,我们从后门出去。你马上开上小车,到宾馆后门外的沙滩上等我!”

  当毛泽东正准备离开时,杨成武满头大汗的赶来了,他气愤地说:“真没想到,‘百万雄师’竟敢冲进宾馆来抓人!”

  “他们要抓谁?”毛泽东瞟了他一眼。

  “他们喊的口号是‘活捉王力’,外面来的人很多,我怕有坏人乘机捣乱,所以请您马上向专列转移。”接着,杨成武又请示说,“要不要通知一下汪东兴同志?”

  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了。陈再道要抓的是我,不会抓汪东兴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们走,这笔帐,留着慢慢算吧!”

  杨成武和贴身卫士搀扶着毛泽东,走下楼梯,只见汪东兴正在院内跑来跑去,指挥着警卫部队,不准任何人靠近这座楼。

  才走不远路,毛泽东感到脚下一阵发疼,低头一瞧,原来刚才走着匆忙,竟穿着拖鞋就上路了,他的脚不知被什么硬东西扎了一下。见此情景,杨成武连忙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毛泽东勉强穿上,而自己则穿他的拖鞋。毛泽东拍了一下杨成武的肩头,笑着说:“难为你了。”

  他们继续朝前走,翻过一个斜坡,穿过一片小树林,来到了一个挂着将军锁的小门旁。那卫士把锁端详了一会儿,用力一拧,那锁竟奇迹般地被拧开了。毛泽东笑夸他道:“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高力士’,力大无穷呀!今天我们真正是走后门呀,哈哈!”

  出了后门,他们来到了东湖西岸,眺望远处沙滩上停着一辆小轿车,车旁有一个人影。双方彼此凝视了一阵子,那人走过来,卫士也赶紧迎过去。

  “是刘司令吗?”卫士轻声问。

  “是我。”刘丰定晴细瞧,当他确认前方站着的就是毛主席,急忙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主席,我来晚了,让您老人家受惊了。”

  “没事,没事,”毛泽东摇着头说,“大不了坐坐陈司令的班房,我这辈子什么风险都经历过,就是没坐过班房,陈司令想成全我,偏偏你们不让我尝尝坐班房的滋味,那也就算了。”

  毛泽东这哀伤中的幽默,众人听着却是一片苦涩。

  随后,毛泽东在杨成武、刘丰等人的护卫下,驱车前往专列。

  再说中央代表团的张根成被抓走后,关进独立师的一间平房,那地上铺有草垫,独立师的两个科长看管他。张是现役军人,但他的领章、帽徽却被撕掉了,他浑身是伤痛,最后倒在草垫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在恍恍惚惚中,张根成似乎听见有人进来了。

  那进来的人是独立师的政治部主任,他轻声地问说:“这是谁?”

  “王力带来的人。”看守的科长说。

  “那个人怎么样了?”

  “谁?”

  “来游泳的那个人!”

  “嘿嘿!……”

  “嘘!小声点。”

  ……

  张根成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睡意全飞到爪哇国去。他佯装未醒,但下面的对话已听不清楚了。

  毛泽东在平安转移到专列上之后,他立即就传话给陈、钟两人,让他们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因为身上有伤,疼痛不止,行动困难,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他与钟汉华商量后,决定他仍留在东湖宾馆,由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设法说服独立师的人把王力放回来。

  谢富治见陈再道不肯去军区大院,大发肝火说:“你为什么不去军区大院保王力回来?你究竟是什么居心?”

  “钟汉华已经去军区大院了,我身上有伤,疼痛得厉害,行动困难。”陈再道解释道。

  “你就是不想把王力保回来。”谢富治盛怒未已。

  再说那个张昭剑忍痛赶到梅岭一号和百花二号,安顿好了部队,同警卫部队交待好之后,立即驱车直奔军区大院,设法营救王力。

  王力被绑架到军区大院4号楼,下车后,早已被“百万雄师”撕掉帽徽和领章、并且衬衣口子都被撕开的王力还故作镇定地向群众挥手说:“同志们好!”

  四个独立师的人把王力的手给按下来,其中一个叫嚷道:“好!老子就不把你揪来了!”

  在4号楼外面围满了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他们怒气冲冲地高喊着:“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为民除害!”

  “下定决心,与工总决战!”

