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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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我们学校又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战斗团──呱呱坠地。它在成立宣言书中声称其是一个“红五类”子弟的阶级组织,是一个革命造反派的战斗队伍云云。我不知道这个新组织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大概是高三、高二的一些同学发起组织的吧。

  晚上,我又骑车上街看大字报,我的车子一直骑到了东方红大街。那儿是市中心,这几天这里的商店橱窗和墙壁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尤其是晚间,这一带人如潮水般地骤涨起来,简直比广州的花市还热闹异常,人流熙熙攘攘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广大群众争相在观阅大字报。

  像许多人一样,我把车子停在邮电大楼前的空地上,锁好车后,我就在四周逛荡起来,浏览着新贴出的大字报。当我走到《闽江日报》社附近时,忽然间,我发现在报社的门口挤着特别多的人,几乎连道路都堵住了,正是“人不得顾,车不得旋”。

  起初,我还以为这里又出了啥事,急忙挤到近处细看,原来,在报社的门前贴出了一张顶天立地的大字报,是用报社才有的特大张新闻纸写的,它贴在一个高大的木架子上,依靠在门口旁边的墙上。

  这张大字报十分引人注目,题为《F市委公然镇压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曾涛出谋划策,坐镇指挥,吴可钟、姜明赤膊上阵》,署名是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这张998字的大字报指控F市委一些负责人公然煽动工人、农民和学校师生对革命学生进行围攻。继8月29日在省委机关里组织学生斗学生后,30日又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工农群众,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群众斗学生的严重事件。他们封锁道路、控制交通,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学生上北京见敬爱的领袖毛主席。30日晚上,在市委7号楼会议室里,曾涛得意忘形地对省计委两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南北交通都控制起来了,有些学生要步行北上,也已组织队伍去拦阻了,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掌心。”同日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可钟带了秘书、随员,乘黑色小轿车亲自到火车站现场指挥,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市长姜明也赤膊上阵,在树兜调度贫下中农赤卫队赶赴火车站阻挠革命学生北上。东南师院中文系和师院附中的27名同学,上北京意志坚,决心步行去京,但当他们绕道避过重重阻挠,走到马店区茶园大队时,又被根据上级电话命令赶来的贫下中农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围住,并被非法扣押18小时。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F市委一些负责人是“八?三十火车站事件”的策划者和主谋者。

  关于这张大字报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闽江日报社是属于五届之一的新闻界,是运动的重点,6月18日,报社群众同以欧阳一夫为首的原编委会发生尖锐对立之际,省委第一书记马为同志迫于形势,宣布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报社总编辑欧阳一夫停职反省。接着,省委又派工作组进驻报社,运动几经反复,于8月19日成立了新编委会。

  在八?二九事件发生后,当时,报社也有人要贴出大字报反对八?二九行动,被新编委会成员、原农村版党支部副书记何磊说服制止了,他告诫说:“绝对不要轻信各种谣言,革命学生决不是喊反动口号的右派。”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新编委会派出二名记者专门去调查,收集了不少第一手材料。

  9月1日,闽江日报社职工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在8月31日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消息,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浑身热血沸腾,万分振奋。诚然,这些当报社编辑、记者的人的政治嗅觉比新型的热电偶堆还敏感,他们把上头的精神同当时所耳闻目睹的F市情况作了对照比较,深刻地感觉到:毛主席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是那样坚决的支持,对革命串联是那样积极的提倡,而省、市委中的某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于是,闽江日报的一些干部、工人根据所亲眼目睹、群众来信揭露的事实,1日中午,在何磊等人的发起下,由八?三十火车站现场采访记者肖波执笔,赶写出了这张大字报,于同日下午,分别贴在报社门口、省委门口、市委门口、火车站等处。

  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报社门口观看这张大字报,我也挤在人丛里将大字报看了一遍又一遍。省委后院终于起火了,连报社也为学生说话,这张大字报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必将引起巨大的反响。

  再说,在8月31日夜马为给华东局卫老挂了电话后,他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心境又好许多了。9月1日下午,马为把方俞平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啊──老方呀,我想……是不是……今晚再召开一个常委会,叫前天晚上参加会议的人都再来碰个头,……你看好不好呀?”

  方俞平那一对冷峻的眼睛透过眼镜片,若同X线一般射向马为的身上,似乎将其五脏六腑全部显现出来,不动声色地道:“今晚开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打内战呀?”

  “哪里,看你扯到哪里去了,”马为连连摆摆手,解释说,“最主要的……是因为前天晚上会议气氛不好,我已经和卫老通了电话,希望咱们常委能够再统一一下思想认识。”

  “噢,我也听说了你昨晚给卫老挂电话,大概,是告了我一状吧,说常委们都‘造反’了,不听我马为使唤了,是不是呀?”方俞平的话里仍然带刺。

  “老方,你误会了,我是和卫老说,八?三十常委们分裂了,只剩下我和刘棣昌、曾涛三人,现在不能不让群众说话,而要让群众说话,就要召开中、小型辩论会。卫老也同意我们开中、小型街头辩论会的意见。真理呗,就是越辩越明。”

  “既然第一书记说要开常委会,那就开吧,随你的便。”方俞平还是一副漠然的表情。

  这样,9月1日晚上,又在省委第二会议室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这次会议的氛围与前天晚上截然不同,主要由马为一人在说话,尽管他竭力显得不露声色的样子,但是,眉宇之间还是流露出了他的兴奋、激动,连眼镜片也在熠熠闪光着,他侃侃而谈着:“前天晚上常委会的气氛是不好的,一些同志表现得不够冷静,对当前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过于片面地强调要保护少数派,这是不妥的。昨晚上我和卫老通了电话,汇报了常委会的情况,华东局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可以组织街头中小型辩论会,让群众充分说话,自己教育自己。现在,我们省委面临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应该搞合二而一,和稀泥是不行的。多数派是革命的左派,是支持我们省委的,我们不能束缚左派的手脚,不能丢掉多数派,否则我们就会垮台。对于那些少数派应该要区别对待,有些人确实就是右派呗,我们不能笼统地提什么保护少数。

  “刚才,有人给我看了闽江日报社几个人写的大字报的抄样,这些人终于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了,很好呗,到底是暴露了,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省委机关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念太差了。闽江日报社是一个马蜂窝,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五届之一的新闻界,里面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问题十分复杂。这张大字报的出笼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坏人在捣鬼,其目的是为了包庇欧阳一夫……”

  由于那些常委们都不知道马为同卫老通电话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大家都一时懵住了,自然也无从反对,马为便轻而易举地将“八?三十会议”的决定实际上给推翻了。

  倒是方俞平比较强硬,他也发言说:“如果华东局也同意举行街头辩论会,那么,不妨就组织辩论会吧,不过,应该要提倡一种民主的气氛,不能以势压人,而要以理服人,让群众发表各种不同观点、看法,在辩论中求得真理、提高觉悟,达到革命的团结。对于少数派,我认为还是应该要保护的,这是十六条明文说的么,‘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特别是那些鹭八中的学生要保护……”

  在“九?一常委会”后,省、市委作了分工,新大、鹭大、林学院方面由省委组织人和他们辩论,报社则由市委组织人和他们辩论。

  2日上午,我又到学校去。尽管校园里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然而,我却感受到了“红色恐怖”的森严气氛。本来,“红色恐怖”的开山鼻祖是列夫?托洛茨基,他在《为恐怖主义辩护》一文里振振有词地道:“‘从逻辑上说’,革命不一定要求使用恐怖手段,正如‘从逻辑上说’,革命也不一定要求武装起义一样。这是何等平凡的道理!但是,革命确实要求革命阶级用尽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事实需要,可以采取武装起义,在必要时,也可以采取恐怖手段。”如今,这些乳臭未干的前线兵们也继承了托洛茨基的衣钵,刮起了“红色恐怖”十二级强台风,历史的悲剧又重演了。

  电铃声已响过了,可是今天班上显得特别冷冷清清,有些同学被当作“狗崽子”驱赶回家了,而那些前线兵们也统统都去过“组织生活”,只剩下我们这些不红不黑不伦不类的“四不像”还留在班上没人管。

  俗话说,龙君不在,虾精作怪。大约,因为那些前线兵们不在场,大伙儿说话也没啥顾忌,王钟惠开口道:“啊哈──那些‘自来红’们都去开会,咱们自由了,连学习也没有人来管,像天上的白云自由自在,快哉!快哉!”

  “快哉个屁!其实,我们这些人还不是跟狗崽子差不多,连红卫兵也不让入,跟印度的贱民一样,有什么好快哉的?真是个阿Q!难怪鲁迅先生要说,‘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永远是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董光涛乜斜他一眼。

  “就算我是阿Q吧,你也是阿Q啊,阿Q精神在中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阿Q万岁!如果你认为你和‘狗崽子’半斤八两,那你也像皮球一样滚回家去吧!嗯,那黑板上不是写着‘狗崽子滚你妈的蛋!’……我宁可承认自己的祖宗是猴子,也不承认是什么狗的后代!”王钟惠突然无名火冒三丈,冲着董光涛吼起来。

  谁知这时候前头又杀出个程咬金来,只听见杨洁突然间“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道:“狗崽子,狗崽子,究竟谁是狗崽子哟?我的父亲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他解放前就参加地下党斗争了,谁说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呀?我不是狗崽子,根本就不是狗崽子啊!”

  她越说越伤心,胸口沉重地起伏着,嘴唇儿打着颤,脸色像尸布一样苍白,眼泪如泉水般从眼窝里涌出,她索性趴在桌面上呜咽大哭起来。本来,杨洁就是好哭鼻子的,她在广庭大众面前公开大哭已不是第一回了,但是,这一次她的眼泪来得太突兀,大伙一时都懵了,闹不清这究竟是一回事,彼此面面相觑。

  一会儿,陈东犹犹豫豫地开口问说:“啊,谁说你是狗崽子呀?……我们……没人说你是狗崽子呀!”

