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在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两个文件发布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抢夺黑材料的浪潮。为了抢回被打成反革命的南下学生材料，由首都中学红卫兵Ｆ市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Ｆ市联络站、新大革命造反兵团、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林学院赴省省战斗团、哈工大“鬼见愁”造反团等三百余人，经过一番周密的密谋策划，于11月23日凌晨1时50分，冲进了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内的市工人赤卫队总部，抢夺黑材料。
这是一个幽静的月夜，月亮从中天向下窥视，整个城市似乎都睡着了，环境优美的园林式的工人文化宫里一个人也没有，万籁俱寂，一切景物都默默处于半明半暗之中。
就在这时，一支行色匆匆的队伍迈着急促的步子闯入了这个寂静的世界，他们如猛虎下山一般迅速地扑到了挂着工人赤卫队总部牌子的一座外表像礼堂似的大楼前。那楼的玻璃大门没有上锁，只是门内的通道上搭了两架床铺，有二个赤卫队员在值睡班。
这群“不速之客”——少数派学生——嘈杂的脚步声惊醒了守夜的那两个赤卫队员，他们从蚊帐里探出头来查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由地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那两个人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来，慌问地问：“你们是什么人？要来干什么？”
“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是来抄黑材料的！你们快把钥匙交出来，把整南下学生的黑材料交出来！”那些少数派学生压低着嗓门道。
“不，我们没有黑材料，你们必须立即从我们工人赤卫队总部撤出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那值班的赤卫队员也壮着胆子警告说。
“少啰嗦，快把办公室的钥匙交出来！把黑材料赶快交出来！否则，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少数派学生气势汹汹地道。
“我们没有黑材料，钥匙也不能交给你们！”那赤卫队员断然拒绝了。
少数派学生知道跟这两人磨嘴皮是白费劲，他们便把那两人看管起来，封锁了出口，按照事先的部署，分兵几路，有的去对付在总部里的那些赤卫队员，有的去拆电话线，切断总部与外界的联系，有的则去搜寻黑材料。他们没有钥匙，便强行砸开了门窗，拥进了办公室，又撬开了一些办公桌的抽屉，搜查到了大量黑材料和文件，一整个防空洞的传单，以及成捆的《谭立夫讲话》。在一间办公室里，他们还发现了10支小口径步枪，为了防止坏人乘乱拿走枪支，他们决定把枪支拿走保管起来，并于当天贴出公告，要有关单位来领取。他们的行动如加里森敢死队的行动一般雷厉风行，仅用35分钟就撤出了全部人马，而睡在总部里头的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闹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诚然，马蜂窝被捅，马蜂势必倾巢出动。我们可以想象工人赤卫队总部被抄后的反应该是何等之剧烈，好像是一个热核反应，23日白天，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又是抗议，又是声明，又是拍照，他们把现场辟为展览，许多工厂的领导都组织工人不上班去看展览，工人文化宫里人声鼎沸，人流汹涌往来，到处是辩论的旋窝急流，赤卫队员们一个个竖起了愤怒的眉毛和胡子，眼睛全是一致的血红，谁要是说一声“11.23”不是反革命行动，立刻遭到群起而攻之。有八名清华、科大、鹭大学生被四百多名怒气冲冲的赤卫队员们团团围住，一学生企图偷拍下被围攻的场面，结果，被他们发现，他的照相机被抢走弄坏了。
下午许多工厂提前下班举行示威游行，那擎着大旗、喊声雷涌的赤卫队员们用头颅填满了街道，他们的队伍行进复行进，有一千余名赤卫队员集队来到人民大厦（省委在此召开三干会议），要求省委对“11.23”事件表示态度，马为书记对他们作了安抚工作。
当晚，多数派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声援大会，马为也驱车前往工人文化宫观看了现场，他一边看那遍地狼藉的现场，一边听取了赤卫队员讲述事件发生的经过，马为的心情变得愈来愈沉重了，他知道自己又碰上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就像双手插进蓝靛缸一样左也难（蓝）来又也难（蓝）。
马为书记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道：“同志们：我首先问大家好！”
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们到这里看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有错误，我们也要负责任。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错误造成的恶果到现在还没有清除。今天我到这里，看到工人赤卫队、工会、工人的革命组织这样被捣毁，这是很不幸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先向大家表示这个态度，是我们过去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一直没有挽救过来。捣毁工人的革命组织，工会和工人赤卫队总部，这是不对的。把文件抢走，把枪支抢走，这是不对的，应当还给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应该按照十六条办事。……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我们，批判我们省市委。首先是我，我要负主要责任。不能去批判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这是不对的。”
下面的赤卫队员们纷纷鼓起了掌。
“……我们今天看到这种情况很难过。我们的账是我们的，我们不会推给群众。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影响，这是我们造成的恶果，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向大家请罪。”
24日晚，工人赤卫队在省体育场召开“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万人大会，他们也以“左”的面孔出现，对省市委和马为大加讨伐、鞭挞、炮轰，并且，也叫马为、廖生灵、曾涛等人到会听取批判发言，为了防范少数派学生来捣乱会场，他们组织了三千多名纠察队维持秩序，会场的空气里弥漫着呛鼻的TNT气味，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果然，少数派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机会的。住在中医学院南下学生串联接待站里的50多名南下学生带着他们抢来的黑材料，排成三纵队前往参加大会，准备要同工人赤卫队辩论。6点30分左右，南下学生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造反歌，来到主席台前面的空地上欲坐下。
大会组织者看见南下学生也列队来会场，知道来者不善也。大会主席当机立断，他对着麦克风话筒喊道：“同志们，大家都向前五步走。”
那场上的工人赤卫队队伍如惊涛拍岸一般纷纷往前涌，把南下学生的队伍逼到了场边，三行的队伍被挤成一团，立都立不稳，更甭说坐下了。
这时，大会主席又乘机叫：“大家都坐下！”
场上的工人赤卫队接连席地而坐，而最前面的南下学生因为无位可坐，自然站立着，后面的赤卫队员即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坐下！坐下！”
南下学生派出一名代表（首都三司的陆军）同纠察队进行交涉，要求主席团下来一个人，准备当面对他提出两点要求：（1）给他们安排坐的地方，让队伍坐下开会；（2）要求发言。但是，那些纠察队员拒绝去叫主席团的人下来，并且，他们堵起了一道道人墙，不让陆军通过上主席台去。
双方争执了十多分钟，南下学生见说理不成，便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陆军带头硬冲上去，被那些纠察队员抬起扔了回来，在混乱中跳起了铁拳头，陆军的眼睛、下身被打了，《井岗山红卫兵》的袖章被扯下来了，鞋子也丢了。
南下学生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欲再次发起冲击。鉴于这种局面，纠察队不得不同意南下学生派两名代表上台交涉。陆军和新北大联络站的一个人作为代表终于上了主席台，陆军一上台就向在台上就坐的马为提出强烈抗议，并且，他俩先后17次向执行主席提出要求发言，均遭到拒绝。
这当儿，二化工人赤卫队代表正在发言中，他慷慨激昂地道：“昨天，在工人文化宫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11.23’事件，这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动，是省市委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新罪证……”
而那个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像一个狂人一样跳到了讲桌上，手里举着语录本高声嚷嚷：“我们要求发言！我们要求发言！”
“滚下来，快滚下来！”台下的工人赤卫队又发出了咆哮。
那些纠察队员强行把陆军拉下来，硬把陆军和另一名新北大的代表拖入后台，故意用4个女纠察队员把他俩围住，使之动弹不得。
以后，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赴省战斗团等少数派学生组织也陆续进场了，他们呼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向工农兵学习，向工农兵致敬！”等口号，而场上同观点的一些群众也跟着喊起来，一呼一应，会场上顿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台上的陆军也借机又向大会主席提出三次最后通牒，他威胁说：“我们向你们提出最后一次最后通牒，在9时前必须安排我们的发言，否则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
这样，大会主席只得同意让陆军发言，限制他只能发言20分钟。
当陆军还没讲几句话，下面的赤卫队员们就起哄起来：“学生放屁，快滚下台！”
场上的嚣叫声、嘘叫声此起彼伏，像海浪的巨响盖过了台上的发言声，致使陆军的发言不得不多次中断。当20分钟一到——实际发言只有11分钟——，纠察队员就冲上来，对陆军嚷嚷说：“时间已到，不准再发言了！”
“不，我的话还没说完，让我说完！”陆军在抗争着。
“学生快滚蛋！学生快滚蛋！”台下的赤卫队员又怒吼起来，声浪一浪盖过一浪。
那些五大三粗、膂力过人的纠察队员把陆军强行拖到后台去，另一个新北大学生要冲上去继续发言，也被拖走了。
会场上顿时大乱，人海里波翻浪涌，见此情景，原来坐在主席台上听取批判的马为书记急忙出来讲话说：“同志们，请静一静，同志们，你们工人阶级是最听党的话，立场最分明，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你们好话要听，坏话也要听，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
然而，马为的讲话无济于事，谁也不买他的账，台上台下依旧乱成一团。为了要求发言，为了要救回代表，少数派学生集结了队伍，举着大旗，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不顾一切地向主席台冲去，一场惨不忍睹的群众斗群众的的流血事件发生了。
工人纠察队把少数派学生团团围住，有的手脚并用，拳打脚踢，抢走了红旗，折断了旗杆。而学生们则手挽着手保护着被撕毁的红旗，死把着被折断的旗杆，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高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无所畏惧地冲向前去。由于主席台两侧的梯子被纠察队占领了上不得，被挤到台侧的一些学生想从二人多高的主席台栏杆攀爬上去，在台上的纠察队和主席团成员硬把学生推了下去，上去一个，推下一个，继之用拖鞋、凉鞋、木头朝学生摔来，有的甚至用板凳、木棍、竹棍打在学生的头上、脸上，打得学生血肉模糊。
马为书记一行人由于无法制止住这场混乱的局面，劝说无效，只好宣布散会，先期从后台走掉了。
冲！冲！冲！“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少数派学生怀着纯真而又狂热的革命信念，下定不冲上台誓不罢休的决心，潮水般猛烈地冲击着主席台，他们终于冲上了主席台。
而主席团成员见势不妙，赶紧破坏了扬声器，切断了电源。学生们抓住了几个打人最凶的主席团成员，经过一番训斥后释放了。
为了将大会进行下去，学生们一面派人去调宣传车，一面组织群众坐下呼口号、念语录，唱“造反歌”，准备开会。当四辆少数派学生的宣传车一开到会场，就被工人赤卫队砸了，连车上的毛主席像也被撕破了，车上的学生也被拖下来毒打。
在这场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少数派学生有38名受重伤，其中26名住院，被打的计100余人，被绑架的6人，红旗被撕毁、旗杆被折断共17面，宣传车被砸坏4辆……当然工人赤卫队方面也有多人受伤，不过，那一天晚上他们毕竟拥有10万之众，而少数派学生充其量只有数百人，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自然挨打的多数是冲派的学生。
血，殷红殷红的血，它是强烈的催化剂，是一种奇异的药酒，功效妙不可言，纵然是愚蠢的白流的鲜血，也使人冲动、激动和疯狂不已，点燃了仇恨的怒火，居然也感染了无数狂热的盲目的愚昧的群众。
当晚，少数派学生又把队伍拉到省委开控诉大会，当场有不少工人赤卫队员宣布退出工人赤卫队，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的急电，要求党中央改组M省委，罢马为的官，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次日，在工人文化宫的大门上钉满了许多工人赤卫队的红袖章，大批群众纷纷退出了工人赤卫队，拥有10万之众的工人赤卫队昼夜间开始土崩瓦解了。
一连几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和“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游行。“打倒马为，改组M省委！”、“打倒曾涛，改组F市委！”的口号声天崩地裂，天空是阴惨惨的天空，那牛毛细雨密密地斜织着，好像神灵在哭泣着，它在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场大悲剧而哭泣，它在为炎黄子孙同根相煎而泣。
与此同时，马为同志在三干会上，做了《中共M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对于“11.23”、“11.24”事件避而不谈——毕竟这是难以表态的事情，弄不好又要被栽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真是苦啊，艾酒。
12月2日，“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在人民大厦召开“11.24”流血惨案控诉大会，马为因为开三干会，同时，大约也畏惧被红卫兵揪斗，故未出席大会。而少数派也不甘休，四处找人，至此马为派人与大会指挥部协商，答应3日下午和指挥部座谈。
在3日的座谈会上，马为同志代表省委宣读了《对当前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态度》：“（一）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连续发生的事件，这是由于我们省委过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没有完全消除，发生了不幸的事件，我们是有责任的。…………
“（三）二十四日晚上，F市工人赤卫队在体育场召开批判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们是欢迎的。工农群众要支持革命学生，革命学生也要支持工农群众，相互之间有不同的观点，应当按照十六条的精神通过正常的辩论去解决。而不宜采取激烈行动去解决群众之间的问题。在大会进行当中发生了冲击主席台使会议不得不中途结束，而且发生了打人事件，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打人是错误的，是违反十六条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十六条办事，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四）…………”
不用说，那些学生们对马为的这个表态是极端不满意的，当晚他们又召开了“马为一手制造的‘11.24’流血惨案控诉大会”。在人民大厦的广场上又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那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令人感到积聚的水势。
这些日子，马为书记被红卫兵小将们造反的冲击波搅得精疲力竭，心力交瘁，，下午他就已是抱病来和学生们开座谈会的，晚饭后，他感到头痛得要命，好像唐僧念了紧箍儿咒孙行者头痛得要爆炸一样，他躺在床上呻吟着，他的夫人许敏见此情景，关切地问他道：“你怎么啦？什么地方不舒服？”
“我的头痛得厉害，唉哟哟。”马为一边闭着双目说，一边用手不断地揉着两额的太阳穴。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来。”许敏说着，就去挂电话了。
不一会儿，马为书记的保健医生急匆匆地赶来了，他给马为打了针，服了药，马为的病情稍稍缓和。
小憩片刻，马为挣扎着要爬起来，保健医生急忙制止他道：“马书记，你别爬起来，应该好好躺着休息。”
许敏也劝说：“是呀，你就躺着休息，今晚的会就别去参加了。”
“不，今晚的会非去不可。”马为连连摆手。
就这样，马为书记在两个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进入了会场，可是，由于他的姗姗来迟，一直坐在水泥地上等他的那些火爆性子的学生早就不耐烦了，马为一到，迎接他的就是一阵怒气冲冲的咆哮：“打倒马为，改组M省委！”、“打倒曾涛，改组F市委！”
马为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这时候，他的保健医生又给他送来了一包葡萄糖，但是，这有什么用呢？他的头还是如偏头痛一般痛不欲生，没有人理解他疾病的痛苦和内心的苦衷，下面的那些学生们全都毫无隐蔽地向他投来一道道凶狠狠的目光，他们愤怒地捏紧了拳头，怒不可遏地喊出了“打倒”的口号，似乎他和他们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和国的诞生，曾出生入死，血染沙场，而今他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不可理解呀！这叫他怎么不感到伤心、痛楚、悲哀呀？为此他伤透了脑筋，他的头痛得愈来愈厉害了……
12月4、5日，“11.23”革命造反指挥部和马为、曾涛他们多次开小会，展开激烈的辩论，到底老将辩不过巧舌如簧的小将们，省委常委于七日被迫再次对“11.23”、“11.24”事件表示态度。
这一次的表态同样写成书面，由马为向“11.23”指挥部宣读：“十一月二十三日，部分革命学生抢走了市总工会所存的材料，这种行动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革命学生所以采取这种行动，主要是为了促使我们省委尽快地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作出全面的检查（在此之前省委只作了初步的表态），并遵照中央的指示，坚定而迅速地做好平反工作，他们的矛头主要针对着我们省委，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工人赤卫队在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大会上，发生了群众同群众的冲突的时候，我们省、市委出席会议的同志，离开了会场，而没有大力地去进行工作，这错误的。”
而曾涛也代表中共F市委，宣读了《关于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问题的意见》一文：“市委认为‘11.23’行动指挥部组织的革命同学为了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所采取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是不要采取这种方法为好。”
对于省市委的表态，学生们当然还是不满意的，他们想从马为的嘴里撬出“11.23”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几个字，可是东撬西撬却始终也撬不出，马为固执地缄口不语，在一再逼问之下，直到最后才说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一句话来。由此可见，尽管马为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感到迷惑不解，狂风暴雨的运动使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晕头转向，他对于那些造反的红卫兵小将们有些畏惧，确切地说，是相当害怕，但是，在有些关键的原则的问题上，他还是坚持了他的立场，不肯向红卫兵让步妥协。
从11月23日到12月7日，这是F市发生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半月，文化大革命波涛翻腾、风雷激荡，如果说《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11.23”、“11.24”事件也是F市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省市委像一艘罗盘失灵的大船随波逐流，随时可能被如起伏的高山般的巨浪所吞没、粉碎，拥有十几万之众的煊赫一时的工人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开始大崩溃了，有如被山洪冲刷的泥石流，而少数派学生再也不是“一小撮”了，他们正在成为我省运动的主宰，力量的天平向另一端倾斜了。
我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于12月14日回到了F市——我亲爱的故乡。
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个人卫生“大扫除”。我洗了头和澡，我妈妈把我所有的衣服统统拿去洗，结果，从我的羊毛衣里发现了许多虱子，起码捉了20来只，真够吓人，我妈妈担心还有虱子藏在毛衣里，用滚沸的开水连续浇烫了毛衣好几遍。我想起了在上海时我哥哥问我是不是生了虱子，我还矢口否认，如今事实证明我是当真生了虱子，太可怕了，北方的虱子实在太可怕了，我至今想起来仍是毛骨悚然，浑身怪痒痒的。
第二天早上，我就跑到陈东家里去找陈东，可是却扑了个空，听陈东的母亲说他上林文武的家去了，我又骑车赶到了林文武的家。
我牵着车子在林文武家的门口大声地叫唤：“文武——文武。”
这当儿，里面轰地出来了一群人，我一看原来是林文武、陈东、陈炳义、王钟惠和雷舟生。
“哟，李晟，你回来啦？快请进屋。”林文武亲热地拉住我的手，把我请进了屋。
我这些同学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几个同学围着我，有的拉手，有的拍肩，问长问短起来。
“李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陈东问。
“昨天下午刚到家。”
“唉呀，李晟，你这一回大串联都到过哪些地方，大概大半个中国你都跑遍了吧？”陈炳义也问。
“不，我只到了北京、沈阳、天津、南京和上海。”我扫视了他们一眼。“欸，你们几个有没有出去大串联呀？”
“我和炳义、钟惠三个人很晚才出去串联，只在上海玩了几天就回来，我也是刚刚才回到省城不久的。”陈东回答。
“文武，你是最早跑出去串联的，肯定玩得最痛快了，祖国的天南地北你都跑遍了吧？韶山、井岗山去了吗？”我掉过头问林文武。
“他呀，像鸵鸟一样善跑，甭说韶山、井岗山的水他饮了，连延安的大红枣他也尝了，‘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嘻嘻。”雷舟生也笑着在旁代嘴。
“如果不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我还想跑到新疆去吃葡萄、哈密瓜和烤羊肉串咧。”林文武兴奋得摇头晃脑起来，又道，“喂，你们几个干吗都站着说话呀？有椅子也不坐，真是——”
我打量着这间陈旧破陋的客堂，在正面木板墙中央高挂着两个大相框，里面镶着两幅黑白相片式的椭圆形的人物肖像，一个是剃光头、穿长袍的老头子，另一个是梳髻子、穿对襟褂子的老太婆，显然他们是林文武的祖父母的遗像；下面摆着一张高大的黑色生漆有些剥落的木案，案上置着两个旧的铜烛台和二盘假供果；在房间左面搁着两张快散了架的旧太师椅，左面是一张饭桌和几条长板凳。
“嗨，呆在这屋里太沉闷了，还不如到外头走走好。”王钟惠提议道。
“我家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小的街心公园，到那儿坐坐也不赖，去不去呀？”林文武望着我们说。
“好，就到外面街心公园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我们一伙人如一窝子麻雀一样都出了屋，林文武把我们带到那个街心公园。在那里有一个长方形的四周是用石块砌成的池塘，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差不多大小，周围栽着几棵柳树，还有几盆花，又置了几条石板凳，砌了砖栏。
我们几个在石板凳上坐了下来，今天的气温虽较低，但天气却十分晴朗，而且没有风，和煦的阳光照得我们暖洋洋的。
“这地方真不错。”王钟惠不由地赞美道。
“这个小公园是前几年几个退休老工人在居委会的赞助下建造的。”林文武介绍说。
我随口问道：“欸，最近咱们学校怎么样，有什么‘爆炸新闻’吗？咱们‘红九?二’怎么样？”
“要说‘爆炸新闻’倒有一个，那就是九?一五兵团东方红支队陈希琪、魏举一伙人前几天冲进教导处档案室，抢抄了档案室里的档案。”陈东告诉我说。
“噢，那他们有没有抄到什么黑材料呀？”我又问。
“鬼晓得他们有没有抄到什么黑材料，听说他们把教导处里的档案都烧掉了，真是一群流氓无产者。”陈炳义有些愤慨地道。
“他们确实做得太过火了点，一群胡传魁。”我也议论说。“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抢黑材料，我串联到南京时，住在南京邮电学院里头，一天半夜，他们学院里的两派学生吵吵嚷嚷地在抢夺黑材料，我们住在大楼里的串联学生都被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像一群惊鸿一样慌里慌张地跑到走廊上去，好些北方的小子连衣服也顾不得穿上，男男女女都赤条条地挤成一团，哇哇乱叫着，好像一群刚捕捞上来的活蹦乱跳的黄瓜鱼，那样子狼狈极了。”
“是的，那些北方学生晚上睡觉都是脱光衣服、一丝不挂的。”林文武也道。
“欸，你们几个怎么今天都不上学校去，竟这么齐都集中在文武这里呀？”我又问。
“是我会算卦，算出你回来了，所以，我们几位在此恭候你。”王钟惠瞎诌说。
大伙儿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会儿，陈炳义告诉我道：“最近学校里没事干，我们只是有时上队部逛了逛，几乎是无所事事。”
“最近，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下工厂、下机关、下基层，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造反，看来，我们也应该下工厂去，这总比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晒太阳要来得强。”我说。
“下工厂去？”陈东认真地盯望着我。“这个主意不错，我们是应该要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就像毛主席当年到安源煤矿去一样，我们也应该要下工厂去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起来造反，这是青年运动的一个方向。”
“我也赞成咱们下到工厂去一段时间，不过，要到哪个工厂去呢？”陈炳义发问说。
“只要大家同意去工厂，我今天下午就去找刘康说说，叫他去联系一个工厂。”我环视了众人一眼。
“我随大流，你们要去我也去。”王钟惠也表态说。
“文武，你是‘九?一五’的，你要不要跟我们一块下工厂去呀？”我掉头望着林文武问说。
“可以呀，我反正是一个自由的游击战士，要去哪都凭我自己。”林文武道。
“我也跟你们一起下工厂去。”雷舟生也说，他原是一个前线兵，后来也跟着林文武退出了该组织，加入了九?一五兵团。
这样，我下午就去学校，刚进“红九?二”队部的门，便碰见了刘康。他一看见我，就高兴地伸出了双臂，那两只大而粗糙的手长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亲热地道：“啊哈，李晟，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刚到，今天就来报到了。”我回答，随口问，“诶，刘康，你后来有没有也出去串联呀？”
“唉——我整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还来不及去串联，没想到串联这么快就结束了，唉，只好等以后有机会再出去了。”他叹息着。
“感谢上帝，幸亏我当初没有听你的话，若依你的话，恐怕连我串联也去不成了。”我说。
以后，我们将话题扯到下工厂的事儿上头了，刘康听说我们要下工厂去，欣然地道：“好啊，你们要下工厂去，很好呗，我们也正在考虑派一批人分头下到几个工厂去，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起来造反。市造纸厂、区机电厂的造反派还派人到我们队部联系，要求我们派人去支援他们。”
“那就让我们去造纸厂，怎么样？”
“可以呀，我们应该要在工厂弄几个点，我就开介绍信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工厂联系吧。”他说着，就给我们开了一张我们组织的介绍信交给我。
过了几天，我和陈东、陈炳义、王钟惠、林文武、雷舟生6个人进驻到了市造纸厂。
市造纸厂位于我区南港一带，是一家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大厂。它原是一家私营企业，五六年公私合营了。
我们几个人来到了厂部办公楼，负责接待我们的是纸厂保卫科科长卢绍发。他看罢我们组织的介绍信，知道我们是赫赫有名的师院附中红九?二红卫兵，是一个不好啃的辣生姜，心里委实是不欢迎我们进厂的，但是，他在表面上又扮出一副喜剧演员似的热情的笑容，连忙把我们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又为我们倒了一杯杯热开水，嘴里连声说：“红卫兵小将们，大家都请坐，请喝茶。”
随后，他自己点燃了一根香烟，一边抽着，一边慢条斯理地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我们非常欢迎革命小将进驻到我们纸厂来，帮助我们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厂的运动推向前进。”
我也不亢不卑地说：“我们这次来纸厂，是来向工人阶级学习的，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几个同学打算分散下到各个车间去，和工人一道劳动，一道‘抓革命，促生产’，你看怎么样？”
“请你安排一下我们到哪几个车间去，不过，最好都把我们安排在白班干活，晚上我们要搞运动，干革命。”陈东也道。
“噢，这个可以……”卢绍发吸吐了一口烟，略略思索了一会儿，才说，“这样吧，一、二、三车间，你们都分别去两个人，同学们，好不好呀？”
我用征询的目光瞥了众人一眼，看他们都无异议，便点头道：“好吧，就这样定下来。”
接着，卢科长就叫在场的一个中年吕干事带我们到住宿的地方去。
我们跟着那位吕干事来到来到了厂区的一排平房，我们被安置在当中的一间房间。这间房间跟我们学校学生宿舍的房间差不多大小，里面两边各置放着两架上下铺的木床架，正中靠窗出有一张办公桌，整个房间的陈设几乎和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一模一样。由于这房间里头有8个铺位，而我们只有6个人，因此，还剩下两个铺位就给大家随便搁放东西。
当我们正在整理各人的铺位之际，就有人串门子来了。原来，住在隔壁房间的新侨大学革命造反兵团的学生，他们比我们早些时候进驻到纸厂来，刚才他们听说来了一批附中“红九?二”的学生，便赶紧过来看望我们。
进房间的是一个男侨生，后面有跟着三个女侨生，那男生一进门，就笑容满面地道：“啊，同学们，你们是哪里的呀？”
“我们是东南师院附中的学生，是‘红九?二’和‘九?一五’的。”我答问说，“你们呢？”
“噢，太好了。”那男生伸出手和我们几个同学握了握手，又道，“我们是新大革命造反兵团的，我们非常欢迎你们也进驻到纸厂来，让我们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搅乱纸厂这一潭死水，掀起运动的新高潮。”
“我们就住在你们的隔壁房间，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的话，请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尽力帮忙。”另一个剪短发、矮个子的女生也开口说。
“欸，你们是什么时候进驻纸厂来呀？”林文武问道。
“我们已经进厂十来天了，我名叫钟胜利，她叫李曼琼，还有她叫叶佩真，这个叫王素琴。”那男生向我们一一介绍起来。
这个钟胜利身高1米7左右，人像广东人一样瘦瘦的，五官端正，眉目清秀，戴了一副绛红色胶框眼镜，理了个海军头，穿了一件蓝色的棉衣，显得书生意气，乍看上去，他还不完全像是一个华侨，只是他说话的口音怎么也夹杂一种难以去除的特殊的华侨腔，就像烟酒鬼身上有烟酒味、卖鱼的有鱼腥味一样。
我也做了自我介绍，并一一介绍了我的几个伙伴们的名字，我看见他们都还站着，便说：“你们干吗都站着？大家都坐下谈吧，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像炒熟的栗子开裂了壳。”
钟胜利最先坐了下来，他招呼那几个女生道：“你们坐吧。”那几个女大学生也挤坐在一张床上。
我问起了关于纸厂的运动情况来，说：“欸，纸厂的运动开展得怎么样？造反派的人数多吗？有几个组织呀？”
“纸厂的造反之火才刚刚点燃，造反派的人数目前还比较少，只有两个造反组织，一个是斗批改战斗队，另一个就是毛泽东思想工农红卫军。”钟胜利向我们介绍道，“那个斗批改战斗队是由几个上海人搞的，他们现在还算是厂里最大的一支造反组织，有20几人，但是，他们的人员状况比较复杂，有着比较浓厚的地方宗派意识，在厂内的威信不高，影响也不大。另一支工农红卫军人数则更少，只有10来人。此外，半工半读学校的小鬼也有一支海防前线红卫兵。”
那个小个子女大学生李曼琼又作补充说：“总的来说，目前纸厂的运动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广大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所认识，工人赤卫队愈来愈不得人心了，面临着即将土崩瓦解之势。”
我听罢，思索了一小会儿道：“我看是不是这样，今天晚上就召开个会议，让这几个造反队的同志都来参加会议，大家见见面，认识认识，讨论一下今后运动如何开展的问题。”
“可以呀，今晚就开个联席会议，研究下一阶段运动应该怎么搞，有了你们来，我们就不再是孤军作战，有事情也好商量。”李曼琼立即表示赞同，看样子她是新大这支战斗队的小头目。
在新大几个同学走掉之后，我们即回去取来各自的衣物棉被。