  “工总起来,叫它完蛋!”

  “百万雄师好!”

  “二八声明是大毒草!”

  “把王力揪出来!”

  楼上的高音喇叭也在叫道:“现在正在与王力‘谈判’,‘谈判’完了就把王力拉出来示众!”

  在4号楼二层18号房间里,这是一间6平方米的房间,在桌子上,窗台上、床上也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他们对王力群起而攻之。这些由百万雄师、红卫兵、独立师等组成的谈判代表团胸前都佩着写有“联合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字样的红纸条,其中有一个代表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他们从早晨7、8点就开始和王力展开拉锯式的谈判,向王力提出质问:“四点指示有没有?”

  “到武汉在黑二司、新华工干了些什么?”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昨天晚上表态不是我个人意见,是集体商量了的,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王力回答。

  “王力,你说黑二司、黑工总、黑九?一三是不是专搞打、砸、抢?”一个“百万雄师”头头又问。

  “不是打、砸、抢,就是有一点也是支流。”

  王力话音刚落,一个拳头就打在王力的脸上,王力被打过青紫发肿的脸上又增加一块新肿块,那个人口里还骂着:“支流!让你也尝一尝支流的滋味!”

  这时,一独立师军官拔出手枪,乌黑的枪口对准王力的胸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跟随在王力身边的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原先也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可是在这紧要的时刻,他却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那枪口,激动地高喊:“你们要开枪就朝着我这里打!”

  张昭剑命令×团孙政委调来八一九九部队,火速赶到军区,保卫首长安全。他自己先早一步赶到军区,立即组织了住在军区大院里的二十九师人员,侦察连、四连和六连的一部分人,经过张昭剑的简单动员,就直插4号楼堵住了大门、侧门还有楼梯,把楼上楼下截断不准放一个人上楼。

  武汉的盛夏是全国有名的大火炉之一,特别是中午时分,更是像火烤一样,热气从四面八方袭来,热魔在到处闪动着,炎热使人失掉了理智,使疯狂的人更疯狂了。

  中午12点多,又有几车穿军装的卡车驶进来了,车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其余人端着冲锋枪。随后,又有几车头戴钢盔、手持长矛、腰插匕首的“百万雄师”大卡车开进来了,军区卫校也来人了。

  他们一下车,端起枪,举着长矛,叫喊着:“抓住王力!揪住王力!”

  他们冲进大门,直逼一、二楼之间的楼梯处。楼上是一片混乱,楼下更是如此。

  守在楼梯口的八一九九部队士兵们对他们加以劝阻:“同志们,楼上不能上去,请你们退出去。”

  “你们快滚开,你们不要充当保皇兵,保皇狗,我们是来抓王力的!”

  一方要冲,一方不让冲,双方展开了混战,雨点似的拳头落到了守方人员的身上。

  这当儿,张昭剑对守楼的8199士兵喊道:“同志们,头可断,血可流,一定要保护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王力同志,决不能让他们抓住!”

  8199士兵们听见他们政委的喊话,他们情绪激昂地手挽着手挡得更紧了。

  那些“百万雄师”故意用女的打头阵,把8199士兵逼成一个弧形,退至一层和二层之间了。他们用头顶8199士兵,七、八个对一个,用手去拖打那些守楼士兵,担任指挥的六连魏连长被打得鲜血直流,昏迷过去,许多士兵也负了伤。

  20日上午,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手持大刀、长矛、头戴钢盔、藤帽的“百万雄师”和荷枪实弹的独立师等部军人涌上大街进行全市性的武装示威大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那些编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北京来电”,诸如:“好消息,中央同意斗王力”、“王力的四点指示中央文革不知道”、“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周总理、陈伯达下午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等等,使得那些群众和军人更加激动和冲动了。

  下午1点半左右,8201和“百万雄师”的人爬向窗子,沿着自来水管向上攀爬,有一个背着冲锋枪的大兵爬到一个小窗户,用枪托把窗户上的玻璃打破了,指着王力破口大骂:“王力,你给老子滚出来!”