  “谁说没人,就是有呗,就是有呗!……你们当我是傻瓜,为什么偏偏在我的桌面上写‘狗崽子’三个字呢?难道不是说我是‘狗崽子’,又是什么意思呢?呜呜呜──”泪流满面的她抬头泣诉着,她哭得愈加悲伤了。

  这当儿,听她这么说,我才注意到确实有人在她的桌面上用粉笔歪歪斜斜地写了“狗崽子”三个字,难怪她疑心有人要把她说成是‘狗崽子’,因为她父亲是东南师范学院政教系的系主任,虽说没有正式垮台,但也受到一些冲击,而这年月人们的神经比红外光敏元件更敏感,总是疑心生暗鬼,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骂野鸡就以为是在骂汉太后吕雉,说正月便等于在道秦始皇赢政也。

  陈炳义悄声告诉我说:“喂,你知道吗,那‘狗崽子’三个字是王钟惠这家伙写的,黑板上的‘狗崽子滚你妈的蛋!’也是他涂鸦的,其实,他只不过是手被跳蚤咬了痒得出奇,随便乱涂乱写出出气罢了,并没有别的意思。”

  我不禁掉头瞥了瞥王钟惠,只见他此际显露出一副好不尴尬的神情,低声解释说:“这个──这个只是随便写的,又不是说你,哭什么呀?真是──”

  我也劝解她说:“是啊,这‘狗崽子’是人家随便乱写的。没在意那正好是你的座位,结果引起了这场误会,请你别介意。”

  “呜呜呜──”泪人儿杨洁一边还在抽泣着,一边又哭诉着,“我爸爸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领导干部,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你们为什么却污蔑我是漏网的‘狗崽子’呀?为什么要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呀?呜呜呜──”

  郭乃丽也在旁劝慰她说:“唉呀,杨洁,别哭了,人家既然是无意写的,那你也就别挂在心上了。”

  可是,杨洁依旧在哭哭啼啼着,又在叨絮着:“我明明是红五类,你们为什么硬说我是黑七类‘狗崽子’呀?呜呜呜──”

  她简直就像一个爱哭闹的小孩子一样乱撒野个没完没了,王钟惠被她搅得不耐烦了,不满地说:“烦死了,烦死了,没想到这个人比林黛玉还爱哭鼻子,我不过随便乱涂写的,都跟她解释清楚了,她还哭个不停,真是个难伺候的金枝公主。”

  我也对她的无理取闹感到不满,沉下脸道:“唉呀呀,请你好别哭了,好不好?再哭教室里就要发洪水了。我们在座的同学心情都是不好的,你是不是狗崽子,和我们说也是白搭!有能量的还是跟那些前线红卫兵去申诉吧!”

  大约,杨洁被训斥了一顿,她便不再作声响了,只是还在低声啜泣着,又掏出花手绢揩擦着泪珠儿……

  学习时间过后,我又骑车进城去了。到了红路口,那儿显得热闹异常,满街上都是工人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的队伍来来往往,就像八?三十那天一样,他们又在进行所谓宣传十六条。

  在那街心大字报栏上以及店铺门面、街墙上,凡是能够见缝插针的地方都刷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其中大量触目惊心的大标语锋芒是指向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诸如:“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污蔑工人、贫下中农罪该万死!”、“闽江日报社‘九?一’大字报是一张反革命宣言书!”、“彻底挖掉我省新闻界里的黑线!”等等。

  还有几张大字报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鼓山公社前进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写出了一张《严正声明》,为“八?三十省委门口事件”加以自辩。另外,马店公社茶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也贴出题为《这叫“扣人”吗?》的大字报,谈的是“茶园大队事件”所谓“真相”。

  当我正在观阅这些大字报时,忽然,我发现有许多工人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的队伍匆匆忙忙地朝省委的方向开去。凭着直觉,我估计省委那里可能又出了什么事,于是,我也骑车往省委方向骑去。

  不出所料,果然,省委门口又出事了。原来,那27名东南师院中文系和附中的学生在八?三十、八?三一被茶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扣押之后,他们回校就串联了一部分同观点的同学以及外校的少数派学生,约有近百人整队前往省委,强烈抗议茶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扣押学生的非法行为,并且,要求省委给他们开证明,准许他们上北京串联。省委秘书长、省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主任李少影接见了他们,他以大人物的豁达大度,不动声色地听取了学生们的慷慨陈词,表示要将这些情况向省委反映,并同意给他们开上北京串联的证明。

  当这些学生们如愿以偿,便排好队伍出了省委,谁料到,他们还没走多远,队伍就被急行军赶来的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市三中、共产主义学校前线红卫兵的队伍拦截住了,这些赤卫队员、前线兵们要求同他们进行“辩论”。于是,两边的队伍都散乱了,陷入于混乱的唇枪舌剑之中,狭窄的道路被无数旋涡般的人圈圈堵塞住了,这情景恍如平型关战役的峡谷里的肉搏战,只是那时是刺刀见红,而今是眼睛见红,那时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之间的斗争,现在却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你们和闽江日报社一小撮混蛋是柳条穿王八──一路货,谁说我们工人赤卫队扣押上北京串联的学生呀?实际上,8月30日晚我们连一个工人也没到火车站去,你们光天化日之下说胡话,凭得是什么根据哟?我们要跟你们辩论!”

  “我们前线红卫兵就是有权阻止狗崽子上北京捣乱,对黑七类狗崽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红色恐怖主义万岁!”那些赤卫队员、前线兵们在大喊大叫着。

  “哼,你们工人赤卫队干的坏事难道还算少吗?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又明目张胆地拦截我们的队伍,这跟蒙面大盗的行径有什么两样?明明是围攻我们,却偏偏说是‘辩论’,莫非‘围攻’的同义词就是‘辩论’么?”

  “究竟谁是狗崽子哟?老子也是一个红五类,你懂吗?上北京串联是毛主席、党中央赋予我们的权利,任何人也休想剥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权利!今天连省委也同意让我们上北京去串联,你们还想干什么?还想像国民党宪兵警察一样要把我们抓起来么?”少数派学生也不甘示弱,卵石碰卵石硬碰硬。

  可是,这时愈来愈多的工人赤卫队、前线红卫兵奉命驰援他们的伙伴,致使少数派学生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几乎一张嘴同时要对付五、六张嘴,甚至更多张嘴,显得十分被动。那些多数派不仅动口,还动手推推搡搡着,那一片黑鸦鸦的密不通风的人海波涛起伏不定,连我们也不由自主地被挤得东倒西歪,就像轮船颠簸在风高浪急的太平洋上。

  见此情景,那个师院中文系学生潘大昌知道倘若再跟那班人厮混下去,形势将对他们愈来愈不利,因此,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把队伍拉走,只见潘大昌高举双臂挥动着,对他的伙伴们高声喊道:“同学们,我们不要再同他们辩论下去了,大家都排好队伍,手挽起手来,昂首挺胸走我们的路!”

  说着,他便带头跟游月笙、赵振华等人手臂挽着手臂,少数派学生迅速地就近排成队伍,四个人一排,手和手、胳膊和胳膊都紧紧地互相拉着挽着,犹如铁链一般紧相连,成为一只造反的怪龙,这头怪兽伸出了一百个被同一观点联结在一个躯体上的头,一百双眼睛同时喷出了怒火,一百颗火热的心在熊熊燃烧着。而那些多数派们更加眼红了,他们一边发狂地嚣叫着,一边拼命地故意乱推搡着少数派学生,就像狂飙卷着落叶,企图冲散刚排好了的队伍。

  这当儿,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这样,这歌声便豪迈地、大胆地、极其有力地、迅速地荡漾开来,所有的少数派学生都放声高唱着: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这首1943年就有的老歌,我们不知听过多少次了,也不晓得唱过多少回了,然而今天,我们仿佛是第一次听见一般,心头被震撼了,热血在血管里沸腾起来,因袭下来的各种感情重负都被烧得一干二净,人们满怀着战斗的豪情和希望,在这雄壮激昂的歌声中,队伍迈进着,如一股洪流冲破了堤岸的决口奔腾向前,势不可挡。

  记得,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一句著名的诗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而今时代变了,这诗句也被人篡改为:“同是革命造反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怀着年轻、火热、赤诚的心,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共同集结在所谓革命造反的大旗下。我也和在场的许多中学生一样,尽管同那批少数派学生不认识,但是,出于满腔的义愤,纷纷自动加入他们的队伍,致使他们的人数由近百人骤增为数百人,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铁流。

  那些多数派们如临大敌一般地搞了几重重人墙,拦截住少数派学生们的去路,拥挤在路两旁的多数派们左右夹击着,一个劲儿地往中间的少数派学生队伍七推八搡着,竭力阻拦他们前进。但是,这一切终究是徒劳的,少数派学生们不畏强暴,他们一遍又一遍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战斗歌曲,任何畏惧的心理都被歌声所驱除,他们手挽手、肩并肩,昂首挺胸往前冲。

  这英勇壮烈的场面使人不油然地联想起了当年的“一二?九”运动、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的示威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示威游行等爱国学生运动。当然,那时学生们面对的是武装军警的大刀、皮鞭、短棒、刺刀以及水龙头,而今对付他们的却是多数派群众,干的尽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实在是一场多么大的历史误会呀,是一场可悲可泣的具有讽刺性的不幸的时代悲剧。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念着毛主席语录,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终于冲破了多数派的重重围攻,走向了大街。

  当我们的队伍走到附近的医学院处时,就拐了进去。医学院少数派学生将我们引到一间宽敞的大教室里,队伍便解散开了。这阵子,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起来,互相拥抱着,兴奋地高呼道:“我们胜利了,乌啦!”

