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制造八?二九“发生反革命暴乱”的舆论，曾涛让市文教口武装部谢政委出面，叫市二中一些前线红卫兵连夜赶写出《紧急呼吁书》。
该呼吁书说，8月29日，一小撮右派学生和反革命狗崽子，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到省委静坐示威，扰乱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他们公然以脱帽晒太阳、绝食等卑鄙手段威胁省委，还无理关闭省委大门，守在侧门口，只许和他们同观点的人进去，其中还有四类分子，当场就被逮捕一个。他们还冲击省委机要室，控制所有电话机，甚至，非法占领电台。当副省长唐永发同志出来接待他们，他们公然谩骂他是“口头革命派”、“酒囊饭袋”，还叫他“快滚蛋”等等。他们对于马为同志也是百般侮辱，要他立正，还公开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马为拉下马”、“我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专无产阶级的政”、“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等反动口号。他们还企图殴打维持秩序的前线红卫兵，挑起事端，扩大事态，煽动反革命暴乱，妄想重演“匈牙利事件”一幕。呼吁书最后最紧急地呼吁全市广大革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师生及其他革命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共同声讨八?二九反革命暴乱事件，誓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9日夜，省文革办几次打电话到市第一印刷厂，联系印刷《紧急呼吁书》事宜，他们还派员前往面洽，要求第一印刷厂以最快的速度，印出30万份《呼吁书》，发到全省各地，并答应另拨五吨纸张，印刷经费（约四、五千元）由省委负担。这样，书报轮转印刷机的圆筒疯狂地旋转着，旋转着，一张张雪片般的传单印刷出来了……
第二天清晨，市二中《紧急呼吁书》终于问世了，那和《闽江日报》版幅同样大的铅印传单在全市到处散发、张贴着。其他一些学校、工厂、省市级机关跟着大量翻印，许多相似内容的“紧急声援书”几乎同时出现在我市街头。
同日上午，曾涛等人又在市人委的小礼堂召开不许记录的秘密会议，曾涛做了长达三、四小时的报告，说市二中呼吁书说的全部是事实，仅电台一事有些出入，接着，他又罗列了外地来省城串连的学生一系列罪状，慷慨激昂地道：“那些学生们打着‘造反’的旗号到省委闹事，要炮轰省委、炮轰市委，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我们市委号召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各工厂、各公社、各区都要组织工人赤卫队、贫下中农赤卫队，学生要串连上街示威游行，我们也要上街游行，宣传十六条，同他们辩论、斗争，他们要闹多久，我们也要跟他们干多久，我们要以红对红，针锋相对地同他们斗争到底……”
从30日起，数以万计的工人、贫下中农如潮水般地涌上街头，他们的手臂上都戴着崭新的统一规格的“工人赤卫队”或“贫下中农赤卫队”的红袖章，像百川归大海一样从四面八方都涌到了通往省委的路上，那打着大旗、喊声震天动地的工人、农民用头颅填满了街道，前望不到头，后看不见尾，将道路交通给堵塞住了。
下午，我又跑到街上观热闹，我把车子锁在离省委还有好远一段路的人行道旁，也挤身于这股汹涌澎湃的“声援”浪潮之中，被前推后拥着，如蚯蚓一般缓缓地蠕动着，好不容易才到了省委。
省委大院又一次大涨潮，一眼望去，尽是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不过，今天是演员大换班，如同表演大型团体操一般，一班人马下场了，另一班人员又换上来了，昨日的那些外地学生几乎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穿工服的工人和穿褂子的农民。
今天下午，负责接待这些工人、贫下中农赤卫队的还是那位年迈的副省长唐永发。如果说昨天他的胆子是吊到了电线杆上去，那么，今天他的胆子可是安安稳稳地嵌在自己的肚皮里，他不再是蹙起双眉，紧闭的嘴唇像石头一样僵硬，心中郁怒的火在燃烧着，他畅心地眉开眼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脑袋摇摇晃晃着，皱纹似乎也少了几条，仿佛一昼夜他就年轻了几岁一般。他看到了工人的力量，农民的力量，感受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巨大力量。
这当儿，唐永发又用那漏风的牙齿讲话着：“我们省委感谢工人、贫下中农同志们对我们的支持，衷心地感谢你们，你们太好了！你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的话，最拥护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你们坚决执行十六条，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积极投入于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使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要以你们工农兵为榜样，虚心地学习你们的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革命精神，学习你们的优良作风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当唐永发讲话罢，场上爆发出了一阵掌声、口号声，融汇成一片怒涛，巨大的声浪向着高高的天空呼啸而上：“只准无产阶级造资产阶级的反，不准资产阶级造无产阶级的反！”
“要革命的团结起来，不革命的滚开，反革命的打倒！”
我在省委大院里逗留了一阵子之后，即离开了省委，又在省委外面的大字报栏处留连着，观看着二派不同观点的大字报。
后来，我步行去取车子，突然，后面一辆吉斯卡车“嘟嘟嘟”地揿着喇叭，从我身边开过。这时候，我看见车上的几个新大学生向刚从省委“声援”归来的一支贫下中农赤卫队的队伍及路人散发传单，那雪花似的传单在人们的头顶上纷飞着，一时间，那队伍被抢传单的人挤乱了。
我也和许多群众一样挤在车厢后面抢着要传单，我一边伸长手臂，一边嘴里高嚷：“同志，给我一份传单！同志，给我一份传单！”
车厢后面无数双手臂林立着要传单，我总算夺得了一份。接着，我又从漫天乱撒的传单中抓到了一份。
这两份传单是相同的，题为《事实胜于谎言》，是新大革命造反兵团赴省战斗团署名的。
当我还没看传单几眼，前面就出事了。原来，那支鼓山公社前进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的农民们看见新大的侨生们竟然在他们的头顶上撒传单，把他们气得胡子都倒竖起来，只见十几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农民冲上前去，将那辆汽车拦截住了。随后，更多的赤卫队员蜂拥而上，把车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
“你们为什么要拦我们的车？”
“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明目张胆地随便拦截人家的车，简直就是强盗的行径，还宣传屁个十六条！”
车上的新大学生们愤怒地提出质问。
“下来，下来，你们统统下来！”
“啊──你们竟敢污蔑我们贫下中农是‘强盗’，还恶毒攻击我们宣传十六条，狗崽子，快给老子滚下来！”
那些青年农民也怒不可遏地破口大骂。
“我们为什么要下车？你们凭什么权利叫我们下车？究竟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这算宣传什么十六条呀？完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新大学生们一个个怒目圆睁。
可是，那些青年农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后面的车厢栏给放下来，他们爬上了车厢，强行将新大学生赶下车，嘴里吆喝道：“下车，下车，统统下车！”
“你们有种的就下车进行公开辩论，不辩论就是害怕真理，就是在造谣、放毒！”
而新大学生一个个则赖在车上不肯下来，他们抗争着：“不，我们不下车，这根本不叫做辩论，而是绑架、围攻！”
“你们要动武？……我就是站着不动，你别推搡我，撕破我的衣服要你赔！”
然而，他们到底是寡不敌众，有的被拉下车，有的被推下车，一些男生力图反抗，重则挨拳打脚踢，轻则衬衣的纽扣被扯掉了，他们终于被全部撵下了车。
这会儿，更多的赤卫队员把新大学生密密匝匝地围困在当中，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声色俱厉地盘问学生道：“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是什么成份？”
“我们是新侨大学的学生。”
“你们是什么成份？每一个人都要报成份！”一个理寸头的青年农民气势汹汹地逼问。
大多数新大学生都保持沉默着，只有一个戴白边胶框眼镜的小伙子顶撞说：“我们为什么要报成份？你们是什么成份呀？”
那个理寸头的青年农民用手拍拍胸膛，很得意地大声道：“我是贫农，三代血统的贫农，堂堂正正的贫农，天然的革命依靠对象。”
“你们必须报成份，不报成份就是狗崽子！”又一个“赤脚大仙”的青年农民叫嚷起来。
“谁说我们是狗崽子呀？天底下哪有如此之多的狗崽子、狗杂种呀？”那戴眼镜的侨生反驳说。
“你们就是狗崽子，新侨大学是狗窝，是狗崽子成堆的地方！”
“什么侨生，统统都是资产阶级公子小姐，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狗崽子！”
那些青年农民群起攻之。
“不许你们污蔑我们华侨，我们华侨大多数也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是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怎么是资产阶级狗崽子呢？”
“谁说我们侨生就是狗崽子？我也是无产阶级出身的，我父亲是橡胶园的工人，是无产阶级，怎么样，比你们更革命吧？”
新大学生们也奋起反击。
随着激烈的辩论的展开，围观的路人也越聚越多，其中有不少市委机关干部，因为这儿离市委较近，他们闻讯纷纷赶来观望，甚至还有一个大头头──市委书记徐丛毅──也到场。
这个徐丛毅是位大块头，身躯高大肥胖，宽宽的额头，阔阔的嘴巴，他身穿夏布衣，灰色软绸裤子，皮凉鞋，淡黄色的尼龙袜，双膝抱着，草帽垫着屁股坐在马路边，同几个带队的区社党委书记一边抽烟，一边交头接耳地嘀咕着什么。一会儿，他又和前进大队的几个赤卫队员谈话说：“你们干得好，我们贫下中农是主力军，那些学生是辩不过我们的。”
也许是因为他的块头太大，如恐龙一般的引人注目，突然间，一位来路不明的中年干部模样的人竟过去拦住他，盘问道：“你是哪里的？”
徐丛毅先是愣了愣，又将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支吾其词地说：“我啊……是过路的……是帮助维持秩序的。”