  接着,他又用枪托把窗户全捶烂了,跳了进去,并陆续跳进十几人,他们拼死把门打开了。

  门一打开,外面又冲进一大群人,这下子,更是混乱不堪。这时。也在房间里正同“百万雄师”、独立师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对他们劝说道:“同志们:请你们让开一条道,让王力同志到另一房间去。”

  谁知就在此际,一个大汉忽然把孔庆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背出门去,朝右拐去了。那些刚冲闯进来的人以为背出的人是王力,便惊叫起来:“坏了,人跑了!”忽一下,全都追出去了。

  一个独立师的代表急忙嚷道:“那不是王力,是孔庆德!”

  接着,七八个人将王力推推搡搡地拉出房间,王力走过来,后面的人便拥过去,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挥拳向王力击去,王力的右眼被打肿,腰部被打伤,脚骨被踩折……在场的钟汉华政委一个劲地劝部下们:“同志们,别打了!别打了!”

  但他的话根本没人听,最后,钟政委不得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他一边磕头,一边苦苦哀求部下们道:“同志们,我给你们下跪磕头了,请你们手下留情,以大局为重,放了王力。”

  诚然,如果不是钟汉华的下跪磕头,王力可能当场就会被打死。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把王力押至3-46房间,有的站在桌子上,有的站在椅子上,挥舞着拳头咆哮:“先叫他说到武汉干了些什么?”

  “叫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

  关于四点指示,其实是三点指示,本来规定是不准向下面传达的,是钟汉华叫独立师蔡炳臣传达的。蔡炳臣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四点指示如若催化剂一般促成了这场骚乱。

  半个时辰过去了,房间里才稍微平静下来,他们把王力拉到平台上示众,一个代表拿着话筒照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对王力喊道:“王力,你回答:第一、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是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来,在新华工、在钢二司干了什么?第三、……”

  面对着愤怒的群众,王力心里是有些惶恐害怕的,但表面上又极力显出平静的模样回答:“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我们到武汉来是当小学生的。昨晚的表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集体商量的,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如果有错,大家可以批评嘛!”

  对于王力的这番表态,“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当然是不满意的,又起了一阵骚乱,有的人动手摘掉王力的军帽,扯他的军衣,下面的人愤怒地不断高呼:“打倒王力!”

  “戴高帽子游街!”

  几个比较冷静、理智的代表则道:“让他讲下去!”

  稍为安静一点,王力又继续讲下去:“武汉的问题要靠几方面达成协议,我们相信群众……”

  以后,一个独立师的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战友们,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请大家放心,他跑不了的,勒令他明天上午8点钟以前重新表态,否则,就对不起了。”接着,他命令二个士兵把王力架进了房间里边去。

  太阳已经偏西了,时间已到下午3、4点,那些楼上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饥肠辘辘,大部分人下楼吃饭或休息去,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个人,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守楼的8199、8207部队也故意提出了六点意见,派代表与王力谈判。他们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的掩护,楼下的接应,他们搀扶着受伤的王力,从士兵们用身体组成的人墙中,由新楼向下走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从楼下水管及窗户爬上来一个人正在东张西望,要是他发现王力被转移了,一叫起来,那就功亏一篑。幸亏侦察连一排长鬼精得很,他把这个人死死地抓住不放,说:“跟我走没错。”

  那愣小子也搞不清东西南北中,把这个一排长也当着是8201来抓王力的,便也稀里糊涂地跟着人群拥下楼去。

  张昭剑预先已在楼后停置了一辆小汽车,连汽车引擎都已经发动了,王力一坐上车,车子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军区侧面二号门。

  那愣小子看见王力坐上车子跑了,他才惊醒过来,知道上当,就往后跑,拼命大叫:“王力跑了!王力跑了!”

  这喊声惊动了那些“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他们纷纷往楼上冲,守楼的8199、8207部队士兵们也有意让道,让他们把这幢四层楼房都搜寻个遍,以拖延一些时间。

  为了掩护王力,制造假象,8199的邓连长把上衣脱掉,故意急匆匆地从侧门那里走来,果然吸引了许多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吼叫着:“抓住他,他妈的,王力是他放走的!”

  邓连长也急中生智地大发起脾气来:“放屁!你们是守门的,放跑了王力,老子是来抓王力的!”

  那伙人被他这么一喝骂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所措。

  这阵子,8199的赵副师长在叫喊着:“军区准备了饭,去吃饭吧!”