  我们沉浸在欢庆的海洋里,医学院的少数派学生十分热情,他们要留我们在这里休息和吃饭。这时,我忽然间记起我的车子还丢在半路上,得回去取车子,况且我又不是他们一伙人,刚才只是路见不平,仗义支持他们罢了,现在没我的事了,我也该走了。

  当我乘他们还在欢呼、忙乱之际,正准备离开那乱轰轰的大教室,突然,我抬头望见曹月仙就立在离我不远处,她恰巧也发现了我,我俩的目光对撞上了,我没走过去同她搭腔,只是向她微笑了笑,而她也友好地报之一笑。诚然,在汹涌的运动浪潮冲击下,连本来是一个顽梗不化的曹月仙也起来造反了,可见时代的感召力是何等之大,所谓主义或者思想或者路线从来没有如此深入人心,正是:“竺道生入虎丘山,聚石为徒,讲涅盘经,群石皆为点头”也。

  我独自一人离开了医学院,折回头去取我的车子,然后,顶着炎炎赤日赶回家去。此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我的肚子饿得要造反了,打从早上吃了两小碗稀饭,至今连一滴水也没沾嘴咧。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姑且把已撕下的日历再贴上一页吧。

  在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贴出九?一大字报后,引起了一场震耳欲聋的大爆炸。虽然,报社里的那些人早就预料这张大字报将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想不到这场海潮竟来得这般迅猛异常,正是:“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当人们还不完全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铺天盖地的浪潮就已经没头没脑地倾压过来。

  1日深夜12点多,报社除上夜班的人以外,大部分职工都已回家睡觉去了,报社的大门也关闭了。可是就在这时,工人赤卫队总部突然调遣来了几千名工人,那红卫机器厂、阀门厂还开来了宣传车,他们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报社传达室工友不肯替他们开大门,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自己强行动手把大门打开。接着,宣传车就驶进了报社的院子,上千名赤卫队员如若泛滥的洪水一般也涌了进去。

  报社大院里上千颗头颅在攒动着,几辆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和赤卫队员的粗嗓门都在大喊大叫着,喧闹的嚣声骤然间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不许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肆意污蔑我们工人、贫下中农!”

  “闽江日报社一小撮混蛋们,有种的出来辩论吧!”

  “所谓革命职工造反队队长滚出来,快滚出来辩论!”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几千人的大围攻,当时,报社造反队队长何磊正好还在办公大楼里,他挺身而出,走到人流之中,从容不迫地道:“工人赤卫队的同志们,本人就是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队长何磊,我们今天贴的大字报是针对F市委某些人的,而不是针对你们工人同志们的,要辩论的话,就请市委那些人出来跟我们辩论,希望你们还是都回去,时间不早了。”

  当何磊的话音刚落,那些赤卫队员们便如若弹簧一般蹦起来:“呸,你们大字报明明说是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斗学生,走,到外面街上辩论去!”

  “我们就是要跟你们辩论,你们大字报通篇尽是造谣、污蔑、诽谤,臭如大便!”

  何磊装出很有耐心的样子说:“工人同志们,我重申我们的大字报是针对F市委的,而不是针对你们工人同志们的,我们要辩论就跟F市委辩论,你们还是都回去吧,不要上某些人的当。”

  “啊,谁说我们工人上当呀?我们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觉悟最高,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心最明,眼最亮,像孙悟空一样火眼金睛,你们蛊惑人心的谎言是骗不了我们的,我们偏偏要找你这个混小子的造反队长辩论!”

  “走,有理没理都到外面街头辩论去,你不辩论就是害怕真理的阳光,就是造谣公司的总经理!”那些赤卫队员们咆哮着,不由分说地硬将何磊抓到大街上去,他们把他淹没在愤怒的疯狂的汪洋大海里。

  何磊极力显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道:“工人赤卫队同志们,我们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都是些工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今天早上,我们从收音机听到毛主席再次接见红卫兵的喜讯,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用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和F市近日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对照比较,我们感到党中央、毛主席是那样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的大串联,而F市委的某些人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疯狂地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千方百计地阻挠学生上北京见毛主席。对于F市出现的这些严重违反十六条的现象,我们无不义愤填膺,根据我们报社记者在采访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以及亲眼目睹、群众来信所揭露的事实,在今天中午,写出了《F市委公然镇压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曾涛出谋划策,坐镇指挥,吴可钟、姜明赤膊上阵》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大字报列举的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决不是什么造谣、污蔑、诽谤,本人也不是什么谣言公司的总经理……”

  未容他说完,那些赤卫队员又怒气冲冲地吼起来:“妈的,你们造了一窑子的谣言,还说没造谣,真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竖牌坊!”

  “你这个造反队长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你们的大字报造谣、污蔑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师生,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篇没有一件事是真事实,尽是谣言!”

  就这样,他们把何磊围攻、斗争了三、四个小时,一直到2日清晨4点半,才放走了他。

  谁料到,当工人赤卫队的前脚刚走,茶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的后脚也跟着来了,他们也在报社院子里吵吵嚷嚷着,要跟闽江日报社造反队辩论。结果,报社派了二个人同他们辩论,地点是在附近的八一礼堂广场上,围绕着扣押27人算不算扣押的问题纠缠了老半天。

  2日下午,几千名工人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的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开进报社,大有踏平东海万顷浪之势,把报社面积不大的院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不仅占领了院子,还冲进了报社大楼,一个个都愤怒万分,眼睛里燃烧着一团团烈焰,喧嚷狂呼:“揪出造反队队长何磊游街示众!”

  “活抓何磊,油炸何磊,砸烂何磊的狗头!”

  “狗杂种何磊出来辩论!”

  他们逐层逐室地搜查所有人,企图要抓何磊。在这种情况下,由报社造反队副队长许兆阳和肖波出面,同工人赤卫队总部的人进行交涉,最后商定晚上七点半在报社围墙外面开辩论会(因为在院子里将会影响出报工作)。

  以后,工人赤卫队像潮水一样退走了,报社造反队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榷关于晚上辩论会的事宜。他们认为既然不得不开辩论会,那就应该向广大群众宣传自己的观点,以博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而报社的围墙外面就是大街,在那儿开辩论会毕竟容纳不下多少人,便决定将辩论会地点移到报社斜对面的八一礼堂前面的广场上,搭一个辩论台,再安装上扩音器,以对抗工人赤卫队的高音喇叭。

  晚上,工人、贫下中农赤卫队总部、前线兵总部兴师动众,“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狱四渎、普天星相”,一共出动了73个单位,约3万余人(比长征后剩下的红军总数还要多)。七点左右,电力厂、动力机厂、红卫机器厂等的工人赤卫队开来了6辆宣传车。当时,报社早就把大门关上了,他们又像昨夜一样,强行将大门打开,不仅车子开进了报社大院,大队人马也如若开了闸门的急流涌入了大门,汹涌的大水淹没了报社大院,那几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在大喊大叫着,那刺耳的噪音如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第十七集中的那美人鱼的歌声一样真叫人受不了。

  闽江日报社造反队也来个“空城计”,只留下两个人来应酬赤卫队,其他人员统统都到八一礼堂门口的广场搭“擂台”去了。

  那些多数派们大兵压境,但却扑了个空,当他们听说辩论会的地点改到八一礼堂门口举行时,顿时暴跳如雷,愤怒地团团围住那两位报社的人质问为什么要改变会场地点。在场的那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产主义学校、市三中、附中等校的前线兵则冲进了报社办公大楼,扬言要找报社负责人。人家告诉他们新编委会负责人不在家,到省委去了。然而,他们却不相信,硬是将四层大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搜查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那些多数派们在报社闹嚷嚷了好一阵子,可是他们没有对手,一个巴掌拍不响──孤掌难鸣,那些可恶的造反队员都到八一礼堂的门口开辩论会去了,正是:“屙屎落塘激死狗,老鼠入窿气死猫。”出于无奈,他们也只得将全部梯队投入于八一礼堂前的攻坚战中。

  晚上,我也赶到了东方红大街,看见在八一礼堂前面的广场上讲坛高筑,旁边插着一面“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队旗,那里聚集着成千上万人,黑压压的一片尽是人头大海,连宽阔的马路面也被拥挤着的人群堵塞住了,令人感到一种积聚的水势。

  我急忙停放好车子,也挤到人山人海中去。这当儿,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记者模样的人──此人正是九?一大字报的执笔者、报社记者肖波──,他正绘声绘色地讲述8月30日晚上其与另一位报社记者在火车站现场采访时所亲眼目睹的事情……

  可是,当肖波的发言未了,好几辆工人赤卫队的宣传车像装甲车一样驶到了辩论会会场的附近,车上的高音喇叭若同导弹发射器一般威严地翘向天空,对准会场发出了最强音:“万炮齐轰闽江日报社!”

  “‘闽江日报’社九?一’大字报臭如大便!”

  那数以万计的赤卫队员、前线兵们如若排山倒海一般地倾压到了八一礼堂门口的广场上,辩论会场的秩序顿时大乱,风狂海沸,波翻浪滚,有几辆宣传车还播放着跟爵士音乐同样激烈、喧嚣的语录歌,发聋振聩的声浪吞没了肖波讲话的声音,致使辩论会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这时候,多数派恰便似水往沙里渗透一般拼命地朝前头乱挤,想要控制辩论会场。有几个市轮胎厂的赤卫队员从一辆宣传车上跳下来,其中一个叫廖水官的工人一马当先,从旁边像猫一样利索地蹿到了台上去,一直冲到报社造反队队旗的前面,伸手就把那面队旗的旗杆一把折断了,他还想再撕那面队旗。见此情景,几个站在边上维持秩序的报社造反队员赶紧上前拦截住他,他们愤怒地欲将其轰下台去,在互相推搡拉扯之间,竟把他穿了多年的天蓝色布质长袖衬衣撕破一大道口子。

  这下可好了,廖水官发起怒来,破口大骂道:“妈的,你们竟敢动手行凶,把老子的衣服也撕破了,你们要赔我的衣服,你们赔!”

  那些报社造反队队员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活该,谁叫你要撕我们的队旗?你先赔我们的旗杆再说!”

  在混乱之中,几个轮胎厂的赤卫队员也乘机跳上了辩论台,他们和廖水官一道又要撕报社的队旗,而报社造反队长何磊则把被折断旗杆的红色队旗高高擎起,在他的指挥下,除肖波在控制着麦克风话筒之外,其余所有造反队队员都紧紧地靠拢着,围成二圈护卫着当中的那面队旗,团结得就像安徒生童话《野天鹅》里的那十一只野天鹅一样。

  这时候,更多的赤卫队员跃上台去,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礁石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猛扑过去,企图抢夺、撕毁报社造反队的队旗。在短兵相接的混战中,有好几个报社造反队队员被撕破了衣服,遭到野蛮的推打,但是,他们依旧顽强地拧成一股绳,一遍又一遍地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同时,又齐声朗读:“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等语录。

  肖波也对着麦克风话筒呼喊口号和念语录,接着,他又大声疾呼道:“工人赤卫队同志们,我们今天晚上是开辩论会,‘十六条’指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一个一个的上来发言,现在,请你们都退到台下去,动手动脚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武力只能触皮肉,却不能触灵魂……”

  “要文斗,不要武斗!”