当晚，在斗批改战斗队的队部里头，我们开了一个纸厂少数派联席会议。这间队部和我们学校的教室差不多大小，中间摆了几张桌子，正面墙上用图钉钉了一面“斗批改战斗队”的队旗，当然，墙上还少不了悬挂着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
“斗批改”的勤务组召集人叫刘明开，他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从外表上一看，就可以估量出七分，长着一张上海人常见的小白脸。他在会上侃侃而谈说：“我们斗批改战斗队全体战士和你们革命小将是心连心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目前，我们纸厂的保皇派势力还很大，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斗批改’战士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决心一定要摧毁保皇势力，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工农红卫军南区分部负责人之一的柯新耀是一个外地人，四十来岁，他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皮帽，身上穿了一件半新旧的黑色皮夹克。他的烟瘾很大，一根接着一根不断地抽着烟，牙齿也被熏成了难看的黄褐色，就像放在灶台边熏的笋干一样，那只夹烟的手指不用说也是如此。
这阵子，他一边抽烟一边说：“今天附中‘红九?二’革命小将进驻我厂，我们工农红卫军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工农红卫军和‘红九?二’、和新大革命造反兵团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经历了疾风暴雨的严峻考验，我们工人阶级誓做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当前，我们纸厂的形势很好，尽管工人赤卫队在人数上还是占多数，但是，其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优势，他们人心离析、惶惶不可终日，工人赤卫队总部的指挥棒已经失去了作用。据我了解我们厂里的许多工人赤卫队员都有着要退出工人赤卫队的愿望，只是不少人还在互相观望，不愿意首先采取行动，因此，这就要靠我们如何去发动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
另一个工农红卫军小头目赵依强据说是一个临时工，他原也是这个厂里的正式工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被厂方解雇，以后就成了一个长期临时工。这个赵依强的年龄也是四十光景，他穿了一件颜色都褪白了的皱皱的旧蓝色中山装，里面一件破旧的白衬衣领子露了出来，黑黑的尽是油垢，整个人的装束十分邋遢，就像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他的头发卷曲得很厉害，瘦瘦的面颊，尖尖的下巴，一双细小的眼睛可谓贼眼溜溜，总之，他给我的初印象是不怎么好的。
这时，赵依强不以为然地道：“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等待，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保皇派能不能够觉悟上，那就等于希望公鸡下蛋一样，我们工农红卫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我们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为了打倒那些罪该万死的走资派，我们连命也敢豁出去。”
我紧锁双眉瞪了他一眼，当即驳斥说：“真正的革命左派不是自封的，是在运动中产生的。我们现在谁也不能说自己就是比礁石更坚定的革命造反派，而人家就一定是比花岗岩更顽固不化的保皇派不可，纸厂的运动才刚刚兴起不久，应该说阵线还是不分明的。纸厂的工人有一千三百多人，如果不把大多数工人都团结、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光靠我们这一小撮人顶个屁用？即使能够兴风作浪，也终成不了大气候。毛主席说，‘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当前，应该进行的是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我们必须把下一步运动的重点放在发动、争取广大工人赤卫队员退出工人赤卫队，建立起一支新的浩浩荡荡的革命造反大军。”
新大的钟胜利也发言道：“我赞同附中‘红九?二’同学的意见，下一阶段运动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动纸厂广大工人群众起来造反，纸厂的工人赤卫队有三、四百人，如果大多数工人赤卫队员都能够退出工人赤卫队，加入到我们这一边来，无疑力量的天平将发生巨大的倾斜。我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到我们革命造反派这边来的。”
会后，我们附中的几个同学又在自己的宿舍里开小会，大伙儿随随便便地在铺位上横七竖八地倚坐着，一点也不像刚才开大会时那样拘谨。这当儿，钟胜利因为新大这支小分队只有他一个是男同胞，便又跑到我们这里串门子。我拉他在我的旁边坐下，我不把他当作外人看待，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在纸厂建立一支我们自己的造反队伍，那些‘斗批改’、工农红卫军的人员状况、思想状况都比较复杂，我们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主要的依靠对象，老实说，我宁愿要那些从工人赤卫队中冲杀出来的原工人赤卫队员，也不要像赵依强这样的来历不明的人。”
钟胜过听罢我的话，他沉思了一会儿，也道：“的确，‘斗批改’那班人都是些上海人，他们比较滑头，喜欢见风转舵，斗争性不那么强，在纸厂内没有什么号召力；至于那些工农红卫军的人。他们都是自己跑到社会上去参加工农红卫军的，很多人在厂子里站不住脚跟，人员状况更是复杂。因此，我们确实有必要建立一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厂性的新的造反组织。”
“咱们明天就分到各个车间去劳动，一边向工人同志们学习，一边和他们交知心朋友，发动他们起来造反，同工人赤卫队彻底决裂。”陈东也打开话匣子说。
“我不记得哪本书里说过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这些人都应该作为红色的种子，‘一籽下地，万籽归仓’。我想是不是这样，明天陈东、王钟惠去一车间，林文武、陈炳义去二车间，我去三车间，三车间比较远，舟生，你要去哪个车间随你的便。”我瞥了瞥雷舟生。
“我啊，我要跟文武呆在一块儿。”雷舟生道。
“那你就去二车间吧，我一个人去三车间。”我扫视了众人一眼。“大家看怎么样，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就一锤定音了，等以后再调整。”
在谈完正事之后，我便同钟胜利拉呱起来。虽然我和他是早上才刚刚认识的，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就博得好感，我们一见如故。他告诉我说，他是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出生的，他父亲在棉兰市开了一爿店铺，他是五九年从印尼归国的，先是在北京一０一中学念书，后来考进了新大医疗系，那个叶佩真跟他是同班同学，而李曼琼和王素琴则是化学系的。
进纸厂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分头下到各个车间去劳动。我所去的三车间，是在厂部外面的一个独立场所，那个保卫科吕干事领我到机修组，将我介绍给机修组组长梁金生。
这位梁金生也是个上海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工人赤卫队的中队长。梁金生把我又介绍给一个师傅说：“这位是林新师傅，你以后就跟他一起干活。”
林新师傅对我笑了笑，热情地伸出像钢锉一样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道：“你好，欢迎你们红卫兵小将到我们厂来，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李晟，师傅，我以后就跟着你干活，请你多关照。”我说。
“那好说，李晟同学，你是哪个学校、哪个组织的呀？”他又问。
“我是附中红九?二的。”当我答话时，我发现机修组里的不少工人都把目光投到了我的身上，显然，我这个学生哥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
“啊，你是红九?二呀？这可是一支令保皇派闻风丧胆的造反派组织呀。”旁边一位正在摆弄车床的中年车工抬起头望着我凑上嘴道，“我还知道九?一五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海防前线红卫兵。”
“这还用你说，红九?二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前线兵、工人赤是阿保，连三岁小孩子也知道这一些。”边上的另一个女车工瞥了瞥他。
我扫视了这些纯朴的工人一眼，友好地对他们说：“工人赤卫队的大多数工人同志还是好的，我相信他们迟早终会觉悟过来，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
这当儿，林新师傅背起了一个工具袋，对我道：“小李，咱们一起到车间去检查机器，我顺便带你去参观一下车间，咱们走吧。”
这样，我就跟着他离开了机修组。
如果说我和钟胜利是两块磁铁互相吸引的话，那么，我与林新的情况也同样是如此，我们一见如故，就交上了好朋友，他对我非常热情、友好，毫无一丝丝的虚情假意，而我也对他颇好感。
在路上，我们边走边聊起来，我问他道：“诶，林新师傅，机修组有多少人呀？”
“机修组只有20来人，这是我们三车间里的机修组，整个工厂还有一个机修车间。”
“你大概在纸厂干好几年了吧？”
“我啊，我已经有十几年工龄了，我从当学徒工就一直呆在纸厂里，从一个鞭炮一样大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老头子。”
“嗨，你怎么是‘老头子’呢？你还很年轻呗，像你这样的人在工厂里大约还为数不少吧？你们这批人正是工厂的脊梁骨。”我停顿而迟疑了一下，斜视了他一眼，大胆地问他说：“诶，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工人赤卫队员呀？”
“嗯，我们很多工人都是‘工人赤’，不瞒你说，我还是一个挂名的小队长咧，其实，我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外，什么事也没干。”他略略想了想，又道，“我们听说你们附中红九?二学生进驻我们厂来，都感到非常兴奋，我们三车间的不少工人都想退出工人赤卫队，更多的人在观望等待，现在关键是没人领头，所以你们来了，可能事情会好办些。”
“没人领头，你敢不敢领头呢？”我盯住他的脸，试探性地问说，“你不妨去串联一批同观点的人，大家一起干，风吹头毛——齐发动。”
“你是自己人，我告诉你，我们车间有一批人已经动起来了，准备最近就宣布要退出工人赤卫队。”林新压低嗓门，悄声告诉我道。
“这太好了！”我的眼睛为之一亮，好像倏现的一道闪电。“你能不能帮我找找他们，在下班时咱们见见面，谈谈话？”
“行，这事包在我身上，我等下就去跟他们说一声。”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进了车间里头，一眼望见的就是两台高大的纸机，林新对我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三车间，我们车间只有两台纸机，一台生产新闻纸，一台生产牛皮纸。”
以后，他检修完了机器，有略有所思地对我道：“倘若你能够动员梁金生退出工人赤卫队的话，那影响就大了，他是一个班组长、党员，又是我们三车间工人赤卫队的中队长，要是他也退出工人赤卫队的话，我保准我们三车间的大多数工人赤卫队员也会跟着一起退出。”
“梁金生？就是那个上海人？”我凝视着他，说，“他这个人怎么样？好说话吗？他自己有没有退出工人赤卫队的愿望呀？”
“他啊，他是一个正派人，只是胆子小了一点，做事比较谨慎，不过，我知道他对工人赤卫队总部的种种做法也很不满的。”
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道：“好吧，我找个机会跟他聊一聊，尽量说服他。你和他是同班组的，希望你也帮助做他的思想工作。”
“可以，我也去劝劝他，我们的关系还不错，我的话他多少会听一点。”林新点点头答应说。
纸厂是三班制，白班下午4点就下班了。林新师傅把我带到了厂区内的一幢工人宿舍楼，这大概是单身汉的工人宿舍，房间十分狭小，摆了两张单人床，中间就剩下二尺宽的狭窄过道了。在这潜艇里的水手舱一般的小小空间里挤了六、七条汉子，便饱和得如同午餐肉罐头了。
林新将我介绍给这些工人师傅说：“这位附中红九?二的同学，他叫李晟。”
那几位工人都站起来欢迎我，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工人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手，热情地招呼道：“你好啊，请坐吧，这房间太小了一点。”
接着，林新师傅对我一一介绍了这几个工人。那位高个子工人是这房间的主人，他名叫吕文英，他以及在座的几个工人的年龄都和林新相仿——三、四十开外。
在又来了两位工人之后，吕文英说：“人都来齐了，是不是请李晟同学对我们先讲讲话。”
“不，我不能下车伊始，就叽里呱啦地当‘钦差大臣’，我刚刚来纸厂，对各种情况还不了解，还是你们先谈谈情况吧。”我推托道。
吕文英掏出一包烟，抽出几根烟分发给伙伴们，在都点燃了香烟之后，他开口说：“好吧，我先说几句，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小将进驻我们纸厂，这是对我们工人的极大支持。我们这几个人都是纸厂工人赤卫队队员，但是，工人赤卫队总部顽固地执行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决心大造其反，坚决退出工人卫队，成立自己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小将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在几位工人发言之后，我询问说：“那你们可以串联多少人一起退出工人赤卫队呀？”
“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吕文英答道。
“如果梁金生也能够动员他一起退出的话，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至少也可以拉出一个排来。”林新道。
“梁金生，当然要做他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我希望你们应该尽量争取团结更多的工人同志一道起来造反，一捆筷子总比一根筷子来得力量强。列宁说，‘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我也发表意见说。
次日，下班后，我即找梁金生谈话道：“唉，梁金生师傅，我想找你谈一些话，可以吗？”
那个梁金生很认真地盯了我一眼，问：“什么事情呀？你谈吧。”
我等他洗好了手之后，才启齿道：“嗯，我想问问你对当前运动的一些看法，譬如，你对《关云海急电》是怎么看法？”
“这个……《关云海急电》也要一分为二呗。”梁金生有些支支吾吾，接着他又说，“实在对不起，我还要去打饭菜，太晚去就买不到菜了，咱们另找个时间再谈吧。”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还是推辞话，也不想勉强他，只是追问道：“那什么再谈？你约个具体时间吧。”
梁金生低头想了想，说：“这样吧，明天下午下班时谈，我明天叫我爱人去打饭菜。”
“你爱人也在纸厂工作吗？”
“是的，她在二车间。”
“那就样一言为定了，明天下午下班时我再找你谈。”
我在机修组里从事的主要活计是锯铁条，我是个左撇子，锯东西没姿势，没干多少功夫就锯断了好几根锯条，好在林新师傅不介意，他给我好几根锯条，断了就换一根。不过，俗话说熟能生巧，我锯多了铁条子，也锯得比较熟练了，不再像当初锯条一锯即断，以后，我跟着一个上海人的小韩师傅一起锯胳膊一般粗的钢条，锯条连一根也没断。
我等到又一天下午下班时间，那个梁金生倒是如闹钟一样守时，他早早地洗完了手，我们一起走到机修组外面一僻静处，随便在一根大木头上坐了下来。我当即如若汽车马达挂上了档一般追问说：“梁金生师傅，你认为对《关云海急电》要一分为二，究竟要如何一分为二呀？是功绩主要呢，还是错误主要呀？”
“那当然错误是主要的。”
我也直抒己见说：“我不明白《关云海急电》有什么可一分为二的，《关云海急电》之所以像糟菜一样糟，那是因为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革命学生污蔑为反革命暴徒，把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所以，它是非常错误的。”
“对。”梁金生这时又赞同地点点头。
“那你对11.23行动又是怎么看法的？”我又问。
“这个……我不太清楚。”
“11.24那一天工人赤卫队开大会，你有没有参加呀？”我继续盘问。
“有。”
“你对11.24事件又是什么看法呀？”
梁金生依旧脸无表情，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回答说：“11.24大会是工人赤卫队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哼，与其说11.24大会是批判省、市委的资反路线，不如说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学生，指向11.23行动。”我反驳道。
他瞥了瞥我说：“11.24大会也有批判省市委，这是事实，我参加了这个会，至于学生问题，是因为要批判省市委，所以也牵涉到了，也讲了。”
“那一天发生了打人事件，你对打人事件究竟怎么看的？”
“我那天晚上在后面看不清楚，不大了解情况，我只看见有人爬楼梯，有人不让，结果有人从楼梯上跌下来。”
“你就谈谈自己的看法吧，人的大脑是用来思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观点，你总不见得事事都要亲眼目睹才能发表评论吧？”
“看法当然是有的，发生打人事件总是十分遗憾的。”梁金生的眼睛并不看我。“我认为工人有错，学生有错，工人赤卫队不让学生发言，学生硬冲上去，这也不对。”
“你的看法大概是工人、学生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学生是因为工人赤卫队把矛头指向学生，学生要求上台发言，他们不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冲主席台的。”我反驳他说。
“我看见工农红卫军在学生还没冲上台之前，就冲向主席台了。”梁金生的眼睛还是没有正视我。
“刚才你不是说你在后面看不清楚么？怎么这下子又说看见工农红卫军先冲主席台呢？”尽管我11.24期间不在F市，对于事件的真相也未必了解得十分清楚，不过，我还是钻了他的话的空子。
“这……”他一时语塞。“反正，我看见有人先往上冲主席台。”
“你觉得工人赤卫队成绩是主要的呢，还是缺点是主要呀？”
“那还用问，当然缺点是主要的。”
“那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有没有错呀？”
“大方向错了，当然也有成绩。”他在斟词酌句地说，“工人赤卫队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坏只是坏在总部一小撮人身上，他们是一锅粥里的几粒蟑螂屎，全锅粥都被几粒蟑螂屎糟蹋了。现在总部已经在整这一小撮人了，大多数工人赤卫队员还是好的呗。”
“是啊，大多数工人赤卫队员都是受蒙蔽的，他们已经开始觉醒起来，纷纷要求退出工人赤卫队，如今该把这锅粥倒掉喂鸡了。”我停顿了顿，又大胆地发问，“请问，梁金生师傅，你有没有打算要退出工人赤卫队呀？”
梁金生听着，愣了一下，吞吞吐吐地道：“这个呀……我还没想过咧。”
“那你就从今天起开始好好地想一想，开动思想的马达转一转，全三车间三百多双眼睛都像锥子似地盯在你的身上，大家都看着你的一举一动，希望你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同工人赤卫队彻底决裂。”我用平和的口吻做他的思想工作。
“谁说全三车间三百多双眼睛都盯在我的身上呀？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只不过是一个小八腊子罢了，充其量也是一个受蒙蔽者。”梁金生的眼睛往我的身上乱扫了几眼。
“你是纸厂工人赤卫队第三中队的中队长，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自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地盯在你的身上。倘若你能够退出工人赤卫队的话，必然会有更多的工人群众也跟着一起退出。我们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做出表率，也退出工人赤卫队，站到革命造反派这一边来。”我进一步劝说他。
他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然后说：“这样吧，让我想几天再答复你，好吗？”
经过这次谈话之后，林新等人也找他作了几次交谈，再加上全市运动形势发生了剧变，工人赤卫队声名狼藉，那个梁金生终于发下狠心，决定也退出工人赤卫队。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三车间5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一下子就拉出了30余人，连同其他工人一起成立了一支拥有50多人的车间性革命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
与此同时，别的车间也有大批工人赤卫队员纷纷贴出声明，正式宣布退出工人赤卫队，纸厂工人赤卫队如雪崩一般崩溃了。而好些新的工人组织又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从地里冒了出来。迫于形势，纸厂党委书记曾承平同志代表纸厂党委做了《中共F市纸厂委员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这份洋洋万言的检查还打字油印好些份，分发给各群众组织和我们进驻纸厂的学生。
我们三车间刚刚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还在三车间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反路线，造反队勤务组的吕文英等人本要拉我上台发言，可是我这个人历来不爱出风头，而且，我认为纸厂工人应该自己起来闹革命，我不能当指手画脚的钦差大臣。因此，便婉言推辞掉。
总之，在我们进厂之后，第一个运动浪潮已经掀起来了，而更汹涌激荡的浪潮还在后头咧。
一天晚上，我的几位伙伴都跑去洗澡了，由于纸厂里面有自己的浴池，洗澡十分方便，故我们几个同学三天两头就跑去泡汤，今天我没去洗澡，就跑到隔壁新大女同学的房间串门子。这些日子，我和李曼琼、叶佩真、王素琴几个人厮混得顶熟了，彼此亲热无间，三天两头没事干，我就往她们那儿钻，和她们扯“山海经”。
这当儿，她们房间的门敞开着，她们正在闲扯拉呱。当她们发现我站在门口探头探脑时，便不约而同地嚷起来：“唉呀，李晟，快请进，快请进。”
我走进那房间，李曼琼让出自己坐的那张椅子说：“李晟，你坐这张椅子吧。”
“唉，咱们相识都快要一个世纪了，还要这么客气干啥呀，你们不用请，我也会坐的。”
另一个叶佩真是这三个女性中最漂亮的一位，她身材苗条，胸、颈和双肩呈出匀称的线条，显示了少女的青春的曲线美。她的头剪着运动剪，生着一张俏丽的脸蛋儿，一双温情的大大的黑眼睛如若蕴着很深的波光荡漾的湖泊，小巧玲珑的鼻子微微有些翘起来，很有一股生气，还有在那樱唇小嘴里露出二排整齐的洁白的珍珠般的皓齿，美中不足的是在她的脸上长了几粒小小的雀斑。今天她身穿一件蓝色卡机布外衣，里面穿着的是鲜艳的红色羊毛衣，虽然毛衣只露出了领口，但已表明了她是比较讲究装束的，只是由于当今时代的革命化的束缚，使她的个性和爱美之心都受到了压抑和限制。
不久前，我听钟胜利告诉我说，叶佩真的家里非常有钱，她父亲在印尼开了好几家工厂，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而李曼琼、王素琴倒是穷华侨出身的。此外，我还觉察出钟胜利对于叶佩真十分钟情，他在偷偷地追求她，可是，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叶佩真对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她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钟胜利可能也明白这一些，所以，他只好单相思，却不敢公开疯狂地去追求她。
此时此际，叶佩真从一个原来装麦乳精的铁罐子倒出几粒上海奶糖，一把塞到我的手里，笑吟吟地道“喂，李晟，请吃糖。”
我拣了一粒糖，其他的递给李曼琼和王素琴，我一边剥着糖纸，一边笑着道：“啊哈，你请我吃糖，这是什么糖，吃了是不是眼睛会发亮？”
“是啊，吃了眼睛会发亮。”李曼琼也笑嘻嘻地说。
“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叶佩真不满地瞥了瞥我们。
“怎么这糖吃了眼睛还会发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老实厚道的王素琴不明白地望这望那。
“素琴，你别听他们胡扯，我们吃我们的糖。”叶佩真说着，她又往王素琴的手里塞糖。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待人热情……”我直抒己见。
“嗨，你这小鬼懂得什么呀？！”叶佩真摇了摇头。
“你们说了老半天，我还是坠入五里云雾之中——闹不明白，到底说的是哪一个人呀？”王素琴还是睁大眼睛望着我们。
“这不能说，反正这是天知、地知，他她知，我知，就你不知。”我笑笑地说。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你别听他胡言乱语。”叶佩真佯装嗔着地瞪了我一眼。
“好了，我不说了，再说佩真大姐真的要生气了。”我连忙向她表示和解。
接着，我们又闲扯了一阵别的话题。后来，我回到自己的宿舍，看见陈东、林文武、王钟惠几个人正拿着自己的食具，准备上食堂吃宵夜去。
王钟惠看见我，高声招呼道：“喂，李晟，走啊，跟我们一块儿上食堂吃夜点去。”
“好啊，我热烈响应。”说着，我拿了自己的饭盒和筷子，即同他们一道往食堂走去。
由于纸厂是三班制，因此，每天晚上食堂都有夜点免费供应上夜班的工人，我们这些学生晚上也经常跑到食堂吃夜点，不过，我们是各自掏腰包用饭菜票买的。今晚食堂供应的是咸稀饭，一两5分钱一碗。
我买好了咸稀饭，看见钟胜利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张圆饭桌旁吃着夜点，我便端着饭盒走过去，对他招呼说：“啊哈，老兄，你一个人在这儿吃夜点呀。”
“坐吧，小李。”他抬眼望着我。
我就在他的边上坐了下来，同他边吃边聊了起来：“刚才我到李曼琼、叶佩真她们的房间闲聊了一会儿，我们谈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就是关于你。”
“关于我？怎么瞬息之间我竟成了新闻人物？真是万花筒里看世界，千变万化。”他又望了我一眼，问说，“你们议论了我些什么呀？”
“嘻嘻，我们刚刚谈论的就是关于你和某女士之间的风流韵事。”我笑嘻嘻地道。
“去你的，你们这群人尽爱瞎说，其实我有什么‘风流韵事’可说呀？”他摇摇头，一会儿，他那一双企盼的眼睛又透过眼镜片瞅着我，问说，“诶，你们几个到底议论了我些什么呀？”
“请你尽管放心，关于你的坏话我一句也没说，倒是你的好话我说了一篓子。我说你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待人热情，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小伙子。”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又问：“那她有没有说些什么呀？”
“她？她是何人？是李曼琼还是王素琴呀？”我故意装出一副糊涂相。
“你这人真不够朋友，明明知道她是谁，偏偏还要刁难我，嗨——”他叹了一口气，又追问道，“欸，告诉我，她听了有没有什么反应呀？”
“哼，我不够朋友？我替你说好话把喉咙都说焦了，难道还不够朋友？”我扒了一口咸稀饭，吞咽下肚才说，“告诉你吧，她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桥头堡，要攻克它（她），得像董存瑞那样手擎炸药包去炸它（她），嘻嘻。”
钟胜利的脸上皱起了眉头，愤愤地道：“她这个人太傲慢了，她就像一只高傲的火鸡，瞧它那蓬起了羽毛高视阔步的样子！”
“哈哈哈——”我不由地大笑起来。“火鸡？这个比喻再恰当也不过的了，也许，女人都是火鸡，傲慢是她们的秉性，就像泪珠儿也是她们的附属品一样，这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去征服和蹂躏她那颗高傲的心，揭掉她的虚伪的傲慢的面纱，你应该要学会忍耐，忍耐虽是苦的，但它的果实却是甜的。”
“你的大道理说得真不错，但大道理对我有什么用呢？她是一个不可征服的堡垒，纵然我当董存瑞、黄继光，牺牲自己的一切，恐怕也征服不了她那颗高傲的心。”他还是一付愁眉不展的样子。
“嗨，小伙子，你何必这么灰心丧气呢？振作起你的精神吧！”我劝慰他道，“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是爱情的灵魂，只要你持续不断地对她展开革命的进攻，哪怕她是一座坚固的冰川，在你的一片真诚而热烈的感情阳光照耀下，冰川也会渐渐地融化的。”
“但愿如此，唉——”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自从曾承平代表纸厂党委作了运动检查之后，厂党委便把运动中整理群众材料的所谓《文革简报》封存起来，并召集各个群众组织负责人以及我们驻厂学生开会，商讨如何处理这些黑材料。会上，我们提出应该要清点这些黑材料，而主持会议的厂保卫科长卢绍发则说他们已清点过了，不必再清点，拒绝了我们的提议。而工人赤卫队又提出了只清点数量，不必清点内容的方案。只要不是傻瓜，谁都明白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知道黑材料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也不肯让步，三方未能达成协议，那包黑材料只好又暂时封存在保卫科里。
这些日子，纸厂工人赤卫队有不少人退出了该组织，甚至连残存的该组织也贴出《造反公告》，宣布要造他们总部的反，与工人赤卫队总部和南区指挥部脱离关系，而少数派的队伍则日益扩大，有好几个新组织相继宣告成立，而面对着这一派“大好”形势，我们总不能一无行动、无所作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有句名言：“行动！行动！我们就是为行动而生存的。”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就要制造声势，需要采取一些行动。况且，由于处理黑材料的问题上出现了僵局，我们不允许在对于那些黑材料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就烧毁掉这些黑材料，若是那样，我们便无从掌握罪证，也搞不出啥名堂来。
既然那些黑材料我们无法从谈判桌上得到，那么，也不妨效仿各地成功的经验——抢黑材料，这在当时是一个革命的行动，无可非议的行动。1月2日下午，我们附中思想兵（红九?二和九?一五）和新大革命造反兵团的学生以及纸厂斗批改战斗队、工农红卫军等组织的骨干分子、纸厂半工半读学校海防兵的头头集中在“斗批改”的队部开会，讨论具体如何采取行动抢黑材料的问题。
我们决定次日午夜时分就行动，可是，那些黑材料是封存在厂保卫科办公室里头，夜间，房门是锁着的，而且，放材料的橱也是锁着的，究竟应该要如何打开呢？这一些都是亟待讨论、研究、解决的技术性问题。
一个叫老刘师傅的老头子是二车间的转运工，他是工农红卫军的成员。这个老头有点古怪，看上去有五十多、快六十岁了，居然混迹在多系由青壮年工人组成的少数派中间，并且，还是个热心肠的积极分子咧，真使人搞不懂他到底是什么来历的。这位老刘师傅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跟《水浒》里的王矮虎差不多矮小，头上戴了一顶旧呢帽，那呢帽大概他戴了十几二十年，绒毛都快磨光了，颜色也褪色得一塌糊涂，他身上穿的棉衣也和帽子同样陈旧。这时候，这位老刘师傅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激动异常，手舞足蹈地大声说：“这个愁啥呀，一切全包在我的身上。我早就侦察过了，那保卫科的门是玻璃门，里面装的是弹子锁，要打开这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撕几条胶布粘在玻璃上，我只要一捏紧拳头，嘿的一下，那玻璃就被击破了一个窟窿，而且一点声响也没有，我的手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然后，我把手伸进去开锁，保卫科的门就打开了，进了保卫科的房间，什么都好办了。”
我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这个神秘莫测的老头几眼，不太相信地道：“啊——你用拳头击玻璃，莫非是以鸡蛋碰石头不成？我看弄不好等下是一手血淋淋的样子，恐怕这不是上策吧？”
那个老头显然是非常好高的——也许人到老的时候多半是这样子吧？——，他拍着胸膛说大话道：“嗨——别担心，保证没事，我的拳头是经过一番功夫锻炼的。”说着，他捋起了两只手的袖子，露出了枯瘦的如松树枝干般的手臂，像一个气功、拳术师一样当场耍拳弄术、气沉丹田起来，他拎起拳头显示力量道，“你们看，我的拳头多有劲呀，它比铁榔头还坚硬，那硬梆梆的玻璃在我的手下就成了一块豆腐，我一拳就是一个洞，而且不大不小，正好可以一个手伸进去开门锁，你们尽管一百个放心好了，保管我们这次行动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我们见他说得这般有把握，便表示同意这么办。那个工农红卫军的赵依强也兴致勃勃地说：“嗨，只要老刘师傅能够打开保卫科的门，一切事情都好办了，我可以带上钳子和螺丝刀，把封存黑材料的柜子的锁撬开。”
我们详细讨论了“作战”方案，为此我们还决定成立一个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参加这次行动的有新大、我们附中在纸厂的所有同学、纸厂半工读海防兵几个头头、纸厂工农红卫军、“斗批改”等组织的一些骨干分子柯新耀、赵依强、老刘师傅、刘明开等人。
3日晚上，我们几位同学又到食堂吃了夜点，回到自己房间之后，我叫大家都去打个盹儿，养精蓄锐等下好行动，可是，大伙儿的情绪十分高昂，谁也不想去睡觉，如同海燕渴望着暴风雨一样，我们一个个也在磨拳擦掌，巴不得早一点投入凌晨的战斗。才10点多一点，大家便穿上棉衣及其他御寒的衣服，有手电筒的还随身带了手电筒，我们来到了集中地点——斗批改战斗队的队部。
“斗批改”的队部灯火通明，本来，我们原定是晚上11点半集中，午夜12点正开始6714行动，可是，大伙儿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才11点人员就全部到齐了，毕竟这是我们进厂以来采取的第一次重大行动，这是一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冒险举动。由于大家都来了，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提前半个小时行动。
11点半，我们这十几、二十人就离开了“斗批改”队部，列队向厂部办公楼进发。
深夜，除了车间里机器发出的轰隆声之外，厂区里也显得相当寂静，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天气很冷，虽然没有风，但那寒气却十分刺人，连天上的星星也冻得直僵着眼，好在我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大衣，而且，我们的心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而热烈地跳动着，早已把寒意置之度外。
没走多远，我们就到了厂部办公楼。这是一幢灰砖的二层楼，整幢楼房一片漆黑，连一点灯光也没有，里面静悄悄的，似乎它也熟睡了一般。保卫科是在二层楼上，我们如一队幽灵一样悄悄地从楼房的正门进入，我和林文武、钟胜利几个有带手电筒的还打开手电筒照路，大家鱼贯地上了暗摸摸的楼梯。