  那些人正好饿得肚皮贴在脊梁上,结果他们像一窝蜂一般都去吃饭了。

  而另一群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将张昭剑团团围住,厉声地逼问:“王力到哪里去了!你把王力交出来!不交出王力,就把你抓走!”

  赵副师长赶紧走过去,劝解说:“我们预备了菜饭,有问题吃了饭再谈。”

  那些人看见他们的同伙纷纷都去吃饭了,便也到食堂吃饭去。

  那些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刚刚走掉,张参谋就把张昭剑一拉,他们便脚底揩油溜之大吉,迅速地离开了军区大院。

  话分两头说,20日上午,武汉事件刚刚发生,林彪闻讯后,立刻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道:外面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要及早转移,要主席立即离开江城,前往上海……

  这封信显然是把矛头指向陈再道的。林彪对陈、钟两人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延安时期,钟汉华负责审干工作,发现叶群参加过三青团,当时,叶群痛哭流涕,林彪也大发脾气,但钟汉华等人还是坚持原则,据实给叶群做了结论。1964年军委讨论了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陈再道发言有批评林彪“南放北顶”作战指导思想的意思,因此,引起了一场风波,黄永胜等人群起而攻之,指责陈再道把主席的指示和原来的方针对立起来了,是否定过去的方针,反对林彪云云。同年,叶群到广州军区搞调查,说什么大比武是“拼凑尖子”,“弄虚做假”,“锦标主义”,“冲击了政治”等等。许多同志则认为要用“两分法”看待大比武,陈也持这种观点。他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主席看过大比武,没有说大比武不好。”叶群调查大比武,其用意是为林彪日后整罗瑞卿罗织罪名,而陈再道讲公道话,自然便得罪了林彪。1965年林彪到武汉,陈再道因在外地检查工作,没有赶回来接他,而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却专程从羊城赶到江城来迎接林彪,相比之下,林彪怎么不会有一番感慨呢?林彪在武汉大骂罗瑞卿时,也似有所指地问说,“你们武汉,有没有罗瑞卿?”文革运动开始后,湖北省军区给武汉军区写报告,说要像修韶山那样修林家大湾,而且要把路修成能并排通行四辆大卡车的柏油7马路。这个报告陈出于好心给压了下来,因为害怕帮林彪的倒忙,如果陈是林彪的心腹,也许林彪是不会计较这一些,偏偏陈又不是,林彪对他的做法,当然会另有看法的。

  不过,最主要的方面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陈、钟不是林彪方面的人,陈再道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来是二野的纵队司令,钟汉华是政治部主任。原来一野的人在林彪任国防部长之后这么多年中差不多都被排挤掉了,而二野、三野的实力依然十分雄厚的,这乃是林彪的心腹之患,他是很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收拾掉这批人,为巩固他的接班人地位扫清障碍。难怪徐帅早就一眼识破他的企图,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陈再道说,“他[笔者注——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亲信透风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

  林彪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地要“把隐患诱发出来”,而偏偏陈再道又是属野猪的——到处乱拱,却不讲策略性,结果,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了政治陷阱,倘若林彪不乘机落井下石,那才是咄咄怪事。林彪在日后的一次谈话中曾坦率地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

  林彪给毛主席写了信,叶群叫其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润笔,并特别交代戚本禹这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即找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让江青过了目。

  周恩来在20日上午闻讯后,也立即打电话给陈再道说:“你要把王力找回来。”

  “我无能为力,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听我的。”陈再道回答,又冷冷地说了一句,“不要害怕群众嘛。”

  总理厉声地警告他说:“你们武汉军区必须保证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安全。”

  “现在这个局面要你们中央负责。你们中央派人来,搞得这么乱,我保证不了。”犟牛脾气的陈再道又顶撞道。

  总理知道武汉这个混乱的局面非他来收拾残局不可,便决重返武汉。

  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平时,江青要见林彪之前,通常都事先打个招呼,因为林彪怕出汗,对于会客有种种“禁忌”,而这一次便全顾不得了。接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周恩来也来了。

  江青还让林彪秘书叫叶群也来开会,叶群虽然正在午睡,但她闻讯后也立即赶来了。

  在这次紧急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们对那封信又润笔定稿,改由江青署名,决定让邱会作飞赴武汉给毛主席送信,还决定总理也再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而让张春桥飞赴上海安排迎接毛主席事宜。同时,他们还决定派遣三军部队包围武汉,防止陈再道兵变。

  在邱会作临行时,江青特别叮嘱他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也许,江青此际的心情就跟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的心情有些相似,但是,武汉事件毕竟不是西安事变的重演。

  邱会作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激动地说:“我拼死也一定要把信送到主席手里,你放心好了!”

