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那我就在春城呆几天，中央有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你就好好休息几天再回北京来。”
谁料到，就在次日，中央又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
在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与陪同他一道出访的陈毅外长在宾馆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谈着话。
“究竟开什么会呀？什么事情这样紧急？”刘少奇显得惴惴不安。“昨天恩来来电话还什么也没说，还叫我们在春城多休息几日，谁知今天中央又来了这封急电。”
“是啊，这样紧急，莫非北国边境发生战事？”陈毅瞅着刘少奇的脸猜测说。
“不知道，恐怕不会吧。”刘少奇陷入于沉思之中。
以后，专机飞来，他们便乘上专机直飞上海，又搭专车接至杭州。
当他们走进会场时，才知道这是一次非常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内容是批判彭真同志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对“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次会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会议的主要议程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前决定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出席会议的共有七十六人，其中包括以后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的所谓‘反党错误’，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以确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见《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当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在继续进行中，经过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关锋一伙人的精心策划，5月8日，由江青主持写作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一文，署名“高炬”，在《解放军报》刊出；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抛出了《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与此同时，上述两报联合刊登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和《编者按》，向“三家村”及北京市委发难。紧接着，11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洋洋大文《评“三家村”》，另外1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也登载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瞬时间，大批判文章像飞蝗一样铺天盖地，全面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果真是“精心策划的反党事件”么？
事实的真相是：1961年初，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对宣传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样奋发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
《北京晚报》编辑部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派记者向邓拓组稿，邓拓欣然应诺每周写两篇杂文给《北京晚报》，为了体现北京地区和晚报的特点，专栏定名为《燕山夜话》，于1961年3月刊出。
同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编辑部也向兼任该杂志主编的邓拓提出类似的组稿要求，邓拓有些为难地说：“真遗憾，我实在太忙了，恐怕我一个人难以承担这专栏，是不是另外再请几个人，譬如吴晗、廖沫沙等人，大家一起来办这个专栏，怎么样呀？”
“这个主意不错，那我们《前线》编辑部后天请你们几个人到四川饭店聚餐，一起来商谈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前线》编辑部的一位副主编道。
在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午，邓拓和吴晗来到四川饭店，他们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聊起来，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个人。过了会儿，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也来了，邓拓对廖沫沙打招呼说：“沫沙，你来啦，请坐请坐。”
接着，邓拓递给廖沫沙一支烟，并为他点燃香烟道：“沫沙，《前线》也搞个‘袭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这时，服务员已摆好桌面，东道主的《前线》编辑部的一位副主编催众人入席说：“大家都请入座，边吃边谈吧。”
于是，他们都入席了，酒过三巡后，邓拓又开口道：“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你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就是我们三个人写吗？我看是不是设这样一个栏目，别人的投稿合适的，也可以在这个专栏发表？”廖沫沙望着邓拓问说，他担心三个人包下一个专栏，到期必须交稿，将成为一个额外负担。
“嗨，沫沙，你怕啥呀？三个人就足够了，我一个人就包了《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每周还要出二期哪。”邓拓快人说快语。
“我看三个人包一个专栏，问题不大。”吴晗也附和邓拓说。
“既然你们都一个鼻孔出气，那我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了，好吧，三个人写就三个人写。”廖沫沙也表示同意。
此际又有一碗香喷喷的清炖鸡汤端上来了，《前线》副主编又说：“清炖鸡汤，大家快趁热吃，不然要凉了。”
另一位比较年轻一些的编辑在忙着为大家斟酒。
“来呀，大家喝酒。”
“喝，喝，大家喝。”
