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九?五”大会是“黑会”还是“红会”，两派群众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我又和陈东、陈炳义、王钟惠一起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九?五”红会的革命精神万岁》，张贴到学校的布告栏处。
7日上午，我又到学校布告栏处查看我们大字报的“行情”，在那儿，我碰见了高三（3）班的鲁禺。
鲁禺这个人中等身量，他的外表是不修边幅的，乱蓬蓬的头发如同是一团野火在燃烧着，穿着一件脏得不成样子的汗衣，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酸臭味。在他的右肩上背着一个军用挎包，上面绣着流行的“忠”字和红五星。
鲁禺是我校闻名的“怪侠”，他最早是以写一张不伦不类的攻击当红的柯达和老师的大字报而出名的，以后，他起劲地反对工作组，由于他的大字报笔调和字体都特别怪，出语刻薄伤人，因此，校文革和前线兵一班人都对他非常感冒，鼓噪而攻之，大揭穿其老底，指控其父亲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反动道士，还指控鲁禺思想一贯反动，是一个有现反行为的右派学生，他狗胆大包天，竟敢擅自涂改毛主席著作、诗词等等。我以前未同他打过交道，我时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坐在新教学楼前面的石阶旁，专心致志地在阅着毛选和别的书，那总是随身携带的旧军用挎包便搁在他的大腿上。
他抬头望见我，冲我一笑说：“你就是李晟吧？”
“你就是鲁禺。”我也对他点点头。
“怎么样，到我们的东方红红卫兵队部坐会儿，好吗？”他热情地邀请我道。
由于目前运动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上去，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破土而出，它们控制了运动的局面。如今，我倘若再单枪匹马地横冲直撞，充其量只能当一个勇敢的唐?吉诃德。我需要加入一个红卫兵组织，因为本人不是“红五类”子弟，无法自己拉起一个山头，只能寄人篱下，因此，我要同那些少数派的红卫兵组织打交道，了解它们是否符合我的脾胃，并且，是否有被其吸收的可能性。这一次正好是个机会，于是，我就欣然同意跟鲁禺一道上他的队部坐一会儿。
东方红红卫兵的队部是设在毗邻办公楼的一间独立的大教室里头，这是一幢木质结构的房子，已是相当陈旧了，那长年风吹雨打日晒的木板都已经发黑了，只差点儿没缠上蜘蛛网变成停尸的陈屋。据悉，东方红红卫兵一伙人为了要弄到这间大教室作为他们的队部，还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那些掌权的校文革和前线兵不承认其为合法的红卫兵组织，不分配房子给他们作队部，他们就采取了“革命行动”，占据了这间旧教室当队部，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校文革和前线兵一班人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反正，现在是“春秋战国时期”，谁也没有维多利亚女王那样大的权力。
鲁禺把我带到了东方红红卫兵队部的大教室，这时候，东方红红卫兵的头头陈希琪、魏举等人正好都在队部里头。我和魏举有点熟悉，前些日子，他曾来找过我，我们互相交换过对工作组、省委以及当前运动的一些看法。今天，他看见我上他们的队部串门子，连忙起身相迎，笑容满面地说：“唉呀呀，李晟，稀客、稀客，快请进来坐！”
陈希琪目不转睛地盯望着我，鲁禺向他介绍我说：“他是高一（1）班的李晟，就是写那张《让事实讲话》大字报的李晟。”
“噢，我知道李晟，你坐吧。”陈希琪说着，随手张罗了一张靠背椅让我坐。
我环视了几眼这间东方红红卫兵的队部，这教室相当宽敞，中间用十几张课桌拼成了一张乒乓球桌一般大的大桌子，其余的课桌则凌乱地散布在四周。在教室正面黑板的上方，张贴着一幅当今最时髦的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在挥手的八?一八首次接见红卫兵时拍的照片图像，下边黄纸红字功功整整地写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东方红红卫兵永远忠于您！”。而教室四壁也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诸如：“英雄的东方红红卫兵在前进”、“头可断、血可流，东方红红卫兵不可侮”等等，一看就知道这是出自于鲁禺的手迹。
我一边打量着这队部，一边没话找话地说：“你们东方红红卫兵就这间房子呀？”
“是啊，这间教室破是破了点，但这教室是朝南的，还挺凉快的。”魏举笑吟吟地道。
“欸，你们东方红红卫兵现在一共有多少人？”我又问。
“这个……我们组织目前暂时只有十来人，不过，今后我们是要扩大队伍的。”陈希琪回答。
我抬头注视了他一眼，试探性地问说：“大概，你们组织只吸收纯粹的‘红五类’子弟吧？”
“那当然，难道我们还要吸收黑七类狗崽子不成？真见他妈的鬼去！”陈希琪几乎不加思索地道，“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我一听陈希琪的话同谭立夫一个腔调，心中顿时起了反感，但我还是耐着性子说：“哼，那些‘狗崽子’们早就被你们‘红五类’子弟像扫帚扫垃圾一样清扫回家去啦，他们即便是癞蛤蟆，也不敢想吃天鹅肉，还扯他们干什么呀？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不是‘狗崽子’的非红五类同学，你们是不是也将他们拒之门外呀？”
“我们东方红红卫兵是红五类的阶级组织，除了红五类子弟之外，其他人一概也不要。”陈希琪提高了声调，他开始有些激动起来。
“列宁说过，‘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来的人”。’我们就是要纯洁我们的阶级队伍，别看我们才只有这么几个人，那些前线兵最怕的就是我们东方红红卫兵，我们是扎在他们心窝上的一把锋利的尖刀。”鲁禺也凑上嘴，他的脸上显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
我瞟了他们一眼，略带讥诮的口吻道：“看来，你们真是纯洁的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哟。”
“目前，我们也只能纯洁我们的阶级队伍，才不会让那些前线兵们给钻空子。”魏举向我解释说。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由于我跟东方红红卫兵一伙人的谈话很不投机，而我又是上他们队部做客的，我也不想同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没谈上几句话，我便起身告辞了。
本来，我今天接受鲁禺的邀请，到东方红红卫兵的队部坐坐，是想和他们联络感情，并试探一下自己有否加入他们组织的可能性。可是，我才刚刚拨弄古筝，琴弦便嘎然绷断了，真令人遗憾。我原以为在东方红红卫兵那里可以寻得许多共同语言，然而，我同他们一接触就大失所望，对他们存有的一线希冀如若肥皂泡一般陡然破灭了。他们俨然是正统的“自来红”教徒，张口骂人“狗崽子”，闭口骂人“狗崽子”，致使他们的人数还不及二十八个半。而事实上，他们果真是纯粹又纯粹的吗？如同居里夫妇提炼的镭一样吗？非也，非也！那个陈希琪是个不会读书的留级生──一只笨狗熊；魏举过去是个爱打架、好闹事的调皮捣蛋鬼──生管组的“座上宾”；还有何贵旺、许藩藩也是半斤八两的一路货色──“一篮鸡蛋打落地，没有一个是好的”；至于鲁禺更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危险分子，虽然我从来也没有把他想象得非常坏，但我对他毕竟是怀有戒心的，他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谁能说得准呢？谁料到就是这么一支杂牌军的东方红红卫兵竟然也神气得不得了，这也好就此绝了我的念头，我没有必要再同他们多打交道了，在我的心里十分明白，即使我加入了他们的组织，迟早也要同他们分道扬镳的，我和他们不过是同路人罢了。
这些日子，如若孵卵器孵小鸡一般，一只只雏鸡破壳而出，我们学校又有好几个红卫兵组织相继问世。在东南师院红九?二红卫兵团成立后，刘康、陈大为、赖国强等人在学校也成立了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分团；高三（1）班的刘奇、王忠贵、周彬、许力达一班人也搞起了一个组织，他们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为楷模，也取名为“东方红公社”；最近，市里一些中学的少数派学生纷纷成立了与前线红卫兵相对抗的海防前线红卫兵组织，我校的一些初中生也竖起山头，拉起了一支海防前线红卫兵66829战斗团；另外，多数派的前线红卫兵为了拢络人心，拉拢更多的同学站到他们一边去，又成立了一个前线红卫军组织，隶属于前线红卫兵，吸收一小部分半无产阶级家庭成份（诸如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的同学，充当他们的马前卒。
8日上午，学习时间过后，我上厕所归来，刚踏上几级石阶，迎面下来一个人，他一看见我，就微笑地主动对我打招呼说：“喂，同学，你就是李晟吧？”
“嗯，是啊，你是──”我不由地愣了一下。
那人笑眯眯地望着我，自我介绍道：“我是高三（1）班的，名叫许力达，是东方红公社的。我刚刚到你班上找你，人家说你不在。”
“噢，原来你就是许力达呀，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同他握起手来。“欸，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东方红公社几位同学想请你上我们队部那儿谈一谈，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好吗？”
我两眼直视着他，略略思索了一下，点头应诺说：“可以，我也很早就想同你们认识认识。”
于是，我就跟着许力达来到了东方红公社的队部。
东方红公社的队部是设在学校图书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我和许力达一道走进屋里，这房间光线很暗，只有一个窄小的有铁栅栏的窗户，面积有十多平方米，中间摆着一张两头椭圆的长会议桌，那些东方红公社的同学就围坐在桌子的四周。
他们看见我俩走进来了，王忠贵、刘奇、周彬等人赶紧起身相迎。许力达对他们介绍我说：“他就是高一（1）班的李晟。”
“你来啦，好啊，认识你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叫王忠贵。”王忠贵热情洋溢地紧紧握住我的手。
“你好，我叫刘奇。”另一个刘奇也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手。对于这两位闻名于校的运动“明星”，其实，我早就认得他们，只是未同他们打过交道罢了。
接着，王忠贵又以主人的身份，向我逐一介绍他们东方红公社的所有成员，他们有的走过来，我便同他们握手，有的还坐着，则互相点头、微笑致意。对于这大字报上多次出现的著名的九人集团，他们的名字我早已是滚瓜烂熟，今天只是将人名和人头对上了号。
随后，王忠贵拉了一把椅子让我坐，我就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王忠贵是东方红公社的核心人物，是一个摇羽毛扇的军师人物，而刘奇则是他们的头。王忠贵有一个哥哥在北京清华大学念书，这些日子，他哥哥从北京寄来大量的传单、小报，还写信告诉他许多关于上层内部斗争的小道消息，不断地向他灌输激进的造反思想。而王忠贵又是一个具有政治野心和政治头脑的人，大约，他真的像马克?吐温告诉一个青年那样吃了一对鲸鱼（据说鱼骨头里面含有大量的磷质，有补于脑子），致使他的大脑相当发达，特别是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善于独立思考，说起话来颇有一番见地，因此，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当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原子核”。
由于刘奇是这伙人中间惟一的一个共青团员，又是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尽管他的家庭成份也不太好，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只是几年前便已病逝，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了他母亲（他父亲所在医院的一个护士长）的身上，但是，刘奇在这九人当中还算是鹤立鸡群，那些人至少有一半人的家庭成份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所以，他们就把他推到前台，让他扮演个小小的伏罗希洛夫。
在那张长会议桌的桌面上堆放着好几叠蓝皮硬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几乎他们每个人的面前都人手一册，大概，这些书是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的吧，显然他们正在学习这些马列经典著作，其气氛很像是当年的新民学会和觉悟社。
这时候，我扫视了他们以及桌上的那些经典著作几眼，微笑地说：“啊，你们正在钻研马克思、列宁全集呀？你们像32111钻井队一样钻得可真深啊！”
“是啊，我们正在系统地组织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它们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说，‘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目前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向着纵深发展，我们更应该要加强学习。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不出风头的人；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懂得客观规律并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坐在旁边一侧的刘奇正经八百地对我道。
我颇为同感地点点头说：“说得不错，我赞同你们的看法。……欸，今天你们是学习什么呀？”
“我们正在学习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天才的著作写得何等精彩啊！”王忠贵一边翻着书，一边滔滔不绝地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要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了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马克思的这些诗一般的语言简直就像是为今天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意写的，回想起当初我们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时候，我们只是对政教系的《倡议书》，对省委和省委工作团提出了一些质问，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像今天这样有比较深刻的理解，现在，我们也要像嘲笑别人一样嘲笑自己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
“是啊，历史是以螺旋形和波浪形两种形式向前发展的，马克思在著作的一开头就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今天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是一场伟大的笑剧。从来也没有看见毛泽东思想像今天这样空前大普及，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像今天这样意气风发、精神振奋，‘中国七亿人都是批评家’，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伟大的阿基米德探索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把整个地球推动起来的支点，而我们的毛主席却天才地找到了推动世界革命的支点──那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戴眼镜的晏子一般矮小的周彬也慷慨激昂地大发议论。
