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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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下旬,我们尚在纸厂之时,社会上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其中以“一?二六事件”为最重大,事情不妨从头说起吧。

  1月18日,F部队领导机关在F市召开F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由于中央军委决定:“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F部队除学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事工厂等单位外,领导机关是暂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所属部队也是不开展“四大”的,因此,在发言材料准备上,日程安排上,和运动的新形势脱了节,都是让去年准备发言稿的代表发言,而没有安排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20日起,一些人对这个大会的方向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批判F军区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时,闽江日报社、省电台负责报导的记者也退出了大会,指责这个大会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并声明不给予报导。21日下午,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的南下学生开动宣传车到大会会址——F军区招待所——进行蛊惑人心的鼓动宣传,还张贴大标语,坚决反对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文化大革命对立起来,坚决反对脱离激烈的阶级斗争空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大会连忙专门组织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中央首长(自然也包括中央文革一伙人)有关指示和讲话,又学习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负责同志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多次组织代表上街观看大字报。

  然而,那些南下学生们却依旧执意要拆这个大会的台,22日上午,北广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的宣传车再次开往招待所,那车顶上一前一后的四只喇叭像黑黝黝的导弹发射器一样翘向天空,狂暴的声浪甚嚣尘上,他们公然肆无忌惮地喊起“打倒肖华”的口号来。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大会组织者当场就把那辆宣传车扣留下来,理由是学生播出了“打倒肖华”的反动口号。一位军官拿出一本小本本,大声地道:“好汉留名!”当然,那几个南下学生不是血溅鸳鸯楼的好汉武松,才不会傻乎乎地在本子上签名“留念”咧。

  23日,北广的学生再次到军区招待所,要求军区负责人和叶浩明出来接见他们,从中午一直闹到深夜,但遭到了叶司令严词拒绝,理由是:一、你们广播了“打倒肖华”的口号,这口号是根据反动传单来的;二、冲击军区;三、干扰了大会;四、态度不好。叶司令还传话说,“凡是革命左派一律支持,你们不改变这种做法一律不接见,几时改变,几时接见。”

  那些北广的南下学生见接见不成,干脆撒起野来,他们当场提出了强烈抗议。

  正值此际,中央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公布了,那些北广学生以为捞到了救命稻草似的,25日下午,他们又跑到军区招待所张贴大字报,要求军区给他们贴大字报的浆糊,遭到了拒绝。这些看上去书读得很多的大学生们其实也真蠢,他们居然要叫解放军供浆糊给他们来张贴攻击漫骂解放军的大字报,这难道不是异想天开的事么?这些政治狂徒们见达不到目的,晚上8时竟发出了第一号通令,要求叶浩明在10时前必须出来和他们辩论,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叶本人负完全责任。到了晚10时,叶浩明仍拒不来,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们就在招待所的门口水泥地上刷写大标语,公开点了叶浩明的名。

  在连续的火山喷溢、火山喷发之后,1月26日,终于发生了火山的大爆发。这一天上午,F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正在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誓师大会,8点半左右,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的6个人来到会场门口,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大会工作人员劝阻说:“要请示大会组织委员会,这是组织纪律。”

  但“星火燎原”的人仍要闯入会场,他们顶撞道:“什么纪律?是黑纪律,是刘邓的纪律,你们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反动路线的产物,不让我们进去,说明你们心里有鬼,怕我们揭穿这个阴谋。我们这次来,就是要砸烂这个大会。”

  双方施以唇枪舌剑,就在这时,F部队卫校“革字派”、F部队政治部话剧团和歌舞团、前线广播电台等单位的造反派二百余人赶到会场门前,他们同大会组织委员会主持会议的执行委员和工作人员大斗嘴法。

  “你们不能进去,会场里已经坐满了代表,没有位子容纳你们这么多人。”大会执行委员和工作人员拦住了礼堂的门口。

  “明明会场里还空了那么多位子,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那些造反派高声嚷嚷着。

  双方争执了一个多钟头,争得脸红脖子粗,依旧相持不下。

  那些军内造反派意识到靠嘴皮无济于事,只有“革命行动”才是最权威的,他们便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强行冲进了会场,并登上讲坛,抢占了麦克风话筒,会场上就像沙漠上刮起了一阵黑风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一个卫校“革字派”对着话筒大声说:“同志们,大家打开语录本,念第10页第二段‘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

  可是,那些代表们根本不买他们的账,代表们一致对他们无理取闹的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不断地振臂高呼口号:“不许捣乱会场!”

  “我们要开大会!”

  愤怒的声浪盖过了麦克风的声音,致使那些军内造反派老半天也不能向他们说一句话。

  后来,组织委员会的一位大会代表夺过麦克风话筒说:“同志们,我向大家提三点建议:一、大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二、欢迎各个造反派的同志一起来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待大会代表发言后,安排造反派的同志发言。”

  他的话音刚落,全体代表便报以一阵地动山摇般的掌声,然而,那些军内造反派却坚持要马上发言,两边又拉锯了半个多钟头,迫使会议中断,暂时休息。

  由于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大人物到底对造反派的小人物还是畏惧三分,休息后,被迫同意让话剧团、前线广播电台等单位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其中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的学生的发言最为激烈,他声嘶力竭地道:“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修正主义的会,我们有十足的革命的理由要造这个大会的反,要把这个大会砸得稀巴烂,要夺这个大会的权!F部队党委的官老爷们,你们快滚一边去,由我们革命造反派来主持大会!”

  对于“星火燎原”学生的杀气腾腾的演讲,那些思想还停留在廖初江、黄祖示活学活用毛著水准上的未参加“四大”的代表们当然是接受不了,即便是地方上的军内造反派中的不少人也对北京军内大学生的大胆妄为感到震惊,会场上又发生了骚乱,有人在抗议着,有人在起哄着,有人则喊着“打倒保皇派”的口号,也有人要退场,一直闹到12点半,大会执行委员宣布暂时休会,准备下午3时继续开会。

  代表们散会后,卫校“革字派”的学生又把F军区副司令员肖克辉团团围住,逼问他说:“肖副司令,请你回答,我们1月25日把军区后勤部部长尤太华游街是不是革命行动?”

  肖副司令耐心地劝说他们道:“同学们,军委对军队文化大革命是有规定的,不要抄家,不要抓人,不要戴高帽游街,希望你们要按军委的有关规定办事,按党的政策办事。”

  然而,那些卫校“革字派”的人却不服,他们一直纠缠住他不放。

  话分两头说,同一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医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团60多位学生整队前往F军区要求叶浩明接见并回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还开来了一辆广播车,于中午11点左右来到军区招待所门口,遭到了岗哨的阻拦,但他们不听劝阻,一拥而进入会场里面。这当儿,他们正好遇见卫校“革字派”的人围困住肖副司令回答问题,便也停下脚步,聚围上去旁听了一阵子,接着,他们也灵机一动想出花样,要求肖副司令帮助他们找叶司令。

  肖克辉副司令员是一位中将,年龄将近70岁了,他耐着性子听完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的一席话,不急不徐地说:“同学们哪,叶司令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谈,我帮你们转告叶司令。”

  可是,那些大学生拒绝道:“不,我们不跟你谈,我们跟你谈是一减一等于零,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跟叶司令当面谈。”

  “唉呀,同学们,现在已经2点5分了。”肖副司令看了看左手腕上的手表。“我还没有吃午饭咧,我的肚子也在造反了,人是钢,饭是铁,总不能不吃饭呗,有什么话等我吃完了饭再谈,好吗?”

  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只好同意等他先吃了饭再说,他们分兵两路,一批40多人连同广播车留守在会场门口,另一批十几个人则跟着肖副司令员来到了司令部第二食堂,这些大学生真会缠人,如若粘胶牢牢地粘住了知了一般,甚至肖副司令在吃饭,也有三个人在旁看守,简直就像安徽来的乞丐在饭馆里直勾勾地盯住吃着饭菜的顾客一样。

  那个肖副司令的秘书潘惠平看着好不恼火,他沉着脸问他们说:“喂,你们几个人叫什么名字?”

  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一味支吾地道:“这个……你问这个干吗?……我们……我们叫红卫兵。”

  潘秘书不友好地扫视了他们了一眼,又盘问说:“那你们今天来干什么的?”

  “来学习的。”那几个大学生也是一板对一眼地回答。

  当肖副司令刚刚放下筷子,那些大学生一拥而上,迫不及待地道:“肖副司令,请你现在就打电话找叶司令。”

  “你们可不要搞八?二九啊!”一个大学生恶声恶语地警告说。

  “这里有什么八?二九呀?!”肖副司令一时还不明白学生话的意思。

  “哼,想当初马为怕群众怕得像钟鼓楼上的麻雀一样惊破了胆,你叶浩明可别成为马为第二,也怕群众如叶公好龙一般。”学生的话一个比一个难听。

  “怎么能这样说呢?叶司令一贯是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的,他的态度始终是很明朗的,你们的说话不对头。”肖副司令语重心长地批评他们道。

  经过一番磨嘴皮,肖副司令总算答应打电话给叶司令,电话好一阵子才挂通,叶司令的秘书夏征晨在电话里转达了叶司令的意见:“医学院的同志要接见可以,现在正在开会,最好另外安排时间。如有急需解决的问题,可由肖副司令转告。”

  这样,学生们只好表示愿意等待。

  现在再将镜头转向会场那一边,接近三点时分,代表们又相继来到会场,医学院另外四十多名大学生也削尖脑袋混迹于大会代表中间擅自进入会场,因为会场里没有位置了,他们那队人马只得到主席台前的地上念语录。

  而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那些闯将们下午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动,他们在主席台的桌子上贴上了“勒令军区党委靠边站”、“大会的权由革命造反派掌握”等标语,讲台上的话筒也被拿走了,通往另外六个分会场的广播线路被弄断。他们还向军区党委勒令四条:(1)暂由“星火燎原”南下造反队接管大会的领导权,尔后由造反派研究,大会由造反派掌握;(2)军区党委靠边站,当权派随叫随到;(3)代表一个不能走,否则由军区负责;(4)不按以上三条办,一切后果由军区负责。

  与此同时,医学院“东方红”的那辆广播车也对着会场广播,代表们见大会无法正常进行,也为了抗议军内造反派无理的夺权举动,他们愤然陆续退出了会场,致使大会无人而成了“空城计”,只得散会。

  本来,肖副司令打完电话就想走掉,可是,那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见他要走,如若“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担心他一走等下接见更无望了,因此,他们便断然拦截住他,非要他带路去找叶司令不可。

  肖副司令出于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他再跟叶司令联系看看,这一次得到叶司令的答复是:“如一定要见,可以派少数代表,但要等一等,现在有事。”

  又经过一番争执,那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坚持要他们60多人全都参加接见,但肖副司令执意不肯,只许派少数代表去见叶司令,双方争论了好一阵子,最后达成妥协是:在场的14名大学生都去参加接见,其余人不能去。

  肖克辉把他们又带到第二食堂等待接见,那些像猛张飞一样急性子的大学生催问他说:“叶司令怎么还不来呀?他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呀?”