说着，他的两眼四处溜动着，观察周围有没有人认得他，他是极害怕被人识破身份的──万一弄不好，会被人指控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他略略思索了一会，决定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只要走掉便平安无事了。
辩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那些新大学生被不计其数的赤卫队员们分割开来，一张嘴要同时对付好几张嘴，显得有点难以招架，大旋涡里又形成了小旋涡……
我没有观完事件的终了，即离开了现场。我骑着车子欲前往东方红大街，半路上，在省教育厅的门口，又看见一场“辩论”在进行着。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30日中午，在省教育厅（南下学生接待站之一）的门口，有两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指控我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像死海一样”，“遭透了，是全国最糟的省份之一”，鼓动要掀起一个“炮轰M省委，炮打马为同志”的高潮。诚然，这些南下学生多是巧舌如簧、善于辞令的，他们的演说极富有煽动性，加上中国人向来有爱看热闹的习惯（连两辆自行车相撞也要围上大堆人观看），渐渐地，他们的周围聚拢了越来越多的人，有一张张目光专注、凝神屏息的面孔，也有怒目相视、抱有敌意的面孔，还有好奇的无所事事的面孔。
中午12点多，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游弋”了一上午，刚刚归厂不久，又接到市委的紧急电话：“在省教育厅门口有南下学生在进行反动演讲，请你们务必立即前去占领阵地……”
于是，在厂长、工会主席等领导同志的亲自带领下，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又敲锣打鼓地出动了，一点半左右，他们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出事”地点──省教育厅门口。
这会儿，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林希正站在一条长板凳上，用着抑扬顿挫的声调在演讲：“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并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各级领导、一切人都要在运动中经受考验，而后决定取舍，河北省委是这样，湖北省委是这样，其他各省委是这样，M省委也当然是这样！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外，其他的一切当权派，不管他是县级的，不管他是中央一级的，也不管他是省市一级的，都可以怀疑，都可以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炮轰司令部，炮打司令官，轰的过程就是选目标的过程。只有选得准，才能打得准，打得狠！轰，就是用威力无穷的毛泽东主义原子弹去轰，就是看他的一切言行是否符合毛泽东主义，违反毛泽东主义还是反对毛泽东主义。符合毛泽东主义就是革命的，我们就和他一起干革命；违反毛泽东主义就是不革命的，叫他滚蛋！反对毛泽东主义就是反革命，我们就坚决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然而，这位大学生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尚未结束，市阀门厂工人赤卫队的队伍就赶到了现场，他们看见南下学生正在演讲，便故意把锣鼓敲得震天响，致使林希无法再说下去，他瞪起大眼怒视着那些人，大声地斥问：“你们这班人要干什么？又想来破坏‘四大’自由吗？是谁唆使你们来的呀？”
这阵子，工人赤卫队的锣鼓声嘎然停止了，一个把长工裤穿在外头的三十岁左右的工人挤到前面去，他虎起脸道：“你别血口喷人，我们工人阶级是主人翁，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是上街来宣传十六条的，是要跟你们辩论的！”
“哼，你们要辩论？那就来辩吧，真理是越辩越明的！……请，就请你们上来先发言吧！”林希装出豁达大度的模样，随即跳下长凳。
而那个穿丁字形长工裤的青工大概是赤卫队中的小头目，他也当仁不让地踏上长凳，激动地放开嗓门道：“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毛主席说，‘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工农兵群众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如果离开了工农兵群众，要取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这些来历不明的外地学生却放着本单位的走资派不批不斗，竟像流窜犯一样流窜到我市来。你们不调查，不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放屁一通，造谣惑众，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混水摸鱼，企图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我们的省委，指向我们敬爱的马为书记，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你们俨然以‘救世主’、‘钦差大臣’自居，想在我们工人阶级的头上挥舞指挥棒，呸！我们奉劝你们滚蛋，快滚蛋，滚你妈的蛋！……”
他的发言赢得了他一派人的热烈的掌声，当他讲完话后，另一位小个子的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邱炳康想上去驳斥他的发言，可是，那些赤卫队员蜂拥上来，将他和林希团团围住，根本不让他俩再发表什么“施政演说”，辩论变成了短兵相接的混战。
“你们这是干什么？既然要辩论，为什么不让我讲话？难道只许你们工人赤卫队放火，就不许我们革命学生点灯吗？真是欺人太甚了！”邱炳康高声抗议。
“谁不让辩论？我们就是要跟你们辩论的，你们放的毒连空气也污染了，我们工人赤卫队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你们在这里散布反动言论，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我们工人赤卫队有权予以干涉！”
“我们工人阶级是主力军，不需要什么‘救世主’、‘钦差大臣’，你们是不受欢迎的人，快滚回去！”
赤卫队员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着。
就在这时，十几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闻讯赶来支援他们的伙伴，一下子，又重新点燃了辩论之火。
那些阀门厂赤卫队员们见南下学生们人数骤增，带队的厂长赶忙叫工会主席去打电话向总部告急，要求搬兵驰援。
此时此刻，一个北师大学生手持半导体扩音器，踏上长凳开始维持秩序，道：“革命的同志们：大家请安静下来，十六条指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当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北钢学生就接过半导体扩音器，进行了富有煽动性的演说。我路过省教育厅门口时，看见那里拥挤着一大堆人在听辩论，把道路也堵塞住了，汽车排成长蛇阵缓慢地开动着，不计其数的自行车夹在缝隙当中或尾随车后，有好些人甚至就牵着车停下来干脆不走，伸长颈脖在听或观望辩论，我也赶紧在路旁锁好车子，挤身于人堆里听取辩论。
不久，赤卫队的援兵陆续地赶到了，最先是木器实验厂等单位的工人赤卫队在工赤总部的一些市委工交社教总团的干部带领下匆匆忙忙地赶到现场。一会儿功夫，共产主义学校（原师范学校）的一队前线红卫兵也赶来了，他们身穿整齐的蓝色制服，戴着制帽，那装束如同在华培训学习的越南人一般，只是在手臂上多了一副“前线红卫兵”的红袖章。
由于增援队伍的到达，阀门厂赤卫队员们顿时士气大振，一场更为激烈的辩论展开了，自然也吸引了更多的路人停下来围观，大家越挤越紧，热得浑身直冒汗，令人感到一种窒息的闷热，但是，谁也都不愿意离开。
日薄崦嵫，幕色悄然无声地降落在繁华喧闹的市中心区。经过数小时的撕喉咙、扯嗓门的大喊大叫，辩论的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一个共产主义学校前线红卫兵小头目模样的学生便建议辩论会暂时休会，晚上八时地点移到市少年宫门口继续举行（因为省教育厅门口是交通要道的八一七大街，辩论会在此举行会影响交通）。对于这一合情合理的建议，南下学生也表示同意。
我赶回家去，吃完晚饭，冲了冷水浴，又匆匆忙忙地骑上车子，再次进城听辩论去了，那年头真叫作“革命”干劲冲天。
当我抵达市少年宫门口时，那儿已是人山人海了。工人赤卫队在市少年宫的门口摆了一张大办公桌，作为辩论讲桌之用，他们还牵来电线，安装了数盏几百支光的大灯泡，把会场照得如白昼一般通明，并且，还装了麦克风扩音器。显然，他们是异常重视这次辩论会的，出动了比下午更多的工人赤卫队、贫下中农赤卫队、前线红卫兵来压阵，一眼望去，会场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尽是他们的人，他们有秩序地席地而坐。
市少年宫就在市委附近，自然，这个辩论会也惊动和吸引了市府里的大小干部，他们纷纷跑来听取辩论，其中还有市委书记、市长苏田、市委书记徐丛毅等人，他俩各端了一张小凳子，坐在灯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里，尽量避免引起人注意。
当然，南下学生们对这次辩论也没有等闲视之，他们也串联了一些同伴来，那些鹭大红卫兵独立师、新大革命造反兵团、省航校也来了一批人，不过，他们加在一起还不上五十人，而赤卫队、前线兵少说也出动了四、五百人，力量的对比是悬殊的。
我挤身于人丛里，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回首一望，原来是叶思声和陈东，他俩今晚也来听辩论会，于是，我仨坐到了一块儿。
我们看见几个南下学生和几位工人、贫下中农赤卫队、前线兵的头面人物正在搭话着，看样子，他们在协商有关今晚辩论会的事宜。
接着，还是下午那个共产主义学校前线兵头头首先对着话筒说：“革命的同志们：大家都坐下，统统坐下，不要再讲话了，现在继续开辩论会……”
就在这时，市少年宫所在的市府路又开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打着“鼓山贫下中农赤卫队”的旗号，由于又一支生力军的到来，早先到达的那些赤卫队员、前线兵们兴奋地坐在地上也手舞足蹈起来，他们发狂地鼓着掌，振臂高呼：“热烈欢迎鼓山贫下中农赤卫队！”
“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这支鼓山公社贫下中农赤卫队是由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鼓山公社先锋大队党总支书记王伙弟带队，他一边走着，一边带头奋臂高呼口号：“向工人赤卫队学习！向前线红卫兵学习！”