“我看你别用法螺大吹什么‘世界革命’了，还是认真地来探讨一番眼下的这场运动趋向吧。”另一个外表看上去颇为精明强干的黄国良也侃侃而谈。“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说，‘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换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同样的，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把金钥匙还是管用的。我认为目前我们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一批官僚特权阶层，他们与我们劳动人民之间已经逐步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毛主席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势在必行，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把被他们篡夺的一部分党权、军权、政权、财权重新夺取回来……”
…………
那些东方红公社社员们热烈地争论着，我饶有兴趣地倾听着他们的争论，也同他们一道思考着问题，似乎溶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了。
这当儿，那个许力达踱步到我的背后，他笑笑地对我说：“唉，李晟，你大概对我们这样吵吵嚷嚷的学习感到不习惯吧？我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青筋暴起，那比菜市场叫卖声还大的声量在外头的人听起来还以为我们是在吵架咧。”
我掉头瞥了瞥他，又环视了在座的那些人一眼，道：“不，这很好呗，我很喜欢你们这里的浓郁的学习气氛，‘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当前，在我们的面前确实有许多的新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思考、探讨的。”
“我们今天请你来，就是希望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们都是学校里最早的革命造反者，今后应该要互相加强联系，你可以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坐，我们非常欢迎你来。”王忠贵又开口说。
“好的。”我点点头。
后来，我离开了东方红公社的队部。这一次串门子，我的感受很多，特别是看见他们认真钻研马列著作的劲儿，如同打火石的火星一般引燃了我内心的热情之火，我自愧不如他们，在他们的身上迸发出来的努力学习、勇于探索的精神火花不正是值得我很好学习么？当然，他们的见解未必就是正确的，或许是谬误，但是，只要他们能够不懈地进行学习、思考与探索，那么，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理的，正如博克所说，“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
我对东方红公社这班人感到兴趣，倘若要我选择的话，我是愿意加入他们组织的。遗憾的是，他们只是一个班级性的组织，如何会要我这个孤苦伶仃的“游子”呢？况且，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也不会低声下气地去乞求他们吸收我，因此，这件事我也仅仅是想想而已，就像一个情人的单相思。
现在，我们再把镜头转向社会吧。
9月5日深夜，在市总工会主席郭怀玉的策划牵头下，王伙弟、关云海、苏凤英等9人拍发了一份急电给党中央和毛主席。起先，市委第二书记曾涛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事后他表示赞许，又连忙布置各厂以工厂的名义再拍发电报给毛主席，他对徐丛毅等人说：“这样的电报又多，内容又相同，中央肯定会相信的。”
而后，他又打电话给郭怀玉道：“你们要叫工人不要来市委报喜，不然，市委就不好讲话。……还有以后写传单不要叫毛主席派人来，中央要真的派人来了，那么，我们省、市委不就垮台了么？”
在市委的支持下，各印刷厂日夜开工，大量印刷《急电》等传单，其数量达数十万份之多，散发全国，光是送到北京的传单重量就有一吨，他们为了印刷这些传单，甚至把印刷毛著的任务都停下来。
9月6日，曾涛又亲自布置组织了一个由王伙弟、关云海、苏凤英为首的包括工农劳模、前线兵等方面人士的19人调查团，该调查团的名单是由其最后圈定的，就九月五日发生的报社事件进行调查，并写出了洋洋洒洒万余言的“调查报告”──《九月五日事件的肇事者是闽江日报社自称“造反队”的一伙人?──关云海、王伙弟、苏凤英等19人调查团关于“九?五”事件真相的调查》。
本来，那个王伙弟并未参与《急电》和“工农调查团”，只是到印传单时人家把他的名字也签了上去，曾涛说：“这样有农民代表签名会更好些。”
郊委书记温义歧也对王伙弟道：“这样就会使各处革命同志知道郊区的农民被闽江日报社职工造反队打了。”
这样，王伙弟就被人抬上了轿，演了一场现代的“乔老爷上轿”。
当然，一个《急电》还不够，那个温义岐又对王伙弟说：“我们农民也要发急电去，有农民的急电会更好些，工农急电给毛主席，毛主席才会相信F市现在很乱。”
经过几天的酝酿，由王伙弟等十名农民代表签名的又一份《急电》也问世了。为了区别这二份《急电》，前者一般叫作《关云海急电》或《苏凤英急电》，后者则叫作《王伙弟急电》。
是处，不妨简略地介绍一番关云海和苏凤英这两位风云人物吧。
关云海是一个老海员，他八岁就到船上干活，洗碗、洗甲板、扫地、烧饭、服侍船主，从一个穷水手成了船长。刚解放时，外国人以高薪引诱他，要他留在香港的外国轮船公司当船长，但是，他坚决拒绝了，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凭着丰富的航海经验，冲破重重困难险阻，第一个成功地把一艘万吨轮船从上海开进航道情况复杂的我省来，此外，他还奇迹般地让一艘五千吨级货轮停泊在一个浅水小码头上。为了表彰他的先进事迹，他被推为省五好职工标兵。
至于苏凤英则是向阳百货商店的一个营业员，她16岁时就进店站柜台。虽然，她的外貌并不美貌出众，刚进店时梳着两根长长的辫子，穿着打补丁的裤子，朴素得像是一位小村姑，但是，在她的身上还是有着动人之处。她的那一双不大的眼睛常常低垂着，目光是那样的善良、无邪、温存，人们可以从她的眼睛看见她的像水晶般透明的心。她说起话来总是和风细雨，极少发脾气，就像日本下女一样顺从和体贴人。马罗说：“善的极端便是美。”如果说男性的气质主要在于力与智，那么，女性的魅力就在于柔美了，即善良、柔弱、顺从、温和、体贴、深情、依赖和适度的撒娇。而苏凤英就具备了这种善良的美，她不仅对于家人、同事是如此，就是对顾客也是如此，工作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对待顾客服务态度和善、百问不厌。聋哑顾客来，她会跟他们打手语；少数民族的顾客来了，尽管彼此语言不通，但她尽量地做到服务周到。她经营的是纽扣柜，她时常向顾客介绍哪种纽扣配哪种颜色、衣料的服装为宜等等，有一次，一位老大爷上柜台来买纽扣，她看见他的衣服扣子丢了，当场就取了针线替他缝好，以后她主动设立了替顾客缝纽扣的服务项目。一天，有两个外表流里流气的男青年来找她缝扣子，虽然她看出这两人用意不善，但看见他们的扣子确实丢了，照样也替他们缝上。原来，这两人就是来考验她是否诚心诚意地为顾客缝扣子，而有意将扣子扯掉的。
当时，向阳百货商店主任何庆荣是一位年仅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慧眼识明珠，发现了苏凤英是一株好苗苗──一个心灵美的女子，有意栽培她。在他的一手提携下，苏凤英先是加入了共青团组织，以后被誉称为“雷锋”式的营业员，还加入了共产党，开始青云直上，鹏程万里。
歌德道：“萌动的春情之所以美好，就在于它既不意识自己的产生，也不考虑自己的终结；它是那么欢乐而明朗，竟察觉不到它会酿成灾祸。”按照当今时髦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精神是由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构成的。
何庆荣对苏凤英最初只是怀有好感，喜欢她那善良、温情的性格，属于无意识系统。随着经年累月的接触，他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爱情的酵母在他的心中发酵着，当然早先还是前意识的，原来潜在的被抑制的欲望、情感和本能都在蠢蠢欲动，渐渐地前意识就变成了意识，他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爱上了她，而且，爱得那样深，他已经坠入了爱情的罗网难以自拔。
而苏凤英对于何庆荣开头也只是抱有感激之心，是他栽培了她，要是没有他的培养，她怎能有今天的荣誉呀？她爱戴他，尊敬他，然而，敬爱毕竟不是人类的一种持久的情绪，这种感情有时是会转化的。她也经过了无意识、前意识的阶段，爱的情感终于升华了。
每当她和他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她是显得那样惴惴不安，她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着，跳得那么厉害，那么慌乱，那么不规则，就像冠心病患者的心跳一样，她发现何庆荣也用异样的目光盯住她的脸，那赤诚的炽烈的目光如若一团火焰扫射着她，把她的脸也烧得臊红起来，她害羞地低下头，避开他的注视，纤纤细指不安地玩弄着落到胸前的长辫子。
她偷眼望了望他，低声地说：“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我没……没有呀。”他也不好意思地脸红起来，赶紧收敛了目光，平时能说会道的舌头也变得不利落了。“我……我想问你，今晚你有空吗？”
“干吗？”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小声，那么悦耳动听，犹如轻轻地拨弄了一下琴弦。
“我这里有两张今晚的电影票，是看《五朵金花》，票子是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我想……咱们一起去看，好吗？”他用深情的恳切的目光望着她。
“嗯。”她点点头，还是不敢抬头正视着他，脸上又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她的心充满着喜悦，正在默默地体会着初恋少女的秘而不宣的欢愉。
晚上，电影散场后，他俩随着人流拥出了电影院，何庆荣对她说：“时间还早，咱们随便走走，好吗？”
“嗯。”她欣然地点头答应了。
这一天是月夜，一弯新月高高地挂在深蓝色的夜幕上，把柔和清澈的光辉轻轻地送到了树枝上，空气是甘美的，还有着一阵阵轻风，使树影微微地晃动，树叶沙沙作响。他俩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散步着。
二人都不说话，默默地走着，走着，对于这一对青年男女来说，也许，这是一个最为可怕的时刻，说不定他俩的一生命运就在今晚决定。
“你怎么不说话？”他掉头望了她一眼。
“是你不说话呀。”她瞥了瞥他。
“我心里是有许多话的，可是，却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就说吧，我听着咧。”她话一出口，不觉得脸就红了起来，她连忙低下头走路，好在这是幽暗不明的夜晚，谁也不会看见她的脸红，除非用心去猜想。
“我想了许久，我想我要跟你说，我想……我想跟你好，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他急促地说着，心紧张得仿佛都要跳了出来。
苏凤英默默地听着，她的头埋得更低了。
“你怎么不说话？……也许，我不该对你说这些话。”他的心突然感到了一阵冰凉。
“不，知道么，庆荣，我也在想……”她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真的么？”他惊喜得两眼发亮，若同涂了荧光一般。
“真的。”她肯定地点点头。
“这太好了！”他突然停下来，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按在他的胸前。“我太爱你了，凤英，我们马上就结婚，我们结了婚，一定把生活安排的跟别人不一样。”
她听任他使劲地握着她的手，一股强烈的暖流就像电流一样通过他们的全身，她也激动地脸上泛红道：“对，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以后，他把她拉到了路旁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鼓起勇气对她说：“凤英，让我吻你一下，好吗？……就吻一下。”
她没有回答，却本能地闭起双目，头稍往后仰起，微张开双唇，准备迎接来自爱的不可抗拒的令人神往的袭击。
在稍稍迟疑一下，他大胆地一只手揽住她的匀称的躯体，另一只手托住她的下巴，亲吻起她的朱唇。她只感觉到一张湿润的灼热的颤动的嘴唇贴到了她的唇上，最初的一刹那，若同被电击一般，她的全身颤抖起来，这是一种甜蜜的幸福的迷醉的颤抖，一股热流传遍了她的全身，她感到了一阵神秘的眩晕和快感。
他也全身热血奔流，得寸进尺地又张开双臂紧紧地搂住她，而她也身不由己地投进了他的怀抱里，偎倚在他那宽阔的胸膛里，似乎倾听他的心在猛烈地狂跳。他俩如拥挤的蜜蜂一般抱得紧紧的，这是一对天设地合的青年男女灵欲交流的结合，是多么强烈，多么新奇，多么震撼人心！
他又喃喃呓语地道：“再让我吻你一下，好吗？”
“你刚才不是说‘就吻一下’么？怎么又要得寸进尺呀？”她的话虽这么说，可是，她的心里是多么希望他再吻她一下，多吻她几下呀。
“刚才那一下太短了，现在要来一下长吻，就再吻一下。”
于是，“一个长长，长长的吻，一个‘青春’，‘爱情’／和‘美丽’的吻，一切象光线一样／集中起来成为一个焦点，点燃自天上”。四片甜蜜的唇瓣，两颗纯洁的真诚的相爱的心，吻，是爱的开始，吻，是爱情的契约之印，吻将接吻者的爱情道路打开了一个始端，正如拜伦所说，“在爱的第一个吻中伊甸园复得了。”
接下来，又是无数次接吻、拥抱，那雨点似的接吻，那旋风似的拥抱，他俩陶醉在爱情的幸福和欢乐之中，爱使他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似乎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二个人存在。
“你今晚多么美啊！”他一边吻着她的眼睛，一边嘴里说。
“看你说的。”她心里是多么甜丝丝、暖烘烘呀。
“我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一对，我们要永远相亲相爱，一辈子相亲相爱。”
“是的，我们要一辈子相亲相爱，我们一生一世互相都不要说一句粗鲁的、不亲切的话。”
“对，我们要永远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永远也不吵架，一次也不吵架。”
“生活是多么美好。”
“是的，一切都是这样光明。”
…………
打那以后，他俩真诚地相亲相爱了，海吉说：“恋爱的正常现象，最后必须以结婚来完成。”何庆荣和苏凤英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人初结伉俪的幸福是难以形容的，“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他俩之间的温馨的爱达到了饱和……
在《西厢记》里有这么一段词：“古来夫妇主于恩，闲话都休论，万里云程往前进；跳龙门，管教四海威名振。紫罗幱称身，黄金带悬印，你稳稳做夫人。”也许，这是古代恩爱夫妇憧憬的荣华富贵的理想图，然而，当今的现实生活却不可能这样的，对于何庆荣、苏凤英这一对新婚夫妇来说，一场爱情和婚姻的悲剧又正在酝酿着……
那个店主任何庆荣毕竟只是“慧眼”，却不是如来的“无事不知、无事不见、一切法中”的“佛眼”。他认识了苏凤英的价值，并且，爱上了她，同她结了婚，是他把她推上了政治的舞榭歌台上扮演了一个其所不能扮演的主角，让她像现代舞之母邓肯一样在台上进行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出色的表演。可是，他无论如何也预见不到，当苏凤英登峰造极之际，正是他运交华盖之时，他不仅无法让苏凤英“稳稳做夫人”，却意想不到地演了一场痛楚欲裂的人生生离死别的爱情大悲剧，这一对恩爱夫妻竟硬叫人给残酷无情地拆散开了。
何庆荣的妻子苏凤英发起红来，恰似红墨汁滴在宣纸上不断地渗透扩大，她越来越红了，红得简直连自己也认不得她原来的面目了。她因为出了名，被市委第二书记曾涛所青睐，要树她为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全省财贸战线上的标兵。这一下，麻烦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她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摇身一变为圣观世音菩萨之类的神女，那就必须一尘不染，头上还得有灵光圈，而她的丈夫何庆荣偏偏又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连党票也捞不到，显然，他的政治身份和她目前所处的政治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曾涛特地将苏凤英找去谈话，做她的思想工作说：“凤英同志，你现在是全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全省财贸战线上的标兵，你的一举一动和所有的一切都有着多么大的政治影响，听说你的丈夫是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他连一个党员也不是，这怎么能和你相配呢？他的政治身份是不适合再做你的丈夫的，我们组织上认为你必须要跟他离婚，婚姻要服从政治的需要呗。”