“今天这鸡汤味道不错，鸡肉也嫩得很。"酒桌上大家谈笑风生，漫无边际地谈得天花乱坠。过了十几分钟，吴晗问说：“欸，这专栏叫什么名称呀？”
“三人写，就叫《三家村札记》吧。”邓拓随口答道。
“那怎么署名呢？”吴晗又问。
“三个人的写作风格不一样，还是各人署各人的笔名吧。”廖沫沙说。
“我看还是用一个笔名的好，听说，‘马铁丁’，他们也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三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一个笔下面有几种风格，也不要紧。”邓拓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想了想又道，“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是‘马南村’出‘南’字，你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好不好啊，诸位？”
“行呀，我随便。”吴晗显得比较随和。
“我写东西从不用本名，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廖沫沙则道。
“那好，就叫‘吴南星’，我们三个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左右，就这样说定了。”邓拓最后拍板了。
“我提议为我们的合作，为《三家村札记》干杯！”吴晗一边手拿斟满酒的酒杯，一边提议说。
“对，为我们的合作，为即将诞生的我们的《三家村札记》干杯！”邓拓也喜形于色地举杯。
“干杯！”众人的酒杯在互相碰杯着。
过了一个月后，即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这个合作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196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又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革小组由政治局委员、《红旗》主编陈伯达任组长，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为顾问，江青任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文教书记张春桥任副组长，其余成员是：《红旗》副总编王力、《红旗》副总编关锋、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上海市委宣传部姚文元、中央政治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方洲、《光明日报》总编辑、《红旗》副总编辑穆欣、华北局郭影秋、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青海省第一书记杨植霖、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吉林省书记处书记郑季翘等。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好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敢的决策。”
5月23日，正在继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与决定。（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次日上午，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五?一六通知》在全党逐级传达贯彻，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话分两头说，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聂元梓，她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其人1921年4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农村的一个中医世家，她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文化教育，其大哥聂真从小就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和引导下，兄弟姐妹先后投奔了革命，后来，他们都成了我党的高、中级干部。1934年，13岁的聂元梓本县小学毕业后，便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牺盟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此，她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同年一月，年仅17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被送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那里她和曹轶欧认识上了，并进而认识了康生。但是，康生对于她却没有多少好印象，在延安整风时，康生曾点名批评她，把她同王实味的问题往一块扯。
1946年5月，聂元梓被派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担任第一区的副书记，1947年2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处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学习。她的第一个丈夫吴宏毅是一个剧作家，五十年代聂元梓在哈尔滨工作时，吴宏毅写了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剧本，他听说康生夫妇莅临哈尔滨，便让聂元梓请康生过目剧本点拨点拨。于是，聂元梓便带上剧本到宾馆找曹轶欧说了这事，曹轶欧说：“把剧本留下吧。”谁知剧本一到康生的手里，康生竟铁面无情地把剧本给枪毙了。本来，长影已将此剧本列入拍摄计划，一听说康生枪响，连忙原本奉还。1959年，吴宏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级领导多次找她谈话，向她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要她同她的丈夫离婚，尽管她同吴宏毅感情一直很好，已有了一女二子，但是，她迫于政治压力不得不与她的丈夫离了婚。
