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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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八?一三进城的老区农民退走之后,革造会“还乡团”卷土重来,F市陷入了更加恐怖之中,由于这些造反派有陈伯达之流宠着,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八?一三之后,他们从解放军那里抢夺到大量枪支武器,这些“胡传魁们”仗着有人有枪,耀武扬威,横行霸道,那样满载着革造会武卫人员的大卡车、吉普车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那些驾车人员多是没有驾驶执照的造反派,而他们的驾车速度却跟外国人开赛车的速度有得比,每天他们都在街上表演着惊心动魄的“车技”,市人们一看见他们疯狂如飞的车子,就像避消防车一样纷纷避到边上去,尽管如此,枪支走火伤人、车祸仍不时发生。有一天晚上,一辆工人红九?二的车子,驾驶员还是一个有驾驶执照的归侨,他们一伙人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在大桥上发狂地开着车,夏夜大桥上有许多市人在那里乘凉,那个醉汉迷迷糊糊地竟把车子开到人行道上,结果,压死二人,撞伤多人,那辆失控的车子把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的桥栏杆撞毁了一大截,只差一点儿整辆吉普车就要翻到下面闽江去,那个驾驶员在醉生梦死中见上帝去了,车上的醉徒们也受伤多人。这件事作为饭后闲谈的资料,家家户户少说也谈了三天。

  我们在这种恐怖——白色也罢,红色也罢——的气氛中,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着,我们的活动方式就跟当年搞地下工作的方式是差不多的,紧张的心理也是一模一样的。我家成了当年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在这个活动点活动的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地下小刊物《待来年》,我们只署名八?二九《待来年》编辑部编,而未署校名,我们在传单刊物中极力宣传我们的拥军观点,坚决反对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外,我个人还编了一个小刊物《文革动态》,把我到联司开会听到的情况,各种小报传单登载的消息以及我所耳闻的种种小道消息汇编在一起,我的一些材料还是比较尖端的,所以,大家都爱看。我的《文革动态》只用钢笔抄写一份,并且,仅限定在新革会内部传阅,有新革会的同学(主要是勤务组成员)上我家来,我就把《文革动态》拿出来给他们传阅,阅毕即刻收回,待几个勤务组的同学都看过之后,我就把它烧毁了,免得外传泄密。

  这一天早上,钱建国、陈大宏照例上我家来,当我才把门关上,钱建国开口就问说:“李晟,有没有新的《文革动态》?给我看一看。”

  “你这人就像爱看报纸的人一见到邮递员便问报纸来了没有,别这么馋眼的,我传单已经刻好了蜡版,你先帮忙印传单,干完活再看《文革动态》。”我笑着道。

  “先给我看吧,根据运筹学,看完再干活效率更高一点。”钱建国露出一副嘻皮笑脸。

  “你这人真真是‘计算机’,三句话离不开数学,离不开贝塞尔函数、拉普拉斯方程,没治的。”我说着,就走进里屋去,取出了上一期和新编好的一期《文革动态》,接着,又回到客厅里来。

  我把新一期递给钱建国道:“喂,给你最新的《文革动态》,你这人很有眼福,这期《文革动态》你是第一个读者,Youarereallyaluckydog.(你真是一个幸运儿。)”

  “‘luckydog?’[笔者注——直译为幸运狗。]”钱建国先是一愣,又不禁地笑起来,“哈哈哈,That’swonderful.(真有趣啊。)”

  “大宏,你好像上一期也还没看,给你。”我一边说着,一边又把上一期的《文革动态》递给陈大宏。

  “嗯,是的,我还没看。”陈大宏瞥了一眼传单,点点头说。

  当他俩在看《文革动态》时,我把油印机、油墨、纸张等物都从里屋搬了出来,并且,还将刻好的蜡版装到了油印机上面,又在试墨着。以后,他俩阅罢《文革动态》,便开始动手印起第二期《待来年》的传单。

  不久,徐雪真、黄明芳、谢凡娟几个女同学也来到我家,我把《文革动态》也给她们看,同时,又和她们谈起话来。

  “那些传单你们都散发了没有?”我问。

  “当然,早就发光了。”徐雪真道。

  “这些传单你们是如何散发的呀?”我又问。

  “我和明芳在晚上9点的时候一起出去散发,我们挨门逐户地发,有的从信箱塞进去,有的从门底下塞进去,我们把传单往墙上张贴,往水泥电线杆上贴,往商店的橱窗上贴,没多久功夫就把一书包的传单都散发光了。”徐雪真兴致勃勃地道。

  “好啊,你们干得不错!”我不由地夸奖起这几位女将来。“你们散发传单时怕不怕呀?”

  “不怕,我们又不是做坏事,有什么可怕的?革造会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难道他们能把我吃了?”徐雪真无所畏惧地说。

  “明芳,你呢?你怕不怕呀?”我又微笑着问黄明芳道。

  “怎么说呢?说怕也怕,说不怕也不怕,反正我们是横下心,豁了出去。”黄明芳笑笑着说。

  “你们几个人还是小心谨慎点好,虽说革造会是纸老虎,但也是真老虎,他们吃不了你们,也会张牙舞爪伤人的,你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啊!”我告诫她们说。

  过了会儿,郑光华和范晋明也来了,我家的客厅里显得很热闹。郑光华这人倒是颇勤快的,他一来就帮忙钱建国、陈大宏他们油印传单,而几个女同学则帮助折叠已经印好的传单。

  我对范晋明说:“晋明呀,你也算是我们新革会的一支笔杆子,你会写要多写些文章。”

  “就是,晋明是顶会写文章的,落笔生花、妙语联珠,不像我这个大老粗只会干粗活,只会印传单、贴大字报,别的什么都不会。”郑光华一边干着活,一边插话道。

  “哪里,看你说的。”范晋明显得有些腼腆起来。接着,又问说,“你们要什么内容的文章?”

  “只要是宣传我们观点的文章都可以,譬如,坚决反对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坚决反对武斗等等,革造会从四?二0开始,就在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他们终于揭掉了最后一块面纱,公开提出了‘打倒叶浩明’的口号,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军乱军的狰狞面目,我们要在这方面给他们猛烈的抨击,无情的揭露。”我道。

  “好吧,我尽力而为。”范晋明爽快地点头应诺。

  后来,传单印好了,那些同学便装满了一书包一书包的传单回去,准备晚上四出散发。

  下午,林郁老师也来我家。最近,王元逸赴京参加两派谈判,师院干到底公社的担子就落到了林郁老师、牛西楚老师、许商老师等人的肩上。他通知我明天下午3时在市高中原来的教堂里召开南指的秘密会议。

  晚上八九点钟,我只身一人装了满满两口袋的传单,还带了一小瓶浆糊,就在我家附近散发、张贴传单。

  我家一带晚上是很幽静的,我装作散步的样子悠哉优哉慢慢地踱方步,而两只眼睛却警惕地观前又顾后,当我一看见前后无人时,便迅速地取出了浆糊和传单,在传单四边四角粘上浆糊,往墙上一贴,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往前走。那里住家的大门一般都是紧闭着,备有信箱的,我就像邮递员一样免费赠送传单一份,没有被信箱的,则从大门底下或门缝里塞进传单一份。

  当我看见有人走来时,我便更放慢了脚步,等人走过之后再行动,我差不多每隔七八米,就张贴传单一张,有的贴在大墙上,有的贴在水泥电线杆上。那些住家只要门口没人在那里,我都要塞一份传单到里头去,我想,等明天天一亮,出来开门时就会发现我们的传单的,就会发现我们八?二九人还在勇敢地战斗着,武力是征服不了人的心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我们的观点就这样“飘”进了家家户户。

  我走着走着,前面有一个门墙往里头凹,我正准备往门里塞传单,冷不丁地发现在那黑暗的角落里竟立着两个人,那一对情侣正在热烈地拥抱接吻着,真把我吓了一大跳,简直魂都要吓没了,而那两个青年男女也被我这个斜地里钻出来的冒失鬼吓怕了。他俩慌里慌张地停止了爱情的动作,那个女的害羞地把脸掉向墙壁,另一个男的则怀有戒心地目不转睛盯住我。

  我连忙转身大步疾走而去,心里头仍扑腾扑腾地直乱跳,真像遇着鬼似的,而那一对恋人大概也被惊吓得魂不附体,人怕鬼,鬼怕人,也不知道谁怕谁。

  即使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里,也拦不住青年男女彼此相爱,没个去处谈情说爱,任何黑暗的旮旯都变成了恋爱的天堂,要拥抱的还是悄悄地拥抱着,要接吻的还是偷偷地接吻着,爱情是人的天性,薄伽丘说:“在所有的自然的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因为它只会自行毁灭,决不会被别人的意见所扭转打消的。”

  也许,黑夜是一块绝好的天然的幕布,将掩饰一切胆怯、畏惧、害羞的心理,黑夜将使人们的感情升华或者发生变态,使人变得无所顾忌,任何越轨的行为(包括罪恶的勾当在内)也多在黑夜中进行着,谈恋爱的谈恋爱,撒传单的撒传单,黑夜不一定就是可怕的,黑夜有时是美好的,令人神往、令人陶醉、令人难忘的。

  我终于把所有的传单都散发、张贴完了,就在这同一时间里,我的伙伴们也在各处散发着传单,我们在这恐怖骇人的日子里,为了捍卫伟大长城仍然在顽强地战斗着。听说,金从栋、郑永铭他们在大桥一带也活动十分活跃,到处张贴标语、大字报和传单,那里是原子兵团、工人红九?二的巢穴地带,自然惹得他们暴跳如雷,恼怒异常,不过,他们却不知道这些神出鬼没的八?二九人在哪里,殊不知我们的人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咧。

  第二天下午3时,我准时来到了市高中。市高中的校址是原来教会英华学校的旧址,那幢三角顶的教堂破烂不堪,所有的玻璃几乎都破了,铁栏杆也都生了锈,在教堂外面的空地上堆满了小山似的废铜烂铁,蓬蒿野草长得足有没腰之高,散发着一种墓地特有的、腐败、荒芜的气息。我们就在这样的地方召开秘密会议,使人不禁联想起电影里的镜头,那些地下党员也都是在这种废墟、废砖窑里开秘密会的,我们今天从事的难道不就是地下工作么?

  在门口放风的是市高中《鬼见愁》的倪明,他是我小学同学,是我的挚友。

  开会的小房间四面墙壁上的石灰都已剥落了,屋顶上还有许多蜘蛛网,那几把椅子大概是倪明等人临时从《鬼见愁》队部搬来的,所以,椅子还是比较干净的。今天,开会的人来得颇齐,师院的林郁老师、许商老师、牛西楚老师,附中的我、市高中的倪明、市九中的郑大森、市十二中的小廖、市十六中的高黎黎、省财校许明珠、革中那个教师以及市机革所属的区委机关的一个人。

  当人都到齐之后,便开始开会,今天的会议是由林郁老师主持,他道:“今天是我们南指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各个学校都来了人,市机革的南区区委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自从八?一三老区农民进城之后,革造会开始了全面、大规模地夺枪、抢枪,使F市更陷入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对于我们南区的八?二九战士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我们南区的八?二九战士就是在这样的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之中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着,到处张贴标语、大字报和传单,给予他们以有力的打击。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破教堂里召开南指会议,我们能够在各个学校的八?二九分部都被赶出校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把各个学校的人都串联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成绩呗,今天市机革的同志也参加了我们会议,还有南区的省工、八工我们尚未联系上,应该争取积极联系,要把南区所有八派组织都串联起来,大家拧成一股绳,正如俗话说,‘蚊子如果一齐冲锋,大象也会被征服。’……”

  接着,各个学校的人都谈了自己学校分部的情况,我也发言说:“我们附中新革会退出学校后,主要是按同学家住的地区分了几个活动点开展活动,我们目前主要还是以张贴、散发传单为主,今后,除了传单以外,我们还打算写些标语和大字报,到红心路口去张贴,打破现在革造会垄断我区舆论中心——红心路口——的局面,虽然这是要冒风险的,但是,干革命总是要冒险的,要有所牺牲,要付出代价的……”

  那个市机革的人也发言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金仲友,是区委工交办的,在座的八?二九同学们大概对于我们南区燎原联队还不太熟悉,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燎原联队是由区委、区人委各口的八派组织联合而组成的,是属于市机革的。今天,我们第一次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也迫切地感到我们区的八派组织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打破各系统的界限,一致共同对敌,只有这样,才能打开局面。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燎原联队协助的,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之……”

  九中的郑大森也道:“我们32111自从被赶出校门之后,就像失去父母的孤儿一般孤苦伶仃的,坦白地说,我们基本上是没什么活动的,不知道如何开展活动,也无法开展活动,我个人认为南指光开会还是不够的,应该把各个学校分部都组织起来,集中在一块儿活动……”

