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名学生开进地质部，一闹地质部，欲揪回北地院前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到地院听取批判，由于他们的目的达不到，他们便强占办公楼，批斗了地质部长何长工，还把地质部的牌子摘掉，挂上他们东方红公社的牌子。7日，西纠红卫兵也开来大批人马，两派红卫兵发生了严重冲突，即所谓“九?七事件”。而这期间，邹家尤则回地院到支持他们的一派学生中听取意见，引起了东方红公社一派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便采取所谓“革命行动”，将邹家尤抓回地质部，听取东方红公社的批判，即二闹地质部。从14日起，地院对立派食堂工人拒绝给东方红公社的学生送食，致使事件越闹越大，轰动了北京城。后来，在中央干预下，也为了迎接国庆节和第二届中日青年大联欢，地院东方红于9月19日暂时撤离地质部，二次大闹地质部前后15天，开红卫兵冲国家机关之先河。
9月23日，地院东方红大造地院文革的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强行夺取院广播电台，两派群众又发生严重冲突，造成了严重的流血武斗事件。
24日凌晨，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和北京市委吴德等赶到地院，召开全院师生大会。
关锋身穿军装，一脸冷峻地讲话说：“我和戚本禹同志拟了几条意见，对最近‘东方红公社’的同学的行动表示我们的态度。”
这时，台下的东方红公社一派人狂热地鼓掌。
“下面我就照本宣读：“第一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邹家尤应该到少数派学生那里去检查。不管有多少学生都应当随叫随到。这是中央撤销工作组时早已说清楚了的。
“第二条：我们支持你们的要求，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何长工应负责任，也应当去检讨。
“第三条：多数派同学，既然你们对于工作组没有意见或者已经没有意见了，你们应当欢迎和支持少数派同学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你们不应当阻挠他们的行动，如果你们采取阻挠的行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指示的精神的。
“第四条：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少数派同学到地质机关去要求邹家尤检查的行动是不能说是错误的，是对的！”
由于中央文革对地院东方红的支持，次日，北航红旗、北外红旗大队、清华井岗山等也纷纷效法，强行夺取了广播台。
斗争愈演愈烈，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作为“大叛徒”被揪了出来。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也被作为“大叛徒”揪了出来，还挂黑牌、戴高帽在中央党校内游街示众。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头上被戴上了60斤的铁块，残遭毒打折磨致死。
当张霖之惨死的照片送到周总理的手里，他的心若同遭电击一般强烈颤动了，他看着那血肉模糊的照片，手在不住地抖着，心在哭泣，脑袋好像给什么东西压迫似的，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感，自己身为一个国务院总理，却无力保护自己属下的一个部长，怎能不觉得痛心疾首呢？他恨自己太软弱了，总在迁就某些人，尽量地委曲求全，他毕竟不敢违背主席的意志啊。
他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谈话中，心情沉痛而又愤慨万分地说：“张霖之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后我才突然晓得，到现在我很难过。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为什么矿院把他揪去四十多天！四十来天没有让他回家，应该让他回家，应该让他回国务院嘛！这么一来就等于拘留。失掉人身自由四十来天，想一想，不仅对一个负责干部，就是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嘛！我们党员、公民，不要养成这样风气，这种方式是违法的。他是中央候补委员，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张霖之已经化成灰了，连个追悼会也开不成，我很难过……”
周总理东奔西走，向红卫兵们晓以大义：“黑帮这两个字不能乱用，我们四、五月份用过黑帮、黑线，十六条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没有这样提，这一些名称不确切，这样就没边了，容易打错了，不能说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说绝大多数也不符合事实，今后不用黑帮黑线这个说法了。”“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我们党是有历史教训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为党为人民，跟毛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经历了各种考验……”
现在，再说省里的事吧。
我被当作“狗崽子”被驱赶回家之后，我耐着性子在家里挨了好几天，23日，我决定上学校一趟，按照早已想好的那套话答复他们，看看能否蒙混过关。
才几天没上学校去，当我一看到校门口和那棵迎宾松就感到倍加亲切，忽然间，我意识到能够跨进学校的大门是多么的幸福，反之，被拒于校门之外又是何等的不幸。
我走进教室，看见曾自明、孔骅等“红五类”都在班上，不过，我理也不理他们，径直走到林文武的跟前，面无表情地对他说：“喂，文武，你出来一下好吗？我有话对你说。”
林文武是班文革小组副组长，就像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样，尽管他也是前线兵，但其观点却倾向于少数派一边，而且，他平时和我的交情尚不错，因此，找他谈这个棘手的问题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这时，林文武瞥了瞥我，点头应诺道：“好的。”
我俩走到大教室前面的走廊处停住脚──那天范前锋要赶我回家，也是在这里谈话的──，我还是毫无表情地对他说：“嗯──我想你是知道的，上个礼拜我被赶回了家，他们要我回去了解关于我父亲的问题。我已经了解了，最近中央有文件说，医院系统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进行，所以，目前我父亲医院里还没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也没什么好了解、好交代的。”
他听着，沉思了一小会儿，道：“噢，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听见他对我的“赦令”，我心中一阵狂喜，不过，表面上却极力显得不露声色地问说：“那么，我现在可以来学校了么？”
“可以，当然可以。”
没想到这么快就解决了令我头痛的问题，这自然跟林文武发慈悲有关，我在心里是感激他的。我终于又能够回到自己的班上来──尽管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班级。
由于一些同学上北京串连去了，一些同学被打成“狗崽子”驱赶回家，一些同学到各自的组织活动去，致使原先所谓“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实际上只有稀稀拉拉的人在班上学习，或者连学习也不学习了，每天大家来清谈几句，然后散伙。
今天班上也没有几个人，只是那几个无处投靠的“自由民”陈炳义、王钟惠、陈东等都还在教室里，便不约而同地围过来，亲切地向我问好。
“李晟，你好，你今天来啦。”
“李晟，你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要我回去了解我父亲的问题，可是，现在中央有文件说医院系统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压低嗓门告诉他们说。