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1963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龙卷风，1964年年底，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进驻了北京大学，他们认定北大校党委在教育路线上犯了错误，便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要揭开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诚然，工作队是上级党的化身，而聂元梓本来与陆平的关系就不好，在这场运动中她表现得十分积极，她同陆平的所谓“错误”和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北大校党委书记陆平对一批教员的“右倾错误”的批判，以及关于60年代初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工作作风的争论，此人深受陆平器重，但却在哲学系党总支改选中落选）展开坚决的斗争，成为工作队依靠的“左派”。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十分强调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在寒假过后，一些所谓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提前改选了班干部，校园里关于“陆平犯了路线错误”、“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的传闻纷纭，甚至一些激进学生还提出退学当兵或退学到农村落户的申请。
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对社教运动如何搞法本身就存在着分歧，致使中央内部对此也存在着分歧，1964年底，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1965年1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并由邓小平和彭真取代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由于中央指导方针的变化和人事变动，也波及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央有人认为北大“社教”工作队犯了错误，将它撤走了，由北京市委领导的第二个工作队又进驻北大。北大的运动形势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65年5月4日晚，在北大“五．四”运动场举行万人营火晚会，陆平又重登主席台，这是他自从第一个工作队进校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在会上发表演讲，扬眉吐气地大声说：“我陆平还是好人嘛！”
接着，第二个工作队在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召开了北大党员干部整风会，所谓整风会实际上就是整人会，第一个工作队时的积极分子们都作了检讨，自然聂元梓也在劫难逃，又是批评、斗争、无限上纲上线，痛哭流涕地检讨，搞人人过关。
再下来第一个工作队时的积极分子有的受到了排挤，有的被下放了，而聂元梓也被穿了“小鞋”，她知道自己已无法再在北大呆下去了，便萌生调离北大的念头。本来，她自从1959年同第一个丈夫吴宏毅离婚之后，就一直寡居，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未想再婚，可是，这一回她却积极拜托月老，以闪电战的速度解决了自己的婚事，于1966年1月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中监委常委吴溉之，为调离北大准备了条件。
5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调查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情况。
同日，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北局指示，强调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
在调查组进校后不久，北大哲学系青年教师、社教后期挨批的宋一秀、高云鹏找到原也是哲学系教员的调查组成员张恩慈了解情况，在谈话中张认为北大运动搞得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他们询问他运动该如何搞法，是否可写大字报或小字报之类东西。张未置可否，只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
在此期间，原哲学系教员、现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的杨克明也会见过张，他俩是同事、朋友，也交换过对运动形势的看法，杨从张嘴里得悉彭真已垮台。
5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五?一六通知》。聂元梓一边听着，一边用左手不住地揉着脸颊，因为她过去得过中风，只要一激动起来，脸上的肌肉就痉挛不已。
就在那几天，哲学系几个青年党员教员杨、宋、高、赵正义（系党总支副书记）和夏剑豸相约聚在一起议论形势，恰巧聂元梓串门子来，也加入了他们的议论，几个青年教员主张写大字报，聂元梓提议写社教运动，但更多人主张写文化大革命，最后决定从宋硕报告开刀，批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
最初，他们决定以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负责改写，但他们不满意初稿，于是，宋又二易其稿。然而，众人还是不满意。有人主张模仿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写法来写，结果，又推杨克明再作改写。
当他们多次开夜车策划写大字报之时，聂元梓曾去找过曹轶欧探听虚实。聂元梓等来到了调查组下榻的西颐宾馆，这是一幢中国宫廷式的建筑物，上电梯，穿过铺着紫色地毯的楼道，他们被人带到一间会客室。
在会客室里，聂元梓一见到曹轶欧，便亲切地叫唤声：“曹大姐。”
在她们互相寒暄了一阵子之后，聂元梓坦率地谈出了自己对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她认为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是北京市委的黑干将、黑窝子，压制了文化大革命，她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5月14日陆平在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内容，说什么“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
曹轶欧专注地倾听着，偶而插了几句话：“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纲领性文件，你们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认真领会。”
聂元梓又道：“我们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呀？”