  尽管郑大森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但是,目前暂时还是行不通的,主要是因为南指没有活动场所。虽然市高中《鬼见愁》在学校里尚能立住脚,但他们却不愿意将外来势力引到学校里来,今天他们能够让南指在教堂里开会已经算是不错的了,那个倪明为人热情,对南指工作也颇热心,只是他不过是《鬼见愁》勤务组的一般成员,他调得动的仅是他自己而已,因此,南指现在还只能是定期碰头开开会罢了,并不能起什么作用,主要还是各个学校各自为战。

  在8月13日晚上,陈伯达接见M省两派赴京代表时,胡说什么,“什么老区!有几个人做工作,没做什么名堂就叫作老区,那全中国都叫老区啦!我就不承认‘老区’两字,真正老区,只有X西杨成武那个地方。”“搞什么‘老区’,捞什么政治资本。”

  同时参加接见的方俞平对陈伯达的讲话极为不满,他对袁金旺说:“伯达同志这样压不行,压是压服不了的,我要向中央讲清楚。”

  于是,他就起草了关于M省农民运动真相报告和八月汇报提纲,签上了方俞平、袁金旺、许立璋等四人的名字,送交周总理和陈伯达。

  方俞平、袁金旺、许立璋等人通过正当途径,向中央陈述他们的意见,阐明他们对我省运动的一些看法,这是完全合法的,就像彭德怀的万言意见书一样合法。他们在《汇报提纲》中道:“1.26、27事件主要是认识问题,其中有恶人在鼓动,至今这个背景没有查清。那个时候,我们对事件看得也是过于严重的。在处理上,不要无限上纲,不要用简单的办法统统打下去,这些意见军区听不进,更变本加厉地在军内进行反右倾,以1.26为反革命和革命的界限,到处抓人,解散组织,将造反派打下去。”“我们对农民起来革命是支持的。我们意见还是按农村十条、十六条办事,不用‘老区’名称我们赞成的,大批农民进城是反对的。三月初,F军区机关批发的《闽福军分区的公开信》,六号决定解散‘老区’组织,八号公开宣布,十六号统一行动。事先没有与我们研究,事后也没告诉我们。”“军区介入地方以后,不与地方同志通气,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没有与我们研究,许多事不告诉我们。如:省委怎么没有了?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怎么确定的?老区组织怎么布置解散的?都莫名其妙。”“五月十七日M省军管会成立,成立前,军区党委决定(听说经过中央同意的),将原省委几位同志集中起来,交待我们不要管文化大革命,不要出头露面。给三条任务:1.学习文件;2.继续揭发马为一小撮;3.协助军管会抓生产。我们从中央回来后,军区什么会都不叫我们参加。M省军管没有参加讨论,连什么时候军管都不告诉我们。以后各地陆续军管,我们都不知道。中央文件和本省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简报都看不到。”“军区同志根本没有勇气检查支左中的错误,没有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北京回去以后,中央十条没有很好地贯彻。叶浩明同志在人大会堂的检查,群众不知道。”……

  8月16日下午3时许,中央调查组来到华侨大厦,在八?二九联司黄朝晖、程木森等人陪同下,观看了被革造会四?二0抢、砸、烧、涂得面目全非的华侨大厦二层、省委统战部大楼和汽车库等,听取了八派代表对情况的介绍。

  同日晚上10点,北京和全国在京造反派五百多单位,在北大东操场举行万人声援M省无产阶级革命派(革造会)大会。革造会赴京代表潘大昌在会上声嘶力竭地控诉了所谓M省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叶浩明、朱仲武之流残酷镇压造反派的“罪行”,清华井岗山蒯大富和武汉造反派分别代表首都和全国在京造反派作了声援M省造反派的声援电。八?二九赴京代表就此事,向聂元梓提出强烈抗议。

  这些日子,革造会到处冲击海、陆、空三军部队驻地、卫戍司令部、省军区作战指挥部、省看守所等进行大抄大抢。8月18日,革造会山鹰部队北峰红旗茶场15个知青和市磷肥厂强后盾兵团四人来到6702部队(通讯兵八团)驻地,他们向八团索取武器,说:“你们送枪给阿保,也要给我们送手枪20支,半自动50支,冲锋枪50支,轻机枪3挺,子弹30箱,摩托车1辆,若不答应,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不行,我们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副政委一口拒绝了。

  这些家伙便恼羞成怒,他们径自冲到车库抢车,见此情景,营区里的战士急了,便围上去,有的则动手拉他们下车说:“下来,你们快下车,车不能开走!”

  “阿保兵,你们怎么动手打人!”

  “老子就是要抢车,阿保兵快滚开,不然,就不要怪老子不客气了!”他们对战士们拳打脚踢,并拔出匕首威胁着。

  而那些血性子的战士们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况且又是在他们的营区里闹事,便蜂拥而上,强行将那伙人推搡出去。那伙人到底寡不敌众,只得撤回去搬兵驰援。

  正在八团外面刷写标语的新北大学生和市磷肥厂强后盾、省农械厂大无畏兵团一伙人闻讯后,他们全副武装乘着一辆大卡车又来到通讯兵八团驻地。

  这时候,八团团长命令说:“部队战士速回营房,干部到大门口集合,负责宣传,我们应尽量避免冲突,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革造会、新北大一伙人来到八团门口,对八团团长等人道:“你们刚才扣留我们两个人,如果不放,我们要采取革命行动!”

  “不,我们没有扣留任何人,这里是部队驻地,不许冲击,请你们立即撤回去。”团长劝告他们说。

  “你们不放人,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他们随即朝天鸣枪,并把团长等人作为人质绑架走,说,“你们跟我们走,你们什么时候放我们的人,我们也什么时候放人。”

  他们又分兵三路冲进营房,大肆鸣枪。一伙人冲向营门内左侧,看见有几名战士手持木枪,便气势汹汹地吆喝道:“你们统统放下木枪,不然,我们要开枪了!”

  可是,战士小郭对他们的暴行怒不可遏,他是条桑木扁担——宁折不弯,坚持不肯放下木枪。

  那伙人瞪起了豹眼,谩骂道:“这是谭王八发给你们镇压造反派的!”

  说罢,其中一人跑去夺小郭的木枪,一副处长见状急忙加以劝阻隔离。就在这时,另外三名暴徒竟然向小郭开枪射击,当场战士小郭饮弹身亡。

  可是,那伙残无人道的暴徒却还在破口大骂:“谭王八的部队,打死活该!”

  接着,那伙人又闯入接待站,抢了两部电话单机。

  与此同时,团副政委从营区带着锣鼓队向大门走去,队伍高呼:“我们如果有错误,我们一定检讨,欢迎你们批评。”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当儿,几个家伙向锣鼓队喊道:“站住,不许动!”

  然而,任凭狂犬乱吠,骆驼队依然在前进着,战士们把满腔的怒火化为声声锣鼓。那伙人见锣鼓队还不停下脚步,又朝天鸣了数枪,并冲向锣鼓队,抓走了副政委。

  那伙人还不甘休,又向一营营区射击,“啪!啪!啪!”一颗子弹击中正在后撤的一名战士背腹。

  以后,八团团长被他们押回接待站看管起来,他们对他又推又打,用刺刀、枪口对着他的胸膛说:“你必须把你们抓的两个人放出来,若不交出这两人,就枪毙你这个狗团长。”

  “像你这样的团长,我们打死了好几个。”

  那些年青的战士们个个血气方刚,义愤填膺,他们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激动地喊着:“我们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们要报仇!”

  “同志们,你们不要这样干!”一位连长在劝说着。

  “你不要管我们的事,好汉做事好汉当!”一群战士嚷着,并把那位连长关在房间里去,他们拿出连队仅有的两支半自动步枪准备要开枪还击。

  “同志们,千万不要开枪啊!”一位排长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一把夺了其中一支枪,可是,另一支枪他夺不下而开了火。

  那伙人听到枪声,便集中火力朝一营营区射击,于是,一场激烈的枪战展开了。尽管解放军只有一支枪,但毕竟受过正规训练,结果,那伙家伙被打死一人,击伤数人。

  以前我们电影里看到的日本鬼子总爱把无辜的妇孺百姓拉在前头充当冲锋的“挡箭牌”,而现在这些丧心病狂的暴徒居然把那个团长架在前头、朝开枪的方向走去,他们对他吆喝道:“走,你下命令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就让他们打死你!”

  这位八团团长先后派三批干部去夺那支枪,又用有线广播命令停止射击。可是,那伙暴徒仍然用密集火力向营区射击,那个刚才夺枪的排长的胸、腹、肩、腿多次中弹,血流如注。

  后来,中央调查组的人赶到现场,革造会数百人还继续从三面包围营区,又在接待站的后窗不断朝营区开枪。他们仍然用枪口、刺刀对准团长,并殴打了他。同时,他们还破坏现场,伪造假象,将他们自己打的子弹壳移到部队射击的位置上,折断了大门左侧的许多树枝,伪造出部队用机枪、冲锋枪扫射他们的假象,还移动和调整了他们自己击中的汽油桶,划好箭头进行拍照……

  不久,省军管会副主任、F军区副参谋长石南楚也赶到现场,签字封枪。

  在中央调查组的人走后,他们又抢走战备车辆数辆,大肆进行劫掠,18时左右才撤离,并扬言还要集合队伍来踏平、血洗通讯兵八团。

  一波未了,又兴一波,继八?一八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八?二0流血事件。

  事件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省革造会武卫司令部命令新闽大警卫部队与军区卫校革字派组成“护粮队”到西郊梅亭粮库运粮。由于梅亭是军区卫校红字派的据点,梅亭粮库跟他们距离颇近,所以是个危险地带,革造会他们便在粮库西侧的两座小山的山腰设了岗哨,新闽大一座,革字派一座。革字派的七人隐蔽在离红字派只有四、五百米的山腰上。

  约十时许,红字派有三人手持武器从东面山渠上下来了,显然他们是已发现了革字派的人,他们向革字派的人呼喊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赶快走开,要不就开枪了!”

  而革字派也对他们喊道:“你们不要再下来了,不然,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红字派的人在离革字派的岗哨约一百米处停止前进,就地卧倒,双方互相交起火来,那子弹像急雨流星一般飞来飞去。

  在另一山腰的新闽大武卫人员见势不好,说:“我们应该赶快占领山头的制高点,侧应掩护革字派。”

  但未等他们行动,红字派有二十多人已经从右侧迂回过来,包围了新闽大一伙人,对他们大声喊道:“缴枪不杀!”

  新闽大一伙人有些懵了,不过,他们仍故作镇定地查问说:“你们是哪一部队的?”

  但对方拒不作答,则反问:“你们是哪里的?”

  双方都不肯回答,却要盘问对方。这时,红字派又喊话说:“你们必须退下山去,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由于红字派有20多人,而新闽大只有6个人,他们寡不敌众,也只好退了下去,不过,他们除了一人下山与革字派进行联系外,其余5人还在半山腰逗留着。

  卫校革字派也面临十分危急处境,红字派从四面包抄过来,他们派一人到仓库报告情况,余下6人在顽抗着。红字派一小队人从后面偷袭上来,他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革字派人的身后,喊道:“缴枪不杀!”

  革字派一伙人惊慌失措,但他们却不肯放下武器,故作镇定地说:“我们没有权利放下人民的枪!”

  “快放下武器,不然我们就崩了你们!”红字派把枪口对准那六人的胸膛,他们终于被红字派缴了武器,成了俘虏。

  11时,革造会和革字派的增援部队相继赶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因为红字派控制了制高点,又修筑了工事,所以,尽管革造会和革字派人员数倍于红字派,却久攻不下梅亭山头,新闽大和红字派各被打死四人,重伤多名。

  后来,中央调查组(其中有八派和革派代表)也赶到了现场,他们乘着一辆空军的小汽车从正面公路驶入射击区,红派和革派还在互相射击着,结果,这辆小汽车被机枪子弹击中了,车上的人受重伤3人,轻伤2人,其中八派代表(中三弹)和革派代表(中一弹)各受伤一人。最后,在F军区干预下,两派才派代表谈判停了火。

  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抛出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人被打成“七?二0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元帅和徐海东大将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队负责同志被批斗监禁,全国各大军区司令都被炮轰打倒,全国的军队处于大动荡之中。

  林彪对别的动向不以为然,但对有些部队的枪支被抢似乎很注意,他问他的秘书说:“抢枪的情况很多吗?”