他们几个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也没多说什么。
过了会儿，陈炳义悄声对我道：“前几天，我和钟惠一起跑到你父亲的医院去看大字报，唉，那医院里头贴了你父亲不少的大字报，我们都看了。”
“噢。”我瞥了瞥他，虽然嘴里没说什么，但脸上却皱起了眉头。我没想到他们竟跑到我父亲的医院去看大字报，万一他们把这些情况传出去，我苦心编的那套话便会露了馅，那事情就糟了，尽管他们几个同我的关系比较好，然而，在这个世道人心不可测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我重新回到学校之后，愈加迫切地感到需要加入一个组织，一则这是因为目前的运动已经发展到了社会上，成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纷争，个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二则若有了一个组织，就意味着有了一个靠山，不至于像一只可怜的蚂蚁一样一脚便被人踩死。可是，又有哪个组织会吸收我呢？红卫兵战斗团，我已递交了一份报名申请书，至今仍泥牛入海无消息，故我就绝了这个念头，脑筋自然而然地便转到了红九?二附中分团上头来。它是我们学校少数派的第二大组织，在9月2日那一天，我和他们曾经手挽手、肩并肩地共同战斗过，对他们还有一些革命的情谊。我们班的曹月仙和郭乃丽均是这一组织的成员，当然，我是不会去求她们帮忙的，求人不如求己，这是我的一条生活准则。
24日上午，我决定上“红九?二”队部找刘康（该组织一把手）说说看，碰碰运气。“红九?二”队部是设在科学楼底层化学实验室里，我远远望见刘康正站在其队部门口外面和一个同学谈话，稍稍犹豫了一下，便迎上前去，主动同他打招呼道：“喂，同学，你就是刘康吧？”
“是呀。”刘康两眼直视着我，将我上下打量一番。
“我是高一（1）班的李晟。”我自我介绍说。
“哦，你原来就是李晟呀，你好，你好！”他脸露笑容，热情地伸出手和我握起手来。
刘康中等偏高身材，貌不惊人，他衣着朴素，穿着一件颜色发黄的土布衬衫，脚下穿着一双人字形的鞋底快磨平的塑料拖鞋。整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淳朴、厚道和待人诚恳。
我鼓起勇气开门见山地道：“我也想参加你们‘红九?二’组织，不知你们组织最近有没有吸收人。”
“啊，你也要参加我们组织呀，好啊，我们欢迎。”刘康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这时候，他又用劲地摇撼起来。“你等一下，我拿表格给你填。”说罢，他即松手转身回队部里去。
过了会儿，他手里拿着表格，又走出来对我道：“嗯，这报名表格你拿去填一下，再交给我。”
刘康连我是什么家庭成份也不问一声，几乎不加思索地便欣然同意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见他的态度这么热情、爽朗，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闪在我的脑际，我索性把那几个“拉兹”朋友也一起拉进“红九?二”来，我便又对他说：“嗯──我班上还有同学也想加入你们的组织，你看可以不可以也吸收他们呀？”
“可以呀，他们有几个人？”不知刘康是看在我的面上高抬贵手，还是他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总之，他是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有三个人，你是不是再给我三张表格，我让他们填好了一起交给你。”
“好的。”他接着又转身走进队部里取了三张表格交给我，然后，我就告辞了。
我拿着这些表格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自己的班上，把陈炳义、陈东、王钟惠叫到外面来，将这些情况告诉他们，毋容置疑，他们听见这消息如若吃了蜜水一般喜滋滋的，都同意和我一起参加“红九?二”组织──在那年代，有哪个中国青少年不朝思暮想地渴望得到一面红袖章，以能够加入红卫兵组织而感到无限荣光啊！？
第二天，我带着他们一道上“红九?二”队部，找到了刘康，把表格交给他，并向他一一介绍了我的几个伙伴，而刘康伸出一双有力的大手和他们分别握手，笑容满面地表示欢迎之意。后来，他又对我们说：“这些天没什么事情干，你们有空可以经常来队部走走，也可以呆在自己的班上，反正，有任务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的。”
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加入了“红九?二”组织。也许，这件事如辣椒油一般刺激了林文武，他也毅然地脱离了以正统禅宗自居的前线红卫兵，参加了红卫兵战斗团，公开加入到少数派组织的行列中去。
“雷动山呼，看薄海腾欢，普天同庆，万里云开，灼灼光辉斗柄。”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渐渐地逼近了，今年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汹涌的浪潮中迎来了共和国的节日，究竟应该怎样庆祝这17年周年的国庆，两派组织又争吵得不可开交。
在红卫兵运动骇水迸集之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于8月25日晚宣告正式成立，它是由一批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组成的。如果以前人们听见褐衫队员们高唱着《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他们的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地踩出整齐的节奏声时，大家俱望风而逃，那么，现在北京的市民们一看见那些身穿没领徽的军装、臂带红袖章、腰扎铜头皮带的“西纠”们推出一排崭新的永久牌十三型自行车，排成几十个人的横队，一只手扶着车把，一只手高举红旗，顺着长安街，浩浩荡荡、呼啸而去，也惟恐避之不及，甚至有些人时至今日提起“西纠”来尚有谈虎色变之感，毕竟那一场“红色恐怖”的风暴太可怕了，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永生都不会忘记那“血统论”煽动下的“红色恐怖”。
他们在学校私办劳改所，私设刑堂，打杀无辜。例如，北京市第六中学是西纠队员云集之地，那些西纠们把“黑七类”、“狗崽子”关进“劳改所”，施以“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开水洗澡”、“刀剁屁股”、“扫堂腿”、“打靶突刺”等法西斯刑法，还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审讯室”的墙壁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的血标，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对“血统论”提出异议，就被他们活活打死，八十多岁的退休老校工徐沛田被诬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残遭毒打后又受“开水洗澡”刑，即用滚烫的锅炉水往身上浇，徐沛田浑身被烫得起水泡，最后被“红烧”、“勒死”，在这座“劳改所”里被折磨致残者不下30余人。还有北京市第一中学的“监狱”也和六中的“劳改所”一样，他们搞了一个由三百名学生组成的劳改队，使用了种种惨绝人寰的酷刑。
那个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还连续发出了好几号通令，谁也没有赐给他们什么上方宝剑，但是，他们的权力却是至高无上的，完全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凌驾于专政机关之上。他们声嘶力竭地嚷嚷着：“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于第六号通令中的不要长时间低头和站立的决定，应根据斗争的需要，由革命群众权宜处理”云云（见《第八号通令》）。
然而，就是这么一支“西纠”却赢得了林彪的赏识。大概，林彪出于篡党夺权策略上的需要，8月18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西纠”辈的所谓破“四旧”行动，并且，在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还佩戴上“西纠”的袖章，从此，任意打人、抄家、戴高帽、游街、喷气式批斗等俱成了“合法”的“革命行动”，“红色恐怖”风暴像西伯利亚寒流一样袭击了全国。