  “叶司令正在与周总理通电话,要等一段时间来。”肖副司令告诉他们道,接着又问,“你们要叶司令接见,主要谈什么问题?”

  “我们要谈‘八?二九’事件的情况。”“东方红”头头韩卫华眨着带有许多血丝的大眼睛说。

  肖克辉的头脑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正正经经地回答道:“八?二九事件,叶司令是从开始至今,一直是很支持的。”

  “我们希望军区不要重演八?二九事件,你不要扮演唐永发。”韩卫华总算道破“天机”。

  肖克辉听罢这话,忽然一下子明白了这些大学生们的险恶居心,他愤慨地质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卫华眉毛底下射出两道电光,冷冰冰地道:“这话你自个儿心中明白。”

  肖副司令显然被这几个大学生的话惹怒了,决意不再搭理他们,便摆摆手,气呼呼地晃着身子走掉了。

  由于下午的积代会解散了,军区卫校“革字派”的学生又想要叶司令接见回答问题,他们从大会会场给司令部接待室打了一个电话说:“卫校有40多人,医学院有60多人,要找叶浩明谈问题。”于是,接待室即派了两个同志到大会会场与他们洽谈,经过一番费力的交涉,“革字派”的人勉强同意推出7人去见叶司令,接待室的那两个同志又将他们带到第二食堂等待接见。

  但是,才过了半个小时,医学院“东方红”的宣传车也开到了第二食堂门前的公路上,车上满载着医学院“东方红”和卫校“革字派”的人,他们一下车就像一窝蜂一样拥进了第二食堂。不久,军区卫校“革字派”对立面的“红字派”的人也来到第二食堂,因为他们也获准一起参加叶司令的接见,致使食堂如中午开饭时那样热闹异常。

  后来,肖克辉副司令员又带着熊、石两位副参谋长来到了第二食堂,他一看见食堂里的人骤然增加那么多,好像是孙猴子身上的毫毛变出来的一样,不由地就火冒三丈,他强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尽量用平稳的语调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诺言?你们同意派代表,为什么又全部来了?请你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协议派代表,其余人一律先回去。”

  “不,我们不回去,我们要参加接见。”

  “对,既然我们都来了,就让叶司令一起接见我们。”

  那些“东方红”、“革字派”的人出尔反尔,大闹大嚷着,对肖克辉群起而攻之。

  “既然你们不肯派代表,那我也没办法,随你们去,我不管了。”肖克辉气愤地又坐上小轿车走掉了。

  这天下午,军区党委开了半天的常委会,研究处理积代会被夺权的问题,并打电话请示中央,5时许,正打算结束会议时,肖克辉回来向叶司令汇报了情况。叶浩明司令员因为今天嗓子哑了,讲不出话来,考虑到人多了接见时讲的话人家听不清楚,表示还是派少数代表接见。

  这样,肖克辉又如基辛格一般进行“穿梭外交”,再次来到第二食堂。这时已6点多,是食堂开晚饭的时间,肖副司令把医学院的学生带到第二食堂对面的一间房子里谈话,他对他们说:“叶司令马上就要接见,不过只能接见10个代表,其余的都回去。”

  那个韩卫华立刻嚷起来:“不行,我们这60多人就是代表,我们要求全部接见。”

  肖副司令瞟了他一眼,又环顾四周,说:“同学们哪,你们这么多人,人多口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如果这样,那我们保证只有10个代表发言,其他同学要发言可以写条子,既然来了,再出去到门口等,到底是什么理由呢?”韩卫华又提议说。

  “不,叶司令只能接见10个代表,多一个也不接见!”肖副司令像拨浪鼓一样摇着头,拒绝道。

  另一个像猛兽似的精瘦的大学生气势汹汹地高声说:“你叶司令摆什么臭架子,人家毛主席那么忙都抽出时间来接见红卫兵,而且一次能接见几百万,为什么叶司令几十个都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你们要是想接见的话,就赶快推出10个代表来。”肖克辉也像牛一样固执。

  韩卫华一边斟词酌句着,一边吐出的话如扔出来的砖块一般凶狠:“嗯,那我们提两个方案请肖副司令考虑:一、再请肖副司令与叶司令商量,我们坚决要求全体接见;二、如果把话讲绝了,‘只能接见10个人’,那我们自己就去找,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完全责任。”

  肖克辉一听也不由地火起来,他那军人的火爆子脾气发作了,怒目相视着,态度强硬地道:“那好,你们自己去找吧,有责任我不负。中央有规定,对军队不能冲,冲了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冲了又怎么样?国防部都可以冲,你这个小小的司令部为什么不能冲?”那个瘦猴精的大学生十分狂妄地叫嚷着。

  “你们敢冲就冲吧,冲了一切后果自负!”肖副司令不再理睬他们,头也不回地径自走掉了。

  学生们见肖克辉走了,便又围住肖副司令的秘书潘惠平,要求他带路去找叶司令,可是,潘秘书对这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非常反感,况且,他又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壮军人,便没好声地说:“你们干吗像蛇一样缠住我不放?我不去就是不去!”说着,他也生气地扭动身子,摆脱那些大学生们的纠缠,尾随肖副司令而去。

  这下子,事情弄僵了,要叶司令接见一事眼看就要成了泡汤。此时已是晚间7点,浓郁的夜色笼罩着大地,医学院“东方红”的大学生一面打电话向自己学校的同伙以及全市几个造反派大组织告急,要求搬兵驰援,另一方面,他们整队向司令部进发,挥舞着队旗,高唱着造反歌,颇有一番声势。

  当队伍离司令部大门还有二三十米距离的时候,他们远远看见许多解放军从不同方向涌向大门,并推了一个木架子来挡道——木架子上面实际上贴着的是1月14日的中央《通知》。学生们怕他们把大门关上——其实压根儿就没有关——,于是,那个执旗领头的瘦猴精的大学生将旗子一扬,大声喊道:“冲!”

  学生们如打仗发冲锋一般一拥而上,快步奔向前去,而此际有五、六十个解放军堵住门口,双方发生了冲突。

  一方面不让进,警卫营的战士口气强硬地说:“叶司令只接见左派,没时间接见你们。”

  另一方则坚决要进,反驳道:“什么没时间,这是屁话,叶司令早已答应接见我们了,我们就是要进去,冲也要冲进去!”

  造反派学生与战士们越吵越激烈,就像栗子在热锅里炒得裂了壳。那些医学院“东方红”的大学生一个个都吃了豹子胆,他们硬是鸡蛋碰石头地要往里面冲,而战士们则竭力地阻拦学生们冲进去,互相拉扯着,推来搡去,有的学生衣服被撕破了,红袖章撕裂了,纽扣扯掉了,手表被碰坏了,手表带弄断了,眼镜也被打坏了。至于学生们则更凶了,他们大打出手,有几个人用手卡住一位军官的脖子,还有一位戴眼镜的看上去顶文雅的女大学生居然打了一个战士一记耳光,真是时势造英雄,时势出悍妇。

  战士们组成的人墙堵不住像野兽一样发了性子的造反派学生,缺口终于被凶暴的洪流打开了,有几十名医学院大学生冲进了门口,朝办公大楼的方向奔去。

  为了避免他们冲进办公楼影响军事指挥和为了不使他们犯更大的错误,早已隐蔽在暗处待命的两个警卫连的战士随着一声令下全体迅速出动,他们如同切豆腐一般把学生们一小块一小块地切割包围,声色俱厉地警告说:“不许冲,里面是司令部,不能进!”

  学生们一听说那幢外观普普通通的白砖楼房就是司令部,不由地为之一愣,而且,他们又被这么多的警卫战士像猎犬捉猎物一样困住了,确实也着了慌,他们知道自己捅了一个不小的漏子,只得规规矩矩地束手就擒,让警卫战士带到一个灯火球场上集中。

  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们席地而坐,又耍起念语录的拿手好戏,一是要稳定军心,二是要以示抗议。这时候,从门外又赶来两个警卫连,外调一营兵力,数百名解放军把他们团团围住,使之成为瓮中鳖、囊中物。解放军战士们高举着“不要把斗争锋芒对待准解放军!”等大幅标语,而学生们则一再呼喊“叶浩明镇压学生运动罪责难逃!”、“叶浩明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等口号,场上的气氛依旧十分紧张,火药味浓得划一根火柴连空气也要燃烧起来。

  以后,熊、石两位副参谋长出面对他们讲话,熊向景副参谋长脸孔严肃地道:“你们今天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希望你们不要再冲击军事机关了,应该赶快退出去,有事情派代表商谈……”

  但“东方红”大学生们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此际石南楚副参谋长又向他们宣读了1月14日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

  那些大学生们听了这一最新中央文件,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份文件的份量,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嚣张的气焰开始有所收敛。不过,他们今天是吃了扁担——横了心,便静坐示威,又是念语录,又是唱造反歌,非要叶浩明出来接见他们不可,不然就要把地球坐穿。

  在宣读了中央《通知》之后,熊、石两位副参谋长估计他们不再敢轻举妄动了,即下令将包围他们的部队撤下去。

  再说在校的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们接到了自己战友的告急电话,马上集合队伍奔赴军区。当队伍走到离军区司令部5里多路的军区支左接待站时,他们停下来,要借挂接待站的电话询问军区是否有开会,在电话机旁的一位解放军说:“你们不能打电话,不过,我可以替你们问问情况。”接着,那个解放军真的挂了一个电话到军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军区及周围军区各部门都没有开大会。”

  学生们一时间懵住了,不知道哪个电话的消息更可靠,该进还是退呢?正当他们在彷徨迟疑之际,恰巧看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里的人也赶来了,于是,他们又重新排好队伍,排成三路纵队,高擎着红旗,唱着造反歌向前进。

  这支队伍走到离军区2里路的公路上时,遭到了由一个排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一堵人墙的阻拦。他们不听劝阻,硬是像猛虎下山似地强冲过去,自然不能动武的解放军战士是拦不住他们的,他们冲破了第一道人墙之后,又整好队伍,仍成三路纵队,昂首挺胸继续进发。他们走了一段路程,前面又是解放军战士组成的一堵人墙拦住去路,这时候,他们发现赶来声援的农学院思想兵及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的宣传车也被拦在那里,三路人马会面喜开颜,农学院的思想兵拍手欢迎医学院战友的到来,这样,三路人马聚在一起,士气更加高昂了,他们呼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口号,一股锐气,全无惧怯,冲破了第二道人墙,接着,又冲破了第三道人墙,终于到达了军区司令部的门口。

  此时已是晚间8、9点,在司令部的门口布下了重兵,有的战士是空手的,有的战士是全副武装的,他们目光炯炯,严阵以待。那些学生先上去同解放军交涉,而门口的解放军便把中央1月14日的文件分发给他们,看了中央文件之后,学生们就像皮球被戳破一样一下子泄了气,不再敢往军区门口里面瞎硬冲了。他们聚集在门口,向先来的同学了解具体情况,而北广《北京公社》的南下学生在一些医学院大学生的帮助下,强行把宣传车开到司令部大门口,声嘶力竭地进行煽动性污辱性的叫嚣:“革命的解放军要积极行动起来!”、“叶浩明滚出来,爬出来见我们!”、“叶浩明是人还是鬼?”、“叶浩明必须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低头认罪!”