“能，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曹轶欧回答说。
5月24日晚，杨克明躲在北大24楼112室高云鹏的宿舍里开夜车，他对二稿做了几乎是推翻性的修改，于25日凌晨才终于大功告成。他稍事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子交给高云鹏之后，自己便到电工所上班去了。
25日上午，高、宋、夏和赵又聚集在北大25楼204室宋一秀的宿舍里讨论杨克明的三稿不久，聂元梓也来了，他们集体推敲稿子，逐句定稿。聂元梓还掏出钢笔在末尾上添上几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应为“诡计”──笔者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鬼计”一词一直到后来《人民日报》上发表，依然原封不动。此外，她还提议在最后一段加上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当天上午，大字报抄写出来了，由于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她的大名自然就摆到了前头，然后是这样署名：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由于杨克明不在场，他的名字由高代签。在签名过程中，宋还叫来同观点的青年教师李醒尘，经众人动员劝说，也在上头签了名。
中午一点，聂元梓说：“咱们就把大字报贴出去。”
“别这么急，等两天看看气候再说。”有人道。
“不行，大字报必须立即贴出，明天是26日，按计划校党委要召开全校批判‘三家村’的大会，大字报一定要贴在大会召开之前，否则，咱们指责‘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被压制下来’，岂不是不攻自破？”聂元梓坚持自己的主张。
下午2时许，他们终于把大字报贴到了校内大饭厅东墙上。
一石击起千层波澜，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贴出后，仅仅三、四个钟头，就有几百张大字报跟着贴出来，由于当时年青人的头脑都是狂热偏激的，那些大字报大部分都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只有六、七张大字报是反对他们的。晚上七点，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同志召开第一次党委会，研究下午发生的事情。同时，有些群众贴出新的大字报，指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转移群众对‘三家村’斗争的视线”，是“为邓拓一伙开脱”，他们还在大饭厅里发表演说：“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聂元梓是反党的大阴谋家，是邓拓的忠实卫士，是别有用心的……”
那时候，哲学系师生正在另一个地方和郊区一部分工农群众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一部分群众来到了会场的门口，要冲击会场，他们激动地高喊：“现在已经不是下午的形势了！”
“我们要找聂元梓算账！”
哲学系的人企图把他们拦在门外，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没等大会开完，一群人就冲进了会场，他们前、后门都堵起来，要斗争聂元梓，而聂元梓则在支持她的一些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会场。
接着，反聂元梓的学生数百人又集聚在大饭厅开会，有人登台演说：“聂元梓一伙人故意在全校声讨邓拓的大会召开前夕向校党委开火，是为了要转移斗争目标，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抗党中央毛主席……”
当一些哲学系师生企图为聂元梓辩护时，遭到群起而攻之。
晚上九点半，陆平召开全校第一次党员大会，强调内外有别，要有组织纪律性。十一点，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新市委文教书记、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未正式上任的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按李雪峰后来的回忆说，他是被康生、陈伯达硬骗去的）以及华北局的三个书记处书记等先后赶到北大，了解情况，开会研究。夜里十二点，又召开了第二次全校党员大会，李雪峰做报告说：“党内要有纪律，不能光发抗议、通电，大字报应该内外有别，文化革命应该要有计划，有周密布署地进行，北大校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我建议是不是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先揭下来，或者用其他大字报盖住。……”
5月26日上午，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在临湖轩同聂元梓谈话，黄一然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等职，善于辞令，他娓娓动听地劝说聂元梓主动检查，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吟片刻，回答说：“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29日，清华大学附中学生喊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他们秘密组织了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支《红卫兵》。六月初，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五中、矿院附中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组织。红卫兵在誓词中这样写道：“我们是红色政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3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人民日报社，宣布改组《人民日报》，撤销吴冷西社长的职务，并宣布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他来领导，这样，中央文革就掌握了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
25日下午，调查组的张恩慈在大饭厅看到了这张大字报，他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当即向大字报的签名者索取了大字报底稿。又一日，受压的杨克明又来找他的朋友张恩慈询问说：“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