在“西纠”的头顶上还闪耀着灵光圈的时候，我市前线兵总部仿效“西纠”也接连不断地发出好几号通令。它的第一号通令说：“任何人乘公共汽车都要付钱；到F市串联的南下学生限于三天之内应到前线红卫兵总部报到，未报到之前，不得开展任何的工作。”当第一号通令刚出笼，就成了众矢之的，他们又赶紧抛出了第二号通令，说“三天之内报到不符合实际”，取消了第一号通令的这一条清规戒律。不久，他们发布了第三号通令，提出要清理城市的四类分子。
9月23日晚，F市委派了两辆伏尔加牌轿车到前线兵总部，车门打开跳下了曾涛的秘书，他将前线兵总部的几个头目（其中包括我们学校的邹大伟、吕克强）以及市一中八?一八战斗团的头头都接到市人委6号楼开会。出席这天晚上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一耿、市委第二书记曾涛、市委书记徐丛毅等人。
这时候，李一耿首先讲话说：“你们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先搞起来的，三张大字报像三颗手榴弹炸开了，说明了造反有理，8月18日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小将们，从此，红卫兵活泼有力地跳上历史的舞台。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也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发起的，他们以无比的灵活性，极大的历史首创精神，高度的革命组织纪律性，和勇于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充当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在维持首都的治安秩序方面也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陶铸同志多次接见西城纠察队，表示国庆节要让西城纠察队在金水桥当标兵，10月后还要去广州交易会担任纠察。我们省委也把北京西城纠察队请到F市来，你们应该要向来F市的西城纠察队好好学习，是不是你们可以考虑也成立一支纠察队呀？……国庆节马上快到了，北京准备清理大字报，我省是前线，国庆期间有很多华侨归国观光，你们的意思要怎么办好？我们找你们就是要商量一下。”
曾涛嘴里吐着烟道：“北京西纠出了好几号通令都写得很好，特别是第三号通令，我看了你们前线红卫兵出的几号通令，也写得很不错呗。现在国庆节即将来临，你们是不是再发一个通令，提出要清理一下市内的大字报，整洁市容，大写毛主席语录，张贴毛主席画像，把我们的F市变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海洋。”
前线红卫兵总部负责人邹大伟当即表示说：“好的，我们听从省、市委的指示，由我们总部再发出一个第四号通令，为了保持国庆期间市容整洁，为了保持全市有足够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对目前市内现有的大字报进行一次清理，以实际行动来迎接伟大的十七周年的国庆节！”
“那么，你们打算由哪一个人来执笔起草这份通令呀？”李一耿望着邹大伟问道。
“由市一中的郭立文来写，嘻嘻……他是我们的鲁迅、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我们前线红卫兵总部的一号通令就是他执笔起草的。”我们学校的吕克强随口应话。
“去你的，你别瞎吹了，‘瞎娘抱个秃娃娃，人家不夸自己夸’。”市一中八?一八战斗团的郭立文白了他一眼，又转过脸对李一耿道，“李书记，那一号通令实际上写得有些不妥当，我声明此稿作废，我建议还是换一个人来起草四号通令，我不行。”
“唉呀呀，红卫兵小将应该要勇于挑重担呗，不要推三阻四了，你们不是常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么？小郭呀，听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就由你起草吧。”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徐丛毅也笑吟吟地对他说。
“小郭，我看就你这铁笔杆来执笔吧，你写后不妨给我看看，大家研究研究。”李一耿一锤定音。
这样，便定下来由市一中郭立文执笔起草四号通令。24日，郭立文写好了四号通令之后，就送交李一耿批改定稿，次日，著名的四号通令终于问世了。
前线红卫兵总部设在市少年宫里，25日清晨，当四号通令刚刚张贴出去，连浆糊尚未干，邹大伟、吕克强他们便通知总部工作人员赶紧集合，去搬来锣鼓，取来鞭炮，准备迎接报喜队。
“报喜队？报什么喜呀？难道是毛主席又接见红卫兵了？”那些总部工作人员的同学一个个显得莫名其妙。
“别像傻女婿一样犯傻了，大家赶紧集合队伍，到大门口欢迎我们的亲密战友，他们是来向我们报四号通令的喜的。”吕克强脸上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果然不久，各机关、工厂、单位的报喜队纷纷敲锣打鼓地前往前线兵总部报喜来了，那锣鼓声敲震破了半边天，鞭炮齐鸣，振臂高呼最最最坚决支持四号通令的口号，长龙阵的队伍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其盛况不亚于前几天声援《关云海急电》。
25日夜间，前线兵就出动撕毁大字报和标语，尤其是对立派观点的大字报。接着，他们又开始大写大刷红色语录和红色标语。那一大块、一大幅比红地毯还鲜红的颜色十分刺眼，甚至连所有商店的门面都油漆成红色，橱窗里也是陈列着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画、塑像。倘若外地人来市里，不进店内张望根本就辨不清这家商店、那家商究竟卖的是什么货色，要买鞋子竟进了糖果店，要请给语录本（不是不要钱）却步入了帽子店，诸如此类的笑料不胜枚举。整个省城霎时间变成了一片红海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成为一座偌大的“紫禁城”。
不用说，少数派组织是坚决反对前线兵总部的第四号通令的，多数派撕毁了他们的大字报，但他们又重新张贴出更多的大字报，标语的字也越刷越大，“革命大字报不准撕毁！”、“前线兵四号通令臭如大便！”……本来，在九?二０万人大会结束后运动落入低潮，市面上的新鲜大字报寥寥无几，而四号通令如若高压水龙头喷水到火势并不大的汽油上结果反而引起更大的火灾一般，少数派的愤怒火焰像维苏威火山再度爆发，排山倒海的大字报一下子又覆盖满了各主要街道的墙壁，正是：“桐油泼火火更旺，抽刀断水水更流。”
27日上午，学习时间过后，我随便上红九?二队部逛逛，刘康一看见我，即叫唤道：“唉呀呀，李晟，刚说曹操，曹操就到，我正说要去找你咧，你就上门来了。”
“你找我有何贵干？难道有什么新的革命行动？”
“差不离，刚刚师院的游月笙来队部通知我们，要我们晚上六时到师院集中，然后，全院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一起到省委抗议前线兵的四号通令。你叫你的几个伙伴晚上五点半先到我们队部集合，然后再去师院。”
“好的。”我点点头。
傍晚，我提早吃了晚饭，就匆匆忙忙地赶到学校去。平时“红九?二”队部里头人稀稀拉拉，除了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在油印传单外，就是大忙人刘康在晕头转向地团团转──他习惯于什么事都自己动手，而不善于调动别人的积极性。而今天的队部忽然间变得热闹异常起来，许多人像佛耳草一样都从地里冒了出来，队部的两间教室尽挤满了人。
不一阵子，刘康手拿着一叠红袖章走过来，他将红袖章分发给我们几个新近参加组织的人，并要我们每人交5角钱的工本费。这面崭新的红袖章上印着“红九?二”三个黄色大字，下边是“红卫兵团附中分团”几个小字。我们几个又向刘康索取了别针，随即将红袖章别到了袖子上。
这是我们几个第一次戴上红卫兵的袖章，不用说，大伙儿都兴高采烈、欣喜若狂，谁能不为当上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而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这比当年入团不是更荣耀吗？红袖章呀，红袖章，我们终于戴上了它，自觉地肩负着历史的神圣使命，为了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此时此刻，“红九?二”二把手的陈大为手执队旗，一边走出队部，一边叫喊道：“喂，大家都到队部外面集合去，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