  “从文件的反映,目前已经发生抢枪情况的有5个省,看来还在蔓延。”秘书回答。

  “那好,给主席写信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主席在上海,有关武汉事件的处理情况也该写信报告一下了。”

  接着,林彪就口述了给的信,秘书作了记录:武汉事件后,亟待处理的一些问题正在处理。对于陈再道等人的处理,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针办。为稳定武汉形势,已派曾思玉等去武汉工作。经过努力,形势正在好转。当前的问题仍然是两派对立,武斗升级;特别是抢夺部队枪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发生,且有蔓延之势,急需设法制止……

  林彪口授完信后,又对秘书说:“你誊清后,立即送钓鱼台戚本禹看看。”

  林彪的秘书驱车来到钓鱼台十六号楼,找到了戚本禹,对他说:“林副主席要我把这封信给你看看。”

  这时候,戚本禹正好是午休刚起床,他身上只穿一件背心和一条裤衩,就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看完信,他站起穿上一条裤子对林彪的秘书说:“你别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得再送江青同志看看。”

  戚本禹拿着信到十六号楼的另一端找江青去了。过了会儿,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一位工作人员把林彪的秘书请到一间小会议室等候。

  又过了一阵子,戚本禹和陈伯达、关锋、姚文元一起走进了会议室,而江青却没有来,他们几个逐字逐句地推敲研究林彪给的那封信,你一言,我一语,只有几个人都同意的陈伯达才落笔。

  他们把信改好后,还给了林彪的秘书,林彪的秘书再交给了林彪,林彪把信重新阅了一遍后,又让秘书把信稿重誊一遍,然后,即把信派人坐飞机送往上海。

  两天后,送信人从上海回来了,带回对林彪信的批示,认为对抢枪事件不必过急,可待时机成熟再从容处理。

  8月7日晚,在钓鱼台16号楼,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去观看文艺演出去了,连工作人员也走光了,整座中央文革办公大楼显得静悄悄的,王力正躺在一张藤椅上休息着,忽然间,戚本禹闯到他的房间对他说:“今晚8时,外交部的姚××、王××等人要来汇报一下运动情况,我们都要看演出去,你就负责接待一下吧。”

  “我对外交部的运动不太了解,而且腿又不得劲,是不是通知他们改个时间由你和关锋来接见?”王力推脱说。

  “这样不好吧,我和关锋已对外交部作过一次讲话,他们有个组织不听我们的意见,说同周总理的指示有分歧。你是不是向姚××他们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组织的情况,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戚本禹道。

  “好吧,我问问情况,让谁来由你定。”王力只好答应了。

  晚8时,勤务员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王力出现在接见房间里,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赶忙站起来,关切地询问他的伤情。姚××说:“我们外交部也召开了声讨武汉‘百万雄师’、批判陈再道的大会,大家都很气愤,都对中央文革处理此事的原则精神表示敬佩。”

  在谈了一阵子关于武汉事件的话题之后,王力说:“中央让我过问一下外交部的运动,我不太了解情况,请你们先谈谈情况吧。”

  当外交部造反派代表谈到有人认为外交部情况特殊,一般人不能夺权、不能批判陈毅时,王力插话说:“外交部有什么特殊?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20多岁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当部长?当年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搞革命的时候,都是20多岁嘛。我看今后就是出一些年轻人当部长。你那个外交部就神秘得不得了?我看不见得。你们批判陈毅的大方向没有错!陈毅本来我们是保他的,可他做了检查之后又说他的检查是假的,是‘江青逼的’。那好,我们也撤销保他的讲话。

  “可现在有人说我们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是错误的。”姚××道。

  王力接着说:“群众喊几声打倒的口号有什么了不起?喊喊口号有什么错误?我看可以喊。但是,如果有人喊打倒总理,那就不行了。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总理的,都必须同它坚决划清界限。群众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完全可以嘛,陈老总可以暂时打倒一下嘛。”他停顿了顿又补充说,“当然,群众喊打倒谁,也不见得就能打倒谁。”

  姚××立刻说:“我们喊打倒陈毅,也不是真心要打倒,只是给他一点压力。什么时候主席、党中央要保陈毅,我们立即拥护。”

  王力笑着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你们要把这个态度赶快报告总理。”

  当有人说外交部搞了那么多部长,没有一个办事的,只会划圈时,王力说:“这可不见得,我对外交部的其他人不了解,但我至少了解一个乔冠华,他是亲自动手工作的,而且很有才华。还有一个叫‘攀险峰’的组织也不错嘛。你们应该搞好大联合,在批刘、邓、陈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好。”

  姚××又发问说:“还有,在召开批判陈毅大会的时候,保守派组织要让他上主席台,我们坚决不同意。我们主张在台下摆一张桌子,让他在下面接受批判。王力同志,你觉得哪一种意见好?”

  “叫陈老总在台下摆一张桌子挨批判,这个形式不好。为什么不让陈老总坐在主席台上呢?”王力道。

  在接见即将结束时,王力再次表态道:“我再次向你们表示,你们批陈的大方向没错,对外交部的权你们可以夺,进行监督嘛。希望你们几个群众组织不要分裂,应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把运动搞好。”

  在王力的讲话中,他反复强调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总理的,都必须同它坚决划清界限。”然而,这几句关键的话,不知何故,被未经王力本人审阅的录音讲话整理者给“漏”掉了。

  在此处,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关于“陈老总可以暂时打倒一下”的话,其实是说过的话。

  8月9日,林彪在接见曾思玉、刘丰等人时说:“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具有两个条件:一是毛主席的伟大气魄和崇高威望;二是人民解放军的存在。解放军要立新功,不要犯错误,有三条:做好调查研究;向中央、中央文革请示;要从站在什么路线来分左、右派。”

  这一讲话由中央文革印成清样,经修改并批准,以中央名义将它转给全国。

  从7月15日起,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织组成了“揪陈大军”,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要求陈毅到外院接受批判。8月11日,外交部在六国饭店的外交部小礼堂召开批判陈毅大会,本来周恩来是要来参加这次会的,因为有外事活动缠身,只好让他的钱秘书和成元功卫士长陪同陈毅前往参加。

  刚到会场休息室,就有人送来口信说:“今天恐怕要出事!”

  不久,外院学生乘着几辆大卡车冲进会场,车上的高音喇叭叫喊着:“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

  “陈毅必须到外语学院去低头认罪!”

  事不宜迟,成元功卫士长和陈毅的警卫秘书老宫当机立断地把陈毅拉出会场,藏在事先选中的二楼拐角处一间不显眼的保密室里。

  老成把陈毅藏在里间的盥洗室里,然后,索性打开保密室的房门,演一出“空城计”。

  外院学生们把楼上楼下,会场内外,整个六国饭店都搜个遍,来来回回搜查了两个多小时,甚至几次从保密室门口经过,还探头探脑地往放房间里观望,可是,就没想到里间盥洗室里竟藏着他们要抓的陈毅。

  陈毅在闷热的盥洗室里一直呆了几个小时,他身上的白绸短袖衬衣都被汗水湿透了,直至外院学生退走了,他才走出了盥洗室。

  8月16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封了外交部的大印,宣布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归于造反派。当晚,他们把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关进了地下室。第二天,他们被押上北京街头,在王府井大街叫卖“批陈战报”。

  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出笼之后的半个多月里,一直保持缄默着,也许,他在观望着,看看社论出来之后运动将乱到何种田地,然后再作打算,也许,他正在暗中筹划着一个重大的决策,他在犹豫着,估量着,权衡着,终于,他在8月12日开了金口,说: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科学,容易造成混乱。军内走资派也在共产党内嘛。提党内走资派就包括了军队内部的坏人。”不久,他又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上批示:“还我长城”,还说社论是“大毒草”,同时,又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多处“军内一小撮”的字样,并且批示:“不用。退林彪。”

  消息传来,林彪有些着了慌,他脸上阴沉沉地坐在沙发上,一口接一口喝着给他专门特配的健身茶。把他的文件退回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是否意味着他开始要失宠了呢?打算下一步怎样处理这件事?究竟是就此了事,还是要再作什么文章呢?林彪的心里一点也没有底,彭德怀的悲惨下场可以说是前车之鉴,一种大祸临头的不祥征兆掠过了他的脑际。

  叶群把毛主席退回的文件悄悄地锁进了保险柜,她对林彪说:“咱们都好说,老虎怎么办?他写了文章啊!”

  林彪沉思良久,方才开口道:“你去找江青同志想想办法,反正‘揪军内一小撮’是她和康生、陈伯达发起的,他们也有责任,追下来,对他们也不利。”

  就在这当儿,突然内勤打来电话说:“江青同志来电话,说她有重要事,要和林副主席通话。”

  “好,马上接通电话。”叶群喜形于色地大声道。

  电话接通后,叶群对着话筒说:“江青同志吗?我是叶群呀。”

  “哦,叶群同志,打扰了,主席批评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江青在电话里问。

  “林副主席一直是反对这种提法的。”叶群撒谎说。

  “听说‘红尖兵’的文章是立果写的。”江青不动声色地道。

  叶群听了,支支吾吾地说:“立果起草这篇文章时,并没有那个提法,是《人民日报》送审时加上的。”

  “你告诉江青,《红旗》、《人民日报》社应该清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坏人。”林彪在一旁不耐烦地道。

  “江青同志,林副主席指示,请你们查查《红旗》和《人民日报》社里,有没有问题。”叶群转达林彪的话。

  “哦,我知道了。”江青也心领神会要抓替罪羊了,她随即把电话挂上了。

  “林副主席有什么指示?”等在一旁的陈伯达急切地问。

  “林副主席要我们认真地查一查《红旗》和《人民日报》社里有没有问题。”江青告诉他。

  这样,在中央文革内部就开始追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来源,自然,绝对没有人敢把这个口号的问题推到副统帅林彪的头上,关锋为自己辩解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1967年7月27日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里就有这个口号。”

  而这封信正是陈伯达起草,王力负责修改的,王力赶紧推卸责任道:“那封信是陈伯达起草的。”

  “不,我原稿里没有那句话。”陈伯达一口咬定说。

  当原稿当众找出来后,王力不由地愣住了,的确在那原稿里只有一句模糊的提法:“武汉地区的走资派们”如何如何,正是王力自己在上面加了“党内、军内”。

  当然,如果还要刨根问底的话,历史的事实是,关于“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始作俑者,正是本人,在1966年的著名的“5.16”通知稿中特别加写两段令人震惊的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的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诚然,这两段话反映了对当时整个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这是一个总的看法,而在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把“揪军内一小撮”做为当前运动的大方向,林彪和中央文革一班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红旗》第十三期8月17日才刚刚出版,陈伯达他们为了“亡羊而补牢”,19日又发了个第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试图挽回由十二期社论造成的极端恶劣的影响,但是,谈何容易,已经燃烧起来的可怕的大火是难以扑灭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历来犯政治错误总是要遭到清算的,这一次难道会是例外吗?

  这一段时期,香港人掀起了反英抗暴运动,8月19日,新华社香港分社就停止三家进步报刊问题发表声明,立即停止对香港人民的迫害。

  22日晚,由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单位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牵头组织了就“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驻港新闻工作者事件”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发生了冲进英代办处进行打、砸、抄活动和放火烧了汽车及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破坏外交事件。

  鉴于北京形势日趋严峻,周恩来考虑再三,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在钓鱼台5号楼单独约见刚从上海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王力“八七讲话”记录稿和其他有关材料交给杨成武,要他飞往上海,向汇报,并请定夺。

  杨成武将谈话记录交给周恩来过目,上面有周恩来对16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

  杨成武的记录如下:

  外交部明天小批判,后天大批判。要陈毅请假、检讨。副部长留用检查,将来实现三结合。王力给外交部的谈话及一封信有些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造词有些问题。占外交部的事,火烧英代办处,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其他部。对外是一致的说法。

  耽(担)心连锁反映(应),现在一个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一个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

  周恩来认真看完记录后,轻轻地叫了声:“成武啊。”

  杨成武抬眼望着周恩来那副凝重的神情,问说:“总理,还有什么话要我转达?”

  “王力的‘八?七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不要露任何个人看法,就客观如实地反映情况,请主席指示。”周恩来叮嘱道“明白。”杨成武点点头。

  “记住,对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周恩来又反复叮嘱说。

  “放心吧,总理。”杨成武与周总理握手告别。

  “哦,还有一件大事,我处理不了,你要马上报告主席。红卫兵包围中南海的事件你也知道了,已经闹了很久,大喇叭每天对着中南海喊,就是要揪斗刘少奇,逼我表态。他们搞‘揪刘火线’,主席不在,我不好处理……”可总理却一直拉着杨成武的手不放。

  “总理,主席讲过一次,绝对不许批斗刘少奇,二百人批斗也不许。”杨成武道。

  “你把这里的情况再讲讲,可能有人煽动,你跟主席汇报,一定要准确、客观,不能掺任何评论性的话,特别是王力讲话,只谈情况,一定不要加任何评论,叫主席自己作决断。”周恩来又反复叮嘱说。

  “我明白。”杨成武又点了点头。

  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返上海。他见到后,就拿出记录,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

  边听边抽烟,不吭声,也不提问,只是最后说:“成武呀,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与此同时,江青从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后,她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陈伯达说:“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

  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在反映前,张春桥事先报告给江青,江青听完后对他说:“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经过再三考虑,为了要稳定军队,就必须稳住那些大军区司令们,他深知“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假如没有许世友这些司令们支持他,他是很难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再说王力几个人近来也确实闹得太不像话了,连英国代办处也敢放火烧,倘若他不揪出几个人来,很难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他的那些“朋友”们会越滑越远,到时候恐怕连他也难以收拾局面了。

  在两天后,杨成武接到秘书的通知,便驱车来到的住处。的秘书把杨成武引进了的书房,瞥了杨成武一眼说:“你坐吧。”

  杨成武在身边的一张沙发上坐定之后,对他道:“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关有活动,活动总要活动的……”

  这时候,停顿了顿,又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叠白纸说:“我考虑了,我说你记。”

  杨成武拿着笔和纸,准备在记,接着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恩来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恩来负责处理。”

  将记录过目后,又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恩来马上办这件事!”