那些农民们也跟着举手呼喊口号，走在最前头打旗的那个青年农民更来劲了，他得意地把队旗在空中乱舞一气，发出了“呼呼”的声音，似乎攻克了什么无名高地，在欢呼胜利一般，整个会场起了一阵巨大的骚动。
一会儿，那个共校前线兵头头手抓麦克风话筒道：“革命的同志们：请大家不要再讲话了，今晚参加辩论会的人很多，我们经过协商，选出一个临时主席团来主持这个辩论会，我们前线红卫兵建议推荐著名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王伙弟同志担任临时主席团主席，大家赞成不赞成？”
“赞成！赞成！”那些赤卫队员、前线兵异口同声地齐喊起来，并鼓起了掌。
而南下学生们一时还摸不清王伙弟的底细，只知道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是一个中国的斯达汉诺夫，因此，他们对此暂时保持着沉默。
那个共校学生又对着话筒说：“现在，我提议请王伙弟同志讲话！”
会场前场又爆发出了一阵松涛般的掌声。
王伙弟是一个五十年代便已出了名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今天，他只穿一件满是汗斑的白色汗衣，臂膀上也套着“贫下中农赤卫队”的红袖章。这时，他走到讲桌前，首先庄严地敬祝什么“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之后，道：“既然大家推荐我来主持今晚的辩论会，这是同志们对我的信任，那我也不打算推辞了，我们贫下中农是不讲客气的。今晚的辩论会是下午辩论会的继续，这场辩论会本来不是由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发起的，而是由一些所谓南下学生一手挑起的，你们不是气势汹汹地要跟我们工人、贫下中农辩论么？那就来辩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贫下中农是无所畏惧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剥夺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的发言权，禁止工农兵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暴风骤雨般的鸣掌。
随后，红色鹭大红卫兵田志红又头一个抢先上台发言，她神情激动地说：“我们都很清楚光几个鹭八中学生是没有这么大能量的，显然，在他们的背后是有人捣鬼，我可以肯定地说，鹭八中工作组里有坏人，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都在虎视眈眈、蠢蠢欲动，他们是惟恐天下不乱的。那些人打着‘造许敏的反’的旗号，不听省委和鹭门市委的再三劝阻，跑到省城来闹事，干扰和破坏省委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统一战略部署，扰乱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昨天他们竟纠集社会上的一小撮坏人，伙同一些来路不明的南下学生，跑到省委静坐示威，冲击省委机关，呼喊‘我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专无产阶级的政’、‘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等反动口号，公然把矛头直接对准省委，对准马为书记、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不禁要向他们大喝一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到底要造谁的反？这是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
接着，一个市二中政治教员、又一个市一中前线兵的穿军装的女孩子相继发了言，他们同声谴责昨天的“八?二九行动”。
后来，临时主席团总算让不同观点的南下学生发言了。北大学生林希再次上台发表演说，他又用有高有低的声调道：“今晚辩论会的所谓组织者硬拼凑成的所谓‘临时主席团’，他们根本就没有经过两派的充分协商，我们认为这个所谓‘临时主席团’是非法产生的，不予承认！……”
话到是处，下面的赤卫队员立时起哄着：“谁说是‘非法产生’的，你们不承认‘临时主席团’，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承认！”
“你是什么成份？是不是狗崽子？”
林希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慌不忙地说：“本人成份是学生，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不是狗崽子，怎么样，我总可以发言了吧？”
“你是哪里来的？你是怎么来的？证明在哪里？路上经过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是谁批准你们来的？你们来F市要想干什么？”
那些赤卫队员不想轻饶他，向他发出连珠炮似的问题。
“我是来自世界革命的中心、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伟大的祖国的首都──北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我们来的，来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
林希的“豪言壮语”赢得了他那一派人以及后面一些群众的热烈掌声。自然，也激怒了那些赤卫队员、前线红卫兵们，他们又叫骂着：“妈的，你们是在北京呆不下去，像老鼠一样夹着尾巴跑出来的，还说什么漂亮的大话，快滚你妈的蛋！”
“你们共有几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成份？到F市来干什么？你们串联了什么人？叫什么名字？是哪儿的？……”
赤卫队员们有一点是说对了，林希、邱炳康等人原来在北大都是保张承先工作组的，因为犯了“错误”，就都跑到外地来造反了。
林希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口若悬河地管自发表起演说来：“刚才前面几位发言者自称都是‘八?二九’事件的目睹者，然而，遗憾的是，地球才自转一周，这些所谓的历史见证人就在肆意地歪曲事件的真相，好像童话里青蛙办的《哇哇报》，尽是胡说八道。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我是从头到尾始终在场的，亲身参与和经历了这次革命的行动。现在，我也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同志们介绍关于昨天在省委大院发生的事情的真实经过吧。……”
林希到底是一个来自全国第一流高等学府的大学生，说起话来头头是道、有条有理的，就像西塞罗一样的雄辩，他那富有煽动性和激情的演说吸引了下面不少群众，他们都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聆听着。
“八?二九行动是M省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最伟大的创举，最壮丽的诗篇，它将同一九四九年解放M省一样载入光辉的汗青史册！”
当他演讲罢，台下他一派人掌声雷动，而对立派的赤卫队员和前线兵则又起哄着：“妈的，你在造谣、撒谎！可耻！可耻！”
以后，那个共校前线兵头头又登台演讲，他对刚才林希的演讲进行了反驳，不过，他这个中专生的口才到底不如大学生林希，说起话来干巴巴的，就像烤焦的烧饼一样，令人乏味。
又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要求登台发言，只见底下的赤卫队员、前线兵们则在乱喊乱叫着：“你是什么成份？先报成份！”
那清华大学生稍稍迟疑一下，回答说：“我的家庭成份是自由职业者。”
“啊哈，什么自由职业者，分明是资产阶级狗崽子，见你的鬼去吧，还想发什么言！”
“快滚下台，打倒黑七类狗崽子！”
他的话音刚落，台下那些赤卫队员、前线兵们就像马蜂一样轰起来。
“你们凭什么说我是‘狗崽子’呀？毛选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概你们读也没读过吧？天底下哪有这么多的‘狗崽子’呀？我在北京都可以上台发言，为什么到你们这里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了呢？你们不让我说，我偏要说，真理的声音是任何力量也堵不住的……”那清华大学生争辩着。
“不许狗崽子发言，狗崽子，快滚下台！”
“我们就是要剥夺狗崽子的发言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台下又是一阵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水般的咆哮。
坐在讲桌后面长凳上的王伙弟这时也按捺不住了，居然也演一场现代的“许褚裸衣斗马超”，他竟亲自动手，走到讲桌旁用力推搡着那位清华大学生，圆睁怒目地道：“去去去，狗崽子还想发什么言，你要造谁的反，快滚开！”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发言？还动手打人，我向你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那位清华大学生涨红着猪肝脸嚷起来。
“你别血口喷人，谁动手打人哟？狗崽子竟想上台发言，还戴什么红袖章，给我扯下来！”王伙弟一边骂着，一边要动手撕那大学生手臂上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红袖章。
王伙弟后面的几个赤卫队员也群起攻之，他们又是推搡，又是叫骂，而一些南下学生也赶紧跑上来援助自己的伙伴，致使辩论会成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大混战。
三十日晚上，市委七号楼会议室的日光灯通夜亮着，省计委二位领导同志和曾涛等人在漫谈着近日街头形势，曾涛兴奋地道：“在未查清外地学生身份以前，不准他们离开F市，现在南北交通都控制起来了，有些学生要步行北上，也已组织队伍去拦阻了，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掌心。”
这天晚上，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可钟带了秘书、随员，乘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亲赴火车站现场指挥，但他也担心被人辨认出身份来，故他一直呆在车站大楼里面，未在月台上抛头露面。此外，市公安局也派出几个人，乘坐一辆北京牌吉普车前往车站。他们约莫呆到深夜二点半，直至车站所有班次的列车都发车完许久，方才离开车站。
