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本站公告

    十一月一日《红旗》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发表。

　　十一月三日（1）毛主席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

　　十一月六日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文件中指出：“根据各地最近的情况，中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

　　十一月十八日（2）北京新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和其他单位不准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背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和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法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果犯以上罪要立即处理。”外地自18日后也陆续发布这一《重要通告》。

　　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连同国庆节在内，一个多月来，毛主席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

　　十二月九日（1）《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公布。

　　──以上摘自红卫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完，马为、方俞平一行人即飞回F市，正准备召开三干会议的时候，F市又发生了一起封闭省委大楼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0月31日晚，鹭八中、省航校等少数派学生在市一中新四楼前集会，要求市一中八?一八战斗团的前线兵立即交出被他们抢走的有关许敏的材料以及被他们非法绑架走的原鹭八中工作队队长胡鹏，否则，就采取革命行动，冲击大楼。当时，在现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徐季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可是，在场的多是些中学生，他们因为年青而更冲动、冒进，纷纷强烈反对徐季的主张，况且，他们也不隶属于思想兵总部，根本不买徐季的账，在“革命是暴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啸中，他们冲进了新四楼，抄了八?一八战斗团的队部。

　　这时候，许多少数派学生也闻讯陆续赶来声援他们，炽烈的气氛又注入了热空气，大伙儿的情绪都像开水一样沸腾起来，有人提议趁热打铁，索性再去抄前线兵的总部。当即人们集队要出发，思想兵总部负责人徐季等人认为抄前线兵总部是不妥的，决定先把队伍拉到省委去示威再说。

　　谁料到了省委，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鹭八中、省航校红卫兵独立团的一些人突然心血来潮，竟然宣布要暂时封闭省委大楼，而徐季等人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徐季站在大楼前的石阶上公开宣布思想兵总部退出会场──这是少数派组织之间的又一次重大分歧。

　　我是第二天早晨到学校方获悉这消息的，便骑了车子急急忙忙地赶到省委观热闹。这阵子，外面大批的前线兵和工人赤卫队如开了闸门的拦河坝蓄水一般涌到了省委，把里面的少数派学生像铁环箍木桶似地团团围困住，两派群众之间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而思想兵总部的徐季等人对此却置之不理，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听任那些外地的少数派学生遭围攻。

　　我在省委大院逗留了好一阵子功夫，说实在的，我也不太赞成封闭省委大楼之举的，不过，当时任何过激的行动似乎都算不了什么，连省委马为他们由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刚刚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此也采取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以致于这一行动最终成为合法化，这就是少数派学生进驻省委的开始。

　　快到中午时分，我便骑着车子回家转。当我才回家没多会儿，突然听见外面有人在敲门，我走出去打开房门一看，来者是我的表哥叶文思。

　　“唉呀呀，是文思哥，快进来，快进来，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稀客。”我先是一愣，立刻又露出满面笑容，连忙拉住他的手，将他请进了屋。

　　我的表哥叶文思是我二姑姑的孩子，他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念书，家也在上海。我们只是在好几年前我二姑姑带他到F市来时见过面，已有好几年不见了。今天他身穿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胸前戴着一枚直径至少有6、7cm的毛主席像章，还别着“同济大学”的校徽，手里拎着一个小手提包。

　　我泡了一杯茶水递给他，张罗招待、坐定之后，我问他说：“文思哥，你是什么时候到F市的呀？”

　　“昨天刚到，我是大串联来F市玩的。”我表哥回答。“欸，舅舅、舅母呢？”

　　“他们都上班去，马上就要回来了。”我随口应道，又问说，“你大串联上北京去了没有？见到毛主席了吗？”

　　“那当然，我9月初就上北京串联的，9月15日见到了毛主席，接着又跑到郑州、武汉、长沙、韶山等地串联，然后回到上海学校呆了一段时间，这回到Ｆ市来，是我第二次出来串联了，过些天我还想去南昌、井岗山、九江、庐山串联。”他停顿了顿，也问我说，“欸，你怎么不出去串联呀？”

　　“想都是想去的，可是，火车票弄不到呀，我们学校的火车票都分给那些红五类、前线兵，而像我这样的人大概要等到公元2000年才可以分到车票，再加上我自己也不太焦急，想多参加几天运动，所以，至今还未跑去串联。”

　　“嗨，你要去串联就得快去，再晚了串联就要结束，想去也去不成啦。……至于车票吧，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啊，你能帮我弄到车票？”我睁大眼睛兴奋地望着他。“那太好了，前几天我二哥也来信叫我快去串联，他还要我到沈阳他那里去玩咧。”

　　以后，我们又互相询问了双方家里人的近况，并兴致勃勃地漫谈起上海、北京、F市和全国各地的运动情况以及种种小道消息。

　　不多会儿，我双亲相继下班回家，尽管我表哥说他在中医学院南下学生串联接待站里已经吃过午饭了，但是，他还是被拉上饭桌和我们一起就餐。我们在饭桌上边吃边谈着，我父亲请我表哥明晚来我家吃晚饭，他也欣然应诺。

　　第二天傍晚，我表哥又上我家来做客，出乎意料之外，他居然就给我带来了一张火车票。

　　我接过车票一看，这是3日晚到上海的46次串联车票，我喜出望外地对他说：“啊，你闪电一般神速就弄到了车票，太谢谢你了，还是你们南下学生有派头，我们学校连一些红五类子弟也还没分到票子咧，若等他们分票子，恐怕要等到千年铁树开了花。”

　　“你到上海时，一定要上我家玩啊，大概等你从北京串联回到上海时，我也已经回去了，让咱们在上海再相会吧！”

　　本来，我尚未确定什么时候去串联，可是现在，就像天上掉下了神粮一样，我表哥突然登门，他把车票顺顺当当地送到我的手里，我也只好改变了主意，决定立即动身北上串联，因为这毕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机会是不应该错过呀！这次免费乘车搭船的大串联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谁也不知道这场劳民伤财的大串联什么要结束，大概是说结束就结束的，到底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薄弱的经济实力注定是经不起长久折腾的。

　　次日上午，我到学校去，径直上“红九?二”队部找刘康，我对刘康说：“喂，刘康，我打算要去大串联，今天就走。”

　　“什么，你今天就去大串联？真像打喷嚏一样说走就走，可是票子在哪儿呢？我的口袋里只有菜票，没有车票呀。”刘康望了我一眼道。

　　“可是，我的口袋里没有菜票，却有车票呀。”我笑了笑说，“我已经弄到了一张今天晚上到上海的车票，所以特地来跟你说一声，向你请假。”

　　“唉──我看你别这么急去串联，还是过一段时间、等运动快结束时再去吧，我也没有去串联过咧，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刘康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哼，只怕你的算盘打得太美了，到时候串联早就结束了，你我插草自卖换了车票一起去串联吧。”我略带着讥刺的口吻道。

　　“哪会呢，串联是不会这么快结束的，”刘康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或者等过几个月再去，好不好呀？”

　　“以我之见，这场大串联用不着多久就要结束的，不信你等着瞧吧，说不定明天只要收音机一广播宣布大串联结束，那咱们就得像傻子一样白着眼睛发呆，自认倒霉和晦气，再说人家已经帮我弄到了车票，这车票可不好弄啊，我也不想让它过期作废。”

　　刘康见我主意已定，他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好吧，既然你一定要去，那就去吧，希望你早去早归，快一点回来。……欸，你是一个人去串联，还是几个人一起去呀？”

　　“唉，票子只有001张，我也只好单打一了。”

　　我离开“红九?二”队部之后，又到校文革办公室找刘长奋老师，他是负责开串联介绍信的，我对他说：“长奋老师，我自己弄到了一张火车票，请你帮我开张串联证明，好吗？”

　　刘长奋老师和我是认识的，他连我的车票也没看，便欣然同意道：“好的。”说着，他即在一本专用的油印串联证明本上填写了我的名字，然后将证明撕下来给我道，“嗯，拿去吧。”

　　我接过证明看了一眼，连忙向他致谢说：“老师，谢谢你啊！”

　　“不用谢。”

　　后来，我又到班上找了陈东、陈炳义、王钟惠他们，跟他们说我要去串联，并劝他们也想法子快去北京串联。当天晚上，我身上背了一个大书包，手里拎着一个帆布旅行包，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御寒的卫生衣、卫生裤、棉衣、毛衣，以及其他一些旅行必备的物品──简单得没法再简单了──，然后，我告别了双亲，踏上了串联的途程。我不要家里人来送我，一则他们年岁大了，晚上外出不方便，二则火车站离我家很远，光乘汽车就要一个多小时，三则我是去串联，不是去干什么，所以，我只身一人轻装上路，搭上公共汽车前往火车站。

　　串联时期的火车站比春节时期的火车站更拥挤十倍，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一眼望去，黑鸦鸦的一片尽是人头攒动，有如体育场开万人大会一般，在那候车室的宽敞大厅里，也是人声鼎沸，烟雾弥漫，拥挤不堪得像是一个旧日的股票交易所。我好不容易才检了票进入站台，那上车的，送人的，串联的，出差的，旅行的，背包的，提兜的，如潮水一般从车站口涌进月台，又分成许多支流，流进了各个车厢。由于串联车票是没有座号的，我进到车厢之后，人削尖脑袋像楔子似地往稍宽的车厢挤去，好在F市是起点站，这里的串联车票又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因此，比起北边城市的列车来，相对说这列46次列车还不算最挤，爬车窗口入车厢的现象也不很多，我进入车厢没多久就找到了座位，如今三个人座位的硬席坐四个人，二个人座位的坐三个人，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通规，我在原先坐三个人的硬席上挤了一个位子，那些旅客们当时对我们红卫兵都怀有好感，他们也很通情达理，大家挤一挤吧，克服克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晚上八点正，在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列车鸣响着汽笛，缓缓地启动了，它满载着旅客和串联的学生向北驶去，驶去……

　　我这是生平第二次乘火车，第一次是我初中夏令营时乘短途火车到白沙游玩的（一共才搭两小站，五毛钱的车票），而这一次才算是真正乘上了列车作长途旅行，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出这么远的远门。这一切得感谢毛主席，他自己青年时代为了求索救国的真理，也离家出走到过长沙、北京、上海等地──可惜他没去成法国留学，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壮丽诗篇，如今他又点燃了文化大革命和大串联之火，到北京去，到祖国各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上最生动的一课，这是毛主席、党中央赋予我们青年学生的一次大好机会。我挤坐在车厢里，心情久久也不能平静下来，好在列车车轮的有节奏的轰隆声就像一曲催眠曲，我的眼皮终于支撑不住了，渐渐地便昏昏沉沉入睡了……

　　F市到上海要乘坐23个小时的火车，由于这趟列车晚点，直至4日晚上10点半才到站。我兴奋而迅速地收拾好简单的行李，随同那汹涌的人流挤出了出站口。

　　别看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可是，它的车站比起Ｆ市的车站要差劲得许多，灰灰的阴沉沉的建筑物如若熏染乌烟的工厂老厂房一般，一点气派也没有，亏其还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咧。当我走出了车站，纵目眺望，那大街上华灯盛放，天目路的十里长街亮起了穹隆的灯桥，如同一串串熠熠耀眼的珍珠项链，多么美丽啊，一个夜上海，多么迷人啊，一座不夜城！

　　我大哥李冕是在上海工作，他本来是寄宿在我舅舅的家里。我的舅舅是上海市侨联委员、一个华侨工商业者，他在上海有一爿工厂，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的风暴席卷来了，可以想象这些“资”字号的人都是首当其冲，他被那工厂的人抄了家，整幢三层洋楼全被封闭了，只留下一个房间和一个饭厅，我大哥的房间也被封条封了，他被扫地出门，无家安身，工厂里又没有宿舍，亏得他的老友老陈鼎力相助，他暂时栖身于老陈家的亭子间里。

　　由于种种缘故，我没打电报叫我大哥来车站来接我，我也不愿意住到我舅舅家里去，因为他是“黑七类”、“牛鬼蛇神”，而本人则是一个思想异常激进的革命闯将，自然不想和他粘在一起，像胶布和纱布粘在一起那样，我宁可去串联接待站要求住宿。

　　串联接待站是设在马路斜对面的简陋竹棚里，里面乱轰轰的尽是才下火车的串联学生们，我也挤身于人群之中，把串联证明及学生证交给工作人员看，他即开了一张介绍信给我，将我安排到复旦大学去住宿。

　　复旦大学创办于1905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它位于僻远的江湾邯郸路，我跟随一小群也是前往复旦大学的串联学生，搭上5路公共汽车到虹口公园下车，然后再转乘3路有轨电车到复旦大学。在我的心里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进城一般，对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一切都觉得异常鲜奇，电车是我生平头一遭搭乘的，我一看见那有轨电车，情不自禁地将其同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年代联系起来，我记起了初中语文课靳以写的《黄埔江的早晨》一文中曰：“一切耻辱的烙印只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人民受凌辱受压迫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许，这有轨电车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物吧，如今，它又被油漆一新，车厢里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清香的气味，不知是桐油的气味还是别的气味。清脆的电车铃声又叮叮当当地响着，复旦大学终于到了。

　　我们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我劈头就问传达室的人学校串联接待站在什么地方，顺着他的指点，我很快就找到了接待站。它是设在一幢灰砖楼的两间大教室里，里面灯火通明，数盏日光灯全亮着，散射着刺眼的白光，几个搞接待工作的教师和大学生正在忙忙碌碌的应付接待。凭着介绍信和学生证，他们给我办理了手续，发给我一些免费的串联餐票，并把我安排到健身房去住宿。当我办完了手续，看见墙上的电钟，指针已指在12点30分的位置。

　　接着，我又背着书包、提着旅行袋，找到了健身房。我拿出学校接待站发的串联卡给那里的接待人员看，他便给我指定了一个铺位──在一架双杠边上的一副体操垫子，他又带着我到另一幢楼里领来了草席、棉被和枕头。

　　在这面积不太大的健身房里，睡了起码有一、二百人，他们横七竖八地都睡在地上，就像我们以前去乡下劳动的时候那样。我整理好了自己的铺位，因为健身房里没有用水的地方，所以我经过一天二夜的风尘仆仆的长途旅行之后，连脸、手、脚都没有洗，只到外头解了手，便脱了外衣、裤，迅速地钻进被窝里去，大约由于我过分疲劳困乏的缘故，尽管我是初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睡的又是健身房的地板，但没过多会儿，我还是像一只在暖房里的老猫一样呼呼入睡了。

　　天刚蒙蒙亮，健身房里的“拉兹”们纷纷起床，闹哄哄的一片，我想睡也睡不着了，便也跟着起床了。我到食堂洗了脸，又用过早餐之后，便在校园里兜了一圈，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大字报。这里的大字报并不多，内容多系同他们的校党委有关的，看来，他们目前的运动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如明胶呈胶体状态一般，连我们边远城市──F市──的运动也领先于他们，大字报像火箭炮一样轰得省委不亦乐乎。

　　后来，我又搭上3路有轨电车外出了，头一桩事，就是去找我的哥哥。

　　我大哥李冕是在上海染料化工九厂工作的，他的工厂也位于市郊，从复旦大学到染料九厂要穿越上海大半个城区，我凭着刚买到的一张上海市交通简图，又倚仗着串联学生乘车不要钱，胡乱搭上公共汽车或电车，一连转了好几路车（自然难免走了一些冤枉路），总算是找到了染化九厂。

　　上海的工厂管理制度比较严格，不像F市的工厂那样要找人只要跟传达室的工友说一声或者连说也不要说便径直闯进去找人，我一到染化九厂的门口，即被传达室的一位中年男子拦住了。我对他说：“同志，我要找技术科的李冕。”

　　“噢，要找李冕吗，你等一下，我挂电话进去叫。”那位传达室工友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眼，不冷不热地道。

　　我跟着他到传达室里，默看着他挂电话到里面叫我哥哥出来，我又走出去，伫立在工厂的大门口翘首等待我哥哥出来。

　　在那工厂里面高塔矗立，像森林似的，大大小小的管子弯弯曲曲、不计其数，巍峨的厂房嵌在碧蓝的天空里，这是一幅多么瑰丽、多么凝重的油画啊。

　　我等了好一阵子，忽然，我远远地望见里面走出来一个人，看那熟悉的身影，不就是我的哥哥李冕吗？他愈走愈近了，步子也加快了，我们老远便兴奋地互相打起招呼来：“大哥！”

　　“啊，李晟，你来啦！”

　　我们哥俩已有两年不见面，今天在异乡相会，“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甭说我们有多高兴，两人热烈地握着手，我哥哥还亲热地拍起我的肩膀。

　　以前我大哥也像大多数上海人一样十分讲究穿着打扮，他理了个小包头，上面抹了许多发油，简直可以粘住一连的蚊子。他总是身穿笔挺的料子服，张口“白相”1，闭口“写意”2的，十足是个上海小开的派头。我对于他那一套海派的模样很看不惯，再加上他又爱夸夸其谈，有如高谈阔论的林希翎第二，连对学雷锋也要进行种种抨击，这在当时被革命化的电离法净洁了头脑的我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我认为他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甚至有点反动。今天，我看他上班穿着一套破旧的工作服，油腻腻肮脏得不成样子，虽然他是一个技术员，但那装束比工人更像工人，只有在那顶旧工帽底下，还保留着“拜占廷时期”的痕迹──他仍梳理着小包头，不过头发已剪短许多了，也没有抹上油。大约，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他的触动还是很大的，连思想“落后”的他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时候，我告诉我哥哥说：“我是昨晚上才到上海的，火车晚点了三个多钟头，10点半才到站。”

　　“晚点三个多钟头，那还得感谢上帝了，现在的火车都是晚点的，就像19世纪老掉牙的挂钟一样都是晚点的。”我大哥道，“昨天我接到爸爸打来的电报，我知道你串联来了，本来想到车站接你，可是，一来如今的串联火车都是没钟点的，二来昨晚上我正好又加班，所以没有办法去车站接你，非常抱歉。”

　　我们随便扯了几句家常话，由于现在是我哥哥的上班时间，不能谈太多的话，我哥哥约我下午到舅舅家去，他下了班也去，在那里再会面。

　　以后，我们就分了手。我跑去逛大街，遛马路，来到了黄浦公园。我站在江滨，波涛滚滚的黄浦江横在我的面前，江面上停泊着许许多多大小船只，庞大的轮船如同一座座水上的楼阁；向东眺望，那是浦东，烟雾迷蒙处是著名的上钢三厂；往北纵目，高楼大厦林立，那是中共上海市委、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原华懋饭店）、建筑工人工会（原汇中饭店）、中国银行（原汇丰银行）、上海大厦……。我逛了南京路，在第一百货公司第一次乘了电梯，又在永安百货公司、第一食品商店的琳琅满目的柜台面前兜来兜去，似乎对一切都感到鲜奇，真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中午时分，我在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阳春面当午餐，上海的馆店一般只卖阳春面，没卖煮面，而我们F市则通常是卖煮面，没卖阳春面，所以，我特地买了一碗阳春面尝尝鲜。尽管阳春面才一角五分钱一碗，只有清汤和光面，什么佐料也没有，但是，应该承认其味道还是不错的，我吃得津津有味。

　　接着，我又参观了上海图书馆，游玩了人民公园。

　　上海的街道也在搞红海洋，几乎所有店铺的门面俱被油漆成红色，根本辨不清里面卖什么东西。以前上海的理发店门口总设置三色灯作为标志，如今三色灯也当作“四旧”破除了。我走到一家“红梅理发店”的门口，突然想起自己的头发长得够长的了，由于动身去串联走得匆忙，没来得及理发，再加上我也想见识一下上海的理发店究竟是什么样，尽管我明知在这里理一次发肯定要比F市贵许多，但我还是决定闯进去。

　　这家理发店并不挤，店面虽不大，却十分清新洁净，一位中年的理发师看见我走进来了，从我的打扮──戴着一顶旧军帽、背着一个书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一个串联学生，他立刻露出春风般的笑容，走过来招呼我说：“喂，红卫兵小将，侬要理发吗？”

　　“嗯，是的。”

　　“来，到这张椅子上坐。”

　　于是，我随手把军帽和书包挂到钩子上，坐到了理发椅上。那位理发师一边替我围围布，一边用上海腔的普通话亲热地同我交谈起来。

　　“红卫兵小将，侬是从哪里来呀？”

　　“F市，你知道我们F市吗？”

　　“知道，当然知道，F市是海防前线，欸，侬那里可以望得见海么？”

　　“哈哈，海是望不见的，要到鹭门才可以望得见海和金门岛，我们F市只有一条闽江穿城而过。”

　　“阿拉听说F市是个好地方，那里有许多水果，荔枝、龙眼、香蕉、桔子，记得有一部电影就叫《闽江桔子红》呀，还有那里还出笋干，阿拉上海人最爱吃笋干了……”

　　那位师傅不用电推剪理头发，而用旧式的手推剪细心地为我推剪着头发，他是那么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理好头后，他又带我到热水龙头洗头，用香肥皂和十分干净的毛巾替我冲洗头发，两只手很麻利地搔着我的头皮。在刮过脸后，他又在我的脸上敷了雪花膏（F市的理发店全无这些服务），再为我仔细地修缀着头发。

　　我在这家红梅理发店理完头，感到周身舒适，我对着大镜子细瞧一番，尽管今天理的依旧是海军头，然而，同一发型理得好坏也相差甚远，我对这位师傅的精湛手艺颇为满意，骤然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更加青春焕发，生命更年青了。

　　这当儿，该付款了，我原以为今天在“冒险家的乐园”里探了一次“险”，那一定得大破钞，我随口问那理发师说：“喂，师傅，要多少钱？”

　　那师傅客气地对我说：“本来，这店理一次发要一块钱，现在大串联，阿拉照顾侬红卫兵小将，侬只要给阿拉五角钱就行了。”

　　我一听喜上眉梢，虽然这钱比F市普通理发店还贵了三角钱，但是，我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我把钱付给他，用充满感激的目光望着他说：“那太谢谢你了，谢谢你啊！”

　　“不用谢，阿拉工人是支持革命大串联的，是支持红卫兵小将的，倘若侬今后再来上海，欢迎侬来本店白相。”那位理发师露出一副笑模悠悠的样子，他伸出手热情地同我握起手来。

　　我取了帽子和书包，再次对他表示谢意道：“好，我若来上海一定到贵店白相，谢谢你，师傅，我走啊。”

　　“再见，走好呀。”我们又一次握手告别，那师傅一直把我送到了店门口。

　　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大路上，口中情不自禁地吹起了《红卫兵战歌》的口哨曲子。我感到我跟他，不仅仅是我跟他，而是红卫兵小将和全国人民之间的心息息相通，我们有着共同崇拜人物──伟大领袖毛主席，有着共同的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叱咤风云的运动初期，除了个别例外，“红卫兵”并不是《封神演义》里的“脸分五色：赤白黑色共青黄；巨口獠牙，吐放霞光千万道”的妖魅，它也不是“暴徒”、“强盗”、“土匪”、“打手”的代名词，“红卫兵”三个字是金光闪闪的字眼，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尊敬和爱护，每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青年都以能够当上一名红卫兵引以为荣。尽管我同那个上海的理发师傅素不相识，但是，凭着我是一个串联学生、红卫兵，他盛情优厚地接待了我，使我深受感动，诚然，那年头这种好风尚还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以后，我搭车前往我舅舅的家去。我舅舅的家是在永嘉路，这是一条比较清静的马路，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荫蔽人。我一边走着，一边查看着路边寓所的门牌号，终于找到了500号──这就是我舅舅的家。

　　那500号的大门紧闭着，门旁有个电铃按钮孔，我便揿起电铃按钮来，可是，一直揿了许久，里面却不见任何动静，静得若同《福尔摩斯探案集》里描写的劳瑞斯顿花园街3号，于是，我便用劲地擂起门来。

　　“嘭、嘭、嘭”的敲门声终于惊动了里面的人。

　　“谁呀？”门里头有人问说。

　　门打开了。我辨认出开门的是我舅母──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我只是见过她的照片──，便亲切地叫唤她道：“舅母，我是李晟呀。”

　　“啊──你是李晟呀，快请进，快请进！”

　　我进来之后，舅母随手即把门重新关上，我又对她说：“我刚刚按了许久电铃，没人开门，所以才敲起门来。”

　　“噢，那电铃坏了，不响好久了。”

　　在我舅舅的家里有一个面积相当大的草坪花园，我过去从照片中看到花园里栽着好些花卉，然而，今天却不见一株花，只剩下一个荒芜的草坪。那幢高大的三层洋楼是奶油色的，十分漂亮，可是，那楼房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底层的玻璃窗有的还贴上了封条，好像眼睛上的白翳一样，景象有些凄凉，一眼望去，就知道这是被抄过家的房子。

　　我跟着舅母进入楼房的饭厅之后，舅母忙着为我倒茶水，我一边打量着着饭厅的陈列，随口问：“欸，舅舅呢？”

　　“他上班去，大概也快回家了吧。”舅母给我端来了一杯茶水，我连忙伸出双手去接，她又向我诉说道，“唉，这些日子，他被厂里的人弄到车间里去劳动，都上了年纪的人还整天累死累活地干重活，干得骨头快要散了架，唉──”

　　她说着，不觉得鼻子一酸，眼光由光亮变为阴暗，眼泪挤在眼圈边儿，眼看就要掉下来，不过，她在竭力强忍着，企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虽是一个红卫兵，当时的思想也颇激进，但对于我舅舅的不幸的遭遇，我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只是嘴里没说什么，默默地听着。

　　我的舅母是一个画家，她自幼爱好绘画，中学时期，就学于张默君女士创办的上海神州女学美术科，拜早期留日的油画家陈抱一、关良、许登谷等为师，学习绘画，毕业后在一女学执教美术。1927年，她偕同柳亚子及其夫人东渡日本，拜留法的日本著名油画家石井柏亭、蒲谷国四郎为师，攻习油画。她的绘画艺术日趋娴熟，被誉为“中国江南一才女”。1930年她回国，参加著名画家朱纪山詹创办的画室从事创作，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不久，她与我舅舅同赴巴黎，由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证婚结为伉俪，接着，我舅母又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深造，她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油画和中国画，参加法国每年春秋两季画展，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归国后，她在留法画家王远勃任校长的上海美术学校教授油画。1946年，她假上海大新公司举办个人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曾经轰动一时。解放后，她在上海一女校任美术教员，去年刚刚退休，闲居在家。

　　我看过她以前的照片，她那清秀端庄的脸庞上戴着一副绛紫色胶框、金丝边的眼镜，神态非常高雅，烫着头发，身穿笔挺的女式西装，颇有一番贵妇人和女学者二者兼有的气派。然而，我今天看到她的真人时，她却显得那么苍老，就像一棵落光叶的老槐树，她昔日的美丽的眼睛已经衰残，鱼尾纹深深地刻在眼角上，脸上也布满了皱绸布般的一条条皱纹，头发也白了好多根。看来，这些日子她受到运动气浪的猛烈冲击，一下子衰老了不少，古人说一夜愁白了头发，自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会儿，她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说：“欸，你是啥个时候到上海的？”

　　“昨晚刚到，我打算要上北京串联，先在上海逗留几天。”

　　“那你昨晚住在什么地方呀？”舅母又问。

　　“我住在复旦大学，他们竟把我安排在一个健身房里睡，唉──串联的学生实在太多了。”

　　“啊──你睡在健身房里？那怎么是睡觉的地方？而且，复旦大学也是够远的了。”我舅母说着，略略思索了一小会儿，又道，“我看你还是来我这里住，好不好呀？”

　　“这个呀──看看再说吧，反正我在上海也呆不了几天。”我显得不置可否。

　　“欸，李冕晓得你来上海了吗？”

　　“晓得，今天上午我还跑到他工厂去找过他，他说他下了班也到这里来。”

　　以后，我们又扯了一些家常话，当我舅母谈到前一阵子上海大抄家的事时，至今她仍像一只惊弓之鸟，谈虎色变、心惊肉跳。当然，我舅母是不愿意谈及自己家被抄的情况，到底家丑是不可外扬的，哪怕是自家亲戚也不便多说什么。我舅母告诉我的是关于别人的事，据她说隔壁的洋楼里住的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资本家黄汝康，他是上海侨联副主席，是一个地位仅次于荣毅仁的中国工商界巨擘，其在国内和国外都拥有巨大的产业，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国内第二号大富翁。由于他被抄了家，又被挂牌挨了批斗，受不了这股冤枉气，居然用剃头刀割断自己脖颈上的动脉管，悲惨地结束了他的一生。上海大抄家之风刮得比冬天大西洋上的风暴更猛烈，那些红卫兵、工人赤卫队等抄资本家的家不仅仅是翻箱倒柜，有的还撬地板、挖墙壁，而上海资字号的家里多藏有金条、金砖、银锭之类，本来黄金是个宝，人人见了眉开眼笑，难怪《红楼梦》里《好了歌》云：“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乃到多时眼闭了。”可是，如今黄金却成了危险的放射性物品，大家都害怕被栽上窝藏黄金的罪名，有好些人乘着夜深人静之时，竟把一条条黄灿灿的金条偷扔到大街上去，大概，这种由恐惧黄金导致脑机能失调的心因性反应症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才有的一种特殊疾病吧。据不完全统计，光上海市（包括郊县）被抄家的达15万户，共抄去黄金65万两，金银首饰90万市斤，美钞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万元，银元240万枚，现金、存单及公债券37亿元，珠宝玉器件30万市斤，还有其他大批商品和物资。

　　后来，我舅舅回家来了，他看见我十分高兴，亲热地跟我手拉起手来。在我小时候，我舅舅很喜欢我，有一天早上，他把我整个人脚底朝天地颠倒过来，就这样紧抱着我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至今我尚留存着。

　　以前我舅舅时常穿着料子考究的整套西服，系着领带，衣冠楚楚，道貌岸然，他在解放前还有一辆私人小轿车，那年头他够神气威风的了，气派不亚于《上海的早晨》中的徐义德。然而，岁月流逝，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像冰雹一样落到他的头上，他烂眼睛招苍蝇──倒霉透了，被抄了家、挨了斗，又被撵到工厂车间接受惩罚性的劳动。今天，我看他身穿一件颜色已经褪得发白的旧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大概，他是充作工作服用的吧，样子颇有几分狼狈。不过，他的脸膛还是胖乎乎的，虽说比从前瘦了一些，皮肤白皙皙得如苏轼《洞仙歌》里的眉州老尼，他的头顶前半部全秃了，光光亮亮得如若是一面镜子，又戴了一副玳瑁眼镜，举止温文尔雅，那形象怎么也不像一个大老粗的工人，哪怕他的衣服再穿破一点，也掩饰不了他的资字号、博士、教授之类人物的脸相──这倒确实要脱胎换骨才能改变的。