  “是,主席。”杨成武道。

  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刚回到房间,派护士长吴旭君又把他叫了去。仍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当杨成武重新坐定后,若有所思地道:“你回去告诉恩来,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怎么处理,由恩来决定。”

  杨成武把记录检查一遍后,交给重新过目,审阅后,拿起笔将“狠狠地批”几个字描清描重,点头说:“就这样。”

  接着,杨成武便乘专机飞抵北京,他驱车直入中南海,来到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

  杨成武向周总理传达了的指示,周恩来沉思了一阵子,对杨成武说:“事不宜迟,立刻通知开会!”

  在钓鱼台16号楼的会议室里,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人员全部到齐了。周恩来向与会者宣读了的决定,叫王力、关锋请假检查。当然,这“请假检查”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当时,暂时没有动戚本禹,一直到了次年才动到戚本禹头上。

  一天早上,刘友礼跑到我家来找我,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就说:“李晟,快穿上衣服跟我走,绍英要见我们。”

  “‘老太婆’找我们?她人在哪儿呀?”

  “在战坂,在F司令部。”

  “我的天哪,在战坂,这么远,我还不知道战坂怎么走咧。”

  “你尽管穿上衣服跟我走就是了,有人给我们带路。”

  这样,我跟着刘友礼骑车来到了市一中干到底的宋春生的家。我和宋春生原来不认识,倒是刘友礼是个交际场上的能人,他认识不少外校八?二九的人以及省机的干部。

  这个宋春生是一中高三学生,尽管他今天身上只穿着一件红色背心,脚上套的是一双木屐,但是,在他的身上却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气质。他剪着短短的海军头,方形的脸孔白白净净的,五官端正,眉目清秀,戴着一副秀郎架的眼镜,显得睿智、精明、强干。

  我和宋春生是刚相识的,彼此不了解,因此,一路上他主要是和刘友礼攀谈,我只是偶尔插上几句话。

  8月的骄阳高悬在世界的当空,尽管才9点多,但已经热得不得了,似乎划一根火柴空气也要燃着了。街上的柏油马路也被太阳的热力烤得发了烫,如果自行车的轮子不是在不停地转动着的话,那橡胶车胎恐怕也要被滚烫的路面熔化了。在城区里还算好,还有建筑物和绿树遮荫,而一到了郊区,就是沙质的公路,一路上都是洼洼坑坑,车子很难骑,沿路除了一些稀疏的树木外,几乎就是光天化日,太阳裸露着火红的炽热的胸膛,把地面烤得都冒了烟。虽然我们都戴了草帽,可是那涔涔汗水还是从面颊直流淌下来。况且,我又不知道路,不懂得战坂在什么地方,还要骑多久才到,因此,更加觉得道路的漫长。在接连爬了几个小坡之后,我的两条腿和车子都变得沉重起来,车速也愈来愈缓慢了。

  我仨骑车贯穿了整座城市,从南区一直骑到了北门远郊,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跋涉,终于到达了战坂村。

  这个战坂村解放前就是游击区,当年城工部所属的一支游击队就经常活跃出没于这个战坂村。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战坂又成了老区的据点,全村清一色都是老区观点,省老区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除了老区以外,八?二九F司令部也设在这里,这里还是省机联司、省工联司飞虎大队的两栖场所。对于这个战坂村,革造会方面自然是虎视眈眈的,据他们声称这个战坂村聚居外来人员达一千三百五十多人。

  可是,我们今天上午来到战坂村的时候,却没看见有多少人,这个村子跟平常所见的村子没什么两样,大约是因为烈日当头的缘故,静寂的热气在大地上蒸腾着,村子里的人都躲在屋里,道路上没什么人来往,我也没看见设什么岗哨。八?二九F司令部是设在一幢旧祠堂里,我仨径直走了进去,找到了徐绍英。

  徐绍英看见我们来了,也感到很高兴,她大方地伸出手来,和我们一一握起手道:“好久不见你们了,你们好啊,今天你们是骑车来的吗?”

  “是啊,战坂好远呀,我们骑车子腿都快要骑断了。”我说。

  “F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呀?”刘友礼随口问道。

  “是呀。”徐绍英点点头。

  “F司令部一共有多少人在战坂呀?”我一边打量着这祠堂,一边问说。

  “我们只有30多人,你们附中的韩继明也在这里。”徐绍英说着,便转身朝里面大声叫道,“继明,继明。”

  韩继明听见唤声,从里面一间房间走了出来,他一看见我们来了,老远就露出笑容,走到近处后,我们也互相亲热地握起手来,他拉着我的手问说:“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刚刚,我们连气还没喘过来咧。”

  韩继明见我们几个人还站着,便自告奋勇地道:“我去搬几张凳子来。”接着,他就掉过身而去。

  “这战坂还住着些什么人?”刘友礼又问。

  “有老区、省机,还有省工的飞虎大队也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们真真是飞虎大队,每一个人都有一辆自行车,佩带着手枪,就像一支自行车武工队,行动神出鬼没,叫老K们吓破了胆。”

  “我们F司有枪吗?”我望着她问。

  “有是有,不过,只有几把,我们不像省工,廖知天跟军区是糍粑拌白糖——粘糊糊的,他要多少枪就有多少枪,而我们F司像是后娘生的,要枪可没那么容易呀,唉——”她不由地叹了口气。

  这时候,韩继明搬来了几张长凳子,我们便坐下来继续谈话。我又打开话匣子说:“我们F司迁到这么僻远的战坂村,实在也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我不明白,F司干吗不也迁到华侨大厦去?”

  “迁到华侨大厦?”徐绍英斜眼望着我。“我们F司并不是联司的卫星国,不是附庸,也不是尾巴,我们是堂堂正正的F司令部,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不错,我们F司是应该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过,像现在这样子龟缩在战坂里又有什么意思呢?如今已不是国内战争时期,运动的中心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我们F司设在这么偏僻的战坂村里又能够起什么作用呢?在这里难道能调得动F司各分部吗?你徐绍英不要像高梁剥了皮——成了光杆司令。”我直言不讳地道。

  “是啊,以本人的看法,F司设在战坂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如果老K们要进攻战坂村,他们只要开几卡车的人马来,就可以把整个战坂村踏平了。”宋春生也开口说。

  “当然哟,F司设在战坂只是暂时的,我们终是要杀回F市的。”接着,徐绍英又转了个话题,她询问我道,“李晟,你们学校最近怎么样?南指有活动么?”

  “我们新革会还是流离失所,按同学家居住的地方分几个活动点,印传单秘密散发,有时候还出动张贴标语、大字报,至于南指,我们曾经开过一、二次秘密碰头会。”我回答说。

  “八?二九一周年的纪念日眼看就要到了,我们南指也应该要好好庆祝一番。”徐绍英又道。

  “嗯,我前几天曾经跟林郁老师等人议价过这件事,我们确实要好好庆祝一番自己的节日。”我点头表示赞同。

  “那你们是打算怎么庆祝的呀?”她又盘问说。

  “我们还没商量清楚,林郁老师建议,事先弄一辆有篷的大卡车,在八?二九那一天凌晨,从省气象台省机那里弄一只大气球,装在卡车里,偷偷运到南区来放。”我告诉她道。

  “这个主意是不坏的。”徐绍英也点点头赞许说。

  “不过,事情还没有定下来,许多具体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譬如,大卡车从哪儿借?八?二九那一天,华侨大厦八?二九联司可能也要放气球,气象台的省机肯不肯给我们南指一只气球,还有那么大的一只气球要从城里弄到南区来,也不是像吃巧克力那么容易的,总之,这件事是想得美,办起难。”我又道。

  “说的也是……你们看着办吧。”徐绍英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呆了一阵子之后,就准备离开战坂回家,可是,徐绍英要挽留我们吃了午饭再走,此际已接近午时,我们几个人也确实饿得肚皮贴在脊背上,便也不客气,就留下吃午饭。

  饭后,我和刘友礼坐在韩继明的草席上——这里都是打地铺,同韩继明聊起来。

  “继明,你这小子真是潜水冠军,居然不声不响地谈起恋爱来。”刘友礼劈头盖脑地吓唬起他来。

  韩继明听罢不禁一惊,他的脸刷地有些红起来了,不过,嘴里却说:“谁说的,这根本是三十晚上走路——没影子的事,你别胡说了。”

  “哼,‘三十晚上走路——没影子的事’?恐怕还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吧。”刘友礼用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瞧着他。

  “那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情报部长’是怎么当的,我劝你还是立即辞职吧。”韩继明故作镇定地说笑着。

  “你别装傻了,我问你,那个阮倩玉何许人也?”刘友礼问说。

  高一(4)班的阮倩玉是海防兵的,她原是学校学生会的文娱干事,她初中曾跟韩继明同过班,是位上海籍的小姐,长相颇俊俏。她的哥哥阮中柱与韩继明同班,是731的,此人与韩继明的关系很不错,大概,韩继明就是通过她哥哥的关系,与其搭上线的。关于他俩的事,我是有所风闻的,不过,却不知详情。说来也真奇怪,我们八?二九的人老是迷上海防兵的人,黄秋菊曾和张家宾打得一片火热,结果她竟自食爱情的苦果,现在韩继明也正和阮倩玉热恋着,什么派别的纷争,也阻挡不了两颗相爱的心在互相碰撞着,爱情是不受约束的,爱情的力量比所有的力量都要大得多。

  韩继明先是一愣,又赶紧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说:“没什么好交代的,我和她只是同学关系,就像你们和我一样都是同学呗。”

  “你别说得那么轻松自在,像吹口哨一样,其实,你要瞒也是瞒不住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爱情和红鼻子都是掩盖不住的,’我奉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我也凑趣道。

  “真的不骗你们,我和她仅是同学关系,只不过比较要好一点罢了,仅此而已。”韩继明辩白道。

  “你们这一对斑鸠真的这么清白吗?别是‘夜出天星日落雨,明里无情暗有情。’”刘友礼眯着一双细小的眼睛,不相信地瞅着他。

  “唉,我跟你们说,你们又不相信我的话,真没办法。”韩继明摇摇头道。

  “继明呀,我劝你别吃迷魂汤了,要是一头扎到恋海里去,那就浮不起来了。”刘友礼忽然沉下脸来,正经八百地说。

  “那当然,怎么会呢?”韩继明的双目透过眼镜片直视着刘友礼。

  我们又扯了一阵子,后来,我们告辞了徐绍英、韩继明等人,离开了战坂村,又顶着炎炎赤日上了公路。

  眼看着8月29日一天天地逼近了,究竟应该如何庆祝这一革命造反者的节日呢?要搞些什么庆祝活动呢?这几天,我的脑子像走马灯一样在不停地转着,我一直在考虑着几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林郁老师所建议的放气球,但是,这有许多具体的问题是颇棘手的,譬如,带篷的大卡车到哪里去弄,氢气球能否弄得到,都是一个未知数,总之,这件事是比较难办的。另一个方案就是不放气球,放风筝,就像沿海军民向金门马祖放风筝一样,风筝上可以系着一幅标语,还可以携一些传单从天上撒下来。这个方案要比头一个方案更切实可行。由于放气球而引起联想放风筝,而由放风筝突然间又想起了以前夏令营篝火晚会上放孔明灯的情景,是啊,若放孔明灯不是一件更饶有趣味的事情么?