  “坚决反对武斗,大家都下来,一个一个地发言!”下面的群众也愤愤不平地喊起来。

  在群情激愤之下,那些赤卫队员的气焰也有所收敛。那个廖水官气虎虎地走到讲坛中间,粗声粗气地对肖波说:“我们工人阶级要发言,你让我们发言!”

  肖波用审视的目光盯了他一眼,道:“你要发言可以,不过,你们工人赤卫队的人必须全部先退到台下去。”

  虎头虎脑的廖水官掉头望了他的伙伴们几眼,迟疑了一小会儿,才挥挥手说:“大家都退下去,我来发言,由我来控诉。”

  于是,那些赤卫队员们都暂时退到台下去,一场武斗总算是平息了。

  肖波把麦克风话筒让给廖水官,他用嘴对着话筒吹吹气,涨红着脸激动万分地道:“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师生及其他革命同志们:我是市轮胎厂工人,五好职工,名叫廖水官,我要向革命的同志们愤怒地控诉,控诉所谓‘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一小撮暴徒野蛮殴打工人的罪行。革命的同志们,你们看,我身上被撕破的衣服、血迹、胸部的伤痕就是铁证!”说着,他就拉开了被撕破衬衫的胸脯,手比指着给台下的人看。“今晚,我同厂里的工人赤卫队的代表们一起前往闽江日报社院子参加辩论会,这个辩论会的时间、地点是经过所谓‘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同意而定的。可是,他们就像蒋介石一样不讲信用,早已布下圈套,只留下二个人在报社里应付我们,而把全部人马纠集在八一礼堂门口,高筑讲台,控制扩音器,进行疯狂的反革命的煽动演说。当我们工人阶级识破这个阴谋后,全厂赤卫队代表们推选我为代表,准备登台与他们说理。然而,我刚登上讲台,连脚跟也未站稳,便被那些报社造反队打手们团团围住,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的衬衣前拉后扯,撕个像雪片一般碎,把我的胸部也抓破好长好长一道伤痕。在场的广大革命群众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就是我的见证人……”

  廖水官发言罢,便昂首挺胸地走下台。而后,报社的何磊手里拿着半截被折断的旗杆,对着话筒演讲说:“革命的同志们:刚才市轮胎厂工人赤卫队的廖水官发了言,他又是控诉,又是抗议,简直把一整座武夷山都推压到我们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身上。如果不是在场的千万双眼睛构成了雷达网,恐怕连我也快要相信他的危言,我们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真成了到处杀人越货的八国联军红毛子了。可是,事实终究是事实,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不错,这个廖水官的衬衣的确是被撕破了,不过,假如这是‘铁证’的话,那么,这样的铁证我也有,同志们,你们看看,我们报社几个造反队员身上的衬衣不也是被人撕破了好几道的口子么?”他也用手比指着站在台边的几个被撕破衣服的报社造反队员,接着,又随手拿起那根半截旗杆给台下人看,继续道,“事实上,真正的铁证乃是这半截旗杆,这半截旗杆就是被这个廖水官折断的。倘若不是他企图撕毁我们造反队的队旗,那么,他身上的衬衣是不会破的,也许,我们报社造反队一些同志身上的衣服也不会被撕破,也不会遭到野蛮的殴打,事实上,这场武斗的肇事者是工人赤卫队,而决不是我们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

  当他话到是处,下面恒河沙数的赤卫队员一下子全轰了起来,喧嚷声像森林在呼啸着,那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了尖声的嚣叫:“何磊造谣、污蔑我们工人赤卫队决没有好下场!坚决砸烂何磊的狗头!”

  “坚决严惩这场武斗的肇事者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一小撮混蛋!”

  尽管那些多数派拥兵数万,故意乱喊乱叫着,干扰何磊的发言,但是,台下也有很多群众对他们的行径表示强烈的不满,纷纷发出谴责之声。

  何磊显得不动声色,又往下说,“请赤卫队员同志们别起哄,好不好?今晚既然是辩论会,那就得让不同观点的双方都充分阐述自己的见解才对,刚刚你们工人赤卫队廖水官的发言,我们可是让他把话讲完呀,现在我们报社造反队要申辩,为什么你们就不允许我们申辩呀?说我们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是这场武斗的肇事者,可是,我们报社造反队今晚在场的一共只有十一个同志,而你们赤卫队是成千上万人,我们就是有斗大的胆量,也不敢挑起这场武斗,我何磊即使长一百个‘狗头’也经不起你们砸呀。说实话,文的辩论,据理力争我们还行,武的我们是服输的,我们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队旗而进行英勇的斗争,我们决不能让任何人撕毁我们的队旗,而宁愿让自己的鲜血染红我们的队旗。

  “究竟这场武斗是谁挑起的?我想,光我们报社造反队说,或者你们工人赤卫队说,都不过是一面之辞。刚才,廖水官的发言有一句倒说对了,那就是‘在场的广大革命群众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便是最好的见证人,还是让广大革命群众来讲话吧,听听他们看见的到底是什么,有谁愿意上来发言么?”

  当他话音刚落,台下立即就有好多群众想发言,有一个身穿工作服的工人高举起右臂,嘴里嚷道:“我发言,我要发言!”

  这个人便坐在辩论台的前几排,他站起身来,没几下就挤到了最前面,迅速登上台去。我远远地望过去,看样子他是一个三、四十岁的工人,只见他打开话匣子说:“革命的同志们,我是省汽车修配厂的汽车修理工,名叫洪云高,刚才我就在辩论台的前面,是这场武斗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我亲眼看见是那个市轮胎厂工人赤卫队的廖水官冲上台去,企图撕破报社造反队的队旗……”

  谁知他的话刚说到这里,下面的赤卫队员又起哄着:“报成份,报成份,不报成份不能发言!”

  “他妈的,这小子不报成份,放啥狗屁呀?”

  洪云高用冷峻的目光扫视了他们一眼,又道:“本人成份是无产阶级,家庭成份是贫农,怎么样,我总该可以发言呗。……我刚才看得一清二楚,是那个市轮胎厂工人赤卫队的廖水官企图要撕破报社造反队的那面队旗,而报社的人急忙阻拦他,结果他旗没撕毁成,只折断了旗杆,他和报社造反队的人在互相拉扯推搡之间,衬衫被撕破了。后来,又有一大批工人赤卫队蜂拥上来,一方要撕队旗,一方要保队旗,引起了一场大混战……”

  未等洪云高说完,那个下台之后就一直呆在辩论台旁边的廖水官又闯上台去,他叫嚷着:“让我发言,这个人是在造谣,蓄意歪曲事实真相……”

  而在台上维持秩序的报社造反队队员则拦住他道:“你刚才已经发言了,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

  廖水官虽遭碰壁,但他不罢休,立即折回头登上了电力厂的宣传车,通过高音喇叭同台上的洪云高唱起了对台戏,他高喊道:“抗议!抗议!我强烈抗议!最最强烈地抗议他们践踏‘十六条’动手殴打革命工人的卑鄙行为!请革命的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工人阶级是最讲道理,最听毛主席的话的。我刚才上台就是为了辩论,为了讲道理,我要去撕他们的旗干什么呢?他们故意制造借口,信口雌黄,血口喷人,其目的是为自己动手殴打革命工人开脱罪责。然而,乌龟头伸出来是缩不回去的,罪责是开脱不了的,我身上被撕破的衣服、斑斑血迹和胸部的伤痕难道不是铁证,又是什么呀?我要控诉,我要抗议……”

  然而,廖水官的控诉也罢,抗议也罢,终究是徒劳的。继洪云高发言之后,台下又有许多群众纷纷上台作证,证明旗杆是廖水官折断的,搞得他好不狼狈,干脆躲在宣传车里不再抛头露面,只是几次通过高音喇叭进行最最最强烈的抗议,而那几辆工人赤卫队的宣传车也不断地发出狂怒的声音,以干扰台上人的发言,这是音量对音量的较量。

  后来,辩论的争端又转移到“九?一”大字报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那个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鼓山公社先锋大队党总支书记王伙弟又再度登上辩论台,他声色俱厉地对报社造反队提出了质问:“我要向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提几个问题,你们昨天送我好几张八?三一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号外,这是什么用意?是不是想用蜂蜜来甜我的嘴,妄图要收买我?请你们回答!”

  他说着,便转过头来,扫视了那些报社的人几眼,紧绷着一副冷冰冰的脸孔等待他们的回答。而何磊则抬头望了他一眼,稍稍迟疑一下,便走上前来,对着麦克风话筒回答说:“我们只是按照通常的惯例,劳动模范都有送去号外,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收买不收买的问题,倘若几张号外就能够收买人心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心也太一钱不值了,再说号外可是不要钱的啊。”

  王伙弟被何磊这只可恶又可恼的跳蚤冷冷地咬了一口,他想发作又发作不了,虎声虎气地又责问说:“你们‘九?一’大字报任意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污蔑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围攻革命学生,其居心用意何在?”