不久，张给杨打电话说：“我带你去见曹轶欧好吗？”
“好的，那太好了。”杨兴奋地连连点头。
杨即刻赶到西颐宾馆找到张，他俩就来到曹轶欧的房间，敲响了房门。
张向曹轶欧介绍了杨克明及他们写大字报的情况，接着，杨赶紧把大字报底稿交给曹轶欧。在曹轶欧看完大字报，她思索了片刻后表态说：“我看这张大字报没什么不对的。”
而后，她又问了杨的年龄和工作情况，杨一一作答。接着，她又说：“做这种事情一定要谨慎。”
后来，杨离开了曹轶欧的房间，而大字底稿则留在她处。
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刊载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当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六月一日”
这天下午4时，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问他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并说：“北大的这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必须立即广播，立即见报。”还誉它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纪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当天晚上，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之后，北京“炸”了，全国也“炸”了。
当夜，康生在他家的书房里看文件，突然，听见隔壁卧室里传来了一阵电话铃声。
“康生吗？我是轶欧呀。”原来电话是坐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曹轶欧打来的。
“嗯，是我，有什么情况吗？”
“电台刚播完大字报，采编部的几台电话，便一直没停顿地收到各方群众来电。”
“都有什么反应？”康生迫不及待地问说。
“有支持的，也有质问、抗议之类的。”
“这是好事呗，让各类人物都上场表演一番，阵线才见分明。”康生想了想，又说，“你让电台的同志，立即将来电内容整理一下，两小时送来。”
康生放下电话后，他点燃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思索着。过了片刻，他又抓起电话筒，接通中央文革办公室，说：“请王力、关锋、林杰同志立即来一趟。”
晚间十一点多，王力、关锋、林杰三人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康生的寓所，康生对他们打过招呼，开门见山地道：“第一回合，我们已占尽上风，刚才电台反映，许多群众对宋硕、陆平、彭佩云之流，表现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当然，也有少数右派和被蒙蔽的群众，在那里起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将群众变成揭发批判黑帮的革命行动，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孤立少数右派。你们三位，今晚要连夜赶出一篇文章，明天在《人民日报》和大字报同时见报。”
“康老，报纸这时已截稿划版，且这文章如何写法尚未有头绪，是否放缓一天？”王力请示说。
“莫说铅版尚未上机，就是报纸印出来了，也可统统销毁重印。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容得磨磨蹭蹭！搞文化革命，也须有当年武装斗争那股劲，拖一天，战机要贻误的。”康生提高了声音道，他想了想又说，“可能你们的力量弱了些，由伯达同志和你们一起搞，等会我给他去个电话。”
这当儿，曹轶欧送来了《情况简报》，康生草草地翻阅一遍，就在上面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然后，他将材料交与王力说：“这份材料，可作你们写文章的参考。明天再打印二百份，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中央各部委。”
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控说：“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3日，《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张承先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次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正如毛泽东主席后来的话说，“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转了北大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好像一根危险的导火索被拉了，这下可不得了，高大的黄河堤坝被炸开了一道大口子，压顶的黄河水一泻千里，游荡成性的蛟龙失去了羁縻，它咆哮着横冲直撞，“浑洪贔怒，鼓若山腾，浚波颓迭”，再也不任凭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被大禹镇在龟山脚下的淮涡水神无支祁也怒吼地翻身挣起，顿时江河横溢，激石云洄，人为鱼鳖，滔滔的洪水冲垮了剧场学堂，淹没了工厂商店，吞噬了庄稼良田，搅混了粪水尿泡，正是：“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潘朵拉之盒被打开了，一切冲动、疯狂、阴谋、罪恶、疾疫等飞蝗一样铺天盖地，全面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公开向北京市委的喉舌《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猛烈开火。紧接着，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载了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三家村”》，《红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几篇“檄文”的接连披露，就像阿拉伯港湾的大油田，其中一个油库先爆炸，燃起熊熊的火焰和浓浓的黑烟，而后，引起了连锁的大爆炸，一整排银白色的油库都相继燃烧起来，烈焰腾腾，火光冲天，震撼了大地，震撼了世界。
不用说，我们的学校也沸腾了起来，同学们群情振奋，激扬文字，在校党总支的统一部署下，各个班级纷纷办起了各种各样的大批判专栏，大批判的浪潮如不断上涨的洪水一般越涨越高。
下午第一节课后，全校初三以上的学生和全体教职员都集中在二部礼堂里，听取蓝峰书记关于当前运动的动员报告。
在他的讲话中，提及了鲤城五中有一个初三学生，名叫王登云，他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长篇文章，批判高甲戏《连升三级》，寄给省委，引起省委第一书记马为的极大重视，为此，省委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准备过几天把这篇文章刊登在省报上，并组织人力批判高甲戏《连升三级》。