苏凤英听罢这一席话，她如遭五雷轰顶般地呆住了，只听见她的动脉在两面太阳穴里若同铁锤在敲打着，脑子呈一片空白，她愣了半晌，方才低声下气地恳求道：“曾书记呀，您知道我们二个才刚刚结婚没多久，我们二人的感情很好，庆荣同志政治进取心很强，他一直积极争取入党，我要尽力地帮助他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入党，您看，我们的事是不是……”
未容她说完，曾涛即打断她的话，高声说：“不，凤英同志，你必须知道你是党的女儿，是全省的标兵，你的一生必须交给党安排，可不能讲半点儿女私情哟，个人感情要服从党的决定，革命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你必须要跟他立即离婚。”
苏凤英头低低地呆坐着，一声不吭，她的心在痛苦地哭泣着，但是，她又必须强忍着，在这个不近人情的曾涛书记面前，她是不敢哭出声来的。
曾涛望了她一眼，又道：“你回去考虑考虑吧，你必须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是组织对你的关怀呀！”
她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她也不知道是怎样走回家的，大概是如梦游一样走回来的。苏凤英回到家后，她也不像往日一般马上动手煮饭烧菜，而是颓然靠在椅背上，脸色如死了似的灰黄，失神的双目注视着前方，一会儿，她的眼睛开始发亮，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她的眼睫毛不住地打闪着，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噗啦一滴，噗啦一滴，眼泪如若岩石里渗出来的水珠一般，顺着脸颊慢慢流淌了下来。她掏出手绢揩擦着眼泪。可是，越揩擦，眼泪越多，那两眼像两口泉眼不断地涌出泪水，丰饶地流了下来。
她的内心充满着绝望的痛苦，天哪，为什么命运竟对她这般冷酷无情，硬把这一对活生生的恩爱夫妻给拆散了呢？究竟他们触犯了哪一条天条呀？难道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也可以选择的吗？她不理解，她感到迷惘，陷入于自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如果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那么，她就可以爱之所爱，无忧无虑地去爱，热烈地去爱，大胆地去爱，真诚地去爱，像一只无牵无挂的快乐的小鸟一样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美满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着人世间的天伦之乐。然而，她偏偏又是什么标兵、积极分子，人家硬把她捧上了天，使她爱不能爱，她已缔结的美满的婚姻也要叫人给强行拆散了，她无法抗拒这股不可逆转的巨大而又可怕的政治压力，她是要听党的话的，是党的驯服工具，服从党的一切决定是她的政治信条，她曾经对着党旗庄严宣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那么，个人的感情、恩爱同党的利益、革命的事业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不能不做出爱情的牺牲呀！也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了。
他的丈夫何庆荣也回到了家里，他看见她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像泥塑一般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脸上还有着斑斑泪痕，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连忙关切地问她说：“凤英，你今天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苏凤英一见到何庆荣，心口的深处就激荡起巨大的悲伤波涛，一阵可怕的呜咽从胸膛里迸发出来，她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扑到了丈夫的身上，紧抱住他那宽大的肩膀，失声痛哭起来。
何庆荣一边抚摸着她的后脑勺和秀发，一边安慰她道：“你别哭了，有话慢慢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可是，她仍然呜呜咽咽地哭泣着，那孱弱的身子在剧烈地抽动着，似乎只有流眼泪才能减轻内心的隐痛。
好一阵子，她才把呜咽硬咽下去，不过，她的眼泪依旧亮晶晶地充盈在眼眶里，还在啜泣着，鼻腔里也不断地流出了鼻涕，她用已经湿透的手绢揩擦着，又坐在椅子上抽抽搭搭地哭诉着：“今天……市委曾涛书记……把我找去谈话……，他要我……跟你……离婚……”
“什么，离婚？”何庆荣听罢，如同当头挨了一闷棒，直愣愣地睁大了眼睛。“这是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你的家庭出身问题，还有你的入党问题。”苏凤英又用手绢揩擦着眼泪。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他盯望着她问说，好像要从她的眼神里寻着答案似的。
“不知道，……我还能有什么法子呢？”她说着，不自禁地又失声哭了起来。
这下子，轮到何庆荣伤心了，他的耳朵里一片嗡嗡声，就像一百面锣钹在脑袋里敲打着，眼睛里燃烧着一种绝望的枯涩的红光，他想哭，又哭不出来。只有嘴唇和腮帮子在哆嗦着，他的胸中如注满了铅一般痛苦至极，爱情与幸福，希望与光明都一时塞绝，他就此将跌进黑暗的毁灭的深渊里去。
苏凤英揩擦净眼泪，对他道：“时间不早了，我去做饭。”
说罢，她即起身到橱房煮饭烧菜去了。
当饭菜上桌后，他俩相对无语地坐在饭桌旁，但谁也难以吞下这顿饭。这是一个阴风惨惨、凄楚悲凉的夜晚，他俩挨坐在床沿抱头痛哭着，那山泉般的眼泪从眼窝里无止境地了出来，呜咽和呻吟一声高，一声低，两人的灵与肉，痛苦与悲哀，全化成了泪水，滔滔不绝地流泻了出来，仿佛要淹没全世界似的。
何庆荣紧紧地抱住她的身子，恳求说：“凤英，我求你，咱们不要离婚，你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我，我不能没有你呀！……”
苏凤英没有回答，她把头偎倚在他的怀里，眼泪又潸潸而下，像扯不断的线儿。
“你怎么不说话呀？……那么，你不爱我了？难道我们已经没有爱了么？你要抛下我孤零零一个人呀？”他双手把她的脸托起，凝视她那泪花晶莹的眸子。
“你别折磨我了，我的心都要碎了……不是没有爱呀，我这一生一世，我的心只属于你一个人呀！”她大声哀号着，又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恸哭不止。
何庆荣又冲动地扳起她的玉颅，发狂地吻她那湿润的嘴唇、热泪盈眶的眼睛和湿漉漉的脸颊，那雨点似的吻与雨点似的泪掺杂在一起，这是一种诀别式的接吻，他俩生离死别的痛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庆荣，咱们今晚好好地亲热一番，我要为你生个胖娃娃，只要咱们有了孩子，也许，领导就会考虑咱们的实际情况，咱们也就用不着分开了。”忽然间，她的双眼燃烧起情欲的炽烈的火焰，就像一道闪电在他们的面前照亮了一条希望之路。
“对，要是我们有了孩子，说不定领导对我们就会通融一点。”何庆荣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苏凤英将脸转向他，脸上带着坚决的屏息静气的神情，仿佛是要走向命运的战场，生死决定于今晚一战似的，把她那富有弹性的乳房紧贴在他的胸口上。而他也如黄继光胸口对枪口一般地胸膛对着胸膛，紧紧地拥抱着她，几乎使她透不过气来，她的那双手也紧紧地扣住他的脖子，用劲地把他拉向什么地方……餍足与饥渴，情感与肉欲，悲哀与欢乐，痛苦与快感，希望与绝望，理性和非理性，经过相互渗透，酿成了一杯令人陶醉的爱情琼浆。
然而，这杯爱情琼浆并非都是胎儿的培养基，上帝没有赐给他俩一个胖娃娃，相反的，巨大的可怕的政治压力却越来越大了，公司党总支书记又把苏凤英找去个别谈话，再次重复了曾涛说过的那番话。苏凤英向党总支书记提出不离婚的三种办法：一、不办长期离婚手续；二、暂时脱离关系，待帮助他入党后再恢复原来的关系；三、要对方声明与家庭脱离关系。但得不到答允，总支书记表情严肃地对她说“凤英同志，要你和庆荣离婚是市委的决定，你可不能凭个人感情用事呀，你应该要和党同心同德，去掉个人的私念，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也是组织对你政治上的关怀哟。”
据说，有一种鹈鹕鸟如鸳鸯一样也是一种爱情的鸟禽，它们一旦相爱，就终生不变，即使已经儿女绕膝了，在鸟觅食归来时，雌鸟也要来个“欢迎礼”，双双引颈啄，好像在重申“海誓山盟”似的。而人类自称是最有感情的高级生灵，一阵强暴的政治狂风就把婚姻的锁链吹断了，什么爱情的忠贞不渝，什么信誓旦旦，全成了“空对空”导弹。
他俩终于被迫走上了法院，在法院里和回家里两个人的眼睛都哭肿了，饭也咽不下去，他们的痛苦是无边无际的，一道笨重的厚实的铁门已经关闭了下来，再也看不见一线希望之光了。
法院未经调解，就迅速地判决他们二人离婚，这一案子结案之快勘称前所未有。当判决书一到何庆荣的手里，另一道“金牌”──调令──也随之而至，他被调到了远郊一家供销社去。
他俩又一次抱头痛哭，苏凤英扑到了何庆荣的身上，双手紧紧地勾住他的脖子，身子像风吹树叶一样哆嗦着，泪如骤雨般地落下，呜呜咽咽地说：“我的……亲人……庆荣……我再也不能看见你了……如果你走了……咱们今生今世……就再也看……看不到啦！”
“你别说了，我的心都碎了！”何庆荣眼睛浑浊，表情呆凝，似乎有点神经失常。
在《孔雀东南飞》中有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离异，那是由于焦母借口刘兰芝“举动自专由”、“我意久怀恨”而逼使其子含泪遣妻的。陆游与唐婉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也是由于陆母的变态心理而强行逼走唐婉，这一些都是封建时代的婚姻悲剧。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这样的婚姻悲剧还在继续重演着，由于某些领导的强行干预，何庆荣和苏凤英终于不得不分手了，使人不油然地联想起白居易的著名的《长恨歌》，正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以后，何庆荣和苏凤英虽然还见了几次面，每次见面都是那样难分难离，然而，感情的缠绵是无济于事的，命运已注定他俩永远地被拆散了。不久，组织上就给苏凤英介绍了一个部队的营长，他们闪电式地结了婚。这一些都是1965年四清运动前后发生的事情。
连日来，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出动了几十万人马停工上街游行，他们抬着毛主席画像，扛着“最最最坚决支持《关云海急电》！”、“《关云海急电》好得很！”等巨幅标语牌，不断地高呼类似的口号，蔚为壮观的游行队伍把市里的主要街道都挤得水泄不通，有如一个波澜壮阔、涛声震天的海洋，其热闹的场面不下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举国上下一片沸腾的那几天。
然而，不管工人赤卫队怎样大造舆论声势，却无法阻挡文化大革命惊涛雷奔、骇水迸集的浪潮的猛烈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对《急电》抱起怀疑的态度，少数派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
这些天，市木器厂、缝纫机厂、抗菌素厂、省红星机器厂等单位的部分工人和群众，以及省委宣传部红旗战斗小组、市财政局红旗战斗队、马店粮站部分革命职工等纷纷贴出大字报，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对少数派学生、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围攻决不是是出于群众的“自发”行为，而完全是市委一手策划组织的，所谓《急电》完全是歪曲事实真相的。甚至，最早被抛出来在省报闽江日报上点名的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翁秉锟也声称自己是马为的替罪羊，是受马为迫害打击的，也要起来造马为的反。
其中影响较大的大字报有9月7日的省人民广播电台红旗革命兵团的大字报《省委──市委相依为命，狼狈为奸?揭穿省委秘书长李少影的情况传达是一个大阴谋?──企图推卸“八?二九革命事件”以来发生的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目标的严重罪行?呼吁：省、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响声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号召进一步揭发省、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
9月5日，鼓山公社朝阳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贴出了《农民自发声明》的大字报，6日又贴出《贫下中农赤卫队再次声明》的大字报，二张大字报详尽地陈述了8月29日和30日他们赤卫队如何被郊委、公社党委调遣参加围攻学生的行动过程。同时，马店公社东方红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也刷出《请看这是什么阴谋》的大字报；7日，鼓山公社东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红色战斗组又贴出《让事实来讲话》的大字报，这几张大字报也揭露了八?二九事件之后，F市委某些人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的事实真相。9月9日。这些反戈一击的赤卫队又组织了“贫下中农九?九野战兵团”，成为第一支农民少数派组织。
此外，参加“九?五大会”的少数派组织7日又在市四中举行会议，他们决定由53个单位组织联名，也拍发一份急电给党中央毛主席，对《关云海急电》予以驳斥，申述这些日子F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实真相，也同样呼吁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快派人来我省，并强烈要求改组F市委。
由于少数派的队伍日益壮大，成为一股“威慑”力量，那些工人赤卫队急忙从“血统论”的兵器库里又拣起一支“揭老底”武器，对准少数派加以猛烈攻击。瞬间，“揭老底”如同春夏间的流感一般猖獗异常，形形色色的所谓“群丑图”满天飞，他们高喊：“揭老底，好得很！它打破了牛鬼蛇神的美梦！揭老底，好得很！它揭得牛鬼蛇神全身冒冷汗，浑身直发抖！揭老底，好得很！揭得那一小撮乌龟王八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地到处骂街。”
由于少数派学生不断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全省批判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复会，彻底揭发许敏的问题，揭开省教育厅阶级斗争的盖子。同时，马为也意识到应该要掌握运动的主动权，使运动重新纳入自己的轨道，不能老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他是一个将军，深懂得在战场上谁要是掌握了主动权，谁就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性，被动难免要挨打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说，“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他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九日晚上复会，让万人大会揭发批判王道燃和许敏的问题。古语曰：“小不忍，致大灾。”要是他连自己也保不住，那又怎能保自己的妻子呀？
又过几天，毛主席的“九?七”批示下达了，犹如榴弹炮弹炸开了，对马为的震动是极大的，他明白F市和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是工人、农民反学生，倘若现在他不做出一些姿态，难保有一天也要落得和张敬涛同样的下场，“前车之覆，后者之鉴”。
这样，马为书记在14日下午召集了一些少数派学生组织代表和部分南下学生会举行座谈会，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晚上，他又召开了常委会紧急会议，他心情沉重地说：“最近，F市出现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地挑动群众斗群众、工农斗学生的严重现象，对此我们省委感到十分不安，我们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不得力，未能加以及时制止，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