  他乘上一架专机于当日下午2点10分赶到武汉。张春桥也于下午4点20分飞抵上海。

  周恩来也在同日下午3点54分,乘专机从北京起飞。事前,周总理密电武汉军区:“派飞机去武汉,不准外传。”然而,当周恩来的座机和运送8341部队官兵的两架运输机刚从北京起飞,武汉“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便获悉了这一绝密情报。他们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强行冲击并占领了周恩来即将降落的空军王家墩机场,扬言“要和周恩来辩论,让周恩来出不了机场”。

  再说当时陈再道的脑袋也发热得如若蒸笼里的馒头,他看罢总理的密电,不以为然地说:“总理有什么了不起,来了还不是跟王力一样!”

  尽管陈再道牢骚归牢骚,但是,他对于周总理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担心万一总理被“百万雄师”的人也劫走了,事情就更不好办了,便亲自带领25辆卡车的部队前往王家墩机场,去迎接、保驾总理。

  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跑道上黑压压的人群像一条长龙,到处红旗招展。这时,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告诉他专机接到王家墩机场的紧急呼叫:“有二十五、六辆大卡车满载着‘百万雄师’的武装人员,正在向机场逼近,情况紧急,专机不能在王家墩机场降落,建议改降山坡机场,请指示。”

  于是,周总理的座机在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后,又爬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专机即降落在山坡机场。当飞机着陆时已是下午近5点钟了,打开机舱仓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由于这是一个军用机场,没有合适的梯子,总理只好从飞机自带的小梯子下飞机。而乘坐两架运输机的8341的官兵们比他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立着作好战斗准备。

  山坡机场负责人把周恩来领到一个帐篷里,里面有一架军用手摇电话,周恩来要那负责人接通刘丰的电话,向他询问情况,得知王家墩机场“百万雄师”的人马还未离去。

  这时,一军人给总理送来一杯开水,周恩来接过杯子很想喝,可是,那开水太烫了,根本喝不了,见此情景,总理卫士急忙接过杯子,并向那军人再要一个空杯子,将水来回倒来降温。周恩来指着同来的8341战士,对那机场负责人说:“给战士搞点水,要凉一些的。”

  “是。”那负责人应答。

  约莫十来分钟,8341的战士们就喝上了汽水。

  后来,刘丰一行从王家墩机场赶到山坡机场,周恩来同他们商量进城的办法,他们不同意乘车,理由距离太远,更不同意调直升机来,因为直升机目标大,万一有人朝直升机开枪,可怎么办?最后,周恩来只好说:“先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下来再说。”

  此时,太阳虽已落下山,火红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但夏日黄昏的天空依然像大白天一样透亮。周恩来走出帐篷外透气,武汉这个大火炉实在是太热了,他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同机场负责人聊天,询问部队生活、训练情况。

  突然间,帐篷里的那部军用电话的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王家墩机场打来的,告知那里的人们已离去返城,飞机可以降落了。听到这消息,大伙儿都格外高兴,总理当即下令:全体登机,返回王家墩机场。

  当总理的座机飞抵王家墩机场后,机场休息室里早已坐满了人,陈再道、刘丰等人向总理汇报了事件发生的详尽经过。随后,他们又研究总理如何进城去宾馆的具体事宜。

  由于当时的武汉十分混乱,刚刚有一位军区领导乘坐一辆吉普车,就被人用长矛捅了一下,所幸长矛从他的腋下穿过,人才未受伤。众人都为周总理如何安全进城担忧,而周总理却很果敢地说:“天黑下来,坐吉普车进城。”

  后来,天黑下来了,周恩来带着卫士、医生和护士分乘两辆吉普车,由武空的一位作战部长带路,先行进城,余下的人半小时后再走。

  当周总理一行人赶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时,谢富治、余立金和武汉军区的一些领导已等在那里。周恩来先招呼谢富治、余立金等负责人到一间小会议室开会,研究如何确保毛主席安全离开武汉的详细办法。会上,他还命令陈再道、钟汉华务必去寻找被抓走的王力和张根成等人。