　　我和我舅舅拉呱起来。

　　“舅舅，你现在每天都要下工厂车间劳动吗？”我一边打量着我舅舅身上的衣着，一边问说。

　　“是啊，劳动光荣呗，毛主席说，‘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我应该自觉地从劳动中改造思想，彻底地脱胎换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原为私方厂长的我舅舅说出发自肺腑之言。

　　“欸，那你在车间里干什活儿呀？”

　　“在翻砂车间当翻砂工，活儿是重了一点，脏了一点，起初觉得又苦又累，但是，我也不是一个林黛玉式的弱不禁风的纸糊的人儿，吃一点苦、受一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多锻炼锻炼便会渐渐习惯的，况且，干起活来精神没有负担，苦也是乐的。”我舅舅的思想真够开通了。

　　不久，我的哥哥李冕也来到了我舅舅的家，那饭厅里头变得热闹异常起来。

　　我舅舅又对我说：“李晟呀，你住在复旦大学，那地方太远太偏僻了，我看你还是搬到我这儿来住，在这饭厅里头搭个床铺就可以睡人了。”

　　舅母也再次劝说我道：“李晟你是第一回来上海，一个人住在复旦大学的健身房里像什么话？来吧，搬到我这里来住，不然，你妈要说我们的不是了。”

　　我拿不定主意，有如耦合振动一般显得动摇不定，我掉头用目光征询我哥哥的意见，而我哥也开口说：“你就搬到舅舅家里住吧，还是这里方便一点。”

　　我想了想，考虑到自己一个人像孤鸿寡雁一样住在复旦大学的健身房里确实有诸多不便，况且，我是只身一人出来串联，即使我住到舅舅家里去，只要我不讲出去，那么，学校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自然也无从指责我什么，所以，我思考了一会儿，便同意道：“好吧，我明天搬来。”

　　后来，我舅舅留我和我哥哥吃晚饭，他家吃饭的瓷碗特小，就跟冰厅里吃冰淇淋的小碗差不多大小，本来我的饭量算是够小的了，竟要吃四碗才能饱肚，而我舅舅、舅母他们仅吃两小碗，害得我去添饭都感到不好意思，并且，他们喝汤也是每人盛一小碗，不像我们F市人是大汤罐，一大缸的菜汤还嫌不过瘾咧。

　　饭后，我们又聊了一阵子，接着，我和哥哥便告辞了。

　　我哥哥推着车子先送我去车站，刚出门，我哥哥乌黑的两只眼珠子溜溜转地直瞅着我头顶上的那顶军帽，随即问说：“欸，你头上的那顶军帽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这帽子呀，是郑阳哥送我的，他去年从广州出差到F市来，把帽子送给我的。”我回答道。郑阳哥是我的一位表兄，他在广州军区一科研单位工作。

　　“这帽子给我试试看。”我哥哥说着，伸手就摘了我头上的帽子，他停下车，将军帽戴好，然后又问我道：“你看，我戴了这顶军帽怎么样？像不像一个红卫兵呀？”

　　我随便瞥了瞥他，说：“红卫兵倒不像，不过，戴了这顶军帽像是个人了，以前油头油脑简直跟上海滩的阿飞差不多。”

　　“嘻嘻，现在社会上最时兴这军帽了，戴了它身份可以高人一等，怎么样，李晟，把它送给我，好不好呀？”我哥哥露出一副嬉皮笑脸，他拍拍我的肩膀道。

　　“不行啊，帽子若给了你，那我戴什么呀？”我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唉，你很有办法，你还会再弄到一顶的，我很需要这帽子，我可以拿一枚好大面的毛主席像章给你……”

　　“要作为等价交换吗？这种经济学的等价交换我可不需要。”

　　“那就这样说定了，这帽子给我啊，谢谢你，我的好兄弟。”我哥哥巧取豪夺得了这帽子，他显得兴高采烈。

　　“唉──谁叫你是我的哥哥呀？！”我出于无可奈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以前，一顶军帽根本不算什么，然而，伴随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它和军装一样成了奇货可居，就是出高价也难以买到，连我哥哥这样十分讲究打扮的准上海人也热衷于要戴军帽、穿军装，这正是这场闹剧的一个狂热表现。

　　在路上，我哥哥又告诉我关于舅舅家两次被抄的详细情况：第一次抄家是在8月下旬，那是“破四旧”海啸的一个浪头所致，我舅舅厂里的一班人马如虎似狼地冲进了我舅舅家的大院，整幢高大的三层洋楼被他们闹得天翻地覆。

　　我舅舅的这幢楼房其实也不是他的房子，而是我外叔公盖的，是属于华侨的财产。这幢楼房住了几十年，可以想象里面囤积的七七八八的东西是不计其数的，有如一个人小小的历史博物馆，而我舅舅和舅母平日也没有功夫去清理这些陈年积物──实际上，上海哪个资本家的房子不是类似的情况？这下子，破“四旧”、大抄家的浪潮袭来了，“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虽然我舅舅是一个华侨工商业者，但就像175N是氮的一种同位素一样，华侨工商业者的“核电荷”数与一般资本家的“核电荷”数是相同的，我舅舅的家照例也遭到洗劫。不用说，抄家的战果是“焕炳辉煌”的，居然抄到了一面尽是蟑螂屎的破青天白日旗（谁也记不得这面破旗是怎么留下来的）、我舅舅的伪国大代表证件（当时是我舅舅叫仆人用扁担挑着一担担盛满银元的箩筐到乡下选区，用金钱买来选票当上伪国大代表的）、旧公司的账本（自然这是“变天账”哟）；还抄到许多金条、金项链、金戒指、珠宝手饰、白银、银元、美钞、港币、其他外币、伪币、旧股票；又抄到数以万元计的银行存折、五千多元现金；另外也抄到大量的“四旧”──古董、洋玩艺儿、字画、各种书籍。我舅母在法国留学期间收集了大量世界名画复制品，其中有不少是裸体画，此外，她自己还有大量的油画、中国画作品（也有一些是裸体画）统统一概被斥为“黄色东西”查封了，甚至连钢琴也被贴上了封条，大多数的房间都被查封了（当时我大哥哥的房间有幸只被抄了，尚未被查封），花园里的花卉花盆也遭到了彻底的摧残和破坏，正是：“堕红泥，半垛墙高。碎玻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好一片凄楚悲凉的景象。这场可怕的大抄家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哪怕是神经再健全的人恐怕也难以忍受如此长久的折腾的。

　　至于第二次被抄家的导火索是由我大哥的婚姻大事引起的。我哥哥在上海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名叫桑丽丽，是华东化工学院六六届毕业生。他俩已经谈了好几年的恋爱，本来，小桑马上就要分配工作了，偏偏碰上了这场该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浪潮一冲，分配工作如若轮船搁浅在沙滩上，变为遥遥无期的事情。我哥哥原先打算在桑丽丽一分配工作后即结婚，现在再也等不得这“无期徒刑”般的分配工作了，虽然桑丽丽分配在上海的可能性伴随着这场文化大革命已成为“零电势”（以前多少总讲点夫妻照顾之类的政策的），但是，我大哥还是决定在国庆前夕就结婚。

　　新婚洞房便设在我舅舅家的我哥哥房间里，我哥哥弄到了一整套的家具，他的几个肝胆朋友也大力帮忙为他粉刷、油漆、布置新房，忙得不亦乐乎。

　　9月29日晚上，我哥哥在舅舅家的饭厅里面办了两桌酒席，只请双方最亲近的亲戚、朋友会会亲，由于担心我舅舅厂里的人会来捣乱，所以，一切都不敢声张，在悄悄中进行。

　　在《马太福音》里有这么一段话：“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在我母亲的家族中也有这么一个小犹大，她的老底其实也是不可揭的，偏偏要伪装得像考茨基一样的进步，她出于险恶的居心把我哥哥要结婚的消息报告给我舅舅厂里的人。

　　晚上七点多，喜宴进入高潮，大菜端上来了，新郎、新娘为客人们敬酒。

　　“谢谢大家，干杯！”

　　“为新郎、新娘干杯，祝二人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干杯！”

　　啊，多么芬芳的醇酒呀，多么迷醉人的美酒呀，新郎和新娘诗意地相对着，被酒意和幸福所陶醉，沉浸在新婚的欢乐和喜悦之中。

　　谁知就在此际，我舅舅厂里的一班人如若党卫军一样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永嘉路500号，这下子，大灾星降临了，“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见《马太福音》），这场骇人听闻的灾难犹如巨大的冰雹劈头盖脑地砸到了我舅舅一家和我哥哥的头上。

　　这伙人鬼叫狼嚎地冲进了我舅舅家的饭厅里，霎时间，宴会上的所有客人几乎全慌了神，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如木头人一般站在那里不动，睁大眼睛呆望着那班闯进来的“不速之客”，而我舅舅的面色更是刷地成了灰白色，下颌骨同上颌骨呷呷地发起颤来，心在扑扑扑地乱跳着，这场面与《基度山伯爵》里的“婚筵”爱德蒙先生被捕时的情景十分相似。

　　我哥哥虽不是勇士马兰花芳芳，但今天到底是个新郎官，所以，他还是鼓起勇气，走过去质问他们说：“喂，你们要干什么？”

　　“是啊，人家今晚结婚，你们究竟要来干什么呀？”

　　“请你们出去好不好？有事情过一天再来。”我哥哥的几个肝胆朋友也不像那些老头、妇人一样害怕，纷纷仗义执言。

　　一个为首的身穿新工服、满脸横肉的三十来岁的男人发出奸笑，用上海腔说：“嘿嘿，结婚？狗杂种的还想结婚？那猪八戒也要当快婿乘龙了，哈哈哈──实话对侬说吧，吾今天就是特意来闯这个婚宴的！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今天，侬没请吾，吾是不请自来的，吾就是要采取这个革命的行动！”

　　说着，这家伙如老鹰攫小鸡似地伸手抓住我舅舅的衣领，蛮横无理地将我舅舅硬推到新娘、丈人、丈母娘的面前，指着我舅舅的鼻子恶声恶语地谩骂起来，“侬知道这个林贤同什么货色吗？伊是一个国民党伪国大代表、思想极端反动的政客、历史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的买办洋奴、喝人血的反动派资本家，就在这座气派豪华的公馆里，伊竟暗藏了一面国民党青天白日国旗，并且，还保存了伊国民党伪国大代表的证书，这些铁一般的罪证说明了伊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复辟狂！这个林贤同连浑身毛孔都充满了资产阶级金钱的铜臭，伊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喝尽了吾工人阶级的血汗，在伊家里，吾抄到了不计其数的金条、白银、珠宝、美元、伪钞等等，这一些说明了伊是一个私自窝藏黄金的不法的反动资本家。这个林贤同罪恶累累，恶贯满盈，几乎够得上关监狱、判刑，可是，侬居然要跟这样反动的家伙攀亲，还在伊家的饭厅里头举行什么结婚宴会，侬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要和伊同穿一条裤子呀？”

　　另一个瘦高个年青人用劲地将我舅舅的脑袋往下压，声嘶力竭地嚎叫：“林贤同，侬还不老实低头认罪！”

　　这当儿，我舅舅完全显露出了一副“牛鬼蛇神”的可怜相，夙日的精、气、神和刚才那阵子喜滋滋的心情俱飞到了马达加斯加岛去，他不胜惶恐，失神的眼睛扫视了他们一眼，头像批斗时那样低低着，胳膊如若脱臼似地垂了下来，他战战兢兢、服服贴贴地说：“是是，我该死，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向共产党请罪，向人民请罪！”

　　那个桑丽丽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职员，此时此际，他的面色如死人脸一般惨白，尽管国庆节上海的气候并不炎热，但他的额门上却沁出了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珠，眼镜片里的一对细小的眼睛流露出惊恐畏惧的目光，他像打摆子一样哆嗦着身子，一阵无限的恐惧感袭击着他的全身，嗫嚅地说：“我……我……不知道他的问题竟是这么严重，……真的不知道……没想到……”

　　“那侬现在总该知道了吧？侬必须同这个林贤同彻底划清界限，一刀两断，这可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呀，提醒侬千万不要执迷不悟！”那个穿新工服的汉子面目狰狞得如若一只“塔斯马利亚魔鬼”。

　　桑丽丽父亲身上的冷汗湿透了衬衣，使他的心冰凉了，只觉得浑身冷彻骨髓，他稍稍迟疑了一下，手指发抖地扯起他老婆的袖口道：“那──那咱们走吧。”

　　接着，他和“亲家母”随即离开酒桌他们的座位，又对自己的女儿说：“丽丽，咱们走吧，今晚先回家去再说。”

　　托尔斯泰说：“爱情就是从众多的人当中，选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然后绝不再理会其他异性的行为。”

　　这个桑丽丽和我哥哥本是自由恋爱之结合，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相互吸引，彼此相爱了，宛如自天而降的朝露一般，充满了天启。他俩都在享受着各自取之于精神生活源泉的幸福和欢乐，渴望着在肉体上、经济上和精神上早日与被爱一方结合，二人之间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基础，“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桑丽丽真心实意地爱着我的哥哥，但是，就像世界上不存在着任何永恒的东西一样，这种爱说穿了也决非是什么永恒的爱，乃是一种持续较久的感情火花罢了，好比一盏燃着的酒精灯，如果没有酒精了，或者突然遭到一阵狂风，那爱情的火焰就有可能被熄灭，在现实生活当中，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否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巨大的社会压力有时会扼杀他们的爱情关系。

　　此刻的桑丽丽完全把她父亲的话当作耳边风，仿佛根本没听见似的，呆呆地立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如同一尊塑像，她的脸色从刚才的红光焕发骤然间变得异常苍白，几乎没有一丝丝的血色，好像是从炼钢炉旁一下子栽到了冰窟窿里去。这是晴天霹雳、火山爆发、平原地震，对于她的打击能够想象多沉重就有多沉重，原来的升腾之感全然消失了，憧憬已久的美好的甜蜜的新婚之夜的梦，如同海市蜃楼一般消逝了，一种从未感觉过的痛苦进入她的胸腔、头脑，遍及她的全身，她只觉得天旋地转，精神发生可怕的雪崩，她近于陷入了一种昏迷状况，整个人变得有点呆痴了。

　　桑丽丽的父亲见女儿竟像傻姑一样呆呆着，又用手在她的肩后推了推，用低沉喑哑的声音说：“丽丽，今天晚上先跟我一起回家去，那事情等以后再说吧。”

　　桑丽丽的母亲也夫唱妇随地劝说女儿道：“丽丽，走吧，和我们一起回自己的家去。”

　　在场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到了桑丽丽的身上，连那些混蛋们也带着不怀好意和幸灾乐祸的表情注视着新娘子会如何举动──这是举足轻重之举啊！而我的哥哥更是显得焦灼不安，用锥子似的目光直盯住她的脸，那目光充满着渴望和期待，他是多么希望她能够勇敢地同自己站在一起，抗争着险恶的命运。

　　也许，早些时候桑丽丽还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她有意中人占据她的心灵，牵动着她的情怀，从今天起她和他就像二滴水银那样融为一体了，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的一页。“幸之花，／欢之火，／有情成眷属，／为乐不厌多，／随心之所欲。／心声真诚，／如灏气之澄清，／神仙之旅，／春日永恒。”她向往着美好的新生活，如若一朵初绽的花朵，幸福地迎接着和风、甘露、丽日、蓝天……用甜蜜的幻想的金丝银线编织着新婚之夜交欢的图景，那是多么令人神往、令人迷醉、令人销魂荡魄的呵！

　　然而，一阵狂暴的政治龙卷风刮走了一切，仿佛有一只残忍的魔鬼的巨手一挥，一切都烟消云散了，而将一道比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更难的难题推到了少女的面前，严峻、残酷、毫无一点罗曼蒂克的斑烂色彩，使纯情的恋爱变成冷酷的利害选择，就像赫刺克勒斯在十字路口上，他必须在“幸福”（“享受”）和“美德”两条路中作出一选择。在婚姻与政治缔结良缘的现实环境里，要么夫贵妻荣，要么株连厄运，每一个少女对此都不得不做出郑重的考虑和抉择。原来桑丽丽对我舅舅的情况也是略有所知的，只是没想到问题竟会如此之“严重”，她希望能够和我哥哥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康之家，彼此情投意合、相亲相爱。可是，谁料到就在今晚的婚筵上突然闯来了一班人，喜气洋洋的宴会顿时成了凄凄惨惨的批斗会，一场飞来横祸从天而降，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生活，到底是无底的深渊，还是无边的烈火？命运之神为什么偏偏要捉弄她呀？爱情的天使和厄运的魔鬼同时来到她的身边，幸福如同是小时候书上所读到的魔宫，有凶猛毒龙守着进口，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挡住去路。而她天生是一个弱者，懦弱、胆怯、迟疑、动摇、依赖性、无能、自悲……一切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她没有敢于同命运相抗衡的勇气、力量和气魄。虽然，她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幸福和爱情，但是，她在命运之神拉刻西斯的面前，却像寒风中的一片树叶哆嗦不已，其实，何止是身子在颤抖呀，乃至整颗心在颤抖。她觉得自己如一根白色的羽毛，在一个黑暗的渊口向下飘落，又仿佛像一只衰竭的飞蛾，在熊熊无边的橙红的火海之上拍翅……

　　桑丽丽的心里展开了激烈而痛苦的搏斗，各种矛盾的心情绞缢着她，痛苦在她的胸中发胀着，似乎要撕裂她的胸膛，她没有力量抗拒这股强暴的政治势力，到底还是向恶势力屈服了，就像《啼笑姻缘》中的姚凤喜一样，只见她咬着青灰的嘴唇，面容苍白得如一张白纸，头低低的，看也不敢看我哥哥一眼，她一句话也没说，便若同一只绵羊一般顺从地跟着她的双亲要走出饭厅。

　　见此情景，我哥哥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丽丽……你别走！”

　　桑丽丽听见李冕的喊声，她停下脚步，掉过头来望了他一眼，只见她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她一边号哭着，一边跑出了房间。

　　她走了，就这样走了。我哥哥像埃列克底邕柱像一样呆立着一动不动，不过，谁也察觉得出他在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巨大痛苦，在他的内心深处风狂海沸，浪涛汹涌，那痛苦的波涛要是从胸膛里流泻出来，将淹没整个神州大地。他的眼睛干涩涩的，脸上所有的肌肉都绷紧着，那面部的神情使人不油然地联想起了古希腊阿格桑德罗斯、波利多罗斯和阿塔诺多罗斯的作品《拉奥孔》，一种从未感觉过的痛苦袭击着他，正要他的命咧。

　　那些家伙们看见新娘、亲家、亲家母以及女方的亲戚都走掉了，一场原本喜气洋洋的婚筵被他们冲垮了，他们为这一“革命行动”的胜利而欣喜若狂，忘形失骸地又喊又叫起来。

　　那个瘦高个又伸出长爪把我舅舅的脑袋重重地往下压，如同压一只皮球一般，瞪起两只虎眼叫骂道：“林贤同，今天这出精彩的好戏侬看到了，哼，侬妄想瞒天过海，企图瞒着吾举办什么结婚宴会，结果是鸡飞蛋打白忙一场，吾再次警告侬，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必须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再想掉枪花、耍滑头，将是自取灭亡！”

　　我舅舅若同在批斗会上挨批那样低头弯腰着，唯唯诺诺地连声说：“是是，我有错，我有罪，我要向革命群众请罪！”

　　那个穿新工服的家伙横下脸，厉声厉色地训斥我哥哥道：“喂，侬这个林贤同的外甥，不但不同侬的反革命舅父划清阶级界限，反而跟伊连裆码子，居然在这座别墅里大摆结婚酒宴，跟反革命分子碰杯来，碰杯去，实在气焰太嚣张了！吾代表吾厂革命群众宣布，侬不是林贤同的直系亲属，不能再住在这座房子里，侬新婚洞房从今天晚上起被查封了，侬必须立刻从这里搬出去！”

　　我哥哥听见这话，若同当头挨了一棒，只觉得头晕目眩，天旋地转，不过，他极力支撑着，着急地申辩说：“这──你们叫我搬出去，可是，我没有房子往哪儿搬呀？难道叫我睡马路不成？”

　　“吾不管，吾又不是房管局，反正侬必须从这里搬出去，否则，就不要怪吾对侬不客气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侬负责！”那人摆出一副蛮不讲理的态度。

　　就这样，新娘子被逼走了，婚筵被冲散了，新房也被查封了，那些混蛋们如十字军洗劫了一个村庄后，便趾高气扬地扬长而去。在那酒桌上仍摆放着许多盘丰盛佳肴，可是，剩下未走的人没有一个肯再去动筷子。

　　这一切多么像是一场恶梦呀，刚才热气腾腾的大菜都上桌了，然而，忽然间冷镬子里又爆出了热栗子，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闯宴来了，把欢天喜地的婚礼给破坏掉了，可以想象，这对于我大哥的打击是何等之大，简直就像挨了阿里拳王的拳击一样，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撑得住。我哥哥显得非常沮丧，他的心完全支离破碎了，血与泪掺合在一起，爱情与幸福之途，一时都塞绝，他已经陷入于绝望的境地，好像脚底一片虚空，就此跌进了毁灭的万丈深渊里去。他整个人如瘫痪病人一般瘫在藤椅上，好一阵子，他一句话都不说，对谁也不搭理，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桑丽丽刚才坐着的那张空椅子。

　　后来，客人们陆陆续续地走掉了，我哥哥的挚友老陈对他道：“李冕，阿拉家里还有一间亭子间是空着的，侬今晚就住到阿拉那儿去吧。”说着，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曳着我哥哥便走，打那以后至今，我哥哥就在老陈家的亭子间里暂时栖身。

　　在刚刚我哥哥和我“抢”帽子的时候，他似乎同我一样年青和生气勃勃，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可是这会儿，谈及我舅舅家两次被抄的情形，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又痛苦地啮噬着他的心，如若鹫鹰啄食着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一般，那漆黑的夜空、漫漫的道路、幽静的法国梧桐、柔和的路灯、无物可以隐藏的虚空和万物之母的大地，可以为他的痛苦作证，他的痛苦是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他一下子变得颓唐起来，好像遭到狂风暴雨摧残的兰花怎么也难以扶持住一般，他的内心受到巨大的创伤，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愈合了的。

　　关于桑丽丽的事，我哥哥不久前在一封家信中曾提及，但详尽的情况我是今晚才知晓的。本来，我哥哥原计划结婚后偕妻子一道回家乡度蜜月，可是，现在飞来横祸，一桩好端端的婚事告吹了，他一气之下，便不回家乡探亲，他自觉无颜见家人，我哥哥同我一样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又特别爱讲面子。因此，对于他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

　　听罢他的一番叙述，我关切地询问他说：“大哥，那你们现在的关系如何？是否还保持联系呀？”

　　“目前还保持联系，我俩的关系尚未彻底告吹，她在感情上依然眷恋着我，我们还是藕断丝连的，可是，她这个人像豆腐一样软弱，太不肝胆了，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离我而去，正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我哥哥紧蹙双眉，一肚子尽是火气，简直划一根火柴，便可以燃着全世界。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又问。

　　“我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她学的是石油化工，今后工作分配肯定跟林冲发配差不多，如果没有出现什么奇迹的话。以前我觉得同她比较合得来，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随便将就一些。现在情况变了，既然她无情，那也休怪我无义了，我何必一定要背这个沉重的大包袱不可呢？我不想当牛郎织女，一个河东，一个河西，一年一度七夕相会，这难道是现代人的生活吗？确切地说连家庭也不能称之为家庭了。哼，像我这样一个大学生难道会在上海找不到对象吗？”

　　“看样子，你是要准备跟她告吹，不过，你们两人已经登记了没有？”我的双目盯住他的脸。

　　“因为她的工作尚未分配，我们还没有去登记，算不了正式夫妻，所以，还是一本未打开的书。”我哥哥若有所思地道，“我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我们相识了好几年，感情这东西是像胎儿一样缓慢形成的，像针织品一样一针一线编织而成，如今它还像酵子一样仍在发酵着，但是，我已经不复存在那种最初震撼心房的冲动了，爱情如火，如果不添加木柴就会熄灭的，就会冷却的。”

　　“照你话的意思理解，你对于她的爱情的火焰已经熄灭了，或者已经冷却了，是不是这样呀？”

　　“是这样，也不完全是这样，”我哥哥又继续议论说，“也许，爱情是舶来品吧，中国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爱情，也不需要爱情，中国人的爱情是同婚姻划等号的，他们多半是从现实出发来考虑婚姻问题的，只有‘桃花癫’才会去追求纯粹的爱情。当然，应该承认我和桑丽丽之间还是有着比较深厚的感情基础的，双方情投意合，大概，这就是爱情吧，这也就是我明知她肯定要分配到外地去，仍决定同她结婚的原因，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她是个橡皮人儿，竟屈服于淫威之下，比封建时代的旧女性更软弱，那么，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是啊，她这个人太软弱了，女人的名字叫弱者，太不中用了，除了能够挤出几滴像自来水一样廉价的泪珠儿之外。”我也显得十分愤慨。“大哥，我看你不如干脆同她一刀两断，是她先负于你，也休怪我们无情，何必要再跟藕断丝连呢？还是快刀斩乱麻吧，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相信幸福会向你招手的。”

　　“唉──人的有些情感你恐怕一时还难以理解，这个问题很复杂，说也说不清，她最近还向我表示要言归于好，我尚未给她一个最后的答复。这个问题还是暂时搁一搁，也许对于双方都有好处，反正，我现在手中也没有合适的新牌，何必急于要做出什么草率的决定呢？风筝的线一旦扯断了，那风筝就永远飞走了。”我哥哥好像忽然记起了什么似的，又说，“诶，这个桑丽丽你还没见过面吧？明晚舅舅要请客，我把她也拉来让你见见面，提提意见。”

　　“嗨，我能够提什么意见呢？我只知道巧克力好吃，冰淇淋好吃，鸡鸭屁股不好吃。”

　　“我相信你是一个有眼力的人，虽然我们之间的年龄相差好几岁，但是，我觉得在思想感情上还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我们不仅仅是亲兄弟，而且也是亲密朋友，彼此是以交换思想看法的。”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好吧，明晚让我认识一下这个桑丽丽吧。”

　　…………

　　我们一边交谈着，一边拖着缓慢的脚步，到了车站以后，又继续谈了好一阵子，尽管公共汽车已过了好几部，然而，我们一直伫立在行人道旁，眼望着车子开来又开走，却不肯中断我们之间的谈话。上海的市内交通是全国最方便的，每隔几分中便有一部车子开来，而是许多线路是开通宵的，因此，不愁搭不上车。

　　第二天早上，我在复旦大学串联接待站办好了离校手续，归还了棉被、枕头、草席，然后，就携带了我的旅行包和书包，离开了复旦大学，搬到我舅舅家去住。我在舅舅家的饭厅里头安顿下来，下午又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

　　到了傍晚，我舅舅下班回来了，还有我舅舅的女婿以及未过门的媳妇相继都来了（我舅舅的几个孩子均在外地工作），这下子，饭厅顿时变得热闹异常起来。

　　我哥哥偕同桑丽丽也来了，我哥哥对我介绍桑丽丽说：“她就是桑丽丽。”他又把我介绍给桑丽丽道，“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叫李晟，刚从F市来串联的。”

　　这当儿，桑丽丽热情大方地伸出手来，而当时我则被封建意识的金箍箍住了脑袋，还没有同异性握手的习惯，我稍稍迟疑了一下，才伸出手和她握起手来，刹那间，好像一股电流从她的手上传导到我的心上，我只觉得自己脸上一阵发烫，她的纤手是那样软、那样嫩、那样好握啊，我的感官全部麻木了。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上海吧？”

　　“是啊，要不是这阵大串联之风把我吹来，我还不会到上海来咧。”

　　“上海好玩吗？你第一次来，可要多玩几天呀。”

　　“嗨，上海这地盘虽大，其实是没啥地方好玩的，除了马路和商店，就是数不清的行人，我打算过几天就搭车上北京去。”

　　这个桑丽丽身材适中，也许算是东方女性的标准身材吧，一米六左右，不高不矮。她的长相说不上美丽，但是，在她的身上具有一种风度的美。莱辛说，风度就是我们所谓美的特殊再现形式。风度美是指人的言谈、举止、态度、作风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是运动中的美，是人体各部分和谐匀称的结合，是人体动作的自然性、灵巧性、恰当性的表现。桑丽丽的举止风度十分优雅，对人有一种奇异的、不可思议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也和许多上海姑娘一样皮肤都很白，白得若同巴罗斯岛的大理石一般，那椭圆形的脸盘稍大了一点，但眉目还是清秀的，剪着一副当时颇时髦的运动剪，富有弹性的高耸的乳房，显示出青春的生机勃勃的活力。

　　诚然，我对于桑丽丽的第一印象是不错的，她并不光辉耀目，也不活泼惊人，然而，却自然而然地表现着平和端庄的气度，和谐地同人的最愉快的感情气息相通。据说，风度通常是爱情的征兆之一，是爱情“亲和力”的一个因素。当我一见到她的面，便明白了我大哥当初为什么要追求她，同时也理解如今他的不可名状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恨她，另一方面又难以下决心同她彻底决裂。如果那天新婚之夜她能够沉住气，经得起生活风浪的冲击，那么，她当之无愧就是我的嫂子了，可惜，在张牙舞爪的恶势力面前，她竟然像一只羔羊一般顺从地屈服了，实在令人遗憾──一个无可挽回的难以弥补的遗憾！

　　苏东坡在《初到黄州》一诗中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我的舅舅是一位华侨工商业者，也是属于有闲阶层，他素来颇为讲究吃食，以前，特别是解放前，说他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就是解放后，他同样经常上餐馆吃吃喝喝，吃了个大腹便便，活像一个“孕男”。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一书中，曾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关于星二聚餐会的事，可见不仅仅是我舅舅，几乎所有的工商界巨头大亨都是很享口福的，我想，诸如此类的聚餐会，我舅舅肯定也有参加过，尽管我没有确切地听说是否有这么一回事。