刘康也用沙哑的嗓门大喊大嚷：“走啊走，伙计们，统统到外头集合队伍去！”
后来，我们的队伍出发了，陈大为得意洋洋地舞动着“红九?二”队旗走在最前面，我们附中“红九?二”有大几十人，排起二个人一排的队伍走起路来像一条长龙，也够神气威风的。
在那东南师院的运动场上集合着师院各系的少数派组织学生们，那黑鸦鸦的一片尽是人头攒动，我们学校除了海防前线红卫兵没有参加这次行动外，其他几个少数派组织的队伍也都来了。当夜幕徐徐落下的时候，东南师院少数派组织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省委进发了，一路上高唱着《革命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时代“战歌”：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当我们的队伍到达省委时，那些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赴省战斗团以及南下学生串联队等少数派学生早已云集在省委大院里，他们正静坐着高声朗读语录。
这当儿，他们看见师院的大军开来了，鹭大独立师的张敦熙带头喊起口号：“向师院造反派战友们学习！向师院造反派战友们致敬！”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坚决反对前线兵四号通令！”
我们也振臂呼喊口号，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有如山呼海啸。
以后，少数派学生把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廖生灵给请了出来。东南师院政教系红卫兵头头徐季高站在省委大楼前面的石阶上，情绪激昂地道：“四号通令借口国庆要清理大字报，肆无忌惮地撕毁革命大字报，其借口妨害交通而禁止街头辩论，竟出动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干扰辩论会场，铅印大量传单到辩论会上散发，破坏辩论会场，他们的所作所为哪一点是符合十六条的？可是，该通令一出笼，居然受到空前有组织、有计划的祝贺，上街游行，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其热烈之程度超过庆贺十六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难道不是省市委的又一个大阴谋么？……”
当徐季演讲罢，下面又发出了一阵愤怒的咆哮：“前线兵四号通令臭如大便！”
“前线兵四号通令是省市委的又一个罪恶阴谋！”
廖生灵用手绢揩了揩脑门上的汗珠，对少数派学生讲话说：“同学们，我也不知道四号通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是刚刚听说前线红卫兵出了个第四号通令，他们是为了要迎接国庆节，整洁市容，才提出这么个通令，其本意是好的，不是要破坏四大，也不是不准张贴革命大字报。我们省委同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要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廖生灵刚说完，鹭大张敦熙又跃上石阶，反驳道：“刚才那个廖生灵张口说，‘我也不知道四号通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闭口说，‘我也是刚刚听说前线红卫兵出了个第四号通令’，真不知这位堂堂的省委书记大人到底是吃干饭的还是吃稀饭的，居然一问摇头三不知。廖生灵口口声声说前线兵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要迎接国庆节’，‘不是要破坏四大，也不是不准张贴革命大字报’，可是，‘鱼网遮不住太阳，谎言骗不过众人’，事实是最好的反驳词，这几天市里发生了一连串触目惊心的事件，那些工人赤卫队、前线兵肆行无忌、任意妄为，不计其数的革命大字报被他们撕毁了，他们干扰、破坏辩论会场，用高音喇叭对准辩论会场大喊大叫。也许，你们会狡辩说，‘这是群众的自发行动’，而为什么工人赤卫队却说，‘我们是听第四号通令的’？你们说‘省委同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我们要到省委文革招待所，连借面红旗、借个喇叭都借不到呢？……”
少数派学生们的发言一个比一个言词犀利、尖锐，廖生灵额上的汗珠如一粒粒黄豆滚落了下来，他不时地掏出手绢揩擦着，形状狼狈不堪，他愈到后来说话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答不上腔，几乎弄得下不了台。
约莫9、10点，抗议的少数派学生整队离开了省委大院，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呼喊着口号、高唱着“战歌”，又到市委门口示威抗议了一番，然后，各组织的队伍自行带队回去。
次日上午，南下学生们又集中在中医学院串联楼开会，围绕着国庆节有关事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其中以清华大学“红?一八”战斗团陆军为首的一部分南下学生主张在国庆游行时冲击主席台，而北京大学的林希、邱炳康为首的另一些南下学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
陆军歇斯底里地叫嚷说：“我们在国庆庆祝大会开始时组织一批人冲击主席台，控制主席台，夺取麦克风话筒，发言揭露省市委的阴谋伎俩……”
而林希则提出不同看法道：“我们认为国庆节是全国人民的大节日，应该让大家欢欢喜喜地度过这一佳节，如果在国庆游行时冲击主席台，那些前线兵、工人赤卫队肯定也要来反扑，这样两派一冲突起来，整个会场势必要大乱，那么，游行就游不成了，造成的影响也不好，我们必须要识大体、顾全局……”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大多数南下学生都不赞同国庆节冲击主席台之举，陆军等人的主张受到否定。
可是，这场风波并未就此了结。
在运动初期，每场辩论会，曾涛都派出许多公安人员布在四周，收集动向，把每日辩论会的主要情况登在公安局的每日情况表上，并且，还对南下学生进行家庭情况调查，弄了一本花名册，凡是家庭有问题的南下学生都上了黑名单，放在公安局备案。
后来，每日情况表一事被F军区知道了，提出了批评，曾涛就对市委候补书记、副市长姜明交待说：“每日情况写得倾向性太大了，以后改写为一个参考资料，只要印七份，给有关值班人员看，看完收回，千万要注意保密。”
为了要搜集南下学生的情况，曾涛特地在南下学生串联接待站的所在地──中医学院──布置了一条暗线，因为这里南下学生最为集中，他便通过中医学院总务处的一个人将串联楼里的南下学生们的活动情况向公安局和市委汇报。
曾涛由中医学院里的这条内线获悉南下学生可能要在国庆节冲击主席台的消息，惊恐万分，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对应措施，决定在主要街道路口设立瞭望台，并在主席台周围密布如林的警察、警备部队以及担任纠察的前线兵和工人赤卫队，以防少数派学生冲击主席台。
国庆节这一天是那么紧张，曾涛把少数派学生视为洪水猛兽，其实，少数派学生真的是如此可怕吗？难道他们不是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赤胆忠心，热烈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才掀起炮轰省市委的浪潮吗？尽管国庆游行时，曾涛把前线兵的队伍安排在最前面，还让前线兵总部的代表作为惟一的红卫兵代表上台讲话，但是，少数派学生还是能够以大局为重，没有采取冲击主席台等鲁莽举动。
10月1日清晨，东方地平线上，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像一盏鲜艳明亮的宫灯悬挂在天边，喷射出万道金光，整个F市都沐浴在金色的光芒之中。
我头戴一顶旧军帽──这是我的一位在部队机关工作的表哥不久前送给我的，戴上红袖章，手持红色语录本，先到我们学校红九?二队部集合，然后再整队到师院集中，跟在总团的队伍后面往城里进发。一路上，尽是一队队长龙般的游行队伍，红旗猎猎、锣鼓喧天，如同百川注海一般从四面八方涌向五一路广场。
数千名红卫兵高擎红旗，捧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簇拥着巨幅的毛主席画像，迈着铁军一样的整齐步伐进入会场。会场上，琅琅的语录声此起彼伏，嘹亮的歌声一曲接着一曲。