  先说邱会作抵达武汉后,下午3点多钟,他先见杨成武,进门就立正敬礼,然后握手说:“杨总长,这里情况怎么样?一0一和江青同志都很担心。”

  杨成武说:“外面很乱,这里还可以。”接着,他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

  “一0一和江青同志叫我带一封信来,要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主席。”邱会作说了他飞抵武汉的来意。

  在杨成武的引见下,下午5点,邱会作在专列上见到了毛泽东。邱会作从贴身衬衫里掏出一封信,郑重其事地说:“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从北京叫我带一封信来,要我一定要亲手交給主席。”

  毛泽东从他的手里接过信,他一边拆开信看着,一边发起笑来,他是不大相信陈再道搞兵变之说,但又不可全不信,武汉的形势确实是复杂的,人心叵测啊,他是不乏历史知识的,孔子曰:“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他对林彪信上所说将信将疑,显得犹豫不决,走不走,走,又到哪儿,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他一直举棋不定。

  毛泽东看完信,对邱会作说:“待会儿,给他们回几个字。”

  再说周恩来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危,在“百花一号”召开的会议一结束,他就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专列上看望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激动地张开双臂,周恩来也赶紧迎上前去,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个历史镜头,以前没有过,后来也没有再发生。

  “恩来,看来我在长江里游泳的日子又要往后推了。”毛泽东念念不忘他要游泳。

  “主席,同志们在北京很担心哪,我建议取消在武汉游泳的打算,今天就离开武汉。”周恩来劝他说。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武汉。”毛泽东一个劲地摆手。

  在场的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他们都各自陈词力劝毛主席还是先离开武汉,周恩来对毛泽东道:“主席啊,目前武汉的形势十分混乱,为了主席的安全起见,还是走为上策,先离开武汉再说。”

  “走?上哪儿去?”

  “去上海,春桥已先去上海安排主席去上海的事宜了。”

  直至晚上8点多,毛泽东才勉强同意去上海。

  21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坐着空军的汽车,在杨成武、刘丰、邱会作等人的护送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

  到达机场后,邱会作向毛泽东讨回信说:“主席,您给林彪、江青回个信吧,我也好交代。”

  毛泽东那双炯炯大眼直视着他,以问代答:“为什么要转移?想到长江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这是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意思,他们担心主席的安全……”

  “我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毛泽东摆摆手道,他知道林彪要的是讨伐陈再道的讨伐令,但是,他暂时还不想下什么明谕手令,仍要先看看再说。

  不久,王家墩机场飞机轰鸣声响成一片,十多架飞机腾空而起,向上海的方向飞去。

  在毛泽东乘上飞机离开武汉之后,周恩来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有人报告说,王力已被安全转移到空军的山坡机场。

  现在来说说王力失踪之谜,这个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陈再道也在到处找王力,他虽是个猛张飞,但粗中还有细,知道王力是位“钦差大臣”,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他是不好交账的,尽管他对于王力是心怀怨恨。

  原来,20日下午,军区副政委叶明担心王力会再次被抓走,不好交差,便叫当时正在军区大院的张昭剑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王力乘车从军区大院逃脱之后,便来到了二十九师师部所在地,住进了6号楼。然而,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处。天黑时,几十辆车把二十九师师部2号楼和6号楼包围了。情况越来越紧急,张昭剑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科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洪山附近的树木草丛中。这个军区保卫科王科长与警卫营栾营长一样原先都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可是在关键的时刻都转变立场,极力保护王力。

  当他们刚离开6号楼两分钟,独立师一伙人即冲进了6号楼,气势汹汹地对二十九师的士兵们嚷嚷着:“你们把王力藏到哪儿去?立刻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不在我们这儿,我们根本不知道王力到哪儿去。”二十九师的人矢口否认说。