  王伙弟和何磊二人站在台上,有点像美国竞选总统辩论的肯尼迪和尼克松那样,此时此刻,何磊又答辩道:“我们一再申明,我们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九?一’大字报是针对F市委的,这事情和工农兵没有关系,你们最好还是不要管。我们早已说过,要辩论的话,就跟F市委那些人辩论,我们可以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当场对质。今晚的辩论会本来我们是不愿意召开的,只是自从我们昨天贴出大字报后,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赤卫队、贫下中农赤卫队以及前线红卫兵蜂拥而至我们的报社,非要同我们辩个是非曲直不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同意今晚举行辩论会,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广大赤卫队员们不要受F市委某些人的煽动,应该擦亮眼睛,分辨是非,我们斗争目标是共同的,革命大方向是一致的,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什么,你们的大字报明明污蔑我们工人、贫下中农上街宣传十六条是受市委的‘煽动’、‘利用’去‘围攻革命学生’,竟然还说‘这事情和工农兵没有关系’,叫我们不要管,见你的鬼去!老实正告你们,你们妄图禁止工农兵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听任你们这一小撮人胡作非为,妄图使运动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违背十六条,走上邪路,以实现你们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这是万万办不到的!”王伙弟显得愤慨无比,激动得连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台下的多数派又轰了起来,喧声震破了半边天,那几辆宣传车就像浮在人海里的几艘炮艇,高音喇叭又发出了最强音:“闽江日报社造反队一小撮混蛋竟敢与我们工人、贫下中农为敌,决没有好下场!”

  “大右派、大野心家、大王八何磊快滚下台!”

  会场上又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恰便似沙漠上刮起了黑风暴,激烈的辩论会还在继续进行着……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联的五十万革命师生,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到京串联,并决定各地大专院校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从此,全国的大串联运动大规模地开始了。

  我们校文革也批准了首批学生上北京串联,他们清一色是前线红卫兵的同学,其中,我们班也摊到三个名额,这三名分给了任培生、姜炳耀和钱水仙,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本来,他们打算四日晚即动身上北京,谁知班上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们不得不推迟了行程。

  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要上北京串联的同学多得像池沼里的水蚤。2日上午,东南师院中文系和我们附中的潘大昌、赵振华、刘康那一批人在省文革办弄到了上北京串联的证明(凭此可以领到学生串联的免费车票),为了纪念这天的行动。他们决定把刚刚成立起来的组织取名为“红九?二红卫兵团”,并分兵二路,先让一部分人上北京见毛主席,另一部分人则暂时留下来造省委的反。

  3日晚上,前线兵总部又出动了大批人马前往火车站,如以前的宪兵警察一样地仔细检查“红九?二红卫兵团”等少数派学生是否持有串联专用的免费车票,并防止“狗崽子”混上车偷溜去串联。

  那一天,姜炳耀、孔骅那些前线兵在班上大赶“狗崽子”回家,我正好在校园里碰见尤品玲,便劝其先避一避风头,索性跑到北京串联去。于是,她便采纳了我的意见,跑回家从她老爷子那里索取了五百元款子,并邀了同为“狗崽子”的赵树瑶一道乘火车上北京去。

  凑巧,她俩也是搭3日晚的46次列车。由于尤品玲是自己掏腰包买车票的,所以,她没受到什么阻挠,比较顺利地就上了车。至于赵树瑶的身上只带了几十块钱,,她只买了一张5分钱的站台票,企图混上车去。

  赵树瑶人长得如中国女排队员一般高,而胆子却小得像大兴安岭里的梅花鹿一样,她看见前线兵们如临大敌般地布满火车站四处,吓得有屁不敢放,有尿也不敢撒了。她的五千根发丝,紧张得根根都要竖了起来,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只有两眼不住地打闪着,她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好不容易才过了第一关,进入到月台里。可是,在每一节车厢的门口都站满了许多前线兵,所有人都必须出示车票或者学生串连的免费车票让他们检查,否则,就不能上车。

  尤品玲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她上了车厢还担心人家认出她是“狗崽子”,便一个劲儿地往车厢里头挤去,而撇下她的同伴──其实,她俩不过是同路人,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友谊──不闻不问,让观世音菩萨来“慈航普渡”。

  赵树瑶见尤品玲已经先上了车,她心里更加显得忐忑不安,也想挤在乱轰轰要上车的人群里面,混水摸鱼地上车去。然而,她却被几个市一中前线兵拦住了,他们看见她两手空空,身上只背了一个大书包,完全是一副要北上串连的学生的模样,便唤她道:“喂,同学,把串连车票拿出来检查。”

  “啊──我……我不是去串连的,是……是来送客的,让我上车去。”赵树瑶支支吾吾地说,她平时很少说谎,故一撒起谎来,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

  “凡是送客的,一律不许上车!”

  “哼,看你这样子,十有八九要想偷溜去串连,你是哪个学校的?”那些前线兵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严肃地盘问说。

  “我……我是东南师院附中的学生,我有学生证,你们要不要看?……”赵树瑶的神情更慌张了,她连忙往口袋里掏学生证。

  “学生证不管用,没有串连车票还想像兔子一样偷溜去串连,见你的鬼去!……你是什么成份呀?”一个穿军装、剃光头的前线兵恶狠狠地瞪着她,恶声恶语地道。

  一问到成份,赵树瑶的脸色刷地变成如死人般的灰白色,小声地说:“我的成份是职员。”

  “扯蛋!什么职员,看你这鬼头鬼脑的样子,十足就是狗崽子!”那个剃光头的家伙瞪起凶恶的猪眼,厉声地恫吓着。

  赵树瑶一听这“狗崽子”三个字,霎那间她脸色变得比刚粉刷过的石灰墙壁还要灰白,身子直哆嗦,她畏惧地低下头,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申辩说:“我……我不是狗崽子呀。”

  “哼,你还嘴硬!你们学校前线红卫兵今晚也有来执行任务,待会儿去问一问他们,便知道你是狗崽子还是兔崽子,反正,你没有串连车票就想偷溜去串连,五分钱买一碗兔子血──决不是好东西。”另一个剪平头满脸横肉的前线兵也大声地斥骂她。

  赵树瑶听说我们学校前线兵也有来火车站,吓得她浑身像风吹树叶一样颤抖起来,她哭丧着脸苦苦地哀求说:“我是来送客的,不是去串连的,我不上车就是了,请你们行行好,放我走掉吧。”

  “他妈的,你这骚货真可恶,明明是想偷溜上车串连去,还胡扯什么送客的屁话,操你娘的!”那个剃光头的蛮小子粗鲁地破口大骂。

  “你这人就像巴依老爷一样爱撒谎,你说你是送客的,为什么身上还背了一个大包包?你是送谁哟?怎么连鬼的影子也不见呀?”那个剪平头的前线兵又质问道。

  “我……我……”不善于说谎的她一时说不上话来,而眼泪却涌出了眼眶,如同一个做了坏事被大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的小孩子一般。

  可是,眼泪毕竟不是王水,那些前线兵的铁石心肠才不会被溶化咧,他们照样疾言厉色地斥骂着:“呸,你这骚货还想耍无赖,我们不是东郭先生,嘀嘀嗒嗒的泪珠儿感化得了上帝,也休想感化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

  “看你这副德性就像是一个狗崽子,你他妈的狗崽子也想上北京串连,真是癞蛤蟆也想吃天鹅肉!”

  以后,满载着旅客和串连学生的46次列车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终于开走了。那个赵树瑶不但没去成心中最向往的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反而被那些市一中前线兵扣留住了,真是火枪打兔子──一头子倒霉。

  这时候,市一中前线兵们把“俘虏”赵树瑶带去找我们学校的前线兵。无巧不成书,这天晚上,我们班的任培生、姜炳耀、孔骅、钱水仙等正好也都去车站执行任务。当市一中前线兵在站台上找到我们学校前线兵的同伙时,那个姜炳耀的眼睛尖得像鹞子的眼睛,一眼便发现了个子高高的赵树瑶,他碰了碰任培生的手说:“喂,你看,咱们班上的赵树瑶怎么今晚也到车站来呀?”

  “啊,她来干什么呀?”经姜炳耀的指点,任培生也发现了她。

  他们几个人迎上前去,姜炳耀气势汹汹地对赵树瑶喝问道:“喂,狗崽子赵树瑶,你来车站干什么勾当?是不是也想脚底揩油偷溜去串连呀?”

  那些市一中前线兵们听见姜炳耀骂赵树瑶为“狗崽子”,都兴奋地若同当场逮住了一个扒手一般,那个平头小子得意洋洋地嘲骂道:“哈,老子刚才说得没错,你像巫婆一样一千遍地诅咒不是狗崽子也没用,是狗崽子还是兔崽子,等下一问你们学校的人便一清二楚。现在可好了,白骨精终于原形毕露,狗崽子就是狗崽子呗!”

  而赵树瑶一看见班上的任培生、姜炳耀、孔骅、钱水仙那些前线兵也来了,不由地怔住了,害怕得全身发抖,恰似打摆子一般,她畏葸地争辩着:“我……我真的不是狗崽子呀,……我没有骗你们……”

  “什么你不是狗崽子?你的外祖父是天主教大主教,是一条披着宗教外衣的恶狼,帝国主义的乏走狗,你不是狗崽子,也是狗孙子。”姜炳耀丝毫不念同班同学之情,沉着脸在广庭大众之下揭她的老底。

  “他妈的,狗崽子,你这谎皮匠的铁嘴居然还敢狡辩,好一个贱货、骚货、臭婊子!”那个一中光头小子用污秽的语言辱骂她,把她骂得像灰姑娘一样伤心地啜泣起来。

  可是,那伙人根本不理睬她哭不哭,将事情的经过向任培生他们作了一番叙述,然后,就把赵树瑶交给我们学校的前线兵来处置。

  这当儿,姜炳耀竖起两道剑眉,灼灼闪动的斗鸡眼直盯着赵树瑶,咄咄逼人地盘问她道:“喂,狗崽子赵树瑶,想不到你竟吃了豹子胆,居然还敢偷跑去串连,你是一个人去还是跟什么人一起去的?”

  而赵树瑶如克雷洛夫寓言中在狼的面前的小羊一般显得胆战心惊,她结结巴巴地说:“不,……我不是一个人的,……嗯……”

  “嗯什么,快说你到底是跟谁一起去串连的?”孔骅紧绷着脸孔吆喝着。

  “我……我是想和尤品玲一道上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概,“女儿是水作的骨肉”,就像贾宝玉所说的那样,所以,一般都很软弱,巍巍的“珠穆郎玛峰”顷刻之间即“雪崩”了,成了卑鄙的小犹大。

  他们听赵树瑶说起尤品玲来,几个人的眼睛都立时充了血,不约而同地嚷起来:“尤品玲,她人在哪里?”