将近10时时分，我省党政军要人马为、叶浩明、方俞平、袁金旺等同志排成一条长蛇阵的队伍走上了主席台，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一阵春雷般的掌声。
今天马为身穿一套崭新的军装，以前三颗星的金肩章变成了如今的红肩章，他的外表虽不像以前那样威风凛凛，但却显得平易近人了。
10时正，庆祝大会在时代的圣曲《东方红》乐曲声中隆重开始。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袁金旺首先讲话说：“自从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洪流，我省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几个工农兵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最后发言的是红卫兵代表邹大伟。这个前线兵总部负责人、我校文革主任邹大伟慷慨激昂地道：“我们全体红卫兵一定要像解放军那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把红卫兵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
在《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颂歌中，大会结束、游行开始。
顷刻之间，像迸发的火山，炸响的春雷，澎湃的怒涛，“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无数面火红的旗帜，无数块鲜红的语录牌，无数本红火闪闪的语录本形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由三千名以前线兵为主的红卫兵组成的前卫队，他们护卫着国旗和国徽，一个个英姿飒爽、意气风发。一幅毛主席画像在队伍前面引路，几千名红卫兵手捧语录本排成三十路严整的纵队，紧跟在毛主席画像的后面，象征着红卫兵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毛主席开辟的历程中干一辈子的革命。
我们“红九?二”的队伍是在前线红卫兵、海防前线红卫兵等组织的后面，在坚定、整齐的步伐中，我们狂热而虔诚、不断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主席台上的诸位领导频频向我们红卫兵小将鼓掌、招手致意，马为也显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不时地挥手、拍掌，与两年前的今天同站在一个台上的他简直判若二人。历史是这样的有趣，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貌，脚扎绑腿带的他是一个人，身穿大将军制服的他是一个人，身穿红领章军服的他是一个人，以后挂牌游斗的他又是一个人，他是相同的一个人，却又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人。
而在这同一时刻的北京，毛泽东主席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着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几个月前，他以巨大的雄心魄力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年头的他尽管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了，但是，他的精力依然是过人的充沛，神采奕奕、容光焕发，他还像青年时代一样的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自信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按着他的意志轨迹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庆祝大会上，林彪又用那半死不活的腔调讲话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游行开始了，一支支的游行队伍在毛主席的面前通过，“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喊声像春潮似地迸发出来，无数红卫兵的眼眶里流着滚滚的热泪，这是幸福的热泪，这是激动的热泪，这是虔诚的热泪，无限的信仰、无限的崇拜都化作泉水般的泪水滚落了下来，眼泪迷糊了眼睛，眼泪也洗涤了眼睛，一百五十万人全置身于最幸福之中，他们是七亿人之中的幸运者，再也没有什么比能够见上毛主席更幸福的了，整整一代人的幸福观是何等简单、何等真诚、何等纯洁呀！
毛主席频频地向群众招手致意，那慈祥的笑容、亲切的手势，领袖和人民心连心，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爱这块共和国的土地胜过爱自己，也许，他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已经诞生17年周年的共和国能够回到1937年至1947年的延安时代。这是一个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年代，一个思想和理想至上的年代，人们都具有着神圣的信念，深信革命将把人们从小资产阶级狭窄的心胸和人类往昔的罪恶中解脱出来，深信革命将使人们摆脱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革命的理想注满了一代人的胸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那样的平等和谐，而他似乎就是这一代革命新人的最高体现，然而，这样的年代伴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消逝了，连他自己也大权旁落，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闲人，时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他自信自己是高瞻远瞩的，已经意识到中国这部笨重的国家机器已开始向右转了，预见列宁故乡“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有一天也要落到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所以，他发动了这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而不是苏联式的自上而下的大清洗，他把个人的巨大威信和名望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他坚信人民是一定会支持他的，他个人的命运从来就是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
当游行结束时，毛泽东主席走下天安门城楼，他被一行人簇拥着，走过金水桥，来到了欢腾的群众之中，他就像神话中的大地之子、利比亚的统治者安泰一样，只要他的身体不离开自己的母亲──大地，从那里不断吸取新的力量，就会是不可战胜的，而毛泽东主席的母亲就是这块古老而贫穷的土地和那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戴他的人民，他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当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巨大的汹涌的欢呼的浪涛，人们拼命地拥挤着、雀跃着，尽管保卫人员堵起一道道人墙，竭力阻止拥挤的人群挤坏毛主席，但是，在这个人崇拜的狂热的人海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等的，作用力愈大，反作用力也愈大，谁也无法控制住这种拥挤和混乱的场面，一切都只好听其自然。