　　原来我舅舅一个月薪金有大几百块，再加上利息及存款，他的手头是十分宽裕的，因此，就是天天上馆子去，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今，这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的龙卷风席卷而来，我舅舅的家被抄了，工资也被扣了，只发了15元的生活费，那些现金、存款也统统被抄走了，他被命运之神推坠到最底层，从一个家财万贯的阔老变成了一个只剩下裤腰带的穷光蛋，犹如雅典娜的神杖轻触俄底修斯，他即变为褴褛污秽的乞丐一般（当然智慧女神是出于善意的，而那些家伙则是居心险恶）。我舅舅的手头变得非常拮据，现在甭说上什么馆子大吃大喝了，如果没有他的几个孩子及女婿们的救济的话，恐怕连三餐饭都要成问题，，弄不好要喝西北风去。我哥哥也很识相，无论是住在我舅舅家中期间，还是被那些混账东西无理驱出我舅舅的家之后，他总是经常买些吃的东西给我舅舅。这一次因为我是第一回来上海，我舅舅觉得若不请我这个外甥上馆子吃一顿心里头过意不去，所以，硬是从干瘪的钱包中掏出十五元来特地为我接风。

　　南京路上无轨电车一辆紧接着一辆开过去，空中的电车线不时地爆发出绿闪闪的电火花，我们一行人搭车来到了繁华的南京东路的新雅粤菜馆。这新雅粤菜馆破“四旧”后改名为东风饭店，它创始于1926年，是一家久负盛名的饭店，底层供应各种广式糕点，楼上经营广东风味菜，其实，上海的广东菜也不纯粹是广东菜，而是海派广东菜，就像京剧也有海派京剧一样。我们走进饭店，里面广东腊味的香气扑鼻而来，上了二楼，各色各样的酒菜香味不断地飘送过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菜馆也提倡革命化、大众化，一般不怎么搞名菜、办酒席，况且，我们只有十五元钱也吃不了太好的东西，不过，我倒是品尝了一盘新雅著名菜肴烟昌鱼。

　　次日是我哥哥的厂休息日，我哥哥陪我到各处游玩，在黄埔公园、人民公园及上海大厦、国际饭店、锦江饭店、和平饭店等著名建筑物前面摄影留念。以后，我俩又一道上几个亲戚家做客。

　　我在上海逗留了快一个礼拜，11月8日，我到上海火车站办妥了赴京串联车票，9日下午，又要踏上风尘仆仆的旅途到北京去。我在舅舅家提早吃了晚饭，4点左右，告别了舅母（我舅舅上班不在家），和我哥哥一起乘公共汽车前往火车站。我哥哥特地请了半天假，要送我到车站去，实际上，我的行李十分简单，还是只有一个旅行包和一个大书包，根本用不着人送，何况，上海站是不让送客的人进站台的，送客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我大哥出于兄弟的手足之情，他执意要送我到车站，就让他送吧。

　　我们下了汽车，老远便望见上海北站的广场上乱轰轰的尽是人头攒动，上海站的候车室很小，南来北往的旅客就在广场上排队候车，由于目前是大串联的非常时期，火车差不多都被串联学生们垄断了，那些戴红袖章、穿黄军装的男女学生在广场上比比皆是。

　　我的串联车票是14次京沪特快列车，上海站发车时间本来是17点21分，可是，直至六点多才开始剪票进站。我随着潮水般的人群好不容易才挤进了进站口，然后，掉转身子，踮起脚尖，向仍站在进站口外面翘首观望的我哥哥道别，大声喊道：“大哥，再见！你快走吧！”

　　而我哥哥也不断挥手呼喊：“再见再见，祝你一路顺风！”

　　接着，我看见进站的人都如若追赶野兽的猎犬一般朝站台方向狂奔而去，也生怕自己抢占不到座位，赶紧以简直是百米赛跑的速度开始冲刺起来，我跑呀跑，拼命地跑，上海站的进站口离站台还有好长的一段距离，而我又是拎着旅行包、背着书包，真是跑得我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只差点儿就到了生理极限。我跑得两条腿快要软下去了，总算是跑到了站台，那里停着一列深绿色的列车，看牌子知道这就是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可是，我喘着大气朝列车望去，那各节车厢上早已人挤满得一塌糊涂，就像电影里见过的挤满逃难人的火车一样，而且，好些节车厢的门连开都没有开，车窗也是紧闭着，几节开了车厢门的前面拥挤着一大堆人群，大家俱不顾一切地往上头挤去，那景象好可怕，如果不知道肉饼是怎么做的，往里面挤一挤就知道了。

　　我如若一只偶然闯入房间被关在玻璃窗里面的看得见光明、却飞不出去的蜻蜓一般，东奔奔，西窜窜，可就是挤不上车，真把我急得要命。这当儿，我看见好些人从列车底下钻过去，朝边上的另一个站台奔去，也灵机一动，紧跟着他们像穿山甲一样钻过去，从事阿里巴巴式的冒险行动。

　　那边的站台连灯也没开，黑黝黝的一片，有几列列车停在那里，那列车里头也是漆黑一团，不过，可以看见里面恍动着一些人影子，显然有些人已经进入车厢里头。

　　我问站台旁边的一个串联学生道：“喂，同学，这列火车是开往哪里去的呀？是不是开往北京的？”

　　“大概是吧，现在的火车都是往北京的方向开的，颗颗红心向着红太阳，列列火车向北京。”

　　我扫视那些车厢的门俱紧闭着，不知是铁路人员关的还是先上了车的学生捣的鬼，那些车窗也是关得紧紧的，连蚊子也难以飞进去。我急匆匆地在月台上走动着，发现有一扇车窗开了约一个巴掌大小，便停下脚步，用尽量委婉的声调对车上的人说：“喂，同学，请你行行好，把窗门开一开，让我上车，我就只有一个人呀。”

　　那车上的人是个女的，她站起来对我张望了几眼，然后道：“好吧，我帮你开窗。”说着，只见她两只手往两边车窗闸上一捏，用尽气力才把车窗往上提起来。

　　见此情景，我喜出望外地赶紧将旅行包往车上的小几桌上一搁，又脱下书包向上塞，那位女生也热情地帮我把东西挪放好，接着，我来一个纵身跳跃，如同一只猿猴一般利索地攀爬进车厢里去了。

　　我进入车厢之后，连忙把窗门重新关下，又对那位女生表示谢意说：“同学，谢谢你啊！”

　　“没啥。”她客气地应了一句。

　　我看见在这个女生的旁边还有空座位，便把旅行包往行李架上一搁，随即紧挨着她坐了下来。

　　这时，我问她说：“喂，同学呀，这列火车是不是开往北京呀？”

　　“大概是吧，我也不太清楚。”

　　“欸，你是不是也到北京串联呀？”

　　“不，我是回家去，我的家在南京市。”在黑暗中，我无法辩清她的面孔是什么模样，但是，却听得见她说话的声音异常悦耳动听，宛如太阳神阿波罗的竖琴发出来的和谐的音乐一般。

　　“噢，这么说你在南京就下车啦？”我心里暗自感到遗憾。

　　“是的，我在南京站就要下车了。”她停顿了片刻，也问说，“欸，听你说话的口音，好像你是一个F市人吧？”

　　“你为什么不猜我是一个广东人或者江西人，偏偏猜我是一个F市人呀？”

　　“你先说一说我有没有猜中？若说错了，后话免说；若说对了，且听下回分解。”

　　“嘻嘻，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我还没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就说‘且听下回分解’，嘻嘻──”我吃吃地笑起来，又道，“好吧，就算你猜中了我是F市人，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是跟你说‘且听下回分解么’？就是‘且听下回分解’呗，格格格──”她又笑得那样动听，就像八音盒发出的悦耳的音乐一般。“好吧，我告诉你，我母亲也是一个F市人，我姥姥还住在F市，去年暑假我还跑到F市玩了一阵子，怎么样，我也算半个F市人，咱们可是同乡呀，格格格。”

　　“是呀，咱俩是同乡，俗话说，‘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我很高兴能够认识你这个同乡，不过从你说话的口音可一点也听不出你是一个F市人，你那一口普通话标准得倒真像是一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嘻嘻，我从小是在南京长大的，F市的龙眼、荔枝仅尝了几颗，其实，恐怕连半个F市人也不算咧。”

　　人是一种高级动物，喜欢与异性接触是人的本性，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平时在学校里，由于被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意识所束缚，我们若同孔夫子一般充当“正人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内心世界的真实情愫如坚果的果实被包藏在坚硬的壳斗之中。而今我只身一人外出串联，像一只鸟儿冲破了笼子，重新飞翔在自由的蓝天中，用不着有那么多的害怕、担心、顾虑，况且，她又是一个性情活泼、开朗的少女，我同她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在黑暗的车厢里，我们彼此看不清对方的脸孔，我也用不着担心因为我的一些不慎言语惹她羞臊、生气，反正她呈红脸、青脸、白脸，我一概视而不见。

　　车厢里的人逐渐增多了，俗话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们各有各的办法、门路都进入了车厢里面，在我们对面的席位上也坐了几个人。此际，在我们的车窗外面，又有人在叫唤道：“喂，同学，请你们把窗门开一开，让我们上车吧！”

　　我们车上的人俱保持沉默，仿佛没听见他们的喊话，而他们又在苦苦哀求说：“同学，求求你们把窗门开一下，我们就只有两个人，让我们上车好不好？”

　　我想，刚才那个女同学都能够开窗让我爬进车厢，我也不应该太自私，拒一切人于车窗之外，我终于发了慈悲，站起来开车窗，那车窗好难开，我使劲压按钮也拉不开，见此情景，那姑娘也起来相帮，我们一人拧一边的按钮，到底把车窗拉上了。

　　那二位男生爬进了车厢，赶忙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帮忙。”

　　“这没什么。”我淡淡地应了一句。

　　我原以为这两个人上了车以后，便会往其他地方找位子，可是，世界上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好，大概，除了那位救众生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以外，他们往架子上放好了行李之后，看见在我们和对面的席位上都只坐着三个人，便说着“让我挤一挤”，屁股如楔子一般楔到了我们的席位上，这样，原来只坐三个人的席位都坐了四个人。我们每个人不得不挤挪身子，我和那少女肉贴肉地紧挨坐着，说真的，那年头我几乎很少有过同异性如此的贴近，我心里头感到精神兴奋和颤动的欢喜，电气学的法则在我的身上起了明显的作用，我全身热血都沸腾起来了，我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了一股女人的馨香，耳鬓还感受到了她嘴里呼出的天仙般的气息，使我心中不禁燃烧起了青春的炽热的火焰。

　　刚才上车挤坐在我席位上的那个男生主动同我攀谈起来：“喂，同学，你是哪里来的？”

　　“M省F市，你呢？”

　　“湖南长沙，我是长沙一中的学生。”

　　“啊──你是来自长沙呀？也可以算是和毛主席同乡了。欸，你是不是也是上北京去呀？”

　　“不，北京我已经去过了，毛主席也已经见到了，我这是第二次出来串联，打算走遍祖国各地，我这次想‘闯关东’，去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玩一趟。”

　　“是啊，你真是幸运之子，又是毛主席的同乡，又已经见到了毛主席，真是太幸福了。……你是什么时候见到毛主席的呀？”

　　“八?三一，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见到的。”那个长沙学生接着兴致勃勃地向我叙述起那一天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在我与长沙学生谈话之际，那个南京姑娘像个闷嘴葫芦似的，始终一语不发，静静地听着我的谈话。以后，我又掉过头，同她搭起腔来：“欸，你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呀？”

　　“你说呢，你看我像是一个高中生，还是初中生呀？”

　　“我看你像是一个‘黑面人’，车厢里暗摸摸的，根本看不见你的脸孔，叫我怎么猜呀？唉──”我微叹了口气。“你这人有点怪哉，老爱打哑谜，大概春节灯谜会你尽得奖吧？如果你把自己的年龄乘以67，然后把乘积末二位的数字告诉我，我就能够马上说出你的年龄来，并且也能够说出你究竟是个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格格格──”那姑娘的笑声如奔驰着的马车上的串铃声响叮当。“你说我怪哉，我看你像架鬼怪式飞机，居然把《十万个为什么》里的东西也搬了出来，我又不是数学家华罗赓，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叫我怎么把年龄乘以67？我可不会口算呀，脑袋笨得像猪。”

　　“人贵有自知之明，你知道自己脑袋笨得像猪还不错呗。不瞒你说，我从小也是爱猜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猜你是一位高中生，若猜错了，宁愿请一客盖浇饭。”

　　“嘻嘻，我看你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像阿Q一样的小聪明，不过，这一回狗扑屎被你扑着了，你也用不着破钞三个大毛请客了。我的确是一个高中生，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你呢？我也打赌你是一个高中生，若说错了，我也请一客盖浇饭。”

　　“哈哈哈──”我放浪笑起来。“你也像精灵一样精灵，我承认你也猜着了，响尾蛇导弹命中目标，我是一个高中生，只是比你低一届。”

　　“可见我也是‘火眼金睛’，能够像红外线瞄准器一样在黑暗中瞄准目标，嘻嘻。欸──你是F市哪个学校的呀？”

　　“东南师院附中，你到过F市，知道我的学校吗？”

　　“唉──何止是知道，我还到过你们学校玩了一趟，我的表姐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她叫袁芝青，是高三的学生，你知道她这个人吗？”

　　“啊──袁芝青是你的表姐呀？我知道她，她曾经当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是学校里的文娱骨干，像一只百灵鸟一样会唱歌、会跳舞，即使不认识她的人也会从舞台上认识她，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你的表姐。”

　　…………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又一句是，“植物虽多，却只有甘蔗甜。”尽管满列车都是串联的学生，但是，我只跟这位南京姑娘最谈得来，我们也是刚刚才认识的，却好像是相识一百年，一下子就成了一对好朋友，如若大卫?科波菲尔和艾格尼斯一般，她就像地球吸引月亮一样吸引了我，当然，对于她来说，也许我是地球，她是月亮。在一片黑暗里，虽然我们辨不清彼此的脸孔，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一个美人儿，还是丑八怪，不过，我想既然上帝赐给她一副电子琴音乐般美妙的喉咙，总不致于又给她生了一张东施一般丑陋的面孔吧，若是那样的话，真该向造物主吐唾沫。

　　我们通过声音和语言交流着思想感情，建立了真诚的纯洁的友谊，这种友谊的基础是相互好感、信任、信赖和理解，是一种带体验的友谊，或者称之为罗曼蒂克的抒情的友谊。

　　在地狱一般黑暗的车厢里，谁也不知道时间已过去多久，大概，总是像在北极挨过了一个冬天一样的漫长，忽然间，车厢里的灯全部都亮了，因为人们长时间处于黑暗当中，眼睛的瞳孔俱放大了，现在一下子受到灯光的刺激，即使是车厢里的昏黄的灯光也感到刺目耀眼，一时难以适应。由于车厢里充满光明，全车厢里的人好像睡美人王国里的臣民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大家显得十分兴奋和活跃，盈盈笑语洋溢在整个车厢里。

　　我的眼睛如若扫瞄半导体激光器一般环视了整个车厢，此际我才发现车厢里面的人比我原先想象得还要多得多，几乎凡是能够插一根针的地方都挤满了人，无论过道、门旮旯、厕所，甚至于行李架上也充塞着人──说实在的，能够占据行李架的位置还是很不坏的，相当于卧铺──，其密度大得如宇宙里的坍缩星和黑洞。

　　接着，我的双目又如若装上了照相机的变焦镜头一般，由远距离即刻变焦至微距摄影，我掉头打量了旁边的那位南京姑娘几眼。虽然她比不上奥林比斯山女神一般的美貌，但是，她的面容还算是比较秀丽的，如果按现在流行的打分发表来评价的话，至少可以得七十分。她长着一张椭圆形的脸蛋儿，在眉毛下面有一对流光泛彩的眼睛，笔直的鼻子，珊瑚似的嘴唇，两排雪白的珍珠般的牙齿，这一些显示了她的天然的风致和纯洁朴素的少女仪态，流露出了无限的活泼和天真，使人想到她生来就是善良的、可爱的和甜蜜的。她扎着两根小辫子，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旧军装，那正在发育的胸脯高高地隆起，双肩结实而浑圆，身子相当丰满，也许是稍嫌胖了一点，身段应该说是不够理想的。她显得健康、壮实、蓬勃而富有生气。

　　我们彼此相视了几眼，我也不好意思老瞅着她，便又转过头望着那位也是刚认识的长沙同学。他身穿全套的新军装，还戴着红卫兵袖章，长相颇为英俊，一双闪着波光的明眸，理了个和我差不多的海军头，表现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生气勃勃、风采鹰扬的时代风貌。

　　又过了好一阵子功夫，火车头鸣响起“呜──呜──”的汽笛声，这列不知车次的列车终于启动了，它超载着数以千计的串联学生，宛如一条受伤的长虫，在喘息，在呻吟，在挣扎着向前开动。由于列车的开动，全车的人都显得十分兴奋和激动，说笑声、朗读语录声、唱语录歌和造反歌的歌声……各种声浪竞赛似地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邻座的几个人又兴致勃勃地攀谈起来，在我对面坐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的男人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个教师。这会儿，他也主动地同我们搭话，他先问我们几个是哪里的，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也自我介绍道：“我是石家庄二中的教师，我很高兴能够在串联的火车上认识你们，同你们青年学生交朋友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置身于笑语欢歌的你们中间，我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年青人。”

　　“哈哈哈，你是一个老师，总爱倚老卖老。其实，你也用不着偷吃太上老君的九转金丹返老还童，你本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年青人呗，不过，你是一个大青年，而我们则是小青年，仅此不同而已。”我也笑吟吟地说。

　　“唉，哪里，我都快四十岁的人了，还算什么年青人呀。”他停顿了片刻，又问，“欸，你们是不是上北京去串联呀？”

　　“我是上北京串联的。”我道，又用手指着南京姑娘和长沙小伙子说，“她是回南京去的，而他则是‘闯关东’，想到大兴安岭去淘金和打野鹿。”

　　“噢，哈哈哈──”那教师听罢仰头大笑。“好啊，你们走南闯北都不错呗，假如你们有到石家庄去串联的话，欢迎你们上我家来做客，我家就住在二中里头，一问便知道，我名叫张德良，你们可一定要来找我呀，我将好好款待你们。”

　　“好的，我若去石家庄串联的话，一定到二中拜访你。”我欣然应诺。

　　“你叫什么名字呀？”张老师又问。

　　“我叫李晟。”

　　“你呢？”他又指着长沙学生问。

　　“我叫徐世敬。”

　　“还有你呢？”他又问南京姑娘。

　　“我叫郑雯。”她回答，直到此际，我方才知晓她的芳名。

　　我们同是革命串联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一见如故，天南地北地高谈阔论起来，从吐鲁番盆地的哈蜜瓜扯到了岭南的荔枝。奔驰着的列车发出了有节奏的轰鸣声，虽然它没有《宝贝》、《约赛兰摇篮曲》之类的催眠曲委婉动听，但却是旅途生活中最常见的“催眠曲”，再加上车厢里的灯光昏暗不明，各种难闻的气息从各个角落里涌了出来，熏得人头昏脑涨，夜渐渐地深了，人体的生物钟也告诉我们现在应该要睡觉休息了，各种因素构在一起，使得大伙儿的话兴没有当初刚开车时那样浓了，车厢里的说笑声逐渐地少了下来，人们的眼皮变得愈来愈沉重了，以致于最后完全睁不开眼睛──睡着了，原先比菜市场还喧闹异常的车厢开始安静下来。我也闭起双目想睡觉，可是，要在这拥挤不堪的火车里安安稳稳地个好觉并非易事，我只好昏昏沉地似睡非睡，算是养个神吧。

　　在我尚未完全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间，那个紧挨着我的南京姑娘郑雯竟把她的玉颅倚靠在我的右肩膀上，我如同触了电一般全身受到了震撼，一下子我的神志变得非常清楚起来，我偷偷地睁开眼睛望了望她，看样子，她是睡着了，睡得像安琪儿一样的恬静，像睡美人一样的安祥，她放心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有如妻子（或者情女）将头倚在丈夫（或者情郎）的身上。我一方面感到一种颤栗不已的幸运和幸福，仿佛受到了幸运女神福尔金娜的拥抱，情欲的本能不由自主地在冲动，那热血的澎湃，心房的剧跳，心跳的因和果又极有韵味，我尝到了人生的欢娱──一种甜蜜的“罪过”、“罪过”的甜蜜──，“好似亚当回忆中的那次堕落：果子已经摘了，知识已经开启──”；另一方面我心里头又觉得迷惑不解，不明白为什么她竟会把脑袋倚靠在我的肩膀上，说实在的，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当真的酣睡了，本来她坐的是靠车窗的位子，这是硬席中最好的座位，在她的前面有一张小茶几，按理她身子伏在茶几上面睡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却偏偏将头倚在与其刚相识不久的异性的我的右肩上，真像飞碟之谜一样令人费解，也许，这由于她熟睡时的无意识之举，不然，该是一件多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啊。

　　如果说我和她两个人肉贴肉紧挨坐着，还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么，在现代斯多噶的时代，少女的她居然将其玉颅无所顾忌地斜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这对于思想尚未开化和从无此经历的我来说，心灵受到的震撼不下于一场七级大地震，仿佛一股热浪兜头盖脸地盖来，我有点懵住了，茫然不知所措。我的身体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我一挪动身子，万一她惊醒过来，那她的头就要离开我的肩膀，美好的瞬间将若流星一般在夜空中一闪即逝。我是多么希望她就这样倚在我的肩上睡愈久愈好，但愿长眠不愿醒，让这一幸福的时光和黑夜一样的漫长吧！在人的一生中，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又有几个女人会倚在你的肩上安宁恬静地睡觉呀？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觉得自己比全车厢的串联学生更幸福和幸运，因为我有一个妙龄少女倚在我的肩膀上睡觉，我在默默地享受着一种秘而不宣的快乐。

　　我和她形成了一组雕塑，似乎尚带有一点古希腊的风味，只是我们亲热还没有相爱，她那可爱的头颅倚靠在我的肩上睡得那么香，均匀的呼吸掠过我的颈部，温柔得如若南风拂过一丛玫瑰，那乌黑的松蓬的头发散发出了一股醉人的幽香，刺激着我的感觉器官，还有几撮柔软的青丝碰着我的面颊，好像几根丝穗搔着我的皮肤怪痒痒的。我显得心花怒放，神魂荡漾，只差一点儿没失去自制力。

　　大约，我成了拜伦长诗《唐璜》中的少女海黛，而她却与我交换位置成为唐璜了，她的头倚在我的肩上熟睡着，犹如唐璜在海黛的臂抱中睡得沉沉一般。那玉颅就像一只精致的、宝贵的、脆弱的花瓶，稍不小心便会破碎，我提心吊胆不敢睡着，尽管我也闭起双目佯装在睡觉，之所以要这样做为的是要避人耳目，在火车上到处都是人和眼睛，我也担心人家发现我在“偷情”，便从闭着的眼睛偷偷眯开一条细缝，窥视着周围的人，感谢上帝保佑，他们都入眠熟睡了，谁也不注意这情景。不过，也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就是那个张老师，他尚未进入梦乡，只见在那眼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半睁半闭地望着我，恰巧我的眼皮也在动着偷看他，显然被他发现我还没有入睡，他什么也没有说，闭了一下眼睛又瞅着我们，我从他的眼神里察觉出他可能有些嫉妒我交了“桃花运”，或许他也在想入非非着，毕竟他是一个教师、过来人，思想远比我们这些天真、纯洁的青年学生要复杂得多。

　　我并不为此而有所动作，因为我的内心很坦然，是少女自己要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并不是我有什么不轨行为，我为什么要害怕、畏惧而退却呢？难道我连一个姑娘也不如吗？而且，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美好的享受，既然上帝赐福于我，那我就尽情地领略人世间的欢乐吧，享受着人生无边的幸福吧。“福哉马利亚！祝福那一个角落、／那一刻和那地方吧，它使我常常／感到整个大地已深深浸沉于／这如此优美、如此温柔的时光……”

　　我干脆闭上双目，不再理睬对面座的那个张老师是怎么想、怎么看，在火车上是“自由世界”，谁也管不着谁。无论列车如何颠簸，可是，说也奇怪，那个郑雯的头始终倚在我的肩膀上，可能我的身体是一个强大的磁场，她如若一块磁石一般被牢牢地吸引住了。古诗云，“长夜漫漫何时旦”，在旅途的漫长的黑夜里，我闭起眼睛却难以入眠，因为我的肩膀上负荷着一个少女的玉颅，她熟睡得像个婴儿，我如一个年轻的母亲一样小心翼翼地照料着她，不敢掉以轻心，况且，我的内心又洋溢着无限的欢欣、喜悦和激情，在这令人枯燥乏味的长途旅行中的浪漫奇遇唤起了我青年时代的一切美梦和幻想，思想的小帆船就像《鸽子号》一样在希望的海洋上乘风破浪，请问上帝，在这幸福、美好的时辰谁还能够睡得着呀？

　　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我虽然昏昏欲睡，到底仍无法真正睡着了。后来，车窗外面透进了灰白的曙色，天开始亮了，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车上的许多人都醒了，车厢里面又是话声一片，她也终于醒了过来，并没有因为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异性的肩膀上而感到不好意思，她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解开辫子上扎着的牛皮筋，斜歪着头梳理起辫子来。

　　我默望了她一会儿，接着，从书包里取出了一个粉红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牙缸、牙刷、牙膏和毛巾，从乱石滩一般的七斜八歪坐满人的过道上硬挤了过去，简直比穿过一个地雷区更艰难，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挤到车厢头的盥洗室，那里也有不少人在洗脸刷牙了，我挤在他们当中完成了个人的清洁工作。然后，我又见缝插针地从肉“地雷”缝隙挤回到原来的座位。这时候，我看见郑雯已经梳好了头，她也取了毛巾、牙缸等物去盥漱。

　　当我们都忙碌完了之后，只见餐车服务员从人堆里挤过来叫卖餐票，我买了一客盖浇饭，可是，我旁边的郑雯却没有买饭，我问她说：“喂，你怎么不买盖浇饭呀？”

　　“不啦，南京马上就要到了，我要回家去吃早饭。”

　　“啊──是啊，南京──你的家就要到了，咱们马上要分手了，也许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面了。”我显得有些惆怅。

　　“格格格──”她又笑得那样开心。“看你说的，俗话说，‘山和山碰不到一起，人和人总能见面。’我有一种预感，在不久的将来，咱们总有一天会相见的，你信不信呢？”

　　“但愿如此。”

　　“说真的，如果你有到南京串联的话，欢迎你上我家来玩，我家就住在南大附近的平仓巷135号。”

　　“好啊，有机会到南京串联的话，我会去找你的。”

　　…………

　　刚刚吃完早饭不久，列车就要到达南京了，郑雯开始忙碌起来，她两只脚踩在自己的座位上，从行李架上取下她的旅行袋，我连忙伸手帮她去接。

　　以后，列车嘶鸣着汽笛，驶进了南京车站，郑雯向我、张老师、徐世敬几个同座的旅伴们道别，就背起书包，手提旅行袋，要准备跟着拥挤不堪的人群硬挤下去。

　　见这情景，我对她说：“喂，我看你别去挤了，等到你挤下车时，恐怕你已被挤成一块肉饼了，不如干脆就从窗口爬下车去，你的行李我帮你递下去，好不好呀？”

　　郑雯瞥了我一眼，稍稍犹豫一下，点头道：“也好，我就从车窗口爬下车，劳驾你等下帮我把东西递下去。”

　　我帮她开车窗门，那个张老师也赶紧来相帮，我们一人提一边的按钮，总算把棺材板一般沉重的车窗门给提了上去。接着，她人就从打开的窗口爬下车，我在旁保护着她，她这个人手脚还是比较利索灵活，不像有的女生笨得如母猪，若是母猪的话，就有可能像跌下悬崖一样跌进深深的车轮和铁轨底下去，那就够惨了。

　　郑雯下到月台后，我即把她的旅行袋和书包一一递给了她。她接过东西，嘴里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不用谢，谢什么呀，再见！”我向她招手道。

　　“再见！”张老师也向她挥手。

　　“再见了！”她一边手挥动着，一边手拎着旅行包，转身走掉了。

　　我目不转睛地追随着她的背影，直至她那两根小辫子淹没在潮水般的人流当中再也看不见。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一种莫名的烦恼像浓雾一样笼罩着我的心。她走了，也许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她的面了，虽然我们是旅途中认识的朋友，但是，彼此间却结下了真挚的纯洁的友谊，它就像汉白玉碑石上镂刻的金字一样不可磨灭，不因为岁月的流逝而从我的记忆中抹掉，永远也不会的，相反的更能显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对于我来说，青少年时代结下的友谊是一种无价之宝，这是往后的日子所无法获得的。

　　在郑雯下车之后，我即占据了她原来靠窗的位置。不久，列车开到下关，要轮渡过江。我们这列火车在下关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后才缓缓地开上驳船。这艘巨大的驳船同时可容纳六列火车，我们这列车正好被夹在中间，左右都看不见江面的景色，再加上这天太阳又出得很大，噘着血盆似的大口，射出了万道火箭般的阳光，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了串联师生们的车厢里闷热得要命，我们简直快成了热锅里的“闷粉干”。听说，列车轮渡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唉哟妈妈，这一个半小时的漫长时间该如何打发呀？假若那个郑雯还坐在我的身边的话，我们可以兴致勃勃地谈上半天也不觉得时间长，可惜她走掉了，正是：“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我找不到说话的知音，跟张老师、徐世敬他们扯了几句便无话可说了，只好一个人独自闷坐着。

　　好不容易浦口终于到了，这一边已是江北，人人都知道江南好，白居易有一首名词《忆江南》曰：“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可是，一到江北景致大有天壤之别，我从窗口向外面眺望，见到的是百里荒滩烟蒙蒙，芦林遮天芦花白，景象好不萧疏荒凉。

　　我用不着多写列车经过各站的情景，那样子岂不成了流水账么？我是初次出远门的，给我留下难忘记忆的是符离集的烧鸡。符离集是一个小站，但这里的烧鸡十分有名，只见车站上尽是叫卖烧鸡的小贩，当时这里的烧鸡非常便宜，一般是5、6毛一只，大的最贵的也不超过2元。我买了5角钱的一只烧鸡，在车上大嚼起来，那香喷喷的味道真够美的，至今想起来嘴角还会淌口水咧。