F市开往上海的46次列车是晚上八点十分发车的，今晚火车站的气氛十分恐怖，近千名身穿军装、带红袖章的前线红卫兵包围了整个车站，他们列队把守在通往月台的大门口和所有车厢的门口，仔细地盘查着要上车的旅客，这情景使人不油然地联想起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某些断面，列宁从芬兰秘密乘火车回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车站上也是宪兵和密探密布如林，戒备森严……所不同的是一个查下车的，一个则查上车的，一个是白色恐怖，一个是红色恐怖。
那些前线兵们遇见学生模样的人便当场扣留下来，不让上车，他们大声地喧嚷：“我们是执行省委命令的，去北京的人在身份没有查清以前，一个也不能去！”
“我们按条件办好了手续，为什么也不让走？岂有此理！”那些要北上串连的学生们抗议道。
“妈的，不让走就是不让走，这是省委的命令，你们瞎嚷嚷什么呀！”前线兵们高声叱之。
于是，双方便争执起来，站台上到处都是乱嘈嘈、闹哄哄的，陷入一片混乱不堪之中。
话分两头说，30日下午鼓山公社前进大队贫下中农赤卫队在省委附近围攻新大学生凯旋归来，队伍回到马店区委，受到区委热情款待，美美地免费饱餐一顿。然后，在马店区委书记陈金魁的带领下，又开往大街要和学生辩论。当队伍走到东方红大街的邮电大楼时，他们停下来稍许休息，就在这当儿，忽然从火车站的方向匆匆忙忙地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市委通讯员，他跳下车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陈金魁说：“陈书记，有紧急情况，市委要你们马上出发到火车站去。”
这样，这支赤卫队像秋收起义后的暴动队伍又不明不白地开拔了，他们走到树兜时，路旁停着一辆小汽车，车旁站着市委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副市长姜明，陈金魁赶忙道：“队伍先停下来。”
他三步并两步地走过去，两人一边握着手，一边小声地谈起话来，过了会儿，陈金魁折回对众人说：“学生们要上北京去，我们要赶快去阻截他们！”
他们开始了急行军，当队伍走到华侨塑料厂附近时，一辆空的公共汽车赶上了他们，他们便搭上这辆车赶到火车站广场的水池边。
下车后，陈金魁对赤卫队员们宣布道：“奉上级命令，学生们要上北京去，我们不能让他们去，我们来维持秩序。”他想了想，又叮嘱说，“你们千万要记住，等下与学生接触的时候，可不能叫我陈书记长，陈书记短的，只要叫我名字就行了，这是保密，别捅出什么娄子来啊！”
这时候，马店区黄区长又带着马店公社水头、茶园大队的几百个贫下中农赤卫队员也急火流星地赶到了火车站，他们有的人甚至手里还拿着锄头。
这两支队伍汇成了一股汹涌激荡的洪流，“雄威响若雷奔走，猛涌波如雪卷颠”，他们冲进了火车站的月台，协同前线兵强行把那些准备北上的同学连拉带推地撵出了车站。
而市委书记处书记吴可钟则坐在大厅的小候车室里，泰然自若地抽着过滤嘴香烟，同时，还不时地拿起茶杯咂咂嘴。当时在现场采访的有《闽江日报》的二位记者肖波和甘宇峰，他们目睹了这情景，便上前询问他道：“吴书记，到底出了什么事、什么情况呀？”
吴可钟瞥望了他俩一眼，又吸了一口烟，慢条斯理地说：“嗯──情况吗，一切良好，没什么。”
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一切良好”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一切良好”的结果就是，这天晚上要北上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拦截下来，去不成北京，46次列车也为此而误点一个多小时才发车。
可是，学生们再也不是驯顺的小绵羊了，你有你的惊人步，我有我的鬼画符，东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我们附中有27名同学见乘不成46次列车，便决定步行赴京，大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之气概。
当晚，他们连夜赶路，这一天正是旧历15日，一轮白玉盘般的明月高挂于湛蓝的天幕上，似乎有心为他们探路，洒下了一丝丝银白的清辉，如素绸一般轻轻地飘落在大地上，月光下的楼檐、街树、电线杆、铁轨、田园，映出浓重的影子，黑白分明，宛如一幅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画。这些学生绕过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避过重重阻挠，沿着铁轨边上的小路向北行去。
然而，即使是“幻影2000”这样的新式超音速战斗机，也还是要在空中留下白烟的轨迹的，那些学生们的行踪到底仍被人发觉了。深夜近11时，陈金魁打一个紧急电话到铁路沿线的马店公社茶园大队和水头大队，命令说：“要出动全体民兵加强铁路巡逻，发现有学生就不管他们什么理由，一律扣留下来，不让走。”
他又吩咐马店区黄区长带领茶园大队和水头大队的贫下中农赤卫队迅速行动，赶到茶园去追那些学生，来一个前后夹击，至于前进大队等贫下中农赤卫队则留下来，待命。
不久，陈金魁又走过来对前进大队赤卫队的农民说：“11点40分有一列货车要从东站开出，上面可能躲有一些学生，等下货车过客站时，你们要配合前线红卫兵上车搜查，决不能让一个狗崽子学生偷跑掉。”
约莫12点15分左右，“呜──呜──呜──”一列货车的汽笛嘶鸣着，“轰轰轰”地轰响着，火车头的炫目耀眼的灯光如若探照灯一般射向远方，它喷吐出大量的白烟，徐徐地驶进了客站。
当货车刚刚停下，早在月台上等候许久的数百名赤卫队员和前线兵们，像马蜂群归巢一样拥上了货车，他们打开了所有车厢的门，一节一节地搜查着，这镜头又是《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一个断面。遗憾的是，他们折腾了老半天，连一只耗子也没有逮住，根本就没有一个学生搭乘上这趟货车，不知是哪个小子谎报军情，可累坏了哥儿们。
直至此际，陈金魁才宣布让大家休息，那些赤卫队员们在车站服务楼免费饱餐甜稀饭，然后，他们便到候车大厅的皮长椅上七倒八歪地打盹儿，一直守到次日早上，又在服务楼吃了一顿稀饭配炸花生、炸豆腐干，接着整队回去。
在步行北上的27名学生当中有8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其中7个是高二（1）班的，他们是刘康、陈大为、赖国强、吴华生、吕祖敏、林玉梅、欧英，另外还有一个居然竟是我们班的曹月仙。说来这件事纯粹是一个偶然的凑巧，就像太空里流星的碰撞一样，原来曹月仙和欧英是一对表姐妹，当欧英邀她同他们班上的同学一道上北京见毛主席去，她欣然表示同意，因为上北京见毛主席是她梦寐以求的夙愿啊！这样，命运之索将这位前线红卫兵和一伙素不相识的人紧紧地捆在一起了。他们在火车站被贫下中农赤卫队和前线红卫兵撵下车，曹月仙亲眼目睹了她那一派人的胡作非为，她毅然地同前线兵分道扬镳，跟着那伙人一起造反了。
午夜12点许，那27名师院和附中的学生沿着铁路线走到了茶园大队所属的地盘。忽然间，前面有几道手电筒光一齐向他们射来，紧接着，一伙人快步地奔跑过来，将他们拦截住了。
这些人便是茶园大队派出巡逻的基干民兵，他们用手电筒光扫射着一个个学生的脸庞，绷着脸孔喝问道：“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东南师院的学生，要步行上北京去。”一个名叫潘大昌的大学生回答说，他又要抬脚迈步往前闯。
“不许走！你们哪个像兔子一样敢溜走，就把你们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走，都到我们的大队部说去！”那些民兵大声吆喝着，拦截住他们。
“走就走，到哪儿说都可以，我们是革命学生，要步行上北京见毛主席，这怕什么呀？”潘大昌倒显得像油炸花生一样干脆。
就这样，学生们被押到了铁路边上的茶园大队大队部去。这大队部设在一幢二层红砖砖楼里，茶园大队党支书王木森正好在场，他听罢民兵们的情况汇报，扫视了这些挤满房间的学生们一眼，问说：“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呀？”
“我们是东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和附属中学的学生，要步行上北京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你们立即放我们走！”为首的学生潘大昌口气强硬地道。
这个潘大昌人长得瘦瘦的，中等身量，一张瘦猴脸五官轮廓颇为分明，一双不大的眼睛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鼻子尖尖的，下巴也呈锐角形，整个相貌表露出冷静、轻蔑、漠然和苛酷的神情。
“哈，你们要步行上北京去呀？这不是异想天开，也想来个唐僧赴西天取经么？简直瞎胡闹，我劝你们还是死了心吧，赶快回去。”那个年龄四十多岁的王木森拉下一副长者的脸孔半嘲笑半规劝说。
“是啊，同学们，步行上北京少说也要走几个月，我劝你们还是到火车站乘火车去。”茶园大队贫协主席、一位为人厚道的老农也在一旁相劝说。
“不，我们决心已定，哪怕翻越几重重火焰山，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也要走路上北京去！”潘大昌斩钉截铁地道。
“对，我们坚决步行去，‘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要像当年红军一样铁脚板走过二万五千里征程，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一个高个子的戴眼镜的大学生游月笙也激动地高嚷着。
“不管怎么说，反正今晚不能走，现在是深更半夜，万一铁路线上发生了事故，谁负责呀？再说，我们也要对你们的人身安全加以负责。”王木森摆摆手道。
“哼哼，”潘大昌的嘴角、鼻腔都发出冷笑。“多谢你们的关心，不过，我们干革命坦坦荡荡，就是碰见妖魔鬼怪也不怕，我们两袖清风，一无所有，也不害怕遇见什么蒙面大盗，请你们让我们赶路。”
然而，争辩是没有用的，那些农民就是严把着门不放行。出于无奈，同时，这些学生们劳累了一整天，走路走得骨头快要散了架，确实也精疲力竭了，因此，他们都坐下来一边休息着，一边在思忖如何对策。
“喂，兄弟们，劳驾你们给我一点开水喝，我的喉咙干得要冒烟了。”我们学校的刘康直起脖子嚷嚷着。
“是啊，既然你们不让我们走，那就赶快给我们开水喝，不然，我便要渴死了，双脚伸直就躺在你们大队部的办公桌上。”穿着红色背心的赖国强也跟着大嚷大叫起来。
“啊，你们要开水呀，有，有，这好说，好说。”王木森听见学生们嚷着要开水喝，连忙亲自要去倒开水，可是，他抓起一张长桌上的热水瓶摇了摇，那四只热水瓶只差一点儿没被摇晃破，却一滴开水也没有，他显得有些懊恼，随即吩咐身边的一个基干民兵说，“小张，马上烧开水去，怎么搞的，开水竟喝得这样光。”
看见书记大人在发脾气了，小张只得“是”了一声，二话没说便赶紧跑去烧开水。谁料到炊事员早就回家抱着老婆睡大觉去了，厨房门锁着，没有钥匙打不开，小张没办法，只好像小偷一样从窗口爬进去烧开水。
过了一阵功夫，马店区黄区长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和市三中前线兵赶到了茶园大队大队部。在另一房间里，王木森把情况向黄区长以及前线兵们作了介绍。
以后，由市三中前线兵出场，又重新开始了一场审讯。那些身穿草绿色军装、剪平头或剃光头的中学生们声色俱厉地对大学生们吆喝道：“喂，你们把证明统统都拿出来，我们要检查。”
“听见没有，还像木头一样愣着干什么，快把证明拿出来给我们检查！”