  独立师的人找不到王力,他们无可奈何,只得退走了。

  而王力、张昭剑几个人正在小洪山攀爬着,山上没有路,荆棘遍野,野草丛生,怪石嶙嶙。7月20日是农历6月13日,圆圆的月亮高挂在中天上,投下了惨白的月光,好像是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覆盖着小洪山的山头。为了不暴露目标,张昭剑脱去白汗衫,赤着膊在前面探路,拔除野草,踏平荆棘,在战争年代负过五次重伤、右腿是残废了的张昭剑走路一拐一拐,在夜色茫茫的荒山中,没有一线灯火可以帮助探路,他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撞得摔得遍身鳞伤。他们穿过树林,如若受伤的野兽一般气喘嘘嘘地走到山的另一头,看见8201的岗哨,又慌里慌张地赶忙转回来,而另一头又被铁丝网围住,他们的狼狈相不下于“西安事变”时躲在骊山山洞里的蒋介石。

  他们在小洪山的山凹里呆了一整夜,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21日凌晨二点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又第二次冲入二十九师师部,包围并冲击了2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他们对二十九师的人道:“勒令你们立即交出王力,不然就要进行搜查!”

  二十九师的解参谋长也毫不示弱,他发表严正声明说:“搜查是可以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那些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终不敢在人家的老窝里动手,最后,他们刷写出几条勒令交出王力之类的标语后便退走了。

  早晨,又有40多个“百万雄师”的人冲到东湖客舍王力住处要揪王力,这时,陈再道给独立师打了个电话,独立师就派人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以后,“百万雄师”汉阳分部便派人乘吉普车赶到现场,把人调走了。

  同日上午,总理又叫陈再道去找王力,陈再道便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却不告诉具体的情况。来人扫兴而归,陈再道只得将此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

  天亮时,张昭剑只身一人下山来到九一分队,找到钱副连长,说明了事件的经过。本来,九一分队许多人,包括钱副连长在内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经过张昭剑的说服,钱副连长当即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

  钱副连长把全体战士集合在一间小房子里,张昭剑热泪纵横,慷慨激昂地作动员讲话,下面的战士也受了感染,不禁地一个个都热泪滚滚,他们在张昭剑带领下,对着毛主席像宣誓:“有我们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接着,党支部、各个班都召开不同的会,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有我们在,就有王力同志在!”、“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为了保护王力安全下山到连里,他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有的打篮球,有的在周围学习毛著,有的谈心,还有的搞副业生产,就是在王力下山的地方有个挑水处,还安排了人在洗衣服,以致于王力下山来到连队时,连附近的家属也蒙在鼓里。

  王力下到九一分队后,士兵们看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他的右眼被打肿了,左右手都被打青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身上被刺划得一道道红口子,狼狈不堪,大家都不禁动了侧隐之心。士兵们热泪盈眶地握住王力的手不放,而王力也动感情地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

  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小房子后面的窗户都关上,并糊了报纸,前面的窗户也用蚊帐放下来挡住,把门也关上,小小的房间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了人,士兵们的情绪就跟房间一样热,他们很想喊口号却不敢喊,只能暗暗呼着心声:“毛主席万岁!”

  以后,王力来到七班,七班是代荣华烈士生前所在班,代荣华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是二级战斗英雄、一级功臣。士兵们安置王力去休息,炊事员得知王力、张昭剑有一天没吃东西了,又是打鸡蛋,又是煮面条。王力吃不下东西,他们就派人翻过洪山去买西瓜;王力的领章和钮扣被扯掉了,只剩下一颗钮扣,士兵们争着拿出自己的新领章给缝上,还用红线缝纽扣,象征着战士们和毛主席心连心,在战士们的眼里,当时的王力是代表着毛主席的。

  当张昭剑安置好王力之后,他便回到二十九师师部去。下午2点多钟,刘丰来到二十九师师部,他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我听毛主席的。”张昭剑从舍命保王力起,便做出了这一选择。

  于是,他们共同研究了护送王力的方案,决定将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

  九一分队是邱少云烈士生前所在营的一个连队,当指战员们听到张昭剑的动员后,纷纷向毛主席写决心书,有的咬破指头写血书,有的还写了遗书。钱副连长拿着全连人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双手递给王力说:“王力同志,这是我们全连同志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请您转呈给毛主席。”

  王力接过决心书,他也激动地当即表示说:“我一定把这决心书带回北京,转呈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下午3点多钟,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在二十九师张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九一分队组织了三个排分乘两大卡车护送,他们还布置一部分战士“打篮球”以监视和掩护。临走时小车走在前面,忽然发现附近有人高喊:“抓王力!抓王力!”