　　过了一夜，列车奔驰在华北平原上。华北平原是我国开发历史悠久、耕地面积最大的地区，可是，闪入我视野的景象是那样的平庸、沉闷、刻板、单调、乏味──我想我采用这些字眼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没有丛集的树木，没有层叠的岗峦，没有萦纡的河流，没有一丝丝的诗情与画意，它若同一条大毡子，从车轮底下一直延伸向远方，真是无边无垠、坦坦荡荡。此值深秋时节，田野里的庄稼都已收割了，一眼望去尽是黄莽莽的土壤，还有一些稀稀疏疏的光秃秃的树木和木头的电线杆，此外，最有生命力的应该是乌鸦群，列车所到之处不时可以看见在树枝上、田地里歇满了一群群的乌鸦，只见它们有时会蓦地碰动树枝飞开了，若在近处尚可听见“哇──哇──”声，凄惨中夹着衰厉，它们在到处飞着觅食。我看见这些景象，心里暗自感到一阵悲哀，北方农村是这样的贫困，著名的华北平原是这样的荒凉，我们的国家是这样的贫穷，而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是那样轰轰烈烈地开展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我感到有些迷惘与困惑。

　　本来从上海到北京的特快列车正常行车时间只需要十九个小时多一点，按照这个时间和我们这列火车的行车速度来估计，在10日夜间列车就会到达目的地北京的。可是，当黄昏的时候，列车开着开着，突然间竟不明不白地停了下来，我从窗口伸头出去探看一番，列车停在一个不知道站名的小车站上，而且，还离车站有好一段的距离。车厢里起了一阵骚动，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着，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过了一阵子，列车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列车女播音员的话音：“各位红卫兵小将们注意：刚才接到上级的通知，列车必须就地停驶一段时间，何时开车还要等待上级的再通知，请红卫兵小将给予大力支持……”

　　不久，餐车服务员挤过来，开始卖餐票了。我买了一客盖浇饭票，并向他询问说：“喂，同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列车为什么中途停车呀？”

　　“听说毛主席今天又在北京接见你们红卫兵小将，由于还有大批的红卫兵像潮水一样不断地涌向北京城，因此，北京城不得不暂时封锁起来，所有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一律停开，等这次接见结束后再通行。”那个青年服务员向我说明情况道。

　　“我这个人运气真不好，要是我能够早一天动身就好了，说不定还会赶上见到毛主席咧，也不致于被困在半路上，唉──”我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其实，你也用不着唉声叹气，告诉你吧，光是这个小小的车站就停了六列红卫兵专车，前面车站还有许多列列车无法通过，在我们的后面也还有像香蕉一样一大串的列车，上不了北京的人多得是，何止你一人呀。”那位服务员说着，又大声吆喝道，“劳驾，劳驾，请让开一条道，卖餐票啦，哪位要买盖浇饭呀？”

　　吃过晚饭，夜已经将它那巨大的漆黑的翅膀展在列车的上面，外面的旷野全都蒙蒙胧胧，如同罩上了黑纱似的，冷风在原野上呜号，好像是野兽咆哮的声音。我们把车窗完全关闭住，天色这么黑了，谁也没有兴致下车去，这时候，车厢里面的电灯早已亮了，大伙儿又在穷聊、闲聊、瞎聊、神聊，再不然就是打扑克、下棋或者养神。

　　到了晚上8点钟，这又是新闻联播时间，车厢里的方合子喇叭上传来了熟悉的《东方红》乐曲声，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报道了今天毛主席第七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三十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的消息，这一特大喜讯的传来，整列火车里的红卫兵们全都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浪简直比TNT的爆炸气浪更猛烈，只差点儿没将车厢顶棚给震坍塌了，如何此刻在学校里的话，肯定又要拉出队伍敲锣打鼓上街报喜去。当听完了这重要消息，也不知是哪个起头唱颂歌，于是全车厢里的人都热血澎湃地跟着大唱特唱起来，从《敬祝毛主席寿无疆》唱到《大海航行靠舵手》，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到了《战士歌唱毛主席》，颂歌一曲接着一曲起劲地唱个没完，当时人们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情绪都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哪怕生理盐水注射到血管里头也会沸腾起来，在现时人的眼里看来是疯狂的行为和表现，那年头都是合情合理的，如若黑格尔的逻辑学一般包含了“合理的内核”，相反的，谁要是不如痴如狂地冲动，那反而可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为自己未能赶上参加这次接见感到莫大的遗憾，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会不会再出来接见我们，在我们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一代青少年，又有哪个人不为自己未能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抱撼终生呢？

　　我把头枕在椅背上，听着车厢里的喇叭播放着铿铿锵锵的跟爵士音乐同样激烈的革命歌曲，‘心摇摇如悬旌’，我如同大雁一般扑动着想象的翅膀，飞呀，飞呀，飞到了北京城，我仿佛也置身于那些红卫兵当中，一起幸福地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10日凌晨，天色还是黑摸摸的，黑沉沉的大地依旧在酣睡着，可是，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却已是热闹异常，住在那里的外地串联师生都已吃好了早饭，并且，每人领了二大块二两半的大馒头作为中饭的干粮，他们许多人还在水壶里灌满了开水。才五点半，他们就整队集合，五十人编成一队，乘上了车栅栏插满红旗的敞篷大卡车，每辆车子人都挤得满满的，如若呈饱和状态的午餐肉罐头一般。然后，长龙一样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广场的方向进发。这一天，一共出动了三千多辆汽车，整个车队绵延三十多里，大概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汽车游行吧。

　　在东长安街、建国门大街一带云集着密密层层的汽车群，那气势不亚于美国联合国大厦的停车场。这天的天气是阴天，天色迷迷茫茫、灰灰蒙蒙的，就像是天空笼罩着一个巨大的灰色的幔子，也像是南、北极的白夜一样，或者如若一张曝光的照片，那凛冽的寒风飕飕地呼叫着，犹如钝剃头刀一般痛刮着人们的脸颊。尽管气候是这样的恶劣，但是，在每一个红卫兵的心里却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都在热切、焦灼地盼望着，那每一辆汽车，广场上的每一块花岗石，每一行方砖，每一株油松，每一棵垂柳，每一根灯柱，似乎也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伟大的庄严的幸福的时辰的降临。

　　俗话说光阴似箭、光阴如梭、光阴如白驹过隙，说的都是时间过得飞快、飞快。然而，今天的时间却显得异乎寻常之慢，慢得简直就像美国北部的锡特卡冷杉长高30厘米要花上98年一般，如果时间如手表一样也能拨动的话，那么，大家一定都把时间拨得快快的，让历史性的时刻早一点到来。

　　终于，在9点时分，《东方红》乐曲声悠然而起，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自然，在他的后面还拖了一条影子──林彪），霎时间，从广场到长安街全都沸腾起来，热泪如倾滚滚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像春潮似地迸发出来，响彻云霄。

　　前头的汽车开始启动了，那满载着红卫兵们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缓缓地从天安门城楼前面通过，红卫兵们在接受着他们的红司令毛主席的检阅。心儿呵，莫跳得这样厉害，我要向毛主席问声好；车子呵，你慢些走，让我们仔细地把毛主席多瞧上几眼。

　　今天毛主席同往常接见红卫兵时一样都身穿草绿色的军装，他神采奕奕、满面红光，那红通通的脸膛在百米以外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他那像关云长一样红光焕发的气色，如巴尔扎克一般魁梧的身躯，若屠格涅夫一般硕大的头颅，俱显示出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伟人，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说的，“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

　　毛主席目光炯炯、满面笑容，他左手捏着一根正点燃香烟的黑色烟嘴，右手不时地招手挥动，向他的崇拜者──红卫兵们──致意，这种感情上的交流激起了山崩地裂般的欢呼声，使得多少的红卫兵们发出了来自内心里的钢铁誓言：“誓死保卫毛主席，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可丢！”

　　对于毛泽东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壮举，有人认为这是老糊涂的表现，或者说是他晚年身体多病、精力不足而被坏人利用、操纵，做出了糊涂事。说这类话的人也许可以哄得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以及那些真正老糊涂的心地善良的老太婆老大伯们，但是，怎么也骗不了曾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暴风雨洗礼的我们这一代人。在1966年的时候，应该说事实上毛泽东主席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精力是十分充沛的，头脑是异常清醒的，他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在其非常理智的状态下做出的这个决定，毛泽东主席不辞辛劳地多次接见红卫兵，因为那时候他自觉得对党的权力已经控制不住了，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权旁落”，他很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利用他个人的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自下而上地发动红卫兵和广大群众起来造反，打倒和清洗他想象中的和实际上的“政敌”，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使苏联和斯大林的悲剧不致于在中国重演。

　　游行的车队像长风阵阵不息，像巨浪滚滚不停，在今天的接见大会上，73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除了小憩几次外，一直站了6个多小时，光是这点就说明“老糊涂”论可以休矣。那年头毛泽东的体力确实是惊人的，他还能够从容悠闲地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多华里，“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伟人是有的，天才是有的，英雄是有的，是各个时代都有的，罗威尔说：“一个伟人必然具有某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特质。”而毛泽东主席正是具有这种特质，他有着超人充沛的体力，坚强的意志，巨大的雄心胆略，敏锐深邃的思想境界，独创性和独立性……当然，他还有各种自身不可克服的缺点和弱点，使之成为一个创造喜剧、也制造悲剧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下午3时3分，当三千辆汽车的车队都通过天安门城楼后，最震撼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话筒前呼道：“同志们万岁！”

　　一道宏亮而亲切的声音从天安门城楼上飘来，像春雷一样响彻浩茫的天宇，如若只温暖的大手抚慰着每个人的心，广场上、金水桥旁担任欢呼队的红卫兵们激动万分地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多少人狂跳，多少人欢呼，多少人流下了幸福的泪花。人民最爱毛主席，毛主席最爱人民，一呼一应，一起一落地喊着“万岁！”声音接着声音，红心连着红心，这种领袖和人民之间感情上的交流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个人崇拜能够在中国生根的土壤。

　　第二天，即11日的清晨，吃过早餐后，我看见许多人都跑下车去玩，也跟着独自下车游荡，啊，外面可真冷呀，如果说车厢里的小气候是准撒哈拉大沙漠气候的话，那么，一下车就像来到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我已经穿上了御寒的棉衣，但仍冷得下颌牙跟上颌牙直打架，鼻涕水不自禁地从鼻腔里流了下来。我沿着铁轨边上的小径走到了车站，这小小的车站站名叫“刘官囤”，大概是只停慢车的，连站台也没有，那简陋、破旧、狭小的候车室里统共才可怜地摆着两张快散了架子的长靠背椅，满地上都是废纸和脏东西，里面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可能由于这几天南北铁路交通中断，除了我们这些从串联专车上下来的丘九外，没有其他旅客来光顾这儿。

　　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这鬼车站多逗留，但我因为无所事事、闷得发慌，也跟着车上下来的一些学生随便到车站附近的一个村落胡乱逛。我想，走一走，逛一逛也好，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不是提倡“到民间去”么？尽管他们的主张有历史的局限性，然而，对于平时只从家里到学校、学校到家里的我来说，能够有机会接触社会，亲眼目睹一番华北农村的真实风貌，难道不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么？

　　这个村子不小，起码有好几百户人家，就坐落在车站小山坡的下面，那房子几乎清一色是黄土筑的土房，十分低矮、简陋、破损，它们紧紧地挨挤着，好像冬天寒冷的人们。那两边房屋之间的小道是用石板或者石块铺成的，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的，而且，到处都是猪屎、鸡屎和污秽物，因此，走路得格外小心，稍不留神准得踩着“地雷”──只是会叫妈妈呀，却不会爆炸。在这个上千人的村庄里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商店，只有两、三家大概是私人开的家庭小铺卖香烟、糖果几样小东西。

　　记得，艾青于1942年写的《献给乡村的诗》中道：

　　我想起乡村里最老的老人──他的须发灰白，他的牙齿掉了，耳朵聋了。

　　手像紫荆藤紧紧地握着拐杖；从市集回来的村民高声地和他谈着行情；我想起乡村最老的女人──自从一次出嫁到这乡村，她就没有离开过，…………

　　我想起乡村里重压下的农夫──他们的脸象松树一样发皱而阴郁，他们的背被过重的挑担压成弓形，他们的眼睛被失望与怨愤磨成混沌；我想起这些农夫的忠厚的妻子──她们贫血的脸象土地一样灰黄，她们整天忙着磨谷，舂米，烧饭，喂猪，一边纳鞋底一边把奶头塞进婴孩啼哭的嘴。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然而，艾青笔下描绘的人物在这个村庄里依然比比皆是，他们一个个都如安徽的乞丐一般可怜巴巴的样子。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这天的天气是霜冻的天气，灰色的铅重的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一阵阵刺骨的寒风夹着黄沙像子弹一样打在我的脸上，叫人睁不开眼睛，我的脊梁骨也如若被塞进了冰块，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从嘴里和鼻孔里出来的呼气，也变成一股股白烟飘走了，我里面穿了两件羊毛衣、一件毛背心，外面又套上了棉大衣，仍觉得冷得直打哆嗦，可是，这里的农民穿的衣服单薄得出奇，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里面绒毛都脱光的、破旧的卫生衣──大概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件卫生衣吧，下身也仅穿一条薄薄的破裤子，脚下是没有穿袜子的破布鞋或者是未系鞋带的破球鞋，他们肩上挑着竹筐筐，手里提着一把拣猪屎的铁耙，大清晨就外出拣猪屎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衣服穿得这样少，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怕冷，而是由于他们实实在在没有衣服御寒。寒冷，也许还有饥饿，如若癌症一般在威胁着他们。以前，我们曾经下乡劳动过，F市郊区农村的农民生活虽然也很艰苦，但是，日子还不致于过得如此惨淡。今天，倘若不是因为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们的火车被卡在半路上，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中国北方农村的真实的悲惨的景象，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也。

　　蒙古有句谚语说，“盐是咸的，但对菜肴不可少。真理是苦的，但对未来不可少。”我感到自己陷于迷惘之网，我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眼前所见的一切是事实呀，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解放这么多年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北方农民的生活还是如此贫穷困苦，这究竟是为什么呀？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正在赤县大地掀起新高潮，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动用了多少列车呀？光是为了这次接见，就南北交通中断好几天，这政治账怎么算，经济账又怎么算呢？另一方面，北方农村的广大农民又在凛冽的寒风中战栗着，生活的重荷压得他们直不起腰来，这一切又是多么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呀？如果说中国这样穷了，还杞人忧天地害怕出修正主义，那么，即便出了“修正主义”，让大家都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乃至小轿车，过着富裕的小康生活，这又有什么不好呀？难道革命不是为了使人们摆脱贫穷、饥饿、寒冷、疾病，过着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幸福生活吗？我不明白，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我一时还难以弄清楚。

　　就在我亲睹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生活的凄惨景象的同日下午，在数百里外的北京城，毛泽东主席又继续接见来京串联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

　　在横穿天安门广场东西长达26里的大道上，两边道旁整齐有序地排列着一百五十万的文化大革命大军。几回回放眼望北京，蓝天白云寄深情；几回回梦里到北京，双手和毛主席握得紧又紧。今天呵，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你的面前，那难以抑制住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多少人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踮起了脚尖，多少人如缅甸巴当族妇女一般伸长了脖子，他们不时焦急地翘首张望，忽然间，前面传来消息说，“毛主席来了！”

　　霎时间，人海里掀起了一排排山峦般的巨浪，激起了一朵朵雪白的浪花，发出一阵阵雷霆般的轰响。“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呼呀，雀跃呀，人们沉浸在狂热的个人崇拜的浪潮里。

　　毛主席和林彪分乘两辆敞篷汽车，只见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像巨人一样屹立在敞篷车上，慈祥的笑容，灼灼的眼光，右手频频向红卫兵挥手致意。

　　千万人高呼“万万岁！”，热泪迷糊了千万双的眼睛；千万本红色的语录本在挥动着，如若千万朵鲜花满天开；千万双手伸向毛主席，千万颗红心向着红太阳。那些站在后排的红卫兵们拼命地往前面挤，大家都要争先看清毛主席的颜容，尽管前面有警察和纠察队在竭力维持秩序，但是，队伍还是显得十分混乱。由于前几次接见时发生过因为拥挤而挤伤人的现象，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今天的车子开得相当快，也没有中途停车，大家只不过看了毛主席一两眼，车子便疾驰过去了……

　　在两天历史性的接见过后，我们的倒霉的列车仍旧像搁浅的轮船一样动也不动，就这样又挨过了一天一夜。到了13日午时，我们这列火车到底从沉睡中苏醒了过来，“呜──呜──”长鸣的汽笛声惊动了乡村和原野，那声音好像是时代的最强音，在万里长空轰响回荡，早已渴望列车快点开动的红卫兵们欣喜若狂，他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车厢里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一节节车厢里又发出了震天动地的歌声──颂歌和战歌。

　　不多阵子，列车终于缓缓地启动了，它满载着笑语欢歌的红卫兵们向北京驶去。在下午5点多，列车过了天津之后，北京就愈来愈逼近了，我的心口也跳得越来越厉害了，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你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几回回梦里来到你这里，如今梦景即将化为现实，这叫我的心情怎能不激动万分呀？

　　晚上8点许，经过头尾共5天的漫长的旅行，我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北京。我随着暴雨后的山溪般的人群挤下了车，又跟随着无数支溪水汇成的滚滚洪流似的人流，通过了好长的一段地下隧道，又踏上自动电梯，好不容易才出了北京站。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这当儿只听见洪亮钟声响了一声，蓦然回首张望，才发现北京车站钟楼的大电钟是那样巨大，这两座四面大电钟每面直径长达四米，钟面是墨玉大理石铺贴的，指针呈乳白色，其可以和上海海关大楼的大钟媲美。此际已是晚上8点半了，时间不早了。北京站的建筑物十分雄伟壮丽，它是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在中国堪称首屈一指的现代化车站。

　　我从贴出的布告得知，串联接待站设在首都工人体育场。我搭车来到了首都工人体育场，进入场内之后一看，真叫人大吃一惊，啊──那里的人是难以想象之多，场内只开几盏灯，那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尽是万头攒动，许多身穿蓝色棉大衣的串联学生紧张忙碌地四处窜动着，活像活跃于旧日股票交易所的买空卖空的掮客。那几个办理手续的小窗口前面都拥挤着好大一堆人群，简直连穿山甲也无法往里头挤，并且他们都是一伙一伙的，而我则是只身一人又背着书包、提着旅行袋，无论如何也挤不过他们，哪怕我老老实实地在后面排队，恐怕排到天亮也安排不上住宿。怎么办？我显得踌躇不决，就在田径场的跑道上徘徊走动起来，只见那田径场几乎就成了以前的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好些串联学生在草坪上铺了一块从行李包上解下来的塑料布，横七竖八地即躺了下来，有的随身携带棉被的便盖了棉被，有的则盖上了长棉大衣，偌大的田径场就被一伙伙人占据得满满的，大概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天然“床铺”了。我无法想象在北方冬天的露天场地如何过夜，他们也许是钢筋水泥的身子有能耐，我可没这个本事，我若在这里过夜肯定会冻病的。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径直到北京大学去碰运气，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之一，是我向往的地方，况且，我二哥有个好友余心平也在北大念书，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跑到外地串联去，若在的话，肯定会有法子的，即使他不在，我想靠一张嘴皮去蘑菇，总会感动上帝的，那里的人总会安排我住宿的地方的，这总比傻里傻气地呆在这露天的体育场里挨冷受冻要来得强。我主意拿定，于是，即离开了人山人海的工人体育场，搭车前往北大。

　　这时候大概有9、10点了，夜已深，北京初冬之夜是很冷的，虽没有风，但那寒气十分刺人砭骨。刚才列车车厢里像蒸馒头的蒸笼一样闷热异常，我脱掉了棉衣还是大汗淋淋的，出北京站又如打冲锋一般紧张，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此际坐在没有多少乘客的公共汽车上，行驶中的车厢里风很大，像刀子一样只往脖子里扎，我开始感到身子发冷了，甚至冷得快要打哆嗦了。坐在我边上的一位五十开外的老年人打量着我，和蔼、关切地问我说：“喂，小同志，你是外地来串联的学生吧？大概，你是第一回来北京吧，怎么衣服竟穿得这样单薄呀？”

　　“是啊，我是第一回来北京串联的，刚刚下了火车，刚才热得要命，现在才觉得有些冷。”

　　“看样子你是一个南方人吧？11月的北京要穿棉衣的，不然会冻感冒的。”

　　“嗯，我是一个F市人，我有带棉衣来，棉衣还放在旅行包里头没拿出来咧。”

　　过了一阵子功夫，汽车从天安门广场驶过，我赶紧将头伸探到窗外观望。啊，多么雄伟壮丽呀，天安门广场！多美呀，天安门广场之夜！天安门广场十分广阔，比上海人民广场的面积要大得多，广场上竖立着一根根淡黄色浅灰色的美丽灯柱，犹如在桂冠上镶起一串串珍珠，在那一片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下，广场就像是一个广袤的银色平原。红色的天安门和乳白色的人民大会堂及淡黄色墙面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遥遥对峙、互相映衬，淡青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耸立在它们中间，成为一个交点，通过它，这几座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建筑物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美丽的图案。夜间的天安门广场行人寥寥无几。自行车也是稀稀拉拉几辆，还有就是一、二辆公共汽车从那儿通过，广场笼罩着一种安谧的肃穆的气氛。

　　我用贪婪的目光盯望着广场的夜景，显得万分兴奋和激动。这个中国的红场是令人神往的地方，它是一个英雄的场所，从来也没有停息过斗争的火焰。我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是首先在天安门前爆发的，由此涌现的革命民主的洪流，传遍天南地北，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整整三十年，这个广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的春秋，许多手摇的小旗变成一面庄严升上电动旗杆的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在这里举行了开国大典，毛主席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以后，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在这里检阅群众游行队伍，举行盛大集会。这些日子，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又在这里不寻常地七次检阅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从此红卫兵耀武扬威地跳上了政治舞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天安门啊，天安门，你是历史的见证，是革命的圣地。先驱者在你跟前高擎大旗，前赴后继；胜利的人民在你面前揭开历史的新篇章，继往开来。今天，五湖四海的人流都向你涌来了，千百万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千里迢迢地奔到你的身边，你的光辉名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比当年的延安对于当时的青年更令人向往，也比那麦加圣地对于穆斯林教徒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作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谁若没有来过天安门，将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我坐在公共汽车柔软的皮椅上，注视着窗外天安门广场美丽的夜景，心潮澎湃，我好像看到了先人们上下求索的漫漫道路，又仿佛看到了一条光彩映彻的金光大道，一直伸向无边的远方……

　　我辗转了几路车子，，总算是来到了位于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那里接待站的学生倒很热情，他们没有向我索取北京市串联接待站（即首都工人体育场的接待站）开的介绍信，只看了一下我的学生证及学校开的串联证明，当即便给我办理了住宿手续。

　　我在北大住下的翌晨，在串联学生食堂一吃完早饭，我就跑到物理系学生宿舍找我哥哥的老同学余心平，可是却扑了个空，他早已跑到外地串联去了。我在北大校园里漫步着，观赏着燕园的美丽景致。

　　北京大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那校园的景色也是全国大学之最。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未名湖的湖水真绿，绿得和岸边丛生的草木差不多，简直辨不出草与水、水与草来。湖心有一个小岛，眺眼望去树木葱笼，山石叠翠，岛中有一座小石桥，还有一条白色的石船，如若颐和园里的清晏舫一般永恒地立在那里。湖畔矗立着一座小水塔，，它是仿造通州十三层宝塔的式样建造的，只见岸上未名塔刺破青天，水中的塔伸延湖底，连檐角的小兽也清晰可辨，还有湖边的杨柳和杨柳的倒影，这幅湖光塔影图比早期印象派大师们的光色绚烂的绘画更妙不可言。

　　同时，我也不时地在大字报栏下停下脚步，对于我们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来说，也许大字报比名胜古迹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北大校园里的大字报多得不计其数，那一排排大字报栏贴满着粉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大字报，就像是一个新流派的画廊，而且，那些大字报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看罢可谓大开眼界。

　　而这些日子，北京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1月8日，聂元梓等11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引起很大的震动。

　　同日，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二百余人开赴山东曲阜县大造“孔家庙”的反。究竟为什么北师大“井岗山”在这个时候偏偏要去造二千多年前的死人的反呢？这件事是有些蹊跷的。

　　原来，不久前康生召见了北师大“井岗山”的头头谭厚兰，居心叵测地对她说：“你要带北师大‘井岗山战斗团’一批战士到山东曲阜去讨孔，到那里，应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康老，”戴着一副白边胶框眼镜的谭厚兰不解地望着他。“北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对国务院感兴趣，为什么叫我这个时候上山东？”

　　老奸巨滑的康生故意不做正面回答，却把一张纸丢给她，慢吞吞地说：“我想了三天三夜。我画了一张那里的印象图。”

　　谭厚兰接过那张纸望了一眼，即把纸夹在手肘里，道：“好的，我们一定完成中央文革交给的任务，康老，那我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她说着，行了个军礼，转身即走掉了。

　　这个谭厚兰只是一个抛头露面的人物，在她的手下不乏有一班“智囊团”，他们经过一番精心分析、琢磨，对于“醉翁之意”是心领神会的。

　　于是，北师大“井岗山”二百多人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曲阜，兴师动众召开大会，当场砸碎了国务院立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并散发了油印的《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声称：你们胆敢利用四旧，搞复辟，我们革命人民坚决不答应……如若不投降，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我们也要罢他的官，夺他的权，撤他的职。

　　而后，他们又捣毁了周公庙，发文章，出传单，大骂“周公”，谭厚兰更加露骨地叫骂：“周公庙就是现代周公的象征，不彻底捣毁更待何时！”

　　他们还砸毁了孔林，捣烂了孔子像，刨平了孔坟，把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打开，暴尸于众，毁掉了历代的“礼品”、“寿屏”、“挽联”、珍贵字画、照片等等。北师大的红卫兵在曲阜前后呆了一个多月，使流传数千年的古代文物遭到了毁灭性的浩劫。

　　在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由于该文件宣布：“取消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院校串联的规定”，随着文件的传达，全国各地军事院校的学生、文工团、体工队等开展文化大革命单位的人员十万之众，也乘着大串联之风，如潮水般地涌进了北京城，瞬息间，北京城大乱了，海军的李作鹏（第一政委）、苏振华（政委）、王宏坤（政委）、张秀川（政治部主任），空军的吴法宪（司令）、余立金（政委）、刘震（副司令）、成钧（副司令），总后的邱会作（总后部长）、李聚奎（政委）、饶正锡，二炮的吴克华（司令）、李天焕（政委）、宋烈（副司令），装甲兵的许光达（司令）、黄志勇（政委），一炮的陈仁麒，铁道兵的崔田民（政委）等都首当其冲，那喀秋莎炮火般的大字报是不长眼睛的，好人连同坏人一锅煮，轰！轰！轰！凡是有司令部的，都轰！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眼看要陷入于瘫痪之中。

　　腐化大王邱会作被批斗得最狠，二医大“红纵”、军艺“星火燎原”、后勤学院的造反派在总后大院组织召开“彻底揭发控诉反革命修正分子邱会作大会”，他们把邱会作剃了阴阳头，打掉两颗门牙，邱会作被打倒在地，像受伤将死的野兽一样喘息着，而批斗他的那些造反派还在叫嚷：“起来，你糟蹋女孩子的劲头到哪里去了？不要耍死狗，交待问题，你还奸污多少女人？”

　　当场，邱会作心脏病发作了，但他们仍在无休止地批斗他。

　　而在那天午后，林彪穿着睡衣，戴着睡帽在他的卧室里，斜躺在一张长沙发上，正在无所事事地玩火柴，他划着一根火柴，眯着细眼盯住那火苗。一会儿，火苗熄灭，冒起一缕白烟，他把燃尽的火柴梗举到鼻端，嗅了嗅那股轻烟，好像在嗅一瓶香水的气味。接着，他又划燃一根火柴，周而复始根火柴，周而复始地玩火柴。

　　而他的妻子兼办公室主任叶群坐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她身穿一件驼色对襟毛衣，翘起套着软底刺绣拖鞋的脚，问说：“这里有份邱会作的老婆胡敏上午来的电话记录。”

　　“念念。”林彪那沙哑而无力的声音道。

　　叶群便念了起来：“林副主席、叶主任，我们老邱被二医大红纵的造反派抓去了，他们开批斗大会把老邱斗得死去活来，连心脏病也发作了，眼看着就要折磨死去。我们老邱平时对林副主席一贯忠诚，对叶主任处处尊重，求林副主席和叶主任快救救他的命吧。”

　　叶群念完也冷冷一笑说：“活该！谁叫老邱平时搞的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发他，叫我怎么替他说话。”

　　林彪又划燃一根火柴，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苗，忽然，火苗轻轻闪了一下，他吃惊地抬起头四处张望，发现原来是窗帷边上掀开一条小缝，透过一线亮光，他用手指了指窗帘，叶群有些不耐烦地起身将窗帷拉严，坐回沙发上又说：“不过邱会作这个家伙也够可怜的，年纪那么大，身体又不好，哪能经得起小将们的折腾。他是你的老部下，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看，你还是说句话吧，他给你办了那么多事，修这个院，买你要的汽车……人，还是得有点良心，我们不能看热闹，让他给造反派活活打死。”

　　“死？一个人的死，是不容易的。他没到死的时候，你拉他，那不叫救！到死的时候，给他一根稻草，那他也会感恩不尽的。”他抬头望望叶群，用教训的口吻道，“你不懂得，我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的，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用我的语言就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

　　“哼，我不懂得，就你懂！”叶群露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把翘脚放下，一连吃了好几颗巧克力豆。

　　林彪那双目光深邃、犀利的小眼睛盯望着她，莫测高深地说了一句：“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

　　林彪又点燃了一根火柴，当火柴熄灭之后，他起身取过纸笔，匆匆写下几个鸡蛋大的字：“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山。”

　　这样，邱会作便被保护下来。

　　再说老帅们也憋不住气了，在京西宾馆的一次军委会议上，叶剑英愤怒地说：“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搞了一辈子的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徐向前拍案而起，盛怒之下，一把掀倒了面前的桌子。

　　在又一次军委会议上，叶帅又发话了：“不，不能这样闹下去了，要开个大会，我们要讲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嘛！怕个啥子，有啥子可怕！我去放第一炮！”