  赵树瑶的眼睛瞧着地下,低声地说:“她刚刚乘火车走掉了,她家里给了她五百元钱,她是买了车票走的……”

  听罢她的话,那几个人又如橡皮球一样蹦跳起来,姜炳耀怒火中烧地骂道:“妈的,狗崽子尤品玲,竟让她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气死我也,气死我也!”

  “确实是太便宜了她,这个狗崽子尤品玲想不到竟像百万富翁一样阔绰,一伸手便从她的老子那里拿了五百块钱,简直就是吃白血的!”孔骅的骂话里无不含着妒嫉之意。

  “这个狗崽子尤品玲确实如刁德一一般的奸刁,前几天赶狗崽子回家,她就像泥鳅一样从我们手里滑过去,今天,她又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偷溜去串连,真可恶!哼,她跑得脱黄昏,跑不脱五更,总有一天要跟她算总账的!”钱水仙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后来,他们几个把赵树瑶狗血淋头地叱呵教训一通后,便放她回家去。

  但是,这件事并未了结。第二天,即4日上午,在所谓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里,我们班的前线兵们又就此事大作起文章来。

  那个姜炳耀首先登坛,声色俱厉地大训其言:“昨晚上,我们班上发生了一件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黑七类狗崽子尤品玲和赵树瑶不仅不回去革她们反动老子的狗命,反而擅自要偷溜到北京去串连,是可忍,孰不可忍!革命大串连、上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红卫兵小将和红五类子弟的光荣权利,‘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只有我们红五类子弟才对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似海,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那些黑七类狗崽子完全是不理解我们的这种阶级感情,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怎么会一样呀?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北京见毛主席的权利,只有老老实实地滚回去造他们反动老子的反,彻底脱胎换骨,争取重新做人。那个狗崽子赵树瑶在车站被市一中的前线红卫兵扣留住了,而最可恶的是那个狗崽子尤品玲竟然从她家里拿了五百块钱,买了车票去到处游山玩水。五百元,同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我们一个强壮的全劳动力的贫下中农一整年的工分还挣不了这许多,可是,她小手一伸,居然就拿了五百元的钞票,难道我们工人、贫下中农辛辛苦苦地劳动,是为了养活这些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及其孝子贤孙吗?不,决不是!这种颠倒的历史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是我们红五类子弟大翻身的日子,我们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行动,剥夺他们这些非法的权利,那些黑七类狗崽子只有彻底地同他们的反动老子划清界限,大造其反动老子的反,否则,他们也只能落得和他们反动老子同样的可耻下场!”

  接着,孔骅、曾自明、钱水仙等人也登坛训话,他们的讲话尽如谭力夫讲话一般杀气腾腾,一个比一个的调门高,像鳄鱼一样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吃人。他们骂的主要是那些“狗崽子”,可是,班上的“狗崽子”们都被他们驱赶回家去了,连“肇事者”赵树瑶也不在教室里,因此,与其说是骂给那些“狗崽子”听,不如说是骂给我们这些不伦不类的人听,也许,他们就是要杀鸡给猴看的。

  下面的同学一个个都若同木头人一般静坐着,“洗耳恭听”他们的训话,可能,有的人心惊肉跳,有的人心不在焉。我心中暗喜尤品玲已远走高飞难找寻,要是像赵树瑶一样落入他们的手中,真不知什么样的灾难要降临到她的头上。她终于走了,乘上列车到北京串连去,说不定还会见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咧。尽管她是一个“狗崽子”,但她却是一个幸运儿,比那些“红五类”子弟还捷足先登串连去,可能她将是我们班上第一个见到毛主席的人,从这一点上说,她又该是多么幸福啊,在那火红的狂热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年青人的幸福观是何等简单呀,我们的心灵如若水晶一般纯洁透明,世界上还有什么能够比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幸福的呢?

  下午,我们班那些前线兵果然给“狗崽子”赵树瑶一点颜色看,他们抄了她的家。

  赵树瑶的父亲是市四中的教员,母亲是南区第二中心小学的教师,即使按照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的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怎么也归不到敌我矛盾的范畴里去,只是赵树瑶的外祖父是市里闻名的天主教大主教陈天寿,按照中国传统的株连法,自然她就成了“狗崽子”。

  赵树瑶的家大小有三间房间,在市里算中等水平,既不宽敞也不太拥挤,她的外祖父不跟他们在一块儿住。今天下午,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正独自专心致志地学习毛主席著作。

  就在这时,外面敲门声“嘭嘭嘭”地响起来,她问一声:“谁呀?”

  可是,没有应话,那凶狠的敲门声继续在响着。赵树瑶起身走过去打开房门,只见任培生、姜炳耀、曾自明、孔骅、钱水仙等人立在门外,一个个全都凶相毕露,他们如虎似狼地闯入了房门。而赵树瑶看见班上的这些前线兵,她虽不明他们今天的来意,但有一点还是明了的,那就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也。她一时惊慌失措,怔怔地呆立着,像一只木鸡一样,茫然不知所措。

  此时此刻,姜炳耀紧绷着严冬一般阴沉的脸孔道:“喂,狗崽子赵树瑶,你拉长你的狗耳听着,我们今天是来抄你的狗窝的,你有什么四旧的东西,必须老老实实地全部交出来!”

  “哼,你这个狗崽子大概吃了狗胆,竟敢私自要偷跑到北京串连去,却不好好地呆在家里写揭发你外祖父这条老狗的材料,现在我们要给你一点颜色看,不然,你就不知道我们前线红卫兵和红五类的厉害,就不知道什么叫作红色恐怖。”孔骅凶如冥王哈得斯一般地吼着。

  他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开始翻箱倒柜着,尽管他们和赵树瑶已经反目成仇,但是,他们毕竟是同班同学,他们的抄家比起人家还算是比较“文明”的,不像电影里常见的抄家那样尽是乱摔乱砸,和日本鬼子、国民党兵痞干得差不多,他们只是打开所有的抽屉橱柜,仔细地检查有没有什么“四旧”物品罢了。

  赵树瑶的家同中国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样,陈设异常简单,除了一些必要的家具外,能够称为“奢侈品”的恐怕就是一架破旧的风琴。他们抄来抄去,得到的“战利品”便是几张画有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小天使之类的圣画图片,以及几本残缺不全的《大众电影》,他们当场就把这些东西撕毁了。

  那些前线兵抄赵树瑶的家,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按照他们的话说,就是给一点“颜色看”,因此,他们在她的家里折腾了半个小时左右,即离开了。

  临走时,姜炳耀又疾言厉色地对赵树瑶道:“狗崽子赵树瑶,我们再次警告你,你若胆敢再次偷跑去串连,当心,要打断你的狗腿!”

  后来,那伙前线兵如一窝马蜂似地全都走了,而赵树瑶一人独对着被他们弄得狼藉不堪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这几天,接二连三的打击有如塌方的石块不断地朝她砸来,砸得她头昏目眩,简直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还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和新中国一道成长,从小就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她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共产党,有着强烈的革命进取心,她打赤脚,故意穿打补丁的衣服,大兴革命化,学雷锋做好事,主动打扫学校厕所,帮工友挑开水等,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做了大量学习笔记,一心一意地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组织,誓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熊熊的革命烈火也点燃了她心中的火焰,她自觉地投身于疾转的斗争旋涡中去,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深信旧世界将要毁于一旦,而崭新的一切将会若流星雨一般从天外飞来。然而,一场所谓“红色恐怖”的风暴突然袭击,她被打成了“黑七类狗崽子”,被班上的“红五类”驱赶回家;她要上北京串连,又在车站被那些前线兵扣留住了;今天班上的那些前线兵又来抄她的家……不幸的厄运接踵而至,她好像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原先那种升腾于云天之上的幻觉破灭了,她一下子变成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只丑小鸭,命里注定要遭受那群自称是“正统”的鸭子们的欺凌与侮辱。她真有些无法忍受,感到极端的困惑与迷惘,天哪,她有什么罪过?她怎么会是“狗崽子”呀?无非她外祖父是一位大主教,为什么她偏偏就没有一个老红军的外公呀?她恨自己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因而被社会所摒弃,她的希望一个一个地破灭了,陷入于绝望的境地之中,她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凝结成一块坚硬的冰块,敲也敲不碎。平时她最爱唱的歌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支山歌给党听》,在内心里确确实实地把党和毛主席看作是自己的再生父母,可是,如今她恐怕连唱这些歌的权利也没有了,这样对待她是多么不公平呀!她愿意革命,为什么却不让她革命呀?问号越来越大,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出现在茫茫苍穹中……

  4日,一张署名为“F市五好职工、市轮胎厂工人廖水官”的铅印传单《控诉书》在市里广为散发。同一天,市里各处也都贴出海报,由清华、新北大、人大、科大、北矿、北钢、北农机、哈工大、浙大、武大等南下学生串联组织,以及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林学院赴省战斗团、二师院红卫兵、新大革命造反兵团、东南师院红九?二红卫兵团、东南师院政教系红卫兵、东南师院数学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南师院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东南师院物理系前哨红卫兵、医学院东方红公社、闽大红卫兵战斗团、鹭八中红卫兵、省航校红卫兵独立团、省化工学校红卫兵、东南师院附中红卫兵战斗团、东南师院附中东方红红卫兵、市一中“红辣椒”战斗队、新三中红卫兵公社、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等大小几十个少数派组织发起,定于5日晚上7时,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对省、市委揭发批判万人大会,要求省委第一书记马为同志、市委第二书记曾涛同志必须到会听取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并欢迎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对于这“八?二九”行动之后的少数派群众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会,尽管马为对这次集会是颇为感冒,但是,他鉴于“八?二九”事件的教训,对此也不敢等闲视之,因此,在四日下午即召开省常委会进行研究。会上,方俞平、袁金旺、许耀华、李少影等人都主张马为应该要出席大会,而刘棣昌、廖生灵几个常委的态度颇暧昧,他们闪烁其辞,模棱两可。当时,正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一耿在北京开会,马为就挂长途电话给他,叫他去找周总理请示是否要参加这样的大会。5日,李一耿奉命去找总理没找到,就找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得到他的答复是:还是要去。这样,马为最后才决定出席九?五大会。