  如今要是用孔明灯来庆祝我们的“节日”,难道不是一件别出心裁的事情么?我们可以在孔明灯下面系一幅标语,假若不超重的话,还可以携些传单上天。放孔明灯比放风筝当然更来劲,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金从栋、袁芝青等人以前是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骨干分子,他们可能跟阮雪娥老师学习制作过孔明灯,不妨让他们试试制作孔明灯。

  为此,我召开了一个勤务组扩大会议,我特地吩咐肖进仕去找金老板,并交代他要陪同金从栋一起来我家开会,最好金老板还能够化装一下来。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是《红旗》第十四期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发表之后,明白人就像吃了萤火虫一般肚里明白。实际上第十四期社论是对第十二期社论的否定,看来,“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中央正在不动声色之中转轨着。况且,革造会一伙人的倒行逆施愈来愈不得人心,他们明火执仗地到处搞打砸抢,到处冲击军区和军事单位,抢夺枪支弹药等,凡是头脑稍为清楚一点的人(包括革造会当中的明智人在内)都意识到他们这样做肯定是要犯大错误的。肖进仕和齐绍经过一番审时度势之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我们新革会这个大家庭里,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对于他们一句责备的话也未说,就当作压根儿没发生过这回事一样,一如既往热情地对待他们,充分地信任他们。《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不仅是我,其他同学对他们也一样,并没有歧视他们,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谁都曾有过彷徨、动摇、犹豫、困惑的时刻,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不可理解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互相间更需要增进理解,经常地谅解别人,因为谁也无法那么精明地理解那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

  除了韩继明人在战坂,我未通知他外,其他勤务组成员我都通知了,此外,我还叫袁芝青、徐雪真、黄明芳也来参加今天的会议。下午3时左右,同学们陆陆续续地都来我家,会议是在我的房间里开的。我的房间是朝北的,所以,下午窗户都紧闭着,我不时地从百叶窗叶子的缝隙窥视外面的动静。

  人都来差不多了,就差金老板和肖进仕还没来,薛刚有些不耐烦地道:“怎么搞的,金老板还不来,大概不会来了吧,咱们开会吧。”

  “不,他会来的,莫急吧,再等一会儿。”我说着,又走到窗口,从百叶窗的缝里往外面看了一下。

  过了一小阵子,我听见外面院子有动静,就又凑近百叶窗的叶子看了一眼,果然是金老板和肖进仕二人推着车子从大门外面进来了。

  我一边叫道:“是金老板他们来了。”一边我就赶紧开了房间的门,走到院子里去迎接他们。

  今天,金老板化装打扮得真有点叫人认不出来了,他头戴一顶法国式的白色的硬塑太阳帽,又戴了一副太阳镜,身穿一件短袖白衬衫,那模样就像是那个化装成华侨巨商的洪常青。我一下去,就故意惊叫起来:“唉哟,从哪儿冒出个洪常青哟,金老板,你今天变成了洪老板了!”

  此时此际,我房间的一扇窗门被打开了,屋里的同学都挤在窗口探头探脑着,刘友礼也从窗口叫下来:“金老板,你今天这身打扮简直就叫人认不出来了,是好像洪常青。”

  自从七?二0事件发生后,因为九?一五的人扬言要捉拿金老板,我就叫他躲藏起来,今天是他第一次秘密露面,因此,同学们见到他都感到十分高兴,个个兴奋异常。

  金老板也显得有些得意地道:“我今天打扮不错吧,在街上人家都认不出我是金老板,嘻嘻嘻。”

  金从栋和肖进仕的自行车停在院子里的一棵龙眼树下上了锁之后,我就和金从栋大握起手来道:“好些日子没见你了,真想你呀,金老板。”

  “我还不是一样,我做梦都想和你们呆在一起,咱们是瓜不离藤藤牵瓜——谁也离不开谁。”

  后来,我们上了石阶,进了房间,我又把房门关上,把窗门也重新关起来。由于金从栋的到来,致使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很活跃了,他进了房间,就跟许多人握起手来,连那些女同学他也毫不介意地伸出手,同她们握手起来,嘴里还说笑着:“雪真呀,你还是胖得像一只大皮球。”

  徐雪真佯作嗔着地道:“金老板,你一见面,就这样不友好,可不好呀!”

  “谁说我不友好呀?说你胖有什么不好呀?胖意味着健康,我们形容那些祖国的花朵,不是也常说胖得像大苹果、大皮球么?”金老板笑嘻嘻地说。

  “金老板,什么东西一到你嘴里,鹅卵石可以变成珍珠,泥人儿变成金佛像,真是‘山鸡能唱凤凰调,盐煲豆豉都发芽。’”刘友礼揶揄他道。

  “哼,我的嘴再厉害也厉害不过你的刀子嘴呀,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你刘友礼巧舌如簧,正是‘三寸舌头一嘴油,哄得孔雀配斑鸠。’”金从栋也反唇相讥。

  “你俩别斗贫嘴了,咱们现在开始开会。”我息事宁人地道,在大伙儿都肃静下来以后,我首先讲话说,“今天是我们新革会勤务组的扩大会议,今天人来得比较齐,是我们退出学校之后最齐的一次,连金老板也化装成洪常青来开会。”

  我说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坐在金老板旁边的刘友礼也不安分,他伸手把金老板衣袋里的太阳镜掏了出来,在手里摆弄了一下,然后,一边把太阳镜往自己的脸上戴,一边问说:“金老板,你这太阳镜是从哪儿偷来的?”

  “‘偷’?我金某人为什么这么贱,还要偷?难道我金某人就不兴有太阳镜么?须知,我金某人可是姓金的,人称金老板。”金从栋反驳道。

  “喂,诸位老兄,现在是开会,要说‘相声’待会儿再说。”我制止他俩说,接着,我又继续道,“我们新革会战士被迫退出学校之后,这些日子,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伟大长城,我们仍然顽强英勇地坚持战斗着。我们几个活动点的工作都搞得不错,譬如,金老板和郑永铭两个活动点,他们都是战斗在革造会的心脏地带,经常在大桥一带张贴出标语和大字报,搞得那些红九?二、原子兵团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闹不清楚这是哪里的八?二九,又是躲在哪儿,殊不知我们这些孙悟空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咧。当然,由于我们的活动点比较分散,几个活动点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的,在行动上还不够统一协调,并且,都是采用各自不同的化名,因此,产生的影响还是不够大的。今后,我们要加强各个活动点的联系和通气,还要采用一个统一的代号以扩大我们组织的影响……”

  “这个主意是不错的,我建议以后我们都统一署名为八?二九秋收起义部队,‘秋收起义’这个名字不仅有意义,还寓意着我们将在秋收的日子赢得胜利。”刘友礼插嘴道。

  “对,就叫秋收起义,这个名字一语双关,好极了!”金从栋也嚷起来了,他又把脸转向刘友礼说,“还是你这个狗头军师头上点灯——高明,哈哈哈。”

  “那也好,以后我们就统一署名为八?二九秋收起义部队,至于下面署几支队就由你们随便署了。”我也表示同意,接着,我又说,“还有一个问题,眼看着8月29日即将来临,这是我们八?二九联司的节日,我们南指也要搞些庆祝活动。师院的林郁老师曾经建议借来一辆带篷的大卡车,八?二九那一天清晨从省气象台省机那里弄来一只氢气球,运到南区来放。这个主意倒是不赖的,不过,办起来难,那带篷的大卡车到什么地方去借?省气象台的省机肯不肯给我们氢气球,这些都是具体的问题,再说氢气球目标那么大,也容易暴露。我后来又考虑了一个新的主意,那就是放孔明灯,我们以前夏令营篝火晚会上就有放孔明灯,那美好的情景恐怕是永生难忘的……”

  我未说完,金从栋便迫不及待地打断我的话,兴致勃勃地嚷道:“放孔明灯?这主意太好了!我赞同放孔明灯!”

  “我们可以用彩纸糊扎孔明灯,下面再悬系着一条标语,如果不会超重的话,再携些传单,然后,点燃引线,等孔明灯飞到高空时,引线烧光,传单就从天上撒了下来。不过,要搞孔明灯,得看你金老板的了,金老板,你以前搞过孔明灯么?”我两眼瞧着金从栋。

  “搞是搞过,只是过去跟着阮雪娥老师搞的,现在怎么扎法都忘光了。”他回答,又脸转向袁芝青道,“芝青以前也搞过孔明灯。”

  “我也忘了是怎么扎的。”袁芝青用那娓娓动听的声音答道。

  “不过,你们两个毕竟是曾经搞过孔明灯,多少总是留有一点印象的,记忆是件奇怪的东西,既可以被遗忘掉,又能够重新唤回忆。据说,远事记忆是一种核糖核酸参与的蛋白合成反应,服某种药物可以造成遗忘,另服某种药物也可以增强远事记忆,还有一种邓拓的丹方,那就是狗血淋头专治健忘症,哈哈哈——”我说着,自己先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如果能够叫阮雪娥老师来帮助我们一起扎孔明灯,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袁芝青又启齿道。

  “不行,阮雪娥老师是革造会观点的,她肯定不会帮我们忙的。”我摇摇头说,“我们还是应该要依靠自力更生,求人不如求己,用自己的双手来开创世界,金老板,还有芝青,这回要看你们显身手了,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既然你们要赶鸭子上架,那我金老板也只好卖糖敲锅——豁了出去,试试看吧,反正,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不信我金老板就扎不出孔明灯来。”金从栋也开口应诺。

  “好,有你金老板这话垫底,我就像吃了秤砣一样定了心,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我兴奋地扫视了金从栋、袁芝青一眼。“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制作孔明灯必须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里,而且,孔明灯体积大,在房子里扎不方便,最好在院子里搞,我想来想去,最安全、最合适的地方莫过于省军区大院,好在林圆圆、郭晓东的家都在省军区大院里头,喂,金老板,你到过她们的家吗?”

  “到过,林圆圆的家是一幢将军楼,漂亮极了,晓东的父亲是一位上校副参谋长,她的家也占了三层楼的半层,如果能够在军区大院里面制作孔明灯,那当然再安全不过的了。”金从栋回答。

  “那由你去通知林圆圆和郭晓东,叫她俩这一、二天到我家一趟。”我又对他说。

  “好的,”他点头应诺,又道,“李晟,有开水吗?我口渴得要命。”

  “你又不早说。”我说着,就站起来,走到里屋去,一小会儿,我托着一盘子的茶水出来了,我把盘子放在书桌上,先递给金从栋一杯,然后,问其他人说,“谁要喝水?”

  “给我一杯!”刘友礼、薛刚、石达志等人不约而同地嚷起来。

  一下子,几杯茶水全瓜分光了。接下来,几个同学都发言表态,赞同搞孔明灯,以后,我又说:“那就这样,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由进仕、金老板、袁芝青、徐雪真,还有再加上林圆圆、郭晓东组成一个小组来制作孔明灯,由进仕和金老板负责。”

  这时,石达志又提出了一个建议道:“最近,我晚上经常到师院去,发现晚上师院里没什么人,我还特地到处跑了一大圈,发现师院的后围墙很矮,我们只要几个人半夜里从墙上爬进去,在革造会的虎穴里刷写标语,捅他们一下子,扫扫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也知道我们八?二九人的厉害!”

  “是啊,我也发现师院晚上没什么人,他们晚上都躲在搂里睡大觉,我们可以从后面围墙偷爬进去,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肖进仕也说,他和石达志的家都在师院附近。

  “妙哉!这个主意太棒了!我金老板最爱当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内耍子,我也参加这次行动,就用‘秋收起义’的名义干他们一个天翻地覆。”金从栋也自告奋勇地道。

  在几个同学发言之后,我也表态说:“那好,我们就采取一次行动,由海南岛、金老板、进仕、齐绍、鸣生五个人组成一支精悍的敢死队,在八?二九的前夕,半夜里偷爬进师院里去刷写标语,这也算是庆贺八?二九行动一周年吧,来一个双管齐下,不过,你们可得谨慎行事呀,毕竟我们是到睡狮嘴里拔牙,这牙可不好拔呀!”

  第二天清早,我刚吃完早饭,林圆圆和郭晓东就来到我家,这是她们第二次来我家。由于军区里有一个内部文件,叫军内干部子女不要参加地方上的各组织,不要参与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了防止军内高级干部子女参加了地方上的派别组织,会产生种种不良影响。尽管文件是这么规定,但是,林圆圆和郭晓东并不退出我们新革会,她俩的心还是和我们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出于关心爱护她们,就叫她俩少参加一些我们的活动,只是有空的时候来玩玩,我们有事情也会通知她们的。

  我把她俩迎进了客厅里,还端上两杯茶水给她们,我也在一张石圆凳上坐下来,对她们道:“今天是你们自己来的,还是金老板叫你们来的?”

  “我们早就想来了,正好昨天下午金老板来找我们,于是,我们便来了。”林圆圆回答说。

  “那你们知道我叫你们来的用意吗?”我又问。

  “要搞孔明灯,是吗?”林圆圆略为歪着脑袋望我。

  “是啊,为了庆祝八?二九革命行动一周年,我们南指也要搞些庆祝活动,我们准备放孔明灯,可是,孔明灯的体积很大,在房间里舞不开,最好要放在院子里制作,这样子,目标就更大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最合适的环境就是在省军区大院里搞,省军区靠着我们附中,以后,要燃放孔明灯,就从省军区大院里放出来,让九?一五、红九?二的人都看见,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叫你们来,就是要跟你们商量这件事,我未到过你们的家,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方便不方便作为制作孔明灯的场所。”我向她们亮了底牌。

  “要在我的家制作孔明灯是没问题的,不过,我们二人的家都在军区大院很里面,以后要燃放孔明灯不怎么方便,我倒有个建议,九中八?二九的赵一兵的家就住在我们附中大门口的斜对面,跟马路就隔着一堵墙,如果能够在他的家里制作孔明灯,以后放孔明灯,一飞就飞到马路上,人家也不知道我们是哪儿放出来的,那才是再好不过的了。”林圆圆道,接着,她又脸转向郭晓东说,“晓东,是不是,那个赵一兵的家就靠着马路旁?”