　　而林彪当然也不希望军队乱得太厉害，这可是他要篡党夺权所必须拥有的一张王牌呀，他不得不同意老帅们的主张，甚至，还表示也要亲自出席这个大会，但到后来，又以感冒为由，未去参加开大会。

　　这样，11月13日下午3点45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周恩来、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及各军种、兵种、各总部的首长和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主持了这次大会，他宣布开会后，乐队奏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全场人同声高唱。然后，念语录四段：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三段、第七页第二段，以及毛主席第一次会见百万群众时所说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接着，总理、陶铸一行人走下主席台，绕场一周和大家见面，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必不可少的语录本，一面走，一面向与会者招手致意，顿时，全场爆发出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见后，周总理和陶铸因有事要处理，提前退场了。

　　大会开始了，肖华主任首先致开幕词：“同志们、同学们：首先让我代表军委、总政、代表各总部、各军种、兵种的同志，热烈地欢迎大家，林副主席今天有点感冒，今天让我向大家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

　　“同志们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北京，接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这是同志们最大的光荣。今天，总理、陶铸同志、陈毅副主席、贺龙副主席、徐向前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杨成武代总长及各总部、军种的首长和大家见了面。军委的几位副主席还要和大家讲话，这是对同志们莫大的关怀和鼓舞。……”

　　陈毅第一个发言说：“我们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里头，随时要记得解放军的这个模范作用，我们做这个模范，恐怕不要跟到他们那样子的去闹！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话讲起来不大好听，可是我还是要讲。大家不是要作路线斗争吗？我们完全欢迎大家来作路线斗争，但要学会来搞，不要乱搞。

　　“路线斗争，第一个要顾全大局。毛主席成功就在于顾大局，不是为了个人，为狭小的芝麻大的事情，而是要顾中国革命的大局，顾世界革命的大局。……最近发生一些学生冲中南海，把中南海的铁门冲开，竟然发生学生冲国防部，我坚决不同意！”

　　这当儿，全场的人情绪激昂，口号声从人们的心底迸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陈帅也显得十分激动，热血冲到了他脸上，眼睛放出了红光，他提高了嗓门道，“我们没讲清楚是我们做得不好，同学不要见怪，讲清后，就不要发生这样事了。这就不是顾大局，你那个单位的问题再重要，还比中南海、国防部的安全更重要？为什么把一个局部的问题夸大呀？！动手打解放军，自己又是解放军学校的学生，没有人听到后不痛心的！我当解放军，从一九二七年当起，当了差不多三十九年了嘛，我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哩。……”

　　全场又响起了一阵浊浪排空般的掌声，陈帅语重心长的讲话深入人心。

　　在贺龙副主席讲话之后，徐向前副主席接着也讲话说：“我们各总部，各兵种，军种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他们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担负着甚重的责任，他们一方面要把自己所属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另一方面还要掌握部队，密切注意敌人的行动，一刻也不能中断指挥，否则敌人袭击我们是不得了的。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意见，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你们是不是也要照顾他们一下。照顾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年纪都大了，都有五、六十岁嘛，有的还有病，你们还要照顾他们的年龄和身体，这并不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嘛！否则敌人袭击我们是不得了的。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意见，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你们是不是也要照顾他们一下。照顾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年纪都大了，都有五、六十岁嘛，有的还有病，你们还要照顾他们的年龄和身体，这并不妨碍你们的革命行动嘛！

　　“我们希望同志们不要做有损于解放军荣誉的行为，我们没有很好引导，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应该向你们检查，我们的正确意见，希望你们考虑！”

　　在掌声中，徐帅向全场行了个军礼，他因为患偏头痛，提前离席了。

　　最后，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也讲了话，他声音铿锵地道：“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我们全军院校同志现在要好好理解这二句话，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主席教导全中国、全世界的话很多，首先要关心国家大事。什么叫国家大事？国家大事就是符合国家人民最高最大利益的事情……

　　“任何真理，超过了限度，就会变成错误了，真理跨过了一步，就会变成了错误，变成了谬论。”

　　场上又是掌声雷动，叶帅继续说下去，“错误不但对于我们军队，而且对你们个人受教育也是不好的。领导运动要掌握火候，要掌握适当温度。凡是过了量，就要变质，这是一个领导艺术、水平、觉悟问题，二医大有些同志做得过火了。”叶帅显然是指二医大的人将邱会作毒打得死去活来一事，他十分气愤，双眼冒着不可遏制的怒火，鼻翼由于内心的激动而张得大大的，胸脯像波涛一样猛烈地起伏着。“今天我不在同志们面前点某些人的名字。我们闭着一个眼睛开着一个眼睛，闭着一个眼睛是放，放手发动。还开着一个眼睛呢，开着一个眼睛是亮的，运动走到哪里我们是看得清的！是掌握大方向的。”

　　全场又爆发出了一阵春雷般的热烈掌声。

　　“现在个别人没有阶级感情，毛主席说：通过批评达到团结，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允许人家革命，有个别没有阶级感情，不适当的把我们革命同志当作敌人，有些干部明明心脏病犯了，还要斗！这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我对这少数人很愤慨！”叶帅又显得非常激动，那张宽阔的郁怒的脸有如暴风雨将来临，狂风大作，电闪雷鸣，谁看见这张盛怒的面孔也要畏惧三分。

　　“以上的讲话，个别人是怀恨的，也许会报复的！我有他的名字，但我相信几百万革命师生一定会理解我的讲话！”

　　又是一阵惊涛裂岸的掌声，叶帅又很激动，脸色涨红，颈脖涨大得要爆炸似的，他又提高了声调道，“同学们，我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这会儿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竖起了耳朵谛听着，而叶帅更是激动万分，他努力在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这种沉默、挣扎和自制大约持续了几秒钟，他又抬起脸环视了全场一眼，高声说，“兽医大学，这个学校是医马的，不是治人的，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战士李××问肖华主任：‘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这是怀疑我们开黑会呢！同志们，你们信不信？”

　　场上的大多数人不约而同地喊道：“不信！”

　　“李××同志，你听到了没有？我代表军委全体同志感谢同学们信任我们！”

　　全场又是掌声、口号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沸腾的海洋。

　　叶帅那张苍劲严峻的大脸凸起了棱角，如同昆仑之耸峙，他激动异常地道，“总理、陶铸同志都来了，他们都是常委吧！本来林副主席也要来，有点感冒，不让他来。有人怀疑，这个会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可以允许有人怀疑。李××他是红色造反团的一个战士，写了两条质问，还要求广播。”

　　接着，叶帅念了条子，他的眼睛又闪烁着愤怒的火焰，愤慨地说，“我们执行了他的‘命令’，广播了。看来，他是想同志们在这个会上同情他，今天从同志们的掌声来看，同情的人很少。

　　“我代表军委再一次向全体同志，向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除李××以外，感谢同志们对我们的信任。”

　　叶帅的脸上闪耀出激动的闪电，两眼射出了照亮未来道路和对前途充满希望、自信的光芒。而场上众人又高呼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把李××揪出来！”

　　最后，叶帅又说：“我向同志们学习，下面读汇报语录，第十六页第一段……”

　　又是第十七页第一段、第二段，在念到“充分说理”和“粗暴”时，叶帅作了解释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打群众，解放军打解放军，这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现在很严肃地指出这一点。同志们，自己打自己帮助了谁？”

　　场上的人齐答：“敌人！”

　　“对！帮助了敌人！”叶帅慷慨激昂地道，“这条语录大家拥护不拥护？”

　　“拥护！”全场的人齐声回答。

　　“对！我们坚决拥护！”叶帅的情绪仍是激动不已，如若一团跳荡的火焰，那样炽烈，那样鲜明，那样爱憎分明，它可以烧毁一切恶势力，驱除黑暗、带来光明。

　　在叶帅讲话后，场上掀起了狂涛巨浪，大地在响应，山谷在雷鸣，全场群众共同高呼：“要走出去！”

　　“要起模范作用！”

　　“要做好样子！”

　　约莫上午9点多，我又搭车进城，北京的车子比上海要挤得多，难怪要唱“永叹调”。我的第一个行程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白天的天安门广场又别是一番气派，它显得更加雄伟、宽阔、壮丽。正中是引人注目的天安门城楼，这是九间木结构双层城楼，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山山水水都为这声音欢呼、抖擞。从此，天安门城楼和它前面的两座华表的典雅形象，组成了国徽的主要部分，天安门已成为新中国的象征。最近，天安门城楼下面的大门为串联学生敞开着，许许多多的外地来京学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自然，我也闯进去参观，饱览这朱红色建筑物的雄姿壮观。

　　今天北京的天气可真好，可谓风和日丽、天高气爽，在蔚蓝色的天幕下，歇山顶重檐大殿的红柱彩绘和琉璃黄瓦闪烁着光亮。两旁青翠的油松簇拥朱墙向东西两侧伸延开去。前临外金水河，河上跨有玉带形曲折多姿的七座汉白玉石桥，桥上有并列的雕花石栏。河水的碧波像镜子似地映照着城楼的彩画和菱花窗格，映照着金水桥前两侧浑圆挺秀的华表和活灵活现的石狮，显现出天安门完美的艺术图景。

　　广场上到处都是红卫兵和串联学生，至少也有上万人，他们从祖国各地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来，如若百川归大海一般，为的是要瞻仰这伟大的圣地，为的是要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作为永久的历史性的纪念。除了一些学生自带相机自拍外，大部分人还是有赖于天安门摄影部的工作人员来摄影。场上起码有几十个戴红袖章的摄影部人员在忙忙碌碌着，他们忙得连一口气都喘不过来，要拍照的人实在太多了，长长的队伍排得若同热带果树葡萄柚似的一串串。

　　我也掏出六角钱来拍照，开了单后就跟在别人的后面排队等候。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广场上的最好位置都被摄影部人员用铁架和绳子围成一块块的，这里面的地盘成了他们的“世袭领地”，其他人不得侵犯他们的“小公国”。那些串联学生不是穿着没红领章的黄军装，就是穿着蓝棉衣（许多还是公家借的），他们臂上多带着红卫兵袖章，手里一律必恭必敬地持着红色语录本，满怀着赤子般的虔诚之心，在天安门前摄下珍贵的镜头。要拍照的人一个紧接着一个，那些摄影师手脚麻利地“咔嚓”就是一张，拍摄的速度如若冲床冲模一般迅速。虽然我排了六十几号，但不过20分钟功夫即轮到了我。

　　今天我穿着蓝棉衣，这时我也把红袖章从裤袋里掏出来戴上，右手握着一本语录本，亮出一副表忠心的姿态，在毛主席检阅过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节日走过的金水桥前面，在毛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拍下了一张标准的串联照。

　　接着，我又在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几个大建筑物的外面停下脚步，饱览着几个大建筑物的雄姿壮观，还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矗立于广场南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我在天安门广场兜了一大圈，荏苒间已是午时一点了，我的肚子咕咕叫地向我提出“抗议”，于是，我就在附近的一家饮食店随便吃了一碗辣酱面当作午饭。

　　而后，我又跑到前门逛了逛，也游览了天安门两侧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接着，我打算跑到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去玩一趟，可是，当我走到故宫一带时，只见朱红的紫禁城城墙下、绿水碧波的护城河──筒子河──畔，排着一条前所未见的比长龙还长的长队伍，原来这是串通学生们在排队等候参观《收租院》泥塑组像展览。唉呀，那两个人一排的队伍长得真要吓死人，只见从故宫里头沿着紫禁城的南城墙一直排到了西城墙，假若把两个人一排的队伍变成一个人一排的队伍的话，大概足以环绕长方形的紫禁城一大圈（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

　　人家是“望洋兴叹”，而我是“望长兴叹”，中国人因为人太多，什么都要排队，平时我很讨厌排队，可是，这一次非同寻常，《收租院》泥塑是我国泥塑革命的样板，报纸上、电台上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并且，这一展览会又设在故宫里面，如今故宫关闭掉，惟一打开的窗口就是这《收租院》泥塑展览，所以，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我望着这漫长的队伍，犹豫、徘徊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发下很心，也在队尾跟着排起队来。

　　这排队是需要有耐性的，也许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忍耐的传统，关于忍耐的格言和事迹可不少，又是“忍之一字，众妙之门”，又是“忍字常须作座铭”，又是《六忍歌》，又是孔子忍饥、颜子忍贫、闵子忍寒、淮阴忍辱、张公忍居、娄公忍侮，我们是炎黄子孙，天生秉赋于忍，因此，今天竟有这么多人能够如此耐心地在排队等候参观──当然，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对于革命的赤诚之心。我是没有“耐火砖”的性格的，今天算是破了例，居然以平时十倍的耐性在排队等候参观《收租院》泥塑，可是，这排队的滋味不会比熬夜的滋味好多少，我排了老半天队伍才挪动了几步路，我显得好不耐烦，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原地走动着，不时地唉声叹气着，从下午2点多一直等到4点多，太阳快下山了，我才排到了故宫的门口。从这里到展览会里头还有好一段的距离，不过，我好像服了咖啡因一样兴奋异常，因为此处可以瞥望见故宫的一角。

　　大门（大概是神武门吧）到里头是一条很长的通道，两边都是朱红色的高墙，那墙之高恐怕连会飞墙走壁的侠客也无法逾越，上面砌着黄灿灿的琉璃瓦，显现出一派皇家建筑的壮观。通道旁有几扇门，那门俱关闭着，并用大铁锁锁住，当我排队排到门的附近是，我如若一灵杆菌由灵杆菌群体中脱离出来，我凑近那门上，将铁门推开一条缝，眼睛从门缝往里面窥视。啊，里面就是故宫的宫殿，那殿宇巍峨，重檐飞翘，雕梁画栋，气魄雄伟，在殿前有汉白玉的扶栏，各种铜鹤、铜炉、宝鼎等古物也陈列在殿前广场上。那宫阙里头空荡荡无一人，野草从石铺广场的石头缝隙里胡乱冒了出来，少说也有过膝高，景象相当荒凉萧森。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里面竟是乌鸦的天国。那黄色的琉璃瓦上，殿堂的横梁上，石砌的广场上，汉白玉的扶栏上，乃至鹤、鼎、炉上，俱栖息着黑鸦鸦的一大片乌鸦，那黄澄澄的琉璃瓦变成了黑糊糊的屋顶，白色的石铺广场变成了黑色的世界，其乌鸦数量之多比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鸽子还要多得多，它们俨然成了故宫的主人，不时地传来的呱呱声打破了故宫的寂静，我不油然地联想起了一路所见的北方原野上的成群结阵的乌鸦，真不明白天下最黑丑的鸟──乌鸦──为什么居然如此之多，难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要说明乌鸦是最适于生存的么？也许，乌鸦是中国的“国鸟”吧，古代许多抒情诗的诗句每每把乌鸦美化了，如“寒鸦数点”、“暮鸦栖未定”之类，读来未尝不觉其美，甚至，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也传说，天上的太阳一共有十个，都是帝俊的妻子羲和所生，它们都住在东方海外的扶桑树上，每个太阳里面都有着一只金色的三足神乌（参见《山海经》和《淮南子》），由此可见乌鸦在中国并非是一种凡鸟，它是被戴上了金色的桂冠。

　　我窥望见故宫里的黑压压、密层层的数以千计的乌鸦，丝毫没有美和别有情趣之感，我心中有的只是厌恶与惆怅，乌鸦呀乌鸦，你是一种多么不吉祥的鸟儿呀，象征着饥饿、寒冷、荒凉、恐怖和灾难。

　　当轮到我进入展览室的时候，太阳早已下山了。《收租院》泥塑组像表现的是四川大地主刘文彩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事实，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相当逼真、栩栩如生的，作为阶级教育展览来说，可以说等于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但是，作为艺术来说，鼓吹它是泥塑艺术的革命，未免言过其实。何谓艺术？歌德说：“大自然创造了花卉，把它们编成花环的是艺术。”我以为艺术是真善美的结晶，是超乎一切的最高尚的东西，倘若将艺术创作的目的变为其他目的的手段时，其作品就不是真正的艺术，至少其艺术价值是低下的。《收租院》泥塑不能给人一点点美的享受，其政治价值远远大于艺术价值，它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不是艺术的胎儿。

　　当然，那时候参观完《收租院》泥塑，我并没有这么多的感受，要说有感受的话，就是加深了我对新社会的热爱，对旧社会的憎恨。

　　我花费了半天功夫排队等候参观《收租院》，而实际参观时间还不到20分钟就看完了。当我回到北大时，已经很晚了，平时拥挤不堪的串联学生食堂此际只有寥寥数人，他们大约也和我一样到什么地方玩迟了。

　　我用免费的细粮餐票领了两个馒头，我看见在柜台里面摆着一些玉米做的窝窝头，那像F市的碗糕形状的窝窝头叠成了金字塔形，颜色黄橙橙的怪好看的。据一位英国科学家的试验表明，色彩能影响人的食欲，黄色或橙黄色可以刺激胃口，因此，英国的多数餐馆都刷成黄色或橙黄色并非偶然。此时，那黄灿灿、黄橙橙的窝窝头也不自禁地刺激了我的食欲，尽管我从未啃过窝窝头，也听说窝窝头是不好啃的，但是，我还是掏出粗粮餐票领了两个窝窝头。

　　当我坐在饭桌咬了一口窝窝头时，唉呀，我的妈妈呀，那味道好涩呀，比糠不知要涩多少倍，在困难时期我吃糠还吃得津津有味，可是，这窝窝头简直根本无法吞咽下去，我真不明白它颜色这样好看，为什么吃起来竟这样难吃，而且，它还是北方人民的主要食粮咧。我面对着这二块窝窝头发起愁来，吃实在吃不下去，丢掉又很难看，这时候我想起了刚才参观泥塑《收租院》，那旧社会的农民遭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他们饥荒时吃的是野菜、树皮、草根、观音土，比起他们能够吃上窝窝头，已经是过上天堂的幸福的生活了，我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再说吃窝窝头也算是吃一顿忆苦思甜饭吧，“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想到这一些，我终于“下决定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口一口艰难地啃起窝窝头来，只有我亲口尝过窝窝头的那明矾般的涩味，才明白为什么书里总是把吃窝窝头称之为“啃”，而不叫“吃”，我像啃石头一样啃了老半天，到底还是将这二块窝窝头给攻克了，不过，我也吃怕到心坎里了。从此再也不敢尝这黄橙橙的窝窝头了。

　　饭后，我在北大浴室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淋浴，这是我在北京期间惟一的一次洗澡。

　　第三天和第四天，我前往清华、北矿、北地质、北钢和北医观看大字报，也到颐和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天坛等名胜游玩，还跑到北京烤鸭店（原名全聚德）品尝了驰名中外的挂炉烤鸭。据古书记载，“京师美馔，莫妙于鸭，而炙者尤佳。”当时，北京烤鸭店为了照顾串联学生，有卖便宜的烤鸭，五角钱一份，我也买了一份，在一小盘子里才有两片烤鸭肉，我吃得当然很不过瘾，不过，好歹总算是尝过烤鸭的美味，今后要吹牛的话也有牛皮可吹了。

　　十七日清晨，我从清华西门附近的一个小站搭上火车，前往长城游览。这列列车是开往张家口的，使用的是我国新式的内燃机车──我是生平第一回亲睹这车头的。这一天的天气十分晴朗，天空好像被水冲洗过似的，茵蓝得透亮，只有几抹薄薄的云彩垂在天边。这一带是属于燕山山脉，地势异常险峻，那迤逦不绝的山峦如若苍龙昂天翘首，特别是列车进入关沟地段，山势更加磅礴，那一座座大山跟我们南方所见的山不一样，光秃秃得没长几棵树，山脊也不呈曲线弧形，而是成锐角，如一把把犀利的刀剑刺破蓝天，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熠熠闪着青光。在这地段里，列车又增添了一个机车头，一前一后、一牵一推，这是我国最大马力的内燃机车头了，还是像拉破车的老黄牛一样喘息着，沿着盘山的铁路吃力地缓慢行驶着，可见这里的坡度是何等之陡也。

　　我将头伸探出窗外纵目眺望，为眼前这大自然的壮观所惊倒，情不自禁地口中低吟起主席的《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翻江倒海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列车从北京开到八达岭用去了两个多小时，我们从八达岭站下车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茫无人迹的荒山沟里，既没有车站。也没有站台和候车室，列车员为大家搭了个高凳，使我们能够颤巍巍地踩着凳子下车，不过，也有不少串联学生要逞强或者性急，索性勇敢地往下跳。下车后，我跟随着大队人马向长城进发，据说，从八达岭站到长城脚下，还要跋涉二里来路，这对游兴正浓的年青人来说自然算不了什么，“红军不怕远征难”呗，难道这两里路还走不了吗？

　　大约，上午10点30分左右，我们终于到了居庸关，只见一座巍峨的城门衔着向两翼山上伸展着的城墙横在眼前。

　　啊──这就是长城！这就是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朝朝暮暮迎大海日出，送戈壁落照，延绵一万二千七百多里的长城！长城，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以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和悠久的历史著称于世。

　　我在服务部买了一瓶汽水，从书包里掏出随身带来的二块面包，饮着汽水咽下填肚，然后跟随人流，踏着被游人踩凹了的砖阶向北四楼攀去。

　　居庸关八达岭这一段长城是经过修整的，显得异常雄伟奇拔，它是长城中最富有代表性的单元。这里墙身高大坚固，墙体用整齐巨大的条石筑成外壳，内部填满泥土和石块，城顶上用三至四层方砖铺砌着，嵌缝严实，十分平整，可容五马并骑，十人同行。城墙每隔三百至五百米，筑有一座突出墙身的城台，古时称作“台子”，城台分墙台、敌台和战台三种。

　　长城摄影部设在比较低处的一个城台上，只见要摄影留念的串联学生排成了长蛇阵的队伍，队伍都排到台子外面去，我不禁地又“望长兴叹”起来，在长队旁边徘徊着。我显得犹豫不决，要不要拍一张照片呢？此刻已快十一点了，回去的火车是下午二点半的，而且还要跋涉二里多路，因此若拍了照，其他地方就甭想玩了；如果不拍照的话，也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又有几次机会能够到长城游玩呀？也许，这是惟一的一次，倘若不留个影作为永久的纪念，那么，游了长城岂不是像梦一般瞬间即逝么？

　　我拿不定主意，迟疑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先往上攀登长城再说。我仗着年青人生龙活虎般的一股劲，一鼓作气地大步往高处爬去，我登临上一座战台，手倚城墙微微地喘着气，迎着呼啸的山风，纵览莽莽的群岭，长城跌宕起伏在山脊之上，赛似一条探首天际的巨龙。长城外侧呈喇叭口形排列着两座大山，八达岭西城门正好锁住山口，向西眺望，地势渐趋平坦，而长城脚下则怪石峥嵘、山坡陡峭，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八达岭号称“北门锁钥”，古代居庸关是北京的门户，八达岭的铁锁被破，居庸关就门户洞开，北京的形势也岌岌可危。当年的李自成起义大军正是闯开了这道雄关险塞，而长驱直入打到北京。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忽然间，我听见有人在吟哦毛主席的诗词，不由地回首张望，发现在同一战台上的另一端站着一个妙龄女郎。

　　她完全是一副海外归侨的打扮，矮身量，生着一张椭圆形的脸蛋儿，人稍有些胖，眼睛小小的，鼻子圆圆的，嘴巴小小圆圆的，相貌一般，但却有着一股吸引力的魅力。她披散着不长不短的头发，在呼呼作响的大风中那乌发若同旗帜一般飘扬起来，身上穿着一件黄色的滑雪衫，脖子上挂着一架单镜头照相机，肩上背着一个金黄色的人造革挎包，脚上穿着一双登山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她的胸前也别着一枚大面的毛主席像章。

　　据说，少女的浑身都长着眼睛，此际她像雷达一样敏捷地发现我在瞥望她，乃掉转过身子毫无顾忌地端详着我，脸上露出笑容，竟主动地对我打招呼道：“喂，你是一个红卫兵小将吧？”

　　“是呀，”我回答，又打量了她一眼，随口也问说，“你大概是一个海外归来的华侨吧？”

　　那女郎走到我的近旁，笑吟吟地道：“哦，你看我像一个华侨吗？是啊，我真有点像是一个中国人，我们黄色人种彼此之间都是十分相象的，是上帝用同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听你这么说，你还不是一个中国人，那你是什么人呀？……是一个外国人吗？”我用怀疑的瞅着她。

　　“不错，我是一个日本国人，怎么你不相信么？”她笑嘻嘻着，故作姿态地偏着脑袋。

　　“啊──你是一个日本人呀？真有点难以置信。”我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她问说，“诶，你是一个日本人，怎么中国话说得这样好呀？”

　　“我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吗？谢谢你的夸奖！嘻嘻嘻──”她笑得十分甜蜜，脸上现出浅浅的笑靥。“我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学的就是汉语专业。”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的中国话讲得这样好，比一些华侨说得还要好。”我不由地称赞她道。“喂，你这一次到中国是来游玩吗？”

　　“游玩仅仅是附带的，我们是‘唐僧取经’来的，要取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经，在日本传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道，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革命，毛泽东主席不仅仅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我们日本革命人民的崇拜人物，我们成立了一个有几十个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也准备组织一支红卫兵，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像你们一样也在日本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日本国少女大概是一个多血质的女孩子，她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仿佛在她的眼前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彩虹，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美妙的梦境世界。

　　“这太好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相互支持的，你们的革命行动也是对我们中国红卫兵的极大支持和鞭策，红卫兵运动必将在全世界蓬蓬勃勃地掀起。”我望着她胸前那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和那一双火一般热情的眸子，心中也充满着海潮般的激情。

　　“喂，咱们再往高处攀登，好吗？”那个日本姑娘显然被眼前长城的雄姿深深地吸引住，她未等我的同意，便拖着我的衣袖要再往上爬，我只好顺从地跟着她一起继续奋力攀登。

　　八达岭的长城势如游龙啸天、巨蟒窜洞，越往高处地势越陡峭，路面筑成阶梯形的梯道，有些梯道顺着山脊从山麓一径砌到山顶，抬头仰望，有如天梯直上青云。我走着开始喘起气来，那个异国少女大约是个好强之辈，就像小孩子一样爱逞能，她向我挑战道：“怎么样，咱们来比赛，看谁首先到达上面的城台。”

　　“比赛就比赛，难道我还比不过你吗？笑话！”

　　“你别把牛皮吹破了，来来来，‘客里空’先生，咱们站平。”她用手拉着我站在同一阶梯上，然后叫道，“一──二──三──，开始！”说着，只见她如离弦之箭抢先夺路，像一只矫捷的小猴利索地往上窜。

　　自然，我也不甘落后，大踏步地迎头赶上，我们如两头梅花鹿在争先，到底我细胞内的性染色体是XY，而不是XＸ（据说生男孩的含Y染色体的精子活动力总是强，游动也快速），没多久，我就处于领先地位，而她也不甘落后地拼命在追赶我。我们起劲地爬呀爬，爬呀爬，当我们登临上面的城台时，两个人都气喘嘘嘘，上气不接下气。

　　王之涣有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高处的城台上举目远眺，无限风光尽收方寸，悠悠的白云绕过关城，四面千峰蒸腾着薄薄的烟岚，正是：“重关深锁白云收，天际诸峰黛色流。”

　　那个异国少女的眼珠子流光泛彩，显得兴奋异常，她完全可以陶醉在长城的壮丽的景色之中，连连啧声赞叹不已：“太美了！长城太美了！这样的雄伟奇拔！这样的坚韧古朴！比耸立在开罗郊外吉扎的金字塔更有气魄，中国人实在是了不起！”

　　“是啊，万里长城确实是人类创造的奇迹，我们这些到了长城的‘好汉’、‘侠女’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这么高的长城，可是当年的百万劳动大军却在这深山大谷、悬崖绝壁上修筑了一万二千七百里的长城，那些条石每块起码有上吨重，它们从采石场被运到重山峻岭之巅，即使在拥有巨大马力起重机的今天，恐怕也还是一个难题，更甭说两千多年前了……真正的英雄好汉不是赫赫威名的秦始皇，而是千千万万的无名的劳动人民，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骄傲，他们留下了永恒的长城，永远赢得举世的惊叹。”我也不自禁地大发起议论来。

　　这时候，她双手举起照相机贴住面孔，眼睛凑近目镜窗在取景着，她忽然问我说：“喂，红卫兵小将，你尊姓大名呀？”

　　“我啊，免姓尊，我名叫李晟，你呢？”

　　“我叫美田高子。”她又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眼说，“你是一个中学生吧？”

　　“是的，我是M省F市东南师院附中的学生。”

　　“喂，李晟同学，咱们来拍照，好吗？你先站好，我替你拍一张。”她端起照相机道。

　　“不，还是我来帮你拍。”我婉言谢绝说。

　　“唉呀，亏你还是一个红卫兵小将咧，连半点儿造反派的气魄也没有。”美田高子摇摇头，接着，她调好了相机，又说，“好吧，我就先拍一张。”

　　她把套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取下递给我，吩咐道：“你对准后只要按一下快门按钮就行了。”

　　“好的。”我端起照相机瞄起来。

　　她用手稍稍理了理秀美的乌发，身子靠着城墙，一手斜按在城墙上，摆出了一副拍照的姿势。

　　这个美田高子显然是一位十分善照的人，她稍为摆一下姿势都表现得颇好看，我很快就“咔嚓”一声，替她拍了一张照片，我把照相机递还给她。她卷了下胶卷，又对我说：“怎么样，红卫兵小将，现在我替你拍一张，你总不该推辞了吧？”

　　实际上我的心里是很想拍照留念的，刚才在下面的摄影部时，我还徘徊了好一阵子，可是这当儿，这位美田高子当真的主动要替我拍照时，我反而变得忸怩起来，因为我总觉得白拍人家的照是不好的。不过，也没时间容我犹豫和细想，她便用命令的口吻对我道：“诶，你快站好，往后站一点。”

　　我竟像她的仆人一样顺从了，并且，我还从口袋里掏出了红卫兵袖章套上手臂，端端正正地站好对她说：“既然你非给我拍一张不可，那就谢谢你了，请拍吧。”

　　“喂，你别硬梆梆地站着，像一个木头人似的，应该站得自然一点，头别歪……眼睛不要看得那么高，要平视，就看我的照相机镜头……对了……好！”她说着，只听见“咔嚓”一声，我的形象被摄进了镜头。