那个潘大昌冷冷地扫视了他们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你们狐假虎威地吼什么呀？我们又不是聋子，你们要看证明，我们有学生证，还有校文革筹委会的证明，尽管拿去看吧，是不是还要看什么‘良民证’呀？”
说着，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证明和学生证来，其他大学生也分别出示证明及学生证让前线兵们检查。
在那27名学生当中，除了我们学校的8名同学没有证明外，那些大学生们全都持有证明，可是，那些前线兵们却有意要刁难人，他们又气势汹汹地嚷着：“你们还有好些人没证明，那不打自招都是狗崽子，只有黑七类狗崽子才不能开证明。”
“妈的，你们这些狗崽子狗胆包天，昨天到省委闹事还嫌不过瘾，又想跑到北京城去‘大闹天宫’呀，我们就是有权把你们抓起来！”
“哼，到底谁是狗崽子哟？我们要到北京见毛主席何罪之有？宪法规定没有逮捕证不能抓人，究竟你们凭什么权利随便乱扣押人呀？我们向你们提出抗议，最最最强烈抗议！”游月笙又高声抗议道。
“就是，谁说我们是狗崽子呀？我的成份是工人，是地地道道的百分之百的红五类，我们认为我们校文革是非法产生的，不予承认，我们才不要他们替我们开什么证明咧。”刘康也顶撞说。
两派学生如斗鸡一般，面红耳赤地争吵个不休。后来，原来躲在隔壁房间里的马店区黄区长终于抛头露面了，他劝解道：“好了，好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忍一句，息一怒’。现在已经是午夜三点一刻了，我看所有的人统统都先去睡觉，有事情待明天再说吧。”
王木森也连忙打圆场说：“大家都睡觉去，先去睡觉再说。”
接着，他就安排各人的住宿问题，吕祖敏、林玉梅、欧英、曹月仙等六位女生被安顿在俱乐部休息，其余男的则分别住在两个房间里，而那些前线兵也安排在另一个房间就寝，大部分赤卫队员和民兵都打发回家去，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这个大队部里仅有的几块铺板均让给黄区长和前线兵睡用，至于那些师院和附中的学生因为是“阶下囚”，自然没有睡铺板的福分，他们就在凳子上、桌子上、地板上到处“打游击”，又没有蚊帐，只好点燃蚊香驱蚊。遗憾的是，那蚊香是伪劣商品，对蚊子触角上的感受器一点作用也没有，那些大得吓人的蚊子如若B-52型重型轰炸机群一般嗡嗡嗡地叫着，毫不留情地直往人的皮肉上乱叮一气。那朝北的房间又热又闷，好像是一个大蒸笼，况且，今夜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他们身陷“囹圄”，这叫他们如何入眠呀？他们不断地辗转反侧，不时还有人唉声叹气，好在这时候已经离天亮不远了，黎明即将来临。
尚未五点，月亮在天空已将走尽它的旅程，残星也闭上昏昏欲睡的眼睛退隐消失了，东方天际刚刚抹上了一层鱼肚白，村庄里的公鸡此起彼伏地啼叫着，好些师院和附中的学生就已爬起来了，不用说，他们都没睡好，甚至彻夜失眠，还在睡眼惺忪地打着呵欠。
由于大队部突然增添了这几十口人，吃饭便成了一个问题。六时左右，潘大昌、游月笙几个人找王木森联系吃饭事宜，潘大昌问他说：“我们要买米煮饭，这里买米有没有困难呀？”
“没有困难，米有的是，我们等下帮你们煮。”王木森拍胸回答。
那时候，学生们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他们尚能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乘着还没吃饭空闲之际，向附近铁路养路班的工人借来了铲子、扫帚和簸箕，主动为大队部的天井打扫卫生，若同解放军每进驻一个村庄都这样做一般。
学生们干完了活，那饥肠饿肚在“造反”了，于是，潘大昌、游月笙又去问王木森关于他们吃早饭的问题，王木森道：“你们再等一会儿，我们大队贫协主席已经挑一担早谷到碾米厂加工厂去了。”
这当儿，潘大昌、游月笙、赵振华、刘康、陈大为几个师院和附中的头面人物凑聚在一起，商量着他们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最后，决定由潘大昌和赵振华二位大学生出面，向黄区长和王木森进行交涉，一方面解决眼前首要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代表27名同学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他们承认非法扣押学生的错误，并向同学们赔礼道歉，马上释放学生，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而后，潘大昌、赵振华又找到了王木森，至于黄区长和那伙前线兵则早已离开了茶园大队。王木森听罢潘、赵的一番陈述后说：“你们再耐心等待一会，米已经下锅了，就要煮好了。……至于你们的抗议，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行事的，不过，你们要求打一个电话给闽江日报社，这可以，你们要打就打吧。”
在王木森等人当场监督下，潘大昌挂了一个电话到报社，向报社控诉他们被扣押的经过。当报社记者接到潘大昌的电话后，他即又打电话给原东南师院党委第二书记、现为师院文革筹委会成员的谢忻伦，将该校学生被人扣留一事转告给谢忻伦。
学生们的肚子都饿瘪了，直至9点半，那些农民才给他们送来两桶稀饭，连一丁点儿菜也没有。由于学生们实在饿坏了，虽然没有菜下饭，他们也狼吞虎咽地大吃一气。
饭后，潘大昌问贫协主席说：“一共是多少粮票和饭钱？”
“一共是7斤米，米钱是9角8分。”
潘大昌即付了粮票、钱款，又问：“还有柴费是多少？”
“柴费那就算了吧。”
“不，我们要付柴费。”潘大昌固执地道。
“对，我们一定要付柴费。”赵振华也附和说。
“那就付8角吧。”
这样，学生们也付了柴费。
当谢忻伦接到报社的电话后，马上向院文革筹委会的其他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那些筹委会成员们经过紧急商榷之后，立即派出四个人，由院筹委会主任、数学系学生王智民亲自出马，开了一辆大客车，随带一袋干粮，10点半左右，赶到了茶园大队部。
王智民等人向王木森他们进行一番交际，王木森将王智民上下打量了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你们要领他们回去可以，不过，他们必须向我们承认错误，不许再随便污蔑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就放他们走。”
这位运动初期曾遭迫害而闻名于全院的王智民如今戴上了乌纱帽，他的棱角一下子便消失了，他像一只皮球一样在王木森处碰了壁，即反弹到学生这边来。
他向他们传达了王木森的那席话，那些学生们顿时哗然起来。
“哈哈哈，”潘大昌放浪地大笑起来。“我们要他们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他们倒反过来要我们跪着向他们求饶，真是梦里吃仙桃──想得美。”
“哼，明明是他们蛮横无理地随便扣押人，现在理屈词穷了，欲放我们，又要顾面子，既想当婊子，却又要竖牌坊，叫我们认个啥错呀？”身穿白衬衫的赵振华也高嚷着。
“唉呀，同学们，你们的命运还操纵在人家的手里，只要你们承认他们昨夜是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对你们的审查是必要的，而不是扣押人，他们就同意放你们走。”王智民苦口婆心地相劝。
“哼哼，多谢你这个保人了，可是，我们不需要什么救世主来解放我们，他们不承认扣押我们是非法的，并赔礼道歉，那我们就把大队部坐穿！我们要向全省人民进行紧急呼吁，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发出呼吁，抗议那些省市走资派对我们的人身迫害，把他们的罪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看谁也有忍耐。”狂妄自大的潘大昌不买王智民的账，不领他的情。
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已是中午时分，王智民见劝说不动他学校的同学，便把他们随车携来的那袋面包、甜饼等干粮先分发给那27名同学充当午餐。
后来，茶园大队的王木森、贫协主席和一些赤卫队员又走进关学生的大屋子，再次进行艰难的对话。
王木森一边抽着烟，一边斟酌地道：“同学们啊，连你们学校的同志也来认领你们了，你们应该要识相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并没有扣押你们，只是执行保护铁路交通要道安全的任务……”
“哈哈哈──”未等他说完，潘大昌的狂笑声便吞没了他的声音。“瞧你说的多轻巧，说什么你们没有扣押人，那是上帝把我们请到着大队部来的？来参加泰门大爷的宴会，这里的酒像潮水一样流着，我们可以喝得烂醉如泥，是吗？我们的主人多‘好客’呀，不发请帖却将我们绑架到这里来了，哈哈哈。”
“哼，你们的气焰不要太嚣张了，我们贫下中农决不是那么好惹的！”一个血气方刚的赤卫队员像爆米花一样爆开了。
“真正的贫下中农应该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而不是站在走资派一边助纣为虐，充当他们的乏走狗。”游月笙也高嚷起来。
“不许你们污蔑我们贫下中农！我们贫下中农赤卫队坚决和真正的革命学生──前线红卫兵──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另一个壮实得如黑铁塔似的赤卫队员也火冒三丈地吼起来。
屋子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学生们和农民们如乌眼鸡似地怒目相视，双方俱是怒气冲冲，在比谁的嗓门大。师院筹委会王智民他们被夹在两块硬梆梆的铁板当中，显得左右为难，就像当年马歇尔将军一样调停无方，将近2时，他们失望地上了校车先打回头。
当王智民那四人的前脚刚走，王木森他们的后脚也跟着走掉了，又撇下那伙学生们不闻不问。
时间很快又过去几个钟头，王木森知道这些丘九们如刺猬一般不好惹，倘若将他们扣留太久，万一捅出什么娄子来，他可担待不起呀。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不了了之地“放虎归山”，不过，他不愿自己露头，却叫贫协主席出面跟学生说去。
5点多，贫协主席又走进大房间，问他们说：“喂，同学们，你们要不要在这里吃晚饭呀？”
“不用了，如果你们放我们走，我们现在就走。”赵振华回答。
“唉呀，其实我们并没有扣押你们，腿长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可以回学校去，也可以步行上北京去，都随你们的便。”
由于学生们都不愿意再在这个大队部里过夜，一听说肯放他们走，便也不想再和那些农民们继续纠缠下去，他们迅速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如若一窝蜂一般轰地全出了茶园大队大队部的楼房，“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他们步行到马店车站，从那儿搭上公共汽车回学校去了。
30日晚上，在有隔音设备的省委第二会议室里，坐满了省委常委们，这里正在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研究近日的省市运动形势问题。天花板上的大吊扇以最高档的速度不断旋转着，驱除着人体散发出的热量和腾腾烟雾。在那长长的大会议桌上，铺着一块天蓝色的桌巾，有几份铅印的市二中《紧急呼吁书》以及一些声援《紧急呼吁书》的传单散乱地摊在桌上，上头用烟灰缸和建白瓷杯压着，被风吹得沙作响。