  这当儿,三司驻F市联络站的陆军(清华井岗山)等三个南下学生也闻讯匆匆忙忙地赶到现场,他们先是分别向在场的解放军同志、医学院“东方红”及军区卫校“革字派”的同学提出两点意见:1.保证部队和同学不要再发生冲突;2.在任何情况下,保证前线的指挥机关不能失灵。在他们的说服下,医学院“东方红”、军区卫校“革字派”的人勉强同意了这两条意见,叫已进去的就地整顿,后面的不要再进去了,里外学生都排好了队伍。

  接着,三司陆军等三人以调停人自居,要求叶浩明接见他们三人,结果得到叶司令的电话答复是:“(1)昨天卫校‘革’字派组织军人游街,是错误行动。(2)今天两次冲进我们的代表大会,这是一个错误行动。(3)今天晚上冲击了军区司令部是违背了中央指示,这是严重的错误行动。承认以上三条错误,卫校和医学院同学各留下三个代表,其他人统统回去,以后叶司令再接见。如果不按以上处理,谁都不能走。”

  叶浩明的像钢板一样强硬的态度再次激起了学生们的无比愤怒,那暂歇下来的广播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发出了尖声刺耳的狂呼乱叫:“万炮齐轰叶浩明!”、“揪出叶浩明游街示众!”、“叶浩明必须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缴械投降!”、“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三司的陆军又同叶司令的秘书夏征晨进行交涉,对于叶司令的三条条件,要求交军区党委讨论通过,并请夏秘书转达他们的六条意见:1.今天,革命学生、红卫兵战士要求叶浩明接见,这是个革命行动;2.我们支持造代表大会的反,因为这个大会不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3.如果有材料完全可以炮打叶浩明,我们不反对;4.保证军队和学生之间不要发生武斗;5.在任何情况下,保证前线指挥部不能失灵;6.要求叶浩明立即接见革命学生。

  那个陆军以钦差大臣自居,盛气凌人地对夏秘书道:“我们希望叶浩明同志不要重蹈‘八?二九’的覆辙,‘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几天,叶浩明的脑袋涨得要炸开了,简直就像得了颅内假性肿瘤症,要在脑壳上钻个窟窿来减压。没想到围绕着这一次积代会的问题,竟掀起狂波巨澜,今天矛盾又升华了,那些军内造反派两次冲击了代表大会,并无理夺了大会的权,一波未平又兴一波,一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又跑到军区来闹事,成心要跟他过不去,本来今天他为积代会的事就已经伤透了脑筋,可是,那些毛大学生还想揪他回答问题,这叫他如何不恼火呀?况且,他确确实实是忙得不可开交,连嗓子都撕哑了,没办法接见那么多人。岂料到这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蛮不讲理,居然耍起性子要冲司令部来,简直把这军事重地当作儿童游乐场了,岂有此理!好吧,你们要闹就闹吧,要冲就冲吧,难道我叶浩明还没有办法收拾你们?他的军人的本色一下子就显露出来,几十年来,他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平型关大捷,从辽沈锦州战役到黑山阻击战、南满战役,从平津战役、和平解放北平到解放海南岛战役,从抗美援朝战争的黄草岭战役到上甘岭战役,他指挥的40军曾被彭总和志司誉为“万岁军”,他表现出了卓越的战争艺术的才华,什么样的经历他都经历过了,如今他面对的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大孩子,自然他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你们敢冲司令部,我就抓你们几个,看看你们还敢不敢冲?他正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况且中央的1月14日文件恰好下达了,有了这尚方宝剑,他胆更壮,气更足,所以,他便在司令部的里里外外布下了一道道重兵防线,决心跟这群无法无天的毛大学生们摊牌较量,硬碰硬,试试看丘八硬还是丘九硬。

  果然,冲击司令部的那群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被他手下的士兵们像铁桶似地包围住了,这一下他的态度愈加强硬了,当三司的南下学生提出要他接见他们时,他不仅拒而不见,还传话出三条先决条件。

  俗话说,“凡事三思而行”。叶浩明是一个一向比较谨慎的人,他事后又思量了一番,感到如果连充当调解人的三司南下学生也不接见的话未免是不太妥当的。虽然他相信自己的政治地位还是稳固的,毛主席对于他是信任的,但是,他也不是无所顾忌的,在这场运动中多少党政军要人(其中有不少比他地位更显赫的人)如若多米诺骨牌一般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古语曰,“前车之覆,后者之鉴”、“与覆车同轨者倾”。他无法预料今后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他,因此,他也不希望事件闹得太大,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他未必有好处,倘若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收场办法,岂不是更好?正好三司的南下学生再次提出要求他接见,他知道那些本地的造反派学生是比较听三司的话的,如果三司的南下学生肯帮忙的话,说不定僵局会出现转机。鉴于上述原因,他突然改变主意,决定接见那三个三司南下学生。

  叶司令在一间会议室里接见了这三个三司南下学生,他和他们一一握手,并问了各人的名字,然后说:“好的,同学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考虑。”

  那个像张仪一样能说会道的陆军竟滔滔不绝地做起叶司令的“思想工作”,他唾沫四溅地道:“我们奉劝叶司令,不要重演八?二九事件,不要步马为的后尘,重蹈其覆辙,希望你能够立即接见学生,不要把事态发展扩大,造成流血事件……”

  “不,他们不承认那三条错误,我决不接见!”叶浩明断然拒绝了,又愤愤地说,“他们敢冲,我就敢抓,就是打死几个也没关系,我负责!”

  他们拉锯了两个多钟头,双方都犟得如两头野牛,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陆军提议道:“这样吧,请你们让我们打电话给周总理,报告请示这件事,可以不可以呀?”

  叶司令略略思索了一会儿,说:“好的,我们同意给中央挂电话,给周总理挂电话,不过,得由我们部队方面来通话。”

  这样,就由F军区石南楚副参谋长给周总理打电话,由于周总理的电话没打通,以后又给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同志挂电话,这一回总算挂通了,接电话的是徐帅的秘书。石副参谋长汇报了医学院学生冲击司令部的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理,北京方面的答复是需要研究。这时候,三司陆军几个人要求叶司令一起等待徐向前的电话答复,他们便一直等到27日天明。

  那些冲进军区里面的医学院“东方红”学生也仍在灯光球场上静坐着,因为他们从中午起就开始饿肚皮,部队同志几次劝他们到机关食堂吃饭,都被他们拒绝了,食堂送来馒头,那些“好汉”们也不吃,说是“黑饭”、“臭饭”、“经济主义的收买”等等。半夜,部队同志又给他们送去一些大衣,有的仍逞英雄不肯穿,不过,有些人到底是穿上了,包括那位打了解放军一记耳光的戴眼镜的女大学生在内,毕竟冬天的深夜是十分寒冷的,凛冽的寒气和冷风用锋利的铁嘴钢牙吻着一切,那吻可不敢恭维,像刀刮一样痛得要命,那地球也如要冻僵了一般,那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们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大自然的无情法规。

  在1967年1月初,在康生等人主张下,由关锋执笔起草,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认为刘少奇在党政内的党羽,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已经收拾差不多了,但在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林彪看罢文件,在报告上批了“完全同意”四个字。

  1月11日,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任顾问,徐向前任组长。

  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提出:军队文化革命的部署和地方有所不同,但是,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搞彻底,这一点是共同的,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有所动摇。“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该社论还公开打出“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在徐向前的住所,这是一栋两层老式楼房,他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时地响着,原有的两部电话机已不够用了,又新增添了两部。

  徐帅站在电话机前,就像在战争年代的火线指挥部一样,一次一次地下达命令,以大元帅的魄力对来自全军的问题作出军人式的回答:“军队机关的党委领导不能取消,照管日常行政工作和战备。军队机关可以成立战斗组织,党委不许干涉战斗组织的活动,但党委有权指挥日常工作。军队内不采取夺权,要把文化革命搞好,我们军队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军队要准备打仗,飞机要随时准备起飞……”

  他又抓起另一部电话机说:“给我接南京军区一号台,……许世友同志吗?……我是徐向前,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呀?”

  少林将军许世友火气十足地道:“他奶奶的,一些自称是北京的红卫兵竟敢来包围我的办公大楼,我一句话就抓了他十几个,谁要再来捣乱,老子就开枪,打他个二娘养的!”