《连升三级》是一出著名的丑角重头高甲戏，描述一个大草包贾福古居然考中状元，而且官运亨通、连升三级的讽刺故事。据说，这是一株影射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毛主席的“大毒草”。它在一九六二年公演后，立刻受到了一些戏剧权威人士的大力赞扬，说他“列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逊色”，和莫里哀的剧作相比“不在其下，而在其上”，“《连升三级》可以拿到北京演出，保险有观众”。这样，《连升三级》果真被送往北京演出，演出后，又是开座谈会，又是写评论文章，一时誉满京城。
蓝峰书记的北腔北调说：“王登云我看至多不过是一个十五岁的小鬼，可是，在他的身上却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有一股小老虎的精神，有一股孙悟空的精神，有一股革命的闯劲，这是难能可贵的。今天在座的同学，都是初三以上的学生，年龄和王登云不相上下，你们是不是也能够像王登云一样，敢于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呢？解放后，出了好多坏戏、坏电影、坏小说、坏文章，你们可以一个人，也可以几个人合作搞‘互相组’有系统地写一些大型的批判文章，弄几颗重型炸弹出来。我看我们学校人才济济，是不是也可以出几个王登云的人物呢？
“我们党总支开会研究过了，决定从明天起，初三以上的学生下午第一节课后一律搞运动，你们自修课也可以自由掌握，要拿来搞运动，我看也可以。政治处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潘家宜老师来负责抓这项工作。你们写好了东西，可以送到编委会来，也可以写成小字报，贴在班上，不要到处乱贴，贴得墙上乱七八糟，像打补丁一样像啥样？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提倡写大字报，你们都不要写什么大字报，也不要画什么漫画。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坏电影、坏戏、坏小说，批判‘三家村’牛鬼蛇神。我们党总支决定，学校图书馆开放所有的旧报刊、旧杂志、旧书籍，什么《燕山夜话》都可以借，只要你们是拿来批判就行。你们可以放着胆子干，王登云才是初三的学生就写了一万五千字的长篇文章批判《连升三级》，我们这里有许多是高三的学生，为什么不可以也显两手，写什么三万字的大型文章批判什么戏呀，电影呀？……”
这几天的形势变化很快，就像万花筒一样瞬息万变，当同学们正埋头于旧书堆、旧报堆里，准备要干出一点名堂之际，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它如若一颗一万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在神州大陆上爆炸开了，产生了强烈的可怕的冲击波、光幅射以及放射线，其光辐射波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在这九州方圆里居住着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无论男女老少、显达苍生、圣徒恶魔、舜尧纣桀，通通都难以逃脱这可怖的光辐射和震憾。如果说北京是爆心，政权机构处于贯穿辐射圈里，那么，我们学校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至少也是处于冲击波的圈围之内，可以想象，其所受到的冲击程度是何等之大。
2日下午，我在上学的路上，远远望见叶思声走在我的前边，就大声喊道：“思声，等一等我。”
叶思声听见喊声，掉过头一看，发现是我，便停下脚步等我，我连忙小跑赶上前去，两人一边走着，一边谈起话来。
叶思声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诉我道：“你知道吗，今天师院已经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整个院部的墙上，各系的大饭厅都贴满了大字报，看来，这股强劲的台风很快就要吹到我们学校里来。”
“是啊，收音机一广播北大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全国都闻风而动起来。”我停顿了顿又问，“欸，你听说这些大字报是关于什么内容吗？”
“这些大字报可是五花八门，不过，主要内容多是提出要揪师院的‘三家村’牛鬼蛇神，批判一些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个别的竟敢老虎头上打苍蝇，提出许多问题责问师院党委、责问第一书记罗湘咧。”他稍稍放慢了脚步。“听说，管剑飞的父亲管佑元也被贴了大字报，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反共老手、漏网右派等等。”
“管剑飞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伪县长，还是省民革的常委，像这样的民主党派的老头子，肯定要受到这场运动的冲击的。”
“唉──被贴大字报的人多得不胜其数，什么历史系主任范增雅是反动学术权威、省史界的‘祖师爷’、吴晗式的人物，什么中文系主任郭欣是反动政客、‘南霸天’，什么周小燕的父亲周世剑是腐化大王，等等等等。“叶思声喘了一口气，又愤愤不平地说，“他妈的，他们也贴了我爸爸的大字报，唉──没的说，没的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我听他说着，掉头望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
叶思声的父亲叶文捷教授，以前曾任东南师院生物系主任，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被打成右派罢了官，以后，虽然他的右派帽子已被摘掉了，但是，每当运动一来，他免不了仍首当其冲。
过了一阵子，我又发问：“欸，那几张责问师院党委和罗湘的大字报，都提的是什么问题呀？”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指责党委压制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想把运动引入‘纯理论’、‘纯学术’的邪道上去。”
“是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得迅猛异常，就像一场大雷雨，一下子‘乌云压城城欲摧’，紧接着倾盆大雨就下来了。我可以断言，只要到明天，我们学校的大字报也将如雪片一般张贴出来，不信拭目以待。”
“这个我相信，这场文化大革命真叫迅雷不及掩耳，前些天，校领导还不准我们写大字报，现在连收音机都广播了大字报，谁还敢禁止我们贴大字报不成？”
由于毛主席下令广播了北大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霎时间，星星之火燎燃全国，如同一座座火药库连锁爆炸，震撼了整个大地，震撼了全世界。