在常委会上，还决定由马为书记向全省人民发表广播讲话，阐述省委对当前运动的一些观点，希望能够消除两派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情绪。
十五日下午，我们全校师生员工集中在大操场上收听有线广播，约莫五点时分，扩音器里传来了马为的慢条斯理的声音，他一共演说了十五分钟，说了几个问题道：“一、八月二十九日事件问题：“那天晚上我在场，白天不在场，几个学校师生响应鹭门八中的号召，到F市来声援鹭门八中的革命行动，到省委来要求揪回许敏。在接见的时候，同学们提了很多问题，我明确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声援八中是否是革命行动？我说是革命行动，我们欢迎，我们现在就是要组织全省大中专学生炮轰教育厅。第二个问题：八中师生的行动是否是革命行动？我说坚决支持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本来，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后来发生了一些枝节问题，一些人有各式各样的说法。省委不仅昨天已经肯定八月二十九日行动是革命行动，而且在二十九日就肯定了。
“昨天，我们知道这个消息，有人说八月二十九日行动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贴了大字报，发了传单，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开了紧急会议，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采用电台广播，考虑到敌人会收听，我们也不打算发表声明，在报上发表也不好，因为省委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就立即通知市委到各单位、各学校说明，不能说八月二十九日行动是反革命暴乱，说明了事情真相，作了解释，通知不再散发类似的传单，而且收回了一部分。我们不愿意把这件事扩大，扩大了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二、关于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问题：“我们的观点和同学们是一致的，我们坚决反对挑动群众斗群众这种行动。我们正在做工作，有不同意见可以按十六条来辩论，按正常情况来处理。前线红卫兵是好的，是红色尖兵，但是，他们是有些缺点的，我准备向他们建议，做一些解释工作。
“三、关于万人大会问题：“在昨天的座谈会上，北京学生提出要求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我们同意召开，待省文革小组和学生协商以后再确定。
“四、关于许敏问题：“我支持八中要求，但是，现在已经组织全省大中学校代表总攻教育厅和宣传部，攻了以后，如果八中认为还没有全解决问题，要许敏再到八中也可以。在这里我要表示一下态度：大家知道许敏是我的老婆，我绝不包庇她。如果她是黑帮，首先，我应该把她打倒。这不是老婆问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我不包庇，也不可能包庇，省委也不可能包庇许敏，这是党中央不允许的。如果我是黑帮，我首先要把自己打倒，也号召革命师生把我打倒。
“最后，我们呼几句口号行吗？
“革命师生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这几天，继曹月仙之后，班上的郭乃丽也加入了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分团，还有杨洁也参加了海防前线红卫兵66829战斗团，她戴起红卫兵的红袖章，又如若开屏的孔雀一般神气十足起来，很难想象前几天因为王钟惠无意中在她的桌面上写了“狗崽子”三个子，她为此竟大吵大哭了一场。
也许，这些原先属于多数派观点的女生也加入了少数派红卫兵组织，就像挥发的乙醛刺激了我，我想，我也应该如大姑娘一样赶快找个“婆家”嫁出去，可是，又有谁会要我这个“老处女”呢？
那个东方红红卫兵的队部游荡着“血统论”的幽灵，陈希琪、魏举一伙人像蜀国的魏延一样狂妄自大，又带有“野鸡”部队的习气，我不愿意和他们为伍。那支海防前线兵66829战斗团多是些初中娃娃生，他们嘴上没毛，我也不想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他们胡摆弄。还有红九?二红卫兵分团是刚刚建立的组织，我同他们不相识，也缺乏了解。至于东方红公社，我和他们的观点、看法比较接近，通过同他们的初步接触，他们那里浓郁的学习气氛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很喜欢和他们交朋友，遗憾的是，他们东方红公社只是一个班级性的组织，未必会吸收我这个“外星人”。
我左思右想，觉得比较适合的组织还是红卫兵战斗团。它是全校最早诞生的少数派组织之一，它似乎比较正规，人数也比较多，旗帜也相当鲜明。只是那些人我也不认识，我认得的人就是高三（4）班的姚自强，但这些天却不见他的人影子，我曾经去他班上找过他，他班上的人告诉我，他上北京串联去了。
几回回，我俳徊在红卫兵战斗团队部的附近，走过来，又走过去，如同一个孤独的小伙子在他钟情的姑娘的楼窗下踯躅着。
红卫兵战斗团的队部是设在体育教研组隔壁的二间大教室里，在它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信箱模样的报名箱，上头还挂了一把锁。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想参加该组织的人都得往报名箱里塞报名申请书，不过，这个办法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倘若他们拒绝吸收我，也免得我当面吃闭门羹的那种尴尬局面。
我终于下定决心，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名申请书，然后，我把报名申请书折好，装进一个信封里，又在信封上写上：红卫兵战斗团收。接着，封好信封。次日，我一大早就到学校去，乘着时候较早红卫兵战斗团队部的周围没什么人，悄悄地把报名申请书塞进了报名箱里，其偷偷摸摸的样子简直若同往检举箱里塞什么匿名检举信一般。
我投了报名申请书之后，心里头稍稍安定下来。我想，现在可以耐心地静候消息，如果他们要吸收我的话，他们总会叫人来找我的。可是，一天过去了，二天、三天、四天……一连好几天都过去了，我的报名申请书就像一块石头掉进了万丈深渊，始终落地无声。我的心里又如轱轳上吊着的水桶一般在七上八下着，我想，这下子可完了，原先的一线希望之光恰似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燃烧的火柴一样熄灭了，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还有那么光明、那么温柔、那么和蔼的老祖母，全都不见了，在我的面前横着的依旧是那堵高不可攀的又厚又冷的大墙──“血统论”的监狱高墙。
我们学校的前线兵把东方红红卫兵、东方红公社这些少数派组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鸣鼓而攻之”，什么“东方红红卫兵是一支反革命别动队”，什么“东方红公社是黑七类狗崽子的防空洞”，诸如此类的标语刷满了校园内外。他们还端起“揭老底”这支AK47自动步枪，对准鲁禺、王忠贵等人猛烈射击，指控鲁禺的父亲是一个反动道士，王忠贵的父亲是反动资本家，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黑七类狗崽子，勒令他们马上滚回家去，云云。
先说那个鲁禺被挨贴了大字报之后，他心里火得不得了，燃烧着最为猛烈的仇恨的怒火，他把一肚子的火气都发泄到他父亲的身上。一天，鲁禺回到近郊农村自己的家里，他一看见他的父亲，两眼迸射出可怕的怒火，脸颊涨得如猪肝一般红，牙齿也磨得嘎吱作响，如若老鼠磨牙一般，他愤怒得像一头疯狂的野兽，抄起门后拴门的粗大的木棒，二话没说，就往他的父亲的身上狠命地乱打一气。
“啊──啊──你……你……你干什么呀？”他父亲毫无防备，被打得痛不可忍地发出了惨叫声，他一边哀号着，一边想避开那木棒。
“干什么？就是要打断你的狗腿！谁叫你当什么狗道士，你可把我害苦了！”鲁禺额上的青筋奋张，眼睛瞪得圆圆的，凶狠的脸因为愤怒而歪曲了，显得异常狰狞可怕，嘴里吐出的一句句话就像砸过来的一块块石头。
直至此际，他父亲方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如此仇恨他，他低声下气地哀求说：“你……你别打我了，那……那都是过去的事情……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妈的，你还嘴硬！都是因为你这个狗道士，害得我也要成了狗崽子，我要打死你！”他的眼睛又如喷火器一样喷出了怒火，仇恨、愤怒、疯狂都达到了极点，凶神恶煞一般抡起木棒又往他父亲的腿上打去。
“啊──”他父亲发出了一声极为可怕的惨叫声，如若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他被他儿子打得趴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可是，毫无人性的鲁禺却不管这一些，他把脚踏在他父亲的腿上，龇牙咧嘴骂道：“你别躺倒装死，你这个专门喝人血的狗道士！你怎么活着就怎么死去吧！像畜生一样死去吧！”
“唉哟哟──我的腿……真的被打断了！”他父亲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脸色惨白得像一块尸布，豆大的汗珠沁出在他的额门上。
“打断了狗腿，活该！谁叫你当什么狗道士，我就是要把你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鲁禺恶狠狠地瞪了他父亲一眼，心肠硬得像合金钢一样，全无丝毫父子亲情。
他父亲还是趴倒在地动弹不得，他的腿骨真的被打断了，但鲁禺却不管他的死活，放下木棒，径自回自己屋里，随手抓起那只军用挎包，接着，又出来，看也不看他父亲一眼便扬长而去，回学校干他那“革命”去……
再说那个王忠贵也不是一个纸糊的人儿，他是一个有野心、有胆略、有韧性的意志坚决的自命不凡的人物。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他先是贴出《声明》，宣布其改名为王向东，永远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的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接着，过几天他又贴出一张海报，定于17日上午8时，在初一楼后面的小操场上，就他的家庭成份问题，召开一场辩论会，欢迎革命师生参加。
这个辩论会倒是有点鲜奇。在科学讨论会上有论文答辩，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上发表了著名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讲演；在法庭上也有自我答辩，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讯中进行了一番雄辩的最后发言。而今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的辩论会竟是这般五花八门，连一个普通学生的家庭成份问题也要开一场辩论会，恐怕只有在这非常历史时期才会出现着稀奇古怪的事儿，也算是一个“今古奇观”吧。
17日上午8点左右，我和陈东、王钟惠、陈炳义几个人一起来到初一楼后面的小操场上听取辩论。那操场的周围因为有楼房和高大的樟树遮荫，早晨的阳光几乎照射不到，“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显得相当阴凉。在操场靠近初一楼处摆放着一张长课桌充作讲坛之用，数以百计的同学把整个小操场挤满了，有的搬来了课桌、凳子、石头、砖块坐着，有的则干脆站着，我们几个就坐在斜坡石阶上。
那个王向东已经来了，今天，他身穿一件浅蓝色的短袖布衬衫，表情泰然自若，就像一个政治家一样临事不慌不乱。辩论会开始了，他首先讲话说：“同学们、老师们：这些天，围绕着我们东方红公社和本人的家庭成份问题，学校里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和标语，他们指控我的父亲是反动资本家，是资产阶级吸血虫，是王家铺子的王老板，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像建筑工人栽桩一样硬栽到我的头上来。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把我的家庭成份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今天就开了这个辩论会，我郑重声明，我的父亲不是什么反动资本家，我也不是什么黑七类狗崽子，我的家庭成份是商贩，是属于半无产阶级。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里指出：‘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我的父亲在解放前也遭受着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他摆了大半辈子的摊，却吃不饱，穿不暖，正是，‘卖茶老人喝清水，卖花姑娘插竹叶。’我的父亲含辛茹苦、好不容易地积蓄了一点钱，后来才开了一年多的小店铺，没有雇工，靠自己一家人来支撑门面，维持艰难的生计。‘一唱雄鸡天下白’，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旧中国，我们亿万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我的父亲也加入了合作商店，并当上了一家食杂店的负责人。
“在字典上的注释，所谓成份的含义是：一个人在阶级社会所处的阶级地位，是以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的。根据我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及我的父亲一生中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我的家庭成份理应是商贩，不是小业主，更不是无稽之谈的什么反动资本家了。关于上述情况，下面的人如果持有异议，欢迎来辩论。”
那些一心想整王向东的前线兵们早就云集在讲桌的四周，，他们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当王向东的话音刚落，校文革副主任、前线兵头头吕克强便一跃而起，大踏步地走向讲桌。吕克强还是身穿一件褪色的旧军装，腰间扎着铜头皮带，他把两边衣服袖筒连同那红袖章都挽得高高的，盛气凌人地大声道：“前线红卫兵战友们、红五类阶级弟兄们、革命的同学们和革命的老师们：刚才那个原名叫王忠贵的王向东的发言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就像寓言里一个刚从外国回来的贵族吹嘘他在罗马看到的一条黄瓜简直跟山岳一般大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样，他自称其家庭成份是商贩，还是属于什么半无产阶级，真见他妈的鬼去！事实上，这个王忠贵的父亲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资本家，大家都看过批判毒草影片《林家铺子》，难道说电影里的林老板不是一个浑身连毛孔都充满金钱铜臭味的反动资本家么？既然林老板是反动资本家，，那么，为什么王家铺子的王老板就不是反动资本家呀？他们同样都是资产阶级吸血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据我们了解，这个王老板是有雇工剥削罪恶的，刚刚王忠贵声称他的父亲没有雇工，完全是骗人的谎言，正如一句谚语所说，‘谎言不管怎样矫饰，总也掩盖不了真实。’……”
当吕克强激昂的发言刚完，下面的前线兵便发出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吼声：“打倒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狗崽子王忠贵若不老实交代他父亲的问题，就砸烂他的狗头！”
在这声嘶力竭的叫嚣声中，王向东的脸色显得异常难看，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住自己的情绪，竭力装出一副从容不迫的表情，又走到讲桌前自我答辩说：“刚才前线红卫兵吕克强的发言显然是强词夺理，是站不住脚的。我的父亲一生主要以摆摊为业，他的成份理应是商贩，不是小业主，更不是工商业者、资本家了。当然，应该承认我的父亲曾经开了一年多的小店铺，但是，这只是他历史中的一小段插曲，不能代替他的主要经历，正如同鲁迅先生也曾经开过书店，谁能说鲁迅先生不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是什么资本家呢？毛主席说过，‘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我想这个道理也是适合于其他问题，难道评定成份就不要看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吗？