  “胡闹!你要冷静,不许胡来!”徐帅声色俱厉地抬高声音说,“军委要求你们把抓的人立即放掉,部队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避免冲突,主动退让,防止事态扩大。”

  “什么?放人?我不干!是他们来包围我的办公大楼,来我的军区捣乱,凭什么要放掉他们?”许世友思想转不过弯来,他在极力争辩着。

  “这是命令,你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徐帅斩钉截铁地道。

  “哈哈,命令,我坚决服从命令,服从命令……哈哈,命令!”他的笑声是那样的愁惨、悲凉,使人听了觉得哭比笑好。

  徐向前慢慢地放下话筒,他的心情也显得十分沉重,在旁的他的秘书插嘴说:“近来许司令员天天喝酒,喝醉了就骂人,手枪也不离身,他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唉,他这是借酒浇愁啊!”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为了稳定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老帅也一致认为,军队是国家的基石,无论如何都要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会后,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一同去找林彪。

  林彪是住在毛家湾大宅里,高高的砖墙围着深深的庭院。在林彪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两扇落地玻璃窗被沉重的绿绒窗帘遮盖得密不通风,地面铺着绿绒地毯,宽大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办公桌,几张沙发,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坐在藤椅里的照片,案头上置着一个地球仪。

  叶群和林彪正在房间里谈话,叶群对他说:“育容,我最担心你的身体呀,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人家都盯着你呢。刚才,江青从钓鱼台打来电话,她问候你,希望林副主席多多保重。”

  “知道了。”林彪嘴里说着,手里却“嚓”地一声燃着了一根细长的特制的高级火柴,他凝神地注视着那瑟瑟颤动的火苗。

  这当儿,值班秘书走进来通报说:“首长,叶剑英、聂荣臻两位老帅要见首长。”

  “首长身体不舒服,现在不能会客。”叶群代林彪回答。

  “好的,我去告诉他们。”秘书退了出去。

  一小会儿,秘书又走进来说:“两位老帅说有急事,非要见首长不可。”

  “你们这些人真不会办事,我不是对你们说,首长有病,现在不能会客,又跑来啰嗦干什么。”叶群恼火起来了。

  “请他们进来。”林彪和气地道。

  叶群只得收拾好文件,从侧门退了出去。

  叶剑英和聂荣臻进来了,他们互相寒暄之后,叶帅言归正题说:“为了制止住目前部队的混乱局面,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

  “不能再乱下去了!”聂帅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之后,道:“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

  林彪听着两位老帅的陈述,好一阵子一言不发,他的心里是举棋不定的,一方面他考虑到全国八大军区中大多数军区司令都是他四野的人,若乱了军队无异于乱了自己的阵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一方面他又想在乱中排斥异己,虽然彭德怀一野的人在过去的七、八年中都已被清除差不多了,但是,二野、三野的人在军队里的势力依旧很大,这几个老帅和他们的部下终究是他的心腹之患,若不挤掉他们,自己是睡不得好觉的,因此,他也颇赞同中央文革对形势的分析,认为“揪军内一小撮”应该要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军队暂时还是不宜乱的,在利弊权衡之下,他同意老帅们的意见说:“好吧,就发个通知,做几条规定……”

  这样,1967年1月1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1月19日下午,军委召开碰头会预备会,研究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文革陈伯达等人也列席了会议。

  陈伯达在会上道:“军队文化大革命,总参搞了,总后搞了,就是总政搞不起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中央文革不想把对抗主席和中央的罪名加到肖华头上,但是,军委也要考虑怎样揭开总政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他又列数了肖华的七大罪状,要求军委讨论撤换总政主任。

  当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时,毛泽东突然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肖华还要保。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肖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肖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只听说要批判肖华,却不知道毛泽东最新指示,他们“立功”心切,当天半夜就抄了肖华的家。仓皇中肖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见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肖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要保肖华,便收留了肖华。

  20日,在京西宾馆主楼会议室召开军委碰头会,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就差叶剑英和肖华两人,这两人可是主角啊,一个要作报告,一个是主持会议的。徐向前显得坐立不安的样子,他端起茶杯又放下,放下又端起,他听陈毅说今天险些儿也来不了,被红卫兵困在人民大会堂过了一夜,莫非他俩也出了什么事?他和陈毅、聂荣臻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由他代替肖华主持会议说:“同志们,军委碰头会今天正式开始了,中央文革的同志列席了我们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以及军队内部的运动该怎么搞。现在,请陈毅同志作报告。”

  “请等一下。”江青突然发问,“不是由叶剑英作报告么?为什么忽然换人?什么原因?”

  “陈毅同志也是军委副主席么,再说报告也是打印好的。”徐向前不满地乜斜了她一眼。

  “叶剑英呢?肖华呢?总政主任为什么怕见群众?”江青又尖声嚷起来。

  “江青同志,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开会来迟一会,就是怕见群众?”聂荣臻怒目而视。

  “荣臻同志,难道还有比会议更重要的事吗?”康生呷了一口茶,拿腔拿调说。

  “那好吧,我们等一会,葛秘书正在打电话,很快就会弄清楚的。”聂帅也不急不徐地道。

  一会儿,葛秘书从门外匆匆进来,走到徐帅身边,低声报告说:“首长,肖华主任的家昨夜被抄了,肖华主任下落不明,这是卫戍区的电话记录。”

  徐向前被震惊了,他随手抓过电话记录,急急地看了一遍,然后,就当场宣读起电话记录:“这次抄家系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所为,……据联络员××声称,于昨晚九时接到过中央文革的电话……”

  陈毅看完了电话记录,把它摔在桌面上,而康生又拿了过来,仔细地看了一遍,转过脸来对陈伯达说:“这事可以查一查。”

  “查什么?这电话记录全是假的,立即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紧急通知辟谣!”江青冲动地嚷起来。“要传达我的命令,保护肖华同志的健康和安全,立即将肖华同志护送回总政,所有被抄材料立即原封不动地送回。”

  显然,是毛泽东的干预,促使中央文革一伙人改变了对肖华的态度,陈伯达也说:“同时还要强调解放军要保持稳定,不允许冲击军事指挥机关,不允许随意揪斗部队领导人……”

  这时,叶剑英终于也到会了,他激动地说:“肖华同志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他还声色俱厉地警告说,“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说话间,按捺不住一肚子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后来,肖华也赶来了,他讲了昨夜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也拍案而起,他把桌上的茶杯盖子也震落地上,说:“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军队难道就可以叫你们几个毁掉吗?”

  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

  在叶汇报完之后,林彪要秘书打电话,叫江青专门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到了林彪家里,林彪一见江青怒火中烧,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地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江青见林彪发起火来,她想插嘴,可是,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等林彪稍一停,江青说:“林副主席,你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昨天晚上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

  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

  江青又辩解说:“昨天晚上,他讲了什么我确实不知道,这句话不是我要陈伯达讲的,陈伯达对总政、对肖华有批评是可能的,中央军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清规戒律多一点也是真的。”

  听到这里,林彪又惯火了,一下子把旁边的茶几也给掀了:“什么叫清规戒律,你们一定要把军队搞乱才罢手吗?搞乱了军队,究竟对谁有利?”这时,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

  这当儿,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见到她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叶群拦在他俩中间,哭哭啼啼地哀求林彪说:“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

  可是,林彪依然十分冲动,他还在大喊大叫:“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我要提出辞职,我不干了!”

  见此情景,叶群无计可施,她只得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拉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又不住地向林彪劝说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肩负重担,在这困难时期不要闹,有话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

  叶群一边劝林彪,一边又劝江青:“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

  这时,江青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叶群接着又劝林彪说:“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

  林彪不吭声了,开始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回到了钓鱼台。

  21日晚,林彪通知叶帅和徐帅,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肖华本人参加会议。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只有关锋峰一人与会,他代表中央文革对肖华的问题做出解释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商量。”这样,就把陈伯达推到了第一线,保护了江青。

  主持人徐向前帅接着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肖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

  之后,与会者纷纷争着发言,发泄对中央文革一伙人做法的不满情绪。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发言说:“你们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的检讨。”

  这时,他的讲话被关锋打断了,关锋说:“你这样说,是指责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

  全军文革小组长徐帅见状,赶忙地替黄永胜掩饰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嘛!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

  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

  就这样,会议的气氛稍稍缓和了一些,大家冷静下来了,就开始提意见,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又开口说:“我们这次会议要订出个章法,颁发全军,今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一律执行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有关规定。坚守岗位,加强战备,不许擅离职守,外出串联……”

  陈毅也高声道:“不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许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不许抢劫武器和档案……”

  京西宾馆会议室的气氛骤然间变得热烈起来,群情振奋。

  关锋回去以后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康生听了勃然大怒,江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这下,问题追到了徐帅的身上,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帅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是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以后徐帅几次催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要不要写检讨。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这一些都是后话。

  会后,叶、陈、徐、聂四位老帅一同去找林彪,林彪对他们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军队一定要保证绝对的稳定,不能失控,我看把大家的要求归纳成九条,你们再开个军委常委会议议一议,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一起参加。”

  “请他们参加,事情恐怕就不好办了。”徐向前提出异议。

  林彪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道:“没他们参加事情更不好办,我身体不好,会议就请剑英同志主持,连夜就开。”

  “好的。”叶剑英点点头。

  深夜,林彪依旧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着,他的胡秘书立在门口不安地注视着他。

  “几点了?”林彪突然抬头发问。

  “3点。”胡秘书看了看腕上的手表。

  “胡秘书,你先去睡吧。”林彪摆摆手。

  “还是您先去休息吧,一有消息我马上喊您。”

  “不,我再等等看。”

  过了一阵子,电话铃响了,林彪自己奔过去一把抓起话筒道:“我是101,喂,剑英同志吗?会议开得怎么样呀?”

  “争论得非常激烈,我们拿去九条,吵了一夜,总算通过了七条,有两条他们硬是给砍掉了……”话筒里传来了叶剑英的声音。

  “哪两条被砍掉去?”

  “一条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另一条是各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能成立跨系统、跨行业、跨行政单位的战斗组织。”

  “噢,那江青同志在会上说了什么?”

  “她一句话也没说。”

  “能夺回这七条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那两条以后再说。你把这份讨论稿整理一下,立刻送交毛办。”

  “是。”

  过了几天,毛泽东召见了林彪、叶剑英、徐向前、陈毅和聂荣臻,他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稿纸道:“你们所拟的这七条很好,可以照发全军,还应再加一条,不要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那种落后、野蛮的方式,共产党怎么能采用呢?必须严格禁止。”

  接着,他那海洋般深邃的目光扫视了5位元帅一番,又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军委快报’我都看过了,现在社会上刮起一股反军乱军的黑风,此风盛行,国难无穷,要坚决刹住,绝不允许右派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要处置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如果无效,他们硬要冲,可以放他们进来。他们占一楼,部队就退到二楼,继续做说服工作;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就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为解放军一再忍让为可欺,进一步强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分子,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认错后放他们回去。你们告诉全军指战员,就按这八条命令执行!”

  27日凌晨4点,徐帅给叶浩明回了一个电话,支持叶浩明对冲击军事机关的学生采取强硬措施,并透露说:“军委的八条命令明天就要公布了,你们可以按照八条命令的精神处理这一事件,学生们要说服他们退出去,若不听劝阻,你可以相机行事,出了问题我负责。”

  由于有徐帅的撑腰,就像一艘帆船鼓满了风,叶司令的腰杆子也更硬了,他立即召开了常委会,传达了徐帅的电话内容,并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等问题。

  三司的陆军等人一直坐等到次日天亮,还不见中央回电话,他们的屁股如若生了疮一般坐不住了,陆军便跑去探听消息,他询问熊向景副参谋长说:“熊副参谋长,怎么到这时候中央还不回电话呀?”