晚上，天安门城楼宫灯高挂，广场上宛如白昼，五光十色的彩灯把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异的水晶世界。晚上7点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在人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毛主席的车子驶到南长安街南口时，突然被一大群红卫兵拦住了，他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争先恐后要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子一停，后面的车队就全堵住了，顷刻之间被淹没在人山人海之中，任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无济于事。
见此情景，林彪挺身而出，他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
可是，红卫兵们根本不买“副统帅”的账，要看毛主席的人依然如风起云涌。在这危急关头，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拼尽全力，硬是开出一条人墙通道，让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驶入天安门。
9点30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又在广场上喧腾起来，毛泽东主席再次健步走过金水桥，来到人民群众中间，他是离不开人民的，他坚信自己的成功将取决于人民，这当儿，他也席地而坐，和人民群众一起观看焰火。一连串的红绿信号弹划破夜空，绚丽多彩的礼花凌空竞放，广场上工农兵和红卫兵们尽情地跳起了忠字舞，沉醉在节日的狂欢之中。
国庆过后，东南师范学院政教系红卫兵、数学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以及闽江大学红卫兵战斗团等组织着手筹备成立一支全省性的少数派大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在筹备过程中，徐季、王火锡等人主张在红卫兵里分成红卫兵和红战兵二个等级，犹如前线兵分红卫兵和红卫军一般，所谓“红五类”子弟自然都是红卫兵，红战兵则是非“红五类”也非“黑七类”子弟的“二等公民”，还提出要请马为担任总部顾问，在总部成立大会那一天向省委报喜，所持理由是：马为是一、二类干部，通过马为和省委的批准，可以获得经费和一些物质。
然而，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等组织代表则坚决反对聘请马为当顾问和向省委报喜这主张，双方意见争持不下，徐季等人便要各个分部来讨论决定，结果各分部也一致反对这样做，至此徐季他们才取消了请马为当顾问和向省委报喜的主张，不过，以后他们又决定要省委文革小组来当顾问。
由于意见的分歧，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省航校、鹭八中等组织决定不加入这一总部，而F地区的少数派组织，如东南师院政教系红卫兵、数学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物理系前哨红卫兵、东南师红九?二红卫兵团、医学院东方红公社、闽江大学红卫兵战斗团、中医学院红卫兵独立团、附中红卫兵战斗团、市一中“红辣椒”战斗队等都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成为我省最大的一支少数派组织。
10月1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正式宣告成立，成立大会是在省人民体育场举行。这天下午，硕大的体育场尽是人山人海，那些佩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袖章的青年学生们一个个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无数面火红的战旗迎风飘扬，歌声嘹亮，念语录声琅琅，整个大会的气氛就像是欢庆盛大的节日一般，这场面使人不油然地联想起娜?克鲁普斯卡娅著的《列宁会忆录》中说过的一段话：“没有经历革命的人，无法想象出革命是多么雄伟，多么壮丽。到处飘扬着红旗，喀琅施塔得的海员组成了仪仗队，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探照灯照亮了从芬兰车站到克舍辛斯基大厦的道路，路上停着装甲车，道路两旁由男女工人担任警卫。”当然，在今天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也许是十足荒唐的“革命”，可是，在当时谁不认为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呢？
省委书记刘棣昌、廖生灵等人也出席了成立大会，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海防前线红卫兵总部、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林学院赴省战斗团、二师院红卫兵等组织的代表也到会致贺。当大会结束时，东南师院艺术系原革命到底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做了文艺表演。
在思想兵总部成立没几天，我们学校的东方红公社、东方红红卫兵和红卫兵战斗团也合并为一个组织──九?一五兵团，隶属于思想兵总部。
社会上，工人红卫军和贫下中农九?九野战兵团也合并成为毛泽东思想工农红卫军，成为我省最早、最大的一支少数派工农组织。
从10月9日至10月28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委们、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这次会议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会议本来预期3天，主要是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由于大多数与会者对这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有抵触情绪，致使会议延长至28日才结束，会议的内容也由解决态度问题发展到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推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关于两个月的运动总结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对此报告批示说：“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并指示：“要大量印行，印成小册子，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起码有一份。”
24日进行了汇报会议，毛泽东主席讲话说：“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到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次日会上，林彪就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作了长篇发言。接着，毛泽东主席又作了重要讲话说：“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好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是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在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了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给红卫兵的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一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这也是难怪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检查发言说：“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的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沉重，因为这同我前一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的是路线、方向的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同志，新市委工作组，地方的领导同志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的是我。……”