省委第二书记方俞平的年龄坐五望六，他身躯高大魁梧，犹如一扇门，脸是扁平的阔脸，像一部大部头的《圣经》，他的大大的坚挺的鼻子颇神气，鼻尖尖得如锥子，是整个面部的中心点，皮肤白皙，若同和尚方丈未见天日的皮肤一般，显得有些苍白，脑门上布满皱纹，一头浓厚的灰白头发，表明他是饱经风霜的，他面貌端庄，举止文雅，态度严肃，风度不凡，乍看上去，就是一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模样，他那一双精明、冷静的蛇眼戴了一副金丝眼镜，更添上了几分威严。
方俞平瞥望了桌上的那些传单一眼，用力地把小雪茄烟蒂往烟灰缸里重重地掐灭，他的音量不大，但却铿锵有声地道：“同志们，大家都看一看这些传单，尽说些什么呀？说昨天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匈牙利事件’，究竟昨天出了什么事呢？无非是学生们来省委，要求马为同志出来接见他们，这有什么了不得呀？红卫兵小将又不是反革命暴徒，却视如洪水猛兽，我们毛主席的老兵居然如此害怕毛主席的红小兵，简直不可思议，本来，我们共产党和老百姓就是鱼水的关系，要是没有广大老百姓拥护我们，我们共产党怎能打下江山、并坐了江山呀？可是今天，革命学生要求接见，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才捅出了这么个大乱子。现在，这印刷精美的的呼吁书又说昨天的事情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不知是谁搞的鬼名堂，太不像话了！”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袁金旺也用慢条斯理的腔调说：“这些传单的观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是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起的影响也是极端恶劣的。他们呼吁，究竟呼吁什么呀？我们可不要他们帮倒忙，我提议咱们省委应该发表一个声明，肯定‘八?二九’是革命事件，而不是什么‘反革命暴乱事件’……”
“我也主张省委发表个书面声明，公开表明呼吁书的观点并不是我们省委的观点，我们省委是要坚决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昨天‘八?二九’事件是革命事件，这本来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啊。”省委书记处书记许耀华也表态道。
马为不满地瞟了他们一眼，不以为然地说：“恐怕未必是‘无可非议’的吧，大可议一议，不错，我们是应该要支持革命小将的，但是，必须知道前线红卫兵他们也是革命小将啊，而且他们是多数派，我们总不能因为要‘保护少数’，便去曲意逢迎少数派，却抛弃多数，这岂不成了抓了芝麻丢西瓜？”
“正是，马为书记所言极是，我们不能置多数人的利益而不顾，前线红卫兵、工人赤卫队、贫下中农赤卫队这些革命群众组织人数最多，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小将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的铜墙铁壁。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全省大多数人民的看法，尽管呼吁书所述的情况与事实略有出入，但根本谈不上什么歪曲事实真相，呼吁书是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呼声和愤慨情绪，说明了人民和我们是心心相印的。对于多数派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热情，我们不能漠然无睹，更不能往他们的头上泼冷水。以我看，我们省委还是不要急于表态，暂时先不要发表什么声明，这样，弄不好反而被栽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说这话的是F市委第二书记曾涛，虽然他不是一个省委常委，但因为他是市里的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所以也列席了省委常委会。
方俞平的那双眼睛透过镜片扫视了马为和曾涛一眼，又道：“当然，对于多数派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是不应该泼冷水的，但是，真正的帮助是要引导他们往正确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放任自流，眼看着他们犯错误。我们必须劝说他们，制止他们的胡作非为，倘若照这样子闹下去，只要三天，中央就会派人来改组省委，到那时候恐怕诸位便不那么轻松了。我很后悔昨天千不该、万不该，竟主张调遣前线红卫兵来省委维持秩序，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维持好秩序，相反的却扰乱了会场，捅出了这么个大乱子，对此，我愿意承认错误，并做深刻的检讨。马为同志，你也说说，昨晚你在接见时不是公开承认说学生们的行动是一种革命行动吗？那么，现在我们省委再次重申这一立场和观点为什么不可以呢？”
“啊──这个啊，”马为显得有些支吾。“昨天晚上我说过是革命行动，不过，对于‘革命行动’，各人还是有各人不同的解释，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呗。我们应该要慎重一点，也必须要考虑到多数派，多数派还是支持我们省委的吧。”
“别左一个多数派，右一个多数派的，如果多数派的观点是错误的，难道你也要支持吗？在真理的问题上，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代表着全国五十多个党员，可是，他们却代表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根本利益。伽利略在宗教法庭上不也是只有一个人吗？而真理却掌握在他的手里，地球就是围绕着太阳在转吧。我们最好还是讨论究竟谁是谁非，不要在多数派、少数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方俞平辩驳说。
常委会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常委们在激烈地争论着，有些相持不下，如同冷、暖气团长期交绥而下起梅雨一般。多数常委都不赞同马为的意见，只有省委书记处书记刘棣昌和曾涛站在马为的一边，不同意以省委的名义发表什么书面声明。
这会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廖生灵提出了折衷方案说：“这样吧，既然有人认为发表书面声明是不适宜的，那么，我看是不是改成用口头声明的形式，通过市广播电台的有线广播，由马为书记发表一个讲话，肯定学生们昨天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这样省委可以争取了主动，也消除了两派革命群众之间的不必要的敌对情绪，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由于大多数常委与马为持不同的意见，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是要服从多数的，在马为的面前已没有很多的选择余地，他只好勉强同意用口头声明，承认“八?二九”行动是革命行动。这一天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3时多，才告休会。
然而，马为的思想实际上是不通的，他觉得这一次他的同事们居然群起攻之，“造”了他的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感到十分憋气、恼火、委屈，突然产生了一种众叛亲离的孤独感，他的心往下沉，仿佛跌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峡谷。
31日晚，他打一个电话到上海，向华东局的卫老诉了一番苦，说：“8月30日常委会的空气很不好，常委会分裂了，只剩下我和刘棣昌、曾涛三人。现在不能不让群众说话，而要让群众说话，就要召开中、小型街头辩论会……”
卫老听罢，表态道：“我们尊重你们省委的意见，可以召开中、小型辩论会吧。”
马为听了卫老的表态，就像泄气瘪下去的皮球又打足了气，他兴高采烈地对来他家串门子的曾涛说：“华东局也同意我们召开中、小型辩论会的意见，我们要大干起来。现在要组织工人才有办法，上海组织工人的经验很好，我们要学习，学校也要组织学生起来，这样才能对付捣乱的学生。我说过八?二九事件是革命事件，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解释吧，为什么是革命的事件呢？把他们瓦解了，长了无产阶级志气，灭了资产阶级威风，这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革命事件啊！”
现在，再转过来说说这几天我们学校发生的事情吧。
31日上午，几个高三的前线兵刘秀兰、周国英、徐玉贞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校文革必须采取措施，不给所谓“黑七类”子弟发助学金云云。她们写好了大字报便到办公楼找梁雄老师，邀他一道签名。刘秀兰、周国英、徐玉贞等人都是学校基干民兵排的骨干，以前搞民兵训练时，梁雄老师和她们经常在一起，同她们是相当熟悉、亲近的。
尽管梁雄老师也如猞猁一般的好斗，但比起那些光脚丫、剪短发、穿军装、戴红袖章的乳臭未干的小姑娘来，他毕竟是有些阅历的老师。当他看了那张大字报，明知她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不过，又不敢加以反对，他显得迟疑不决。
见此情景，女学生党员的刘秀兰怂恿他道：“梁雄老师，你怕什么呀？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以前那些黑七类狗崽子骑在我们红五类子弟的头上拉屎撒尿，现在文化大革命来了，是我们红五类子弟彻底翻身之日，我们要把颠倒的历史全部颠倒过来。”
另一个女学生党员徐玉贞也激动异常地说：“我们就是要采取革命行动，对狗崽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反动老子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了我们红五类父辈的鲜血，如今，这些狗崽子也要如蚂蟥一般吸食人民的血汗钱，是可忍，孰不可忍！”
梁雄老师听着这些似是而非的过激言论，低头不吭声，似乎有点被她们说动了心，况且，他又是一个很讲肝胆义气的人，经不住她们一再鼓动，他终于沉不住气了，说声，“好吧，让我签我就签”，便草率地在那张大字报上签了名。