  “是啊,九中赵一兵的家跟马路只有一墙之隔,并且,他的家也有一个院子,他的父亲是省军区的一个处长,假如能够在他的家里搞的话,比在我们家搞要好。”郭晓东也附和说。

  “赵一兵?是不是铁军的?”我又问道。

  “他是铁军的。”林圆圆点点头。

  “我认得他这个人,他这个人顶有趣的,以前我看他一天到晚总是戴着八?二九袖章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才对他这个人有印象,不过,我同他并不熟悉。”我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我设法同他联系一下,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他家里搞,你们二个也参加制作孔明灯的小组,由于军区里面进出不方便,我们只派搞过孔明灯的金老板、袁芝青,再加上肖进仕、徐雪真组成制作孔明灯的小组。”

  “这没问题。我们会协助的,只是我们从来也没搞过孔明灯这玩艺儿啊。”林圆圆道。

  “就是,我这人是笨人,笨手笨脚笨脑袋,孔明灯怎么扎我一点也不懂。”郭晓东也说。

  “不会,学呗,从来没有天生就会的事,‘世人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再说金老板和袁芝青以前搞过孔明灯,你们跟着他们搞就是了。”我扫视了她俩一眼。

  “那这样好,你们先跟赵一兵联系看看,如果他家不行,就放在我家搞。”林圆圆说。

  “放在我家搞也行。”郭晓东也道。

  “好的。”我笑笑着点点头,又发问说,“嗯,你们知道省军区的老吕和老梁最近怎么样吗?”

  “老吕和老梁呀,他们都调走了,不再负责附中的支左工作了。”林圆圆回答。

  “啊,老吕、老梁调走了?”我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们两个是难得的好人,调走了真可惜,好人总是留不住的,唉——”

  “是啊,他们两人为人很不错。”郭晓东也说。

  以后,我又道:“你们要不要传单?给你们几张。”说着,我就站起来,走到里屋去,取出几张《待来年》传单和近期的《文革动态》,又回到客厅里。

  “这传单给你们,这《文革动态》你们要不要看?”我一边说着,随手就把传单和《文革动态》递给她俩。

  她俩满面笑容地接过这几期《待来年》和《文革动态》,把《待来年》抓在手里,饶有兴趣地各看起一份《文革动态》来。

  后来,她俩离开了我的家,当她俩前脚刚走,我的后脚也走了,我去找林郁老师。

  当我来到林郁老师家的房门口时,正准备叫唤林郁老师,却听见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吵吵嚷嚷声,林郁老师爱人的“花腔女高音”像机关枪一样在发火着:“就你积极,就你锤垫,就你傻瓜,就你爱出风头,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都老骨头一把了,还自以为是十六、七岁的红卫兵小将,也在瞎蹦达,你逞什么强哟?想当左派还是想当官?老实说,你这人一辈子也甭想当官,我跟着你也算是倒霉透顶,你这人当不了左派,当右派、反革命倒有份,你若不被挨打挨揍,我就烧香拜菩萨了。”

  “嘘,你小声一点好不好?别像进站的火车吼得凶,外面人家会听见的。”这是林郁老师的声音,他息事宁人地劝说她。

  “听见又怎么样?我就是要让人家都听见。”她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你这个人是全世界最‘锤垫’的一个人,人家都比你乖巧得多,不是随大流,就是当逍遥派,而你却偏偏要当什么少数派,害得我一天到晚都要替你担惊受怕,我嫁给你算是眼睛被老鼠叼了去——瞎了眼。”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阵子,是叫唤呢,还是回避,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叫门,既能来了,而且是有要事相商,就不管他老婆发什么淫威,还是要闯进去,我叫道:“林郁老师。”

  林郁老师听见唤声,出来开门了,他一看见是我,脸露笑容道:“是你呀,小李,进来吧。”

  我进了房间,看见林郁老师的老婆正坐在一张小圆桌旁边的凳子上,她穿着一条深赭色的裙子,把肥胖的右腿搁在左腿上,像一块松糕一样松软的圆脸肥肉横生,嘴里仍在气虎虎地喘着气,余怒未息,不过,她看见我进来,还是对我点了点头,表示打了招呼。林郁老师的爱人也是一位教师,她在五七中学(原华侨中学)教外语,是一个上海人。

  我坐下后,看见房间里的火药味还很浓,就对林郁老师说:“林郁老师,你有空吗?咱们一起去找一下大森,好吗?”

  “好啊,现在就去。”大约,林郁老师为了摆脱他老婆的叱骂,他也不知我为何要去找九中的郑大森,便一口应诺下来,借机逃之夭夭——从这点上说,我来得很适时,他因此才有了逃脱的跳板。

  林郁老师说着,随手就抓起衬衣往身上一套,便跟我一起逃出了他的家。出了楼之后,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随口道:“林郁老师,刚才跟师母闹矛盾了?师母发起脾气来,简直是雷婆发淫威——好厉害呀。”

  “嗨。她就是这么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唉——”他摇摇头,摆摆手,又道,“不说这一些,你拉我一起找郑大森有什么事呀?”

  于是,我就把要搞孔明灯一事一五一十地向他诉说,林郁老师听罢,略略思索了一小会儿,表示赞同说:“你们的设想很不错呗,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郑大森的家是在临江的一幢小木屋里,我这是第一次上他的家,得通过一条很长的狭窄的阴暗的过道,忽然间,一只老黄狗从我的脚边窜了过去,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这个人很怕狗,很怕狗会咬了我。

  林郁老师在郑大森家的房门前叫唤着他的名字,郑大森应了一声:“来了,谁呀?”接着,他就从楼上的小木梯上下来了。

  他看见是我们,笑容满面道:“是你们呀,快进来坐。”

  我们进了屋里,那是低矮破陋的木房,连地面也是潮湿的土地。我和林郁老师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开始了谈话,林郁老师简单扼要地将我们的来意向他说明,并向他询问说:“你们九中的赵一兵这人怎么样?”

  “这人还可以,他是初二的一个学生,我们32111都是高三的,他是铁军的,我们学校的铁军只有两个人,听说他的父亲是省军区的一个什么处长。”郑大森回答。

  “那你能不能跟他联系联系?”我也问。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的身上好了。”他爽快地一口应诺。

  以后,我们约定明日上午在我家开会,再具体商榷关于制作孔明灯的问题,也请赵一兵来开会。

  这几天,金从栋、肖进仕、袁芝青、徐雪真以及家住省军区大院里面的林圆圆和郭晓东都聚集在九中的赵一兵同学家里,紧张地制作着孔明灯。由于赵一兵的家是在省军区大院里,出入不方便,而我又不会搞孔明灯,所以,我没有直接参与制作工作,但是,我的心却时时牵挂着孔明灯的制作。

  27日早上,肖进仕来我家,他兴奋不已地告诉我道:“李晟呀,感谢上帝,我们的孔明灯总算赶做出来了!”

  “啊哈,孔明灯做出来了!太好了!向你们致敬!”我也高兴得只差一点儿没蹦跳起来,装腔作势地向他挥起手。

  “我们这几天连续作战,几个臭皮匠凑在一起,群策群力,集思广益,‘集得三人智,聪明抵一仙’,终于在昨天下午把孔明灯赶做出来了。”

  “那你们一共做了几盏孔明灯呀?”

  “做了两盏,一盏是用棉纸做的,一盏是用粉红色毛边纸做的,我们还在孔明灯的下端各系了一条‘庆祝八?二九革命行动一周年’的标语,那孔明灯做得可精致了,还糊了金纸边,简直可以参加灯展……”

  “那孔明灯有没有携些传单呀?”

  “当然有呀,我们还是用彩色毛边纸印的,这样,传单从天上撒落下来时,就像天女散花一样五颜六色。”

  “传单不要带太多,带多了会超重,那孔明灯就飞不上天去了,另外,传单只要半张纸就够了,甚至四分之一张纸也可以,总之,越轻越好。”

  “嗯,知道的。”

  “你们打算今天夜里采取行动,来个‘张顺夜闹金沙渡’,是么?”

  “是的,我们准备今夜行动,翻墙爬进师院刷写标语。”

  “那你们几个人可要格外小心,不要太性急,最早不得在十二点以前行动,因为那时候还有人没睡觉,最好是在半夜二点钟再行动,切记:‘谨慎为安全之本。’”

  “知道的,这几天师院里的高音喇叭在不断地广播着什么《新闻公报》,叫嚷着他们第一批电控地雷、烈性催泪弹、燃烧弹爆炸成功。哼——任他们得意忘形地叫吧,嚎吧,我们就是偏偏要到老虎口里拔牙,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也听说师院联指搞了什么电控地雷,那你们更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今天晚上就看你们的了,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在家里静候你们的佳音。你明天早上不妨混到师院去逛逛,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然后,你再来我家一趟,把情况告诉我,你明天早上无论如何要来我这里一趟。”我又叮嘱道。

  “好的。”我们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着。

  27日深夜,黑沉沉的天穹繁星密布,那无数的星星在闪烁着,有的亮,有的暗,有的红,有的黄……,那银河喷射出乳白色的光芒横跨苍穹南北,形状如若一块巨大的凸起的大铁饼,又有如一条银光闪闪、奔流不息的大河。经过一天喧闹的东南师院校园此际已归于静寂,那些像被拔了毛的公鸡一样好斗的好汉狂徒们在白天吵够了、闹够了,现在一个个都疲惫不堪,躲在宿舍大楼里呼呼大睡起来。空旷的校园里一个人影子也没有,只有路灯发出了昏暗不明的灯火,还有校门口附近的大字报栏是灯火通明的。

  约莫凌晨1点半左右,我们新革会的金从栋、肖进仕、石达志、余鸣生和齐绍组成的一支小分队带了两个油漆桶的墨汁和几把排笔,他们像猿猴一样利索地从师院后面的围墙翻墙爬了进去。这几个人的家多在师院附近,对师院的地形位置是了如指掌的。当他们逾墙而入之后,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除了草丛里的蝈蝈、蟋蟀在发出昆虫奏鸣曲之外,四周一片死寂。

  “好球!没人发现我们,同志们,跟我来!”石达志像指挥员一样挥了一下手,他走在前头领路,而其他人便跟在他的后面。

  他们悄然无声地走着,一路上,他们只要看见有大字报栏便停下脚步,那个肖进仕心较细,他还特地带了一只手电筒来,这当儿,他对石达志道:“喂,海南岛,你来打手电筒,我来写标语。”

  他说着,就把手电筒递给了石达志,在手电筒光和路灯的微弱灯光照明下,肖进仕和金从栋各拿着一支排笔,用我们学校特有的蓝色墨汁,就在他们的大字报上刷写了一幅幅标语:“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四?二0一小撮反军小丑,还我长城!”、“发扬八?二九革命造反精神,誓将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标语署名均是“八?二九秋收起义”,而且这几字都写得斗大,十分引人注目。

  “走,咱们先到校门口那里刷写标语去。”石达志又提议说。

  “对,先去校门口,刷完了,再去其他地方刷。”金从栋也表示赞同。

  于是,这一行人又直奔向校门口。在校门口里面的主道两侧全是大字报栏,长达二百余米,特别是靠近大门口那地方装了许多盏上百支光的大灯泡,光亮得如同白昼一般,所以,很容易暴露目标。不过,石达志几个人也是吃了豹子胆,“上天敢把雷公擒,下水敢把龙宫拆”,他们先是躲在黑暗处观察了一小阵子,看见那里并无一人,金从栋兴奋地说:“今天真是幸运之星在保佑着我们,校门口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太好了,ОченьХорошо![笔者注——俄语:很好!谐音:哦轻哈拉梭。]”

  “我们5个人一齐动手刷写标语,那速度会快些。”肖进仕说着,就把几把排笔分发给各人,并布置各人写什么标语。

  接着,他们5个人疾步奔向校门口,在两边的大字报栏上同时刷写起标语来,除了上述那几条标语外,还刷写出如:“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大张旗鼓开展‘拥军爱民’活动!”、“革造会必须悬崖勒马!”、“革造会必须大乱!”、“八?二九在怒吼!八?二九必胜!革造会必败!”、“革造会依靠打砸抢抄抓,挑起武斗和造谣过日子决没有好下场!”等标语。

  金从栋、石达志几个人一边刷写着标语,一边像羚羊一样警惕地左顾右盼,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如果发现有人来,便准备拔腿就跑。说来今晚也真幸运,师院联指的人都睡得如死猪一般沉,偌大的校园里竟看不到一个人影子,这给我们“作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我们的特别行动小分队紧张、迅速地刷写着标语,没过多久功夫,那两边二百余米的长廊的大字报栏竟统统都给我们的人刷写上了标语。

  而后,我们的小分队又转战各系,直至把两桶的墨汁都写光了,方才撤兵。这一行人又沿着原路,从后墙翻越了出去。这时候,大伙儿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如同卸掉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一般,不再像刚才那样的提心吊胆,我们今夜的行动干得既利索又漂亮,几乎可以想象到明早师院联指的人发现我们的标语是怎样的又叫又跳,石达志、金从栋、肖进仕他们的脸上都挂着胜利的笑容。

  不出所料,第二天清早,当师院联指的人从甜蜜的睡乡醒过来之后,他们忽然发现整个校园里到处都是八?二九秋收起义的标语,正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们真有点惊慌失措了,不知道这些天兵天将似的八?二九秋收起义是哪个学校的,又是从何而来,惊得大叫大嚷起来。

  那个八?二九井岗山的头头吕钦平气急败坏地叫骂道:“他妈的,这些叭儿狗竟爬到太岁爷爷的头上屙屎屙尿,反了,反了,这还了得!”