到了保卫科的门口，一看，果然保卫科的门是玻璃门，我悄声地问老刘师傅说：“老刘师傅，你胶布带来了吗？如果没有，我身上带了一些。”
“有啊，我带来了。”他说着，便低头往他的衣袋里掏胶布，见此情景，我赶紧用手电光替他照明。
在旁的陈东也对他道：“老刘师傅，现在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一切全看你了。”
我又叮咛说：“老刘师傅，你可千万要小心啊，不要弄伤了手。”
“不会的，没问题。”老刘师傅依旧显出一副很自信、把握的样子。
这时候，老刘师傅把胶布撕下，粘在玻璃门靠弹子锁的地方，接着，他捋起了右手袖筒，人在离玻璃门正面一步远的地方站住。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他的身上，几只手电筒不约而同地同时为他照明，只见他稍稍下蹲身子，做好准备姿势，然后，他像一只野兽一般猛地往前一冲，抡起胳膊用力出拳往玻璃击去，只听见轻微的“砰”地一声，那面玻璃被击碎了一个洞。不用说，见到这情形大伙儿都欣喜异常，虽然在黑暗中无法看清彼此脸部的表情，但是却可以看出大家的眼睛都为之一亮。
借助着手电筒光，我发现老刘师傅在摸弄着手，赶忙用手电筒光照了照他的手，我一看他的手上有血，关切地问说：“啊——老刘师傅，你的手受伤啦？赶快用手帕扎一扎，你有手帕没有？”
“没关系，只是伤了一点皮。”老刘师傅说着，从衣袋里掏出手绢揩了揩手上的血迹。
此时此际，王钟惠也捋起袖子，要准备把手伸进玻璃门的窟窿里去开锁，那位老刘师傅见了。连忙制止他说：“不不不，还是我来开。”
紧接着，老刘师傅就把手臂往玻璃上的洞口里伸，终于将玻璃门给打开了。
于是，大伙儿如同决口的河水一般都涌进了保卫科的房间，我们没有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开关，只是用手电筒光往房间里的四处乱照一通，一下子我们便发现有一个文件柜封着封条，大概那些黑材料就是锁在这柜子里面吧。
王钟惠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就把那封条给撕掉了，而赵依强则拿起螺丝刀开始撬起柜锁来。可是，他没技术，撬了老半天却撬不开，倒是站在他旁边的刘明开上去帮忙，用力地三下两下就把锁撬开，并把柜门打开了。
当他们将一包材料从柜子里取出的时候，大伙儿都高兴的不得了，正是“得胜的猫儿欢似虎”，我们经过几天几夜的密谋策划，终于把黑材料抢到了手，6714行动胜利了，这叫大家如何不欣喜若狂呀？
随即，我们像游击队一样迅速地撤离了现场，回到了“斗批改”的队部，整个行动还不到20分钟，如同一场闪电战。接着，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包材料拆开来查看，这些材料实际上只是几期厂里编的《文革简报》，还有一份“价值连城”的材料是一份黑名单——纸厂文化大革命三类和右派花名册。那些任意摆弄和捉弄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按他们的眼光和意志把厂里的人排了队，就像当年反右时那样，分成中右、右派和左派等，其中中右和右派足有一百六七十人之多，而左派人士只有四五十人，能够戴上这桂冠的都是些有头衔的大红人，如车间书记、主任、班长、民兵连排长、工人赤卫队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之类人物。
那些工农红卫军、“斗批改”等少数派组织的成员许多都是上了黑名单，毋容置疑，他们看罢这份花名册，个个愤慨万分、怒火中烧。
那个外表看来比较文雅的上海人刘明开也眼睛冒火地骂道：“他妈的，我是右派，他们保皇派是左派，真是岂有此理，老子不造反才怪咧！”
赵依强只是一个长期临时工，并不是正式工人，所以他未列入黑名单内，尽管如此，但他如同自己被打成“反革命”一般愤怒不已，咬牙切齿地咒骂说：“这些走资派的心肝都让黄鼠狼衔去了，他们竟然把这么一大批群众都打入十八层地狱，实在太混账了，这叫作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那些工人们明天还要上班，因此，他们都先回家去休息。至于我们几个同学则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去，继续开夜车，通宵达旦地大干起来。
我叫陈东立即起草一份关于这次6714行动的简短的公告，陈东的笔杆子是相当快的，他一会儿的功夫就起草好了《公告》。在我、李曼琼、钟胜利、林文武几个人审阅之后，他又动手把《公告》抄写成大字报，而林文武则将《公告》刻成蜡版。
以后，陈东抄写好了《公告》，我们几个同学就提了浆糊桶，到厂部大门口的大字报栏上张贴《公告》去，而这时正好林文武也刻好了蜡版，便留下陈炳义、雷舟生两人帮忙，一起油印《公告》的传单。
当我们忙碌完这些事情，已是接近凌晨3点时分，我们疲乏的身子躺了下去，带着胜利的喜悦笑容，很快地就进入了睡乡。我们一觉睡到了太阳挂在树梢头，起床后，食堂早不卖饭了。我们只得一起跑到厂外头的一家小饮食店吃锅边糊去。
我们走到厂门口时，尽管是上班时间，仍有大群的工人群众聚围在大字报栏前观看我们的《公告》。显然，我们的《公告》像一颗炸弹爆炸震撼了整个纸厂，它是暴风雨中的闪电，它是燃烧着的火焰，它是进攻的号角，它是怒吼的臼炮，‘吹奏，震响，轰鸣、攻击！”我们也不约而同地在《公告》面前停下脚步，那赫然刺目的黑字写着：
公告抢字001号中央军委关于材料的指示至今已有几个月了，可是厂党委负责人对文化革命运动以来所整理的黑材料（简报）至今一直没派革命组织去处理，厂党委严重违抗中央军委指示，为了捍卫、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因此，我们决定采取了革命行动，把黑材料抢出来了。我们抢黑材料无罪，抢得好，抢得对。
为此，我们警告厂党委某些人，要是你们胆敢借此挑动一个组织斗一个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那么，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厂党委负完全责任。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1967年元月4日
后来，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钟胜利又到我们这边串门子来，我们还没扯上几句话，忽然间，我们的房间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此人乃是厂保卫科科长卢绍发。当他突然闯入我们的房间里来时，不用求签占卦，谁也知道他准是冲着我们昨夜的行动而来的。
“哦，同学们，你们今天都在这里呀。”他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面容对我们打招呼。
“嗯。”钟胜利随便应了一声，而我们几个则显出爱理不睬的样子来，王钟惠和雷舟生管自在谈话着，看也不看他一眼。
卢绍发的表情有些尴尬，不过，他毕竟是一位老练的政工干部，表现得颇有涵养，他那犀利的三角眼扫视了我们几个人一眼，不动声色地问：“欸，你们几个同学谁是负责人呀？”
王钟惠用钢珠似的眼睛瞪了瞪他，冷冰冰地应道：“我们大家都是负责人，都是人民勤务员，你有什么话就在这儿当众说吧。”
卢绍发犹豫了一会儿，他出于无奈，到底还是打开话匣子，吞吞吐吐说：“嗯——是这么一回事，同学们，你们昨天夜里有没有去过保卫科呀？”
“你这不是没话找话问么，我们的《公告》上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你还问个啥，莫名其妙。”王钟惠又白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说，“既然你要问，那么，我就告诉你，我们不但光顾了你们的保卫科，而且还抢走了黑材料，请问，你支持不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呀？”
“这个……对于革命小将的革命热情，应该要给予支持，给予肯定，给予保护呗，不过……”他支支吾吾地说。
“不过什么？”卢绍发未说完话，王钟惠便打断他的话道，“你别躲躲闪闪地说话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还是坦率地说吧，对于我们的6714行动，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呀？“这会儿，卢绍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他自己嘴上叼了一根，又抽出一根香烟要递给钟胜利，钟胜利推却掉了，他就自个儿点燃香烟抽起来，然后，又用“娘娘腔”慢条斯理地说：“同学们呀，我今天来找你们，就是要跟你们协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是应该要肯定的，你们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只是动机和效果不能达成统一和和谐性。现在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好责备求全的，我只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把那包材料还给我们，这些材料若传出去，产生的影响是不好的，会造成群众斗群众的局面。”
“哼，”我冷眼瞟了他一眼。“既然你吃了荧火虫——心里明白，那么，你当初为什么要整群众的材料呢？把这么一大批群众都打成‘反革命’、‘右派’，‘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唉——”卢绍发叹了叹息。“以前我们那样做是不对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我们要努力改正错误，所以才把这些材料封存起来，并准备当着各革命群众组织的面烧毁掉，希望同学们能够大力协助，把那包材料还给我们。”
“看你说得多轻巧，难道我们抢到了黑材料还要再还给你们吗？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钟胜利也绷着脸道，“告诉你吧，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长江向东不倒流。’我们既然采取了6714革命行动，那么，我们也决不会同意把黑材料再还给你们，让你们销毁罪证，掩盖罪行。”
“唉呀，同学们，这不是什么‘销毁罪证，掩盖罪行’，你们知道，这些材料倘若扩散到外面去，会造成群众斗群众的恶劣后果，影响是很不好的，我希望你们还是把材料还给我们，后天当着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面，当场烧毁掉这些材料。”卢绍发继续企图说服我们。
“不，我们会懂得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黑材料的，而且，我们也根本不承认工人赤卫队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它是地地道道的彻头彻尾的保皇派，用不着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来处理这些黑材料，你别枉费唇舌了，用尽力气吹网兜——白搭，你请走吧。”陈东干脆下了逐客令。
在我们几个数落一番后，卢绍发碰了一鼻子的灰，十分扫兴，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叹口气，悻悻地走掉了。
我们贴出《公告》才不久，厂里的各个少数派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和标语，支持我们的6714行动。至于工人赤卫队不用说是唱反调的，他们也针锋相对地贴出了标语攻击6714行动。6714行动打响了纸厂工人大造反的第一炮，从此，缺口被打开了，狂暴的山洪把缺口越冲越大，滔滔的运动洪峰在不断地上涨、上涨。
这几天，我们还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些黑材料，忽然间，6日中午，二车间的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工人跑到我们房间里来，向我们报告说，昨天夜里9、10点钟，他发现厂上面派人推了一车子贴封条的木箱偷偷地运进二车间仓库里头，不知道木箱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不久，“斗批改”的刘明开也来找我们，他告诉我们说，车间里的工人向他报告，也是五日深夜，有人看见厂总仓库偷偷运进了满满二车的木箱，同时，还有人看见二车间仓库那天夜里也运进了一车沉甸甸的木箱，据他判断，很可能是当权派在转移窝藏黑材料。
也许，每每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总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事情，就像电子和离子复合时、或者高速带电粒子在加速场中运动时所发射出的连续光谱一样。7日下午5点半（即下班后），有人看见保卫科吕干事（即我们刚进厂时曾经接待过我们的那位干事）一个人躲在保卫科里面，关起门来，偷偷摸摸地把一捆材料烧毁掉。
当我们获悉这一消息后，8日上午，钟胜利、陈东、林文武和我几个人闯到厂保卫科，欲找卢绍发当面质问。那一天，保卫科里正好只有卢绍发一个人在，他看见我们这群不速之客突然登门，而且，一张张的脸孔都像冬天的天空一般阴沉沉的，心里就明白三分，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也。不过，他这个人到底是当保卫科长的，只见他脸上立刻堆起了一堆笑——自然是皮笑肉不笑——，热情地请我们坐，还忙碌地为我们倒开水。
我们坐下后，钟胜利开门见山地就问：“喂，卢科长，据说有人看见昨晚下午五点半左右，你们保卫科的吕干事将一捆黑材料私自烧毁掉，有这回事么？”
“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事吗？“卢绍发故作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耸耸肩道，“不可能吧，什么黑材料？那包黑材料不是被你们革命小将采取革命行动拿去了么？还有什么黑材料呀？”
“你别猪鼻孔插葱——装象了，明明有人发现昨天下午下班以后，那个吕干事躲在保卫科里头，将一捆黑材料私自烧毁掉，企图销毁罪证，而你却矢口否认有这回事，我们要正告你，凡是窝藏黑材料和私自销毁黑材料的人决没有好下场！”陈东疾言厉色地警告他说。
“哼，你们也别拿鸡毛当令箭吓唬人了，”卢绍发突然沉下脸来。“我告诉你们吧，我们保卫科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我们不干预人家文化大革命，也没有整人家的黑材料。”
“呵呵，”我嘴角发出了冷笑。“你们保卫科真是清水衙门呀，试问，那包黑材料是怎么一回事？那份黑名单是怎么一会事？”
“这个……反正跟我们保卫科没关系，那是厂党委和政治处搞的事情，我们保卫科没有整人家的黑材料。”他推诿道。
“哦，这么说，你的屁股跟白桌巾一般干净哟？你连芝麻大的一点责任也没有哟？”钟胜利讥刺他说，“可是，你是一个堂堂的政治处副主任，厂党委的大红人，那份黑名单上的材料难道不就是由你们保卫科提供的弹药么？”
“你不承认保卫科有黑材料，那么，为什么你的忠实走卒吕干事竟在昨天下午下班以后一个人躲在保卫科里头偷偷摸摸地烧毁材料呢？”林文武也正色质问。
“不知道，也许你们是道听途说，也许你们是看错了，也许他烧的是信纸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总之，我们保卫科根本就没有什么黑材料，和尚庙里没有篦梳，也无从谈上私自烧毁黑材料的问题。”他依旧矢口否认。
“也许你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也许你得了健忘症，也许那个吕干事私自烧毁的恰恰就是黑材料，也许你的‘总之’未免说得太早了，这件事总会弄出个水落石出的。”我冷眼望着他说。
在这场谈话之后，8日下午，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决定再次采取行动，当天夜里搜查窝藏在二车间仓库及总库里的那些神秘的木箱，并查封办公楼，各科室（生产科室除外），办公室，全面搜查黑材料及“四旧”，同时，我们还准备接管厂广播站，让广播站广播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代最强音。
这一次我们行动的比较早，晚上9点钟，我们几个同学便出动了，随带了锯子、榔头、凿子、螺丝刀等工具以及手电筒、封条，浆糊等物。由于我们事先联系、布置好了，当我们到达二车间仓库时，我们同一派的仓库保管员早已等在那儿，他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了仓库大门，并把我们引到了藏放木箱子的地方。因为这一次也是秘密的“猫鼬行动”，所以，我们也没打开仓库里的电灯，只是用手电筒光照明，一切基本上是在黑暗中摸索着。
那些木箱子是藏在仓库最深处、最隐蔽的角落里，就像宝藏藏在基度山小岛上的秘密窟里的最深处一样，借助着手电筒的微弱亮光，我们查点了一下木箱的数目，一共有18个同样的箱子，那箱子像是档案箱，都上了锁、贴了封条，并且一个个箱子俱如若装满金砖、金条一般沉重异常。我们先用螺丝刀、凿子撬锁，可是，那锁十分坚固，无法撬开。于是，就改用锯子将木箱的盖子锯断。
那仓库里头纸张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我们几个人身子像环氧树脂粘住似地紧贴在一起，挤挤插插地立在狭窄的过道上，我们不多言语，即使说话也是非常小声，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出。大伙儿紧围着那些木箱，王钟惠手拿着锯子紧张地锯起木箱盖来，我和陈炳义等人则打着手电筒光替他照明。然而，那箱盖也不好锯，王钟惠锯了好一阵功夫，才锯了像被老鼠啮咬了似的短短的一小截，我在旁看得不耐烦了，忍不住地说：“喂，老兄，还是让我来锯吧，看你那熊样子，恐怕要到公元2000年还没锯断，我这几天天天锯钢条、钢管，我来锯会锯得快，你把锯子给我，你替我打手电筒。”
我说着，即一把从王钟惠的手里夺过了锯子来，并将手电筒递给他。我起劲地锯起盖子来，想大显一番身手——大概十男就好高——，可是，那紧闭着的盖子确实是不好锯的，况且，我又是一个左撇子，我锯着锯着，没锯几下子，锯子就卡住了，我用力地抽动了几下，锯子才松动了。
此际，王钟惠又伸出大手，一把将锯子重新夺回去，道：“你也别逞强了，其实，你也不比我好多少，还是由我来锯吧。”
这样，锯子又重新落到了王钟惠的手里，我没说什么，默默地在旁边观看他继续锯余下的盖子的部分。“嘁嚓——嘁嚓——”那箱子的盖子终于被锯断了。
我们迫不及待地伸手从被打开缺口的箱子里抽出东西来查看，定睛细看，那一袋袋牛皮袋里的装的原来竟是厂里职工的档案。
“唉呀，是档案，不是黑材料，这下可怎么样呀？”陈炳义不禁失声叫起来。
“妈的，他们搞的是什么鬼把戏，害怕革命群众竟怕到如此地步，以为我们是绿林大盗，会去抢什么档案，居然把这么多的档案偷偷摸摸地藏匿到仓库里来，真他妈的混账！”王钟惠恼火异常地骂开了，接着又问，“要不要再锯一箱看看，是不是都是档案？”
“不必了，这些箱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毫无疑问都是档案，何必再做什么‘无用功’，咱们还是把这些档案袋重新放好，盖上盖子，再贴上我们的封条，明早找他们算去！”我道。
“那咱们现在还要不要再去总库搜查呢？”林文武问。
“当然要去的，总得到那儿去查看一番，看看到底是不是些档案。”钟胜利也说。
以后，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了总库，那里也有我们同一派的工人，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仓门，并把我带到了藏匿箱子的地方。我们一看，原来也是一模一样的档案箱，只是这里的箱子数量更多，有30箱——也许蜗牛之所以行动缓慢，那是因为它背上了房子一般巨大的沉重的外壳，一个人要是被同样沉重的政治文牍压得喘不过气来，试问，他还能够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吗？
我们没有再去锯箱子，也没有在总库多逗留，反正这些箱子装的肯定是档案，查也无用。10点左右，我们这支别动队最后来到了办公楼，查封了这座办公楼，在所有科室的门上都贴了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的封条（生产科室不在这座楼里），我们准备明早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查黑材料行动。
9日早上，我们和新大的同学一起来到了办公楼，开始搜查黑材料。那年头，革命群众组织的封条具有法律一般的约束力，我们若不去撕毁他，谁也不敢贸然去触犯它，包括那位平日把人的命运攥在手心里的卢科长在内，他焦灼不安地立在保保卫科的门前，狠命地抽着烟。
我们走上楼来，最先光顾的就是保卫科，卢绍发抬眼望见我们，脸上立刻挤出了一堆笑容，对我们招呼说：“啊——同学们来啦？”
可是，我们一个个沉着脸孔，谁也不搭理他，我们径直走到保卫科的门口，钟胜利伸手把昨夜我们刚贴的封条揭下来，用命令的口吻道：“喂，快用钥匙把门打开！”
卢绍发这时像一个仆人一样顺从，他从裤袋里掏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房门，然后，他规规矩矩地立在一旁，眼珠子如滚珠一般溜溜动得瞧着我们。而我们还是不理睬他，一伙人都进了保卫科，在我们都进去之后，卢绍发也跟着进来。
“卢绍发，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查封办公楼吗？”钟胜利又发话了。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他那一双灵活的眼睛扫视了一番在房间里的人，耸耸肩道。
“你真的不知道吗？你是装蒜、装葱、还是装芹菜呢？”钟胜利的眼睛透过眼镜片直盯着他。“我问你，你把什么东西藏到二车间仓库和总仓库里头去了呢？”
卢绍发一听这话，就明白事情已经露了馅，他同昨日判若二人，脸上露出诚惶诚恐的表情，低声下气地说：“同学们啊，红卫兵小将们啊，我们有错误，要向你们检讨，我们因为担心那些档案被抢走，所以，就把档案私自转移到二车间仓库和总仓库里去，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见你的鬼去，谁说我们要抢档案呀？难道我们红卫兵是蒙面抢劫的土匪强盗吗？告诉你吧，档案我们不希罕，我们要的只是黑材料，你快老实交代，你把黑材料藏到什么地方去？”王钟惠愤怒地高声打断他的话。
卢绍发瞟了他一眼，用右手轻轻地捋了一下梳理得整整齐齐、油光亮滑的头发，故作镇定地说：“唉呀，同学们，我昨天不是对你们说过了么？我们没有什么黑材料了，黑材料就是那一包东西，你们已经拿去了，真的不骗你们。”
“哼，你的满嘴不是香烟味，就是胡椒味，谁信你的话哟？如果孔乙己的话可以相信的话，你的话大概也可以相信四分之一。”我揶揄他道。“这几天，先是发生吕干事私自烧毁黑材料的事件，接着又是你们把大批的档案偷偷摸摸地藏到厂里各仓库里去，在你们耍了这么多鬼花招之后，谁能相信你们不把黑材料也窝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既然我说的话你们不相信，那你们就搜吧，把里里外外都搜遍吧。”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我们当然要搜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再次采取行动查封办公楼，目的就是要全面搜查黑材料。”我用冷峻的目光盯望着他。“我们还要正告你们，别再跟我们玩‘捉迷藏’、‘摸鱼摸虾’之类的游戏了，你们的一举一动都逃脱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那些档案箱你们必须立即搬回档案室去，我们郑重声明，我们没有拿你们任何一份档案，是你们妄想欺骗我们，是你们自己在造孽，若档案有什么丢失差错，也只能由你们自己负完全的责任。”
“卢绍发，你们明明知道我们要的是黑材料，不是什么档案，可是，却偷偷摸摸地把大批档案藏到仓库里去，你们是不是想嫁祸于人呀？你们要跟我们捣鬼，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陈东也声声色俱厉地说。
“啊——对不起，这件事我们做得不妥，我们低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觉悟，我们有错误，要承认，要检讨，等下我马上就叫人把那些档案箱搬运回原处去，这件事应该由我们负责任。”他连连点头承认错误。
“喂，卢绍发，我们可没有功夫跟你磨嘴皮，你赶快把全部抽屉、橱门都打开，我们要搜查黑材料！”王钟惠不耐烦地嚷起来。
“要搜就搜吧，请便。”他又沉下脸来，说着就把所有上了锁的抽屉、橱门都打开了。
这当儿，大伙儿便一起动手搜查黑材料，所有的抽屉、橱柜都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搜查黑材料只是打开抽屉等翻了翻，决不像电影里见到的抄家时搞得遍地狼藉的情景那样，电影里所见的日本兵、国民党兵式的抄家形式只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已。
不多会儿，我们搜查完了保卫科，并无收获，那个卢绍发的脸上露出了洋洋得意的表情，说：“怎么样，我一再跟你们说，我们没有黑材料了，你们不相信我的话，现在你们翻箱倒柜地搜查了一遍，没有黑材料就是没有黑材料，在事实的面前你们总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列宁说，会笑的人是最后笑的。”我冷冷地道，又掉过脸对我的伙伴们说，“咱们走吧，到别处搜去！”
我们分兵几路，同时启封搜查了各科室。说实话，我们也知道今天搜查是不会有什么大收获的，只有傻瓜才会把重要的黑材料仍放在抽屉里让我们来搜。我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还是制造声势，扩大影响，不过，麦种播种下去了，多少总会有收获的。我们在党委办公室搜到了几份《文革简报》（这理所当然是黑材料，在我们抢到手的那包黑材料里就包括了《文革简报》），此外，我们还在宣传科发现了一批“黑”书，诸如《桃园结义》、《爱的牺牲》、《舞女的白肉》、《不打自招》等，在1966年8月破“四旧”的红色狂飙扫荡之后的数月，在厂宣传科里居然还保存着这么一批书，如果我们不在上面做文章才怪哉咧！
我们上午10点多就结束了搜查行动，接着，我们又宣布要接管厂广播站，从宣传科那里索取了广播站的钥匙。我叫陈东去起草接管广播站和6718行动的公告，新大李曼琼、叶佩真几个女同学愿意帮忙刻写、油印公告的传单，并抄写、张贴公告的大字报，就让她们和陈东一起先回到宿舍忙碌去。至于其他人则径直奔向厂广播站，我们打开广播站的房们，那房间只有一张床铺一般大小，里面置满了机器设备，再拥进了我们这几条汉子，房间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饱和了。
我们几个人都是外行，从来也没有摆弄过扩音机这玩艺儿，不过，就凭着我们这几个臭皮匠七弄八弄，居然也弄响了扩音机，我们试着播放毛主席语录歌的唱片，王钟惠、雷舟生等人跑到外头去监听音响效果，一会儿，他们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说，外面电线杆上的喇叭响了，发出了时代的最强度音。
以后，我回到宿舍，从陈东手里取了两个公告的底稿，又随手抓了几份传单，然后，再回到广播站去。当日中午11点30分，“新生”的厂广播站开始正式广播，在播送了《东方红》乐曲之后，就由林文武担任播音员，宣读了两个公告：
接管厂广播站公告接字001号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庄严宣告：1967年1月9日胜利接管F市纸厂广播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广播站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采取着折衷主义的态度，什么我们只播送时事、新闻及生产状况，不播送带有倾向性的文章，这统统是谬论！他们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不播送带有倾向性观点的文章，我们就要播送，就要播送倾向革命左派方面的文章。毛主席说：“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社会者我们之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就是要大说特说，大干特干，让厂广播站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元月九日
公告抢字002号继6714革命行动之后，以曾承平为首的厂党委仍顽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元月七日下午五点半，厂党委走卒吕××将一捆黑材料私自烧毁，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再次采取暴烈的革命行动，于八日晚上十点钟查封办公楼、各科室、党委办公室及封闭藏在仓库中的档案，抢出了黑材料！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借此，我们还要严厉警告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抗中央军委指示决没有好下场！
保皇有罪，罪该万死！
保皇到底，就是右派！
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元月九日
我们反复广播这两个公告，间歇之间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钟胜利、王钟惠他们都已经去食堂吃午饭了，我留下来陪林文武，以后，我叫林文武也快去吃饭，由我来播音。这时候，广播站里只剩下我一人，我对着麦克风话筒，尽量咬音准确、吐字清楚，认真地宣读着《公告》和传单上的文章，这是我生平第一回充当播音员，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学会了许多我原来不会的本事，包括好的和坏的。
后来，林文武一边手各端着一个饭盒子回到了播音室，他对我道：“李晟，我替你买了馒头和小菜，你乘热吃了吧，让我来播音。”
“不，你先吃饭吧，吃完了再替我。”我摇摇头说。
“我不饿，我的肚子已经有一块馒头垫底了，还是你先吃，我来播音。”他随手拿起我的饭盒往我的手里塞。
正当我俩互相争让之际，李曼琼、叶佩真、王素琴三个新大女同学来到了播音室，我赶紧向她们打招呼说：“喂，诸位女士。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哪一位来播音一下，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咧，我们的肚子已经在造反了，肚子可是无罪的呀，造反也有理。”
“啊——你们还没有吃午饭呀？”李曼琼望了我俩一眼。“欸，佩真，你来播吧，你的声音好听，像钢琴声一样好听。”
“你别瞎吹了，要我来播就我来播，不过，念不好可莫打我的板子哟。”叶佩真微笑了笑。
她们带来了他们新大《打落水狗》战斗队编的传单刊物《农奴戟》，在唱片播完之后，叶佩真就用她那圆润清亮的嗓子朗读着稿子：“热烈祝贺，热烈祝贺，又有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成立！元月七日，纸厂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人民勤务员革命造反兵团’，这个组织是由厨房工友、保育员等组成的，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
下午，工人赤卫队张贴出《海报》，定于当天晚上六点，在厂礼堂召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大会。同时，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又贴出《严正声明》的大字报，谴责我们的6714行动和6718行动，认为我们单方面抢夺黑材料、查封办公楼是错误的，是破坏了协议，不予承认云云。
当天下午，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商榷、研究对策。那些刚起来造反的工人比我们学生更为激进，他们一个个眼里冒出狂热而愤怒的火光，纷纷主张要冲击这个大会，不许“保皇派”开会，并且，还提出要把跳得最高的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小头目石伙官揪出来批斗示众，给他挂黑牌、戴高帽，狠狠地杀他的威风。
虽然，纸厂工人赤卫队不久前业已与其总部和南区指挥部脱离了关系，他们高喊“打倒马为”、“改组省委”的口号声都把天快震破了个大窟窿，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偏偏死抱着工人赤卫队的大旗不放，当我们采取了6714和6718行动之后，他们又和我们唱起对台戏，这我们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今天，他们又张贴出“海报”，要召开一个全厂性的批判大会，纵然他们批判的调子唱得再高，纵然他们如何真诚、慷慨激昂地批判，我们也认为他们的批判是假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他们采取一些行动，如若著名的11.24行动类似的行动，可以上台要求发言辩论，戳穿他们的“阴谋”。
当时我们的头脑已是够发热的了，谁料到那些工人们的脑袋瓜比我们烧得更厉害，犹如纸厂锅炉炉膛里的纯青炉火一般。我们知道对石伙官挂牌戴高帽是不符合政策的。然而，那些工人非要这么干，我们也不好极力反对。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又风靡一时的日子里，我们总不能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充当“糟得很”派呀，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救世主，纸厂的运动主要还是依靠纸厂的广大工人自己去搞。
这个石伙官是四车间（机修车间）的一个锻工，这人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愣头青的模样，还有点傻乎乎的样子，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工帽，身上穿着一件油腻腻的工服。脚上着一双翻皮的长统牛皮工鞋，却没有绑鞋带。他只是一个纸厂工人赤卫队的小队长，但在我们学生进厂后，也在社会浪潮的冲击下，纸厂的工人赤卫队实际上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人家几个大队长、中队长都躺倒不干，而他却十分活跃，以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的名义，到处贴标语、刷大字报，跟我们唱对台戏，自然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
晚上六时，工人赤卫队在厂礼堂召开批判大会，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的工人和学生也全部出动，两派群众都聚集在礼堂里面，彼此虎视眈眈，场上的气氛一开始就充满着呛鼻的浓烈的TNT气味，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当大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是工人赤卫队另一个头目、三车间副主任傅天水，他对着麦克风话筒大声地嚷起来：“把走资派曾承平押上台！”
在一片“打倒曾承平”、“曾承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怒吼声中，两个戴着“工人赤卫队”红袖标的身材高大的青工把纸厂党委书记曾承平从后台连推带搡地押上前台，又拖他在讲坛旁边的另一个麦克风话筒前站住脚，一个理平头的青工伸手往他的头上重重地按了几下，使之成被批斗的俯首就范的样子。
对于曾承平同志，我们少数派却没有提出“打倒”的口号，认为他是属于《十六条》中所说的二、三类干部，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又是可以改正的，还不算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倒是工人赤卫队如今的调子叫得更尖锐，“打倒”之声甚嚣尘上，他们一开大会就把他押上台去批斗，当然，批判他我们是不反对的，只是我们心里有数，他没多大的问题，纵然叫“打倒”也不会被打倒的。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民愤极大的人或者是老跟我们作对的家伙。