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检查，毛泽东主席最初还觉得比较满意，他评价说：“基本上写得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部更好。”可是，后来作为文件下发到全国时，只印了刘少奇同志的检查，而毛主席的批示却被删去了。至于为什么要删去毛主席的批示，又是谁删去的，这是不得而知的。
我们省的马为、叶浩明、方俞平、袁金旺、曾涛等人也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起初，他们只知道到北京开会，却不晓得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那个曾涛跑到别省熟人房间里头发牢骚说：“真不知道把我叫到北京开什么会，那些北京南下的红卫兵都是造谣、撒谎，照他们那样闹下去，不知要到哪个世纪才转入斗、批、改。”
而马为肚里的怨气尽管不会比曾涛少一毫升，对许多问题他也是想不通的，可是，他比起曾涛来要明智得多了，深知祸从口出、寡言为贵的道理，因此，无论在大会小会上，他都闷着脑袋抽烟，却一语不发。
9日下午开小组会，陈毅来到M省组，他要M省的同志发言，但大家见马为缄口不语，谁也不肯开头炮，会议就在沉闷的气氛中过去。
晚上，袁金旺私下对方俞平说：“看形势，现在不揭开盖子是不行的。”
而方俞平则沉思了一阵子，道：“还是看三天再说吧。”
F军区司令员叶浩明因为有事情耽搁了，他九日才飞抵北京，连动员大会也没有听，就直接参加小组会。10日上午，陈毅同志又来到M省组，他动员说：“M省的同志谈谈吧，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谈。”
这样，叶浩明就首先发言了，他列举了许多事实，揭露F地区组织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接着，袁金旺也跟着揭发发言，面对面地同马为干了起来。
晚上，方俞平带着阴郁和忧虑的表情，坐在自己房间的桌前，对同房间的袁金旺说：“糟糕了，现在弄得全国都知道了，叶浩明同志揭发的材料是不是可靠？”
而头脑比较简单的袁金旺则不以为然地道：“叶浩明同志揭发那个材料是有根据的，什么全国都知道了，在中央面前应该如实反映，我们又不是封建家庭，有什么家丑不可外扬。”
方俞平见和袁金旺谈话不投机，便不再吭声了。
以后，叶浩明来找方俞平，要他出面做马为的思想工作，叶浩明对他说：“你和马为是老战友，你的话，他或许还能够听得进去，你应该要尽量做他思想工作，劝说他，提醒他务必要端正路线、提高认识……”
方俞平听罢，沉吟了一下道：“我尽量说服他，不过，马为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不是那么好说服的呀！”
接着，陈毅同志也找方俞平个别谈话，性情直爽的陈老总大大咧咧地对他说：“马为是一个屡教不改的人，他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就不要想当了。”
方俞平抬头望了陈老总一眼，摇摇头道：“不要谈这个是人还是鬼，回去烧，烧成人就是人，烧成鬼就是鬼，结论不要下得太早了。”
在马为的肚里确实憋了呈饱和状态的火气和怨气，当运动刚刚开始之初，他还是能够跟得上形势的，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就烧到他老婆的头上，并且，大火又蔓延到他的身上，他就想不通了，他的老婆许敏怎么会是反党分子呢？他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呢？难道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叫他自己把自己打倒？难道自己革命了大半辈子，到头来却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吗？他不理解，怎么会理解呢？
当方俞平二两次找他谈话，都未谈成，这时候的他根本就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他不耐烦地摆摆手道：“嗨，你不要谈了，我的脑袋简直要像地雷一样快炸开了！”
方俞平掏出烟合，递给马为一支小雪笳，自己的嘴里也塞了一支，又用打火机点燃了两人的小雪笳，他吸了几口烟，才慢吞吞地开口说：“话总是要谈的，我看你就是面子搁不下，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还谈什么，反正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已经失去信心，，你们回去搞好了。”马为大口地抽着烟，他的心境恶劣到了极点，就像暴风雨中的北冰洋，怪诞的旋涡在回旋，滔天的怒涛在翻滚，他的身体中只有骚乱和疲惫，面色苍白，眼光充满着绝望和沮丧。
其实，马为是不了解方俞平内心的苦衷的，尽管方俞平在家里同马为干得很凶，但是，他在外面还是替马为加以掩饰的，这些年来，马为若捅出了什么娄子，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是由方俞平替马为收拾残局的，按照方俞平的话说，他是替马为揩屁股的。
记得，有一回，马为与许敏的关系闹得很僵，事情是这样的：许敏以前是新四军军部服务团的，她是一个年青的女演员，能说会唱善舞，美丽、大方、热情、奔放，她在《放下你的鞭子》、《小二黑结婚》等歌舞剧中担任主角，表演得那样出色，马为每回看了她的节目，都赞不绝口，他不由深深地爱上了她。
可是，当时许敏正和服务团里的一个青年音乐家谈恋爱，他的外表英俊、潇洒，脸上的线条高雅，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吕西安，他的气质是浪漫的，纯粹是艺术家的气质。诚然，她爱他是属于纯感情的爱，是气质美、外在美和性感所产生的性吸引力，是属于精神与感官满足混合型的爱。他们堕入了青春的情网，黄昏时分，二人在湖畔散步着，绵绵的情话怎么谈也谈不完；天色渐渐地黑暗下去了，他俩来到小林子的旁边，风儿亲切地飒飒作响，在树影的朦胧中，幸福的、多情的他拥抱了她，也许，是她身不由己地投进他的怀抱里，总之，那是一阵令人晕眩的爱的旋风，他第一次热烈地吻了她，“一如凶猛的野兽，／我也听从大自然的召唤！伸出你的手！／我们甜蜜的亲吻，／如此永远长久！／我们的呼吸溶成一体，这生命的火焰──／将世界照亮！不需要语言！”
就在这时，马为闯进了她的生活，把她的整个儿生活给搅乱了。马为通过她的领导，向她表达了他对她的爱慕之心。究竟爱英雄还是爱艺术家？她的心里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在她的心灵天平的两端是两颗份量都很重的砝码，她不知道该倾向于哪一方。如果说她和艺术家的恋爱是属于精神、感官满足混合型的，那么，她和将军的结合将是功利满足型的。英雄爱美人，美人也爱英雄呀！斯巴达克思、拿破仑、凯撒、安东尼、汉尼拔这些英雄难道不都是美人们崇拜的偶像么？爱情是需要加以选择比较的，不仅对于男方来说是这样，对于女方来说也同样是这样，其必然要在心里对各个人按其价值和品质加以排列比较，从中选择一个其心目中最为理想的人物。
她的内心世界交织着矛盾，一会儿洋溢着幸福感，一会儿又充满着忧虑和不安，她的平静的心被打破了，两种感情，对二个人的爱正在她的内心激烈地交战着，这是一种决定命运的决战，是一个极端痛苦的抉择，她恨自己的卑鄙和自私，似乎还有一种罪过的潜意识，使她浑身发烧，然而，她却不能不这样做，为了她自身的幸福，她最后终于选择了英雄。
缪塞的小说《弗雷热里克和贝尔纳勒塔》中的一个主人公说：“人的命运就是忘记一个和爱上另一个。”她是这样做了，她和马为旋风式地结了婚，在一间小木屋里开始了她的新的爱情生活，努力地把她原来的恋人忘掉，20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确实从她的生活中挤走了。
说也奇怪，人的感情是一种奇异的东西，当她认为她把他忘得差不多精光的时候，他偶然间又闯入她的生活的圈子，竟唤起了过去的一切美化的记忆。
这是60年代的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全国著名的作曲家，他出差来到Ｆ市，顺便来探望已成为省委书记夫人的她。