  “中央的电话已回了,是打到别处去的,现在叶司令正在开常委会。”熊副参谋长告诉他道。

  “噢。”陆军就像一个灵敏的测光元件,他估计中央军委文革的电话答复可能对他们是不利的,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又开口道,“熊副参谋长,我们要派人回三司联络站联系情况。”——他实际上是想到外面再设法打一个电话给中央文革。

  “不行。”熊向景一口拒绝了。

  “为什么不行?”陆军的双眼像刺刀一样尖锐地盯住他的脸逼问。

  “不行就是不行,在事情未解决之前,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得离开这里。”熊副参谋长的态度十分强硬。

  “”那让我们打一个电话,总可以吧?”陆军又采取迂回战术。

  “你们要打什么电话?”熊副参谋长那审视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脸上。

  “我们让三司来一个人。”

  熊副参谋长略略想了想,便同意说:“好吧,就让你们打一个电话。”

  早上,叶浩明司令又来见三司几个人,这一回他的语气截然不同了,如硬质合金一般硬梆梆地对陆军几个人道:“中央军委文革已经回电话了,中央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你们的六条是错误的。我还是那三条,前天卫校‘革’字派组织军人游街是错误行动;昨天两次冲进我们的代表大会,并非法夺取大会领导权,这也是一个错误行动;昨天晚上冲击了军区司令部是违背了中央一月十四日的指示,这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行动。过去认为你们是左派,现在看来还得考验,陆军呀,你是辜负了我的希望,你们要好好地做检查,从这一次犯错误汲取教训。”

  这个戴眼镜的三司陆军也沉下脸,激愤地道:“我们对你的话提出抗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认为我们是错误的,有些事情的真相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们准备回去之后,组织学习毛选,等几天再来和你们辩论。”

  26日之夜是不眠之夜,军区里戒备森严,一方面那些冲进司令部的医学院大学生们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连大小便也有人跟随监视,生怕他们偷溜掉,另一方面又在门口安装了两个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彻夜广播毛主席语录、一月十四日的中央通知和他们的稿件,指控医学院学生受到幕后人的指使,冲击了军区司令部,违背了中央指示,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到了天明,卫校“革字派”、北广、医学院又聚集了三百余人,在大门外寻衅取闹。这样,双方在门口展开了喇叭战,这是音量对音量的较量,彼此都把音量放到了不能再大的程度,喇叭中充满着可怕的噪音。

  由于军区高音喇叭的功率大大超过宣传车喇叭的功率,那巨大的声浪淹没了对方的嚣叫,学生们恼羞成怒,恨不得把它们一拳砸掉。

  就在这时,从军区里头驶出了一辆“伏尔加”小轿车,里面坐的是军区副政委郭子涛,他因为有要事要外出,谁料到车子一出门口,就被学生们拦截住了,他们认出他昨夜也在场四处活动,便把他的车子团团围住,愤怒地吼道:“车上的人快滚出来!不出来我们就砸烂小轿车!”

  郭子涛只好硬着头皮从车里钻了出来,那些发狂的学生把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住,这情景同尼克松副总统五八年南美之行所遇的危机有些相似,他们对郭副政委又是推,又是搡,叫喊:“你回答,你昨晚为什么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进行污蔑?”

  在场的几个军区机关干部赶忙来劝阻,而他们又蛮横地说:“你们必须把那二个高音喇叭摘取下来,不然,我们就把郭子涛拉去游街。”

  郭子涛的心里确实也有几分畏惧,害怕雨点似的无数拳头会落到他的头上,也畏惧真的会拉他去游街,尽管如此,他仍不肯为避免皮肉之苦而拿原则作交易,郭子涛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摇摇头说:“这个不行啊,我也做不了主。”

  此时此刻,一个军区卫校“革字派”的学生攀爬上去,欲将喇叭摘除下来,见此情景,下面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急忙拉住他的脚,要把他硬拉下来,在旁的医学院学生见状警告他说:“这样硬拉,摔下去会死掉的。”

  那战士怒目瞪了他们一眼,发火地嚷道:“死了我负责!”他依旧紧扯住那人的脚不放,还有几个解放军也想抓住那卫校学生。

  可是,那些医学院“东方红”大学生也不示弱,有二个愣小子竟爬到汽车顶上,声色俱厉地威胁说:“如果你们敢抓他,我们就马上砸烂小轿车!”

  出于无奈,那些解放军只好眼巴巴地望着那“革字派”的学生摘下了那二只喇叭,一个被他们砸坏了,一个被没收了。这会儿,学生们才勉强放了郭子涛,那二个学生也从车上爬下来,但车顶和车门都被他们弄变形了。

  约莫九时许,三司、新北大、哈军工、哈工大又来了一些人,大概南下学生的身份要比本地学生来得高,他们一来就被叶司令接见了,而医学院学生闹了一天多还不得接见咧。

  陆军向新来的同伴们介绍了情景之后,又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直视着叶浩明说:“叶浩明同志对这件事的处理是错误的,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要经受党和毛主席的考验,我们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希望,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希望,但是,我们更希望在今后的斗争中,考验叶浩明同志究竟是跟毛主席司令部的,还是刘、邓司令部的!”

  叶浩明显得有些犹豫,他知道倘若今天不接见这些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们,除非荷枪实弹的镇压之外,看样子这出闹剧是难以收场的,不如暂时先让一步,要接见就接见他们一下,以求尽早打烊收摊。于是,他就和三司南下学生协商决定,已经进入机关院内的以及在门外的卫校“革字派”学生一起集中在灯光球场,由叶司令接见。其余在外面的组织则派一、二个代表参加。

  清华的陆军到底是见过比较多的世面,他脑子里的弦比竖琴的琴弦还要多,一转念就觉得在灯光球场接见有些不妥,其一是既然已知中央指示,再呆在军区里面会给不怀好意的人揪住把柄的,其二叶浩明这个人像闷葫芦一样令人捉摸不透,等下假若争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会被一些人钻空子的,而且,万一叶浩明翻下脸来,到时候关起门来打狗,吃亏的不正是学生们么?还是撤到外面为上策,一则外头人更多,势更众,二则外面不是军事禁区,出了笼子更自由自在,若出了事情,也便于外界接应,因此,他皱皱眉头,改了主意,在同几个伙伴商量后,便单方面改变协议,他们突然把全部队伍拉到大门口外面去,造成了既成事实,迫使叶浩明不得不再作迁就,答应到门口外面接见。

  下午2点,叶浩明司令终于来到了门口,三司陆军几个人顶会耍花招的,他们一边拿来烟和茶款待叶浩明,一边又由调停人摇身一变为大会主持人,陆军控制了麦克风话筒,他像古希腊的克里底亚一样善于诡辩,硬把由于他们要等电话而拖延了接见时间说成是叶浩明害怕群众之说,他唾沫四溅地说:“我们经过两天一夜的艰苦斗争,终于把叶司令给请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同时,这也说明了叶司令极端害怕革命群众和革命学生,我们坚决要求叶浩明司令必须向我们公开赔礼道歉,并给予平反……”

  医学院“东方红”、卫校“革字派”以及三司、北广、新北大的南下学生等像走马灯一样轮番上台发言,他们翻来覆去逼迫叶浩明对三个问题表态:1.拉后勤部的领导干部游街,是不是革命行动?2.冲击大会会场,是不是革命行动?3.医学院“东方红”的人冲进了营门,是否算冲击军事机关?是不是革命行动?

  一宿未眠的叶浩明两眼布满了红丝,但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仍像庙宇里的长明灯一样发亮着,这几天,他患了感冒症,连嗓子也嘶哑了,犹如很有些年代的破唱片一样发出沙沙响的声音,尽管他的身子是疲惫不堪的,但是,在他的身上依旧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将军的威严,他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已经多次明确回答这些问题了,卫校‘革字派’同学拉领导干部游街是违背上级精神的,冲击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干扰了大会,至于医学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闹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能是革命行动,冲击指挥机关是不对的。”

  医学院“东方红”头头韩卫华迫不及待地把话筒夺了过去,冲动地叫嚷道:“刚才叶浩明同志回答问题的态度是十分傲慢的,是极不老实的,他污蔑我们医学院‘东方红’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罪名是‘莫须有’的,我倒要问问叶浩明,难道我们要求你接见的革命行动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吗?原先我们不知道不准进军事机关的规定,而那个肖克辉副司令为什么也不向我们传达中央指示呀?当我们知道中央规定后,就立即停住了,没进入司令部机关,集合停在球场上,为什么还要说我们是冲击了军事指挥机关呀?难道说找叶浩明就是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吗?”

  叶浩明浓眉一挑,瞟了韩卫华一眼,反问说:“我是不是解放军呀?”

  下面的学生齐声回答:“是!”

  那个韩卫华又涨红着猪肝脸,激动地嚷嚷着:“叶浩明的逻辑荒谬到了极点,他把自己和整个解放军划等号起来,众所周知,罗瑞卿、贺龙、刘志坚这些都是军内反党分子,打倒他们并不等于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同样的,你叶浩明也不是解放军的化身,批判你叶浩明,决不等于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俗话说,“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论将才,叶浩明可以指挥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但论辩才,他却辩不过那些巧舌如簧的丘九们,何况,文化大革命正是复兴古希腊诡辩术的年代,在理论上、事实上都有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已知的事物变成了未知的深渊,未知的事物又变成了已知的峰巅,致使他的思想也颇混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个赫赫有名的上将也和千千万万的红卫兵、老百姓一样都是盲目地朝着耀眼的方向走去的——如若飞虫和鱼类的趋光性一般。

  在韩卫华的强词夺理之下,叶浩明司令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这当儿,学生们又是抢话筒、摔话筒、拍桌子,气势汹汹地逼问叶司令说:“叶浩明,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左派?”