这时候，那个傅天水愤慨万分地控诉了一番曾承平的所谓“罪行”，然后，就向曾承平提一些问题，譬如，“曾承平，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8月30日晚，你组织厂里职工150名上街，以宣传十六条为名，围攻南下学生，是受谁的唆使？”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曾承平就按照他原来的书面检查里的话重述了一遍，算是通过了“论文答辩”。
在傅天水发言之后，石伙官接着也登场亮相了，他站在讲坛上发起言来情绪十分激动，嗓门大得若同新买的大号锣钹咣当响，不过，他这个人说话有点结巴，恰似中文打字机一般嗒嗒几下就得停下来再嗒嗒几下。他一边进行书面发言批判，一边时而停下来向曾承平提一些问题，要求曾承平回答。
今天，我们是成心来挑碴儿的，自然在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当石伙官尚未发言完，6714行动指挥部的刘明开就上台要求念《紧急呼吁》，不用说是遭到了拒绝。在石伙官发言罢，他们还是不让刘明开发言，理由是“工人要上夜班，没时间开太长的会”云云，要准备草草收场，于是，双方便在台上争执起来。
那个“斗批改”的刘明开冲破阻挠，强行登上讲坛，代表6714行动指挥部宣读了《紧急呼吁》他大声地嚷道：“今天这个批判大会是假批判、真包庇的会，是一场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他们不让念不同观点的条子，不让我们上台发言，对此，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当然，工人赤卫队是无视我们的抗议的，两派工人就在台上一方面展开麦克风话筒争夺战，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是在进行短兵相接的唇枪舌剑之战，台上台下一片混乱，而把今天被批斗的对象——纸厂党委书记曾承平——搁置在一边不闻不问。不过，这位戴眼镜的南下干部曾承平今天的表现倒顶老实，他依旧规规矩矩地立在原来的位置未挪动一步，只是他没有像刚才批斗时那样俯首低头着，他的眼睛透过眼镜片直愣愣地望着眼前乱糟糟、闹轰轰的景象，似乎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石伙官可真有钢铁战斗队和打铁匠的一股“钢铁”劲儿，他跳得最高、喉咙最大、吵得最凶，而赤卫队员中间有相当一批人是科室干部之类的“九品”官儿，他们是麂鹿的胆量，见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人多势众、气势汹汹，不由地纷纷退却，躲到后面去，自然石伙官就成了被众猎人围追堵截的一只野兽。
赵依强和几个“斗批改”工人暗藏着高帽、黑牌，他们起初躲在礼堂外面伺机而动，这时候，再也按捺不住了，只见他们手执着高帽、牌子冲上台去。在台上的一伙身强体壮、熊腰虎背的6714行动指挥部的工人把石伙官如同犯人一般反剪手臂，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他推搡到台前去。
那个石伙官大约是属虎的，他到底是一个膂力过人的拿重磅铁锤的锻工，就像一匹烈马一样难以驾驭，他一个劲儿拼命地挣扎着，不肯就范，嘴里大声叫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是保皇小丑，我也是造反的呀！打倒马为！打倒曾涛！打倒曾承平！”
然而，他一个人总是寡不敌众，连齐天大圣最终也要被压在五行山下，落得“渴饮溶铜捱岁月，饥餐铁弹度时光”的命运，石伙官无法斗过众汉子，他愈喊叫得厉害，人家便愈重地按压他的脑袋。由于人们早就估料他是一个不好惹的“蒋门神”，所以，事先即准备了两个高帽、双块牌子，以防万一。这阵子，赵依强和几个上海人如若往野狗的脖子上套狗圈一般狠命地把牌子、高帽往石伙官的颈脖、脑瓜上胡乱套、戴，那高帽上写着“资产阶级保皇狗石伙官”的字样，黑牌上则写着“保皇小丑、跳梁小丑石伙官”，他们把石伙官的胳膊反剪过来，使之成喷气式飞机俯冲的形状，石伙官大约因为胳膊被扭曲痛得要命，更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侮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他如同架在木杠上将要被送去屠宰的肥猪一样痛苦地声嘶力竭地嚎叫着：“唉呀呀——唉呀呀！”同时，他惟一自由的穿着翻皮牛皮鞋的两只脚像发了性子的烈马的马蹄一般拼命地乱蹬一气，进行挣扎反抗。
我们学生都未参加今晚的行动，我在台下观看着这一景象，那个石伙官的绝望的凄厉的喊叫声，就像锥子一样直扎着我的心，显然我是动了恻隐之心，我感到他们这样做确实是太过火了一点，石伙官哪怕是再顽固不化，也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群众罢了，不应该对他挂牌戴帽。遗憾的是，我没有去制止工人们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也无能为力去阻止他们这样做。
这场批判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由于6714行动指挥部的工人们“喧宾夺主”，冲击了这场批判会，而工人赤卫队对此缺乏思想准备，他们无可奈何、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伙石伙官被挂牌戴帽，致使今晚大会的本来批判对象——曾承平——反而“平安无事”，倒是大会主持人之一的石伙官骤然间沦为“阶下囚”，乘上喷气式飞机要上西天去，这种突然的位置交换，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经常发生的，命运的天平颤动得那样厉害，时而上升，时而下降，谁也难以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一个跟斗栽下来。
现在再来说这些日子在北京和全国发生的事吧。
1966年12月18日中午，清华蒯大富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电话：“请你立即赶到中南海西门，一位领导要找你谈话。”
1点30分，蒯大富乘着一辆小车离开了清华园，那车子开得飞快飞快的，一路上闯红灯，蒯大富坐在车上思忖着今天到底是谁要见他呢？是江青、陈伯达，还是康生？他们又是什么事，如此焦急地把他召去呢？
1点58分，车子开到了中南海西门。当蒯大富刚下车，只见从里面开来一辆黑色红旗牌轿车，那辆轿车一溜烟地开到他的面前刹住了。
这时候，从车里走出一个人，他身穿崭新的军大衣，戴着一副白色胶框眼镜，此人就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
“春桥同志好。”蒯大富伸出了他的手道。
“你好，蒯大富同学。”张春桥伸手用力地和蒯大富摇了摇手。
接着，张春桥就把蒯大富领到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他亲自把门关上，说：“你坐。”
蒯大富坐下后，他也在一张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香烟后，他望着蒯大富问道：“你去上海串联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清华的运动最近如何？”
蒯大富向他做了详细汇报，张春桥一边静默地听着，连连点头，偶而插上一两句话。
当蒯大富还没汇报完，张春桥凑上嘴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要深入批判，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对张春桥的话是心领神会的，张春桥所指的“那一两个”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他当即就向张春桥表示道：“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
张春桥那双蛇眼透过眼镜片逼视着他，绷着一副阴森森的脸孔又叮嘱说：“关于这次谈话内容，你尽可以去行动，但不准对任何人说，你说，我也不承认。”
蒯大富回校后，当晚，就向“井岗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传达了这一“紧急指示”。
而就在这天的晚上，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师生代表，老奸巨滑的张春桥也参加了这次接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一司有人递条子，说要准备揪刘少奇、邓小平。
江青对此发话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问题，中央可以解决，现在搞他们不合适，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在清华和北大不是有人贴刘少奇的大字报吗？毛主席亲自派陈伯达去制止。清华要揪回王光美回去检讨，是可以的，我支持。”
也许，江青到底是女流之辈，缺乏政治家必备的远见（不管是哪一种见解），也许，搞两面派乃是一切阴谋家、野心家的伎俩，总之，在这伙阴谋家、野心家的鼓动与怂恿下，一股反刘邓的恶浪还是掀起来了。
19日上午，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布联合成立《井岗山兵团》。
25日清早，寒风像一个赤裸裸的老魔鬼在吼叫着，满天是厚厚低低的浊云，狂风卷着尘土漫天飞扬。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战士和师生员工五千余人徒步进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上午十时许，他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而后，又以宣传车为前导，分兵五路，在王府井、西单、火车站、菜市口等市区集会、演讲、散发传单、贴大标语，高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口号，震动了整个北京城，继而也震动了全国。
早在11月时，毛泽东主席就要谭震林和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由于陶铸工作很忙，一直脱不开身。
要说陶铸的事，得先说王任重同志的事。王任重原是湖北省第一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颇得主席的赏识，因此，在运动初期，他被调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由于王任重患有肝炎和肝硬化，来北京后因为工作劳累，天天发低烧，身体状况越来越坏，再加上他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不和，10月他不得不到广州养病。就在这时，武汉的学生从王任重之子处发现了王任重写的一首诗，这是他1959年陪毛主席到韶山时写的：“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在诗中他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这一下可不得了，他被作为中南头号政治扒手大揪起来。陶铸对王任重是很了解的，他为了解脱王任重的困境，便给毛主席写了报告，建议让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仍回中南局去，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于是，26日就开了个联席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倾巢而出，连一般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会议，在会议的最初对王任重提了一些意见，但很快就把斗争矛头对准陶铸，对他展开了大围攻。
王力板起面孔，盛气凌人地道：“凡是他领导的单位，凡是他过问的单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够得到贯彻，就要继续执行他的那一套。他的一套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货色呢？它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气势汹汹地质问陶铸说：“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谁作梗，群众很不满意！”
陶铸一双如箭一般的目光射向了她，表情严肃地说：“明年的国民经济要安排制定，是我不让斗。”
“你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看党内最大的保皇派就是你陶铸，你在继续推行着刘邓反革命路线，是没有刘邓路线的代理人。”江青的眼睛更尖锐了，像一头食肉的动物。
“你不是怀疑一切吗？这些人怎么不怀疑？”戚本禹冷冷地说了一句。
“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江青歇斯底里地嚷起来，如一条雌蟒一般怒气冲冲。
而政治局委员们只是在听着，没有什么人发言，只是李先念同志讲了两句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意见，最后，李富春同志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晚上，陶铸很晚才回家里，他的面孔阴沉得若同严冬的天空，刚刚坐到饭桌旁，就用低沉的声音对他妻子曾志道：“曾志，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中央开会，江青他们批评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很严重。”
“江青他们为什么突然批判你呢？”曾志一边给他端来一杯热茶，一边关切地询问。
“说来话长，不是一两句说得清楚的，不过这次的事情，要从王任重同志说起。”陶铸的脸色若同一本书籍的标题页，预示着它的全部内容，他把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对自己的亲人诉说。
曾志听罢，淡淡地说：“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陶铸是个汽油性格的人，一点就燃，他一下子便冲动了起来：“人家在那里怎么还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是那样的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曾志用深情、忧虑的目光瞧着自己的丈夫，慰藉他道：“事已至此，就只好正确对待吧。”
二人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曾志又坦诚地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而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而这一天正是毛泽东的73寿辰，晚上，在游泳池的的小餐厅里，毛泽东主席临时宴请了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端坐正中，陈伯达、张春桥、关锋、王力、戚本禹、姚文元等围席而坐。在桌面上摆着滚沸的火锅，几盘烤白薯、煮玉米、几瓶茅台和通化葡萄酒，以及每人一小碗面条。
在开饭前，毛泽东侃侃而谈：“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开饭时，一位腰间系着绣花围裙的主妇双手端着一盘菜走出来了，她不是别人，正是江青，只见她把菜放到桌上，笑吟吟地道：“这是我亲自做的‘松鼠黄鱼’，大家尝尝我的手艺，这还是在上海拍电影时学的咧，主席最爱吃这道菜了，你们尝尝怎么样？”
毛泽东首先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嘴里，边嚼着边赞扬说：“嗯，味道不错。”
客人们只是笑着点头，但是谁也不肯首先动筷子。
江青为大家斟了茅台酒，自己却倒了半杯葡萄酒，又矫揉造作地笑了笑说：“我害怕喝烈酒，只能喝点甜酒。你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有功之臣，今天是主席的寿辰，主席破例请你们坐一坐算是慰问吧。”
这时，所有客人刷地站起身，必恭必敬地举杯同声道：“祝主席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而毛泽东也举杯一语惊人地答词：“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在酒席间，毛泽东夹了两只辣椒放到姚文元和戚本禹面前的碟子里，诙谐地说：“你们二位江南才子也要学会吃辣椒，敢吃辣椒的人才敢革命，当年在保安时，我就和斯诺说过。”
姚、戚两人才咬了一口辣椒，就辣得直咂嘴，但嘴里却还连声说：“好吃，好吃。”
毛泽东看着他俩的狼狈相，哈哈大笑道：“你们还不行呀。”又掉头问张春桥，“春桥，你怎么样啊？”
张春桥毫不迟疑地夹了一只最大的辣椒，大口吃着说：“我在青年时代读了‘西行漫记’就学着吃辣椒，锻炼意志，跟着主席革命么。”
在张春桥的心里最佩服而又最畏惧的莫过于毛泽东了。这个在“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的穷乡僻壤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儿子，天才地将欧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植到我们这个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古国，是他缔造了一个共和国，他是一个叛逆者，是原动力，是创造家，是一个“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一代伟人。张春桥觉得自己在气质上和毛泽东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决心要博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只要他能够影响毛泽东，就可以纵横天下，他可是一个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啊。
毛泽东瞟了他一眼，开怀大笑道：“自古齐鲁多豪杰。春桥，你果然不失齐鲁之风啊！”
江青冲张春桥一笑说：“春桥，这回你要用鲁国之火，煽文革之火啊！”
“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张春桥连忙抓紧机会探问。
毛泽东给客人们递了香烟，张春桥连忙为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毛泽东吐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道：“这半年来中央文革做了不少好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名声大得很哟。相形之下，国务院的好多部，却没有做多少好事，这些人跟修正主义跑得太远了，不能再让他们跑下去了。”
“他们都是刘少奇的人，要把权力从他们手里统统夺回来！”江青抬高嗓门嚷起来。
“死了张屠夫，不吃浑毛猪。”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挥挥手。
“这些走资派非常顽固，至今仍在坚持反动的刘邓路线！”江青仍不善罢甘休。
毛泽东倏地收敛笑容，不满地注视了她一眼说：“你们也不要忘乎所以，权是要夺的，但对老干部不能全部打倒，绝大多数我还是要保护的，全打倒了，我岂不成了孤家寡人。就是走资派也不全是坏人，烧一烧，批一批，只要改正了错误，还是要让他们站出来工作，我已叫陶铸过了新年，外出走一走，凡是能保的都要保！”
众人一下默然了，张春桥小心翼翼地问：“主席，各地的运动发展不够平衡，夺权斗争是不是统一进行？”
“那倒不一定，桃子熟一个摘一个么。从目前运动的发展情况看，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了，我是寄希望于上海的。”毛泽东韬略在胸地望着张春桥，又问，“春桥，你什么时候回上海？”
“我和文元同志过几天就走。”张春桥回答。
“上海一千万人民决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姚文元现出一副表决心的表情。
“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呀，造了半天反，连一块可靠的根据地都没有，就是占了紫禁城，也会被人家轰出来。”江青插嘴说。
毛泽东端起酒杯道：“我在北京等候消息，祝你们成功！”
众人碰杯。
27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余万人参加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同日，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将彭德怀元帅从四川成都劫持回北京。当火车驶进北京站时，天派、地派都争要彭德怀，大吵大嚷：“我是江青同志派来的！”、“我们是奉林副主席指令来的！”经过好一阵争吵、谈判，由于地院东方红人多势众，终被他们把彭德怀拉回地院，后又交给北京卫戍区。林彪、江青一伙对彭德怀作出逮捕的决定，致使他一进卫戍区就被监禁起来，他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主席：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然而，信寄出去了，却“泥牛入海无消息”，彭德怀仍处在厄运之中。
晚上，陈伯达、江青、戚本禹、张春桥以及刘志坚同志接见了清华蒯大富、北大聂元梓、地质朱成昭、北航韩爱晶等人。
江青照旧要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说：“刘少奇的检讨不成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全国人民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我对邓小平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了，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认识的，当时我觉得我们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一个报告，长达七小时，完全是赫鲁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毛主席调查方法，主张王光美那样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也是假的。……王光美很不老实，她去印尼之前，我在上海，她对我说，她要戴上项链，作带花的衣服。我说：‘你是个大国主席夫人，多做几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产党员，不能戴项链。’因为这件事，她好几夜没睡好，最后答应了，她说：‘我接受了你的意见。’结果到了印尼后又戴起来了。”她说到这里时，脸上无不含着女人的妒忌之意，她身为“第一夫人”、“红都皇后”，却没有机会出国到处出风头，这个好处倒让王光美尽占去了，让王光美穿着旗袍、戴着项链陪苏加诺总统一起跳交际舞，她论相貌、论身材、论舞技……哪一点都比王光美要来得强，可是，她竟然要居于别人之下，没有机会抛头露面充当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为此，她恨透了王光美。
这时，戚本禹插话道：“凭她那金项链就不能革命，她完全是个资产阶级分子。”
江青余恨未消地又说：“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电影是大毒草，电影为什么不放呵，到清华放一下。刘志坚同志，八一制片厂有片子没有，到清华去放，那是一株大毒草！要全国放！清华要揪王光美，我支持。”
蒯大富提问道：“江青同志，您在十12月18日的讲话，说刘少奇的问题是党内问题，现在揪不适合，不策略，您如今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江青不满地乜斜着眼睛，出尔反尔地说：“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你们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都可以。”
29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他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是的，我的确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陶铸坦率地承认。
“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炯炯目光扫视了江青一眼，严肃地批评她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你也太任性了！”
会后，毛主席把陶铸单独留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对陶铸道：“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嗯。”陶铸点了点头。
接着，陶铸又直言不讳地向主席面陈他心中的焦虑，他认为目前从经济建设到党的作用，从干部的思想到社会风气，都处于严重危急状态中。
而毛泽东在静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中夹着的香烟已挂上长长的灰蒂，沉默了一阵子之后，他突然漫不经心地问：“你今年虚岁是五十八，实岁应该是五十七？”
“对的，主席记得这样清楚。”陶铸心中好像搬掉了一块青石板，感到一阵轻松。
“选你来中央工作，这也是一条。”
“从心里讲，我真愿意在外地工作，水平低。”
“京官难做，婆婆多。听说你以前讲过：在广州是个西瓜，到了北京就成了芝麻。西瓜、芝麻两样都是稀罕作物，都要的。”说罢，他仰头哈哈大笑起来，陶铸也跟着笑了起来。
而后，毛泽东主席又收敛笑容，语重心长地对他道：‘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毛泽东又猛抽了几口烟，有些不满地问：“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陶铸急忙解释道。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说着，又亲自拟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其中有上海的陈、曹、江苏的江渭清、云南的阎红彦等，他把名单递给陶铸道：“这些同志烧是要烧的，但是千万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陶铸仔细地过目名单，毛泽东又叮嘱他道：“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三个月也可以。”最后，他突然话题一转，“你的那两本书，曾志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
在这次接见后，陶铸连忙整理了谈话记录，当即向总理汇报，总理夸奖陶救了几十条人命。而林彪得悉这件事后，当天他也将老部下陶铸召到家里，给他泼了一盆凉水说：“你呀，现在就被动。”
他见陶铸不解地直视着他，又强调了一遍：“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为了陶铸南行之事，周恩来又谨慎地请示了毛泽东主席说：“具体地保哪些人，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看，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
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总理正式宣布了毛主席指示，并说：“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也许，搞平衡是一项绝妙的政治艺术，毛泽东听汇报总是把陶铸、总理和江青、陈伯达分开听的。
毛泽东主席又在书房里接见了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明年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责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团结多数，造反派的队伍要超过一半以上。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这是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发布。
同日晚上，陶铸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红卫兵，本来约定是第二天接见的，但是他们下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出于无奈，他只好去接见。
陶铸一走进中南海小礼堂，就感到场上的气氛很紧张，那些大学生们的眼睛一个个都燃烧着一团团的怒火，愤怒得像一群饿狼。陶铸见状就说：“同学们，我今天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合作搞一份谈话纪要；二是让中南局李一清同志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好不好呀？”
可是，那些大学生们不答应，一是非录音不可；二是坚决不让李一清参加；三是任意提问。一个武大造反派头头高声叫嚷着：“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
陶铸这个刚烈汉子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我坚持认为今天是接见会。”
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那些造反派学生居然勒令陶铸回答问题，陶铸终于像一头狮子一样被激怒了，他眉一竖，气一喷地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还没有撤职，我提出抗议！你们对我太不信任了，你们要相信我么！我是代表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来接见你们的，你们认为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我是高兴和你们谈的，你们不愿意和我谈，你们找中央文革小组谈，找总理谈嘛。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我不承认，我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那些大学生们鼓噪起来，并企图揪走陶铸，警卫人员怕发生意外，便进入会场执行任务，由于他们都带着枪，于是，学生们就狂呼口号：“陶铸用武力镇压革命群众决没有好下场！”
会场顿时大乱，惊动了正在隔壁房间坐着的陈毅、李富春等人，陈毅一听造反派要揪走陶铸时，气得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说：“我要保卫陶铸同志！”
后来，陶铸勉强承认有些感情用事，不太冷静，结束了这一长达6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接见，此际已是凌晨四点钟了，陈毅和李富春这才放心地离去。
这事一发生，江青马上就向毛泽东告陶铸的状，说陶铸镇压了革命群众云云。江青与陶铸之间的隔阂主要是由吴传启的问题引起的。吴传启是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一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开会，一进屋，江青就质问陶铸说：“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挑衅地乜斜了他一眼。“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陶铸立刻火起来了，他高声地道：“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江青的脸上起了痉挛，胸脯像波浪一样起伏着，恼羞成怒地说：“不管怎么说，你非去支持吴传启不可！”
陶铸的愤怒以几何级数增大着，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吼了起来：“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江青一向是没什么人敢惹她的，她见陶铸居然敢对她如此无理，她气得哭了起来：“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一辈子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气，你欺负我！镇压我！”
一天，陶铸曾向他的妻子曾志倾吐他的内心的痛苦与委屈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等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碴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地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为什么没资格？你们也穿军装，你们又是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道：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又如纪念鲁迅诞辰三十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一百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一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个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猖狂。”
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对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1967年的新年钟声响了。《人民日报》、《红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一社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想法，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北京20多所高等学校几十万师生统一行动，举行了大规模的声讨刘少奇、邓小平游行集会，那示威进行了一整天，游行的队伍走也走不完，经过了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门、王府井，行进复行进，无数面旗帜在空中摇曳飞扬，那无数穿黄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振臂挥动着语录本，宛如一片红色的森林，一双双眼睛射出了狂热而愤怒的目光，他们在咆哮着，在怒吼着，“打倒”的巨大声浪一浪盖过一浪，震撼了神州大地。