　　以后，我们继续攀登长城，只是这时不再比赛看谁爬得快，而是友好地谈起心来。

　　“欸，你是一个人来中国的吗？”我问。

　　“是的，我这个人喜欢搞社会调查，这一次来中国是为了考察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状况，向你们红卫兵小将学习取经来的。”她回答，也问我说，“欸，你怎么也是一个人来长城呀？”

　　“我啊，我是只身一人从F市千里迢迢跑到北京串联的，我们那里要跑出来串联可不容易，恐怕这一些你是难以理解的。”我不由地扫视了她一眼。

　　“也许是这样，这就是我为什么从日本国跑到你们中国来的原因所在，的确，你们的红卫兵运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就像巴黎公社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也是陌生的一样，但是，你们的红卫兵运动是世界革命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日本左派学生所要追寻的也正是这一条革命道路。”美田高子的脸部表情变得十分严肃起来。

　　“是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是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意义的，苏修、日修和其他叛徒、工贼们天天咬牙切齿地咒骂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因为他们意识到中国这场伟大的革命狂飙的影响是无可估量之大，它必将唤醒他们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在他们的头上悬着是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一切反动派是终究要灭亡的。”我停顿了顿，随口问说，“欸，‘红卫兵’，日语是怎么说的呀”

　　“ころえいへい［音读：抠啊哼］。”

　　“‘抠──啊──哼’？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プロレタソア文化大革命。”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怎么讲？”

　　“毛主席の御健康そわ祈リいたします。”

　　…………

　　我们像登山运动员一样不畏艰难地勇攀登，终于登上了最高的北四楼。这是一幅多么雄伟壮观的画卷呀，“平临星斗三千丈，下瞰燕云十六州”，那高耸的关山平临了天上的星斗，总揽俯视北方燕云16个州郡。长城如若一条昂首奋爪的巨龙爬过峥嵘的山脊，它仿佛有生命，正在奔腾似的，雄浑而巍峨，矫健而又潇洒，长城内外，林木葱翠，四周的大山把它们刚强健美的躯体舒展在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灰，景色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无穷。

　　面对着这磅礴无比的气势，真想对着蓝天高歌，向着幽燕古战场大喊大叫，把我对长城的思恋和赞美倾泻在八达岭上，可是，因为在我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日本姑娘，故我极力显得悠闲一些，没有真的像一个外国浪漫派诗人一样激动万分地喊叫起来，倒是那个美田高子有她的异国气质，她抑制不住心头感情的激流，不禁地又朗诵起：“八达岭上望天渺，长城逶迤万峰小，如此江山真美好……”

　　“啊──你朗诵的是陈毅的《长城词》吗？”我有些惊讶地睁大眼睛望着她。

　　“嗯。”她随口应了一声，头也不回，两眼贪婪地向四野望去，还在尽情地欣赏着长城的壮观。

　　“你对中国的文化真熟悉，对中国也这样热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你真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情不自禁地赞美她。

　　“对，咱们是好朋友，在这长城的最高点，让咱们一起合拍一张照片，作为日中两国革命青年的永久纪念。”说着，她从人造革皮包里取出了三角架，开始拉起三角架来。

　　诚然，在我一生中还没有和一个少女单独合拍过照片，对于美田高子的提议，我感到十分为难，不过，又不好意思拒绝她的正当的热情的提议，况且，亏我还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咧，难道脸皮竟比一个姑娘还薄吗？我显得犹犹豫豫，尚拿不定主意，然而，她根本不理会我心里打得是什么算盘，就指手画脚地对我说：“喂，你往右边的城墙靠，站好，先让我对一下距离。”

　　我若同机器人一般听任她的摆布，当她架好照相机，并调好距离、拨弄好一切，又瞧了瞧我道：“你别硬梆梆得像木头人一样，脸孔别那么严肃，笑一点……再笑一点……好了，眼睛往镜头看……就这样，别动！”

　　说着，她上了自动快门，又揿了快门，只听见照相机响起了“丝丝丝”声，她迅速地跑到我的身旁，，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忽然间她竟主动地伸手挽住我的手臂，一时间我束手无策，一动也不敢动，因为担心一动要拍坏照片，就这样，只听见“咔嚓”一声，一张肩并肩、手挽手的照片摄进了镜头。

　　今天的奇遇简直就像做梦一样，不，应该说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切多么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般，我居然和一个异国少女同游长城，而且还手挽着手合拍照片咧。如果平时在学校里的话，我和一个女孩子多说上几句话也会脸红，而今我一个人在外地串联，四周都是陌生的脸孔，我的胆子放大胆了许多，我这个“孔夫子”也敢和一个日本姑娘合影留念——当然这是象征着革命的友谊，并不意味着爱情——，这一经历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的，它是那么新鲜、浪漫、令人兴奋不已，犹如浪漫主义画派的作品一般画面色彩热烈、笔触奔放、富有运动感。我永远忘不了长城，更忘不了在长城上和一个日本少女结下的纯洁的真挚的友谊，它就像羊脂白玉上镌刻的金字一样是永远也不会从记忆上磨灭掉的。

　　以后，我们欲返回下长城时，那个美田高子掏出了一本小记事本，记下了我的通讯地址和姓名。我们兴致勃勃地一边谈着话，一边走下了长城。

　　当我们下了长城之后，美田高子要准备乘中旅社的大巴回去，她热情地邀请我道：“怎么样，你就搭我的车子一道回去，好吗？我去同旅行社的人说一说。”

　　“不，我还是乘火车回去，不麻烦你了。”我摇摇头谢绝道。

　　她瞅了我一眼，大约，她也理解我的心情，不勉强我，她露出笑容说：“那咱们就分手了，咱们握个手吧，中国红卫兵小将，再见了！”说着，她伸出手要和我握手。

　　我握住她那丰腴而柔软的小手，一股热流流到了我的心房，我也激动地道：“咱们再见了，后会有期！”

　　两人分手后，我到饮食部吃了一碗面条，然后，又上路了，到八达岭车站搭乘列车返回……

　　我在北京一共呆了8天，该去的地方都去了，该玩的地方也玩了，感到有些腻了，况且，我是孤独一个人，连有话也只能对墙壁、枕头说，我不知道再逗留下去该如何打发日子。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正当毛主席连续两天接见二百万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之际，而我却偏偏被卡在半路上，喝了好几天的西北风。如今，我在北京等了这么多天，连毛主席要出来再接见的一丝丝风声也没有听闻，我想毛主席已经七次接见红卫兵了，有没有第八次接见还要打一个大问号，至少在近日是不会出来再接见的，我若要等的话起码还要等十天、半个月，这“漫长的岁月”该如何打发呀？再加上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十分恶劣，那大风刮起来到处飞沙走石，我出门都戴上口罩了，可是，鼻涕水却如坏了龙头的自来水一般老流个不停，叫我这个南方人实在有些消受不了。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即离开北京，到沈阳我二哥那儿玩几天就回去。

　　21日，我准备离京赴沈。这一天的天气坏透了，天色迷迷茫茫、混混沌沌的，整座城市就好像处于一个破旧的阴暗的蒙古包里，从塞外来的北风狂呼乱叫，如若千军万马在奔腾，那大风卷着黄土高原来的黄沙在空中飞旋，若同是一个巨大的强聚焦质子同步加速器在运转着，黄沙好像质子一样在飞跑着，稠密的沙子打在人的脸上，犹如汽枪的子弹击在脸上一般痛得要命，害得路人连眼睛也睁不开，天空、大地一片昏暗，美丽的北京城这时候没有丝毫的魅力，却使人不油然地记起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著名诗句：“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云。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当然，北京的飞沙走石没有大如斗，不过，它同样是可怕的，由于黄土高原的植被历代遭到摧毁性的破坏，其所造成的后果是悲惨的，如果有因果报应的话，大概这就是大自然的因果报应吧。

　　我走在路上整个人简直要被大风刮到天上去，不仅鼻腔里鼻涕如泉水般涌了出来，连眼睛也不停地流眼泪，唉，北京的气候实在太恶劣了，据说这还不是风沙最大的季节，风沙最大的季节是春季。

　　北京至沈阳的列车是从广安门车站发车的，本来开车时间是下午1点半，可是临时又晚点了。我在那简陋的车站候车着，外头的风在呼啸着，好像一百台鼓风机在吼叫着，无孔不入的寒风从我的袖筒口、裤管口、衣领口直往里钻，脊梁骨若同被塞进了冰块似的，冷冰冰得不时要打喷嚏。

　　后来，我发现一群群的串联学生穿过外面的旷野，向远处铁轨上停着的列车直奔而去，我也立即跟着那些人一道三步并两步地往列车奔去。由于我已经有了几回乘火车的经验，自然也变得老练和乖巧了许多，我一打听到那列车确实是开往沈阳的列车，就像一只窜山洞的兔子一般利索地从车窗口爬进了卧铺车厢（不过，我也有失策的地方，书包竟背在背后，结果被拥挤不堪的人群挤扯断了一头书包带），并且，我又像打仗一样迅速地抢占高地——卧铺的上铺——，因为只有这才是真正的上等铺——可以躺人——，而下铺却要挤坐满了人，每张下铺都挤得满满的，少则要坐五、六人，多则要坐七、八人。我一爬到上铺上，安放好行李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直挺挺地躺着，佯装作睡着了，任凭下面的人潮波翻浪涌。不久，下铺的人都屁股挤着屁股坐得满满的，连再多半个屁股也挤不下了，有几个人也爬到上铺来坐，我不理睬他们，依旧将脸部朝里躺着一动不动，他们只好在我脚边坐着。

　　约莫四点多，列车终于开动了。在天擦黑的时候，餐车服务员一边吆喝着，一边挤过来卖餐票，我才“醒”了过来，买了一份盖浇饭，接着转身又“睡”着了，直至餐车服务员又推着饭车过来，我才再次“醒”来。我领了一合盖浇饭，人倒翻过身子背朝上，两只手臂支撑在皮垫上就吃起晚饭来。总之，我始终占据着铺位，因为我知道只要一坐起来，人家就会挤占我的位子，革命是不讲温良恭俭让的，在大串联的火车上，也是不讲温良恭俭让的。

　　半夜时分，火车到达了沈阳站，那里串联接待站的人把我安排在煤建公司住宿，由于夜已深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迷迷糊糊地睡到了天亮。天刚蒙蒙亮，我便被那些先起床的串联学生吵醒了，于是，也起来洗脸刷牙和吃早饭。

　　饭后，我即离开了煤建公司，前往东北工学院找我二哥李昱。东北工学院毗邻南湖公园，这是一所新兴的工业大学，一进校门，就可以望见里面矗立着一排排新建的灰砖楼房，校园里空空旷旷的，没看见多少人，大约，大部分学生都跑到外头串联去了，并且大字报也不多，那些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关于揭发他们校党委的，再不然就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互相攻击、指责。

　　我径直到我哥哥所在的冶金系他的教室去找他，谁知他的教室里空空无人也，扑了个空，我便向人询问他的宿舍在什么地方，然后又到他的宿舍去“抓”人。到了他的宿舍楼，当我向人寻问李昱的时候，他同宿舍楼房的一位大学生告诉我，李昱进驻到外面红卫区委去了，他正在社会上搞运动。

　　我这个人历来喜欢胡乱闯，上了环城路汽车之后，我也不多问站，由于这到底是一座陌生的城市，结果到站该下车却没下车，好在大串联时期学生乘车免费，而这又是环城汽车用不着打回头，感谢上帝让我目睹一圈沈阳主要城区街道的市容，我兜了一大圈总算是到站了，就像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一样，航队从西班牙出发环绕地球一圈终于又回到了西班牙。

　　我终于在红卫区委机关里找到了我哥哥，他正和一位区委干部模样的人谈话，看见我来了，就叫我等一会儿，接着他草草结束了谈话，露出一副笑容招呼我，问我什么时候到沈阳，以及住在哪里之类的话题，我一一作了回答。我哥哥要我就搬到他那儿来住，我答应了，随后，我即离开了红卫区委，回到煤建公司取我的东西。

　　我的行动一贯是雷厉风行的，不到1个半钟头的功夫，我又带着我的行李来到了红卫区委。我哥哥把我安顿在他睡的那间房里，那房间里面一共住了6个大学生，全是睡地板铺。他的同学听说我是李昱的弟弟，都异常热情地欢迎我，他们就让我睡在暖气片的边旁——这当然是房间里的最好位置。

　　中午，我哥哥带我机关食堂就餐，那食堂很小，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一共才有三张圆桌和三张固定的大圈椅，而那伙食更是糟糕透了，就是馒头、小米粥和咸萝卜干，不过，我也是照吃不误。

　　不久前我哥哥到北京串联，见到毛主席后，他即赶回沈阳，连老家F市也不回去串联，当时的他同我一样热衷于干革命、搞运动，没有多大游山玩水的兴致。我哥哥加入了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还是一个骨干分子咧。他回到沈阳之后，就带了一支战斗队进驻沈阳市红卫区委，进行煽风点火，鼓动区委干部起来造反，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今天，我刚来沈阳找他，他也顾不得陪我玩，下午他和几个伙伴要同区委干部召开会议，便把我扔下，叫两个没去开会的女同学照顾我。

　　以前我二哥在给家里的信中说，他在学校里交了一位女朋友，名叫黎莹，她是他同系的，是浙江杭州人，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不过，他俩的关系尚未完全确定下来。

　　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俩都是同观点，并且同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一回又一道进驻红卫区委。在那两个留下刻印传单的女同学当中，其中之一就是黎莹。

　　这个黎莹身材适中，一看上去就是一个南国少女，而不是那种高头大马型的胖乎乎脸孔的北方姑娘，她生着一张瓜子脸，细皮白嫩呈奶油色，脸上有几粒小小的雀斑，那两叶柳眉修长，一双眼睛宛如西子湖一般清澄透亮。她的身子比较单薄，是偏瘦型的，就像是一片白玉兰树的叶子。

　　大约因为我是李昱弟弟的缘故，她对我格外热情，我们一见如故，彼此谈话非常随便，显得亲亲热热。

　　黎莹和另一个女同学正忙着刻写蜡版，我插不上手便在一边袖手旁观，她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里，取了一些糖果塞给我说：“给你，小李，这些上海糖是我不久前到上海串联时买的，你吃吧。”

　　“不，不要客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干吗要吃糖？”我推托道。

　　“嗨，你是客人，就吃着玩吧。”她再次将一把糖果塞到我的手里。

　　“好吧，那就大家一起吃。”我把糖果放在桌面上，给了她一颗，又给了另一位女同学一颗，自己也剥了一颗糖果塞进嘴里。

　　我一边嚼着有杏仁味的奶糖，一边站在她的旁边观看她刻写蜡版，赞扬她道：“嗨，你的蜡版刻得真好呀，你的字漂亮极了，就像是一个书法家的字。”

　　“哪里，你过奖了。”她嫣然一笑。“欸，你会刻蜡版吗？”

　　“不会，我从来也没刻过蜡版，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油印传单。”我停顿了顿，又补充说，“我的字写得很糟糕，就跟小学生的字一样蹩脚。”

　　“嘻嘻，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坦率得可爱，也许，这是你的谦虚吧。”

　　“不，我是实事求是，石头人开口——说实（石）话。”

　　这当儿，黎莹已经刻写好了《访谢镗忠同志讲话纪要》传单的第一张蜡纸，我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来显显身手，由我来油印传单吧。”

　　接着，我就把刻好的蜡纸装到了油印机上，开始油印起传单来。

　　晚上，我哥哥带我上馆子吃晚饭，他也邀请他的女友黎莹一道去。这个黎莹到底是一个杭州姑娘，她显得落落大方，我们才认识半天功夫，她就把我当作亲弟弟一样看待，走在大街上一看见有车子，她就急忙拉住我，生怕我会被车子撞着似的，弄得我倒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也许是冬天天冷的缘故，或者是馆店里没啥东西好卖，总之，我们上的这家人民饭店据说还是一家有名的老饭店了，但店面却是冷冷清清的，顾客稀稀拉拉。我哥哥去点菜，当菜端上来是看到的只是一大碗的豆腐汤和一盘以咸萝卜干为主，夹有寥寥几片肉丝的所谓炒肉丝，还有就是大油饼和在F市称之为“火把”的麻花。

　　我一见到这些东西，就皱起眉头，禁不住地发起议论来：“唉呀，沈阳这个好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馆店竟是这样的差劲，这么大的饭店卖的却是豆腐汤、油饼和‘火把’，好像这是乡镇的一家小食店一样，只差门口没站着一个张开两脚像细脚伶仃的圆规似的‘豆腐西施’，实在太糟糕了，光凭这一点，我看沈阳市委就得用喀秋莎去轰。”

　　“嗨，沈阳的副食品供应大概是全国最差的，一天到晚吃的尽是咸菜、咸萝卜干、大头菜、酱瓜酱菜之类，今天这些东西就花了六块大洋，可是吃得却是这样糟糕，你跟谁说去呢？”我哥哥摇头叹息着。

　　“我也真后悔以前竟会去报考东工，早知道到沈阳尽啃窝窝头，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去报考东工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千怨万怨只怨自己当初太天真幼稚了。”黎莹一边咬着油饼，一边道。

　　“你后悔了吗？其实，你也用不着后悔，倘若你不报考进东工来，那咱们也就没有机会认识了，说不定你才要后悔一辈子咧，哈哈哈。”我哥哥笑哈哈地说。

　　“哼，认识你怎么样，不认识你又怎么样？也许不认识你更清闲一点，在这个世界上也更快活自在，我才不会为这个后悔咧，什么还会‘后悔一辈子’，真见鬼！”黎莹佯作嗔着地道。

　　“好了好了，你后悔也罢，不后悔也罢，反正都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了饭，咱们还是把眼前的豆腐汤和炒肉丝消灭光吧。”我哥哥息事宁人地说，又动手夹菜起来。

　　11月25日和26日，毛主席第8次接见了外地来京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连同国庆节在内，三个多月来，毛主席8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惊人的奇迹，且不说这个奇迹是不是伟大的。

　　当我从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真真地后悔莫及了，唉，都怪我太没有耐性了，如果我在北京再等上几天，那我一定能够幸福地见上毛主席，如今我让这历史性的宝贵的机会从我的手指缝里白白地溜走了，我才到沈阳没几天，毛主席又在北京接见了250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而且是最后的一次接见，从此大串联就要结束，我深深地懊悔自己错过了两次难得的机会，现在机不再得，时不再来，生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中国青年，再也没有什么比未能见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更为遗憾的事了，也许这是抱恨终生的遗憾，至少在当时这件事折磨了我好几夜睡不着觉。

　　我在沈阳逗留的日子，我哥哥因为忙于搞运动无暇陪我玩，他叫我自己去故宫东陵公园、北陵公园等地方游玩，可是我都没有去，文化大革命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了我等带电粒子，我也热衷于同我哥哥他们一道搞运动，把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油印传单上，他们开会研究问题、同区委干部谈话，我时常在一边旁听，他们晚上时常要忙到深夜11点、12点，我也奉陪到底，或者躲在被窝里竖起两只耳朵倾听他们在讨论和争论各种问题。

　　本来，我还要在沈阳多呆些日子，可是，天公不作美，29日傍晚，天空像晚上一样昏暗，突然间竟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是来自南国的F市，从来还没有看见过下鹅毛大雪的景致，只见那一瓣瓣如若白色山茶花瓣一般的雪片纷纷落下，正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房屋屋顶上，院子的地上都变成了白色，好像撒着白面粉似的，撒得那样均匀普遍，那枯树上也点缀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到处是白花花的一片，闪烁着清白皎洁的光彩。我对于下大雪感到非常鲜奇，特地跑到食堂外面的空地上，伸张开双臂，任凭大雪洒落在我的身上，我还大模大样地在纯白色的“地毯”上漫步着，踩下了许多新鲜的脚印。

　　啊，多好的雪，瑞雪兆丰年，这梨花盖舍、柳絮洒地的景象实在太美了，它使我感到了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古今中外有多少骚人墨客用各种最美的词汇诗句来描绘雪景，又是“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又是“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无私玉万家”，然而，这些诗句再美也美不过毛主席咏雪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我抑制不住内心如泉涌般的激情，低吟起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当大雪正纷纷扬扬之际，我身上并没有穿多少衣服，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走来走去，玩了好一阵子功夫，也不觉得冷。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大约，那雪将空气中的热量统统吸收走了，气温骤然间下降了许多度，从零上一下子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可把我冷死了，我将所有带来的御寒衣物统统武装上了，我哥哥还借给我一件羊毛衣穿，依旧冷得直打哆嗦，牙齿跟牙齿总是在打架，两只脚也冻僵得像冰块一样冷冰冰的，冰冷透彻的空气有穿透力、撕咬力和杀伤力，飕飕冷气从我的袖口、衣领里一个劲地灌进去，我的鼻涕水又如淙淙溪水般流个不停。

　　我对我哥哥说：“我冷得受不了啦，没想到沈阳的天气竟跟北冰洋一样冷，我再呆下去就要成冻死僵虫了，我想明天就搭火车回去。”

　　“啊——你明天就回去？”我哥哥睁大眼睛直视着我，又略略思索了一会儿道，“也好，你要走就走吧，反正现在大串联要结束了，你还是早一点回去的好，不然以后车子更挤。”

　　这样，我就跑到车站办理了31日去天津的车票。31日上午，我告别了我哥哥的伙伴们——这些天我们之间已经结下了真挚的友谊——，然后就上路了。

　　我哥哥和黎莹都到车站为我送行，那个黎莹还特地买了一些苹果让我带在路上吃，本来，我不要她送我，但热情的她执意要送我，我哥哥和我只得依了她。

　　在路上，黎莹看见我理着短短的海军头，连帽子也没戴，她伸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关切地道：“唉，小李，你怎么光着头连帽子也不戴呀？这太冷了，要冻病的。”

　　我听凭她抚摸着我的头，领略着异性的柔情似水的爱抚，心中充满着欣喜和快活，笑着回答说：“我已经习惯一年四季不戴帽，青年勇敢，下雨不戴伞，冬天不戴帽，不过，这在我们F市行得通，在东北可不行，东北实在太冷了，这场大雪冻得我像寒号鸟一样直叫哆嗦嗦，不戴帽子恐怕耳朵真的要冻掉了。”

　　“李晟，把我的帽子给你戴，我等下再去买一顶。”我哥哥说着，就要把他的皮毛帽子摘下给我戴。

　　“不必了，我今天就离开沈阳，用不着着帽子了，再说这帽子太大了，我也戴不了。”我谢绝他道。

　　“小李呀，今后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再到沈阳来玩啊。”黎莹温情脉脉地瞅着我说。

　　“可以呀，只是今后恐怕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大串联眼看着就要结束了，再也不会有第二次这劳民伤财的大串联了。”我道。

　　“嗨，机会总还是有的，山不见面人见面，你们不在沈阳见面，还可以在F市见面的，嘻嘻嘻。”我哥哥笑着说。

　　“对，欢迎你来F市做客，来我们家做客。”我也热情地道。

　　“好，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上F市你们家做客。”她点头应诺。

　　我们搭上公共汽车来到了火车站，我要乘的这趟列车是哈尔滨开往天津的列车。进站前，那个黎莹大方地伸出手道：“好吧，再见了，小李，祝你一路平安！”

　　我握了握她那冰凉的白嫩的小手，说：“再见了，黎莹姐，你们回去吧。”

　　我也和我哥哥道了别，然后，又打冲锋挤进了进站口。由于这趟列车沈阳不是起点站，我老担心坐不上位子，幸亏老天爷保佑，这列南开的火车并不太拥挤，我上车后很快就找到了座位坐。在这列火车上还开放暖气，所以，尽管外面的天气很冷，但是，车厢里却还是比较暖和的。

　　当天夜里我就抵达了天津站，住在河北大学里。天津固然是一个大城市，但却没啥地方好挖玩，我只到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看了大字报，走访了一个亲戚，也到主要街道和商店逛了逛，12月2日下午即离开了天津，3日傍晚抵达南京。

　　再说北京的形势吧。

　　在11月13日召开的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四位老帅的讲话像春雷一样炸开了，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有人支持，也有人指控这个大会是刘志坚在军内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又第二次召开了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周总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出席了这次大会，开始前，周总理一行人又走下主席台，绕场一圈同大家见面。

　　大会还是由肖华主任主持，在他致开幕词之后，叶剑英副主席再次发表讲话说：“同学们、同志们：刚才肖华主任一定要我讲话，同志们很冷，我也很冷。上一次已经讲了不少东西，今天再讲，但是没有多少新东西。……同学们，我们又收到场地上的条子，中心是要见毛主席，其中一两张条子是关于陈毅副主席和我的问题。”

　　他接着念条子道，“‘陈毅、叶剑英副主席讲话是严重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十六条。——七医大红色造反团’、‘要批判军队院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首先批判陈毅、叶剑英讲话’、‘陈毅、叶剑英副主席的讲话是我军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新阻力。’（四医大红色造反纵队）另外，四医大、七医大提出了双十条，这二十条都是为李××提出的问题，中间还有一条是说；‘军委统帅是毛主席，副统帅是林副主席，你说代表军委全体，你有什么权利代表毛主席，代表林副主席处理这件事？！（兽医大造反团）’还有一张条子：‘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又敬又爱，谢谢你们了，要求我接见红色造反团，可以。我也很想见你们，只要有时间，希望为李××恢复名誉，但是没提出恢复名誉的方法，是登人民日报呢？还是登解放军报呢？主要就这三条。这些问题要我认真答复，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

　　叶帅语重心长地开导他们说，“你们不是一般学生，和一般学生不一样，是准备好你们岗位的。所以我们不允许军队院校学生在我军院校文化大革命中违反毛泽东思想，违反了军队的革命传统，违反了几十年为全国人民的优良表率。放任你们，我们这些人就失职了。不忠于党、不忠于人民、不忠于毛主席。

　　“……天天说热爱毛主席，军委主席是毛主席，副主席是林副主席，国防部长是林副主席。可是一小撮受了欺骗，讲轻点吧，是一些不明真相，向国防部，毛主席住的地方猛冲猛打，我们不把你们这些人当反面教员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更不算一个干部了。同志们，你们一小撮人不要以为这是群众斗群众，这是为你们好，你们如果不改是废品，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洗刷洗刷才行，我们做事一犯错误还有比这个更加严重的吗？冲国防部，冲中南海，把解放军当敌人打，再也没有这更严重的了，严格的说，这就是反革命。”

　　叶帅又显得十分激动，眼睛若同将要流出血一般红，脸孔也是红通通的，声音像铜钟一样洪亮道，“同志们，我解释一下，我声音大，喉咙大，道理就在这里，我同一小撮同学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不认得你们张三、李四，就是看你们的行动讲的，如果不改要洗刷。……”

　　最后叶帅又说，“时间不多，本来不准备讲话，肖华同志叫我再讲话，我讲的是不好的话，你要我向李××道歉，听说有人讲他好，有人讲他不好，我也不知道你这个人好，你这个人坏，你要我广播，我为什么不好广播，这是小事情，广播并不是打成反革命。这个会也不是偷偷开的。这么多同学，你问，我解答嘛！条子只有一张，现在看代表一大撮，那时我不知道，只有李××一个人。事实还在这里。什么孤立了？当然只有你一个提出的，不要小资产阶级爱面子，讲了你也不舒服。

　　“希望同学们能很快回去，陆陆续续回去，主要任务是搞自己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要横冲直撞到总部，愿同学们回去努力把斗批改任务完成。……”

　　叶帅的讲话在一阵万面锣鼓般的热烈鸣掌中结束，这时，夜幕已经徐徐地落下。

　　12月2日下午4时半，在××办公室里，叶帅接见了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代表李××、董××、孙××三人，在座的还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全军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彭飞等人。

　　叶帅那双深邃、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李××，耐心地开导他道：“上两次军委开大会也不是因为你提那个条子想打击你。……两次讲话就是要用很大劲扭转……有些地方出现半夜抓人，车轮战术，把斗争对象搞得精疲力尽，还有的私设公堂，严刑拷打，戴高帽子游街，罚跪低头，披麻带孝，劳改，画花脸，抄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冲中南海，冲国防部……

　　“十三日、二十九日，我是从全军出发，从最高峰出发……国防部、中南海，红卫兵都未冲过，我们自己冲自己的司令部，解放军打解放军，那还行！解放军打解放军世界上也没有过。……我们两次讲都是抓住两件事，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国防部是林副主席办公的地方。抢车票、占车厢连红卫兵都不如，红卫兵说你这个解放军不能学。……

　　“今天接见你们，和你们交交心，我们交交底，主要把十三日讲话说一说，不要检讨。为什么十三日四位副主席都来了，就是要用大力量来扭，不这样不行。还有一点要注意，我在十三日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话不一定这样讲，但实际上应有这样一个警惕。”

　　这当儿，外面来电话，叶帅接完电话回来说：“中央要开会，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们回去好好干，把兽医大学那个旧摊摊彻底打乱，把兽医大学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你们要总结串联的经验，整理汇报材料……。我明年秋天到你们那里去，看一看你们学校的新面貌。”

　　兽大的李××似乎有所感动地道：“我们一定不辜负首长的希望，要把兽大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最后，叶帅与李××互赠了语录，并分别在他仨的语录上题字，给李××的题字是：“李××同志留念。”

　　12月5日，“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宣告成立，它是由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发起成立的，他们多由高干子女组成，当天，他们就在西直门城楼上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震动了整个北京城。

　　我抵达南京后，就被安排住宿在南京邮电学院，当我乘车来到南邮时，天色已经很晚了，黑夜展开墨色天鹅绒帷幔，遮掩着整个城市。我把行李一搁，就赶紧去吃晚饭，饭后洗了脸和手脚，便去整理自己的铺位。我住宿在一座四层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大家都是打统铺，即在地板上铺了草垫和草席。由于经过长途旅行，我显得异常疲惫，再加上我只身一人，也没有谁好说话，便索性解脱衣服睡觉去。

　　在我的那间教室里有许多是北方学生，他们都把衣服剥得光光的，赤条条的身子躲在被窝里头大声地谈笑着，有时他们闹起劲了，还会掀开棉被一丝不挂地在打闹着，似乎他们是生活在中国猿人的时代。我因为过于疲劳了，也不理睬他们怎么嬉戏打闹，管自把脖子连同半个脸部龟缩在棉被里头，不久就呼呼地进入了梦乡。