“关于我的父亲是否有雇工剥削的问题，据我所知，他是没有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表兄从乡下来，他曾在店里帮了一阵子的忙，我们是亲戚，根本谈不上什么雇工剥削的问题，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即使退一百步说，我父亲假定是一个小业主。在字典上小业主的定义是：占有少量资财，从事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不雇用或雇用少数工人的小工商业者，一般属于小资产阶级。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指出：‘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诚然，小业主和资本家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不容混淆的，更何况我父亲的成份也不是小业主，而是商贩……”
接着，另一个前线兵头目、高三（3）班的秦若西也登坛演讲，他攻击王向东说：“那个王忠贵尽管拿着一条粉红色的手绢在遮掩自己的丑嘴脸，但是，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家庭成份是什么小业主。实际上，小业主顾名思义就是有资产阶级之业，是和资本家一丘之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了。记得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小商品生产是复活资本主义的基础，小业主在制造着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旧的一代资产者虽然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产生新的一代。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无比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由此可见，小业主就是新一代的资产阶级，我们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要铲除一切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把培养基连同玻璃器皿全一股脑儿打翻在地，彻底铲除一切恶根、恶茎、恶果，把小业主、资本家、狗崽子和所有的反革命统统送上历史的绞刑架，在红色恐怖风暴扫荡过的神州大地上，必将盛放着血红的共产主义的杜鹃花！”
纵然王向东如古希腊的阿尔基达玛一般善于智者的艺术（演讲术、争辩术和辩证法），然而，他毕竟只是单枪匹马，而前线兵却是人多势众，他就像长坂围单骑救主的赵子龙一样，都处于招架应付的地位。何况，王向东既不是阿尔基达玛，也不是赵云，今天的辩论会又是围绕着他的家庭成份问题展开辩论的，因此，尽管他巧舌如簧，能说善辩，但还是显得相当被动，他一次又一次地上去自我辩护，如唐?吉诃德一般勇敢地应战着，只是他的家庭成份问题终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的家庭多少总有一些难揭的伤疤，他要想赢得这场辩论的胜利显然是很困难的。
我不知道王向东的头脑是怎么想的，他是自己竖了个靶子任人家打，正是：“老鼠逗猫自找死，木匠戴枷自做出。”大约，王向东企图通过辩论以澄清他的家庭成份问题，可是，他辩来辩去，到头来还是“白衫跌落桐油桶，满身污秽洗不清。”诚然，谁的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倘若要祖宗十八代地翻查家谱，我敢断言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揭老底的。人类社会的演化史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今天的文明奇迹乃是千千万万无名的人民无声无息、孜孜不倦地努力奋斗的结果，如若英格兰的白垩山崖是由无数带石灰质壳的有孔虫合力造成的一般，这些有孔虫常常数个个体相连，配列为二列，或配列为螺旋形，有点像是人类的家庭或家族，而谁人能够说这个有孔虫是好的，那个有孔虫是坏的，这是“红五类”，那是“黑七类”呢？高尔基说过：“人”字应该用大写。这句格言是值得含英嚼华的。所谓“唯成份论”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机械论”，希图用力学定律来解释千奇百怪的社会情况，以家庭出身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这是一种最省力的而又最唯心的方法。
这几天，我们班上的一些“红五类”子弟如任培生、姜炳耀、钱水仙等人都已经上北京串连去，今天教室里就剩下孔骅几个人还在耀武扬威。
学习时间未过，突然间，3班的范前锋闯进我们班教室里来，他径直走到我的座位跟前，沉下脸道：“喂，李晟，你出来一下！”
我以前和范前锋很熟，我们是球场上的朋友，而今他在“血统论”的迷魂汤灌输下，乃翻脸不认人，凶得如十万佛塔上的“大威德金刚”一般站在我的面前。我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站起来，平静地问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这时，我们班的孔骅也窜到我的跟前，龇牙咧嘴地嚷嚷着：“叫你出来就出来，啰嗦什么呀？”
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有应话，不声不响地跟着他俩走出了教室，走到附近大教室前面的走廊处停住脚。
本来有点幽默感的范前锋此刻却紧绷着一副冷冰冰的面孔，目不转睛地盯住我，用审问的口吻道：“喂，李晟，你知道你反动父亲的问题么？”
我不由地愣了一下，我知道最近我父亲在他医院里被挨贴了一些大字报，大概，这些前线兵的嗅觉比猎犬还灵，他们也风闻了一些什么，便迫不及待地拿我开刀，他们早就巴不得这么干的，现在正好遇上了机会。我故意装糊涂地说：“我不知道。”
“哼，你不是一条糊涂虫，别装傻了，你是不是想要包庇你的反动老子？快老实交代你狗父亲的罪行！”孔骅如超新星猛烈爆炸时的那些带电荷粒子一般蹦跳得老高老高的。
我乜斜了他一眼，不卑不亢地道：“我当然不是一条糊涂虫，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呗，我这些天都在忙着搞运动，不了解我父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更不晓得他的历史有什么问题，他没有对我说。”
可能范前锋也没有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他只是如日本推理小说《寒流》中的山甚之类的人物，是一位被人请出来充当打手的“战将”而已。当他听罢我的一席话，显露出一副似信非信的神情，很认真地注视着我，稍稍缓和口气说：“你不了解情况，那就赶快去了解，你今天就回家去了解你父亲的问题，什么时候了解清楚了，再到学校来向你班上的文革小组和红五类汇报，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父亲的问题。”
那个孔骅又狐假虎威地嚷起来：“哼，你不是一心一意要造反么？那就先回去造你父亲的反，革其狗命吧！”
我怒目注视着他，很快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们是“红五类”，而本人则是快沾边的“黑七类”，以卵击石是讨不到便宜的，正是：“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王安石曰：“莫大之祸，起于斯臾之不忍。”我沉默了一小会儿，说：“好吧，那我就回去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就这样，我被当作“狗崽子”也赶回了家。
这些日子，我怀有一种预感，就像“祝福”之夜，鲁迅因前天遇见祥林嫂沦为乞丐，而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一样，我也一直忧心忡忡。近来驱赶“狗崽子”之风如中世纪的鼠疫一般盛行一时，许多同学都被打成“狗崽子”赶回了家，我是一只漏网之鱼，自然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担心有一天灾难也要降临到我的头上。我这个人平日就得罪了不少人（如在班级墙报上写批评一些人不良行为的文章），在这场运动中也总是跟人家唱对台戏，有些人对我一直耿耿于怀，但他们又深知我是一只不好惹的刺猬，所以，迟迟未对我下手，不久前学校大规模驱赶“狗崽子”回家，我又幸免于难。然而，“狐狸会变老，但本性不会变好。”有些人的本性就和狐狸的本性一样。我的好景不长，多米诺骨牌的厄运我也挨上了。当然，他们对我到底还是有所顾忌，不敢公开出面跟我干，那个孔骅大概担心其镇不住我，便到外班搬兵请将，欲假他人之手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我嘴里不说什么，但在心里却蔑视他们，我相信一切都会有报应的，“因果如车轮，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拖着铅重的步履离开了学校，今天的这件事情对于我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为同后脑勺挨了一闷棍，使我头晕目眩，难于自制。尽管这些天我对自己可能被打成“狗崽子”是做了思想准备的，但是，当厄运之星真的落到我的头上来时，我还是消受不住。
实际上，关于我父亲的问题，我是略有所知的。我知道最近他在医院里被人贴了一些大字报，指控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还指控他是反革命的保护伞，因为他有一个妹夫是历史反革命，在解放初期“镇反”时被镇压了，自然他就掉进了黄河水里洗也洗不清了。前几天，中医学院红卫兵到省委闹事，我看见他们扛了一块群丑图的牌子，其中我父亲也榜上有名，他的头衔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华尔街大老板的女婿──真是奇了，我外祖父只不过是一个旅居菲律宾的华侨而已，居然成了美国纽约的WallStreet（华尔街）的金融大老板，令人啼笑皆非也，我外祖父要真是华尔街大老板的话，那或许我还有福了。此外，也许还有其他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我知道，有的则不知道。
这些日子，我的父亲变得越来越忧郁，越来越沉默寡言了，烦恼和愁苦扰乱了他整个儿的心，他总是长吁短叹，难得几回开口也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辞，好像酱油瓶塞了只有一个小小气孔的塑料塞子，倒也倒不出来酱油一般。诚然，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有哪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丑闻”向子女们诉说呀？每个人总有自己难揭的伤疤，被人家贴大字报毕竟是一件极其不愉快的事情，又不是像以前当选人民代表一样光彩异常，可以到处宣扬。我明白从父亲的嘴里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若要想掌握第一手的材料，除非自己偷跑到他医院去看大字报，但我暂时还不准备这么做，因为我不希望在他医院里碰见什么熟人。
我回到家里，我的双亲都上班尚未归来，家里空荡荡只有我一人。今天我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就像电影《白痴》里所见的彼得堡的暴风雪的冬天一样，我双手叉在腰间，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着，恰便似动物园关在铁笼里的一只老虎烦躁不安地往返窜动着，不时地自我叹息着，“唉──唉──”，面对着四壁的毛主席画像和语录图，我心乱如麻，脑子若同离心机一般在旋转着，我想得很多、很多，一个思路勾起了另一个思路，一个回忆又唤起了好几个回忆。这几年的生活之路像一幕幕的影片镜头浮现在我的眼前，往事经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明晰的思想，尽管它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慰藉，它是忧郁的，是令人苦涩的野果，但却为理智所接受，起了一种促进思想的酶的催化作用。
本来，我像赤子一样的虔诚，怀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投入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洪流中去。我们这些全无少年维特式的罗曼蒂克的青少年，把自己黄金般的青春都献给了暴风雨，愿效法那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间，在怒吼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我们没有个人奋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小我，我们把原属于自己的生命全奉上革命的祭坛，无数的革命先烈澎湃、敫夫、欧阳立安、刘胡兰、邱少云等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挥书大字报，“破四旧、立四新”，慷慨激昂地在街头辩论，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于革命斗争中去。
然而，我们的真诚与狂热，无限崇拜与无限信仰，都因为一股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使我们的脸孔全是冷气，心失去血色，变成硬梆梆的一块坚冰了。我们从发高烧到四十度，一下子又栽入冰窟窿里去，如果这是芬兰的“萨乌那”，人们坐在木梯上先让高温的蒸汽薰蒸，随后再跳进冰冷刺骨的湖里或者跳到雪堆里翻滚，这样一热一冷往返一至三次，据说这种“萨乌那”可以使人周身舒适，精神焕发，可是，我们是吃碳水化合物食物的中国人，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所接受的也只是蒸汽浴“桑那”，而决不是那钻冰窟窿的“萨乌那”），现实政治生活当中的“萨乌那”，也许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的出口处和地狱的入口处。
回顾这几年我的人生历程，那就像一首苏联歌曲歌词唱的那样，“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在我跨入中学大门时，正是大兴革命化的60年代，如火如荼的时代精神在感召着我，激励着我，我一心一意要争取加入共青团组织，为革命而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通读毛选四卷，向雷锋、王杰、麦贤得、廖初江、黄祖示、李瑞环、虞明慧、中国乒乓球队这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样板学习，带着问题学毛著，边学边用，立竿见影，联系实际写了大量的学习心得和笔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仅如此，我在外表衣着上也来个彻底的革命化。我们自己动手互相理头发，我叫任培生帮我理个海军头，结果他给我理的头就跟和尚的光头差不多光；尽管我并不缺乏衣服，但我却故意穿戴得朴朴素素、破破烂烂，如同安徒生笔下皇帝的新装一般，我也以穿打补丁的衣裤为荣耀；我还搁置着鞋子不穿，宁愿当一个“赤脚大仙”，我嫌自己的脚丫太白嫩了，每天上学前，总要把两脚插进泥土粉堆里胡乱揩擦一阵，特地弄得脏脏黑黑的，真有点像母鸡扒垃圾那样。
但是，我的这些努力如同绞尽脑汁搞永动机一般注定是徒劳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这个人不会拍马屁，阿谀奉承，记得，某班主任要我当“特务”，将同学平时的不轨行为密报给他，我没有这样做，惹恼了他，同时，我平日间敢于批评人又得罪了不少人。另一方面，都怪我人太老实了，也怪我父亲太老实了，我们对党抱着一片赤诚的忠心，任何事情也丝毫不想向党隐瞒，我们容不得心灵里的半点灰尘，所以，我才按照父亲的意思，把我姑夫的问题填进了我的档案中社会关系一栏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幼稚的诚实只能导致引颈受戮，可笑的坦白意味着自己确实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向组织说了实话，没想到自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我成了一个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的人，从此，团的大门对我永远关闭上了。