同日，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乘飞机抵达北京。陈阿大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是工总司的常委。廖祖康是上海国棉十七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文革前王洪文担任技校民兵连指导员，廖祖康是其手下的民兵。在六六年盛夏，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在黄浦江里游泳，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鬼使神差他竟爬上了轮船的舷梯，谁知这乃是一艘外轮，廖祖康当场就被中国边防人员扣留，押回国棉十七厂，幸亏王洪文保了他，不然，他若落了个“偷渡”的罪名，将永世不得翻身。从此，他对王洪文感激万分，跟定王洪文，成为王洪文的心腹秘书。
王洪文一行人一到北京，就直奔北京大学找老熟人聂元梓，自然聂元梓十分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让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里，并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次日晚上，聂元梓带着王洪文、陈阿大和廖祖康乘上北大的轿车来到了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办公楼。当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就来了。
王洪文一看见张春桥，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伸出手热情地同张春桥握手道：“春桥同志，您好！”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说，“这是王洪文。”
王洪文也介绍道：“这是陈阿大，这是小廖。”
他们互相握手寒暄。
他们坐定后，王洪文就向张、姚汇报了近来上海的运动情况，并恳切地道：“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现在是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了，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难以挽回局面。”张春桥吸了一口烟。
“你们也应该马上回上海去，现在上海到了关键的时刻。”姚文元也对王洪文他们说。
“好，我们也准备马上就返回上海去。”王洪文道。
同日，上海《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造反派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造反派，接管了《文汇报》，夺取了报社的大权，揭开了所谓“一月革命”的序幕。次日，《文汇报》用整版篇幅重新刊登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并发表了《告读者书》，表示“一定要把《文汇报》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造反派报纸。”
3日，由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部红卫兵联队、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旗战斗联队等单位发起组成的“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把队伍开进了中宣部，他们把“过去阎王殿，今日鬼门关，彻底砸烂”的对联和“打点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等大标语刷到中宣部，并在中宣部大楼里设立了“联络委员会”的办公室。
这一天，周总理找毛主席汇报情况，突然，毛泽东问他说：“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镇压，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接着，周总理就把事情的经过向他叙述一番。
“哦，是态度不太好。”毛泽东也不再说什么了。
在同一天，中央文革江青一伙人正为陶铸即将出巡伤透了脑筋，张春桥沉吟了片刻，道：“我和文元就动身回上海，先堵他的去路，别的地方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派人跟着整他的材料，以后有机会再说。”
康生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江青叮嘱张春桥说：“你们这趟去上海可能要呆上二十天，最多不要超过一个月。过渡一下，将来再回北京，我对上对下都好说话，特别是对主席。”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道：“有一个‘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求见，已经等三天了。”
“他们揪去就是了，表示支持，我们不见了。”姚文元摆摆手说，他的脑筋还没转过弯来。
“慢，我们还是去见见。”江青到底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对，见！”康生也一拍即合。
这当儿，有一位工作人员进来说：“在工人体育场接见首都教育、文化、新闻、体育界的革命群众代表的时间已到。”
江青瞥了他一眼，吩咐说：“请那个‘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人到大会堂去等候。”
“是。”那位工作人员退出了房间。
在接见活动结束后，中央文革一伙人和周总理、陶铸在休息室里还有说有笑的。
江青不愧是一个演员，她一生都在演戏，在舞台上演戏，在银幕上演戏，在生活中演戏，在政治生活中也演戏。此际，她故意走到陶铸的旁边，询问他说：“你择好了日子吗？什么时候动身出巡呀？”
“一、两天吧。”陶铸也以礼相待。
可是，谁料到过了一阵子，她的态度完全变了。下午5点，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在人大会堂某厅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学生。
江青拿腔拿调地道：“你们送给我们的材料，我们收到了，我们中央文革正在研究整理，重要的整理出来，还要送给中央，送给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参考，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谢谢你们。”
接着，陈伯达用难听的普通话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了。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他独……”
“独断专行！”江青插话。
而陶铸就在隔壁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竟然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
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了军事院校造反派和部队文艺工作者，江青又发表讲话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而后，那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马上刷出大标语、贴出大字报，声讨刘志坚。
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动身前往上海，他们乘坐的是空军作战部的军用专机——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式飞机。当这架喷有“八一”军徽的飞机冲下虹桥机场的跑道降落后，立刻就有几辆小轿车迎了上去。
舱门打开了，走出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都身穿草绿色军大衣，戴着单军帽，下了舷梯后，徐景贤、朱永嘉和工总司的潘国平等几个造反派头头迎了上去，他们亲热地握起手来。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同志们好！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好！”
以后，他们就钻进了轿车，在三辆满载着工人造反队员的帆布篷大卡车的护送下，车队风驰电掣地疾驰向市区，直奔兴国路上高墙围绕的兴国招待所——这是比高级宾馆还高级的“招待所”。
再说陈伯达、江青等人下午的讲话像02病一样迅速传播后，“联络委员会”的造反派闻风而动，联同北京和外地造反派一千余人，在晚上7时半，排成5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开上大街，朝着中南海的方向进发。
1月的北京夜晚是异常寒冷的，迎面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像刀子一样割着人们冻紫的脸面，无情地撕扯着他们的衣帽。那些造反派们心中燃烧着一团团怒火，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不断地高唱着“下定决心”的语录歌，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誓死捍卫毛主席”等口号，决心不捉拿住陶铸誓不罢休。
转眼间，中南海西门就到了，一千多人秩序井然地在门前就地坐下，领队一面让警卫传达他们的要求，一面组织人们高唱造反歌、语录歌和念语录。
这当儿，大批人马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北医“八?一八”、“井岗山”战斗团、北地质“东方红”、人大“红旗”、“红卫兵”、“东方红公社”、中国医大“红卫兵”、“红旗”、西苑医院“红旗”战斗兵团、北工大“东方红”以及浙江美院、广东粤剧院、南京大学造反派约三千余人闻讯纷纷赶来支援。
11时，警卫传来的消息说：“陶铸离不开工作岗位，已将此事向中央汇报。”
这下子可不得了，在场的那些学生们怒不可遏，如疯如狂，他们挥动着拳头咆哮如雷：“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陶铸！”、“打倒反革命陶铸！”、“陶铸快快滚出来！”
12时50分，警卫又传来消息说：“总理有指示，派三五个代表入内谈。”
于是，静坐示威的造反派推派师大井岗山等5单位各派一人进入中南海里面谈判。
夜深了，这是滴水成冰的寒夜，刺骨的寒风正酿着严寒，地球就像冻死了一样。但是，饥饿和寒冷吓不倒据说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狂热的红卫兵们，他们斗志昂扬，当场写下了“敦促陶铸投降书”、“陶铸论陶铸”等稿，由三辆宣传车轮番广播，歌声、口号声、语录声此起彼伏，彻夜震荡在中南海的夜空，搅得中南海不得安宁。
5日凌晨6时50分，周总理出来接见了，他一整夜也未合上眼，那布满红丝的眼睛里充满着焦虑和忧愁，他对学生们说：“天气这么冷，你们等了一夜，我心里非常难受。陶铸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不能答复，需要请示党中央，请示毛主席。这里不好谈，最好把代表留下，坐下来好谈。”
闹事的造反派不得不同意了总理的意见。
在五日的首都街头，声讨陶铸、刘少奇、邓小平的大标语满城都是，造反派的宣传车纷纷出动，北京城鼎沸了。
康生、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
康生瞅了毛泽东一眼，进言道：“现在已经查明，几次接见红卫兵，报纸、电影、电视上中间都有刘、邓的镜头，这是陶铸有意安排的，他管中宣部咧。”
江青也说：“熊复按照陶铸的旨意，伪造了主席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利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其实，这事是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同志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摄影部的同志说可作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头隐去，将邓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所谓“换头术”事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起的那张照片，与陶铸是毫无关系的，是江青子虚乌有地加在陶铸头上的“罪名”。
毛泽东抽着烟，皱着眉头听他们的汇报，久久地沉默着，不过，他显然是被他们说动了心，他是不能容忍有人背叛他，而站到刘少奇一边去。
话分两头说，这几天，上海的形势乱极了，大批工人赤卫队员也大造其反，纷纷上京告状，沪宁线上，有57趟客、货车停驶，黄浦江上，有一百多艘轮船停在码头无人卸货，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仅够用两天了，若煤再运不进来，发电厂只好停电。设在外滩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是一座黑石砌成的大厦，在银行大厦宽阔的石阶下面挤满了卡车、吉普车、小轿车、三轮卡、摩托车、自行车，不计其数的各色造反人员，诸如“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个体劳动者”、“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红卫军”（即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等，他们为了自身的各种经济利益纷纷起来造反，还有各工厂发了大量的串联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还“补发”好几年的工资，这些人手持他们逼迫当权派签字的纸条，疯狂地敲打着铁栅门，海潮般不断地冲击着银行，声嘶力竭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不许扣压我们的血汗钱！开门！快开门！我们要领钱！”
莎士比亚说：“黄金对于人的灵魂较诸任何毒药更有毒，而且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杀人更多。”在这黄色的奴隶面前，什么廉耻、天良、正义、真理都沉溺在里面，这些捞钞票的各色造反人员都发了疯，他们为了钱——万恶的钱——就不顾一切了。
但是，那些单纯的学生们是不能容忍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的，决心要刹住这股可怕的经济主义歪风。
当新年刚过，周恩来即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于是，陈丕显便召集上海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开会，自1966年3月因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与会者传达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
在会上，上海红革会学生代表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以煞住这股经济主义歪风，这一提议得到许多与会者的支持，并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
3日，告上海人民书初稿打印出来了。4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工总司”、“红革会”、“反到底”等11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他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20万份，在市内广为散发。
再说张春桥、姚文元4日飞抵上海后，就来到武康路二号的小楼——这是“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秘密据点，徐景贤、朱永嘉、郭仁杰、王承龙（《支部生活》造反派头头）等一班秀才早已等候在那里。
张春桥对他们说：“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是作为中央文革的调查员，想多听听多看看。一月，是关键的一月。陈、曹的垮台已是大势所趋，上海将建立起崭新的革命政权，而你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将是新政权的工作班子……”
“上海最近的形势很好，1月2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联合上海及外地的革命派，接管了《文汇报》，一举夺了报社的大权。”徐景贤说着，从军用挎包里取了一张报纸递给张春桥，又道，“这是新生的《文汇报》《告读者书》。”
张春桥手捧着《文汇报》，浏览着套红的《告读者书》，激动地连声赞叹：“《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同志们干得好！造反派以他们惊人的创造性暴露了这样一个秘密——党的行政领导并不是党领导的唯一方式。党的领导方式的改变并不是什么思想家发明的结果，接管只是一种必然，是从我国上层建筑的变革中产生的。因此，它终究不会迁就一切感情的力量，传统的力量和行政的力量。”
“《解放日报》怎么落后了？”姚文元也关切地问。
“《解放日报》明日下午8点也宣布接管，有20多个组织参加接管大会。”徐景贤说着，又从军用挎包里掏出几张打印稿补充道，“这是准备以《解放日报》、《文汇报》两报全体革命职工名义发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致敬电。”
张、姚各接过一张打印稿看着，张春桥看着又兴奋地说：“很好！很好！马上向钓鱼台汇报！”
1月5日，“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告全市人民书》。同日，上海《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夺了报社大权，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了。
6日，灰蒙蒙的天穹开始放亮起来，突然一阵朔风呜呜地吼了起来，无数晶莹的雪粒劈里啪啦地掉落下来，掉落在瓦上，玻璃窗上，马路上，它带来了是阴沉与严寒。而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上，百万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一位俏丽的女青年站在麦克风话筒前，不断振臂高呼口号：“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广场上传来了巨大的闷雷一般的呼应声。
一身戎装的张春桥、姚文元坐在主席台正中，还有王洪文、陈阿大、徐景贤等也庄严而兴奋地端坐在台上，在他们前面，站着胸前挂着大牌子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还有马天水、石西民、杨西光及数十名部、局长，四周是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
张春桥发表演讲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愧为伟大的工人阶级，不愧为毛主席的忠诚战士；你们的胜利雄辩地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他站起身模仿列宁的动作，戏剧性地张开双臂，场上爆发出了一阵海啸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无数盏闪光灯对着他在乱闪着，骤然间，在他的心中升腾起一种伟大感和自豪感，俨然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左右一切、主宰一切人命运的伟大的领袖人物。
同一天，在北京，清华井岗山、北航红旗等16单位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下午2点30分，一辆吉普车由清华园开出，3点30分，清华园又开出了一辆大轿车，这些车辆坐的是井岗山兵团《雪莲花》、《傲霜雪》等六个战斗组共40人，他们出动计擒王光美。
第一辆车直奔师大一附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正向该校师生作公开检查，他们准备在其检查后设法拖住她，使她不能按时回家。而两辆车将战斗组成员送到交通队和北京医院。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刘平平检查后的批判会也已结束，师大一附中的学生们陆续离校了。而在一间教室里，清华井岗山的几个人却正在和刘平平“座谈”。
当6点10分时，在刘少奇的家里一阵电话铃声响了，王光美走过来接电话。
“喂，你是刘平平的家长吗？”
“是呀，你是谁？”
“我是交通队呀，您的孩子刘平平今晚五点四十分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啊——她人怎么样了？现在什么地方？”
“伤势很重，我们通知他们学校了，现在北京医院。”
紧接着，又一阵电话铃声叮叮叮地响了。
“喂！你是刘平平家长吗？……我是师大一附中……刚才交通队通知我们，刘平平在和平门附近被汽车撞了。”
一次电话比一次电话急，真把刘平平的母亲王光美急坏了，她的爱女突遭车祸，哪个做母亲的心里能不急呀？
在北京医院，那些井岗山兵团战士控制了所有电话和守住通往该医院的所有路口。过了一阵子，出乎意料，一名三、四十岁的军人和一名十四五岁的小女孩闯入医院，军人是刘少奇的卫士李，小女孩是刘少奇之女刘亭亭。
“刚才平平送到医院了吗？就是被汽车撞的。”刘亭亭焦急地问急诊室的护士。
“没有。”护士回答。
“噢……”亭亭和军人若有所思。
那军人立即走向电话机，他要向王光美汇报，当他拨到最后一个号码时，守在一旁的井岗山学生把电话按断了，说：“这是急诊电话，你不能用，跟我们到那边去。”
那些井岗山学生把他看起来了，然后，再做年仅十四岁的刘亭亭的思想攻心。
“亭亭，你应该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妈妈的反。”
“你是要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你爸爸刘少奇一边？”
“当然是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十四岁的刘亭亭多单纯呀。
“你要做口头革命派还是实际革命派？”
“实际革命派。”她回答。
“那好，把行动拿出来。”
几经说服，刘亭亭终于拿起了电话筒说：“妈妈，平平左腿伤了，大夫说要动手术。”
“怎么样？到底伤得怎样，”电话里传来了王光美的哭泣声。“快，让大夫跟我说！”
造反派的医生接过话筒道：“喂，伤得很重，粉碎性骨折，正准备动手术，按规定需要家长来签字。”
“是不是让亭亭他们签？”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
医生按住了话筒，准备让刘亭亭再帮忙，刘亭亭又拿过话筒呼唤道：“妈妈，妈妈。”
可是，对方接电话的却是刘少奇的秘书，他传话说：“王光美已去了。”
8点时分，一辆红旗牌小轿车停在医院门前，想不到走下车来的竟是刘少奇，随后，王光美也下了车。刘少奇的脸上充满了悲伤，王光美眼圈发红，不时拿手绢擦着鼻涕。
“平平在哪儿？”刘少奇闯进急诊室就问。
“你们受骗了，他们要揪王光美！”军人李和随着而来的刘少奇之子刘允真（源源）不约而同地喊起来。
“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人统统回去。”井岗山大学生喝令道。
这当儿，王光美变了脸色，脸色苍白得吓人，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她知道自己这下子逃脱不了可怕的厄运了，嘴唇儿打着颤，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跟清华同学走，你们都回去吧！”
刘少奇的两眼射出了愤怒的目光，如若铁匠的熔炉那样往外冒着火苗，鬓角里的筋嘭嘭地跳着，满脸是郁怒和怨愤，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竟然被几个大学生戏弄了，他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侮辱，同时，又为自己无能为力保护自己的妻子而感到屈辱和内疚，他的脸上又充满着忧郁的神色，为王光美的命运担忧，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他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拖着沉重的步履，在他卫士的护送下先走掉了。
惠特尼说：“女人像芦苇，在微风前摇曳，但在风暴下也不会摧折。”王光美也是一个女人，而且，还出身于名门望族，虽然她已参加革命多年，但仍摆脱不了女人的天性。她在那些无法无天的井岗山学生面前，一时失去了主张，瘫在长凳上，右手托腮道：“让我镇静，镇静镇静……”“跟我们去清华！”学生们口气强硬地说。
她只好站起来，走了几步，一屁股又坐到了楼梯上，道：“咱们谈判，谈判……请坐。”
“你去不去清华？！”学生们可不想坐到楼梯上跟她谈判。
“谈判……谈判……我们先来学习最高指示……”王光美使起缓兵之计，这时周围观热闹的群众越聚越多。
那些井岗山学生知道拖延下去是没有好处的，他们一面大声吆喝着：“走，快跟我们去清华！”一面强行将她连拖带拉押上了吉普车。
“砰——”车门重重地关上了，几乎同时，车子像离弦之箭一样飞驰起来。
晚上10点，王光美被抓到清华大学西大操场主席台上，在一片“打倒刘少奇”的怒吼声中，她向全校师生做检查，并在逼迫下写了四点保证。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王光美于次日凌晨返回中南海家中。
1月8日，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据传单上说毛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极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后来，曾志看到这份传单，她不相信毛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她写信给毛主席询问此事，而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了个“？”号，然后，将信退还给她。
然而，不管“不老实”也罢，“不老成”也罢，陶铸终未能够出北京城，他也交上了多米诺骨牌的厄运。
9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坐在正中的单人沙发上，他双手拿着一张《文汇报》在细细地浏览着，那报纸通栏套红大字标题是：“告全市人民书”。在他的两旁的沙发上分别坐着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戚本禹和关锋，他们俱默默地注视着他，目光各含着复杂的成份，恭敬、兴奋、激动、不安、忧虑、担心、急切。
毛泽东放下报纸，他的面容骤然舒展开来，突然一亮，宛如太阳穿过云彩放射出光芒一般，他微笑地连声称赞：“好！好！上海形势发展之快，出人预料，令人鼓舞。”
江青瞥望了关锋、戚本禹一眼，彼此的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得意的笑容。
毛泽东扫视了众人一眼，兴奋像沸水似地洋溢在他的脸上，他又开口道：“《文汇报》现在由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四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写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一场革命，先要制造舆论。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了权，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的文章，他们写的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上海革命力量起来了，全国就有希望，《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的问题，有全国性的意义。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０年起，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又接着道，“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你们中央文革马上起草一份贺电，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向他们表示坚决的支持，热烈的祝贺！要通知北京的各家报纸，要发社论，要让全国人民懂得：这场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接着，毛泽东激动地站起身，一边踱着步，一边挥动着手臂大声说：“我们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后来，毛泽东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行人送出书房，一一握手道别。当客人们还没走几步，毛泽东忽然又叫道：“恩来，请你留一下。”
周总理闻声转过身，又同毛泽东一起返回书房，而康生和江青彼此相视一眼，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毛泽东用金刚钻一样明亮、锋利的眼睛审视着对方，询问道：“恩来呀，你对上海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分析。上海夺权斗争必将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总理的表情是坦然、拘谨、谦恭的。
“其实我这也是违心而论，言过其实呵！权不夺不行，全夺也不行。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全国夺权必然会引起全面大乱，这也没什么可怕的，乱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由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呀。”
“主席，对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处理呢？听说上海一月六日百万人大会上，把陈丕显、曹荻秋和四十多名市委干部连续批斗了四个多小时，有许多年高体弱者当场昏倒。”周总理谨慎地进言道。
毛泽东默默地听着，埋头抽着闷烟。
周总理犹豫了一下，又从文件包里抽出几张照片来说：“现在有些群众组织在批斗干部时，不认真执行主席的指示，随便搞体罚或变相体罚。”
毛泽东接过照片一一过目，气愤地道：“太过份了，对走资派，也要讲人道主义呀，我历来反对戴高帽、挂牌子，可他们就是不听。”他略略思索了一小会儿，又说，“为了安全起见，是不是把上海的陈丕显和各省、市的头头们接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先避避风，造反派还不敢冲中南海吧？”
“好，这样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周总理的两眼为之一亮，好像点燃了两盏充满暖意的神灯。
“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林彪同志向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军委文革小组，他建议由关锋同志担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江青同志任顾问，不知你意下如何？”毛泽东望着他问说。
“我对军队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主席是不是再征求一下老帅们的意见？”总理很有分寸地道。
毛泽东摇摇头说：“让关锋同志当组长，众心难服，恐怕老帅们没有一个买他的账，我看还是让徐向前来挂帅吧。”
“好，帅才难得，理应重任。”总理一拍即合。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话：“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是日，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同一天晚上，一辆红旗牌轿车停到了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的门口，康生拖着沉重的步履走进了自己的书屋，将公文包随手一扔，疲惫不堪的身子瘫到了皮沙发上。他的妻子曹轶欧手捧两只盘子走了进来，一只盘子放着块热毛巾，一只盘子放着个细瓷通花盖盅，她将盘子放到茶几上，接着，随手按了下一尊人体铜塑像上的电钮，刹那间，红色灯罩的吊灯、壁灯、台灯、落地灯全都亮了，满屋子尽是柔和的红火，康生对光线的敏感和林彪、江青是大同小异的。
曹轶欧望着他，关切地道：“你累了吧，快擦擦脸，这是我刚炖好的冰花雪耳羹，你快趁热喝了吧。”
可是，康生仿佛没听见似的，闭起双目，像一尊塑像一样一动不动。
“你怎么啦？是不是生了病？”曹轶欧又问。
康生沉默了半晌，才说：“主席表扬了上海夺权。”
“这是大喜事呀，你干吗愁眉不展呀？”她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是大喜事，但没我们的份，将来写中共党史，编中国现代史，这一切功劳全记在江青、张春桥名下。”康生愁眉似锁，“苦在心兮酸在肝”。
过了一会儿，康生站起身，走到书橱前，似乎在欣赏摆在书橱里的各种古玩，忽然他道：“我有个想法，把子石召来……”
张子石是康生和前妻生的儿子，他的年龄比曹轶欧小不了几岁，他现在山东省工作。
当曹轶欧一听把张子石召来，她再也不像刚才那般柔情似水了，恼怒地嚷起来：“不，不许把子石召到北京来！”
“又是妇人之见，你莫急，召他来是为公不为私。”康生急忙解释起来。
“你和他怎么样我不管，就是不得在这屋里。”她的口气稍缓和，但仍不想全部让步。
“唉——”康生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11日，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电贺上海32个群众组织。同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发布了。
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32个组织发表的《紧急通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合写的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这一天，在上海人民广场上，数十万上海及外地造反派举行了“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大会”，张春桥、姚文元身穿军装，挥动着红色塑料皮的语录本登上了主席台，在万众鼓噪声中，大会主持人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贺电。接着，张春桥又在大会上讲话说：“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
“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毛主席对上海造反派提出来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姚文元也在会上发言说：“这次，春桥同志和我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我们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在上海革命人民面前、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我们确确实实是小学生……”