  我和陈东、王钟惠、陈炳义等约好一块去参加今晚的万人大会。当我们到达省人民体育场时,那里连大门口都挤满了人,就像电影院散场时的门口一样,我们跟随着潮水般的人群拥进了体育场。

  在体育场里面也是人山人海的,那些少数派组织大多已到达,他们有秩序地排成一排排的队伍,占据了田径场的前半部,那许多面火红的队旗迎风猎猎飘扬,这是汪洋浩荡的红旗大海,人头大海,场面颇为壮观。在运动场的后边,都是诸如我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群众,其人数之多不下于有组织的人,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尽是万头攒动,宽阔的体育场此时成了弹丸之地,几乎容纳不下沙丁鱼一般多的群众。此外,今晚前线兵也出动了不少人,只是他们没有公开打起他们的旗号,分散布满于体育场的四周,就像八?二九那天一样虎视眈眈、伺机而动,致使今晚的大会气氛十分紧张,若同有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爆炸一般。

  今天晚上,省人民体育场显得异常昏暗,除了主席台上有几盏电灯之外,下面连一盏灯也没有,阴暗得若同是公园的僻静处。在主席台的横梁上挂着一幅长布幅《对省、市委揭发批判万人大会》,台上的帷幕正中还悬挂着一幅毛主席画像,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布置了。

  大约7点半左右,省委第一书记马为,以及廖生灵、唐永发、李少影、曾涛、徐丛毅等省、市委领导同志登上主席台就坐,大会主持人张敦熙宣布对省、市委揭发批判大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首先,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接着,又齐声朗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人民靠我们去组织……”、“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最高指示。

  大会主持人张敦熙又宣称说:“现在,由鹭八中的俞岚同学第一个揭发批判发言。”

  谁知就在这时,台下有一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前线兵吵吵嚷嚷着闯上主席台,声言:“我们要第一个发言。”

  那些大会组织者们匆匆碰了个头,为了使大会能够比较顺利地开下去,勉强同意先让共大前线兵发言。

  这时候,一个穿军装、腰扎皮带的共大前线兵踏上讲坛,在首先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之后,他又用鼻音很重的普通话道:“我以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名义在这个讲坛上说几句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省的一切工作都是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的以马为同志为首的中共M省委领导和主持下展开的,同样的,今晚这个全市的万人大会必须由、也只能由以曾涛同志为首的中共F市委来领导和主持,其他的任何组织都无权领导和主持。谁要是篡夺这个领导权,谁就是反党、反革命,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对于这个共大前线兵的发言,下面散布在田径场边缘地带的那些前线兵们报以一阵热烈的铅球滚铁板一般的掌声,而少数派学生则给以喝倒彩和嘘叫,会场上出现一片混乱和骚动,浓浓的火药味弥漫在整个体育场的上空。

  当共大前线兵下了讲坛后,一个清华大学“红?一八”战斗团红卫兵陆军随即发言,他用冷峭刻薄的口吻道:“刚才那位F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保皇派先生的发言是极端荒谬与可笑的,可爱的保皇派先生们,你们不是整天也高喊要听党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你们是不是想要剥夺革命群众的这种自由呢?解放以来,已经十六、七年了,全省、市的万人大会也不知开过多少回,难道说所有这些大会都是由省、市委领导和主持的吗?如果不都是,你们为什么不大喊大叫、起劲地加以反对呢?为什么我们革命群众才开了这么一个万人大会,你们就歇斯底里大发作起来呢?说穿了无非是因为这个揭发批判大会刺痛了你们的心肝宝贝,打中了你们后台老板的要害。

  “在北京,这种群众自发组织召开的万人大会实在不算少,而中央首长也经常参加,并在会上讲话作指示。假若你们这些保皇派不相信的话,欢迎你们上北京见识见识,别像井中蛙只看到巴掌一块大的天,山外有天,天外有天,这个世界大得很咧。如果说今天晚上这个大会是黑会的话,那末,北京许多由群众自发组织召开的有中央首长参加的万人大会恐怕也都是‘黑会’了,你们这些保皇派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是不想请省、市委来领导和主持这个会,今天M省委第一书记马为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大会,然而,这个可亲可敬可爱的省、市委却有负众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召开这样的会的。运动以来,特别是‘八?二九’以来,广大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省、市委根本不想搞运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鹭门八中革命师生从六月份起就要求揪回许敏,可是直至现在,这个完全合理正当的革命的要求还未得到满足。省委说要从八月二十七日起召开全省揭发批判教育厅、宣传部黑线大会,各地代表早已云集而来,住在招待所里头白占铺位,十几天都过去了,就八?二七那天晚上打几声闷雷,迄今连一滴雨水也不见掉下来。相反的,这些日子全省许多地方和F市地区接连不断的发生许多围攻革命群众、斗争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革命群众受到了不堪容忍的政治迫害,有的革命同志被殴打致伤,有些革命学生要北上见毛主席,中途被阻,遭到无理扣押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了我省、市运动的顺利发展,说明了M省委、F市委本身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阻力,试问,这样的省市委怎么能够召开、并领导这个揭发批判大会呢?”

  对于陆军的富有煽动性的发言,场上那些同观点的学生、群众报以一阵疯狂的掌声,我们几个人也起劲地鼓掌着。这会儿,台上一个学生带头喊起口号:“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万炮齐轰M省委、F市委!”那一阵阵杀气腾腾的口号声直冲九宵。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开了口,马为书记不得不出席今晚的揭发批判大会,但是,他的心里头如同吊着水桶七上八下的,显得异常不踏实,不知道什么样的一种命运在前面等待着他,是毒蛇滋生的灌木丛林,还是恶龙作孽的深水古潭。自从“八?二九”事件发生以来,他初次尝到了少数派红卫兵小将们的厉害,明白他们可不是那么好惹的,简直比调皮捣蛋的孙悟空更令人感到头痛。当然,还不仅仅是头痛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有些怕,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在自己政权的基础上反对自己啊!他参加这次大会是做好了各种最坏的思想准备,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般的决心,豁了出去。

  乍看上去,马为泰然自若地坐在台上,手里不停地摇着扇子,然而,他的内心世界里却充满着北冰洋的风暴。他默默地倾听着各人的发言,对于刚才那个共大前线兵的讲话,尽管他也知道其提法有些欠妥,但听起来却很入耳,就好像夏天吃冰淇淋一样,一股甜丝丝、冰滋滋的滋味一直从嘴巴、食管延伸到肚子里。接下来,那个盛气凌人的清华大学生的发言又是如此咄咄逼人,那一句句辣辛的话语有如锋利的锥子直扎他的心窝,把他的如建文帝“错听野寺钟鸣误景阳”一般的幻觉陡然破灭了。说实在的,他对于这个巧舌如簧的南下学生有些畏怕,以前,他率领千军万马弛骋疆场,“抗日君迈进,饮马江南北。苏鲁驰劲旅,日伪告溃灭”,完全是一副大将军的威武气概,他不怕军阀,不怕土豪劣绅,不怕日本鬼子,不怕蒋介石,但是,今天他居然有些怕起这些手拿红色语录本的红卫兵小将来。也许,这是因为他当年是一个满腔热血、浑身是胆的革命者,而现在革命竟然革到自己的头上来,革命者和被革命者,二者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他不理解自己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什么到头来反而变成革命的对象,也只有今天他才领略到挨人家“革命”的滋味是多么不好受啊。他想不通,有抵触情绪,但是,他又不敢抗拒毛泽东主席的意志,谁敢说自己能比毛泽东主席更高明呀?他只能违心地服从、服从、绝对服从……面对着眼前这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那一张张因为愤怒而变形的脸孔,他的心里惴惴不安,不胜惶恐,不知所措,听天由命,甚至还有一种要下地狱的恐惧感,如若但丁《神曲》中所描绘的那样,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那些鬼魂们注视但丁和维吉尔,好像老裁缝穿针时凝视着针眼一般……各种复杂的心理在他的心间织成了蜘蛛网。昔日他那种“自信挥戈能退日”的非凡气魄和骄矜自负骤然间消失了,他如同一只漏气的皮球神气不起来了,唉,毕竟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来个脚底朝天的大变化!

  这时,大会组织者之一、东南师院政教系红卫兵头头、那张著名的政教系《倡议书》发起人之一的徐季走到马为的跟前,问说:“马为书记,你看呢,是由你们省委来主持今晚的万人大会,还是由我们红卫兵来主持呀?”

  马为抬头双眼透过眼镜片望了他一眼,又扫视了台上其他人一番,沉吟了一下道:“啊,这个──还是由你们来主持吧,我们今天是来倾听你们的意见和批评的。”

  以后,鹭门八中的俞岚、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黄朝晖、新大革命造反兵团的于建民、新北大的林希、东南师院红九?二红卫兵团的潘大昌、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何磊等相继在会上做了揭发批判发言,那一篇篇燃烧着怒火的檄文如同一发发榴弹炮弹直射向省、市委,那一阵阵天崩地裂的口号声像大海的波涛一浪盖过一浪。马为他们与其说坐在靠背椅上,不如说是坐在火山口上,他们感受到了火山熔岩的炽热,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爆发了的火山所喷出的钢水般的熔岩将把自己毁灭,一种听天由命的念头油然而生。

  当大会即将结束时,突然间,场上又发生了巨大的骚动,只见许多群众纷纷往前面拥去。

  “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前面出了什么事呀?”在我边上的陈炳义问我说。

  “谁知道呢?”我耸耸肩。

  “走,咱们也一道去前面看看。”王钟惠提议道。

  于是,我们几个“自由战士”也跟着好奇的人群往运动场前面挤去,而越前面人越挤,我们被堵在跑道上过不去,便踮起了脚尖,像公鸡啼鸣一样伸长颈脖四处张望着,看见有一大群人抬着一副担架,从人海里挤上了主席台。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下午7时,市玻璃厂工人赤卫队21人前往市轮胎厂,慰问9月2日晚在八一礼堂门口的辩论会上,据说被闽江日报社造反队殴打致伤的“英雄”廖水官。以后,他们又到闽江日报社去质问,要求报社造反队解答几个问题。当他们来到报社时,一支马店公社新塘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的队伍上街“宣传十六条”,正好路过报社门口,看见报社大院里面吵吵嚷嚷的,便折道也闯了进去,二支赤卫队汇合在一起,“工农联盟”同报社造反队的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双方正辩得难分难解之际,又一支生力军冲进了报社大院,原来,马店公社茶园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在支部书记王木森的带领下,上街“宣传十六条”,见报社里面正在闹事,就也闯了进来,使赤卫队一派的人数倍增。