天哪，这是多么可恨、多么可恼呀！其实，我姑夫跟我有屁个关系，我打从娘胎出世起，连一回也没见过他的面（至少我没有这个记忆），他对我有什么影响呀？可是，死者早已死去，生者却还要背上一辈子的政治包袱，那五行山一般沉重的包袱甭说我们背不动，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被压得不能动弹，“渴饮溶铜捱岁月，饥餐铁弹度时光。天灾苦困遭磨折，人事凄凉喜命长。”
据说，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共同基础之一是讲因果报应，以为人的灵魂从无始以来就存在着，按照人一生行为的善恶，死后定要受各种报应，现在一生所受的祸福，即是前一生的业报。在《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中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大概，我们唯物主义者是反对什么因果报应的，因此，我们越是表现得诚实，越是要遭受加倍的惩罚；越是像喊“狼来了”的孩子一样大声地撒谎，越是可以博得宠幸。请问，马克思爷爷，这难道是公平的吗？东晋戴逵在《释疑论》中道：“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罗备婴（撄）；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荣贵，子孙繁炽”。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反而得到荣华富贵，或许这是古来已有的吧？
我因为忠诚坦白而交了华盖运，潘多拉匣子里飞出的一大群祸害如飞蝗一般都落到我的头上，至于匣子底深藏着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则永久地关闭在里面。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但我毫不气馁，继续顽强地努力争取加入共青团，用毛主席著作作为镜子时时对照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养、闭门思过，克服、清除各种私心杂念，正是：“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亨莱在《不屈不挠》一书中有句名言：“在命运的当头痛击下，我头破血流，可还是不低头。”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吧，一个碰了满鼻子都是灰仍想碰壁的死硬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了，时代的使命感使我们一代年青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又以比从前争取入团更百倍的疯狂和热情投进这疾转的斗争旋涡中。由于这场“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雷鸣电闪，刀光剑影，党内外斗争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昨天我心目中的党的化身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偶像如若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倒掉了，过去对他们的盲目迷信──这是思维的惰性──也如梦幻一般烟消云散，于是，我也开始信奉起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只有机械主义者才会把“怀疑一切”同“打倒一切”乱划等号），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所有的思潮都要打起问号来，哪怕是真理也要问上几问，须知，真理是不怕任何怀疑的，正如真金不怕火炼一样。
今天我被当作“狗崽子”驱赶回家，这事犹如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使我的头脑骤然间变得比较清醒冷静了，就像影片《年青一代》里的林育生跑到滂沱大雨底下淋一淋颇有裨益一样，我也不再如以前那般对自己充满着过分的自信心，觉得自己原有的各种思想也应该要拿到过滤器里重新滤一滤，我的许多想法如同史前的“结绳而治”和象形文字一般早已不合时宜，现在应该要和一个蒙昧的木偶的时代永远告别，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大突破和大飞跃。
曾记得，前两年我在上海工作的大哥李昱春节回家探亲，大约，他的年龄比我大好几岁，生活阅历比我要多得多，思想如开裂的罂粟一般的成熟，而在当时激进派的我的眼中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时代落伍者。有一天，喜欢夸夸其谈的我大哥对我大发议价说：“我最好全国人都去学雷锋，可我才不会去当什么雷锋，我并不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让人家拧来拧去的，我要做就得做齿轮，做大的齿轮，人生应该要有价值……”
对于我大哥的这番议论，在我看来是离经叛道的，我当场斥之为“反动言论”，还在我的学习笔记中批判了他的这些思想。如今，我回想起来，感到他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诚然，雷锋是一个现时少有的善良质朴的好人，雷锋的做好人好事的精神是平凡而又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并发扬光大的。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雷锋做好人好事之事，而只是议论当螺丝钉之事。假如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去当螺丝钉的话，那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不幸，就像哲人所说的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一个可悲的时代一样。
究竟螺丝钉的精神是值得不值得提倡呢？马克思在毕业考试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过：“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人生应该要有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决不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所能比拟的。
当今的时代是太空的时代、原子能的时代、高能加速器的时代、电子计算机的时代、激光的时代，总之，是一个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新时代，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在这日新月异的伟大纪元，再鼓吹“一颗螺丝钉”的精神，如同提倡什么“二百米以内的硬功夫”的理论一样都是过时的了。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代焊接技术的不断提高，螺丝钉的作用愈来愈小了，甚至有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直木适做梁，弯木适作券，如果叫一个高工去当工人，一个老教授去当门房工友，把齿轮的料子统统充为螺丝钉，那么，很难设想一部机器还会正常运转。何况，现代科学的进步正在给机器装上电子计算机，愈来愈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人的价值也随之成正比地增大，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是比螺丝钉大千百倍吗？甚至一个大学生都可以独立设计成功一颗原子弹。与其提倡当“螺丝钉”，不如提倡当“电子计算机”更好些，螺丝钉实在太渺小了。
有一本文学史的书籍谈到，对西班牙来说，16世纪是征服者的时代，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同年，主要由于费迪南和伊萨贝尔的努力，西班牙终于完成了统一，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起来了──这也是罗马帝国以来最伟大的国家。“人人都是皇帝！”似乎成了那个时代西班牙人的座右铭，想象力、冒险精神和雄心壮志都没有限度，英雄的航海家借口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登航出海，地图测绘者、宇宙研究者、造船技工、学生、海员和冒险家，都把他们的命运寄托给陌生而又神秘的海洋，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巴尔沃亚为卡斯蒂利亚的皇室发现并占领新的疆土，圣以纳爵、德洛约拉组成了基督的士兵的耶稣会，圣特雷莎探索着神秘的世界，而唐?吉诃德（在下一个世纪刚刚开始之际，投身于象征性的生活）为了寻找人间不平，伸张正义，扶危济困，仆仆风尘于拉?曼却道上……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刻，西班牙人既在物质世界也在精神世界进行征服，西班牙在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化，而同时又在改变着人所共知的面貌。
诚然，16世纪西班牙的这种“人人都是皇帝”的精神比起我们当今的“人人都是螺丝钉”的精神不是伟大又伟大么？要是人类没有创新和进取心，只安于结绳为网、以佃以渔的原始状态，恐怕这个世界早就像液化氮一样凝固了。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当这场文化大革命还正在掀起惊涛骇浪之际，我无法对这场运动做全面的评价──其千秋功罪留待历史学家去评说吧！但是，应该承认这场运动伴随来了思想的觉醒与解放，挣脱了奴隶主义的锁链，使我们认识了自身的价值，我们是人，不是蚂蚁，我们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不想当万众一心的麻木不仁的愚民，不想在这盘决定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事关重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棋局里充当一枚可怜巴巴的卒子。我们是跨21世纪的现代人，理应是最有头脑的一代人，我们要从蒙昧和盲从中解脱出来，用不着谁来指手画脚，在我们的头顶上飞舞着指挥棒，我们会自己独立思考问题的，我们要求给予我们探索一切的权利，哪怕这要付出痛苦的代价。
我在生活的道路上屡遭挫折，每一次挫折使我多少变得聪明了一点，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沉、沮丧的情绪。一个灰色的影子如古堡幽灵一般潜进了我的房间，他摆摆头，撇着嘴说：“你多傻呀，傻得像白痴，你如饥似渴地攻读毛著，想入团都想得快疯了，而团却像一个薄情的女人把你关闭在大门之外，让你在闺阁下面孤独地俳徊着；你这个傻瓜又受人愚弄，脑子里的细胞如发了酵似地膨胀起来，浮游于奇迹般地突然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浪里，甚至几次还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写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字报，你捍卫来，捍卫去，究竟捍卫了谁呀？你没日没夜地干革命，可是，谁买你的账呀？到头来还是被人当作‘狗崽子’驱赶回家，沦为政治上的贱民。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什么国家的命运、世界的前途，关你的屁事！无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只不过是一块招牌罢了。中国依旧是中国，它古老而又贫穷，尽管被人贬之为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在进步，只是如若一艘破旧不堪的帆船在缓慢地前进着。一切皆空，正如佛教‘般若’学说所认为：世界本来是假的，又何必对这个假的世界坚持什么分别呢？真理是有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以内找不到，必须到另外的世界去找。现实世界既是‘假号不真’，那么，投身于这场毫无意义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去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可千万不要充当政治祭坛上的祭品啊！”
我凝视着灰影子道：“朋友，你要我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吗？这是办不到的！不过，你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容我好好想一想吧。”
当我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头俳徊、叹息着，我的父母相继下班回家。
接着，在饭桌上，我还没扒两口饭，便发话了：“嗯，爸，这几天你医院里到底贴了你什么大字报呀？”
听见我突然问起这问题，我父亲的脸孔骤然间罩上了一层阴云，一种蚀骨的哀愁反映在他的脸上，他停住动筷子，长叹一口气道：“唉──就那几张大字报呀，不外乎是什么‘权威’呀，‘牛鬼蛇神’呀，‘资产阶级’呀，我是医务处主任免不了要挨人家贴大字报的，这是群众运动呗。”
“哼，你想得倒顶开，开明得就像李鼎铭先生一样。”我瞥了瞥他。“难道你就没有别的大字报么？譬如，关于你的历史问题等等，到底你的历史有没有问题呀？总不见得洁白得像一张白纸呀。”
“唉──”我父亲又一声喟叹。“我是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像慧星一样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多多少少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不过，我想自己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是没有的，不然的话，历次运动接连不断地过筛子，我哪容得这么安闲呀？当然，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实在太猛了，上上下下这么多的人都受到冲击，我这个小小的医务处主任也难免要被人家贴大字报的，这真正叫作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呗。他们还贴大字报说我包庇我妹夫，其实，要是我真的去包庇他的话，人民政府也不会叫我当这么多年的人大代表了。”
这当儿，我母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闸门，她冲动地嚷起来：“嗨，全怪你那该死的妹夫，害得我们背了这么个黑锅，怎么也洗刷不清！也怪你那妹妹，谁叫她一再写信催他回国，他如果就呆在香港，那就一点事儿也没有。”
我对于那些发生在我婴儿时期的事情就像甲骨文一样的陌生，随即问我父亲说：“欸，到底那个姑夫是怎么当上特务的呀？他又怎么被枪决的呀？”
我父亲的脸上露出非常忧郁的面色，他沉思了一小会儿，慢吞吞地开口道：“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会搞无线电发报，他贪图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工资高，就在美国新闻处干了几年。后来，共产党解放了中国，美国新闻处撤走了，他人也跑到香港去，在外面失业找不到工作干。这时候，我妹妹生肺病，一个人呆在家里很苦闷，她便一再写信催他回来，说国内没事情，这样，他就回国来了。谁会想到他一回来即碰上了‘镇反’运动，他便被当作反革命逮捕起来，因为美国新闻处是特务机关，他在美国新闻处干过事，自然就是特务哟。他抓起来还不到一个月便被枪毙了，我是在出了布告之后才知道他被枪毙的，那时英华跑马场就是枪毙犯人的地方，几乎隔几天便枪毙一批反革命，是用机关枪扫射的，好些人都跑去观看，只见犯人像倒蔗一样倒下去，然后，死尸便弄到公墓埋起来，不准认尸，其实，谁也不敢去认尸，这是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啊。”