接着，王洪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大会结束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没料到王洪文突然采取行动，抓走了陈丕显，把他关进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的权。
翌日，即13日，陈丕显被押上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高呼“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等口号，招摇过市，王洪文借这次汽车游街，把自己扮成了一位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反对经济主义的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自从1967年1月夺权风暴掀起后，刘少奇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厄境。古语曰：“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兆。”、“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止谤莫如修身。”他是不乏历史知识和修养之道的，以为与其被人打倒，不如明智地自身引退。于是，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并转政治局：近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对我震动很大。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向中央提出两项要求：一、这次路线斗争的主要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党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我恳求中央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恢复他们的工作；二、为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些损失，请主席和中央准予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我愿携妻子儿女回老家种田，做一个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
毛泽东主席接到刘少奇的信后，1月13日深夜，他让秘书乘小轿车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毛主席了，他十分渴望能够和毛主席仔细谈谈，可是，一直得不到机会。平时，刘少奇总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吃过一次药效轻微的安眠药之后，拿一些文件翻阅一下，然后再吃第二次药效较重的安眠药，服完就安然入睡。这一天他吃完二次安眠药，刚刚躺下床睡了一会儿，就被秘书叫醒了。他一听说毛主席要接见他，睡意一下子烟消云散，他立刻起身洗把冷水脸，泡一杯茶清醒一下头脑，而后，就兴冲冲地跟着毛的秘书一道去人民大会堂。
北京厅在人民大会堂的楼上，靠近小卖部和休息室，厅里铺着棕色花纹的地毯，一圈棕色的单人沙发围成圆形。这些天，北京厅已改成毛泽东的书房和客厅，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里进行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他俩谈了1小时45分钟，气氛是融洽的。
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说：“平平的腿好了吗？”
一听这问话，刘少奇的脸上又笼罩着一层愁云，近来他两鬓斑白，面容憔悴，忧虑在他的前额留下无数的皱纹，他喟叹道：“平平没有出事，那是清华的学生为了揪光美回校做检查，而精心安排的一出戏。”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毛泽东也紧蹙起眉头。
刘少奇的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局促不安地坐在棕色的沙发上，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口说：“主席，我想向你汇报两点想法。”
毛泽东停止捻动手里的铅笔，他侧目注释着刘少奇，而刘少奇则心情沉重地道：“主席，我想了很久，始终感到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在我，我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尽快解放他们，使党少受损失……”
毛泽东递给刘少奇一支烟，两人都点燃了香烟，他吐了口烟说：“少奇同志，‘文革’’这把火是我放的，但我不是要打倒你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啊。”
“第二点想法，主席，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光美、孩子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着烟，而后又慢慢地把烟头放到烟灰缸上，将烟灰缸随手一推，含糊其词地说：“少奇同志，你的想法。我需要时间……考虑考虑。”
过了一阵子，他又道：“少奇同志，建议你认真读几本书。”接着，他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论》和狄德罗的《机械人》，还有一本是费尔巴哈的，一本是黑格尔的。
临别时，毛泽东主席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他还拍拍刘少奇的肩膀，亲切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从人大会堂归来后，情绪大好，就像一个久病的病人突然服了一贴灵丹妙药似的，然而，没过多久，他的美好的梦幻又被打破了。
14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发表了。
15日凌晨3时半，上海工总司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11个造反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权力象征的大印，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他们发布了三项通令：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夺权”事件发生后，张春桥把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请进市委招待会密谈说：“金章同志，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取。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么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你的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
“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在张春桥的软硬兼施下，耿金章终于屈服了，表态说：“好吧，我们‘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张春桥大喜，就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
在拥有几十万人马的工总司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上三司”等10个组织便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上海的第一次夺权就这样告吹了。
再说北京的事，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国务院工作会议，讨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这是由一座古色古香的殿堂改成的会议室，现在负责抓业务的6位副总理，除聂荣臻未到会外，其他5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谢富治均到会，可是好几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如余秋里、谷牧等人却还没到场（他们被抓去揪斗了）。
他们焦灼不安地等待着，越等越不耐烦，越等火气越大，越等牢骚气话越多，他们谈到了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被揪斗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谈到余秋里和大庆问题时，他们几个更是激动异常，周总理心情沉重地告诉他们说：“余秋里进行了六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未恢复，可是，在昨天的一个斗争会上，却硬给余秋里挂上黑帮牌子，要他手举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余秋里同志说得对，说我不能对抗群众，伏首只能听命，但是我不是，我心里明白不是。他的态度还是诚恳的，我是需要他这个人，党中央需要他，他是经过长期的考验的，他是从红小鬼上来大，他身上的疤，就是证明，他不是全靠吃老本的那种人，七年来有新的创造，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说过他是部长级里的标兵，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大庆会战我们要承认余秋里的功绩，要承认余秋里在组织和指挥上的作用。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甚至反对王铁人……”
“听说大庆还把王铁人游了街。”李先念也插了一句。
此时，周总理显得很激动，炯炯有神的目光如两团燃烧的火，强捺在心里的愤怒汇集在那皱起的眉峰和额头上，他稍稍抬高嗓门说：“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大庆前几年确实不错，很有成绩，罗马尼亚是承认我们先进。一面红旗，我们为什么自己毁了呢？有错误允许改嘛！我们一提这件事就很激动，五年的成绩实在不错，后两年骄傲了……”
“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戴高帽、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像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的红卫兵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一些，心里感到很不安，很难过。”李先念副总理说着，心中的苦汁迅速地涌到脸上，不禁热泪夺眶而出，沿着腮帮子上很深的皱纹滚了下来。“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说到这些，在座的好多老同志眼泪从那凝滞的眼睛里流溢出来，“慷慨为悲咤，泪如九河翻。”
谭震林副总理两眼闪射出猛兽般的光芒，满脸怒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愤怒在胸腔、在嗓子眼沸腾着：“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谭震林是分管农林口的一位副总理，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老红军，性格倔强固执，刚正不阿，是一个出名的炮筒子。
周总理见谭震林说话有点出了轨，他用犀利的目光制止他，又瞥了瞥不露声色地坐在一旁的谢富治，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思想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要为党的千年万年大计想一想，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全世界人民的命运的问题。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在过去半年里，我们自己受到了一点委屈，受了一些过份的批评，健康也可能受到一些损失，我个人付出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比起我们在战争时期，流血流汗，又算了什么？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世界革命，我们个人这点损失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月来，我总是以此来鼓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光芒伟大的前途，认清大好革命形势，我们个人付出一点代价是值得的。当然，我不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不是对一些事听之任之，有困难就要去克服，争取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少受一些损失，这就是我们作为领导的责任。”
由于许多人未能到会。这次会议便草草收场。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几个人来到了李富春的住处。在客厅里，过多的摆设使客厅显得有些凌乱、拥挤，几位副总理聚首交谈。大约，现在少了一个两面三刀的谢富治，再加上党性特强、十分原则的周总理不在场，几个老战友凑在一起说话更无所顾忌，袖筒里揣棒锤——直来直去，他们继续议论刚才会上的话题，大骂中央文革那一班人。
陈毅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一来搞，决没有好下场！”
李先念用手拍打着沙发扶手，愤慨地道：“昨天打倒刘邓，今天打倒陶铸，明天不知道又要打在谁头上，这样下去，我们这个党非被他们搞垮不可！”
“他们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家伙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把我们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的国家就要大乱了，天下大乱了，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老百姓就要受二茬罪，吃二遍苦了！”谭震林的脸上笼罩着阴沉沉的乌云，忧愁悲苦如同千山万岳重压在心头。
“什么四号人物也叫打倒了，中央没作任何决议，连大多数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一个政治局常委，说抓起来就被抓起来了，党纪国法何在？！”陈毅的脸面爆炸似地发红，如若一星火落在一盘酒精上燃了起来。
“你是政治局常委，知道这件事吗？”李先念抬眼望着主人李富春问说。
“不知道，中央没有讨论。”脸色忧郁的李富春要摇摇头、摆摆手道。
“他们也是党员，总不会不懂得一点党的规矩吧，我去找主席问个明白。”谭震林愤然站起身，他眉一竖，气一喷，有如狂飙拔木一般。
“嗨，算了吧，找也没用。”李富春又是摆手，又是叹气。
“何以见得？”陈毅不以为然地瞪大眼睛望着他。
“你们不要深问了，这件事主席是讲了话的。”李富春显然是比他们知道得更多一点，想得更深一点，性格更稳健一点。
几位老人喟然相顾，而谭震林则用手杖狠狠地戳着地板。
也许，因为谭震林是工人出身的缘故，他的性格与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不大一样，是属于彭德怀型的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敢说敢作敢为，也是党内出名的一门大炮。当夺权的龙卷风也吹到国务院各口时，1月16日晚，他召集农口各部领导人谈话，而后，17日上午，支持他的“延安兵团”公布了《夺权公告》，宣布要夺农业部党、政、财、文、生产和接待的大权，而农业部对立面的“井岗山”、“红旗”等组织则指控其为“假夺权、真保权”，拒绝和他们联合，随即串联了在京直属单位的同派组织和农大、劳大、农机东方红等组织提出成立“监察委员会”予以抵制。夺权派成立了一个农业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管理委员会［临时］（由延安兵团、毛泽东思想游击纵队、红色职工造反团等五个组织组成），他们聚集了20多位代表，瞒着对立面组织，悄悄地前往和平宾馆，同农业部代理部长江××等人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谈判，江终于在白纸上签了名，致使夺权“合法化”了。
这就是著名的一?一七夺权事件，也就是所谓谭震林掀起自下而上资本主义的二月复辟逆流的前奏曲。
19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他儿子张子石，王力和关锋也在座。
康生对张子石说：“你们青岛有个王效禹，夺权的条件比上海更成熟。你回去就干，不但要夺青岛的权，而且要夺山东省委的权，搞好了，我给你们发贺电，发社论。”
康生说的王效禹是青岛市副市长，20年前，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时，王效禹是他手下的土改队员。
接着，康生沉吟了片刻，又道：“你告诉王效禹，现在看来，上海的夺权，除了打个头阵以外，算不得什么。山东的夺权要出经验，要载入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你们有革命干部王效禹，对于那些老干部不能一锅端，也要拉过来几个，再争取部队派一两个代表参加，你们的夺权，就是革命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
“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愿不愿支持我们，还很难说咧。”张子石不无担忧地说。
“他们不支持又怎么样？等你们夺权成功后，我再让王效禹兼任一个部队的政委之职，不一样是‘三结合’？”康生显得胸有成竹。
“有人反对怎么办？”张子石仍顾虑重重。
“逆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对反革命要有铁的手腕！”康生恶狠狠地道，他的目光如钢锥一般阴森森的，寒光刺人心脾。
次日，张子石即搭乘火车赶回青岛去了。
21日，毛主席看了安徽××文件给林彪指示道：“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同日，青岛是20多个单位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成立，并且夺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这一行动，并参加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23日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介入了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担负了三支两军的任务。
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还登载了1月14日25个组织发表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同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也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就在纸厂6714行动指挥部大闹工人赤卫队大批判会场的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编者按，传出了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革命……”
我们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林文武赶紧跑到广播站开机，及时地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全厂各个角落，同时，其他人也立即动手，刷写出大标语，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动员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0日晚，我们召集所有造反派开联席会议。由于这些日子少数派的势力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大，如今大小组织统共有16个之多，由少数派一跃变为多数派——这场“革命”也是一场热核反应——，而真正属于6714行动指挥部的只有“斗批改”、工农红卫军、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等几个工人组织，为了要把全厂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因此，与会者经过充分的协商，大家一致赞成成立一个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全厂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同意加入这一联络总站，由每个组织派一名勤务员参加联席会议（我们驻厂学生例外），联席会议是权力机构，好像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斗批改”的刘明开、工农红卫军的柯新耀暂定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还纷纷强烈要求对工人赤卫队发出哀的美敦书，勒令立即解散该组织，取缔该组织。我们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当晚就由陈东执笔起草了一般份《勒令》书，勒令工人赤卫队必须在13日午夜0点之前自动解散该组织，摘掉挂在厂门口的工人赤卫队的牌子和队旗，否则，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我们概不负任何的责任。
据圣经记载说，摩西病死以后，约书亚代替摩西率领由埃及撤出之希伯来人，转往圣地。行抵耶利哥城，发现城门紧闭，无人出入，约书亚便遵照上帝的指示，吩咐部属，抬着约柜，吹着号角，绕城而行，一天绕行一次，一连七天，终将耶利哥城攻克。
而今，我们这些新时代的“祭司”又拼命地吹起喇叭，不断展开一系列戏剧性的进攻行动，把整个纸厂搅得天翻地覆。大批的工人群众纷纷起来造反了，应该承认，大多数工人群众是出自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人是因为政治上、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是由于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或者为了要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而揭竿造反的。
譬如，新近成立的“毛泽东思想人民勤务员革命造反兵团”是由厨房工友、保育员等组成的，他们一成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开会责令劳动科长立即回答他们提出的二项要求：（1）八小时工作制；（2）低工资问题。工友们用许多的事实，愤怒地控诉了劳动科长张××对他们的种种压迫，因惧于形势和这些怒不可遏的工友们，张科长不得不答应他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诚然，这些工友们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若照地史学的说法是处于太古界（Ar）地层或者元古界（Pt）地层，他们就像高尔基笔下的契尔卡什、奥尔洛夫夫妇之辈，被生活的重轭压得喘不过气来，平时受尽了新生的蒋门神、西门庆、镇关西之流的欺凌压迫。当现在他们有机会起来造反、替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们满腔的怒火如火山一般迸发出来，愤怒的火焰一下子就发泄到张科长的头上，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他们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制和低工资的问题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的工作确实是过于繁重辛苦，生活也是在贫困线上不断挣扎着，但是，他们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长期的痼疾，我们的国家太穷了，人民的生活太苦了，这个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因此，他们一起来造反就图谋自身的利益，卷入于经济斗争的旋涡中，这是这些城市贫民的局限性表现。
这几天，我们的宿舍都成了上访接待站，门庭若市、人流络绎不绝。大约，受到了社会上经济主义风潮的影响，每天，尤其是中午休息时间，都有许多人如潮水一般不断地涌入我们的房间，自动地对我们进行种种申诉，他们多是些临时工、合同工和三年困难时期被精简辞退的工人，主要要求调资、转正和恢复工作，他们简直把我们这些红卫兵都看成了包青天之类的人物，似乎我们是无所不能的，可以任意主宰一切。
我对于这些上访者，都专注地倾听了他们的申述，并一一认真地做了笔记，尽管我知道自己未必能够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这些上访者当中为数不少是中年女工，一个头上戴了顶无檐的女工帽、身上还围着一条围布的四十多岁的女工对我们哭诉说：“我叫吴顺兰，是二车间的整料工，我55年就进厂当家属工，58年转为正式工，60年因为生病，请假多了几天，61年便被精简回家去了。以后，国家形势开始好转，我又进厂当临时工，一直干到今天还不能转正。我的家庭负担很重，全家连老带小有七张嘴要吃饭，就靠我爱人和我挣钱糊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的工资少得可怜，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干活，一个月才挣30来块钱，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连一个正式工也当不上，61年我是听党的话才回家去的呀，可是，现在形势都好转了这么多年，还不让我转正，请问，这天理在哪儿呀？！那些当权派只知道自己做官当老爷，却压根儿不知道老百姓生活的贫苦，现在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革命造反，你们红卫兵进厂为我们工人撑腰，我们一肚子的黄连水才有地方吐，你们红卫兵一定要为我作主，帮助我及早解决转正的问题。”
那一张张愤怒的、忧愁的、悲伤的面孔，那咆哮声、哭泣声和一张张雪片般的申诉书，就像琵琶独奏《十面埋伏》一样剧烈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我被震撼了，同时又陷入于茫然与困惑之中。我一方面深切地同情这些人的不幸遭遇，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在此之前，由于我们受着正统教育的熏陶，使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学生只看到社会的光明面，以为我们这个社会只充满着灿烂的阳光，却视而不见社会的阴暗面——；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这么多工人在闹转正、加工资等经济问题，这股风潮刮起来真不得了。倘若像戈壁滩上的风暴没完没了地刮下去，方兴未艾的文化大革命势必进入歧途，如若太平天国夭折于天京之变一样，历史的血淋淋的教训难道还不引起我们应有的足够的警惕吗？我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这些为个人经济利益的造反举动毕竟脱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过，我也只是仿佛嗅到了一股东西烧焦的气味，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和危险性，我尚处于思索的阶段。倒是上海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学生的政治嗅觉如高度灵敏的磁强针一般灵敏，他们不仅仅及时地发现问题，而且，还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虽然他们的紧急呼吁最终也被张春桥之流利用以达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刹住经济主义的歪风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国家太贫穷了，只能勒紧裤腰带革命。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32个群众组织，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32个组织发布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所加的按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和《红旗》合写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当这些消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来时，我心中暗自感到一阵欣喜，因为我所担忧的事情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毛主席发现问题真及时，采取措施也是果断、坚决的，倘若这股龙卷风一般可怕的经济主义歪风不刹住的话，国家的经济势必陷入于崩溃的泥潭，其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打那以后，当那些工人们继续找上门来向我们申诉时，我们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说，根据中央的精神，这些问题要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而那些失望的人们还不甘休，依旧唠唠叨叨地对我们诉说个不停，似乎把我们纠缠住不放，就可以感动我们、感动上帝一般。
那位工农红卫军的赵依强是一个长期临时工，这些日子，他闹转正比以前闹造反还起劲十倍，因为转正的问题是关系到他个人的切身利益，他像一只笨拙而贪吃的老鼠偷吃油瓶里的油一样将整个脑袋不顾一切地都钻进了瓶子里去。尽管电台已经广播了《紧急通告》、贺电、社论，但是，他却如东风过马耳一般无动于衷，仍然成天忙于个人转正之事。
鲁迅先生说过：“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这个赵依强是一个狂妄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者，可是，却也像奴才一样喜欢逢人诉苦，他反反复复地向人絮叨自己如何遭受走资派的迫害，被一脚踢出了工厂的大门之外，他一会儿热泪纵横，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咬牙切齿。
12日下午，赵依强又在“斗批改”的队部里头大发牢骚说：“他妈的，老子最早起来造反，是一个打天下的人，可是，他妈的却比那些阿保们还不如，连一个正式工人也当不成，真他妈的混蛋！”
我一听他一连骂了几个国骂，心里的火就被撩起来了，冲着他道：“你就是‘他妈的’再骂上三百六十五天，七仙女也不会下凡的，今天的广播难道你没听吗？中央的精神是十分清楚的，当务之急是要击溃经济主义的妖风，你的问题必须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哼，运动后期？哪个世纪才是运动后期哟？这是天上的彩云、水中的明月——看得见、摸不着的事。”他那一对老鼠眼盯望着我。“我不需要什么空头支票，我需要的是现兑现。”
“你是做梦吃仙桃——想得美！”我嘴角发出一丝冷笑。“然而，这场文化大革命并非是为了解决你的转正问题，决不是为了个人谋取私利，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再闹经济主义风潮，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赵依强的驴子脸气得歪曲得厉害，那双细小的眼睛恶狠狠地盯住我，提高嗓门辩解说：“中央有讲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是遭受走资派的长期迫害，被走资派踢出了厂大门外达六年之久，连最起码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受压迫最深，也最早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我的情况特殊，为什么我就不能转为一个正式工人呢？”
“我记得《紧急通告》里是这样讲的，‘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特殊情况请示中央另作处理）’你要不要写信给中央谈谈你的‘特殊情况’呢？”我揶揄他道，“你是一个反走资派的‘英雄’，多了不起呀！但是，我要问你难道你的造反目的就是为了要闹转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革命造反者，我们也不一定需要这样的人。”
我的这番话像子弹一样打中了赵依强的要害，他那驴子脸起了痉挛，两眼如愤怒的猫眼睛一般闪着熠熠的黄光，下巴哆嗦着，半晌才说：“我……我为什么造反关你什么事？反正……无论如何我也要转成固定工。”
“现在非常时期就是不允许任何人闹转正、闹加薪，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的革命战士应该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如果你要一意孤行、执迷不悟，一定要闹转正的话，那么，你可以退出6714行动指挥部，可以退出工农红卫军。”我和他怒目相视。
赵依强见我态度这么强硬，他也知道我这个人不太好惹，所以，嘴里“吱吱哼哼”着，不再说些什么，不过，我知道他在心里从此恨透了我。这当儿，“斗批改”的刘明开也息事宁人地劝说他道：“唉呀老赵，你还是想开一点吧，‘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呗，你的转正问题迟早终会获得解决的，你走吧，走吧，有事情等以后再说。”说着，刘明开连推带拉地将他请出了队部。
前几天我们发出《勒令》，勒令工人赤卫队必须在13日午夜0点之前自动解散该组织，摘掉挂在厂门口的工人赤卫队牌子和队旗。当我们《勒令》糊迹未干，工人赤卫队“钢铁”战斗队便也贴出大字报，声称工人赤卫队是革命造反组织，工人赤卫队最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也是造马为、曾涛、前总部反的。当然，不用说他们是不会自行解散该组织的，他们对于我们《勒令》中提出的必须摘掉挂在厂门口的牌子和队旗的要求置之不理，几天来全无动静，这样，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暴烈的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