  另一个联指头头徐季也满腹狐疑地说:“这些叭儿狗是从哪个狗洞里钻出来的?似乎不像是我院叭儿狗干到底那一伙小子干的,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又是怎么进我们学校的?以后必须严加防范,必须严加防范。”

  早上,肖进仕如约来到我家,进了我的房间之后,我便迫不及待地问他道:“怎么样。老兄,昨夜的行动进行得顺利吗?”

  “真是上帝保佑,顺利极了,我们干得可漂亮咧,比原来想的都要利索漂亮得多。”他答道,接着,他就把昨晚如何行动的详尽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你们干得太好了,应该给你们授一级战斗英雄勋章。”我兴奋地拍拍他的肩膀,又问说,“那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去师院观察一下有什么反应呢?”

  “有啊,怎么没去呢?今天师院的校园里热闹极了,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他们议论纷纷,我也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凑到近处听他们到底议论些什么,他们有的在猜测这八?二九秋收起义究竟是什么人,又是怎么进师院校园的,有的则在咬牙切齿地咒骂叭儿狗,嘻嘻,他们越是骂得凶,说明了我们干得好!”

  “是啊,我们总是应该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不然,他们还以为我们南区的八?二九人都死绝了,今天他们总算是领略了我们南区的八?二九人也不是豆腐脑,人不能太软弱了,太软弱了就会遭人欺负。”

  “我们过些日子再给他们一次奇袭,叫他们日夜不得安宁。”

  “到时候再说吧。”我点点头,又说,“明天就是八?二九了,你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吗?”

  “是的,但愿明天也交好运气,就像昨晚上一样。”

  “会的,幸运是正义之子,而不是邪恶之子,我相信上帝和马克思都在保佑我们,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967年8月29日是1966年8月29日行动一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早上,那个高一(4)班的绰号为“半疯癫”的陈细妹原先是位“大老保”,如今她也加入了九?一五兵团,今天她竟一个人在校门口独自跳起忠字舞来。

  “半疯癫”自个儿放声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她一边唱着,一边对着校门口的毛主席画像翩跹起舞,手舞足蹈地大跳起忠字舞来,狂热地做出种种表现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舞姿,动作矫揉造作,没有一点艺术的美。不过,她一个人独唱独舞倒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好些九?一五、红九?二、海防兵的同学都聚围在四周,看她出洋相。而那个“半疯癫”见到有这么多人围观她表演忠字舞,如若服了兴奋剂一般兴奋异常,她越跳越起劲了,撕破了嗓门大唱道:“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在场围观热闹的那伙人都是吃饱了饭,撑着肚子没事干,他们故意在乱喊乱叫喝彩着:“来一个,‘半疯癫’,再来一个!”

  “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半疯癫’,再跳一个。”

  那个“半疯癫”真以为那些人是欣赏她的“优美”的舞姿,而不是成心看她出丑,她高兴得合不拢嘴来,果真又继续跳起忠字舞来。她跳得满头大汗,气喘嘘嘘,还在不停地跳着,就像《红舞鞋》里的珈伦穿了一双红舞鞋无休无止地跳个不停。

  这个“半疯癫”中等个,剪着红卫兵式的短发,人长得跟东施一般丑陋,她这人平日就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故才有“半疯癫”的绰号,她的家庭成份是工人,这年头是十分强调贯彻阶级路线的,所以,她高中才能够考入我们学校。

  虽然当时我们对于领袖都是狂热崇拜的,但是,我们学校还不兴跳忠字舞,除了她之外,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会在校门口独自跳着忠字舞,只有神经不正常的她才会这样做的。当然,“半疯癫”是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正常的,倒认为自己跳忠字舞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拜与爱戴,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表现。她对有这么多人围观她的表演而感到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所以,她就越跳越起劲,却不知道人家是在看她出洋相,并不是在“欣赏”她的舞姿。

  就在这同时,金从栋、肖进仕、袁芝青、徐雪真、林圆圆、郭晓东都聚集在省军区大院内的九中赵一兵家里,他们点燃了孔明灯的蜡烛,一小会儿功夫,那两盏孔明灯便充满了热空气,渐渐地开始升腾起来。

  据说,一架喷气式客机在从事国内航班的飞行,往往要把百分之三十,甚至是百分之五十的能源耗费在起飞上,难就难在起飞上,如果看过日本电影《追捕》,就有这点感受。同样的,一盏孔明灯要飞起来的最初时刻也是最费劲的。

  那盏棉纸制作的孔明灯大概扎糊得比较好,当灯内充满了热空气时,它便徐徐地上升了,越过了军区大墙,飞到了街上,飞到了我们校门口的上空,自然引起了正在校门口里面围观“半疯癫”跳忠字舞的那些九?一五他们的注意,连忙纷纷跑到校门口外边来观看。他们一看是我们八?二九放的孔明灯,便咬牙切齿地骂街起来。可是,正如一句土耳其谚语所说“大海不会因为狗吠而不汹涌”,那盏孔明灯在一片诅咒声中却越飞越高,他们只能仰天长骂,却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另一盏孔明灯也飞越出军区大墙,飞到了街心上空,大约这盏孔明灯是用粉红色毛边纸糊的,稍重了一点,不然就是因为制作的技术问题,总之,这盏灯一飞起来就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好像喝醉酒的李太白一样飘飘然,它在离地约四五米的上空徘徊着,底部又挂着一幅“热烈庆祝八?二九革命行动一周年”的标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大群九?一五的人跟在这灯的下面追逐着。

  他们大喊大叫着:“抓住它!抓住它!”

  “把叭儿狗的标语给扯下来!”

  他们一个个像袋鼠一样跳跃起来,伸出长臂猿一般的长手臂,企图抓住那标语,可是,那标语就离他们的手指尖咫尺的地方,就是偏偏抓不着,有时候只差那么一点点了,忽然间孔明灯又往上跃了一尺,惹得他们大骂起来。

  孔明灯又向前飘浮着,这时候又沉下来了,阿三、陈希琪几个人快步追了上来,争先恐后地跳抓着,欲当倪志钦第二。那盏孔明灯也许有点通晓人性,存心要捉弄他们,它总是飞得低低的,只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要给他们逮住了,忽地一下子又升腾起来。有一回,高个子的陈希琪跃起的手指尖都碰到了那标语,但是没抓着,孔明灯可能这时也“吃饱”了热空气,它便神气地腾空而起,再也不跟那些家伙们纠缠不休,越飞越高了,跟着另一盏孔明灯的后面一起飞向蓝天,正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九?一五那些家伙们没抓住我们的孔明灯,反而弄得一身臭汗,他们好不恼火地叫骂道:“他妈的,这些叭儿狗好可恶,便宜他们了!”

  “操他奶奶的,这些叭儿狗真该杀,气死我也!气死我也!”

  他们回到了学校里,看见那个“半疯癫”还在独自不停地跳着忠字舞,便把一肚子的火气都发泄到她的头上,谩骂道:“他妈的,这个‘半疯癫’今天真疯了,讨厌!”

  而在赵一兵家的肖进仕、金从栋他们刚才都为那盏孔明灯的命运紧紧地捏了一把汗,真玄呀,刚刚的场面真够惊心动魄的,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要叫九?一五那些家伙把灯给毁了,如今危险期已经过去,那两盏孔明灯像彩色气球一样飘浮在高空中,那两幅标语如尾巴一般飘浮着,街上的市人们纷纷停下脚步,瞻首仰望那两盏孔明灯,议论纷纭。

  在那孔明灯点燃的蜡烛的尾部系着一条导火索,当蜡烛燃断了导火索,一匣子就打开了,里面的传单纷纷撒落下来,那五颜六色的传单犹如天女散花一般,在高空中飘浮着,好奇的市民们用手指对天比比划划着,兴致勃勃地议论着,甚至连好些骑车子的人也停下车子,抬头往高空翘望,致使街上交通一时堵塞。我们的孔明灯吸引了许多人,我们的行动取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下午,八?二九联司、省工、省机、八工、市机革等组织在人民大厦广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八?二九革命行动一周年,我们附中新革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

  29日晚,革造会从城区调来了数百名武装人员包围了战坂乡,他们用机枪、冲锋枪等各种武器向老区、八?二九F司、省工飞虎大队进行疯狂扫射,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枪战。30日上午,革造会调来了更多的兵力,以更猛烈的火力,在农械厂水塔上的机枪掩护下,向战坂大队及附近农民住户发起猛攻,击伤农民社员多名。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老区和八?二九F司、省工飞虎大队寡不敌众,战坂乡终于被革造会占领了。

  这些日子,革造会连日冲击抢抄F军区,29日,由新北大、武汉三新、北峰红旗茶场山鹰部队一伙人到F军区办公大楼闹事,向F军区党委递交《照会》,主要内容是:甘子昆要出来接见;交出8.18事件八团的政委、团长;承认8.18、8.20是反革命暴乱;交出幕后策划者。下午3时,甘副司令作出答复:《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是强加于人,军区不能接受。

  当晚革造会留下6人进驻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在29日、30日、31日、9月1日的4天中,革造会的进驻人员增加到20多个单位、三百余人,抢占楼房从一楼会议室发展到一、二楼办公室,同时在一楼会议室的牌子上贴起八?一八办公室的字样。他们在办公大楼的墙上刷写出“打倒叶浩明”、“气死保皇兵”、“向坚决打倒叶浩明的左派解放军学习”等标语。在他们冲击军区的几天内,军区先后发现来自台湾的反动宣传品5张,这是军区从未发生过的事。

  后来,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军区同意派代表进行协商,但提出要不带枪、不准揪、不接受“打倒叶浩明”的口号为条件,结果遭到革造会方面的拒绝,竟扬言说:“不管怎样,出来就揪住带走。”

  他们还逼迫一值班员带路,冲击四楼作战指挥部,当他们冲到四楼楼梯时,看见在楼梯口挂着“绝密地方,禁止入内”的牌子,但他们目无法纪,以借口找甘司令为由,直闯四楼擅自乱看作战地图等军事机密的东西。9月2日,他们成立了“揪叶火线指挥部”,几百人的队伍冲向甘副司令的家抓人,并抄了甘副司令的家。接着,他们又如一群饿狼一般扑向叶浩明的家,抄了叶司令的家以及党委办公室,抢走机密文件,有的是中央首长讲话,有的是未发表过的文件、录音等。甚至,他们居然冲到坑道,把放在坑道口的麻袋掀开,肆无忌惮地用刀子撬坑道口铁门的螺丝,只是因为铁门十分坚固,无法撬开才作罢。

  以后,他们又分兵二路抄了周以锐参谋长和石南楚副参谋长的家。在周参谋长的家里,他们撬开门、抽屉、箱子的锁以及天花板,翻箱倒柜,搞得遍地狼籍,连毛主席语录也摔在地上。他们抄走了军用望远镜等军用品一套,现款一百多元。他们在石南楚副参谋长的家里抄走了一包所谓“黑材料”,其实是淮海战役总结、自传、档案等军事材料,还抢走了茶缸一个,钢笔两支,军帽一顶、枪壳一个,五发子弹。

  下午,他们又冲到车库,开走了69战备车一辆,边开车,边放枪,嘴里高呼:“谭王八开枪啦!”