当刘秀兰、徐玉贞她们刚刚将大字报贴到校传达室边上的墙上时，梁雄老师又开始后悔不该在那大字报上签名，他是犯错误犯怕了，在运动初期，由于他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盲目听从蓝峰书记的话，结果摔了大跟头，只是凭着他的出身根子正，他这只红色的球胆还是飘浮在变化莫测的政治海洋上，至今仍是校文革的一名成员。俗话说，“吃一亏，长一智。”他吃过亏，虽然并未变得特别聪明起来，但至少也比往日谨慎了一点，遇事也会稍稍开动思想机器想一想。这一次，他又被人硬拉着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很担心日后若追究起政治责任来，恐怕会追究到他的头上来，因此，他安不下心，特地又跑到校门口，将那大字报重新审阅了一遍，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看心里越是惴惴不安。忽然间，在他的脑际闪出一个念头，把那大字报揭取下来，可是，他却缺乏着足够的胆量，须知那些前线红卫兵们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出于无奈地摇摇头、叹息着，离开了那大字报。
下午，校文革召开会议，高二（3）班的黄大勇把刘秀兰、徐玉贞她们的提议端上了会议桌，并且，他还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意见，主张将所有“黑七类”子弟统统驱赶回家，只见他声若洪钟地高嚷：“操他娘的，这些黑七类狗崽子们从前在这个修正主义统治的旧学校里神气十足，连放个屁也是香的，而我们工农学生则被压在下八洞里，抬也抬不起头来，幸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及时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红五类子弟又获得第二次解放和新生。为了不致使过去的历史悲剧再重演，为了要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统治我们学校的社会基础，我们必须挥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向黑七类狗崽子们显示我们红五类的钢铁般的伟力，我们就是要停发黑七类狗崽子们的助学金，并把他们统统赶出校门外，让他们滚他妈的蛋！……”
当黄大勇的话音刚落，高三的秦若西也开口发言说：“我十分赞同黄大勇的主张，对那些黑七类狗崽子要扣发助学金，将他们统统赶回家去，除此之外，还要克扣那些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的工资，只要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就行了。不仅如此，对于那些高薪的所谓‘权威’教师也要扣减工资。这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过去太痛快了，过着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舒适生活，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了，是我们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了！”
在校文革里，所有学生委员全部清一色是前线兵，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支持黄大勇、秦若西的提议，这些人的脑袋瓜中了“血统论”的毒，就像被木乃伊的液汁浸泡过似的，对所谓“黑七类”子弟产生了咬牙切齿的不共戴天的仇恨。
至于那些教师委员们则是“地图四色”，他们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大多数老师都不赞同学生们的主张，知道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只是他们明哲保身，把自己的看法藏在心里，若同把仙丹藏在葫芦里一样。不过，也有人是例外，那个江翠莲老师就是和前线兵们一鼻孔出气，她不仅口头上支持他们，还雷厉风行地立即跑到她的办公室里，取出教职员工的工资花名册来，提供给学生们商讨如何具体克扣工资问题之用。
就在这时，共产党员、历史教研组组长沈铭新老师打破了他的长时间的沉默，用着湖水般平静的声调说：“同志们、同学们：我认为不能这样做，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采取每一个措施，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不能靠感情意气用事。譬如，对于那些‘黑七类’子弟的学生也要予以区别对待，对生活确有困难的‘黑七类’子弟还是应该要给助学金的。我们解放军以前对国民党俘虏兵还分发回家路费咧，而为什么对‘黑七类’子弟的学生就不能给助学金呢？他们也是在新中国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人，从小就受着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他们大多数还是要求革命、要跟共产党走的，不能把他们统统一概地同他们的反动老子划等号，我不赞成将他们全部驱赶回家去，这岂不是将他们都推到敌人一边去吗？干革命就要团结越多人越好呗。至于克扣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的工资问题，有的同志甚至还提出对薪水比较高的老教师也要克扣工资，我认为工资问题应该要按照国家的工资政策办事，国务院的有关文件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就照章办事，不要自己擅自主张……”
继沈铭新老师打响头炮之后，柯达和老师也接着发言说：“我也赞同沈铭新同志的意见，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办事，成为执行党的政策的楷模。我们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既要讲成份，又不唯成份，要重在表现，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在今天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以为也是适用的。现在，有人提出要停发‘黑七类’子弟的学生的助学金，并把所有的‘黑七类’子弟的学生赶出校门之外，这样做显然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也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干革命。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在最近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中说，‘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毛主席又说，‘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诚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意味深长的教诲是值得我们含英咀华的。”
大约，梁雄老师因为被刘秀兰她们硬拉着在大字报上签了名，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会儿，他看见沈铭新、柯达和二位老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赶忙附和道：“是啊，我们应该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确有困难的‘黑七类’子弟还是要发给助学金的。”
尽管黄大勇同梁雄老师也十分要好，但他看见梁雄老师此刻居然和沈铭新、柯达和他们一唱一和，有些不满地瞪了他一眼，高声嚷嚷说：“我们红卫兵革命造反，就是要向左！向左！再向左！对牛鬼蛇神和狗崽子们怎么能缠缠绵绵、含情脉脉、大搞温情主义呢？东郭先生可是当不得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让那些牛鬼蛇神、狗崽子们滚他妈的蛋，新附中是属于我们红五类子弟的！”
沈铭新老师也毫不示弱地回嘴道：“我再次郑重声明，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我坚决不同意，如果你们非要一意孤行的话，那我将不负任何责任。”
会议陷入于僵局，见此情景，校文革主任邹大伟连忙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我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以校‘革委会’的名义，而用前线红卫兵的名义来采取革命行动，你们不同意的人便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也省得争了、吵了，各落其美。其实，对于黑七类狗崽子同牛鬼蛇神，我们还是有所区别对待的，叫狗崽子们回家是要他们去造其反动老子的反，这是对他们的真正的考验，要是他们愿意革命的话，就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彻底同他们的反动老子决裂！……”
就这样，这次校文革会议在一阵密锣紧鼓声中结束了，由前线兵出面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驱赶“黑七类”狗崽子回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一场红色恐怖的风暴又袭来了。
同日（即8月31日），毛泽东主席第二次接见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连的50万革命师生。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被北京来。……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连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
9月1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重要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沸腾，又是敲锣打鼓，又是热烈欢呼，沉浸在节日般的浓郁氛围中。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生们纷纷搭乘上火车、汽车、轮船，如同千江万河归大海一般势不可挡地涌向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人们渴望要见到朝思暮想的“红太阳”的尊容，其虔诚之心理不下于穆斯林信徒到麦加圣地朝觐，一场波澜壮阔的大串连运动从此在神州大地上掀起，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高潮。
在我们的校园里，自然也是“红雨随心翻作浪”，不久，便泛滥成红海洋了，到处都是欢呼的红色大标语，甚至连红绿色盲患者也感到这火样红的颜色太刺眼了。