  叶浩明扫视了他们几眼,平心静气地说:“真正的左派要经过运动的考验,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实,是要经过群众公认的,一个人说了是不算数的。”

  那些造反派学生见叶浩明不肯承认他们是真正的左派,便发起火来,又在喋喋不休地责骂叶浩明的态度极不老实,是个两面三刀的人,北广《北京公社》那些家伙还向军区党委发出了所谓第二号通令,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多方才结束。

  以上就是所谓“一?二六事件”的大致经过。

  在27日,“八?二九”联司林学院红卫兵也赶到现场,针锋相对地刷出了反对这一行动的大标语。同一天晚上,他们又贴出了《绝不允许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绝不允许冲击军事机关》的大字报,这是第一张明确反对一?二六行动的大字报,意味着八?二九联司与其他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分歧从此完全公开化了。

  我们呆在纸厂里头,听到的外界消息总是姗姗来迟的。在我们如若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蝙蝠一般盲目地跑到高湖去支援所谓夺权行动的第二天,即29日的清晨,新大革命造反兵团总部的人突然打来一个电话,召集钟胜利、李曼琼他们4个人全部回其总部驻地——省党校——开紧急会议。

  他们匆匆地离开了纸厂,一去就是一整天,连天黑也不见他们回来。显然,这是像天上下雪碟、龟雹、红雨一样是一个反常现象,几个月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被紧急召回开会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开的又是什么重要会议这么晚还不见归来呢?我心里有些纳闷,人呆在自己的宿舍里竖起了两只警觉的耳朵留心隔壁房间有没有动静声响。

  约莫晚上9点半,像猪一样嗜睡的雷舟生、王钟惠他们早已打呼噜睡着了,我听见隔壁有人开门锁的声音,接着又是有人进房间的脚步声,知道是李曼琼几个人回来了。我披着棉衣就走了出去,在她们的房门外停住脚步,往里一瞅,只见李曼琼、叶佩真、王素琴三人在房间里面,她们都如蜡像馆里的蜡像人一样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我随便闯了进去,同她们打招呼道:“喂,你们回来啦?”

  “嗯。”坐在双层床木架床沿的李曼琼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

  我瞥了瞥她,随口问说:“欸,你们今天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呀?”

  李曼琼身穿一件有骆驼绒黑毛领的蓝色棉大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两只手插在棉大衣口袋里,面容表情严肃得如若一位令人生畏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她仿佛没有听见我的问话似的,一声不吭。

  “欸,你们今天开什么重要会议呀?”我又追问了一句。

  那个李曼琼突然用带有敌意的目光瞟了我一眼,依旧不搭理我的问话。我惴惴不安地瞅着她,又扫视了叶佩真和王素琴一眼,她俩的脸孔也如大部头字典一般没有表情,并且,眼睛都不敢正视着我,往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热情劲儿一下子全飞到比基尼岛去。

  她们那蛇一般有伸缩性的表情胜过了舌头,它明确无误得告诉了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我显得有些尴尬,不知道该就退出去,还是继续呆在那儿。

  就在这时,钟胜利也进到房间里来了,他的脸色也有些阴沉沉的样子,不过,我们是亲如手足的好朋友,我就同他搭话说:“胜利,你也回来啦。”

  “嗯。”他对我点点头。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小声地探听说:“今天你们开什么会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呀?”

  钟胜利用手悄悄地碰了碰我,也低声说:“以后再告诉你。”

  这样,房间里的几个人全都陷入于缄默之中,彼此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空气如同饱和了水分一般沉重。我心里忖度,大概由于我这个局外人像木楔子一样插在当中,所以他们才不发话,我还是离开这房间为妙,于是,我便开口说:“看来,今天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该走了。”

  “走,咱们到外面去。”钟胜利伸出一只手臂搂住我的肩膀,欲和我一道离开这房间。

  “喂,钟胜利,你上哪儿去?等下还要写标语的。”李曼琼连忙厉声叫住他。

  “知道了,我出去一会就来。”他头也不回地应道。

  一走出那房间,我便迫不及待地问他说:“胜利啊,今天怎么搞的房间里的火药味这样浓呀?到底出了什么事?是火星人打到地球上来呢,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今天你们开了一整天的会,什么会如此重要呀?”

  “唉,”钟胜利不由地叹了口气。“出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26日下午,医学院‘东方红’60多人冲击了F军区司令部,跟解放军发生了冲突。”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造反派内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你们思想兵总部认为这是一次革命行动,好得很,而我们八?二九联司则认为该行动糟得很,看来,造反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他的眼睛像雾一样暗淡。

  “我全明白了,怪不得刚才李曼琼对我紧绷着一副棺材脸,真是好了亲家,坏了冤家,变得比魔术师变戏法还利索,其实,何必要这样子呢?这可谓:世局如棋局局新,友情似纸张张薄,唉——”我也不自禁地摇起头来。

  “是啊,我也是这么看法的,这些日子我们共同战斗、生活在一起,所结下的友情并不是一阵风就能够吹走的。当然,目前的形势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说清楚的,嗨——有话以后再说吧,我还要去赶写标语咧,不然,等下那个李曼琼又得说我的不是了。”他拍了拍我两下肩膀。

  “嘻嘻,她又不是你的老婆,你干吗这样怕她呀?她这个人真有点辣劲儿,像小辣椒一样辣得要命。”我开玩笑道。

  “唉,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她是我们战斗队的负责人,总得要跟着她的指挥棒团团转。”他急忙辩解说。

  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去,而钟胜利则去开夜车写标语。陈东和林文武还没有去睡觉,他们一见我回来了,便向我探听消息,我尽量压低嗓门,把我听到的事情告诉我的伙伴们。我最后道:“关于这件事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咱们还不太清楚,明早咱们都回学校去,先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表态还不迟。”

  第二天清早,我们便看见新大《打落水狗》战斗队在食堂和厂门口刷写出醒目的标语仗和大标语,诸如“一?二六行动糟得很!”、“一?二六冲击军区行动是反革命行动!”、“不准把斗争锋芒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军区!”等等。由于李曼琼她们就住在我们的隔壁房间,彼此进进出出,一天总得碰好几次面,今天我们可真成了冤家路窄,那个李曼琼见到我们附中的同学都像见到仇人一样瞪起了两只红眼睛,殊不知,就在前天晚上我们还一道乘车前往高湖去支援所谓夺权斗争,大家在车上有说有笑的,如若兄弟姐妹一般亲密无间咧。

  我们几个同学吃完了早饭,即离开纸厂到学校去。在我们学校的大门口外面也张贴着许多标语和大字报,这里的标语、大字报与我们纸厂所见的截然不同,那都是清一色的如:“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叶浩明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叶浩明必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以及“关于一?二六事件的真相”之类大字报。

  我们来到科学楼自己的队部,进了房间的门,看见刘康正“抓”几个初中小同学在忙碌地油印着传单,他见到我们几个,脸露笑容道:“啊——你们几个回来拉,太好了,我也正想打电话叫你们回来咧。”

  “你打电话叫我们回来干啥呀?到底出了什么事呀?”我佯装糊涂地问。

  “怎么,你们还蒙在鼓里呀?”刘康惊讶地抬头望着我们。“前几天市里发生了一?二六事件,天都要塌下来了。”

  “哼,与其说天要塌下来了,不如说天被人捅了个大窟窿,需要女娲来补天。”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道,“你说的一?二六事件,大概指的就是医学院‘东方红’冲击军区司令部一事吧?”

  “什么‘冲击军区’,这完全是叶浩明和八?二九联司一小撮人撒的弥天大慌。”刘康涨红着脸激动地嚷起来。“嗯,这里有关于一?二六事件真相的传单,你们可以拿回去看看,也在工厂贴些标语和大字报,制造社会舆论。”说着,他随手抓了几张传单递给我,而我们几个则围过去,纷纷抓起各种传单来。

  我翻了翻手里的传单,含含糊糊地道:“这个……看看再说吧,我们现在对于这一事件还是一无所知咧。”

  刘康干什么事情都有股开推土机的大劲儿,有关一?二六事件的传单他翻印了许多,如军区卫校革字派的《叶浩明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20个为什么???……》、三司F市联络站的《关于1.26事件的真相》、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红旗兵团的《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大事记(67.1.21——67.1.28)》、《我们的矛头始终没有指向解放军》等等,他都叫一班小同学和女同学刻写翻印,自然我们见了各种传单都随手捞了几份,把口袋塞得鼓鼓囊囊的。

  我们在队部逗留了一阵子,然后,各人自行其事,而我一个人则骑车进城看大字报去。

  这几天,街上的大字报和标语又多得如洪水一样四处泛滥,多数的大字报是“好得很”观点的,其中比较有份量的大字报有:省电台红旗革命兵团的《揭穿军区叶浩明等人公然镇压电台文化大革命的大阴谋》、闽江日报工人硬骨头战斗队、闽江日报革命职工造反队、闽江日报革命造反组织联队的《叶浩明的老虎屁股为什么摸不得》。至于“糟得很”的大字报并不多,最主要的就是那篇八?二九林学院的《绝不允许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绝不允许冲击军事机关》的大字报,“好得很”派指控它为“市二中紧急呼吁书的翻版”。此外,还有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是新北大《干到底》的《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红线支持老区人民斗争!》,我知道新北大《干到底》是邱炳康、林希几个人搞的,邱炳康以前曾到过我们附中“红九?二”队部来玩,他每回来我们队部,大伙儿都像星星围着月亮一样围住他,听他高谈阔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分析和种种新闻,个个都听得入迷了。诚然,新北大《干到底》的这张大字报有着一番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它拨动了我的心弦,引起了我的深思,尽管我对老区运动不甚了解,对其也难以说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我觉得老区运动是应该值得同情的,我开始有些倾向于《干到底》的观点了。

  我看了老半天的大字报,究竟一?二六事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尚无法做出个明确的判断,俗话说,一个香炉一个磬,一扇房门一把锁。我想,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必须弄清楚到底医学院“东方红”的大学生有没有冲击军区,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是矢口否认有冲进了军区司令部一事的。如果是真的冲进了军区司令部里面,不管所持的理由是多么冠冕堂皇,我认为这一行动为都是错误的。据街上张贴的海报说,今晚在东方红大街召开辩论会,辩论关于一?二六事件的问题,我以为最好还是先听一听辩论会上是怎么说的,然后再作判断亦不迟。

  下午,我回到纸厂,看见陈东、王钟惠他们居然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万里红》战斗队的名义,已经在厂门口刷写出“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等大标语,心里头的火不由地像燃着的酒精一样一下子冒了起来,我疾步奔到宿舍里去,见到陈东、王钟惠几个人都在里面。

  陈东他们见到我,招呼道:“啊,李晟,你回来啦。”

  我没有好颜色,开门见山地即问:“怎么搞的,你们这样快就把标语刷出去呀?”

  王钟惠大概还没有理解我的弦外之音,他大大咧咧地道:“‘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呗。”

  那个陈东也说:“我一看见李曼琼那张拉长的马脸就讨厌,他们污蔑一?二六行动糟得很,我们就是要喊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就是好!就是好!”