三日的早晨，校园里非同往常，简直就像白骨精要油炸唐僧肉的鼎里的油一样滚沸了起来，只见到处都是人群、激动和议论，标语、大字报如若排炮般打了出来，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然，这些“梨花”可是带着浓浓的梯恩梯气味。
这些标语和大字报多是寄宿生们昨夜赶写出来的，师院大字报之风迅速地吹了过来，我们学校的同学们也不顾校党总支以前对大字报的禁令，纷纷自发写起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多系声援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揭发贾兰桢、孙珉甫、王宗平、蒋希达等“牛鬼蛇神”问题的。高三（3）班刘魁和吕克刚又刷写出《强烈要求校党总支停课闹革命》的大字报。
课间操时间，扩音喇叭传来通知，要全校师生马上到大操场上集中。
当全校师生都集中好后，陈金贵副校长代表党总支做重要讲话说：“昨天，我们的蓝书记一清早就到院部开会，开了一整天的会，很晚才回来。省委、师院党委对这场运动十分重视，并作了具体的部署。我们的蓝书记一回校，连夜就召开了党总支会议，作了详细的研究.。……今天，在这里，我代表党总支正式宣布，决定从今天下午起，全校先暂时停课一星期，专门搞运动，大字报现在在校内可以贴，但底稿最好交到政治处、编委会来，我们编委会也要组织一批人抄写大字报，以便将来汇编成集。我们已经布置工友赶快把大字报栏的架子搭起来，你们要纸张、墨汁、浆糊等，都可以到总务处去领。我们党总支希望全校的革命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大字报是重型武器，主要是用来揭露牛鬼蛇神，用于对敌，因此，要先把敌情搞清楚，再集中目标去打，我们要提高斗争的艺术，大字报的质量要高，不要写历史的问题，现在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我们要谨防有坏人从中混水摸鱼，搞乱阶级阵线。我们要在党总支的统一领导下，站稳阶级立场，坚决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掀起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在校党总支决定停课搞运动之后，广大师生立即行动起来，雷厉风行，纷纷挥笔疾书大字报，大字报犹为汹涌澎湃的洪峰一峰高过一峰。
下午上学时分，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刚刚搭好了大字报栏，又一批数量可观的大字报张贴了出来。
不用说，揭露贾兰桢、孙珉甫、王宗平、蒋希达这些“死老鼠”的大字报触目皆是，简直若同“泛海”的黄瓜鱼充斥市场一般。还有的大字报是揭图书馆朱光奇老师，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前他是一中的校长，曾经镇压过革命学生运动。一张大字报是初三几个学生写的，揭发肖亮的父亲肖华翰老师解放前当过伪《中央日报》的记者，是中统特务。
…………
教室里又有好些人，我看见女生们分成两摊，一摊是钱水仙、曹月仙、赵树瑶、郭乃丽等人，另一摊是杨洁、张露、朱温文等，她们将课桌拼起来，一边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着，一边在抄写着大字报。我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到她们附近处，斜眼偷望了大字报几眼，我见钱水仙她们的大字报题为《民兵工作必须要落实》，而杨洁她们那一张题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解剖孙珉甫的几首黑诗》。
这会儿，尤品玲走进了教室，她走到杨洁她们那里，信手将她们大字报的底稿抓起来看着，口中念道：“‘当花儿开放的时候，／要分冬天和夏天；／当幸福增长的时候，／不分冬天和夏天。’嗨──真是一首莫名其妙的诗，说什么也不懂得。”
坐着的杨洁抬头瞥了她一眼，说：“这是一首邓拓式的黑诗，当然是隐晦费解的，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要想‘瞒天过海’是办不到的。”
尤品玲把稿子还给杨洁，又对她道：“杨洁，让我也来写几行，学学毛笔字，练练书法。”
“行，你来写吧。”杨洁把手中的毛笔递给她，随即又让位，站在一旁“鉴赏‘她的“花柳体”。
此际，林文武和叶思声走过来，林文武对我说：“李晟，咱们一起上总务处领纸张、墨汁、毛笔写大字报。”
“行，走吧。”我说着，便跟他俩一道走出了教室。
当我仨走到办公楼附近时，恰巧看见蓝峰书记、陈金贵副校长、卞兴怀副校长以及政治处主任潘家宜、副主任梁雄等人，他们满面春风，有说有笑，簇拥着几个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大块头、领导模样的人物，我认得其中有一位便是东南师范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的罗湘，只见这一行人正走向办公楼前面的空地，大约，他们是要观看那儿的大字报，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谈论着什么，吸引了在场好多同学的注意，好几十双眼睛都投向他们的身上。
叶思声小声地告诉我们道：“你们看，最前面的那个块头最大的就是罗湘，他旁边那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人是师院第二书记谢忻伦，他是刚刚调来不久的，后边那个戴着玳帽眼镜、半秃顶的是副院长杨雨皋。”
“罗湘我以前曾经见过一回，其他人我概不认识。这几个大人物今天会来我们学校看大字报，真是哈雷慧星又出现了。”我说。
“听说，昨天夜里，省委第一书记马为还乘坐一辆红旗牌轿车到师院来，找罗湘、谢忻伦等人谈话，一直谈到深夜。”叶思声的脸上露出有些神秘的样子。
“噢，是么？怪不得今天清早师院党委来电话紧急通知说，现在大字报可以自由写。”林文武若有所思地道，“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太快了，真叫作‘风驰电掣，不知所由。’”
今天，罗湘书记一行人乘坐伏尔加轿车来我们附中观看大字报，这是有来头的。
6月1日，毛主席亲自下令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北京的“天鸡”一鸣，“天下鸡皆随之鸣”。
在6月2日上午，数学系九位学生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师院党委要想把运动引向何方？》，指控党委从运动一开始就把学校的运动引入“纯学术”、“纯理论”的邪路上去，要政教系批判坏电影，中文系包打三十年代文艺，历史系批判翦伯赞和唐太宗，其做法和陆平黑帮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师院党委对运动还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制定种种清规戒律，说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提倡写大字报”，“你们写的材料都要交到编委会来”，“不要开群众大会”，“要开小组会”等等，压制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最后，大字报质问师院党委究竟要想把运动引向何方？