12日夜，也就是《勒令》中说的期限前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的主要活动分子们又一次集中在“斗批改”的队部里，准备对工人赤卫队采取行动。那个赵依强大约因为下午同我争吵了一场，他有思想情绪，所以，今晚他没打招呼就没来——随他去。
当快12点的时候，我们一伙人都拥出了“斗批改”队部。一出户外，外面真够冷的，飒飒索索的北风如冰的激流一般淹没了整个世界，寒风无孔不入地直往我们的衣袖、领口里钻，虽然大家都穿上了御寒的棉大衣，但是，身子还是冷得像筛糠似地直打哆嗦。今天是个好天气，苍穹中星辰在闪烁着，只是冬夜的星星比夏夜少多了，稀稀疏疏、寥寥落落的星子仿佛是一些晶莹的泪珠，就要坠落下来一样。
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厂门口。在厂门口的正面竖立着一堵高大的语录牌墙，牌墙的最上端安装着一盏氙灯，这小太阳灯散射出耀眼的强烈的光线，把厂门口照得若白昼一般炽亮。这深更半夜里，厂门口一片静悄悄的，铁大门紧闭着，只开了个边门，偶尔有一二个上下夜班的工人进厂来。
我们一大群人从边门鱼贯而出，大伙儿围站在厂门口外面，观望着那面依旧骄傲地飘扬在厂门口外面的工人赤卫队队旗和那块写着“F市纸厂工人赤卫队”字样的牌子。
“现在几点了？我就爬上去把那面臭旗搞下来，怎么样呀？”王钟惠大声地道。
“现在才11点35分，”李曼琼看了看手腕上的表说，“我看你们都别性急，还是等0点到了再行动吧，这样更好一点。”
“嗨，我可没有耐性再等下去了，连多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了，我一看见这令人憎恶的队旗和牌子，心里就燃烧着一团怒火。”王钟惠瞟了她一眼，又掉过头对陈东、陈炳义道，“喂，你们来保护我一下，我爬上去摘旗。”
王钟惠说干就干，他双手抓住边门的铁栅栏向上攀爬，见此情景，陈东、陈炳义、我以及柯新耀、刘明开几位工人都赶紧拥到下面帮忙保护。
“小心点，当心别跌下来！”众人不约而同地嚷起来。
“不会的，我这个人手长腿长，是一只善于攀爬的长臂猿，摔不死的。”王钟惠头也不回地说。
在众人仰望之下，王钟惠顺利地将悬挂在厂大门横梁上的工人赤卫队队旗摘取下来，他把它扔掷到地上，接着人就爬了下来。大伙儿见工人赤卫队的队旗被拔掉了，一个个都欣喜若狂，拍手称快，那个刘明开也上前将挂在水泥门墩上的工人赤卫队牌子摘了下来，他恶狠狠地把木牌摔在地上，然后，又要把木牌折断成两半，柯新耀、老刘师傅等人也过来相帮，只见“咔嚓”一声，那牌子终于被折断成两瓣，刘明开和柯新耀各抓住一瓣牌子高高地举过头，用劲地掷到地上，骂道：“去你妈的，老保的牌子，让你见阎王爷去！”
大家都高兴极了，钟胜利兴奋地喊起来：“呜啦——我们胜利了，工人赤卫队终于寿寝正终！‘高唱战歌埋葬蒋家王朝’！”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王钟惠也情不自禁地念起毛主席诗词。
就在这时，工人赤卫队的一个头头傅天水大约发现厂门口有情况，他竟顾不得去帮兵驰援，单枪匹马赶到厂门口，与我们展开唇枪舌剑之战。
傅天水是三车间副主任，他看见他们组织的队旗被扔在地上，那块牌子也被折断成两半，真如自己的祖坟被挖一般肝肠寸断，他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权利这样胡作非为？你们这是在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破坏‘四大’、践踏‘四大’，我们向你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哼，真要笑掉两颗门牙，你这个保皇小丑有什么资格提抗议呀？”刘明开反唇相讥说。“我们的权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人赤卫队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是有权勒令解散工人赤卫队，摘掉它的队旗和牌子！”
“谁叫你们公然无视我们的《勒令》，既然你们不自动解散你们的保皇组织，不自动摘掉你们的牌子和队旗，那就休怪我们代劳了，我们是不得不采取这一革命行动的。”柯新耀也疾言厉色地道。
这阵子正值上下班的时间，工人进出厂门络绎不绝，他们看见厂门口发生的这场争吵，许多人都不由地停下脚步来围观，厂门口顿时变得热闹异常，这与早几分钟我们刚来厂门口时寂静无人的情形大不然，如果用排球上的术语说，不妨称之为时间差，甚至连堂堂的陈厂长恰巧经过厂门口，他也像带电粒子一样被磁场约束住了，悄悄地停下来立在人丛里观望这场辩论。
这位陈厂长是管生产的厂长，他是解放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是一个工程师，又参加过革命，解放后还到过苏联进修几年，是属于知识分子类型的领导干部，更确切一点说是一位内行专家型的领导干部。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里，像陈厂长这样身上有“酒”味的领导干部是不吃香的，是一个有职无权的人，况且，他为人比较廉洁、作风正派，平时没有得罪太多的人，所以，在这场运动中，他平安无事、依然无恙，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尽管这位胆小怕事的厂长躲在人丛里默不作声，但是，一些眼尖的人还是发现了他，只是大家都没去惹他的麻烦。
这阵子，辩论还在继续进行着，那个傅天水伺机反击道：“哼，你们《勒令》是限到13日0点为止，可是，现在时间还不到，你们就把我们的旗和牌子拔掉砸坏，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了！你们说话不算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老实告诉你，我们已经够耐性的了，我们捱月亮、捱星星，一直捱到现在半夜才行动，对你们已是仁至义尽了，但是，遗憾的是，你们对我们的《勒令》却置之不理，我们只好用革命行动来解决问题，来说明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也紧绷着脸孔说。
“哼哼，”王钟惠嘴角发出了冷笑。“像你这样死硬的铁杆保皇派难道还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就是早几分钟、晚几分钟又怎么样呢？奇迹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的，你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跟你们这些保皇派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摘旗摔牌完全是革命行动！”老刘师傅不屑于唇舌之战，他一边说着，一边随手便抓起那旗杆，用脚踩成了两段，然后，再把旗掷到地上，又用脚践踏那面队旗，其他人也跟着乱踩起来，就像印度农民用脚踩牛粪一样。
见此情景，那个傅天水的肺都要气炸了，他欲冲上前去加以制止，嘴里大声嚷道：“不许你们这样干！你们这是强盗的行为，实在太可恶了！我抗议！我们强烈抗议！”
在其旁边的柯新耀见状，当即推搡了他一下，傅天水因为没防备，身子不由自主地趔趄向前，险些儿摔倒，这下子他更恼怒异常了，火冒三丈地冲着柯新耀骂道：“啊——你居然动手打人，他妈的，你们也欺人太甚了！”
那些赤卫队员们实际上也担心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会按《勒令》中说的采取行动，所以，他们惶惶不可终日，12日晚也集中在他们的队部里头，准备随时应急。可惜，他们的算盘打得像会计师打算盘一样精确，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提早行动（这只是一种偶然性），未到零点时分就将他们的旗和牌子掷到地上去。当石伙官一伙人闻讯赶到厂门口时，已经来晚了，他们“神圣”的队旗和牌子早被践踏得狼藉不堪，一个个愤怒得嗓子眼都冒起火来，况且，他们又仗着人数比我们多，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硬说我们的人打了傅天水。
柯新耀也很火，他指着傅天水的鼻子骂说：“你造谣、污蔑、诽谤！可耻！谁说我打人呀？我打了你什么地方？你不要仗着人多势众，就可以血口喷人。”
保卫科长卢绍发不知什么时候也从地里像麦苗一样钻出来，他挤在那些赤卫队员的人堆里，为他们帮腔说：“打人总是不对的吧，怎么可以打人呢？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吧，你们又折旗砸牌、又打人，太不像话了！”
钟胜利厉声地对卢绍发质问道：“喂，卢绍发，你是堂堂的厂保卫科长，说话可要负责任，请问，究竟谁打了人？你有没有亲眼看见呀？你口口声声说你们保卫科不干预人家的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难道你就是这样‘不干预’的吗？难道你就是这样‘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吗？”
“这个——”卢绍发一时语塞，又支支吾吾地辩解说，“我们是不干预人家的文化大革命的，不过……打人是不应该的么，这么多人都看见打了人，不承认事实是不行的。”
“哼，什么这么多人都看见打人了，这是屁话！”刘明开驳斥他道。“嗯，陈厂长正好在场，你可以去问问他，到底他看见我们打人了没有。”
这当儿，众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陈厂长的身上，本来，陈厂长是不想插手这件事的，现在人们把他硬拉了出来，他不得不出来讲话说：“打人我是没看见的，我只看见人被了推一下。同志们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一点，有话慢慢说，不要争，不要吵吧。”
虽然陈厂长的话说得很平静，但却如箭矢一般击中了要害，那些赤卫队员们顿时都变成了哑巴。钟胜利马上抓住这机会，矛头对准傅天水道：“喂，傅天水，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身上到底什么地方被打了？你必须说老实话，若随便诬陷别人，罪加一等。”
由于连陈厂长也不替他说话，傅天水像被铁钉戳了一个窟窿的自行车车胎一样一下子就瘪气了，他的气焰不再如刚才那般嚣张，讷讷地说：“我……我……是被人家推了一下，……碰了几下。”
俗话说，“风前病树怕拔根，弓前狐狸提着心。”尽管今夜工人赤卫队的人数比我们多，然而，他们人心涣散、情绪低落，昔日那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个个都害怕真的当上铁杆保皇分子，也声嘶力竭地叫喊着“造反”、“打倒马为、打倒曾涛”，他们对我们这些丘九畏惧七分，此际见势不妙，纷纷脚底揩油溜之大吉，连那位愣小子石伙官大概前几天刚尝过批斗之苦，也识时务悄悄溜了。
“喂，卢绍发，你现在还想说什么？”近视眼的钟胜利又要将矛头转向保卫科长卢绍发，可是，当他伸长脖子寻找卢绍发时，转眼间，卢绍发却不见了人影子，就像刚才出现时他从地里冒出来一样，此际他一下子又如鬼魂一般消失不见了，不用说他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生怕走晚了要倒霉的。
“啊哈——卢绍发逃跑了，石伙官这小子也溜走了，刚刚他们还是一副雄纠纠、气昂昂的模样，怎么现在‘英雄’都变成了狗熊了？哈哈哈——”王钟惠大声地嘲笑着。
由于赤卫队员们若同被一阵枪声惊得四飞五散的鸟群一般都跑开了，抛下了傅天水一个人不管，这下子可苦了傅天水，他也开始有些着慌了，仿佛有一只铁掌压在脖子上，使他喘不过气来，连额头上都冒出了冷汗。他想溜却溜不脱，我们紧紧地围住他不放，柯新耀又逼问他道：“喂，你刚刚污蔑我打了你，后来又否认有这回事，你现在再说清楚，到底你有没有被打了，什么地方被打了？”
“我……我没有被打，只是被人推了一下，……碰了一下。”他结结巴巴地说。
“哼，你这个人历来是说话不算数的，是个赫赫有名的‘胡椒大王’，等下你一走掉又反口说你被打了。”柯新耀冷冷地瞟了他一眼，停顿了顿又道，“你必须把你说的话用纸写下来，以后有据可查，也不怕你耍赖。”
“这个……”傅天水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唉呀……这个何必要写呢？……”
“要写下来！要写下来！”
“要写，一定要写下来！”众人一起轰起来。
在众怒之下，傅天水不敢公然抗拒，不过，他还是像泥鳅一样圆滑地说：“那那……写就写吧……只是我没有纸和笔呀。”
“傅天水，你的衣服上口袋里难道不是别着一支钢笔么？你这个人不是姓傅的，是姓胡的。”眼尖嘴利的陈东一下子就戳穿了他的谎言。
“噢，”傅天水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他衣服的上口袋，有些口吃地说：“那……那钢笔没了墨水呀。”
“天晓得你的笔有没有墨水，就算是这么一回事吧，我这儿可有笔也有纸。”陈东说着，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钢笔，又摸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空白一页，然后道，“你现在就写在这笔记本上，说你没有被打。”
“好好，我写我写。”傅天水这阵子居然变得唯命是从了，他双手接过了陈东的笔和笔记本，不过，当他真的提笔要写的时候，那手竟抖得这样厉害，如若是中风的遗后症一般，他好歹是咬住牙，写下了几个字：
我没有被人打，只是被碰了一下。
傅天水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这样，我们总算饶了他，他赶紧像夹着尾巴的狐狸一样逃之夭夭，我们终于获得了胜利，工人赤卫队的队旗和牌子被我们踩在脚下，宣告着它已经彻底垮台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啊，我们尽情地欢呼、雀跃，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13日早晨，各个群众组织获悉工人赤卫队一命呜呼，纷纷前往厂大门口“吊唁”，他们自发地送来了好几个花圈，那工人赤卫队的队旗和牌子被当作灵牌置在中间，花圈就围在周围，厂门口好像变成了灵堂，聚围着好多“吊唁”的人，显得热闹异常。“斗批改”的几个上海人还特地买了几挂鞭炮，劈劈叭叭地在厂门口大放特放起来，他们甚至又搬来了锣鼓，敲打着震天响，“丧事”办得比喜事更欢天喜地，全厂大多数工人都拍手称快，工人赤卫队已经丧尽人心，从此退出了历史地风云舞台。
上午我到三车间，林新、吕文英他们告诉我说，那个傅天水今天又在车间里散布说他的确被打了，当时因为害怕再被挨打，所以才说没被人家打云云，并且还跑到医疗所拿了几贴伤膏煞有介事地在身上乱贴起来。对于傅天水的出尔反尔，我们都感到十分气愤，吕文英他们决定要以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的名义，召开一个车间批判会斗一斗他，给他一点颜色看。他们雷厉风行，当天下午下班时就召集全三车间工人开大会，他们列数了傅天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所干的一系列坏事，狠狠地批了他一顿，而傅天水大约也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他一上台人就老实了，又说他没有被打，只是被人推了一下云云。
为了给刚刚点燃的纸厂文化大革命烈火再泼上油，我们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把那份抢到手的黑名单（三类分子和右派的名单）公布于众，为此，我动笔写了一个按语。十四日上午，我们赶在午饭前，把抄写成大字报的名单贴到了食堂大饭厅的墙上。虽然我知道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但是，却没料到它的威力竟是如此之巨大，全纸厂都被震动了，它比以往任何一次行动引起的震动都大得多，简直就是一场唐山大地震。那名单一张贴出去，立刻就有许多人围在下面观看，到了午饭时分，工人们如春潮般地涌到食堂里来，那里更是泛滥成灾，里五层，外五层，挤得不亦乐乎，相比之下，平日热闹异常的卖饭菜的柜口今天反而显得有点冷清。他们一个个都仰起头来，目不转睛地瞅着那名单，惟恐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饭厅里人声鼎沸，到处是议论纷纷，特别是那些上了黑名单的人更是火车鸣汽笛——火气冲天，粗野的咒骂声震得连食堂横梁上的灰尘也掉落下来。
“他妈的，这些当权派真是狼心狗肺的，怎么老子竟是右派、反革命呀？老子非反了不可，非跟他们拼了不可！”一个绰号叫“阿胖”的司机气得连脖子都涨红了。
“唉呀，我怎么竟是中右分子呀？太可恨了！这是官逼民反，民不能不反！”一个二车间的工人怒目横眉、咬牙切齿地诅咒说。
这几天，我一个人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分团顶风船别动队的名义，编印了一份小型传单刊物《万里涛》。在第三期里，我登出了编者按和黑名单，这一期我印了三百份。中午时分，我和陈炳义一起拿到食堂里分发。工人们看见传单上有印出黑名单，吓，人一下子全聚围了上来，把我俩像铁圈箍木桶似地紧紧围住，害得我们连气都喘不过来，那森林般的手臂都伸得长长的，争先恐后地向我们索取传单，不断嚷嚷着：“喂，红卫兵小将，给我一张传单！”
“给我一张！给我一张！”
我和陈炳义手里各拿着一叠传单，若同秋风扫落叶一般，转眼间二人手里的传单全分发光了，这下才得以解脱人群的包围。今天我的心情很好，便买了一份食堂小锅现煮的煮面。当我端着热气腾腾的煮面刚刚坐下，立刻便有人来到我们饭桌跟前向我们讨传单。
“传单没了，都发光了。”我对他们说。
“啊，一张都没有了？”那两个工人的脸上流露出极度失望的表情。
我见他们这么热切地需要传单，便又道：“等下我到宿舍去看看还有没有剩下几张传单，有的话，就给你们。”
由于我们在食堂里吃饭不得安宁，简直就像周公“一饭三吐哺”，故我们只好端起饭盒、饭罐躲到自己的宿舍里去吃。谁知我们的前脚刚进宿舍，工人们的后脚也跟着来了，那位“阿胖”司机带着一小伙人又来要传单，并且要求报名参加造反派组织。
据了解，“阿胖”这个人平时比较自由散漫。喜欢发牢骚、讲怪话，是一个不受老板欢迎的人，听说他在“四清”运动中，还有一些“四不清”的问题，所以，他自然而然地便被列入三类分子名单之中。然而，就是像他这样一个人，以前当其自身利益未受到触及时，他也不肯起来造反，只充当一个观潮派——“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岗上者和飞沫不相干”——，正如释加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而慨然出家一样，他也只在今天突然发现黑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方才起来造反。
我把传单给了他一张，他看了一遍传单上的花名册，情绪又大为激动起来，如同血压计的水银柱骤然上升一般，涨红着脸，用铜锣一样响亮的声音嚷道：“呸，那些走资派竟然在我的头上动起土来，他妈的，我也是中右分子呀？真是岂有此理！我算是被他们逼上梁山，我也要造反，我要报名参加造反派组织！红卫兵小将，我要跟你们一道造反，你们叫我干啥，我就坚决干啥！”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热诚地说：“好啊，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工人群众都起来造反，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即有好几个工人也要求报名参加我们的组织，我将他们的姓名、所在的车间等一一记录在案。我原来在宿舍里尚留有五十份传单，尽被蜂拥而至的工人群众索取走了，连一张也没剩下。三车间的小韩师傅也老远地跑到我宿舍来找我要传单，可惜他来晚了一步，我只好耸耸肩、双手一摊对他道：“非常抱歉，你来得太迟了，传单全分光了，连我自己一张也没有，要的人实在太多了，我都被人围晕了头。……这样吧，你傍晚下班时再来看一看，我设法再印一些传单出来。”
幸亏我的那张传单蜡纸还留在油印机上，尚未毁掉，因此，我就利用这张蜡纸再加印了一百份传单。
下午刚刚下班，小韩师傅就又来找我索取传单了，他之所以这么迫切地需要传单，那是因为他也是一个上了黑名单的人——黑材料上说他偷听过敌台广播，表现自由散漫。本来，我过去动员他参加三车间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可是，他似乎兴趣不大，还抱着观望的态度，而今我们把黑名单捅了出去，不用请他就自来了，宣布他要造反，要参加我们的组织。
我加印的一百份传单很快又分发光了，光是十四日这一天，便有六十多名工人群众要求报名参加我们6714行动指挥部，几乎所有上了黑名单的人，甚至连几个脱帽的右派分子也要起来造反（当然我们对于他们是持保留态度的），今天的收获可谓大矣，我们的队伍骤然地膨胀起来，如若生物注射了生长激素一般。
以前我们也搞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行动，纵然像电子游艺机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然而，纸厂里却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仍在彷徨观望着，有的甚至是麻木不仁，就像成年的闰土一样是木偶人——也许，这也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劣根性吧。引起我深思的是，不久前社会上刮起经济主义风潮，纸厂里也有一大批人，甚至包括不少文盲、半文盲、愚昧无知的家庭妇女式的女工纷纷起来造反，闹转正、闹加薪，而这一次我们把黑名单捅了出去，许多原来在观望的工人，特别是那些上了花名册的人，现在都按捺不住地起来造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给农民以土地，所以，亿万农民从与自己生计息息相关的切身利益出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就是土地和老婆——，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打老蒋，斗土豪，分田地，正如一首歌谣说的，“毛委员来到我家乡，工农翻身把家当。土豪劣绅都打倒，分田分地乐洋洋。”我想，这个道理可以延伸，虽然，崇高的主义、漂亮的口号、激进的行动可以吸引一大批满腔热血的有理想、有信仰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对于在底层生活的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只有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某种触及，革命才会变得有意义了，他们也会狂热地起来造反，包括阿Q都要造反——阿Q是中国小市民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由于黑名单公布于众，那些我们抢到手的黑材料便失去了保密和保存的必要，15日下午，我们召集全厂各群众组织派代表来“斗批改”的队部（自然工人赤卫队除外），同时，也把保卫科长卢绍发叫来，当场我们将全部黑材料毁之于一炬。在这同一天，纸厂工人赤卫队大队长刘国基和五车间的全体赤卫队员一道贴出了《退队声明》，正式宣布退出工人赤卫队，从此，工人赤卫队完全解体了，真正是名亡实亡了。
在我们进驻纸厂的日子里，社会上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省是一个老区，自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建立了以井岗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之后，我省的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斗争就蓬勃开展起来，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所领导的红军向江西南部和我省西部进发，并以瑞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此，我省的革命火焰熊熊燃烧起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进行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此期间，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一直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在解放战争中，我省的游击队和地下党也配合人民解放军，为我省的解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解放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复杂原因，我省曾多次大反所谓“地方主义”，把一大批地方干部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不完全统计，受害者多达20万人，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从省委书记打到一般干部，甚至于普通群众，从地方打到军队，从本人打到亲戚、打到司机、秘书、妻子、父母、兄弟，由此可见，所谓“地方主义”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冤假错案。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老区运动的崛起是我省运动的一个必然，广大老区人民和干部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冲破重重阻力，纷纷组织起来，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当然，我省的老区有着它的特殊性、复杂性，何况，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鱼龙混杂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恰似用棍子搅动了平静如镜的池塘，无论鱼儿还是沉滓，都翻着筋斗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
事情还要追溯到1966年11月，在东南师院“红九?二”红卫兵上京回来之后，潘大昌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长征团，他把长征团205人虚报成262人，共领出10480元，冒领了二千多元，还动员也参加长征团的海防前线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将破“四旧”抄家所获的钱款也带去，并且，他还千方百计地想搞一些武器来，甚至想搞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一路上，在德田等地还打了好几把匕首和小刀。我们学校“红九?二”的赖国强、欧英、曹月仙等同学也跟随他们一道步行长征。
潘大昌这个人是一位在政治上有点野心的人，他崇拜的偶像是毛泽东和拿破仑。毛泽东是一位天才的领袖人物，他的思想如奶汁一般哺育着一代人的成长，潘大昌和所有的新中国青年、红卫兵一样都狂热地崇拜他，愿意为捍卫他的思想、路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至于拿破仑，他是在大学大图书馆里读了《拿破仑一世传》一书之后，在内心里才开始对这个科西嘉人产生了崇敬之心，他在笔记本里摘录了这么一段话：“由于波拿巴的性格和他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他这个年轻人是注定要从事一番不平凡的事业的。……就人们可以估量到的拿破仑的力量源泉而言，可以说它来自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是革命时代人类的史无前例的需求；其二是他本人的不平凡的秉赋。”潘大昌觉得自己正好具备了这两个因素，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一个辩证法，为什么他就不可以成为一个强者呢？成为一个叱咤风云、名垂青史的人物呢？人并不是生而就伟大的，而是要经过一番努力奋斗才会变得伟大的，无论毛泽东还是拿破仑，除了自己天生的英雄气质之外，更重要的是善于识于把握住时机，牢牢地掌握住命运的缆绳，从而开创了新局面。亚瑟?柯斯勒说过，“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毛泽东和拿破仑都是原动力和创造家，毛泽东要求红卫兵干的，无非是重温他年青时代的造反行为罢了。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如今这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是出英雄、出豪杰的年代，他自信自己也具有英雄的气质和气魄，可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成为一个主宰一切的领袖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有着极强的“领袖欲。”
他正是这样想的，也正是这样做的。本来，“红九?二”在北京的时候，潘大昌就打算回去之后要建立一个以“红九?二”为核心的像首都三司那样的组织，可惜晚了一步，回来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已告成立，“红九?二”只得加入了总部。他为了要扩大影响，又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长征团。当长征团到达龙江后，潘大昌到处活动，又是做什么形势报告，又是四出秘密串联，他戴上鸭嘴帽，平光眼镜加口罩，穿上长大衣，用的是“路雨”等化名、代号，惟恐被人认出。
潘大昌在龙江时与龙江化工站的采购员杨耀光挂上了钩，他俩的关系超乎寻常的密切。这位杨耀光何许人也？他是一个脱帽右派分子，但却又是一个上窜下跳的十分神秘的人物。据潘大昌对人说，杨耀光是军事情报员。他在龙江有八个人，组长是一位少将，有两辆专车可以使用。而杨耀光也看中潘大昌是一位可以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便把赌注押在他的身上，甚至暗地里还给了他一把手枪。
杨耀光对潘大昌道：“我现在归长征团使用，如果长征团需要什么材料的话，我可以提供，对于省市委内幕情况我是了如指掌的。”他想了想，又补充说，“我经常来这里很不方便，以后有事情可以到龙江一中我爱人那里去联系。”
这个杨耀光向潘大昌等人提供的材料，主要是关于许立璋和俞白的材料。许立璋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解放前系省委巡视员、省委常委、中南人民游击队司令员兼政委。由于解放后原地下省委书记曾元海蒙冤受害，许立璋也受到牵连，以后多次反“地方主义”，他都是受审对象，虽然他的问题后来被平反，但却一直挨坐冷板凳。至于俞白则是F市委常、副市长，他解放前系城工部副部长。所谓城工部是我党的地下组织，1947年初，在原闽江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城市工作部，由省委直接领导。以后因为发生上级派来的省委军事部长袁英杰突然失踪，中北交通站沈崇武被捕，游击队长罗天明遇敌伏击，负伤牺牲，以及各地游击队遭受损失等事件，人们便怀疑城工部有问题，城工部被打成了特务组织，为此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有182人之多被错杀，城工部的错案直到1956年才得到党中央的平反。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排挤打击的许立璋和俞白也起来造马为的反，他们积极参与老区运动，自然也就成了众所瞩目的人物，“扒手”之说由此而来。
潘大昌在龙江时就着手起草了《揪出高级的政治扒手》这张大字报，最初在讨论时确定只点许立璋和俞白两人的名。可是，当长征团回到F市之后，师院“红九?二”里的又一个神秘人物、复员军人出身的黄跃东悄悄地跑到F军区，找F军区第一副司令甘子昆谈了一次话，不知为何缘故，“扒手”又多了一个——F军区第一副政委金贤麟。本来，这张大字报的署名是“路雨”，最后却改成红九?二红卫兵团排除万难战斗队，于元月10日大字报终于出笼了。
揪出高级的扒手何谓“扒手”？伺机捞一把的人。
何谓“高级”？就是善于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既扒得宗派的私利，又博得“左派”的桂冠。
这些高级的政治扒手，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集团，他们有十分严密的组织，有大批的经费，有很多部门的权利，有令人可怖的特务机构。
目前，他们的手已伸遍全省。
他们的计划是：在全省各地搞秘密组织，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击败和他们争权夺利的对手，扒取本省县、市、地、省各级党政领导权。
他们本身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十足的个人野心家。
他们的头目在省委有组织部副部长许立璋，在市委有市委常委、副市长俞白，在F军区有第一副政委金贤麟等等。
他们扒取政权的手已经伸出来了，再也缩不回去了。
全省革命的同志们，擦亮眼睛，奋起揪住这批高级的政治扒手，一个也别让跑掉！
当然，要抓住这些高级政治扒手，会遭到极大的阻力和可怖的迫害，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们不怕！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九?二”红卫兵团“排除万难”战斗队元月十日
正值罗江老区人民冲破重重阻力，在F市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际，《揪出高级的政治扒手》这张大字报出笼了，接着，他们又抛出了姊妹篇《谨防高级扒手》，更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潘大昌他们要求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政治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用《特刊》刊登这两篇文章，可是，总部的人有些犹豫不决，潘大昌便以“你们不刊登出来，我们就退出总部”相要挟，这样，登载这两篇奇文的《特刊》终于印出来了，并且，为此还出了编辑部文章《打退反动的逆流，迎接革命新高潮》。潘大昌还通过总部开动所有宣传机器进行鼓动，扩大影响，一时间“打倒金贤麟、许立璋、俞白”的传单、标语遍布全城，同时，潘大昌又立即从工厂、农村、甚至外地调集本团战士返回兵团，掀起了一股大抓所谓“高级政治扒手”的浪潮。
这些日子，造反的大火像火烧山一样蔓延了全市、全省，昔日的“一小撮”，变成了今天的一大群，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干部的造反组织大联合的局面正在形成。在造反的冲天火光中，F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M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教工赤卫军相继宣告成立，这几支组织都是全市性的大组织，特别是那个F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工联总”）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比早先成立的工农红卫军人数要多得多，也比鼎盛时期的工人赤卫队人马还要多，它的许多成员是从原工人赤卫队杀回马枪出来的。
1月16日，M省八?二九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也宣告成立，它是由新鹭大公社（即由鹭大红卫兵独立师与其他几个组织合并组成的）、新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二师院、鹭八中、省航校红卫兵等外地学生组织联合组成的。在成立大会上，同M省革命造反派斗争马为行动大会联合举行了宣判马为罪行大会。