我听罢父亲的这席话默然了，管自埋头扒着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不油然地联想起了《革命的旋风》等反映当年苏联“肃反”运动的影片，诚然，革命是残酷无情的，是要流血的，是要杀人的。斯特朗说过：“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用极大的代价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而死的。”当一场革命的风暴掠过历史的长河时，人类为了从充满不平、黑暗和罪恶的社会走向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总要经历着异常痛苦的饱蘸血泪的蜕变，如同一个女人生产时血、奶和眼泪像喷泉一样地流着，但无论如何痛苦和丑恶对于生产是必要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过去历史读到太平天国革命中死了二千五百万人，觉得震惊不已，然而从新中国成立追溯而上的动荡的一世纪中又有多少人倒在血泊地里呀？但愿这是中华民族走向永不互相残杀的最后时刻，只是但愿毕竟是但愿，历史终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界里的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悲剧的历史，历史的悲剧将以不同的形式重现，眼下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谁又能说得准呢？
以后，我父亲才吃了几口饭，又停箸继续说：“他们还搞了一个群丑图，说我是什么‘华尔街大老板的女婿’，真是笑死人，我怎么会是‘华尔街大老板的女婿’呢？”
一听到此，我母亲又动起肝火，眼里闪耀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愤愤地道：“莫听他们放狗屁！什么华尔街老板不老板的，我爹若真是华尔街的大老板，那我们家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也不用愁每个月的工资老不够用，三年自然灾害时也不用着饿肚子了，可惜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哟。”
我也十分愤慨地大声说“你们中医学院那些人的水平比吐鲁番盆地还要低得多，大概，他们连华尔街在什么地方也不懂得，难道说有海外关系的人就是‘里通外国’、‘特嫌’、‘华尔街大老板的女婿’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形而上学的人，连杜林先生也远远不及他们。”
今天我父亲变得特别爱叹息起来，他又“唉”了一声道：“这是群众运动呗，群众运动难免有偏激过‘左’的地方，我们要像报上所说的，应该正确对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对于我父亲的旧知识分子的虚伪态度我很看不惯，不知道他的思想是不是真的开通到如此地步，竟会虚怀若谷地“正确对待”，不过，我可不吃这一套，如退膛的弹壳从枪膛里蹦出来一般，我激动地大声道：“得了，什么‘正确对待’，人家打了你右脸一记耳光，是不是还想将左脸也凑过去再赏一记耳光呢？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天下第一软弱的，中国的豆腐也是天下第一好吃的，二者都是以‘软弱’而称著于世。……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成了黑七类‘狗崽子’，被驱赶回家，都是你害的，你过去害得我入不了团，现在又害得我成了黑七类‘狗崽子’，我投胎投在这个家里够我一辈子倒霉的。”
“啊──谁说你是‘狗崽子’呀？”我父亲双眼的瞳孔放大了，他直愣愣地盯了我好一阵子，不解地道，“我又不是四类分子，你怎么竟会是‘狗崽子’呀？”
“可你是牛鬼蛇神，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我的舌头不饶人，一肚子火气如若溶岩流一般喷发出来。“什么还怎么，事实是这么一回事，我就是被他们打成黑七类‘狗崽子’呗，他们把我赶回家去，要我交代、揭发你的问题，这不是你害的，又是谁害的呀？你一辈子战战兢兢的，夹着尾巴做人，连树叶落下也怕打碎脑壳，可是结果呢，还是成了一头‘鲁西老黄牛’，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我父亲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说：“我又有什么法子呢？群众要贴你的大字报，你总不能用封条封住人家的口，再说，我的医务处主任还没被撤职，也没有被隔离审查，昨天我们医院还传达中央的文件说，医疗卫生系统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如果医院停诊搞运动，那么多病人可怎么办哟？你就跟他们说我医院暂时尚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不就可以敷衍过去么？”
我听着，沉吟一下道：“嗨，事到如今，也只好这般跟他们说，‘蟾蜍拿作青蛙卖，计策上天也是穷。’”
显然，这顿午饭大家都吃得很不香，各人俱心事重重，胃消化液自然就分泌少了。其实，在这场文化大革命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有几个家庭、又有几餐饭能够吃得津津有味，像除夕之夜的年夜饭那样呀？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如若南极大陆的“白光”（白色的黑暗）遮蔽一切，也笼罩在家家户户的饭桌上。他们有的为飞来横祸而愁眉不展，饭咽不下；有的为对运动的看法不一、观点对立而在饭桌上交起锋来，甚至争吵得连饭碗、盘子、汤匙也遭了殃；有的则在思考着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也在思考着自身的命运，忧心怔忡、食欲不振……总之，那谈虎色变的可怖的“白光”吞没了一切，吞没了远山，吞没了近谷，吞没了地平线，也吞没了饭桌，一切统统“溶解”在无边无际的“白光”之中。
饭后，我按照通常的习惯，立刻就上了床午睡，可是，今天我怎么也无法入眠，再加上天气酷热，整个地球都要燃烧起来了，我辗转反侧，扇子快要被摇得散了架，脑子如杂技场上对“空中飞人”打彩光一样飞旋着，那位灰色的影子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讨厌，苍蝇一般讨厌的家伙，”我嫌恶地乜斜了他一眼。“谁叫你又来啦？你莫非又想当说客，‘苏秦以连横说秦’，又以合从说赵王，纵然你巧舌如簧，说得头头是道，但是，歪理终究是一条腿的跛子站不稳。你无非是要劝我激流勇退，当一个萧涧秋，脱离那热火朝天的政治斗争，沉湎于个人的小天地里，不再过问国家大事。然而，我无论如何也办不到这一点，你要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变成蜷缩在屋檐底下的家雀是怎么可能的呢？青春，离开了伟大的理想和斗争，不过是东流水上漂浮的落花，如果把自己的生命闲置起来，那么，你行尸走肉一般地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呵呵，”灰影子发出了一阵奸笑。“你的雄心壮志、豪言壮语难道就能当饭吃？我是可怜你呀，傻瓜，你连命也不要地没日没夜干革命，可是，又谁买你的账呢？到头来照旧被人家打成‘狗崽子’，狼狈不堪地被赶回家，这是何苦呀？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像我一样当个抄袖先生，世态炎凉全看透，‘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
“见鬼，你跟我胡扯些什么呀？”我怒形于色地道，“你这灰色的魔鬼，人的精神和理想境界，难道是像你这样的可怜的魔鬼也能领悟？是的，我被那些前线兵诬陷为‘狗崽子’，但是，任何打击也无法动摇我誓死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的钢铁意志，哪怕是火车头的力量也不可能使我从既定的道路上离开，生命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要向着铁蒺藜前进，你管得着吗？灰影子，你还是快滚蛋吧，别在这里说三道四了，真讨厌，滚！”
我终于驱逐走了灰影子，心里就显得比较踏实。我想，这几天还是暂时不要到学校去，先避一避风头再说。反正，目前运动已从学校转移到社会这个大舞台上进行，用不着到学校去照样能够干革命，可以上街看大字报、听辩论，我无妨等过一个星期之后再到学校去，用我父亲的那套话跟他们说说，看看能否混过鬼门关，若是太早去了，反而会给他们抓住把柄口实，说我连去也没去了解我父亲的问题如何自圆其说呢？以前，我就是吃太老实的亏，现在得学乖巧一点，吃一堑长一智呗。
在主意打定之后，第二天上午，我又骑车进城，我来到省图书馆，想查看马为在省图的借书卡。过去我听说，马为等人经常向省图书馆借书，故我准备做一番调查研究，了解一下他到底借的是哪些书籍，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省图书馆的围墙和大楼外面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由于省图就在闽江日报社的斜对面，又是位于市中心的东方红大街上，省图的一些干部群众亲眼目睹了赤卫队、前线兵如何日夜轮番围攻闽江日报社，他们仗义执言，也贴出大字报支持闽江日报社造反队。
我走进省图大楼里面，因为文化大革命，大量的书籍被查封禁阅，偌大的图书馆阅览室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读者寥寥无几。我来到二楼的借书处，随便问柜台里面的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的工作人员道：“喂，同志，我是东南师院附中的学生，我想查看一下省委马为在你们这里的借书卡，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呀？”
那位面容和善的妇女将我望了一眼，便点头说：“可以，你等会儿，我找找看。”
接着，她即转身到后面的大架子上翻找起来，片刻功夫，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张硬卡片，又走到我的跟前，道：“嗯，这就是马为的借书卡。”
我接过这张卡片一看，不禁大失所望，在这张卡片上仅注明马为在1963年9月借了一本《金瓶梅》。我随口问说：“啊──这么多年马为只从你们这里借走一本书呀？”
“噢，是呀，省委领导同志一般都不从我们这里借书，省委有个资料室，他们要看书通常都是从那里借。”那位女职员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我点点头，又发问说，“嗯，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省委领导也借过《金瓶梅》这本书？”虽然我没读过《金瓶梅》，但听说这是一本大淫书，因此，很想了解一下省委里头还有谁对它感兴趣。
“这个呀──让我查查看。”她又折回到大架子上翻查起来。
过了一小阵子，她拿着两张卡片转身走过来，对我道：“《金瓶梅》这本书是不对外借阅的，前省委书记江明凡曾借过，还有前F市委书记洪海峰也借过这书。”
江明凡在解放初期当过我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地方宗派主义分子，后来平反了，调到北京担任农林部部长，他在1956年曾借过《金瓶梅》一书。至于洪海峰原是F市委第一书记，不知何故被马为调到省委党校去，致使F市第一书记的位子一直空缺，第二书记曾涛成了实际上的第一把交椅，在其借书卡上也注明他1962年借过这书。
我看了这些卡片，便还给她，又问：“欸，同志，还有没有哪一位省委领导向你们省图书馆借书呀？你再帮我查一查，好吗？”
“可以呀，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她说着，又转身走了。
以后，那位妇女又拿着一张卡片走到柜台前，她将卡片递给我道：“这是省委书记郝亚生的借书卡，他是比较常来我们这里借书的。”
我接过那借书卡看了看，上面写着他在1964年到1965年间借过的书目：《新辑隸字彙》、《重打篆字彙》、《宋拓宝晋斋法帖》、《苏米斋兰亭考》、《兰亭序彙集》、《三享元图帖》、《唐无为画集》、《傅山画册》、《清朝书人辑略》、《随园诗话》、《兰亭年谱》、《兰亭墨迹汇编》、《乌石山志》等。
这位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郝亚生嗜爱古玩字画，看来并非虚传，最近外面贴出许多大字报，揭发郝亚生家里收藏许多古玩字画（所谓“四旧”），他家房间里不挂毛主席画像和语录，专门挂“黑画家”黄胄、吴作人的“老虎”、“驴子”以及一些“黑条幅”。
我把该记的都记在随身带的笔记本上，然后，将卡片还给那位工作人员，并向她道了谢，接着我就离开了省图大楼。
晚上，我又上街听取辩论，这些天市中心各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召开辩论会，这些街头辩论会多系南下学生和少数派学生发起组织的，如同钐──钴强磁铁吸引铁屑一般吸引了许多人，自然也吸引了我，我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出动，夜深才归来，简直成了一个夜游神。
我来到了红路口，那里新北大南下串联队和哈工大“鬼见愁”战斗队联合举行辩论会，他们弄来两盏几百支光的大灯泡照明，安装了扩音器，又搬来几张桌椅，这样，街头辩论会便开张了，无数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众纷纷前来听取辩论，把红路口一块面积不大的空地挤得满满的，有如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板。
我锁好车子之后，也往人丛里头挤去，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叫唤我道：“喂，李晟！”
听见唤声我抬头寻望，看见原来是叶思声，我便一边往他那儿挤去，一边微笑着向他打招呼说：“啊──是你呀，思声，良久不见，别来无恙？”
“是啊，咱们好些天没见面了，你今天也来听辩论？”
“是的，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上街听辩论。”
“我也一样。”他的双目直视着我。“最近，学校里有什么新闻吗？你有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呀？”
“唉──”我喟然长叹。“甭提什么组织不组织了，我也被他们打成一片‘狗崽子’赶出了校门，咱们班上的那些‘红五类’还不怎么敢惹我，他们就去搬兵请将，叫了个法海和尚──3班的范前锋──来施法术，借东风杀曹操，真卑鄙！他们要我交代我的老头子的问题，其实，他医院还没有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咧，叫我交代个屁！”
“真想不到连你也成了一个‘狗崽子’，唉，咱们现在是同命运了，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叶思声露出一副同病相怜的表情。
在我们小声交谈之际，辩论会已经开始了。当主持辩论会的一个南下大学生宣布请贫下中农九?九野战兵团的陈大年同志发言时，会场上爆发了一阵狂热的鸣掌，若同大海的喧嚣的涛声。
陈大年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他高声发言道：“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首先，我代表贫下中农九?九野战兵团全体战士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这当儿，下面又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掌声刚息，又听他往下说，“在今晚这个辩论会上，我怀着满腔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揭发F市委、郊委某些人是如何挑动我们贫下中农斗学生，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接着，他详细地叙述了八月三十日他们鼓山公社贫下中农如何成立赤卫队上街围攻学生的全过程。
当他发言罢，下面又是一阵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在九?五大会之后，少数派的队伍日趋状大，成为一股可怕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特别是9月15日马为书记作了广播讲话后，由于他公开表明“省委不仅昨天已经肯定八月二十九日行动是革命行动，而且在二十九日就肯定”，致使那些指控八?二九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的嚣声稍稍平息，并且，由此命题而引申的“小同异”命题──诸如“九?一”大字报是“反革命”大字报、“九?五”大会是“黑会”等──也如失去线速度的陀螺站不住脚了，再加上那些多数派的所作所为与中央的社论精神明显地背道而驰，因此，广大市民逐渐转向支持和同情少数派学生。