  3日,又有数辆满载革造会武卫司令部全副武装人员的卡车到F军区挑衅,还有市机关联合造反兵团的八、九部消防车也到F军区挑衅。

  同日,周总理和陈伯达来电,摘抄如下:

  F市M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并北京红代会在F市的同学,以及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F市的人员并抄送F军区、省军管会、中央调查组、“八?二九”联合司令部:(以上均请F军区转)

  F军区是M前线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担负着很重要的战备任务。你们随意进驻其指挥机关,这种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希望:(一)你们进驻F军区各领导机关的所有人员一律即行自动退出其营区。你们进驻军管会的人员,也应当一律自动退出其驻在范围。

  (二)你们在F军区各领导机关和个人住宅所拿到的一切文件、档案、图书、资料等,应立即全部清点交还原单位,不准拿走,不准打开,不准照相,不准破坏。

  (三)F军区领导机关的所有坑道设施,任何组织、任何人均不得冲击和破坏。

  已接近到坑道的人员一律退出其警戒范围之内。如有人破坏坑道,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制裁。

  (四)你们把参加中央赴M调查组的F军区空军政治部汤副主任揪去游街,是很错误的。应当马上放他出来,让他恢复正常工作。

  (五)(略)

  (六)北京红代会的学生、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F市人员都应当在短期内返回原单位闹革命,不要干预M省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在F市的言论和行动,无权代表他们的整个组织。

  (七)(略)

  (八)(略)

  周恩来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

  为了打破革造会对南区舆论的垄断。我们新革会也组织人员冒险到红心路口一带张贴大字报,为了免遭毒打,我们总是选择黎明凌晨街上没什么人的时候进行行动。我们是轮流分小组行动的,这一天是轮到我和陈大宏出去贴大字报。

  我把闹钟拨到四点二十分,当我被闹钟的刺耳的铃声惊醒之后,整理好床铺,匆匆忙忙地洗了脸,刷了牙,然后,便提着一小罐事先已装好浆糊的原先是小学生盛米汤用的空罐头罐,夹着折叠好的一叠大字报,便走出了家门。

  外面的天还很黑,黑沉沉的大地依旧沉浸在寂静与幽暗里,明亮的启明星还高挂在星空中,街上没有行人,只有路灯散射着昏暗不明的灯光。

  我急匆匆地走着路,赶到了离我家不远的陈大宏的家,陈大宏的家是靠街的一栋广东房,房门依然紧闭着,屋里暗暗的,寂然无声。我在他的家门前,低声唤道:“大宏,大宏。”

  这时候,屋里传来了陈大宏的声音:“来了,就来了!”

  一小会儿,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走出了陈大宏,接着,他又把房门关上,与我一道上路了。

  他要我把浆糊罐子给他提,我就将罐子递给了他。

  “现在几点了?”他问。

  “大概4点半过一点,你是刚起床的?”

  “是啊,我想你快来叫我了,赶紧爬起床,刚穿好衣服,你就来了,我连脸也没洗咧。”

  我们来到了红心路口,那儿也只是有寥寥几个行人路过,整个城市还在沉睡着。我们四周环顾一番,见无人的时候,便开始动手张贴起大字报来,我们两个人四只手紧张地张贴着大字报。那大字报有好几张,当我们快要贴完的时候,忽然间,我发觉背后有一股热气扑来,便回头张望了一下,哎呀,也不知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身后竟围着一大群彪形大汉,他们也不知是从哪儿钻出来的,竟悄然无声地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身后,令我们措手不及,要想逃脱也逃脱不了,只听见他们在嚷嚷着:“看看谁在贴大字报,看看他们都写些什么。”

  看见在我们的身后围上这么一大群熊腰虎背的汉子,我们的心好像橡皮球一样被人陡然狠狠地捏了一把,一种恐惧感如打喷嚏一般本能而来,我想,这下子可完了,碰到革造会的家伙,真倒霉,现在只有等着挨揍了。我极力故作镇定,依然默不作声地继续贴我们的大字报,不理睬他们。

  谁料到,他们当中有人忽然欢呼道:“唉呀,原来是八?二九的,是我们自己人。”

  我一听他们说是自己人,便转过身子,将他们扫视打量了一眼,询问说:“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省工联司南区分部的,真对不起,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啊——你们是省工联司的,太好了,我们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我又说。

  “哦,你们就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今天真是巧极了,我叫陈祖兴。”一个头发有些卷曲的体格魁梧的汉子自我介绍道。

  “原来你就是陈祖兴呀,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很高兴能够认识你。”我和他紧紧地握着手。

  “我们是今天早上刚刚从城里出来的,我们是住在红心粮店的楼上,刚才是随便出来逛逛,没想到竟碰上你们,实在是过河碰上摆渡的——太巧了。”

  “你们一共出来多少人呀?”我又问。

  “我们一共出来19个人,以后,咱们常联系,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可以找我们。”

  “好的,我们一直想跟你们联系,可是,就是不知道你们在哪里,这下可好了,你们出来了,我们总算是联系上了。”

  “你们今天出来贴大字报呀?”

  “是啊,我们总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出来贴大字报,避免遭革造会的人打。”

  这时候,陈大宏还在继续张贴着大字报,有几个省工的工人也主动帮我们张贴。在张贴好大字报之后,我们又谈了一小阵子的话,然后,互相握手告别,分道扬镳了。

  这个陈祖兴是南区搬运社工人,运动初期,是南区很出名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由于他是省工联司的,在革造会大本营的南区站不住脚,这些日子,省工南区分部的工人都龟缩到华侨大厦以及城区的一些省工据点里,南区省工成了“真空”地带,所以,我们八?二九南指没办法同他们取得联系。

  今天凌晨,陈祖兴带领他的搬运社的一班人进驻在红心路口的红心粮店楼上,准备设立一个省工南区的新据点。刚在他们一伙人是出来巡视一番周围有什么情况,他们发现我们在张贴大字报,还以为我们是革造会的人,便悄悄地围了上来,像老鹰攫小鸡一般出其不意,企图要给我们一些颜色看。可后来他们发现我们原来是八?二九的,态度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们的关系一下子就变得甜甜蜜蜜,三月炒青蚕豆——又是(亲)又是热。尽管我们以前彼此是素不相识的,但是,由于我们是同一派的,派性的威力骤然间便显示了出来,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战友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此际,天色有些蒙蒙亮,黑夜在蜷缩着,天边的黑云慢慢地变成了灰白色,白昼就像天犬似地正在吞食着黑夜,白光渐渐地揭开了夜幕,愈来愈逼近地面。路上的行人也逐渐增多起来,他们多是些提着菜篮子去买菜的市民。

  我和陈大宏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长舒了一口气说:“今天真够惊险了,做梦掉下井——虚惊一场,幸亏是碰上省工陈祖兴一伙人,若是真的碰到革造会的人,准得倒大霉。”

  “是啊,如果今天真的碰上了革造会那些家伙,就是孙悟空打筋斗,也逃不出圈儿去,保准要挨皮肉之苦。”陈大宏也道,“说实在的,刚才确实够吓人的,我的手心紧张得要捏出一把汗来。”

  “刚刚主要是太突然了,那伙人像幽灵一样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下子围在我们的身后,怎能不吓人一大跳呢?今天的经历跟惊险片有比的,以前搞地下斗争贴传单也不过如此而已。”

  “我也一直没发觉他们,大概他们以为我们是革造会的人,便偷偷摸摸地想来个突然袭击,把我们魂都吓出来了,嘻嘻。”

  可是,省工陈祖兴那伙人才出城不过几个小时,上午9点多,工联总九分部大批全副武装人员便包围了红心粮店楼上,经过一番激烈的抵抗,陈祖兴他们只有19个人,终敌不过数倍于他们的工联总九分部那些家伙,那19个搬运社的工人都被俘虏了。九分部那些家伙把省工的工人不是五花大绑就是吊捆起来,用棍子和皮带施行最野蛮最残酷的毒打,尤其是那个陈祖兴被打得最厉害,他们把他吊在梁上,轮番上阵对他进行拷打,打得他嗷嗷乱叫,那哀号声十分凄惨,就像被屠宰前的猪一样,陈祖兴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几次昏过去了,但他们用一桶冷水往他的身上泼了过去,他清醒过来又再拷打,所施展的暴行同以前渣滓洞的暴行没什么两样。

  就这样,刚刚建立起来不到半天功夫的省工南区据点又被彻底摧毁了。

  下午,我和肖进仕、刘友礼、陈大宏等人约好一块上郑永铭的家去看看。

  郑永铭的家是在省航运公司大院里面,他的父亲是航运公司闽江轮船上的一位老掌舵,而母亲是航运公司食堂里的一名炊事员。他的家就在食堂里面的一小搁楼上,只有一个房间。我们在食堂里的小搁楼下面叫唤着郑永铭的名字,郑永铭听见唤声便下楼来,他看见是我们来了,同我们亲热地手拉手,然后,领我们上楼。

  我们一进房间,看见金从栋、林玉华和张露也在房间里面,大家便彼此寒暄起来了。郑永铭家的房间很小,来了我们这一群同学,就显得够饱和的了。郑永铭的父亲——一位头发斑白的年迈的老船工——待人好客热情,他看见这么多同学来他家感到十分高兴,连忙为我们沏茶,小叙一会儿,而后,便退出房间,把门儿带上。

  在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同学之后,我们便谈论起省工陈祖兴他们上午被打一事,我也将今天清晨邂逅相遇陈祖兴他们的经过叙说了一番,接着,我发感慨说:“唉——真没想到我们同省工陈祖兴他们刚刚挂上了钩,还不到半天时辰,他们就被革造会那班家伙抓走了,一个个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看来,省工要想在南区站住脚可真难啊。”

  郑永铭也道:“陈祖兴这人我认识,以前大辩论时,他经常和我们九?一五的人在一起,可如今亲家变成冤家对头,彼此反目成仇,‘蚱蜢见鸟断肝肠,鸟见蚱蜢咬舌头’唉——”

  以后,我向郑永铭询问起他家这个活动点的情况,我问说:“你们这个点情况怎么样呀?”

  郑永铭取了几期他们以《秋收起义》四兵团的名义办的小报《秋收起义》给我们看,郑永铭这人既会写文章,又擅长美术,他主编的《秋收起义》很有特色,用大版的篇幅搞漫画,而且,他的漫画画得很不错,简直可以参加漫画画展。

  我不禁夸赞道:“你们这个点的《秋收起义》办得很不错呀,尤其是漫画画得好极了,那些大锤打锣响当当的‘左’先生们见了准会像青蛙一样又叫又跳。”

  “是啊,有永铭这个大将当主编,哪有办不好报的道理?”金老板也吹捧起他来。

  “金老板,你别把我捧上了天,与其捧杀,不如骂杀,我可消受不了捧杀呀。”郑永铭张着大嘴笑哈哈地说。

  “唉呀,天哪,我岂敢‘捧杀’你呀,实事求是呗,好就是好,苹果甜的不说酸的,杨梅酸的不说甜的,嘻嘻嘻。”金从栋也笑嘻嘻地道。

  后来,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关于《红旗》第十二期社论的问题上,刘友礼发议论说:“否定之否定是辩证唯物论的三大规律之一,没有否定这个因素,整个社会将会变成一个死水坑。实际上,《红旗》第十四期社论是对第十二期社论的否定,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所谓‘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极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理论抛出来后,造成的恶果之大是无可估价的,产生的影响之劣也是无可估价的。”

  “就是,假若没有‘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革造会他们的气焰也不致于如此嚣张,也没有胆量明火执仗地到处冲击军区,抢夺解放军的枪支武器,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肖进仕也附和道。

  郑永铭也激动地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什么‘揪军内一小撮’,都是陈伯达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玩弄的权术,把我们坑害得可苦了,这个陈伯达真该叭哒见上帝去,恨不得把他烧成一把灰!”

  当时,公开谩骂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属于现行反革命的行为,因此,听见郑永铭赤裸裸地大骂起陈老头来,就像一颗炸弹炸开了,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场的同学都不由地愣住了,彼此面面相觑,大伙儿都保持沉默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原来喧闹的房间一下子变成静场。

  缄默了一阵子之后,我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我认真地望了郑永铭一眼,正经八百地说:“永铭呀,你讲话要注意点分寸,有些话只能放在心里,不能说在嘴上,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十二期社论是怎么一回事?‘揪军内一小撮’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大家的心里都有谱,都知道是谁搞的鬼把戏,我们都不是傻子,但是,不一定就要把这些都抖擞出来,放在心里岂不是更好些?特别是你身为新革会勤务组成员,说话更应该要注意场合,要注意影响,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像刚才那番话放在我们这几个同学中间说还问题不大,万一被外人听见了,就要被人家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

  “就是,大家都不要把刚才那些话传出去,对谁也不要再说起这件事,就当作没说一样。”肖进仕连忙也道。

  郑永铭有些尴尬地笑一笑,解释说:“我实在是气不过才说这番话的,事实就是如此,那老家伙是判官的肚腹——鬼心肠,耍的尽是阴谋诡计,企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管怎么说,你这样指名道姓地谩骂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弄不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反行为’,所以,我们说话都要小心谨慎,有些事情只要心里明白就行,不能说出口,更不能骂出名字来,你以后千万要注意,大家也都要注意啊!”我语重心长地告诫道。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