当他出现在她家的门口时，她惊呆住了：“啊，是你呀。”
“是我，许敏，我知道你在这儿，顺便来看看你。”
她不愿意她家里人多看见他，便将他带到了自己的房间，两人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
“咱们好久不见了。”他说。
“是啊，咱们的确好久不见了。时间一晃就是20年，咱们两人都见老了。”她还是用那双深情的眼睛凝视着他，又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已出现多根银丝的头发。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已经不爱我了？”他的眼睛依然像过去一样固执地目不转睛盯住她的脸。
“你别这样看着我，”她温柔似水的轻声细语带着久已忘掉的颤抖脱口而出。“你知道，咱们都已经结婚了，都有了孩子……”
“你大概现在感到很满足、很幸福吧？也许，你很爱你的丈夫吧？”他的眼光在穿透她的胸膛。
“你知道，每当报上报道你的消息时，我心里总是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她所答非所问。
“是吗？我感到很高兴，我还以为你早已把本人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要这么说，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她这时候的声音依然像少女时代一样的动听，绝无任何官腔。
“我也是，爱是不能忘的，初恋更难忘。”
…………
她旧日恋人的突然造访搅乱了她宁静的心境，早已消逝的往事如同昨日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楚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吃惊地发现记忆竟是一种惊人的顽固的东西，整整20年啦，想忘掉的却还是忘不掉，相反的，因为回忆而变得越来越明晰，就像录像带一样复现在眼屏上，她为此仍激动不已，沉醉在幸福的往事的回忆之中，她在追忆和怀念已逝去的爱，甚至，她发现自己心底深处仍然在爱着他──爱和记忆一般顽固，竟是无法斩草除根的。然而，毕竟过去的一切是一去不复返了，旧时的恋情终究成了一种追不回来的宝贵的记忆，他的身影仿佛成了博物馆僻静角落里的一件令人珍贵的文物，但是，只有她的心里才明白他的价值，她至今还在暗自请求他的饶恕……
谁料到这件事却被马为知晓了，他竟醋意大发，就跟女人吃醋一样，居然同许敏大吵大闹了一场。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还忘不掉他这个人。”他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这关你什么事？”她毫不示弱地顶撞道。
“我是你的丈夫！”他吼起来。
“哼。”她扭过头去不理他。
“你大概还在爱着他吧？”
“我爱不爱他跟你无关！”
“你！”他真恨不得举起手一巴掌盖下去，可是，他却不敢这样做。
打那以后，他俩好几天都不说话，马为几次想同她和解，但她却一直不理睬他。他无计可施，只好求助于方俞平。
方俞平听罢他的一席话，笑着对他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的老兄，你们两人是老夫老妻了，你怎么还要吃醋呀？你的胸怀应该要坦荡一点，比陆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的胸怀。”
“好了，你别说了，你只要帮我劝劝她就行了，我求求你。”
“我尽力而为吧，不过，你自己总要向她赔个不是哟。”
“那自然，那自然。”
方俞平终于帮他平息了这场风波，他们夫妇两人又言归于好了。
现在旧事不提，再说16日陈伯达在大会上作了两个月的运动总结报告之后，当天晚上，M省的同志集中在方俞平的房间里头，由马为主持小组会，他绷着脸说：“大家讨论吧，党中央叫我们讨论就讨论，对这个文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以前开会，马为总是最先发言，而这次会议却一反常态，只管催促别人发言，自己则当“录音机”，光录不放。显然，他对这次会议、对陈伯达的报告是有抵触情绪的，他曾经私下发牢骚道：“陈伯达这个人，就是只听一面情况。”又说，“中央文革一些人不了解下面情况，不深入下面来看看群众是什么群众，不知道群众的情绪怎样，好像我们这些人最不听话。”
当会议进行到讨论我省是不是犯了“反动路线错误”的时候，叶浩明、袁金旺等人认为是犯了“反动路线错误”，马为则多方强调是属于认识问题，是不理解，而方俞平也认为是认识问题。后来许多省都上线了，方俞平仍然显得犹豫不决，他打长途电话回去征求刘棣昌、廖生灵、李少影等人的意见，可是，在家里的几个常委意见都十分暧昧。压力越来越大了，叶浩明要袁金旺去问方俞平，为什么不揭发马为的问题，并要他检查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
袁金旺就去问方俞平说：“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揭呀？真的要和马为穿一条裤子吗？”
“不敢，不敢，回去烧，回去烧。”方俞平依旧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
在24日、25日毛主席的两次讲话后，马为和方俞平看到各省、市也犯了“路线错误”，受到很大的震动，不得不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
28日，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和林彪后，对各小组会上提出的具体问题作了原则的回答。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马为说：“你还不是朽木不可雕，把朽的挖掉，还可以雕。你回去后要下个死决心，坚决改，这是中央对你的最后的一次批评。”
马为也心情沉重地道：“我辜负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感到很痛心，回去后我一定要向群众公开认错，改正错误，搞好平反，引火烧身。”
在中央工作会议快结束的一天晚上，陈老总将华东来的几位书记请到自己家里吃便宴，马为和方俞平也在被邀之列。陈毅拿起茅台酒瓶，为客人们各斟上一杯，举杯说：“今天我们喝茅台，大家都开怀畅饮，喝个痛快，不行的也品尝几口，来，干！”
一巡酒过后，陈老总把空杯子搁在桌上道：“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诸位能喝的尽量喝，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恐怕这是最后一次了。”
“你不要瞎说呀。”听见陈老总酒后吐真言，张茜赶紧制止他再乱说下去。
“你懂什么！”陈毅又冲着张茜吼了一句。
这下子，空气陡然紧张了起来，大家面面相觑，埋着头喝闷酒。
“陈老总，”江渭青再也憋不住了。“我从运动开始到今天，始终没有想通过，我对这场运动确实有抵触情绪！……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了十七年，现在可好，从省到地市委、县委，没有一个好人了，我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呀？叫我怎么理解、怎么得力呀！”他的声音嘶哑了，他的眼睛湿润了。
而马为和方俞平则一声不吭，他们只管抽烟、喝酒，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说了又是牢骚怪话，又是有抵触情绪，反正是犯了“路线错误”，说什么也是犯了“路线错误”。
陈毅见大家无心吃饭，又举杯激动地道：“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陈老总这一番深思熟虑的话像响雷一样炸开了，众人一时怔住了。陈老总实在太敢想、敢讲了，这是在座的诸位所望尘莫及的，他把问题看得多么透彻呵！
接着，他又戏剧性地拉开椅子，站起身，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随之起立举杯，陈老总深情地望着他的老部下们说：“来，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果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
“干！”众人们都吞下了这杯烈酒。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