  这当儿,一个很有泼劲的姑娘、茶园大队团支部组织委员、赤卫队员陈惠玲看见报社造反队员甘宇峰傲慢地坐在一个人字梯上(他刚刚在上面演讲),简直就像一尊弥勒佛坐像,她气不过,便想出了一个“绝招”,指挥几个本大队的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叫其中一个大力士先蹲下来,让一位小伙子腿架在他的脖子上,待“黑铁塔”矗立起后,她又脚踩在其他青年农民的肩膀上,攀爬到那小伙子的肩上,迭起三层“迭罗汉”,并将一幅毛主席画像用双手高擎起。

  对于这杂技般的惊人之举,场上的赤卫队员们报以一阵雷动的掌声,发狂地为她喝彩叫好,还不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而那个坐在梯子上的甘宇峰见对方耍出了这一绝招,他也不甘示弱,乃爬到人字梯的最高处高高地站立起,比陈惠玲又高出半截身子。不用说,他这一派的群众也为之起劲地鼓掌欢呼,他喜笑颜开地向他们招手致意。

  甘宇峰的狂妄行为激怒了那些赤卫队员们,他们不仅嘴里叫骂不绝,几条汉子竟用队旗和红旗的旗杆捅着他的身子,还有些人故意推推搡搡着,把人字梯挤得倾斜欲倒。见情景不妙,那个甘宇峰赶紧下了梯子,而陈惠玲见他终于败下阵来,她便依靠着木梯,十分兴奋地高举着毛主席画像欢呼道:“毛主席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

  显然,陈惠玲是高兴得太早了,她口号还没喊完,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人字梯忽然倾倒下来,压到了陈惠玲的身上,她人从上面摔了下来,就像许多女孩子骑自行车,欲跌倒时往往先抛弃车子一样,陈惠玲也惊慌得撒放开双手,那毛主席画像的木框顿时也被摔得散开了架子。

  在报社大院里,特别是木梯的周围挤满了白蚁群一般多的群众,由于人字梯倾倒下来,以及那些“罗汉”们也摔了下来,压伤了好多人,引起了场上的极度混乱,双方互相指责谩骂,甚至还动拳使脚。

  那些赤卫队员们因为弄巧成拙而恼羞成怒起来,他们纷纷围住甘宇峰,想动手揍他。而一些少数派群众则极力保护他,结果他们也挨了拳头,有一个一化工厂的工人彭增金腹部被殴打致伤,当场就趴倒在地上。为首打人的是茶园大队的一个生产队长蔡福官,他一边带头大打出手,一边破口大骂道:“你他妈的婊子养的,竟跟地主狗崽子同穿一条裤子,老子要给你一些厉害看!”

  原来一些在办公大楼的窗口上作楼上观的报社工作人员见下面打起来了,纷纷下楼来企图制止这场武斗,他们高声呼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

  几个报社人员把受伤的彭增金搀扶到大楼里,让他躺在一张竹床上,还有一些报社人员同蔡福官展开唇枪舌剑的斗争,指控他为“打人凶手”。

  蔡福官横下铁青脸,怒气冲冲地说:“谁说我是‘打人凶手’呀?你们不要血口喷人,捉贼凭赃、捉奸凭证,你们凭什么说我打人呀?谁看见我打人呀?”

  此时此刻,一位中年报社人员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道:“喂,小鬼,你刚才不是对我说看见他打人么,你说吧,不要怕。”

  蔡福官一听,不由地惯火起来,他恶狠狠地瞪着那小鬼骂道:“你这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呀?你个子还没有扫帚高,怎么会看见我在里面打人呀?你别闭着眼睛说瞎话了。”

  经他这么一吓唬,那小孩一时傻住了,答不上话来,像哑巴一样愣愣地立在那儿。

  蔡福官见那小鬼哑口无言了,十分得意地笑了笑。可是,这时又有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三十多岁的工人也挤到人丛中间来,他炯炯目光直盯住蔡福官的脸,正色地说:“哼,你别耍赖了,我也亲眼看见你动手打人,都打得刚才那个工人趴在地上直不起腰来。”

  “你就是打人凶手,坚决惩罚打人凶手!”

  “大家都看见你打人,你还不认账?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四周报社人员和群众群起而攻之。

  蔡福官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心里有些着了慌,不过,他还故作镇定地说:“我没打人,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名叫蔡福官。”

  “既然你有胆量报名字,那就在纸上签名吧。”一个报社造反队员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纸和笔。

  蔡福官稍稍迟疑了一会儿,发狠地道:“签就签吧,反正我不怕,你们才是真正的打人凶手。”接着,他就在那纸上歪歪斜斜地签了“蔡福官”三个字。

  后来,报社造反队员准备好了汽车,一群报社人员用担架抬着受伤的彭增金,三个报社医务室人员也跟随在后面,然后,开车把彭增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在抬走彭增金之后,尽管辩论还在进行着,但已是登陆后的台风,风势逐渐减弱……

  再说报社造反队员及其他人员将一化工人彭增金用担架抬上汽车,送到了反修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是:1、左腰部软组织挫伤;2、胸部皮肤划伤;3、左下腹软组织挫伤。报社人员要求让彭增金住院治疗,值班医生也同意让他留下观察数日。

  以后,报社农村版的一个女编辑打电话到体育场去,结果,来了几个在体育场开大会的报社造反队员和鹭大、林学院的学生,他们商量了一阵子,决定把彭增金抬到体育场大会上去,进行现场控诉。

  当汽车开到体育场大门口,他们又用担架抬着彭增金,如从前用八抬大轿抬着官老爷一般,一蜂窝的人簇拥着进入了体育场里面,顿时全场轰动起来。

  在担架抬上主席台后,报社造反队员甘宇峰登上了讲坛,他对着麦克风话筒激动万分地道:“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我怀着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在这里控诉F市委犯下的新的暴行!就在刚才的时候,在我们报社又发生了一起农民赤卫队殴打工人和革命群众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这位躺在担架上的一化工人彭增金同志就是被他们野蛮殴打成重伤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血淋淋的铁证!在F市委的暗地唆使和鼓动下,今天晚上又有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工人赤卫队和贫下中赤卫队前来围攻我们报社……”接着,他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刚刚报社发生的武斗事件的经过。

  甘宇峰的发言如一块巨石投在湖面上,激起了轩然大波,会场上的少数派学生和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愤怒的情绪就像憋不住的一阵咳嗽,从他们的肺腔里迸发出来,整个体育场如若是一座正在喷发的克拉卡托火山。

  台上领头喊口号的那个学生又奋臂疾呼口号,下面的人也跟着咆哮起来:“万炮齐轰M省委!万炮齐轰F市委!”

  “彻底改组M省委!彻底改组F市委!”

  激愤填满了所有少数派学生和群众昂然凸起的胸膛,体育场上爆发出了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吼声,像山崩,像地震,一只只拳头不断地从人群中举起来,仿佛是狂风大作的森林。场上的那些今晚居于少数的前线兵们也惧于这些怒不可遏的群众,不敢轻举妄动。至于首当其冲的省委第一书记马为更是坐如针毯,身上的冷汗不时地冒了出来。以前他听惯了群众的欢呼声,而现在那些曾经拥护过他的人居然纷纷造起他的反来,他们的面孔因为愤怒而变得那样可怕、狰狞,眼睛含着仇恨,声音含着杀气,他感到震惊、胆怯、伤心,天哪,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大革命呀?难道他真的成了一个“走资派”、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么?为什么他革了一辈子的革命,到头来革命竟革到他自己的头上来呀?他想不通、不理解,一肚子的委屈如涌泉一般在心里翻腾着……

  这一天的深夜,市总工会(即工人赤卫队总部)里灯火通明,在市总工会主席郭怀玉的牵头策划下,由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王伙弟、省五好职工标兵关云海、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苏凤英,以及另外六个市劳动模范集体署名,拍发了一份急电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这份急电的大致内容是: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迅猛地开展着,我市和全省、全国一样,出现一派大好革命形势,并发展到炮轰司令部的新高潮。可是,从8月29日以来,运动遇到了阻力,出现了曲折。特别是9月1日,自称“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一张大字报,污蔑工人和贫下中农上街宣传十六条是受F市委的“煽动”、“利用”去“围攻革命学生”,毫无根据地对F市委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激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公愤。闽江日报社一伙人耍尽鬼花招,逃避和工农群众展开辩论。9月2日,竟野蛮殴打前往与他们辩论的市五好职工、轮胎厂工人廖水官同志,撕碎了他的衬衫。他们对前往说理的贫下中农代表说:“这事情和工农兵没有关系,你们不要管。”他们为什么这样仇视工农群众过问他们所挑起的这件大事,原来他们心中有鬼,见不得太阳。当这一切被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击破以后,9月5日,闽江日报社一伙人又制造了所谓“农民打工人”的耸人听闻的事件,并硬拉硬扯地把这一罪名强加到省、市委的头上,声嘶力竭地叫喊要“彻底改组省委”、“彻底改组市委”。M省地处海防前线,对这一系列事件,我们越来越担心。我们清醒地看到这一连串事件的背后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毛主席您老人家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对当前出现的严重问题不能不管,一定要管到底,我们迫切地要求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快派人来M省……

  看不见的无线电电波经电离层的反射而传送到北京去,王伙弟、关云海、苏凤英等9同志的急电是一颗炽亮的信号弹,意味着一场更尖锐、更复杂、更剧烈、更大规模的新的矛盾、新的冲突又在酝酿之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