可是，我们一到教室里，气氛却截然不同了，就像从温泉一下子跌入冰窟窿里一样，我发现任培生、姜炳耀、曾自明、孔骅、钱水仙那些前线兵们今天的脸孔特别臭，简直比河马的脸还难看，他们对非“红五类”同学谁也不搭理，管自凑聚在一起嘀嘀咕咕着。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大祸将临的不祥感觉，究竟这些前线兵们又要采取什行动呀？大家往日有说不完的话儿骤然间全没了，一个个如木头人一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愣着。
一会儿，刺耳的电铃声又叮叮叮地响起来，学习时间开始了。当同学们刚坐定，那个班团支书、五人小组成员、前线兵骨干分子姜炳耀耀武扬威地踏上讲坛，今天他身穿一套旧军装，手臂上戴着红袖章，他的双眼射出了箭一般的冷峻的咄咄逼人的目光，表情严肃地叫大家掏出语录本，先念了“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等几段TNT气味特浓的语录。
然后，他激动异常地道：“一轮红日照大地，万道金光映山川。我们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8月3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接见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连的50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这是对我们前线红卫兵和红五类子弟的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教育、最大的鞭策！当前，阶级斗争是异常尖锐、复杂的，一小撮黑七类狗崽子和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所谓‘造反有理’的旗号到省委闹事，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指向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八?二九’反革命事件，刮起了一股反革命妖风。我们正告这些狗崽子们，妈的，你们蹦什么，跳什么呀？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不是叫嚷要造反么？那么，就通通滚回去造你们反动老子的反吧！我们班文革小组和前线红卫兵决定，勒令狗崽子管剑飞、叶思声、尤品玲、赵树瑶、张露……从明日起不得来学校，你们必须滚回家去革你们反动老子的狗命，彻底揭发、批判你们狗爹狗娘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老老实实地写出书面揭发材料来，每十天向我们文革小组和前线红卫兵交代一次。如果你们妄想包庇你们反动老子的话，那就叫你们老狗、狗崽一道见阎罗王去！……”
接着，那个外校来的孔骅也跳上台去，他虎着丝瓜脸，那双明亮的眼睛射出两道尖锐的凶光，他杀气腾腾地大叫大嚷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放之四海皆准的伟大真理。你们这些狗崽子、乌龟王八早在娘胎里就已经打上了反动的阶级烙印，连骨髓、血液也是黑的，你们以前竟敢骑在我们红五类子弟的头上逞威作福，现在一切都要脚底朝天地翻过来，我们要刮起一场十二级的红色恐怖的大风暴，你们这些狗崽子尤品玲、赵树瑶、叶思声、管剑飞、张露……拉长狗耳听着，从明日起，你们统统滚回家去造你们反动老子的反，你们要革命就先革你们狗爹狗娘的命，若再和他们同穿一条裤子，那么，连你们也一块被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那些要被驱赶回家的所谓“黑七类”子弟的同学对于此事的反应是不一的。也许，叶思声和管剑飞毕竟是男子汉，他们的神经索比较粗壮一些，至少在表面上还显得比较镇定自若。至于赵树瑶、张露（她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几个女生则不同，正如克雷洛夫寓言《狼和小羊》中所说的，“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她们就像寓言里的可怜巴巴的小羊一样，怀着负疚的心理垂下了头，头低得几乎快要碰到桌面上，似乎再也没有颜面见人了，谁叫她们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呢？她们深重的“罪孽”是一辈子也洗刷不净的，痛苦、羞愧、自悲、悔恨等复杂的心情如蜘蛛网一般缠住了她们纯洁的心灵，眼眶里充盈着悲哀的绝望的泪花，一个个的模样好像是受难者的雕像，她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站到了历史的受审席上，愿意双膝跪在地上祈求上苍的宽恕。
我的眼睛瞅见在张露旁边的尤品玲座位上竟空着，不知她今天为何没来，更无法预料倘若她来了，她将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的内心暗自感到有些侥幸，因为在被轰回家的同学当中没有我的份，真是上帝保佑！这些日子，我父亲在医院里也被挨贴了许多大字报，什么样“莫须有”的罪名都扣上了。可能，这是因为我和任培生、林文武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不想拿我开刀，也可能是由于那些前线兵们还不了解我父亲的情况，我在班上是守口如瓶的，对谁也没透露这一些，不过，纸是包不住火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听到风声的，不知那时候他们将会怎样对待我，我反正应该要做好各种最坏的思想准备。
除我之外，班上还有一条白鳝漏网了，那就是陈东。陈东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理应他也逃脱不了被驱逐回家的命运。可是，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那些前线兵们竟然对他手下留情，也许由于他的人缘好，林文武、任培生、姜炳耀等“红五类”子弟的头面人物同他的关系密切，所以，他们就对他网开一面了。
在工作组撤出学校后，学校一时成了真空状态，那个校文革缺乏真正的权威，既控制不了运动局面，也管不了学生们。许多同学都成了油花和尚，迟到、早退现象成了家常便饭，好些人高兴来就来学校，不高兴来也没多大问题。
在大家埋头学习毛选、社论的时候，我独自一人悄悄离开教室，上厕所解手去。当我折回时，忽然间，我抬头望见在那条通往二部的路上远远地走来了一个人，那熟悉的身影不就是尤品玲么？她正朝着新教学楼姗姗而来。我不由地站住脚，心里在犹豫着，要不要过去跟她说话，把班上正在发生的事告诉她。当时，我们的头脑里封建意识依然十分浓厚，我从未主动同她搭腔过，而且，打从我写了那张《让事实讲话》的大字报，我们公开反目吵起来，至今尚未和解，因此，我要上前和她谈话，必须鼓起吃水蛭般的勇气，不过，为了她着想，我终于还是豁了出去。
尤品玲渐渐地走近了。大概，她是一个“贵族小姐”，像小猫咪一样好贪睡，“料为我厌厌，日高慵起”，几乎女生宿舍里的人全走光了，她才懒洋洋地起床，梳洗后，又跑到街上吃了锅边糊和蚝饼充当早餐，而后，她挪着三寸金莲般的莲花步缓缓来校。
这时候，我迎上前去，而尤品玲也发现了我，两眼直勾勾地盯望住我的脸，我鼓起勇气叫唤她道：“喂，品玲，你等一下，我有件要紧的事要跟你说。”
显然，尤品玲感到有些惊讶，她停下脚步，睁大两只晖石般晶亮的眸子直视着我，友善地对我微笑了笑，那一对可爱的笑靥又出现在她的脸颊上，张开玫瑰花瓣似的小嘴问说：“啊，什么事情呀？”
我抬头注视着她，急促地道：“咱们班上的那些‘红五类’这时候正在班上赶你们这些‘狗崽子’回家，要你们滚回去造你们老子的反，你现在可不要闯进教室里去，惹虱子头上挠。”
尤品玲那乌黑的瞳人睁得更大了，由于交感神经的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骤然增加，心室在紧缩着，血管在收缩着，她神色紧张、慌乱地问：“啊──那班上被赶的人有几个呀？”
“有叶思声、管剑飞、张露、赵树瑶等，还有就是你了。”我停顿了顿，又说，“我想，在今天这个风口浪尖上，你还是暂时先避一避为妙，鸡蛋跟石头是没有什么好碰的。”
“唉──”她不由地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副愁苦的表情。“可是，即使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
“嗨，这场运动是风云变幻莫测的，说变天，就下雨，连气象台也报不准天气预报，还是先躲过这个风头再说吧。”我一边思索着，一边继续道，“今天，收音机广播了毛主席又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周总理在讲话中说要外地学生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连。以我看，不如乘着这一股东风，‘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你索性现在就跑到北京串连去，见毛主席去，跑到祖国各地逛一逛，游览壮丽多娇的江山，见见大世面，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啊。”
“啊，去串连呀？”她那一对大胆的火辣辣的眼睛又盯着我的眼睛。“这倒是一个不赖的主意。我姐姐在清华大学念书，她最近也从北京跑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串连去，过些天她还要回F市来咧。”
“既然你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了，那两条腿可是长在你的身上呀，走，到北京串连去，到祖国各地串连去，看看大千世界是什么模样，别像井底之蛙一样只看到巴掌大的一块天。”
“好吧，容我想一想再说。”
我们彼此默默地对视着，此刻我忽然发觉她确实是长得很美，“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在那张令人吃惊的极美妙的脸庞上，一双杏眼晶莹明亮，燃烧着青春的热情的火焰，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在眼睛上面是弓形的、纯净得若同是画上去的眉毛，一个纤细的玲珑的线条优美的小鼻子，仿佛使流露在她容貌间的那种大胆、热烈、泼辣的神情变得更加显著。在那两片微微张开、湿润而肉感的樱桃似的红唇之间，露出两排牛乳一样白、珍珠一样小巧的牙齿，似乎正与那浮现在她双颊上的可爱的迷人的小酒窝争奇斗艳咧。
我凝视着她，而她也毫无顾忌地把眼睛直盯住我的脸，很快我的脸就被她那烈火一般燃烧着的目光灼热了，使我的心中激起一阵难以描写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猛烈骚动，如同身上通了电流一般，我抖颤了，我被震撼了，惶惶不安地避开她的目光，轻声低语地说：“好了，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别叫班上的那些‘红五类’看见了你。……希望你能够听从我的劝告，到北京串连去，见毛主席去！”
“嗯，谢谢你啊，那我走了。”她点点头，又抬头深情地望了我一眼，便转身从老路折回。
我的目光追随她的背影远去，以后，我又向新教学楼走去……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