以后，主持辩论会的南下学生手里拿着一叠纸条对着话筒道：“刚才下面递上来许多张字条，我把这些字条念一念：“‘大会勤务组：我是一个机械工人，为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白天积极生产，晚上、星期日都上街看大字报，看革命形势。我亲眼看到八一礼堂前的辩论会，看到“九?五事件”，看到你们的人被斗的情况，我看在眼里，忍在心里，由于厂里阻力很大，我不敢写真实情况大字报支持你们，更对不住的是我还在厂里“揭发”你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参加了“抗议”你们的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真是问心有愧……’”
那个南下学生念了一张又一张字条，这些字条几乎都是表示支持少数派的，当然，也有不同观点的字条，只听见他念着其中的一张：“‘一定要念！今晚大会的操纵者们，刚才登台发言的九?九野战兵团的陈大年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他是一条粪池里爬的蛆虫，是一个富裕中农的“狗崽子”，一贯思想反动，经常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言论，是一个不务正业、吊里郎当的二流子。你们把这样的人吹捧为“左”派，视为“掌上明珠”，还让他上台放狗屁，你们的阶级立场滑到哪个田地里去了？你们是不是和他同穿一条裤子？──几个愤怒的赤卫队员’”
当他念完了字条，思索了一小会儿，说：“对于这张字条，我看是不是这样，这张字条的问题还是让陈大年同志来回答吧。”
于是，陈大年再次踏上讲坛，他从南下学生的手里接过那张纸条迅速过目几眼，又用炯炯的目光扫视了台下一眼，道：“这几个愤怒的人不知道是工人赤卫队还是贫下中农赤卫队，不过都一样，反正都是曾涛的绿旗兵。他们指控我是富裕中农的‘狗崽子’，呵呵，真可笑，富裕中农也有啥‘狗崽子’呀？况且，我的成份也不是什么富裕中农，而是下中农，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让我加入贫下中农赤卫队呀？一个‘狗崽子’居然曾经是赤卫队员，这难道不是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么？他们指责我的那些‘罪状’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试问，我在赤卫队的时候，他们可曾指责过我什么呀？大概那时候连我放的屁也是香的。可是，现在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那就是十恶不赦，一条条‘罪状’够我永世不得翻身的。
“我们贫下中农九?九野战兵团的许多人原来都是贫下中农赤卫队员，是红五类，然而，自从我们冲杀出来之后，昼夜之间都变成了‘狗崽子’，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难道就是辩证法吗？我们朝阳大队赤卫队因为说了真话，将我们亲身经历的情况写成了《农民自发声明》、《贫下中农赤卫队再次声明》两张大字报，这下可不得了，我们如同触犯了天庭戒条一般，他们对我们大动干戈，我们朝阳大队赤卫队的人几乎都上了‘群丑图’，用高级纸张精制的大量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更有甚者，他们还把我们和一些牛鬼蛇神并列在一起，编成展览图片，用塑料薄膜包装在全市巡回展览，呵呵，以前谁也不知道我陈大年这个人，现在却名扬四海了，我真该‘感谢’他们啊。
“但是，无论他们对我们采取什么卑鄙的手段，无论高压、围攻、诽谤、造谣、‘揭老底’都是枉费心机的，我们跟随毛主席干革命跟定了！大造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定了！……”
辩论会场上又一次掀起了浙江潮，“浪涌蓬莱，高飞撼宋家宫阙”，狂热的群众、狂热的发言、狂热的口号声全溶化在一起，这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啊。
随后，工人红卫军头目、市缝纫机厂工人廖知天也登台发言，他是市里最早在辩论会上挺身而出公开支持南下学生的工人之一，他和省汽车修配厂工人洪云高等人一道发起组织了第一支工人少数派组织──工人红卫军。
辩论会场上的气氛异常炽烈，就像凶暴的海浪一浪紧接一浪地冲击着堤岸，响起了瀑布似的水声，人们的大脑犹如注入了热空气，脑细胞发酵似地膨胀起来，为那些演讲者的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所感染激动，会场上不时地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涛声般的鸣掌。
“夜色催更，清尘收露，小曲幽坊月暗。”然而，在那红路口依旧是人山人海，人气腾腾，广大的民众被满腔的“革命”热情所驱使，全然忘却了时光的流逝，仍在聚精会神地倾听辩论，久聚不散，简直若同结了硬块的奶粉无法散开──在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哪个时刻，亿万人民能够像今天这般关心国家大事，把祖国的命运同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呀？在这点意义上说，确实显示一个伟大领袖的神奇的非凡的力量，但是，也正是由于在命运的天平上，他独自一个人的重量大大地超过了七亿人的重量总和，仿佛全中国人民的智慧与才华都荟萃于一个人的头颅里，一位伟人的思想代替了全中国人民的思想，如果这种状况继续延续下去，当至高无上、至当不移的公理已经到了运用心思的时候，当决定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必然趋势的各种原则和因素业已感到不平的时候，那么，可以预见天平的倾覆将是无法避免的了。
在九月十五日马为发表广播讲话的当晚，省委书记处继续开会研究如何贯彻中央的两个文件（一是九月七日毛主席关于青岛事件的信件批示，一是《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鉴于批判宣传、教育界大会即将要结束了，对于王道燃、许敏二人是否要做结论处理，在会前，方俞平同袁金旺打了招呼，认为应该要停他们二人的职。
本来，在许敏出了问题之后，F军区司令叶浩明曾对马为说：“你爱人的问题就交给省委好了，你不要管，省委是会公正处理的。你最了解她，如果她是好的，你挺身而出保护；如果有问题，就要交出去。”
当时，马为表示同意说：“好吧，她的问题就由方俞平和常委们来处理吧。”
对于复会的万人大会，马为未加以过问，因为这涉及到他夫人许敏的问题，他得回避为宜。他最初以为大会只是揭发批判，然后进行调查、再揭发，最后才做结论。当刘棣昌和廖生灵向他汇报大会的情况时，他还以为现在大会已经揭发批判了，结论要等以后再做，此际正值大家要求上北京汇报情况，他觉得可以将大会结束掉。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十五日晚的会上，方俞平竟提出要王道燃、许敏二人停职反省，那些书记们也一呼而应，同意这一处理决定。这可把马为气坏了，他气呼呼地道：“这怎成？揭发批判大会才刚刚开，她的材料尚未调查核实，你们就迫不及待地给她处理处分，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请书记处考虑，如果这样搞，岂不是罢官成风？这是违背中央精神的！”
“谁说处理了许敏，就是罢官成风呀？况且我们还没摘她的乌纱帽，只叫她停职反省咧。”方俞平当即反驳说，“万人大会开了这么些天，广大群众揭发了大量的材料难得还不能说明许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么？老实说，叫她停职反省是够通情达理的了。”
马为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紧绷着脸孔道：“反正，我坚持我的意见，我认为要先作调查，核实材料，最后再做结论，我要求把我的意见上报中央，两种意见都上报。”
而袁金旺也发火说：“好，不管你报不报，我们就这样定了。”
十五日晚的书记处会议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就决定十八日晚改为召开常委会，让所有常委们都来解决这个问题。
本来书记处的会议内容应该是十分保密的，连那些省委常委们也不太清楚十五日晚上的会议究竟争吵了些什么，可是，说起来这些日子怪事是层出不穷的，次日（即十六日）就有教育厅的三个人跑到华东局告状去，控告有人要停许敏的职，谁也不知这风声是如何传出去的。
十八日晚省委第二会议室的气氛是令人沉闷的，主持会议的马为因为自己的思想就不通，有一肚子的情绪，所以，他就一直阴沉着脸抽闷烟，既不谈书记处会议的争论，也不谈万人大会揭许敏的主要问题，光叫大伙儿讨论，可是，怎么办讨论呢？两个第一、第二书记反了目，而且，常委们也不了解十五日晚书记处会议的真实情况，大家都不知该说些什是好，常委们管自喝茶、抽烟，谁也不急于表态。后来，还是刘棣昌开口将十五日晚争论的情况说了一下，但诸位常委依旧当闷嘴葫芦，没有一个发言，会议开到十一点尚无任何结果，只得休会。
十九日晚又继续开常委会，这天晚上的会议气氛与昨晚截然不同。开会时，先把争论意见和大会材料印发给大家，接着由马为首先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内容大意是：（1）请常委会通过一个拟好的大会结束讲稿提纲，他说：“通过这个文件，以后出什么问题，由省委来顶住。”（2）给许敏定调子，说“许敏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她不是四类，最多是三类。”（3）反对对许敏采取组织措施，说“如果停职，将影响到全省停职成风，罢官成风。”
在马为讲话后，常委们相继发言，袁金旺最先发言说：“刚才马为同志说许敏是几类，不是几类的，但是，这几天的会议并未讨论许敏问题的性质，现在还不是定性质、定调子的时候，而是应该要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王道燃和许敏的严重错误，从已经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看来他们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所以，十五日晚上书记处会议大多数同志认为要叫他们停职反省，这种处理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说停了他们二个人的职就叫做‘停职成风’、‘罢官成风’的话，那么，请问以前停了那么多人的职又叫什么呢？你马为为什么都不说是‘成风’呀？”
省委监委书记、常委萧伯明也掐灭了烟蒂，不急不徐地发言道：“昨晚上散会时，我曾对刘棣昌说，我同意书记处大多数人的意见，在今晚的常委会上我还要重申我的态度，我同意十五日晚书记处会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王道燃、许敏必须停职反省，不这样处理，不足以平革命群众之愤、红卫兵小将之愤、广大党员之愤，连我们也想不通……”
在这晚的常委会上，除了马为之外，所有常委都发言表态同意书记处的意见，甚至连曾涛也支持对许敏停职反省的处理意见，致使马为陷入于众叛亲离的极端孤立的境地。不过，也有一人是例外的，他是副省长何老，是一个老红军出身的工农干部，没什么文化，只是他不是常委，有发言权，却没有表决权。他表示不同意对许敏停职反省，只是摆不出反对的理由，他是凭着内心的感情反对这种做法的。
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二时，由于全体常委都同意对王道燃、许敏停职反省，并决定由叶浩明组织一个专案组来专门审查他们的问题。马为出于无奈，最后，才勉勉强强地说：“好吧，我放弃个人的意见，停职就停职算了，但是下不为例，不要罢官成风。”
谁料到常委会的决定才刚刚做出几个小时，二十日清晨八时，就有二个自称是市一中红卫兵的人打电话给华东局，抗议常委的决定。后来查明，这二人不是别人，一个是马为的女儿马薇薇（化名丹心），她是市一中校文革副主任、前线兵的一个头目，另一个是寄养在马家的、烈士×××的儿子袁向阳，他也是市一中的学生。
当方俞平获悉这消息时，他肺都要气炸了，中午十一点了，还临时召集书记处会议。他盛怒未平地道：“我们常委会的决定是凌晨两点才做出的，可是有人清晨八点就打电话到华东局去抗议常委的决定，是谁的消息这么灵通呀？难道他们的耳朵不是装了天线么？究竟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究竟是谁布置他们这样干的？这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行为的，是可忍，孰不可忍！”
袁金旺也一脸郁怒，生气异常地说：“这完全是胡作非为！常委会的决定怎么能泄漏出去呢？而且是这么快就漏出去了，太不像话了！请问这样搞，常委会还有什么密可保呀？我们查过邮电大楼，打电话到华东局的是两个自称是市一中红卫兵的人，其中有一个化名叫丹心，丹心是什么人，什么人把消息透漏给丹心的，这要好好查一查。”
书记处会上的人有意无意地纷纷把眼珠子盯到马为的身上，那来自四面八方的锥子似的目光盯得他真不好受，马为显得有些心神慌乱，他掏出手绢揩了揩额上的汗珠，连连摇头道：“不是我透漏出去的，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方俞平斜目瞥了他一眼，鬓角里的青筋嘭嘭地跳着，怒气冲冲地道：“反正是我们常委会上出了鬼，我不讲了，开除我党籍，我也不讲了。”
“我也不讲了。”袁金旺也恼怒地说。
刘棣昌见双方闹得很僵，他想缓和一下这紧张的空气，况且，上午马为曾找他私下谈话，动员他不要同意对许敏停职，因此，他便乘此机会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说：“嗯──我看是不是这样，把对王、许的‘停职反省’改为‘停止工作，进行检查’，好不好呀？”
可是，他到底是孤掌难鸣，常委会好不容易才做出了这个决定，谁还想再去推翻呀？何况，那些人都正处在火头上，他们扬言“不讲了”，就真的埋下脑袋一声不吭，谁还会再去理睬什么“动议”呢？
时间如天马行空一般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已是下午一点了，会议主持人方俞平看了看手表，摆摆手道：“嗨，算了，已经一点了，下午二点半还要开大会咧，休会！大家都回去吃午饭，等下所有在F市的常委统统都要去参加今天的万人大会，不得无故缺席。”
由于昨夜常委会开会的情况被人泄露出去，马为自然成了头号被怀疑的对象，书记处会上的几个书记都大动肝火起来，弄得他有口难辩，尴尬万分，他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只要划一根火柴便可以像天燃气一样燃烧起来。
马为回到自己的家里，他一见许敏劈头就问：“喂，我问你，昨晚上我跟你说的常委会上的事，你有没有跟别人说？”
“我……我没有，我跟什么人……也没说呀。”许敏支支吾吾地否认说，但她的眼睛却不敢正视他。
“哼，你没有？那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为什么今天大清早居然有人打电话到华东局去抗议省委的决定呀？”马为脸上露出一副不相信的表情，他那一双如X光一般犀利的目光直盯住她，仿佛可以看透她的五脏六腑。
“我不知道，这我怎么知道呢？”许敏依旧矢口否认。
“你别装糊涂了，我看你是最大的嫌疑犯，我问你，你有没有对薇薇他们说昨晚上常委会开会的事情呀？”他的目光逼视着她。
而许敏没有应话，她将头扭到别处去。
“怎么，你哑巴了？……你说话呀，我的夫人，你到底有没有对薇薇说？”他发急起来。
“我说了又怎么？是我叫孩子们打电话到华东局抗议的，我又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你们凭什么要罢我的官，撤我的职呀？”许敏索性吃了扁担──横了肠子，石头对石头硬顶撞。
“嗨，果真是你闯的祸，我特地交代过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结果你还是跟人说了，真气人，谁叫你要孩子们打电话到华东局去呀？胡闹，你们女人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情全被你搞糟了！”马为大发雷霆，怒不可遏地训斥起她来。
然而，马为毕竟是个大忙人，也没有时间容得他发火，下午二点半就要开万人大会了，他吃完饭便又要去开会，而许敏也得到会话听取批判，双方都没有功夫争吵，况且夫妻之间拌嘴又算得了什么？吵了又会好的，共同的命运之索已经将他俩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在这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俩同乘一条岌岌可危的小舟，在苦难的茫茫大海上漂浮着、挣扎着。
在二十日的万人大会上，马为亲自派人用汽车接来北京西城红卫兵自来红战斗组，让待为上宾的北京西纠在大会上发言，那西纠的讲话完全是谭力夫讲话的翻版，充满着“血统论”的冲天臭气。同时，会上有人还散发反对省委停许敏职的传单和前线兵总部翻印的“谭力夫讲话”的传单。
省委第二书记方俞平在万人大会上作了讲话，他代表省委郑重宣布对王道燃和许敏停职反省的决定，还决定由叶浩明同志组织一个专案组来专门审查他们的问题，至此由鹭八中师生首先发起的闹哄哄一阵的揪许行动也暂告一个段落。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