　　我到南京的第一个早晨，并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跑去雨花台瞻仰烈士陵墓。

　　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南京市南郊，林木苍郁，绿涛接天。1929年，自从蒋介石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这里就成为杀害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刑场，20年来，在这里英勇就义的烈士达10万人以上。雨花台啊，雨花台，你那遍地殷红的卵石，莫不是烈士的斑斑碧血？那林涛的呼啸，莫不是烈士们在慷慨陈词？

　　今天来到雨花台的串联学生也真多，在各个主要的烈士陵墓前面都围着许多学生，他们神情庄穆严肃，怀着对革命烈士敬仰的心情在注视着碑石上刻写的碑文，在有的陵墓上还置放着一些花圈和鲜花。

　　当我来到恽代英烈士的墓前时，我仿佛看到了他那饱经风霜的脸膛上显露出中国第一代优秀产业工人的力量，那深沉的目光射出了革命必胜、人民必胜的坚定信念，听见了他那浑厚的充满了自豪感的声音：“当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的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舍得付出一切代价。”

　　在邓中夏烈士的墓前，我好像又听见邓中夏烈士从墓里发出了“棒喝”：

　　你们是处在一种什么环境？

　　你们是负了一种什么责任？

　　春花般的青年们哟！

　　朝暾般的青年们哟！

　　烈火般的青年们哟！

　　新中国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

　　青年们醒来哟！

　　雨花台的卵石是很出名的，相传梁朝时云光法师在山寺讲经，精辟生动，感应上天降下宝花如雨，因以得雨花台之名，玲珑剔透的雨花石即产于此。今天我看见有数以百计的串联学生弯腰屈身在四处挑拣着卵石，那专心致志的神情如若寻金者在寻找金子一般。自然，我也像铁屑一样被这巨大的磁场吸引住了，对此表现了莫大的兴趣，我也蹲下身子到处拣起卵石来。可是，我一下子就大失所望了，我发现这里的雨花石与河床里的那些普通卵石几乎无异，都是土土的颜色，也不光滑圆亮。大约，这里比较好看的卵石俱被每天潮水般涌来的不计其数的串联学生拣光了，剩下的尽是蹩脚的东西。我不辞辛苦地在山上山下四处奔走，挑拣了老半天也没拣到几颗漂亮的卵石，但是，又不甘愿空手而归，既然难得到雨花台一游，总要拣些雨花石回去。于是，我灵机一动，就在各个烈士的墓前分别挑拣了一些卵石，并且还掏出笔来在卵石上写下各个烈士的名字：恽代英、邓中夏、罗登贤……。

　　我游完雨花台已是晌午时分，就在附近的一家饮食店随便吃了一碗面条充当午饭。后来，我看见在汽车南站那里有许多串联学生排队等候车子到中山陵去，便决定也跟在队伍后面排起队来。

　　不久，我搭乘上了开往中山陵的专车（带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南京的城市绿化搞得很不错，特别是这条通往中山陵的道路，不仅道路平坦宽阔，而且路两旁栽着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林荫大道一直延伸十几公里，可以说这条道路是全国第一流的美丽的公路。

　　我游历了全国许多地方，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万里长城，还有一个就是南京的中山陵。中山陵和长城一样都显示出了一种雄伟壮丽的非凡气派，中山陵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位于紫金山（钟山）第二峰小茅山的南麓，海拔约150米，坐北朝南，占地约八万余平方公尺，“前临平川，后拥青嶂”，在辽阔的葱郁的绿海世界当中，再和谐地配上中山陵的天蓝色的建筑物，更衬托出了中山陵的气势的异常宏伟。

　　从陵墓入口处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当我气喘嘘嘘地登上祭堂时，我想自己花费的气力不会比攀登长城少多少，不过，为了瞻仰孙中山之墓，哪怕再累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呀。

　　当天色漆黑一团时我才回到了南邮，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浑身的骨头都快要散了架，我疲惫不堪地很快就睡着了。可是，我这个人在陌生的地方睡觉，不管怎样疲劳，睡眠总是很浅。

　　当我睡到半夜时，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突然间，听见教室外面地走廊上响起了一阵喊叫声，大概在万籁俱寂的夜间这叫喊声尤为可怕，好像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一般，大家都被惊醒了，我也被惊醒了，谁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也许是发生了火灾，也许是来了窃贼，也许是……总之，那喊叫声非常骇人恐怖，有如夜半歌声一样令人毛骨悚然。那些来自北方的串联学生们惊慌得纷纷掀被而起，一个个竟一丝不挂地跑到教室外面去了，就像火灾发生时从澡堂里慌里慌张地跑出来一样。我倒不致于如此惊慌失措，我也一骨碌地翻身跃起，把棉大衣往身上一套，然后，才跑到外面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到外面，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眼睛，只见走廊上尽是乱轰轰的人群，好些串联学生从各个教室里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连衣服也没穿，不仅仅是北方男生们赤条条的，连一些女生们也是赤裸裸地跑了出来，有的只是穿着半透明的内线衣和花短裤。这些现代的亚当、夏娃们惊恐万状地挤成一团，如若夜间闯入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的鸟儿一样没头没脑地胡乱撞，当他们看见自己和对方都是一丝不挂时，突然间竟不好意思起来，特别是那些娘儿们又尖声怪叫起来，赶紧掉转身子往自己的房间躲去，那情景有点像电影院里一颗定时炸弹爆炸，观众乱成一团的场面。我是生平第一回见过这奇观的，就像《十日谈》里腓力的儿子第一次见到“绿鹅”（女人）一样，我也如偎灶猫一般愣住了，既很想看又不敢正视那些夏娃们，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任凭混乱的人群在前面拥着，后面挤着。

　　我从边上人的嘴里听说，原来刚才是邮电学院里两派组织的学生在争抢黑材料，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只见在走廊上展开激烈的追逐战，那争吵声、喊叫声怪骇人的，吓得那些男女串联学生们惊慌得连衣服也顾不得穿便跑了出来，那阵子也一下子忘记了什么叫做羞耻，只有动物的求生存的本能。

　　当事件稍稍平息，那些串联学生们陆续回到各自的教室，那些北方男生依旧光着身子站或坐着，惊魂未定地高声议论刚才发生的事，有的嘴里还说出了不堪入耳的秽语——自然是说那些夏娃们——，他们真有本事，大冬天光身也不怕会冻感冒的。

　　我又躲进被窝里去，但却久久地难以入眠，刚才目睹的情景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些可爱的夏娃们，她们像洪流一样冲进了我的心房，扰乱了我的心绪，我全身心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搔动、冲动和激动，一股神奇的力量载着我飞入梦幻的充满奥秘和奇趣的云端。

　　次日，邮电学院里的两派学生组织都刷出了大标语和大字报，一方指责对方“窝藏黑材料”，另一方攻击对方“破坏四大，践踏十六条，挑动武斗”云云。最近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抢黑材料的浪潮，昨夜邮电学院发生的事件也是这股浪潮里的一个浪头罢了，只不过事情来得突兀，把许多串联学生惊吓得慌乱成一团，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

　　早饭后，我前往南京大学串联。南大最早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创建于1902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全国闻名的高等学府。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初期，因为该校出了个匡亚明事件，使这个学校更加出了名。今天，南京大学的校园里热闹异常，人流熙熙攘攘的，那里的大字报很多，内容多系炮打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的。

　　当我正挤在人堆里观看大字报之际，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在呼唤我道：“喂，李晟。”

　　我掉过头来张望，发现原来竟是那位在串联火车上认识的南京姑娘郑雯在叫我。，我喜出望外，赶紧从人丛里面挤了出来，欣喜地对她说：“啊，是你呀，万万没有想到，咱俩在这儿还会邂逅相遇，正是：两只浮萍飘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格格格——”郑雯又笑得十分甜蜜。“在火车上的时候我不是就对你说，我有一种预感，咱们总有一天会再相见的，今天我的预感当真灵验了，咱们分别还不到一个月就在南京又见面了。”

　　“是呀，你大概是一个会预言的女巫，或者是一个女星相家吧。”我脸上露出了笑容。“欸，你今天什么心血来潮，会来到南京大学看大字报呀？”

　　“我家就在南大附近，我是经常来南大看大字报的。”郑雯抬头望了我一眼，热情地邀请我道，“怎么样，上我家坐一会儿，好吗？”

　　“现在就到你家去玩？”我犹豫了起来。“你家里的人多吗？”

　　“怎么，亏你还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咧，难道你还怕我家里人会把你像药片一样一口吞下？格格格——”她笑吟吟地道，“告诉你吧，胆小鬼，我爸爸、妈妈都上班去了，他们要到晚上才回家来，家里只有一个弟弟，他不会吃你的，走吧，到我家去，你到南京来，就是我的客人了。”

　　我不能拒绝她的友好的邀请，便跟着她一起离开了南大，上她的家做客。

　　郑雯的家是在一座旧式的中国住宅里，她家有三个房间，里面的家具陈设尽管都是旧的，但却显得整齐干净，和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许多家庭一样，她家的四壁都贴满了毛主席画像和毛主席语录图，在五斗柜上还摆放着一尊毛主席石膏塑像。

　　我到她家的时候，她的弟弟也不知道跑到哪一国去了，她家里只有她一人，显得相当清静。这当儿，她忙着为我倒茶水，又从橱柜里取出了一瓶糖和一瓶蜜枣，她热情地款待我说：“你爱吃糖还是爱吃蜜枣，随你挑。”

　　“唉，”我摇起头来。“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你拿这许多东西出来干啥呀？”

　　“你是第一回来南京，又是第一回来我家做客，算是贵宾呀，来，尝一颗蜜枣吧，蜜枣好吃，这还是我串联到北京时买的咧。”她说着，即打开瓶子，把蜜枣倒在瓶盖上递给我。

　　“谢谢。”我把一颗蜜枣塞在嘴里，随口问说，“欸，你不是说你弟弟在家吗？他的人呢？”

　　“他跑去周游世界了，不用去管他。”郑雯自己也吃着一颗蜜枣。“欸，你这次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吗？”

　　“唉——”我长叹了一口气。“甭提了，我真是唐山的火车——倒霉（煤），11月10、11日，毛主席在北京第7次接见红卫兵，我的火车却偏偏被卡在半路上，人家忘情地陶醉在幸福的海洋中，而我却在荒凉的原野上喝足了好几天的西北风。后来，我总算到达北京，由于我一个人呆在北京，玩了几天就没有地方玩了，再加上我受不了北京的气候和风沙，鼻涕水老像泉水般流个不停，而毛主席的接见又是遥遥无期，是一个未知函数，所以，我憋不住就跑到沈阳我哥哥那里去。谁知我的前脚刚走，毛主席又在北京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一再错过天赐良机，说多倒霉就有多倒霉，说多不幸就有多不幸。”

　　“嗨，这怎么跟不幸扯在一起呢？不过，应该说遗憾还是有一点遗憾的，非常可惜未能见上毛主席，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幸福地见上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们朝思暮想的事情。比起你来我是比较走运的，我在9月15日就见到毛主席，当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我的心激动得都快要跳出来了，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我发狂地欢呼啊，雀跃啊，当时的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一样。”她沉缅在美好的往事的回忆之中。

　　以后，郑雯的弟弟回来了，他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郑雯摆出了一副姐姐的架势，她坐着吩咐她弟弟道：“喂，郑欣，你去把炉子盖打开，先烧些水。”

　　接着，她又对我说：“欸，你今天中午就在我这里吃饭。”

　　“不，我坐会儿就准备走，我还有些事情。”

　　“哼，你要打算脚底揩油溜之大吉？不行，你到南京来串联有啥事情呀？莫要在我的面前施展‘阴谋诡计’了，你耍不了我。”郑雯用不容商量的口吻说。

　　我执拗不过这位好客的女主人，只得答应留下吃饭。这时，她取出一些旧的《科学画报》等杂志给我阅览，自己要去煮饭烧菜。我说：“我还是到厨房帮帮你忙，也看看你的手艺到底如何。”

　　她瞟了我一眼，思索了一下，微笑地道：“好吧，你要跟我一起下厨房就下吧，不过，我要跟你约法三章，你只能眼观手不动，不然，我就用扫帚赶你出去。”

　　“唉哟，你这个女主人真厉害，简直就是王熙凤第二。”我也嬉笑地说，“好吧，你就是约法六章，我也像小学生一样遵守，这样总行了吧？”

　　郑雯家的厨房很小，我就站在门旁看她干活。当她洗菜时，我说让我来洗，她连忙制止我道：“你别动手，你这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呀？还说要约法六章咧，还是老老实实在一旁呆着，免得等下我真的要用扫帚轰你。”

　　“好了，好了，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坐享现成饭，岂不快哉？！”

　　后来，郑雯烧好了饭菜，今天她为了款待我，烧了辣味肉丁、炒蛋、青菜、榨菜肉丝汤，我们连同她弟弟三人便围着饭桌吃起午饭来。

　　饭后，郑雯又提议带我上玄武湖公园游玩，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俩便搭乘上公共汽车，来到了玄武门。

　　在破“四旧”之后，多数公园不卖门票，这个玄武湖公园也是不售门票，对广大工农兵、串联学生开放的，我们二人便长驱直入玄武门，沿翠虹堤首先来到了环洲。

　　玄武湖原名桑泊、别名后湖等，是南京有名的风景游览区之一。湖周长约15公里，总面积为444公顷，其中陆地面积49公顷，是湖水面积的九分之一。它三面环山，一面临城。五洲星罗，堤桥相接，湖光山色，风景十分幽美秀丽。

　　郑雯是个“老南京”，她向我介绍说：“你看，在前面绿荫丛中耸立着两块玲珑剔透的‘奇石’，相传是宋代东京开封著名花石纲的遗物，解放初从瞻园附近移到这里来的。”

　　“哈哈，你的样子真有点像是外国的导游小姐。”我打趣道。“刚才你说的花石纲，大概就是《水浒》故事里的历史背景吧？我记得过去历史书读过，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投机家、阴谋家、野心家蔡京篡夺了宋朝的军政大权，宋徽宗好珍玩，蔡京就投其所好，派人四处搜罗各种花石树木运到京师，供宋徽宗赏玩。那些抢掠的花石树木用大量船只运送，有的船队使用的役夫甚至达数千人，舳舻千里，相沿于淮忭，称为‘花石纲’。由于蔡京背叛新法，使新法变为对广大人民刻剥压榨的新手段，终于导致了方腊和梁山泊起义的爆发。”

　　“一点不错，看来，你的历史知识倒是顶丰富的。”

　　以后，我们又登上了假山北面的一座土山，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整个玄武湖的风光尽收眼底，只见它三面青峰玉立，一面是峭立的雄伟的古城墙，那墙垣因其年久失修，而显得有些残破，砖石之间，砖与砖之间的缝隙都长满了好长的野草，使人不禁地联想起了刘禹锡《石头城》里的诗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那湖面十分广阔，看上去不会比昆明湖小多少，湖光山色，碧波漪涟，水阔天空，层次分明，湖中五个洲植遍树木花卉，举目一片郁郁葱葱，景色十分壮观。

　　那个郑雯又显得兴奋异常，用脚跺跺地高兴地说：“我们脚下踩的是全湖最高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眺望全湖，这里是环洲，环洲向东经过小桥，便是樱洲，这是因为洲上种植大量樱桃而得名；从环洲向北过芳桥，便是梁洲，从梁洲顺湖堤过翠桥，就是翠洲；由环洲向东可达菱洲，那里有一座动物园。”

　　我贪婪地眺望着玄武湖的景致，发起议论来：“玄武湖真美，难怪古人云；‘钱塘莫美于西湖，金陵莫美于后湖’。非常遗憾的是，杭州西湖我还没到过，无法将它们加以比较。”

　　“杭州西湖当然是很美的，不过，我更爱玄武湖，我爱我的南京。它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每当我来到玄武湖时，就想起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带我上这儿游玩的许多情景，唤起了我对童年往事的亲切的甜蜜的回忆，人总是忘不了自己的童年时代的，而我们的童年又是那样幸福、美好。”郑雯的神思有些恍恍惚惚，也许她想起了自己童年在玄武湖公园游玩的欢乐情景，回忆像长了许多无形的翅膀，在她的头顶上扑扇、盘旋。

　　我们来到了菱洲动物园，这里的动物园有售门票，一张5分钱，那个郑雯捷足先登，她一下子就窜到了售票处窗口的前面，见此情景，我倚连忙从衣袋里掏钞票，一边说：“喂，还是我来买，我有零钱。”

　　“嗨，你这个人有多傻，你买我买还不是一个样。”她掉头瞥了我一眼，接着就把手伸进窗口内，道，“喂，同志，买两张票。”

　　其实，菱洲动物园是没啥看头的，倘若看了北京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恐怕全国其他地方的动物园都不值得一看，何况，我们又不是小孩子，对动物的兴趣本来就不大，只是来了玄武湖随便看看罢了。

　　我们看了熊猫、狮子、海豹之后，又游玩了樱洲和梁洲，当我们来到梁洲的游船服务部处时，看见那里有许多人在租游船，郑雯提议道：“欸，咱们也去划船，好不好？”

　　“划船？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我显得兴高采烈。“我身上有带学生证，还是让我这‘傻小子’来租船吧。”

　　我排了一阵子的队总算是租到了船，我们登上了船，我手里拿着船桨说：“我来掌舵吧。”

　　“不，我会掌舵，还是我来。”她摇头拒绝。“在电影《渡江侦察记》里也是女游击队长撑船的，当船离岸时她像燕子一样飞到船上去的姿势有多优美呀。”

　　“那你也来一支飞燕曲吧，只是当心等下别成了一只落汤鸡。”我揶揄她们道。

　　“落汤鸡？我可是一个游泳健将啊，这玄武湖的水对于我来说还是太浅了一点。”她得意地扬了扬头颅，然后，就坐在船尾掌起舵来，她掌舵是会一点，只是掌得不好，致使小船摇摇晃晃的，一会儿东歪，一会儿西斜，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坐在船上头真有些担惊受怕要翻船。

　　划船是一件十分惬意、畅快的事情，况且，玄武湖的湖面又是那样宽阔，“船动湖光滟滟秋”，身居小船，可见紫金山的山色映紫，湖光浣翠，那五洲犹如是五把绿色的大伞复盖在浩瀚的湖上，我们轻快地划动着小船，恍如置身于画卷之中，有“人在画中游”之感，令人流连忘返。

　　“欸，李晟，你还准备在南京呆多久呀？”她问我道。

　　“我呀，我过一、二天就要像大雁一样南飞了。”我一边划着桨，一边回答。

　　“怎么，你就要走了，干吗走得这样急呀？为什么不在南京多玩几天呀？”她先是露出惊讶的神情，而后又显得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

　　“嗨——”我不由地叹了一口气。“我这个游子在外面游荡太久了，玩来玩去觉得各个地方都差不多，好像从太阳镜里看到的世界都一个样，当然，南京的中山陵还是十分雄伟壮观的，除了万里长城之外，我认为全国这么些地方还是南京的中山陵气魄最大。”

　　“我看你大概是想家、想妈妈了吧？所以才归心似箭。”

　　“想家是人之常情呗，不过，我之所以急着想回去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想家，我觉得自己已经在外头串联好长一段时间了，该玩的也都玩了，我想尽早赶回去搞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方殷，夺去了年轻人的心……”

　　当我正说得起劲之际，忽然间，我看见附近有一艘小船摇摇摆摆地向我们斜冲来，急得我大声惊叫起来：“注意！注意！有一只小船！”

　　那个郑雯见这情景，她也慌了神，赶紧左划右划，企图把船避开，可是，她越慌张，越掌不好舵，连我们的船也像一条鳄鱼似地朝那船冲去，眼看两条船就要相撞了，我急忙举起木桨用力地把那只船硬撑开去，才避免了那船头直接撞到我们的船，只见两条船在湖心晃荡地打转，那条船上坐着的是四个女串联学生，她们笑笑地向我们表示歉意道：“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没什么，没什么。”我装出不介意的样子，接着，又用桨把那只船撑开去，两只船终于分开了。

　　这会儿，我开始嘲笑她道：“你这个‘女游击队长’很了不起，还会撑杆跳咧，然而，一遇到一只小船来，却慌里慌张地差一点儿把船弄翻，到玄武湖里当一只青蛙，你真有本事，我看你还是让贤吧，让我来掌舵。”

　　“不，这只能怪那条船没头没脑地胡乱撞，若换你这个吹牛大王来掌舵，恐怕我们这条船早已翻船喂鲸鱼了，你还是给我老老实实地坐着，不然，等下到水晶宫去游玩就不要怪罪我了。”她仍要强地说。

　　“好吧好吧，我这个做大人的让小孩子，你真是一个好高务远的女同胞。”我只得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均匀地一下一下划着桨。

　　过了会儿，郑雯又开口对我说：“说真的，我本来还想再跑到F市去串联，可惜如今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这个机会……”

　　“机会怎么没有？我们才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度过了十几个岁月，应该说机会还是有的。”我望着她笑笑道，“你以前不是像巫婆一样有预感么？那么，我现在也有一种巫师式的预感，我预感有一天咱们会在F市再见面的。”

　　“如果你的预感真能实现的话，那该多好呀！”她的脸上流露出欣喜的表情，那双眸子为之一亮，宛如划燃了一根火柴。

　　“是呀，在七亿中国人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相识，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愿我们的友谊像扬子江之水源远流长。”我也显得十分兴奋、激动。

　　在7日午夜1时半，我搭乘上长江客轮“和平三号”离宁赴沪。“和平三号”是一艘载客七百余人的内江大型客轮，每个旅客在船上都有一个卧铺位。

　　我不乘火车，特地搭船到上海去，就是为了要浏览世界第四大河的旖旎风光。我小憩几个小时，凌晨时分就赶紧爬起来观看日出，这时候，在甲板上已有许多的旅客，他们和我一样都挤倚着栏杆争相看日出。

　　黑黑沉沉的夜幕收起了，星星也随之渐渐地隐退了，黎明如同一颗信号弹亮起，在东方水天极处浮现一抹青灰色，一会儿染成橙红色，一会儿又暗成浅灰色。就在这片浅灰色里，慢慢烘出一个半圆形的红色轮光，轮光下面突兀地冒出半边鲜红鲜红的太阳，那太阳宛如一个大火球从水里钻出来，刹那间，光华四射，灿烂夺目，横在东方天上的几抹云彩也变成四处迸射的万道霞光，宇宙拉开了它最金碧辉煌的大幕，吹奏起庄严而肃穆的大自然的《东方红》乐曲。那大火球如大皮球一般跳了几跳，猛地蹿了几尺高，一轮又红又大而又湿淋淋的太阳像璀璨的纯金的大圆盘悬在江面上，它带着眩目的热力和活力，如火一般鲜红、热烈、赤诚。在那宽阔的江面上浮游着一条金焰的巨龙，又好像阿波罗在江面上撒满了碎金，那粼粼水波又如无数只波光闪动的眼睛在眨着咧。宇宙把它那无与伦比的光华、丰彩，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激起了我全身心的震撼。太阳愈升愈高了，隆重地显现出那雍容华贵的丰饶红艳的真容，炫示地喷射出万丈光芒，照耀着金碧万顷的江面。

　　这一段长江下游的江面十分开阔，气势非凡，正如古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色浮前浦，波澜动远空。”一片通红的阳光把江面照得若太阳能吸收罩一般发亮，天光水色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好像舞台上的仙女们身上穿的透明纱衣裳，一簇一簇的船帆如一束一束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

　　当轮船驶过江阴之后，江面豁然开朗，到了长江口江面宽达91公里，形成了一个喇叭形的巨口，遥望江面，水天一色，壮丽的江流茫茫一片，这里的长江已不能给人以江的概念——因为最大的江也不能看到岸，使人以为自己是置身于大海之中。

　　当夜幕又一次笼罩大地时，“和平三号”抵达了上海港。举目尽是稠密的灯火，简直就像是一条五彩缤纷的金河。两岸高大的楼宇矗立，无数支烟囱伸向夜空，吐出了朵朵菌形之花，黄浦江上停泊着许多艘万吨轮船，桅樯林立，舳舻相接。啊，美丽的大上海，我终于又回到你的身边。

　　我到达永嘉路我舅舅家时，我大哥正好已在那儿，他和我舅舅、舅母在围着饭桌吃晚饭，他们看见我回来了，自然格外高兴，连忙放下碗筷招呼起我来。

　　“唉哟，李晟，你这个‘徐霞客’到底回来了，火车是几点到上海的？”舅舅拍拍我的肩膀问说。

　　“不，我是搭乘轮船从南京到上海的，轮船刚刚到。”我回答。

　　“哈，坐轮船比做载猪崽一样的串联火车不知要舒适多少倍，而且长江两岸风光美丽如画，你这小子又懂得玩，又懂得享受呀。”我哥哥笑着夸奖我道。

　　“李晟，你赶快洗洗脸，然后来吃饭，大概你饿了吧？”我舅母为我端来了一盆洗脸水。

　　我洗罢脸，也围着饭桌吃起饭来，一边兴致勃勃地大谈起到全国各地串联的情况。饭后，我又去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自从在北京大学洗了一次淋浴之后，许些日子我没有洗澡了，身上的油垢大约积了寸许厚，剥脱下来可以熬一钵油，因此，当我从澡房走出来时，周身舒畅，精神焕发。

　　我又重新坐到大饭厅房间的椅子上，继续打开话匣子，畅谈在各地的见闻，不自觉间，我时不时地扭动着身子，若同熊猫在搔痒一般，我大哥的眼睛尖锐得像鹰眼一样，他把我的这些细小动作都看在眼里，突然发问我说：“喂，老兄，你的屁股怎么老是扭来扭去的，就像大黑熊老往树杆上擦痒一般样，是不是身上生了虱子呀？”

　　“不会的，我跟虱子是天生无缘的，而且我刚刚还洗过澡咧，我只是觉得身上似乎有些痒罢了。”我连忙矢口否认道。

　　“不会？”我哥哥又瞟了我一眼。“我看有可能，北方的虱子多如牛毛，而且你串住的地方又脏得像鸡窝一样，虱子爬到你的身上你还不知道咧。”

　　“我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生了还是没生虱子呢？我又不是一个阿木灵，我在沈阳是跟李昱住在一起的，怎么会生虱子呢？”我又辩解说。

　　我大哥也不再多说什么，接着，我们又扯起其他话题来。其实，我这次北上串联因为太久没洗澡，而且又跟那些北方学生混居一室，什么时候虱子爬到我的身上来，我自己却毫无察觉，直至回到F市之后，我妈妈清理我的衣物，在我的羊毛衣里发现了许多虱子，我才知道自己当真生了虱子，这一些都是后话。

　　我在上海逗留期间，瞻仰了中共一大会址，还买了好些张印有中共一大会址纪念章的毛主席照片；参观了设在原中苏友好大厦里的上海工业展览会，并特地跑到闵行去看万吨水压机；我还前往天马、海燕电影制片厂观看大字报，有幸碰见好几位银幕上熟悉的电影演员。

　　此外，我还走访了几个亲戚家，也上过我二姑姑的家（我二姑姑前年已因病去世），未遇见我表哥叶文思，他还在外地串联尚未归来。

　　一天晚上，我大哥单独请我到蕾西饭店吃西餐，该店经营的是英美式西菜，因适应中国人的口味，故称“番菜”。在破“四旧”之后，这家饭店也易名为革命饭店，虽然还经营西菜，但东西却简化许多——美名为大众化。我哥哥点了三明治、炸牛排、金必多浓汤等道菜。在等上菜的时候，我们就闲聊起来。

　　“欸，大哥，你今天为什么不叫桑丽丽一道来吃西餐呀？”我问说。

　　“干吗要叫她呢？咱们兄弟俩单独呆在一起，谈话岂不更痛快些，要诅咒上帝就诅咒上帝，要诅咒女人就诅咒女人，用不着有所顾忌。”

　　我认真地注视了他一眼，又问：“嗯，你现在跟桑丽丽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怎么样，就这样，女人没有一个是肝胆的，我算是看透了这世界就像沙漠一样冷酷无情，到处是欺骗、虚伪、谎言，一切都是假的。”我哥哥的情绪如火油遇上点儿火星便燃起来。

　　“你不要把事情说得那么绝吧，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而言，你以前不是吹捧过她如何之好，又贤惠、又善良、又温文尔雅、又有贵妇人的风度，可是，难道如今她一下子就变成十文钱买十一个——分文不值吗？”

　　“我记得《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话：‘盐本是好的；盐若去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式，只好丢在外面。’我想，一个女人若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失去了女人味，那么，再去谈论她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你认为的女人味或者女人应有的价值又是什么呢？”

　　“忠贞，最重要的是忠贞，一个不能患难与共的女人难道还能作为自己的终生伴侣么？有一句埃及谚语说，‘变节的大臣出卖国土，不贞的妻子葬送幸福。’”我哥哥开始有些激动起来，脸上露出郁怒的表情。

　　这阵子，服务员把菜端上来了，我们拿起了刀叉，津津有味地吃起“番菜”来。

　　“现在的西餐蹩脚得很，只能随便尝尝个味道，若在从前的话，那才是鸭子下水——呱呱叫咧。什么烙蛤蜊、罗尔腓利、丽娜鸡、海立克猪排、维而法西立刻汤纳、司盖阿盖、墨西尼鸡面，还有西点奶油泡夫、白脱忌思酥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就叫你要流一钵子的口水。”我哥道。

　　“嗨，上海还算是很不错的了，在F市连西餐也吃不上咧。”我切了一片牛排往嘴里送。“这牛排的肉怪嫩的。”

　　以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入谈论桑丽丽的事，我又问我哥哥道：“既然你已经把桑丽丽看得那么透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是要跟她一刀两断，还是藕断丝连呢？”

　　“一刀两断也罢，藕断丝连也罢，都有一个‘断’字，我想，我们迟早总要分手的。”我哥哥停顿了顿，又补充说，“据说，老檞树的旧叶是在新叶子开始萌发的时候才脱落的，爱情也是这样，旧日的爱情虽然已经灭亡，但却仍萦挂在人的心上，只有新的爱情来临了，才能取而代之。”

　　“我理解这种感情的缠绵，不过，我应该奉劝你，如果你想跟她告吹的话，还是早一点同她摊牌得好，再拖下去，对你对她都是不利的。”

　　“这我知道，我们的事如同是一个仲夏夜之梦，即使是再美好的梦，醒来的时候也会消失的。”