  我瞟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你真有点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在斗嘴怄气,可是,革命不是靠感情用事,讨厌有什么用?讨厌与喜欢都不过是牧师脖子上的十字架或者女人颈脖上的金项链罢了,统统是一种装饰品,与真理的内涵、是非的外延无关。”

  陈东用有些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说:“怎么,难道你不认为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么?”

  我扫视了他们一眼,道:“一?二六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情的真相如何,难道你们都调查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非要如此匆匆忙忙地表态不可呢?而且,用的还是‘万里红’的名义。”

  “用‘万里红’又怎么啦?我们思想兵总部、‘红九?二’总部、我们附中的‘红九?二’都已经对一?二六事件明确地表了态,早上刘康还特地交代我们在纸厂也要把标语刷出去,我们这样做了有什么不对呀?”王钟惠感情冲动地嚷起来。

  “‘万里红’是我们6个人的,只有大家都同意,才能用这个名义。”我也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对奴隶主义,我们不要做人云亦云的鹦鹉,也不要做万众一心的群氓,应该要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判断问题,可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啊。”

  我们的争论自然是无结果的,况且,至今我对于一?二六事件真相尚未弄清个来龙去脉,是非一时难以判断,我也说不上什么,还是等晚上听了辩论会上的辩论之后再说吧。

  吃完晚饭后,我一个人骑车进城听辩论去。

  在东方红大街省成套局前面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辩论台,7时左右,两派的群众都来了,一方是以医学院“东方红”为主的思想兵,另一方是“八?二九”联司的学生们,他们有秩序地分别坐在辩论台最前面的左右两边。而后面才是聆听辩论的群众,那一大片黑鸦鸦的人头一直延伸到马路边上去,把马路也占据了一大块,如若神户港向大海“侵略”一般。

  我也挤在人丛里听辩论,约莫7点半,辩论会开始了,第一个发言的是医学院“东方红”头头韩卫华,他滔滔不绝地叙述了一番关于一?二六事件的经过,只听他道:“我们整队前进,高唱着战歌,当离大门还有二三十米时,我们看见许多解放军从不同方向涌向大门,并推了一个木架子来挡道,我们怕他们把大门关上,就赶紧跑过去。这时候,有五六十个解放军在门口拦住我们,说什么‘叶司令只接见左派,没时间见你们’,”但是,我们认为叶浩明已答应要接见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坚持要进去。于是,他们就把我们几个同学手反绑架起来,有的甚至动手打人,我们同学有的衣服被撕破了,袖章被撕裂了,钢笔、纽扣也掉了,眼镜被弄坏了,有二块手表被打坏了,手表带也被扯断了,还有一个同学被割破了一道2厘米多长、0.5厘米深的伤口,鲜血淋漓。他们还极力抢我们的大旗,有的人则被推进去,这样一直到了大门后不远的操场上,有几百多名解放军把我们团团包围住,为了避免发生冲突,我们马上集中坐在球场上念语录、唱革命歌曲,此刻他们才拿出中央1.14指示给我们看,而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文件……”

  韩卫华发言后,接着是八?二九联司总勤务组成员、新鹭大公社的一个头头黄朝晖登台辩论。这个人以前经常在辩论会上亮相,所以,我认得他的脸孔。他用金属般响亮的嗓音说:“刚才医学院‘东方红’的发言好像说得天衣无缝,其实这是一件‘百衲衣’——破绽百出。他们狡辩说事先并不知道中央的1.14文件,如果他们硬要装糊涂不知道的话,那么,就不妨用事实来说明问题吧。在他们1月26日往军区司令部机关大门冲击前,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一个宽一米、高2米的木板搬到大门的正中间,这木板就是刚刚韩卫华说的‘木架子’,上面贴着正是中央的1月14日《通知》,解放军同志们叫他们看这份中央文件,可是这些‘好汉’们却不把中共中央的文件放在眼里,竟狂妄地叫嚣什么‘不要把这个当作挡箭牌’,公然对抗中共中央指示。事实是胜过雄辩的,它是最好的反驳词,它将把谎言与狡辩击成齑粉!

  “他们一会儿说他们是‘被推进去’的,一会儿说他们‘不是冲进军区,而是走进军区’的。这些理由就像竖在桌面上的火柴梗是立不住脚的,恐怕连三岁小孩子也不相信他们不是自己冲进军区、而是被解放军‘推进去’的神话,试问,他们这么多的人,一个个都是长着一百多斤肥肉的大汉子难道就这么好‘推’么?并且,他们进去不是一米,而是好几十米,真要把这么一大群人推进几十米的话,所花的气力恐怕也可以搬动一般座大山了。至于他们说是‘走进军区’的,这话多少比说‘推进去’要恰切一点,因为腿是长在他们的身上的,要往哪个方向走是完全要凭你们的大脑意志的。不过,众所周知,军区司令部是军事重地,可不像这条东方红大街那么好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由于你们的发言又‘揭露’了有大批的解放军在阻拦你们的行动,可见要像逛马路一样走进军区司令部是不可思议的,准确一点说,还是冲闯进了军区……”

  听了今天的辩论会,如同拨开了庐山的迷雾、认识了庐山真面目一般,我心中困惑的云团终于消失了。究竟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有没有冲进了军区里面呢?连他们自己的发言也不得不承认是进了几十米的地方才停下来,然后队伍集中在灯光球场上。既然事实的真相已经弄清楚了,结论也就不难做出。不管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持什么理由,冲击军区司令部总是极端错误的。

  泰戈尔诗云:“我要唱的歌儿,直到今天还没唱出,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我想,现在是时候了,只是我不是要唱歌,而是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能够像水里的鱼儿一样保持沉默了。当然,我知道自己要公开表态反对一?二六行动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的,因为在我们附中“红九?二”整个组织里只有我一人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在我们学校思想兵系统里也只有我一人是唱反调的,我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可能要遭到围攻,甚至于会被他们斥为“叛徒”而被开除出组织外,所有这些严重的后果我都充分地估计到,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向错误妥协,记得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过:“切不可听到一二个懦夫的劝阻与黑暗的朋友的威吓,自己就软弱下来,放弃应有的努力,特别是在那稍纵即逝的紧急关头。”我们在任何时候所要追求的都应该是真理,而不是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不应该被组织派别的白翳蒙住了眼睛。

  我经过一夜的思索,决定必须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第二天清晨(即31日),我很早就起床,动笔写了两幅大标语:“一?二六行动决不是革命行动!”、“一?二六冲击军区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署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附中驻纸厂《迎风浪》战斗队。

  我把这二幅标语贴到厂食堂大厅里的墙上,因为那里是引人注目的地方,可以想象那二幅标语如炸弹一般炸开了,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最为愤怒的是我的几个伙伴,他们叫嚣着,咒骂着,一古脑儿地将满肚子的火气都泄到我的头上。

  王钟惠一看见我进屋,就怪腔怪调地道:“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我乜斜了他一眼,回嘴说:“不要含沙射影,有话尽管直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却不许百姓点灯吗?你们尽可以扯破了喉咙喊‘好得很’,我也可以表明我的态度呀。”

  “你当然也可以表态,不过,为什么要搞突然袭击呢?也不跟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就把标语刷出去,这在工人中间造成的影响多坏呀,认为我们附中思想兵也分裂了,简直败坏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声。”陈东也振振有词地指责我说。

  “哼,真是猪八戒倒扒一耙——厉害!”我冷笑了一声,又道,“究竟是谁搞突然袭击呢?是谁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刷出‘好得很’标语呢?并且用的还是‘万里红’的名义,而我只是用自己的‘迎风浪’战斗队来表态,为什么就不可以呀?还说什么败坏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声,活见鬼了!”

  “‘万里红’是代表大家的,我们是多数,我们当然可以用‘万里红’。一?二六行动就是好得很呗,这是无可非议的,你别自以为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陈东为自己辩解说。

  “什么一粒老鼠屎,随你怎么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中,并不存在着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且,实践证明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我不想屈从于某个权威或者多数人的意志,我只能屈从于真理,为真理而战斗,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我理直气壮地道。

  “你别豪言壮语说了一钵子,像一只阔嘴的大蛤蟆。”王钟惠讥刺我说,“难道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么?有一句名言说,‘真理不是一种铸币,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拿来藏在衣袋里。’所以,真理诚然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是,究竟谁掌握了真理呢?最好还是让历史来见证吧。”

  “我看诸位哲学家别侈谈真理了,要争就争一?二六事件。”林文武也开口道,“我认为一?二六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要求叶浩明接见是合情合理的事,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行动是被叶浩明逼出来的,完全是革命行动。”

  “屁个革命行动,中央1.14《通知》明确指出,‘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要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而医学院东方红的那伙人却明知故犯竟冲进了军区司令部里面去,你千有理万有理也是没有道理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经常说的。”我义形于色地驳斥说。

  “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冲进军区里面,这纯粹是叭儿狗乏走狗的谣言。”王钟惠的大嗓门又嚷起来。

  “什么谣言,连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自己在辩论会上也不得不承认有冲进军区大门里面几十米的地方才停下来,而你连这一点起码的事实也不承认那还有什么可说呢?”我耸耸肩表示遗憾。

  “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事先并不知道中央指示,当他们知道后,立即就停住了,没进入司令部机关,集合停在灯光球场上,为什么还要造谣说他们‘冲击了军事机关’呢?”陈炳义反驳我的话。

  “所谓不知道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人家解放军特地把1.14《通知》抄成大字报,贴在木架上,放在门口的中央,难道那么多人的眼睛都让黄鼠狼叼去了?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真的不知道有这一文件,军区司令部不得随便冲击是共和国公民的起码常识,难道堂堂的大学生们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也不懂吗?不要说冲进了军区几十米,就是冲进大门一米,也算冲击了军事机关,也是极端错误的。”我又驳斥说。

  我们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就像几乎所有的争论一样,结果总是不分胜负的,即使辩不过,也不肯轻易地服输,人们的脾气都犟得如犀牛一般,很少有一次辩论就说服对方的现象,这一次也不例外,不过,争论也有好处,从此,各人自行其是,猪往前拱,鸡往后扒,谁也犯不着干涉谁。

  由于我公开表态反对一?二六行动,如若海洋上刮起了信风一般,新大李曼琼几个女同学对我的态度骤然又发生了变化。李曼琼在厂里碰见我,又热情地同我打起招呼来,她像一只正在发酸的苹果一样发笑道:“啊——小李,这几天怎么都不上我们房间去玩呀?”