  刘丰命令小车司机加速,小车像出了膛的炮弹一般冲破层层封锁,飞驰向关山空军司令部。

  当王力他们刚离开20分钟左右,就有几个“百万雄师”的人来九一分队探头探脑地侦察情况。不一会儿,又来了8个手持长矛、匕首的“百万雄师”,他们手晃着匕首,冲着钱副连长嚷道:“王力是你们把他放走的。”

  “我没有见到王力,王力没有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副连长镇定自若地回答。

  那伙人非要闯进屋里查看不可,可是,屋里的桌上还放着王力来时准备的鸡蛋、面条及西瓜,甚至还有王力穿过的一件破汗衫和写着“王力”名字的一顶军帽,真要把人急煞了。幸亏有两位班长机灵,一看情况不妙,一个在外面纠缠住他们不放,一个赶紧到屋里收拾东西。以后,他们到屋里查看一番,未发现啥破绽,只得悻悻然走掉了。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怎么也想不到王力还敢乘小车,所以,当由关山空军司令部出来迎接王力的部队所乘的车子刚出营门不远,小车就已经顺利地到达了关山司令部。倒是那两辆有意用来迷惑人的卡车遭到了一些麻烦,事先他们起了个战斗番号叫“转救王力战斗队”(即“专揪王力战斗队”的谐音),并统一口径说,“我们首长带领我们造反了,我们要上北京,现在上飞机场。”当车子到六渡桥时,“百万雄师”们头戴柳藤帽,手执长矛、匕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桥上设置了许多障碍物,中间只留一辆车子通过的通道。这两辆满载着二十九师兵员的车子很受“百万雄师”的注意,一直盯着不放。“百万雄师”喊口号,他们也跟着喊同样的口号;“百万雄师”唱《百万雄师好》的歌,他们也跟着唱;“百万雄师”鼓掌,他们也鼓掌,弄得那些“百万雄师”也真以为他们是自己人,竟也支援起他们来。就这样,他们应付了各种情况,终于到达飞机场把王力送走了。

  刘丰把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后,王力对刘丰说:“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对人武部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再说周恩来在得悉王力已被转移到山坡机场之后,他只小睡两个多小时,天还没亮,他就由空军那位作战科长带路,先去山坡机场接王力。为了安全起见,周总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也是一个可悲的决定:冒充“百万雄师”去机场。周恩来让所有人一律穿上空军军装,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由武空司令部派出的官兵和军区7212部队的两个连护送,分乘6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直奔山坡机场。一路上,卡车上的战士们打着“百万雄师”的大旗,不停地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车身上贴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等标语。这样,一路上,“百万雄师”的人见到车队,欢呼声、掌声不断,一路“绿灯”,车队开了两个多小时,天亮时,他们到达了山坡机场。

  周总理一下车,立即问:“王力同志在哪里?王力同志在哪里?”

  王力这时躺在一个房间里,他遍体鳞伤,一只脚腕肿得很粗,护士正在为他敷药,当人们扶着70多岁的周恩来来到王力的床前时,被打断了腿脚不能下床的王力和总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们也都感动地流下了泪。

  周恩来对王力说:“现在事情都已解决了,今天可以回北京了。”

  后来,护士和几个战士抬着担架上的王力上了飞机,又转移到了王家墩机场。

  22日清晨,陈再道来到东湖客舍,想请示一下总理,看总理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办。可是,他却扑了个空,总理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此时,陈再道的心中起了一阵惆怅,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连主席、总理什么时候走掉,他这个大军区司令都始终蒙在鼓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明白自己闯了大祸,厄运和灾星将降临在他的头上,一切全完了。

  而就在这时,总理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便表态。”

  诚然,总理还是想极力挽救陈、钟二人的,但是,李作鹏、刘丰等人则是听命于林彪的。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0”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还指使在武汉保卫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吴法宪、刘丰也和李作鹏串通一气,说空军也要对“七?二0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总理发现欲制止,但他们不仅不听,还将此情况报告给林彪。

  形势就这样急转直下,甚至连钟汉华也意识到大祸临头,他跑到谢富治面前认错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现在晚了!”谢富治淡淡地说了一句。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