　　由于上海是柯庆施长期经营的老巢，再加上又是文化大革命风暴的策源地，所以，尽管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炮打省市委的巨浪狂涛，而上海市委却像一个固若金汤的堡垒，较长一段时间未受到猛烈的冲击（虽说8月31日一些北京南下学生云集在文化广场，向曹荻秋开了头炮，但这场大火很快就被扑灭了）。

　　11月初，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参加“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会上有人提议说，“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并决定着手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1935年出生于长春一个贫苦家庭，1951年参军，在朝鲜打过仗，先是当警卫员，后当通讯员，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后任保卫科副科长。王洪文同另外6个人于6月11日下午贴出了《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的大字报，从此，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风云人物，他先反厂党委，后又反局工作队，当上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队”）的头头。

　　在会上讨论选举“工总司”核心组成员时，王洪文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貌、职务，便于选举。”

　　这一建议自然得到众人的赞同，于是，与会者一一自报门户。当轮到王洪文介绍时，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响当当的金牌：“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由于他的三块金牌最硬，使他被选入核心组，并当上了司令，而另一位能说会道的复员军人潘国平当上了副司令。

　　11月9日下午，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二万多名戴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云集在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集会，庆祝“工总司”的成立。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会即将结束，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的歌声，正值人们准备散会之际，大会执行主席讲话说：“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要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们承认我们‘工总司’……”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直至晚上9时多，仍不见曹荻秋的人影子，王洪文等人便决定把队伍拉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于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不断呼喊着口号，唱着《工人阶级硬骨头》等歌曲，浩浩荡荡地向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大楼进发。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聚集在市委大楼前等候曹荻秋接见，可是，曹荻秋始终却不肯露面。夜十点多，天上下起了牛毛般密密的冷雨，忽然有人传出消息说，“曹荻秋要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工总司的队伍又开拔了，冒雨赶到上海展览馆的友谊电影院，造反队员们把影院挤得水泄不通。

　　凌晨2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造反队员们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

　　“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张祺答道。

　　张祺立即受到围攻，他劝说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由于曹荻秋不予接见，工总司司令王洪文提议说：“我们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去！”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提议立刻得到了造反队员们的热烈响应。黎明时分，一夜未眠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大旗，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等口号，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静寂。

　　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率队首先冲进北站，检票员无法阻挡住这股汹涌的人流，他们冲进月台。这时，一列赴京的红卫兵列车正停靠在月台处，潘国平挥手说了声，“上！”，便有一千多名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把列车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挤不上这列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开往郑州的602次列车正空着，王、张便率领一千多名造反队员登上这列列车，把这列列车也挤满了，而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时，以无车可上，他们便嚷嚷着找上海铁路局头头要求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清晨五时许，红卫兵列车发出“呜”的一阵汽笛声，车轮转动了，在一片欢呼声中，列车驶出了上海站，于中午抵达南京。

　　随着第一批造反队员的离去，坐在602次列车上的造反队员开始焦急起来，这列列车原定是10日晚23点发车，王洪文便与该车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发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又报告了上海铁路局，后得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7时发车。

　　上午7时，列车又在一片欢呼声中启动了，于8时17分抵达安亭站，随后列车倒开，进入一条卸煤的岔道，当列车停止前进时，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这里是荒野地带，四周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木材和煤。原来这趟列车被接受上海市委指示的上海铁路局下令截留了。

　　这时，王洪文急忙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从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说：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列北上列车，原定上午10时10分开车，后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接着，又从南京车站传来消息说：那趟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车站之后也停开了。

　　以后，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电话说：“希望你们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了火车，他们对何去何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回上海去，也有人反对，王洪文同三司红卫兵商量后，作出决策：“拦车北上！”

　　不久，一列火车从上海方向驶来了，那些造反队员们站在铁轨两侧，有的挥舞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火车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急忙来个急刹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从车上走下来了，而工总司造反队员们则嚷着要挤上车去，列车长拒绝他们说：“车上有电话，你们可以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向他们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过了一阵子，几辆小轿车坐着上海市委派来的轻工局局长、机电局局长赶到安亭，上海市公安局、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反复劝说下，造反队员们终于同意先放行648次列车。在长鸣的汽笛声中，滞留了快两个小时的648次列车启动了，驶离了安亭，而不少造反队员也同意回到602次列车上去，等待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但王洪文并不甘心前功尽弃，他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对造反队员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于是，他们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像从前“二七”大罢工一样也来个集体卧轨，中午12时2分，当14次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路上躺着、坐着一千多名造反队员，特快列车不得不紧急刹车。

　　列车长下了车厢，气喘嘘嘘地跑到拦车者的面前，王洪文对他说：“我们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要上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去，请你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让我们上北京去！”

　　“不行，这绝对不行！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请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列车长口气强硬地拒绝道。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也毫不示弱。

　　由于安亭路段是单轨，拦截了14次特别快车，就等于卡断了沪宁线，致使南来北往的列车都堵塞在安亭附近，整个华北、华东的铁路运行计划被搅乱，铁道部中心调度枢纽里报警的红灯眼花缭乱地闪耀着，告急的电话铃声响不绝耳……

　　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陈伯达找来张春桥商量后，张春桥便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10日上午致电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说：“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同时，上海市委调遣了数万工人赤卫队、干部、四清工作队员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围攻北上的工总司，另一方面上海红革会等学生和其他群众造反组织也在声援北上的工人造反派，两派群众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当王洪文等人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并且也在老工人的造反队员劝说下，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特快列车，这样，沪宁线被切断20小时21分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14次特快列车又缓缓地离开了安亭车站。

　　在通车后一个多小时，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乘轿车来到安亭。

　　韩哲一劝告王洪文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但王洪文根本听不进他的话，顽固地说：“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劝说无效，未能扭转局面，只得与李干成一起折回上海。

　　11日，陈伯达又给工总司拍了一份电报说：“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11日晚，夜色茫茫，在呼啸的寒风中，一架军用专机从北京直飞上海。22时，在绵绵细雨中，这架专机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从舱门里出来了一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子——他就是张春桥。

　　对于张春桥来说，此行非同寻常，正如他事后所云，“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他既要执行中央的意见，让工总司撤回上海去，又不要使自己摆到工总司的对立面去，因为工总司毕竟是反陈、曹的一支主力军，若要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以取而代之，非要借助这股政治力量不可。他乃处于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三夹板之中，每走一步棋都要慎之又慎，考虑再三。

　　然而，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比别人有更多的心计，临行之前，他先和首都三司联系上了。当张春桥刚下飞机，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早已在停机坪等候，张春桥和三司红卫兵们热烈握手，然后，就和一个中央美院学生包得福一起上了一辆挂着大喇叭的宣传车，直奔安亭。

　　这个三司驻沪联络站头头包得福，绰号叫包炮，其父是一个烈士，其母在康生家当保姆，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包炮来到上海后，就结识了王洪文，那时正是筹建工总司之初，王洪文把包炮视为自己的谋士，关系十分密切。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吉普车在雨中疾驶如飞。一路上，张春桥从包炮的嘴里了解到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详细情况。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亭。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去！”包炮提醒司机说。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时，已是午夜时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身穿黄军装、五官端正的年轻人就用雨伞给他撑着，包炮向他介绍说：“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

　　王洪文也脸露笑容说：“春桥同志，我们工总司热烈欢迎您！”

　　张春桥摘下麂皮手套，和王洪文握手说：“工人同志们好！”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清目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喔，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一边说，一边伸手和他握手。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潘国平也紧握着张春桥的手。

　　在一阵寒暄过去之后，就在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开始了谈判。

　　张春桥首先向他们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文：“工人同志们：10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议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会搞不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信，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他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接着，张春桥又声色俱厉地道：“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也都听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毛主席的声音。你们必须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用怀疑的目光瞅着他。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张春桥又道。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潘国平毫不示弱地顶撞说。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转过脸来问王洪文道。

　　“我们一切听中央首长的。”王洪文表态说。

　　张春桥那双冷酷的眼睛透过眼镜片逼视着他，道：“那你们立刻把队伍撤回上海去，有问题在上海就地解决。”

　　“我们尽量说服下面的人回去，不过，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如果这几个问题能够得到圆满的回答，我们就回去。”王洪文不动声色地将了张春桥一军。

　　张春桥那双莫测高深的眼睛注视着王洪文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但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你们一定要回去，这是中央首长的命令！”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发，我们不要空头支票。”潘国平道。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现在已是清晨三点，应该说是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去，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张春桥回答。

　　“好，一言为定！”王洪文站起来，和张春桥握手成交。

　　12日早上，天上的雨像扑粉似地密密麻麻下着，在安亭堆料场上，二千多名造反队员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张春桥的到来。

　　8时，一辆大卡车驶了进来，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包炮等人站在车上，这时，王洪文给张春桥撑着一把黑布伞，可是，张春桥却把伞推开了，因为场上的人都在淋雨。张春桥用那双冷峻、严厉、刻板的目光扫视了下面黑压压的人头一番，发表演讲说：“工人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段开场白赢得了一阵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办搞，我们没有经验。”接着，张春桥掏出陈伯达的电文念了一遍，然后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这一次安亭事件造成了京沪线交通断绝，京沪线再这样中断几天损失就大，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同志们，你们工人阶级是最听党的话的，你们应该要立即撤回上海去，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的话如同水泼到了滚沸的油锅上激起油花四溅，有人吼起来：“张春桥靠边站！”

　　“我们的问题没解决，决不回去！”

　　张春桥见硬压不成，便来软的，顺势答应说：“只要人先回去，有些问题可再商量。”

　　王洪文也大声地道：“‘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即刻接着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张春桥的这段讲话，又再次博得了掌声。

　　王洪文也趁机号召道：“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在张春桥、王洪文和潘国平说服下，大部分工人都同意回去。结果，中午时分大部分造反队员都登上火车返回上海，而仍有一部分人要坚持北上，步行上京请愿。

　　12日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即给北京挂了长途电话，向陈伯达、江青汇报了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情况。

　　13日中午，上海市委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仍兼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

　　曹荻秋主持会议讲话说：“‘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工总司’在安亭闹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而张春桥则一言不发，他一支接一支笃悠悠地抽着烟。自然，曹荻秋也把这都看在眼里，尽管与会者多发言支持他的意见，但是，他还是当场拨通了陶铸的长途电话。

　　曹荻秋向陶铸汇报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从话筒里传来了陶铸的声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接着，曹荻秋就把话筒交给了张春桥。

　　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头说：“嗯，嗯，知道了。”

　　待张春桥听完电话后，曹荻秋做出决定说：“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

　　紧急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张春桥不言不语地走出了会议室，他上了轿车后，便对司机道：“上文化广场去。”

　　当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时，早已在文化广场扇形大厅里等候多时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沸腾起来，他们不断地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发表一番演说，然后说：“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代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上海市委压制了群众运动，曹荻秋同志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上海市委必须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群众的革命行动给予支持，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当晚，刚吃过晚饭，华东局书记卫老手持传单进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他开门见山地道：“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

　　“早就看过了！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发布这‘五项要求’？”陈丕显手指着书桌上的传单，愤愤不平地说。

　　“是张春桥说的，将来只能由张春桥自己负责！”卫老也同样发泄着不满情绪。

　　他们正说着，曹荻秋也不约而同地来了，他仨越说越生气，陈丕显提议说：“给北京挂电话！”

　　“对，给中央文革挂电话！”卫老和曹荻秋也表示赞同。

　　当陈丕显他们挂通了陈伯达的电话，正巧王力在场，大抵由于陈伯达的普通话太难听懂了，又王力替他接电话，向上海转述他的意见。

　　“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的‘五项要求’，你们知道了吗？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承认这是‘革命行动’？张春桥宣布‘五项要求’之前，为什么不与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为什么他反而说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陈丕显在电话里发了连珠炮似的责问。

　　陈伯达的答复是冗长的，就像做报告一样，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一切表明他是赞同张春桥的“五项要求”的。

　　陈丕显挂上电话后，在旁的卫老和曹荻秋也跟他一样恼火，曹荻秋用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我给陶铸挂电话！”

　　陶铸的电话接通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在电话里表态道：“张春桥宣布的‘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表态给他仨一时的鼓舞，然而，张春桥也在往北京陈伯达、江青挂电话。

　　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陈伯达、江青对陶铸群起攻之，导致常委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15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挂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

　　翌日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主席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常委扩大议会，他听取汇报后，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有言论、结社的自由”后，含怒不露地问：“宪法你们看不看？我认为，上海问题上，张春桥是对的，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认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要基层党组织领导，要依靠老工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同时，工总司一部分继续北上的“赴京控告队”的造反队员们，在张春桥、王洪文亲赴苏州做工作和施加压力下，终于也从苏州返回上海。至此，安亭事件暂告一段落。

　　话分两头说，11月15日晚，中关村3号聂元梓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聂元梓抓过话筒随口问：“喂，你找谁呀？”

　　“我找聂元梓。”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就是，你是谁呀？”

　　“我是王光宇。”

　　聂元梓一听，不由地一愣，这个王光宇是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人员，他打电话来准有要事，便说：“噢，是王光宇同志呀，你找我有事吗？”

　　“江青同志对你很关心，要你带上身边的材料到别的地方去住。”

　　聂元梓沉默了，自从1959年同吴宏毅离婚，她就一直跟子女们生活在一起，虽然1966年1月她又同吴溉之结了婚，但平时仍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只是最近一阵子忙于搞运动，才请了一个本家的侄媳妇料理家务，这个家给她带来幸福、温暖和欢乐，她对它有着无限的眷恋，她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便婉言谢绝说：“感谢首长的关怀，我这里挺好。”

　　“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你要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王光宇毫不客气地下命令道。

　　聂元梓出于无奈，当即乘上北大的小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她在门口下车，从传达室给王光宇挂电话。不一会儿，王光宇乘车来到门口，叫她把北大的车派回去，然后让她坐进他的车。

　　汽车驶出国宾馆，向西驶去，七拐八拐驶进一个小院停下，王光宇打开车门，对她说：“下车吧。”

　　聂元梓下了车，跟着他来到一幢二层楼房，聂元梓环视了一番房子及周围环境，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你不要问。”

　　走进房间，王光宇问她说：“材料带来了吗？”

　　“带来了，在提包里。”聂元梓说着，就打开提包取出材料搁在桌面上。

　　王光宇信手翻了一下材料，即把材料装进文件袋，用封条封上说：首长的意见是把材料放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你要用材料可以打电话给我，现在比较晚了，你休息吧。”他夹着材料厂欲走，又补充道，“你要记住，不要往家里打电话，不要往学校打电话，也不要同外边联系。”

　　在王光宇走掉后，一位工作人员把聂元梓安排在二楼的一个房间说：“这是你的房间。”

　　“这是什么地方？”聂员梓打量着这房间问道。

　　“时间不早了，你还是早一点去休息吧。”那人却避而不答。

　　次日，聂元梓从炊事员和医务室的医生嘴里套出这里是花园村记者站。究竟他们为什么把她弄到这里来？为什么要禁止她与外界联系？莫非她是被软禁了？一想到这一些，她心里就更加惴惴不安了，焦躁和烦恼扰乱了她全个的心。一连三天过去，可是，却一直没有人来理她，她沉不住气了，便给王光宇挂了个电话，质问他说：“你为什么把我弄到这个地方来？”

　　“我不知道。”王光宇有意一问三不知。

　　又过了一天，聂元梓已准备要逃离此地，这当儿，屋里电话机的铃声终于响起来了，她迫不及待地抓起话筒，里面传出了王光宇的声音：“是聂元梓吗？”

　　“我正是。”

　　“我是王光宇，首长找你有事，现在就有车去接你。”

　　不多会儿，王光宇乘车来了，把聂元梓接到钓鱼台。车子一直开到国宾馆的门口停下，聂元梓被王光宇引入国宾馆的客厅，这座国宾馆是1959年国庆10周年大庆时建造的，专供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下榻。

　　聂元梓也是第一次来到这国宾馆，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双眼透过眼镜片四处张望着，那堂皇富丽的陈设令人心醉神迷。过了片刻，从客厅另一端房门里走出来了江青，聂元梓一见，慌忙起身招呼说：“江青同志。”

　　“聂元梓同志，你好！”江青一边走着，一边就伸出了手。

　　“江青同志，您好！”聂元梓连忙也伸手过去，两人亲热地握手互相问候着。

　　这时候，王光宇退出了，一个女工作人员进来端茶倒水，又退出了，客厅里只剩下两个女人。

　　“聂元梓同志，我对你是信任的。”

　　“感谢首长。”

　　“希望你严格要求自己，做事要检点。”

　　“是，首长。”聂元梓嘴里虽这么说，但心里却一阵发怵，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把柄被人揪住了。

　　“聂元梓同志，这次找你来，是要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到上海去煽风点火，你只要把上海搞乱，就立了大功。”

　　聂元梓对江青的意图不甚理解，困惑地望着她说：“北京是革命的中心，我怎么好离开党中央、中央文革的直接关怀呢？那样，我可什么也干不成。”

　　“你放心去好了，闹它一阵子就回来，我等你的回信。”

　　“好吧，我把学校的工作安排好，就去上海串连。”她终于点头应诺了。

　　“上海的运动开展得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都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上海市委问题严重，问题没揭透。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是在上海搞的，在北京搞不下去。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你们到上海串连，有机会可以见见张春桥。他现在不在北京，他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北京。”

　　次日，聂元梓收拾东西准备回学校去。忽然，楼下响起几声汽车喇叭声，不一会儿，她的房间门口响起了敲门声，聂元梓说：“请进。”

　　走进房来的是王力，他俩寒暄后，聂元梓告诉王力说：“我过几天就要动身到上海去串连，是江青同志要我去上海煽风点火的。”

　　“我知道，你去上海串连，我可以介绍你认识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甄××，请他帮助你介绍、了解上海的一些情况。”王力道。

　　“如果我们有事或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怎么写法？”聂元梓又问。

　　“可以交给甄××，交给记者就可以了。”王力回答。

　　回校后，聂元梓把事情安排妥当，就带上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搭乘上13次北京至上海特快，于11月20日抵达上海北站。

　　聂元梓一出北站，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找甄××，甄××乘车来接聂元梓和孙蓬一，在汽车上，聂元梓迫不及待地就问：“张春桥在不在上海？他要是在上海的话，我想见见他。”

　　“春桥现在不在上海。”甄某回答。

　　“有机会我想见见他。”聂元梓一再说。

　　“好的。”甄某点头答应，又道，“你们先在衡山宾馆住下，好吗？”

　　“不，我们没那么娇贵，我们到学生中去，这样可以多了解情况，便于发动学生，你就让我们住到华师大去吧。”聂元梓说。

　　“那也好。”甄某略略想一想，就叫车驶入华师大后门，直奔第三宿舍。那儿原本是留学生宿舍，运动开始后，留学生纷纷回国，那里成了一幢空楼，聂元梓和孙蓬一便下榻于此。

　　在聂元梓到达上海次日，上海各造反组织云集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以“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说：“这一次我们来上海的目的，是要揪出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刽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来和他算账。常溪萍的问题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邓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聂元梓还在学生、工人中间四处煽风点火，又是看大字报，又是开座谈会，又是听甄某介绍情况，她不断鼓动说：“光打倒曹荻秋不行，还要反陈丕显，要打进市委机关，让市委后院起火。”

　　在记者站的小楼上，甄某安排张春桥和聂元梓、孙蓬一秘密会晤，张春桥对聂元梓、孙蓬一说：“你们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窝——华东师大，在那里放一把火，要从常溪萍的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另外，在上海，你们必须跟王洪文见一面，你们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于是，甄某又安排聂元梓、孙蓬一同王洪文进行一次会晤。

　　在这二次会晤后，他们组成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并且同王洪文的工总司联合起来，在工总司几个造反组织的头头聚会上，聂元梓慷慨陈词，鼓动说：“我们要把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11月24日，张春桥在当日就要飞往北京之际，他在上海友谊电影院接见了华东师大的造反派红卫兵，发表讲话说：“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学开群众大会，他们给我送来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问题很严重，这个我知道。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大字报是我接过来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么严重的罪行。

　　“在过去，我们对北大那件事，还仅仅认为是一个孤立的事，就那么一个学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后，揭发出大量事实证明，那就要与彭真、陆定一联系起来看。原先我还没有把彭真、陆定一当作坏人，问题没有揭出来。而现在揭出他们的问题，再来看常溪萍的问题，觉悟就提高了。这不是个别的事，而是彭真镇压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骤。”

　　就在张春桥离开上海的第二天——11月25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和外地的红卫兵一万五千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聂元梓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高呼：“炮轰上海市委，上海必须大乱！”

　　27日，《红卫战报》（红革会的机关报）编辑部就该报第九期的发行工作与市委和邮电局协商，因为这一期印数达65万份，其内容有揭发、批判《解放日报》执行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重要文章”，红卫兵要求这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但上海市委对红革会的要求予以拒绝，理由是：《解放日报》是市委机关报、党报，《红卫战报》是群众组织的报纸，不能相提并论，不能让《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29日清晨，上海红革会的学生们前往《解放日报》社，最初他们还是在邮电局驻《解放日报》发行科及《解放日报》社传达室里进行交涉。这阵子，门外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红革会学生们考虑到可能会有坏人混水摸鱼进报社捣乱，便协同报社工作人员在大门口维持秩序。但后来由于与红革会对立派的组织群众蜂拥而至，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为了控制局面，红革会于当天下午成立了火线指挥部，并于当天深夜进驻报社。

　　12月1日上午，《解放日报》社党委发表声明说：“红卫战报不是解放日报副刊，绝不能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副主任郑××等带着市委的意见到解放日报社同红革会谈判，由于所带的意见避开了红革会的根本要求，未达成协议。

　　3日，红革会全体学生列队到《解放日报》社，谈判再次破裂，红革会即采取行动，封闭了《解放日报》社，即在《红卫战报》的发行工作未解决前，不准《解放日报》发行。

　　新近成立的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而工总司也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四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针对两个“四条”，陶铸也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从1日到5日，有上百万愤怒的多数派群众包围了解放日报社，对进驻报社的红革会学生展开海潮般的猛烈攻击。在围攻达到高潮时，整个报社周围的马路都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像疯狂了的海洋，像爆发了的火山！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党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的工人们通宵达旦地示威游行，怒不可遏地叫喊着口号，呼喊声汇成了一股嘈杂的旋风。他们脸孔涨得通红，眼睛冒着火，咬牙切齿着，激动地不断挥舞手臂。他们有的手持木棍、铁棒向里面冲锋，甚至有的还使用了十二磅重的大榔头、百余斤重的三角铁，以及大石块、玻璃片等等，一起向守卫在门口的少数派工人、学生打来，他们还开来了电线急修车，用云梯、铁叉攻楼，还有人竟然把汽油倒在门板上，准备火攻，同时，还切断了报社大楼的水源、粮源、电源。

　　而红革会的行动也得到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声援和支持，大批援军纷纷赶到报社，人数最多达五、六千人。对立的两派群众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人们除了用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点燃仇恨的烈火之外，还大打出手，一方要攻进报社大楼，一方则拼命守住大楼，木棍落下去的是鲜血飞迸，铁棒落下去的还是热血四溅，血，更加剧了彼此间的憎恨，进一步点燃了复仇的火焰，武斗又升级了，两派共有一百数十人受伤，这是上海滩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

　　而张春桥最初的态度是暧昧的，他对红革会并无好感，甚至还有点感冒，直至毛泽东点了头，他才在北京接见了红革会学生代表，赞扬他们的大无畏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像狂暴的龙卷风，造反大军像汹涌的海啸，至于上海市委则像一艘可怜的帆船，龙卷风把一切东西往上吸，又从天上扔下去，海啸卷起几丈高的巨浪，铺天盖地地朝帆船倾压过来，帆船面临着可怕的灭顶之灾。12月5日，在中央文革施加压力下，上海市委不得不在红革会提出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提出的“四项要求”上签字，并且，12月8日上海市委又发出《紧急通知》，10日再次发出《通知》，《紧急通知》对那“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要求“进行广泛宣传，坚决贯彻”，在有曹荻秋签字的《通知》中说，“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的。……”

　　《解放日报》事件的发生，短短几天功夫，就使得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大上海顿时大乱起来，无论大街小巷、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到处人群骚动，议论纷纷，参加辩论的人数之众多，范围之广泛，争论之剧烈，时间之持久，影响之深远，这在上海都是前所未有的。从此，上海港再也不是一个平静的无风港，那些北京学生和红革会学生搅了半年也没有把上海搅乱，可是，现在几天内，大上海就大乱了，官方的八十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骤然间土崩瓦解，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位置来个大颠倒，政治的天平倾倒于造反派一方，上海顷刻之间竟变成造反派的一统天下。

　　我的运气不佳，既没有赶上北京毛主席的接见，而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的期间，我偏偏又不在上海，未能亲睹这些具有历史事件的经过，实为遗憾。

　　在我串联回到上海之后，10日，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打倒杨西光”大会，我也跑去观热闹。

　　这个杨西光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他长期分管文教口工作，被控是忠实地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别在这次运动中，又参与了扼杀学生、红卫兵运动的一些事情，因此，他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来打倒在地。

　　这天上午，有几个足球场一般大的人民广场上挤得连苍蝇也无法飞越过这无边的人海，我不能确切地估计参加集合的人数，大概总有几十万人吧，偌大的人民广场是人的山，人的海，人海战术，这是拥有七亿人口的中国历来运动的一个特点吧。

　　在这个大规模的批斗会上，除了杨西光之外，我还看到了卫老、曹荻秋、马天水和杨永直等，他们都是被叫来陪斗、听取批判的。在批斗会上，这些大人物已失去昔日的神采，年迈的卫老满头斑白，这些日子他的头发白得更厉害了，雪白得如冰天雪地的南北极；身子羸弱的曹荻秋微驼着背，脸色憔悴、目光呆滞，干瘪得若同一片枯叶，似乎一阵狂风就可以被吹走；还有马天水和杨永直，一个个也都是一副狼狈相，正是：“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如果说过去他们在台上做报告时，下面总报以一阵雷动的掌声，而今命运的天平失去了平衡，他们从铁锤变成了铁砧，被押上了批斗台，面对着同一批群众，暴风雨般的掌声被歇斯底里的口号声所代替，又是“打倒”，又是“炮轰”，无数个挥舞着的愤怒的拳头好像是一大片复仇的森林，那些原先如绵羊一般驯服的民众如今变得那样不通情达理，他们怒不可遏，火气冲天，如若吃了五个葫芦的金丹似的肝火旺得很，这一切变化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11日上午，工总司、红革会等组织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60万人的《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再次跑去观热闹。

　　在会上，大会组织者宣读了《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只听见扩音器里传来了一个声调激昂的男高音：

　　三项决定1.由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阅户。（包括零售户）

　　…………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同意王一平宋季文（签字）

　　四项要求1.我们坚决支持红革会的革命要求，以前这样，现在这样，今后也这样。

　　…………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同意王一平宋季文（签字）

　　此外，会上还宣读了上海市委12月8日的《紧急通知》和12月10日的《通知》。而后，会场上爆发出了一阵浙江潮般的狂热掌声和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再说张春桥飞到北京后，就跟姚文元谈话说：“看来，一定要来个‘内外夹攻’。”

　　“是呀，光靠王洪文、聂元梓从外面进攻，上海市委还是倒不了的。“姚文元和他一拍即合。

　　张春桥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后，若有所思地道：“我看，这一着棋要由你出面，争取‘丁学雷’和‘罗思鼎’起义，来一个‘后院起火，中心开花’。‘丁学雷’和‘罗思鼎’都是你的‘脚碰脚’的文友。你给他们打电话，比我方便。”

　　“好，我试试看，我尽量说服他们。”姚文元爽朗地点头答应了。

　　所谓“丁学雷”、“罗思鼎”其实都不是人名，“丁学雷”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代号，它取丁香花园的“丁”为姓，以“学雷”为名。丁香花园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所在地，据说这幢洋楼本是清朝李鸿章的别墅，因园内种了许多丁香，故取名为“丁香花园”。由于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之初，正是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的年代，“学雷”就是“学习雷锋”之意。“丁学雷”写作班子的负责人正是徐景贤。至于“罗思鼎”则是上海市委写作组历史组的代号，也是取义于雷锋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即“螺丝钉”的谐音，它的负责人是朱永嘉，原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曾请朱永嘉帮助查阅过明史资料。

　　在11月25日，朱永嘉被复旦大学红革会红卫兵揪回复旦大学批斗，勒令他交代在市委写作班子里接受过陈曹什么“黑指示”，写过什么“黑文章”。27日夜，丁香花园附近又出现了红革会学生，他们要来抓“丁学雷”，端“黑窝”。

　　徐景贤惶恐之极，于28日清晨终于拨通了北京中央文革的长途电话，他向张、姚告急求援。姚文元在长途电话中，要徐景贤转告红革会学生说：“朱永嘉同志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做了许多工作，是姚文元同志的助手。你们马上释放朱永嘉同志……”

　　这样，姚文元的一个电话就救了朱永嘉，也救了徐景贤，再加上《解放日报》事件的猛烈冲击，上海市委已变得岌岌可危，就像一艘触礁的轮船正在沉没之中，对于这一大势所趋，精通文史的徐景贤、朱永嘉辈是不会不意识到的。

　　12月12日晚，姚文元又给徐景贤挂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写作班要走出大院，和工人学生相结合！我的意思你听懂了吗？听懂了吗？”

　　自然，徐景贤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理解了姚文元话的意思。次日下午，徐景贤紧急召集写作班全体成员开会，传达姚文元在电话中透露的重要信息，这次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午夜，那些秀才们个个慷慨陈词：“我们不再做旧市委的‘奴隶’！我们要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

　　“我们要杀回马枪，我们要来个‘里应外合’！”

　　“我们要向外抛出陈、曹的‘核心材料’，从内部攻破堡垒！”

　　写作班子支部副书记郭仁杰站了起来，他激动地涨红着脸，像朗诵诗歌一样抑扬顿挫地道：“革命方觉北京亲，造反才知主席亲。现在到了决定我们写班子命运的时候了，现在正需要一面从市委内部杀出来的旗帜——那就是我们！”

　　他们贴出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声称：“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反到底！”“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以后，他们又串联了《支部生活》（上海市委机关刊物）一班人，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认准了风向，如同洪承畴一样认定了新主人，横下一条心来反戈一击，造了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的反，点燃了市委后院的狼烟，上海市委的劫数来临了。58xs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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