  “嗨,我怎么敢去呢?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等下去你们那儿,你们用打狗棍赶我,我躲也躲不及咧。”我嘴角带有几分讥诮。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呢?你这人真会说笑话,你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敢用打狗棍赶你呀?”她的脸上露出几分尴尬之色。

  “哼,其实笑话并不可笑,若换昨天的话,难道你还会请我上你们房间去玩吗?只会把我像送‘瘟神’一样送走。”我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倒有几分悲哀忧伤之色。

  “那……那纯粹一个误会,你跟他们不一样啊。”她讷讷地说。

  “多么有趣的‘误会’呀,也许,你现在知道我和他们对一?二六事件的看法不一致,所以,你才对我另眼相待。如果今后我和你们的观点又有分歧的话,你对我照样还是翻脸不认人的,唉——我算是看透了,在这观点高于一切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梳打饼干还脆弱不堪。”我不由地摇了摇头。

  在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颁布之后,由于有中央的撑腰,叶浩明的胆子也放大了,他索性下令把一小撮军内闹事者——多次冲击军区、冲击积代会会场、乱抓军内干部游斗的军区卫校革字派和红字派的几个坏头头以及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中的为首的几个为非作出歹者——抓起来,予以纪律制裁。此外军区还大量印刷了《F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大会真相的说明》等传单,并且,1月31日,又出了一个《前线部队公告》,郑重宣布:“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然而,思想兵总部、省直联总、工联总以及三司、新北大联络站那一派人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把《前线部队公告》污蔑为《叶氏公告》,当作大毒草大批特批。工联总、省直联总主编的《革命造反报》,还专门出了社论《向解放军致敬!向叶浩明开炮!》。乌云像无数条黑龙在省城的上空翻滚厮杀,搅得天昏地暗,“火烧叶浩明”、“炮打叶浩明”之类的大标语刷满了F市的主要街道,一个反军倒叶的浪潮如海啸一般铺天盖地来了。

  在纸厂6714联络总站里头,由于我们驻厂学生对一?二六事件的看法有分歧,致使那些工人也茫茫然而不知所从。但是,那些纸厂工人除了受我驻厂学生的影响之外,还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上的反军思潮的传染,他们的队伍也开始在分化、瓦解,重新组合、排列置换。三车间的吕文英竟擅自拉出那支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单独与市工联总挂上了钩。而那支斗批改战斗队因为是新大同学一手拉起来的,自然受其影响较多一些,只是刘明开一伙上海人颇圆滑,他们想稳稳当当地当不冒风险的“左派”,由于他们对目前变化不定的时局捉摸不透,则处于犹豫、彷徨、观望之中。至于工农红卫军柯新耀等人主要是听命于自己总部的,在全市性的几个大组织当中,只有工农红卫军对一?二六事件至今未明确表态,据悉他们内部对此有争论,贫下中农九?九野战兵团的陈大年是“好得很”派,而副司令洪云高却是“糟得很”派,那个司令廖知天则举棋不定,他如同一位赌博好手只有认准了才肯下赌注,迄今为止,他依旧在窥测风向。

  鉴于形势日趋严重,我有点顾不上工厂这摊子了,而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学校和社会上,至今我们学校还没有一个组织和个人公开表态反对一?二六事件(如果像我这样在外单位表态不算的话),我必须到学校和社会上去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以此打破我区一致“好得很”的舆论。

  2月1日晚上,我又拟了一个标语仗,除了已表态的两条外,又增添了好几条,如:“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坚决支持《前线部队公告》”、“任何人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打叶浩明’、‘火烧叶浩明’是错误的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等等。2日上午,我又以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迎风浪战斗队的名义,将《标语仗》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工厂的大门口。

  下午,我一个人骑车到学校去,径直闯入自己的红九?二队部,正好这一天队部里没什么人,那个刘康也不在——这再好不过的了,他是一头顽固的老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还不想同他公开翻脸——,房间里只有几个初中小同学,我管自取了两张金黄色的毛边纸,又拿了毛笔和墨水,在一张桌子上抄写起我的《标语仗》来,那几个初中生同我不太熟悉,所以,也不敢来打搅我。我一式抄成两份,署名为附中天安门公社,由于我不想节外生枝,故未用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头衔。

  我抄好《标语仗》后,就卷起纸离开了自己的队部,我到总务处门口提了浆糊桶,将一份《标语仗》张贴在校门口正对面的墙上。接着,我把浆糊桶放回原处,又将另一份《标语仗》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人跨上车子便离开了学校。

  我骑车到附近的一家小店铺,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小瓶浆糊塞进裤袋里,然后,又骑上车子来到了红心路口,这儿是我区的文化政治中心——更准确一点说现在是大字报、大辩论的中心地点,在道路两边人行道旁都竖立着长长的大字报栏。今天下午北风劲吹,呼啸的狂风如若成百个妖魔在霍霍有声地磨着尖利的牙齿,那芦席搭成的大字报栏上一张张大字报叠盖着一张张旧的大字报,形成足有一本薄书之厚的纸层,在大风中大字报栏摇摇晃晃着。起初,我只在毛边纸的四边沾了一点浆糊,一贴上去大字报差一点儿就像风筝一样被风刮走了,我只好将浆糊瓶里的所有浆糊统统都抹在纸上,勉强才贴牢了。

  我随手把空瓶子扔掉,接着,就骑车回纸厂去。我知道这张小小的《标语仗》是不引人注目的,也许等下风再大一点,大字报即被风刮走了,但是,我毕竟是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心里头便觉得踏实了,就这一点意义上说,我的目的是达到了。当然,要扭转这股强大的逆流,我一个人的力量未免是太微弱了,可以说根本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只是即使我这样做如同以卵击石,我也不惜孤注一掷,我是不想向非正义的势力屈服,总得要尽自己的力量与其抗争,我相信真理是扼杀不了的,它像一柄闪闪发光的利剑,口袋是装不住它的锋芒的。

  2月4日,市里又发生了一大事件——所谓“二?四”流血惨案。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2月4日凌晨,首都三司驻F市联络站、新北大驻F市联络站、南下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南下学生以及思想兵总部的一班人,突然获悉中共F市委常委、副市长俞白隐藏在省委干部招待所四楼里。俞白是“红九?二”潘大昌指控的三个“政治大扒手”之一,那些学生们早就想抓拿他了,只是这个地下党城工部出身的俞白行动诡秘,他又有支持他的老区农民们的掩护,学生们对他有点无可奈何。这一次,那些南下学生好不容易才探得他的行踪消息,便连夜紧急集合队伍,打着旗帜,跑步赶往省委招待所(“老区革命组织联络总部”住处),准备捉那个所谓“高级政治扒手”俞白。

  正当那些学生们登上第一层楼梯时,被老区总部的农民发现了,楼上的人一面狂吹哨子,一面把电灯关掉。这阵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老区农民纷纷拥出了房间,他们有的手执棍棒,截住了楼梯,两派群众短兵相接。

  学生们嚷道:“你们闪开,我们今天是来捉拿俞白的,与老区人民无关,你们快让开!”说着,他们又欲往上冲。

  可是,那些老区农民都是保俞白的,岂能容忍学生们为所欲为,他们也大声地喊说:“这里是老区总部,不许胡来,你们统统退下去!”

  而学生们也不肯退下,于是,那些老区农民就硬把他们推赶下楼梯,由于学生们的人数不及农民多,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大楼到院子里,但学生们仍不死心,还想继续往大楼里头冲,楼上的农民就扔下了玻璃瓶、破饭罐、盘碟等物,几个学生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地抱头鼠窜了。

  乘此混乱之机,俞白便爬上四楼的屋面逃跑了——当年他对付国民党的大逮捕也是这么干的。

  然而,学生们是不会就此甘休的,他们退回思想兵总部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各分部调兵支援,不久,各路兵马纷纷赶到总部,连在大老远的我们学校九?一五兵团也出动了。

  三司的陆军打电话给F军区叶浩明司令说:“叶司令,我们三司驻F市联络站请求你派出部队支援我们,帮助我们捉拿那些老区打人凶手。”

  “不行,我们不能派出军队。”叶司令断然拒绝了。

  而这时思想兵他们又风闻城门公社和长侯县老区有几千人正在赶往省城支援老区总部,因此,他们也担心若这批队伍赶到,事情更难解决了,便决定在天亮前解决这场战斗。他们即刻出动了数百人的队伍再次攻打老区总部,这一次他们的人数大大地压过老区农民,很快即攻克了大楼,可惜那个俞白早已逃之夭夭。思想兵他们只好抓了几个所谓“打人凶手”,队伍便撤回来了。

  那些造反派学生们的看家本领就是制造舆论,当天上午,满城都是触目惊心的大标语:“打倒俞白反革命集团”、“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俞白”、“严惩二?四流血惨案的罪魁祸首”、“揪出俞白的后台老板”、“老区人民无罪,罪在俞白”等等。

  下午,思想兵、海防兵、省直联总、工联总五万余人云集在五一广场,举行“二?四”流血惨案控诉大会,三司的陆军等人在会上做了所谓控诉发言。

  我又一个人跑去观看这个大会,我的来意决不是为了声援他们,纯粹是想来听取事情的真相和了解大会的动向的。我对于俞白此人一无所知,如果不是潘大昌那二张大字报的话,恐怕我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咧。究竟俞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一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我是同情和支持老区人民的,自然对俞白也怀有恻隐之心,听罢今天的大会发言,我意识到所谓“二?四”流血惨案完全是三司那些南下学生、思想兵总部一伙人一手挑起的,就像著名的德国国会纵火案一样是贼喊捉贼的鬼把戏。当我看到集会中间他们把抓来的六个农民作为打人凶手押上台时,如同公审罪犯一般对他们五花大绑、挂牌、殴打和乘喷气式飞机,我不由地怒火中烧,尽管在我的耳畔响起了阵阵野兽咆哮般的口号声,在我的四周举起了疯狂的如林的手臂和拳头,我却未举起手,内心里喊出了另一个声音:住手吧!真正的暴徒们!明明是你们跑到老区总部挑起事端,却指控人家蓄意制造流血事件,究竟是义和团跑到外国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八国联军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呀?这种逻辑的颠倒、“高明”的逻辑,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大会结束后,他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4个伤员被抬着参加了游行队伍,而那6个所谓打人凶手则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他们嚣张的气焰是不可一世的,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这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的现象罢了,他们的倒行逆施难道真的还会久远吗?

  雪莱有句著名的诗句:“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