这一天下午，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天色青得可怜，太阳仿佛要将自己撕开，把血管里的金丝血倾注到整个城市。来自工厂、农村、老区、学校、机关、单位的一支支造反派队伍，举着毛主席像和红旗，唱着颂歌、语录歌和造反歌，从四面八方涌向五一路广场。宽阔的五一路广场，红旗猎猎、人群如潮，15万造反者汇集在一起，集体朗读语录声和“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当马为等被押到会场时，全场群情激愤，一张张狂热的面孔涨得通红，眼睛冒着火，牙齿闪着光，挥舞着手臂，“打倒马为”的吼声像闷雷一样在会场上空滚动着。
2时许，大会在朗读语录声中开始，又是一阵口号声如大海在咆哮，M省“八?二九”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代表、新大革命造反兵团勤务组召集人于建民首先宣读成立宣言，他慷慨激昂地道：“‘千钧霹雳轰河江，万里风焰照天烧。’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炮火声中，我们脚踩东海浪，眼望北京城，向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高呼：M省‘八?二九’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立了！”
于建民读完宣言后，接着，新鹭大公社头头、联司勤务组召集人张敦熙代表大会宣布了马为的“罪行”。
会后，一队身穿军装（无帽徽、领章）、戴着“八?二九”红袖章的红卫兵把马为和他的老婆许敏分别挂上牌子，押上卡车游街示众，F市委第二书记曾涛也被揪上另一辆卡车陪游。当卡车一开动，整个会场又掀起了狂涛巨浪，“打倒马为，改组省委！”、“打倒许敏！”、“打倒曾涛，改组市委！”、“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愤怒而疯狂的拳头只差点儿没砸到马为他们的头上。
当时，我们纸厂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还没有跟市里的任何一个大组织正式挂上钩，除了工农红卫军几个人之外，而我们几个学生下工厂，也不在学校里，算是“自由战士”，所以，我们也没有去参加今天的大会。
这天下午，我们都跑到大街上去观看游街。当我们来到大桥头时，那里人已挤得水泄不通，举目望去，整条大街尽是人头的汪洋大海，好些人还挤在临街的窗口张望着，那场面比往日观看国庆节游行队伍的人还要多得多。那一张张面孔的表情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毫无表情，有的幸灾乐祸，有的充满着好奇心，有的神情忧郁……当然，在这狂热的年代里，大多数人的心理都是变态的，大家都仿佛等着看戏一般等待着游街车队的到来，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今古奇观，大概我省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全省头号人物居然被一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毛孩揪去游街示众，这怎能不引起巨大的震动呢？
我们像炖插蛏一样挤在人丛里久久地等待着，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见前面的人群哗然起来，有人嚷道：“来了，来了，车子来了！”
一会儿，车队果然来了，路人们有的翘首，有的踮脚，争相观看游街。在最前面开路的是一辆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了刺耳、尖锐的嚣叫：“马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妄图篡党、篡军、篡政，是一个赫鲁晓夫式、彭真式的危险人物，他把我省搞成独立王国……”
在前面开路的几辆车子过后，载着马为的卡车出现了，只见他和他老婆许敏并列站在车厢前排，马为的背后有两个身强力壮的男红卫兵押着，而许敏的背后则是两个剪短发的女红卫兵押着，他们都像押犯人游街一样用铁钳般的手臂用力地按住那两人的双肩，使之成半喷气式形。今天，马为身穿一件旧的藏青色棉衣，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马为”的字样，而且，“马为”二字还打了红叉叉，中间并画了个骷髅。那个许敏也穿着一件蓝色的旧棉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敏”的字样。这些天，他俩的头发一下子都白了许多，白得像富士山上的皑皑白雪，正是，“谁言南国无霜雪，尽在愁人鬓发间。”两人的脸上尽是皱纹和褶子，活像两株雪中的老树根，那眼睛是无神的、呆滞的、忧伤的，当然还含有恐惧之色，眼睛也不敢抬眼，头低低的，一副落魂丧魄、狼狈不堪的模样。
紧跟在马为车子后面的是另一辆押着曾涛的卡车，以前我没有见过曾涛，今天算是头一回清楚地看到他。他这个人块头比较大，四四方方的国字脸，提升机般的宽阔的胸膛，正处于踌躇满志的年龄，如果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倒了大霉，那么，他肯定将会青云直上、前途无量的。如今，他跟着马为一起落难，脖子上也挂着一块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曾涛”的黑牌，样子也像落汤鸡一样狼狈，正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也。
我目睹着马为被游街的情景，心里想得很多，我所见过的马为的一系列形象如同一帧帧立体画片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看到他穿着崭新的笔挺的上将制服傲慢矜持地站在国庆观礼台上；又似乎见到他身穿草绿色的军装，被一大群热情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小将们团团围住，大伙儿都争相和他握手，我也有幸同他握了手；我好像又看到他在去年8月29日晚被迫出来接见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小将们，他站在省委大院的石阶上，大热天却冒出了冷汗，居然说出了“革命不是绣花针”的政治笑话；而今天他又被怒气冲霄汉的红卫兵小将揪去游街示众，堂堂的省委第一书记的威风一扫涂地……这一切的变化是多么大呀，马为好像驾驶着一条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政治海洋上飘荡，一会儿一个浪头把他和小船推上了浪潮的顶峰，一会儿又一个大浪铺天盖地地压来，将他和小船抛入无底的深渊。命运是多么乖戾和不可捉摸啊，马为的悲剧一方面固然有他个人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这乃是时代造成的悲剧，马为的悲剧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整个党的大悲剧的一幕，遭受这样厄运的人，马为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龙卷风对于一切人都是无情的，任何人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包括中央文革那班舞文弄墨的家伙在内，包括大权在握的林彪在内，甚至也包括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在内（他也只能顺势而为之）。
诚然，在我的内心里我是不赞同游街这种做法的，对于任何人要在肉体上摧残人、蹂躏人、折磨人，我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过，在当时狂热的年代里，任何过火、激烈的行动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推崇康德的二律背反的。
自从我们将黑名单公布于众之后，许多工人纷纷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如同载人热气球中的氦气气体受热后骤然膨胀一般，我们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的人员迅速扩大，如今拥有五百多人之众，纸厂绝大多数群众组织都加入了我们联络总站，初步实现了大联合。为了要庆祝我们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的正式成立，我们决定要举行盛大的庆祝大会，会上要请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厂表演文娱节目。
当时，东南师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两支文艺宣传队，一支是数学系支部的，另一支是遐迩闻名的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我们附中“红九?二”和这两支宣传队既同是东南师院的，又同隶属于一个总部的，自然，由我们出面去请比较适宜。
17日下午，我和陈东两人一起跑到东南师院去。由于我们担心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这菩萨太大，我们请不动，所以，便先跑到数学系去请数学系支部的宣传队。路上，我们不断向人询问，总算在数学系大楼后面的草坪上找到了他们，只见宣传队的同学们用折椅围坐成一大圈，他们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他们听明了我们的来意时，即对我们表示抱歉说，他们马上就要下乡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到纸厂演出，何况他们的节目还没排咧。
这样，我们只好再折往艺术系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请动“尊神”。
艺术系的所在地，原是一个教会女子学校，环境十分幽静，“佳木秀而繁阴”，那峨特式的建筑物古朴庄严。当我们穿过光线阴暗的曲折的长廊时，那走廊两边的房间不时地传来了一阵阵悠扬的钢琴声、手风琴声、小提琴声和歌声。尽管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天翻地覆，这里的走廊也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但是，在这文艺人的天地里毕竟还有着一些艺术的气息，就像山区出笋干、海边出鱼虾一样，这儿的大字报漫画也特别多，而且，质量也高，画得颇形象，使得我们有时不得不停下脚步来看一看，还有这儿音乐也没有被扼杀，只是它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不如华尔滋舞曲那般优美悦耳罢了。
我们像鹅一样不时地将脖子伸进各房间探看，并询问革命到底红卫兵文艺宣传队的队部在什么地方，人们告诉我们再过去几个房间就是。顺着他人的指点，我们继续往里边走，听见一个房间里传来了嘈杂的声音，有人在大声嬉笑着，有人在“喔——喔——喔——”地练嗓子，有人在拉手风琴。我从门口朝里面窥视，一个熟悉的人影跃上了我的眼帘，啊，那不是著名的Singer（歌手）吴非非吗？
我和陈东闯入了那房间，我同吴非非搭腔道：“喂，同学，你们是革命到底红卫兵文艺宣传队吗？”
那胖墩墩的吴非非停止了吊嗓子，他用眼睛打量着我们，回答：“是呀，你们找谁？”
“我找负责人。”陈东道。
“你们是哪里的？有何贵干，尽管跟我们说，我们这里人人都是负责人，人人都是人民勤务员。”吴非非的面部表情简直跟喜剧大师一般丰富，他说话的时候眉毛会跟着跳动，笑起来时眉毛会跳迪斯科，不禁把我们也逗笑了。
“我们是附中‘红九?二’的，我们几个同学进驻纸厂，那里的工人同志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我们打算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来庆祝联络总站的成立，想请你们到纸厂为工人同志们演出，希望你们给予大力支持。”我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
“行呀，为工农兵服务是我们革命文艺战士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没问题，小伙子们，你们说呢？”吴非非扫视了众人一眼。
“嗯——你们是定在什么时间开大会呀？”一个拉手风琴的大学生问。
“如果没有其他情况，就定在19日晚上6点正，也就是后天晚上，你们看可以不可以呀？”陈东又说。
“可以，你们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去的。”又是那个拉手风琴的大学生一口应诺道。
“太感谢你们的支持了。”我喜出望外，显得十分兴奋。“我们一定会盛情款待你们的，到时候我们会派车子来接你们。”
“唉，你们不要派车来，我们学校有车子，我们自己会去的，你们一百个放心好了。”吴非非说着，管自又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嗓子唱起了毛主席语录歌《文学艺术属于一定的阶级》来，“在现在世界上……”
而那个手风琴手也和上了拍子，为吴非非用手风琴伴起奏来，房间里其他几个大学生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大唱特唱起来，整个房间骤然间像落地式音箱一样轰鸣着，真是好一个男声小组唱，这些人是天生的乐天派，是一群快乐的小伙子。
以后，我们同他们握手告别，离开了那房间。想不到我们小菩萨没搬动，大菩萨居然一下子就请动了，这支革命到底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是全市数一数二的宣传队，但这些大学生们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一顾茅庐”即如愿以偿，这叫我们怎么不兴奋得心花怒放呀？在归去的路途上，我们如春之神一般迈着轻松欢快的脚步，我嘴里不由地也吹起了口哨，旋律还是那首语录歌《文学艺术属于一定的阶级》。
19日下午，我们忙碌地布置着会场——厂礼堂——，在主席台的横梁上挂着横幅红布“庆祝F市纸厂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当一切布置就绪之后，5点40分左右，革命到底红卫兵宣传队的大学生们乘着一辆大卡车准时来到了纸厂。他们的脸上都已经化好了妆，我们当即把他们引到礼堂的后台去休息，并为他们张罗茶水。
由于今晚有宣传队演出，下班以后，工人们如同潮水一般不断地涌向厂礼堂，许多工人还携带了家属、小孩一起前来观看演出，有的还自带椅、凳，把整个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就像刚打足气的轮胎一样饱和，甚至连两边的窗户上也趴站着好些小孩子和小青年，纸厂的礼堂难得这样热闹异常。
时间拖到6点半，才开始开大会。今晚的大会由“斗批改”的刘明开来主持，他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东方红》，扩音器里播出了那时代最神圣最庄严的旋律，它如同钱塘江的奔潮涌过每个人的脚下，浪潮迅速地涨到每个人的心房，人们虔诚地肃立着，一动也不动，任凭自己淹没在这歌颂太阳的圣曲狂涛之中。
在齐声朗读了几段语录之后，就由工农红卫军的柯新耀代表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宣读成立宣言，这时候，礼堂外面鞭炮齐鸣，会场里锣鼓铜钹敲打着震天响，人们的情绪像沸水似的一片沸腾。在柯新耀念完宣言后，接着，钟胜利代表新大革命造反兵团驻纸厂《打落水狗》战斗队、东南师院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纸厂《万里红》战斗队宣读给大会的贺信。
大会开得十分紧凑，接下来就是东南师院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文艺宣传队的演出。那些飒爽豪迈、英气勃勃的男女大学生们跃上舞台，在清溪激流般的弦乐旋律伴奏下，他们挥动着红色语录本，挥舞着红旗，手擎着毛主席画像，又是蹦来又是跳，舞姿粗犷，动作激烈，节奏紧张。
在演出节目中，最为精彩的最扣人心弦的节目还是吴非非的独唱表演。今天，吴非非的头发梳得油亮亮的，恰似一面太阳能吸热板，尽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但他的头发却未革命化，依旧是一个小小的包头。他心广体胖，如同一个中年男子一样居然开始发福，挺了个孕妇般的大肚子。他的脸部表情十分丰富，总是一副似笑非笑惹人笑的样子。他这个人一看上去就是十分好高，似乎他是一个“天之骄子”，性格是风流的，举止是轻浮的，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人们却能够宽宥他的这些个性，也许，也正是他的轻飘飘的彩色氢气球般的戏子风度和外表，才博得了众人对他的好感，在舞台上观众喜欢的是杜洛阿一类人物，而不是亚瑟之辈。
吴非非的外表固然吸引人，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那副浑厚洪亮的歌喉深深地攫夺了广大观众的心，他的嘴巴很阔，跟著名人士歌唱家温可铮的嘴巴一般阔，那男中音的嗓子若同大提琴的声音一般浑厚悦耳，他的感情丰富多彩，他热爱生活、热爱毛主席、热爱这场文化大革命，所以，他的歌声充满着激情——一种能唤起别人同样的激情。一个感情冷漠的人是不可能唱好歌的，不管他有一副多么好的嗓子。
今晚吴非非首先唱的还是他拿手的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只见他那动听的歌声犹如一串串的珠子从他的阔嘴巴里吐了出来，这首赞美诗的圣曲在他的演唱下充满着非常动人的柔情，给人一种崇高的虔诚之感，声音好像腾往天空，在俄林比斯山巅上绕着神的宝座飞翔。不用说，当他演唱完台下报以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他几次欲谢幕却谢不了，只好唱了一首再唱一首，唱到后来，他兴致来临，索性离开了麦克风话筒，一边唱着，一边缓步走下了舞台，走到台前观众中间，挥动着手臂激昂高歌，这一下台下激动的观众群情鼎沸，大家都和着拍子有节奏地鼓起掌来，使得演出进入了高潮……
当演出结束后，我们招待宣传队的队员们吃点心面条，这是每人5角钱的面条，每人两颗蛋，其钱款粮票是我们联络总站向厂方交涉批准的。我们这些进厂学生是十分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平时从不沾厂里一滴的油水，吃饭、吃夜点都是自己掏腰包，决不像一些小说里说的尽吃革命“白饭”。
一天中午，我正在回宿舍的路上走着，突然被工人赤卫队的石伙官拦住了，他主动对我笑了笑，招呼道：“喂，同学，你就是李晟吧？”
我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冷淡地说：“是啊，你有什么事？”
石伙官显得有些畏葸，又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他吞吞吐吐地说：“嗯——啊——你有没有空？我……想找你谈，好吗？”
我又注视了他一眼，今天石伙官还是戴着一顶蓝色的工帽，身穿简直可以榨出油的脏工服，脚下的翻皮长统皮鞋依旧是未系鞋带，我还是脸无表情地说：“你有什么话，请尽管说。”
石伙官那滚圆的暴眼直愣愣地盯着我，用沙哑的声音道：“李晟同学呀，你是‘红九?二’红卫兵小将，你们敢于革命，敢于造反，我们工人很尊敬你们，钦佩你们，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工人赤卫队也革命、造反呀？真的……我想不通。”
“谁说不让你们革命造反呀？你们若敢起来造反，恐怕上帝也会被感动的。”我瞟了他一眼。
“那……那我们工人赤卫队起来造反了，我们也打倒马为、曾涛，也造了总部的反，也造了曾承平的反，而……而你们为什么还骂我们是‘保皇派’，勒令我们解散组织，……还……还把我抓去批斗，挂牌戴高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真的，我想了很久，……一直想不通。”石伙官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也口吃得更厉害了。
他的这一席肺腑之言震动了我，我长久地凝视着他，用比较友好的口气说：“这不能怨我们造反派，只能怨你们自己，你们口口声声地说也要造反，但是，就像老太婆舍不得丢弃棺材板一样，你们却死死地抱住工人赤卫队这块黑招牌不放，那又怎么说明你们已经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了呢？”
“我们已经造了总部的反，并且宣布与总部脱离了关系，为什么还要我们非改名字不可呢？”他显得不以为然。
“哼，工人赤卫队是和一条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保皇派的一面旗帜，而你们却顽固地不肯抛弃这面破旗，并且，处处同我们6714革命行动指挥部唱对台戏，又叫我们如何相信你们是真造反、不是假造反呀？”我反驳道。
“不，不是我们要跟你们唱对台戏，而是你们非要把我们置于死地不可，你们硬往我的脖子上挂黑牌，硬往我的头上栽高帽，我是一个三代血统的工人，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我石伙官这个人，我怎么会不听毛主席的话呢？我……我有什么罪呀？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不公平对待我？”石伙官尽管是一个熊腰虎背的硬汉子，而这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从他那黑色的脸上和腮帮子上滚了下来，他显得十分冲动。
我这个人是害怕人家流眼泪的，一见眼泪我的心便如同遇热的蜡片一般立刻软了下来，我赶紧好言相劝他说：“你别这么感情用事呗，是啊……有些事情你也要想开一点，群众运动总难免有点过火，有的做法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就我个人言之，我不认为你是一个敌人，我们之间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我们欢迎你杀回马枪，真正起来造反。”
“嗯——啊——”石伙官用迟疑的目光盯住我，吞吞吐吐地试探道，“如果我退出了工人赤卫队，你们造反派会要我吗？”
“我们欢迎所有的工人同志都起来造反，革命造反是不分先后的。”我肯定地回答说。“大概你也听说吧，大庆油田的王铁人也已起来造反了，他参加了革命造反组织，并兼顾问，上海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毛著学习积极分子蔡祖泉也造反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学习毛主席标兵李素文也造反了，还有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庄则栋也贴出了《我造反了》的大字报，并郑重声明退出了保字号的‘红卫战斗兵团’，再说近的吧，我市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著名的《王伙弟急电》的王伙弟也宣布造反了，你们厂工人赤卫队大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刘国基也正式宣布退出了工人赤卫队，可见革命造反是一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历史潮流，你要顺应这股潮流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出来，公开宣布退出工人赤卫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造反派工人群众的谅解。”
石伙官听罢我的这一席话，他低头思索不语，看样子我的话是拨动了他的心弦，过了会儿，他抬起头来望着我道：“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吧，听说你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看来是这样，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单独谈谈，就是向你说明我石伙官并不是一个铁杆保皇派，我是要革命的，是要造反的，是要坚决和红卫兵小将战斗在一起的。”
“希望你不仅是嘴边说说而已，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我们要看你的行动，而不是你的诺言，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学生都是通情达理的，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吧，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马上就要上班了。”我说着，摆摆手做个结束谈话的手势，然后就同他分道扬镳了。
这阵子，上海“一月风暴”已经席卷全国各地，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全国都掀起了乱糟糟的大夺权风潮，同样的F市也不例外，夺权、夺权，到处都是疯狂的夺权，各级党政机关都瘫痪或半瘫痪了，如若机器失灵的船只随波逐流，任凭哗哗的江水不断地灌进一个个破舱。1月26日凌晨，一个叫魁歧老区人民反修战斗兵团总部的组织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冲到省委去，胁迫省委秘书交出省委大印，单独接管了省委。不用说，魁歧反修团的做法遭到了其他组织的强烈反对，次日，“八?二九”联司进行了“反夺权”，他们进驻省委，再次接管了省委，并发出通告说他们只是暂时接管省委，以后将与其他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成立接管委员会云云。1月26日，除了“八?二九”联司外，F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M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海防前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工农红卫军、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联队、首都三司F市联络站、新北大F市联络站、南下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等二十个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宣布：夺权“必须由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来夺，不准资产阶级保皇派、保皇组织、一切牛鬼蛇神和其它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乘机篡权”；“各专政机关（包括政法机关、电台、报社等）只能由专政机关内部的革命造反派或人民解放军接管，任何其它群众组织无权接管专政机关”；“各级银行、粮食仓库、交通、邮电等重要部门只能由各机关内部的革命造反派或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任何其他群众组织无权接管”；“工矿企业、学校的夺权，基本上由本单位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共同接管、监督”；“凡属省、市、县、区各级党政机关的夺权问题，应由本地区、本单位革命造反派共同协商解决”等几条事项。
25日，我们学校的“九?一五”、“红九?二”、海防兵等几个组织也联合夺了学校的大权。就在同一日，纸厂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连同我们驻厂的学生也一起夺了纸厂的权。说起来我们的夺权也很简单，只不过是到厂办公室走一趟，索取了一颗工厂的大印，再外贴一份公告，敲敲锣，打打鼓，放放鞭炮，刷一些大红标语，就算夺权行动胜利了。
28日下午4点多，我们这一派的工人突然来报告说，高湖老区农民夺权受阻，被保皇派围攻，需要紧急援助。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当即决定出动我们6714革命行动联络总站的全体工人去援助农民造反派兄弟，除了当班的工人以外。自从联络总站成立以来，我们还没有搞过什么全体工人的外出大行动，大家都求战心切，磨拳擦掌，跃跃欲试，迫切希望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举动，如今这一次正是机会，我们几个立刻分头行动，林文武跑到厂广播站广播《紧急通知》，通知联络总站的战士于今晚6时在厂门口集合，而刘明开、柯新耀则去联系调动汽车等事宜。
在接近晚上6点的时候，厂门口开始热闹喧哗起来，我们联络总站的工人陆续来到了厂门口，刚加入我们组织不久的“阿胖”司机今天特别积极，他很早就把一辆“解放牌”卡车开来了。接着另外4辆大卡车也相继开来了，今晚我们把厂里的5部大卡车全部用上了派场，我们又扛来了所有的队旗，那些工人们都戴上了崭新的联络总站的红袖章，个个显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正是：“五星炳炳聚奎边，多士昂昂气象鲜。万里前程期唾手，驰骤争看着祖鞭。”
大约晚上六点半左右，我们的车队终于出发了，每辆大卡车的车厢上人都挤得满满的，今晚我们约莫出动了近三百人，“阿胖”司机充当开路先锋，他的汽车开在最前头引路，我是乘在第三辆卡车上，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那个报信的工人坐在“阿胖”司机的汽车驾驶室里指路，可是，他是一个蹩脚的向导，居然把路引错了。汽车开着开着，突然间竟停了下来，大家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彼此询问着，议论纷纷着。以后才打听到原来是汽车开错了路，前面是部队的序田机场，车子只好停了下来。
由于近日正值中央文件《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刚刚下达，以及《解放军报》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因此，我们决定同这里的驻军协商，希望他们支持我们工人的行动，让我们的车队通过机场开往高湖去。前面车子的人跳下车来，同放哨的解放军战士进行商量，说明了事情的原委，然而，那个战士是小八腊子作不了主，他打电话叫来了一位值星军官。那位军官听了我们的说明，又挂了一个电话到机场里面，然后，对我们说同意让我们的车通过机场。
这当儿，我们汽车的马达又重新发动了，那个值星军官跳上“阿胖”那辆汽车驾驶室的踏板，他一手拉住车门，一手为我们指路。我们的车队又徐徐地驶着，一会儿汽车就进入了机场里面。
黑夜如柔软的帷幕一般笼罩着大地，夜色昏沉黑暗，广阔无比的机场显得格外寂静，我们的心情也有点紧张，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汽车的引擎发出轻微的声音。突然，我们发现在我们左侧的停机坪上停着一架战斗机，接着，又是一架，那飞机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十来米，飞机上的号码和八一军徽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生平还是头一遭如此接近飞机，心嘭嘭直跳个不停，好像一只猛兽冲进了心房，直挤得它不能喘气。汽车向机场的腹地驶去，在我们的眼前又出现了更多架的飞机，那一架架战鹰整齐地排列在停机坪上，有的飞机还罩上了帆布罩，飞机边上站立着几个持枪的哨兵，虽然我在远处不能真切地看见他们的脸部表情，但是凭着直觉，我感觉到他们深邃、警惕的眼睛正在监视着我们这批“不速之客”。
好不容易，汽车终于通过了机场，那个值星军官跳下车来，我们因为感激解放军同志的大力支持，情不自禁地呼出了心声：“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
而那位军官也喊着：“向工人阶级学习！致敬！”
车队出了机场，大伙儿都如释重负，轻松了一口气，活跃兴奋的情绪又洋溢在每辆汽车的车厢上，人们又在兴致勃勃地高声谈话着。
不久，高湖终于到了，由于路上耽搁了一些时候，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快八点了。那里的人把我们引到了一个小学校，汽车就在学校的小操场上停了下来，大家纷纷跳下车。
一下车，我们便像潮水一样涌到了小学校的楼上，那几间大教室里空荡荡的，课桌椅也不知道飞到哪个王国里去了，只有暗淡的灯光在闪烁着，我们这大队人马把几间教室都挤得水泄不通。到底这里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需要我们援助？谁也说不清楚，总之，这里是乱轰轰的一团。
几个接待我们的小青年农民一会儿说下午保皇狗来围攻他们过，一会儿又说他们的头头正在跟大队干部进行谈判夺权问题，叫我们等半个钟头，他们的头头就会来云云。后来，这几个最初出现过的小青年农民也干脆不见了人影子，如若施展了隐身术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尽是我们这些纸厂的工人三五成群地在教室里、走廊上瞎议价、瞎推测，白白地消磨时光。
我时而也挤在人堆里听着工人们的各种道听途说，时而漫无目的地在整个教学楼和操场上逛来逛去，今天真窝囊，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就一窝蜂全轰了出去，这样的做法实在太盲目了。
其实，何止是今天我们的行动太盲目了，从根本上说全国的大夺权都是盲目的。自从上海的二家报社首先夺了权之后，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的风潮，特别是1月1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发表后，此风愈演愈烈，到处都是乱轰轰的夺权，夺权的混乱，混乱的夺权，然而，到底为什么夺权，夺谁的权，怎样夺权，夺权以后怎么样，又该由何人掌权……所有这一大串的问题，谁也回答不清楚，恐怕即便是毛泽东主席的心中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谱，他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是走一步，看一步，至于将来究竟怎么样，他虽然是一个卓有远见的伟大人物，但是并不能洞察一切，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
时间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也无聊地过去了，小小的学堂我到处都逛了好几遍，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可是，那什么高湖老区的头头却始终也不肯露面，他们真是比白居易笔下的浔阳江头的歌女还“羞答答”，我决心不再等下去了。
于是，我就去找钟胜利，对他说：“胜利啊，我看咱们还是别在这儿白白地浪费时间了，‘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今天咱们搞啥名堂也不懂得，谁乱报信，害得我们几百人白跑一趟，苍蝇掉在浆盆头——糊里糊涂，我是最反对盲目的行动，咱们还是马上回去算了，管他妈的什么高湖老区不老区的。”
钟胜利亦颇赞同地道：“是啊，今天咱们的行动确实是过于草率了，这个高湖老区是什么组织，咱们根本不了解，怎么就来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呢？来了老半天，还不懂得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嗨——我也赞成咱们现在就回厂去。”
我拉着钟胜利一道去说服几个工人头头，在我们的鼓动下，总算大家都同意不再等下去，全部撤回厂去。我们几百人又如若退潮一般离开了教学楼，重新攀上汽车，也不跟高湖老区那些人打一声招呼即不告而辞了。
在回去的路上，大伙儿的情绪不再像来时那样兴致勃勃，也跌入了低潮，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只有汽车的喇叭发出了尖声刺耳的鸣叫声，车子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飞快地疾驶着，电线杆、树木、低矮简陋的房子，迎着车子扑过来，又闪到了后头，人们的耳畔风声猎猎作响，冷风像钉子一般扎着面颊。当我们的车队回到厂里时，已快深夜11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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