接着，下午政教系也贴出了一张矛头指向党委的大字报，谴责党委时至北大揪出陆平黑帮的今日，仍拼命强调什么“这场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分清敌我，集中火力，看准敌人，师院与北大有性质的不同”，并且还说“大字报可以贴，但最好通过编委会，不相信编委会，自己可以贴”云云。党委不相信广大革命师生是有毛泽东思想觉悟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奉劝党委赶快走在运动的前头去，不要成为革命师生的绊脚石云云。
当然，2日出现的大字报大量的内容还是关于打倒所谓“牛鬼蛇神”，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些大教授、系主任们，诸如范增雅、郭欣、管佑元（总务处处长）、叶文捷、周世剑（化学系教授）之辈都是首当其冲，“榜”上有名，有的名字甚至还打了红叉叉或者颠倒了过来。
晚上8点钟，省委第一书记马为同志突然驱车来到东南师范学院，他听取了罗湘、谢忻伦等人对运动情况的汇报之后，提醒师院党委说：“这场文化大革命非同往常，不是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你们可不能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哟，不能像前一阶段那样缩手缩脚的，大字报怎么不可以自由贴？还要通过什么编委会，我看不必了吧。你们不要像陆平黑帮一样也害怕大字报，对群众运动定这么多的框框。教育界的问题很多，也很严重，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家都要动手写大字报，进行普遍的揭发，对于党委和院领导在贯彻毛主席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着什么问题，工作中有什么缺点和错误，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也要鼓励群众积极起来揭发……”
对于马为的这番话，罗湘听是听了，却显得不以为然，由于运动刚开始，他俩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也不一致，罗湘主观地认为当前敌情严重，把那些贴党委大字报的人视同当年跳出来的“右派”分子，正在盘算如何撒下尼龙大网，将那些调皮捣蛋的鱼儿统统收拾上来。
马为书记走后，罗湘即交代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明天一早便通知各系，宣布大字报不受限制，在校内可以自由张贴。
3日上午，罗湘书记带着谢忻伦、杨雨皋一行人到各系逛了一圈。他想先摸一摸敌情，看看各系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开炮的火力猛不猛，观察一下有没有少数坏人乘机混水摸鱼，肆意攻击党委，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对策。
这一天，各系大字报的数量比昨天更多了，犹如万炮震金门一般势不可挡，其中围绕着数学系和政教系的那两张大字报，许多同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要批评党委，党委有右倾保守思想，没有站在运动的前头领导群众，对运动定了好些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甚至，前一阵子，还动员广大师生翻故书堆，企图将运动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邪道上去。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给党委提意见就是反党”，是“像五七年右派分子一样猖狂地向党进攻”，提出“誓死保卫院党委”的口号。还有人认为院党委已经宣布大字报不受限制，若再去批评党委，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动机不纯，别有用心的表现”，云云。
对于这些众说纷纭，罗湘书记未加表态，他好像不露声色，其实，他心中何尝没有算盘呀？只是他觉得现在应该先放一放，让各种人都淋漓尽致地表演一番，充分地“亮相”之后，再作区处。
下午，罗湘一行人又来到我们的学校观看大字报，在大学各系掀起的狂风暴雨相比之下，我们学校的运动可谓是下毛毛雨，大字报几乎清一色，简直就是“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根本没有出现什么对立面，向党总支提意见的大字报寥若晨星。
当罗湘一行人走到办公楼的旁边时，那墙上刚刚刷贴出了一张顶天立地的大字报，触目的大标题是《卞兴怀是贾兰桢之流的黑后台》。那大字报是用很大张的新闻纸写的，足有二人高，稀湿的浆糊把纸也弄得湿漉漉的，那书法刚劲、有力、老练，不像一般同学写的毛笔字尽是歪歪扭扭的，恰似蚯蚓在爬行一般，大字报的落款是：“数学组余沂龙戴继南”。
这张大字报就像一个强大的电磁场吸引了好多人聚围着观看。当人们发现罗湘书记一行人走来时，中间的群众纷纷自动让到两旁，罗湘、谢忻伦、杨雨皋他们微笑着向同学们点头致意，停下脚步，也抬起头来观阅着这张大字报。
余沂龙、戴继南老师的大字报，指控卞兴怀副校长和贾兰桢狼狈为奸，臭味相投，他们经常在他们的宿舍房间里品茶吟诗，抽烟弈棋，甚至，在贾兰桢长期隐瞒地主成份的问题开始暴露之后，卞兴怀身为党总支委员、副校长，他还时常到贾兰桢的房间里去玩。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柯达和等九人贴出了《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的大字报，在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贾兰桢更是惊恐万状，他当天夜里一连两次跑到卞兴怀的家去，偏偏都没找到人，他不甘心，次日凌晨“三顾茅庐”，总算是碰见了其主子，他俩躲在房间里叽叽咕咕着商量着如何对策。以后，卞兴怀在部分教师座谈会上以及其他场合，竭力地充当贾兰桢的辩护士，千方百计地为他开脱，说什么“他一个月工资104元，如果不让他教书，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他的问题还没完全弄清楚，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落实”云云。总之，在卞兴怀的这把保护伞的庇护下，贾兰桢依旧显得神气十足，旁若无人，事实充分地说明了卞兴怀是贾兰桢之流的“黑后台”。
罗湘的两眼直视着大字报，脸部的表情是不可捉摸的，以后，他默默无语地离开了那张大字报，其他人包括神情紧张得连心窝也捏出一把汗来的卞兴怀副校长在内，又赶紧前呼后拥着他。
过了会儿，罗湘头也不转地问旁边的我校党总支书记蓝峰说：“写大字报的这两个是什么人呀？他俩平时的表现怎么样？”
蓝峰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湘，企图从他那张莫测高深的面孔寻得着什么，他思索了片刻，谨慎地回答：“余沂龙和戴继南都是数学组的青年教师，平时表现还可以，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戴继南是一个侨生，余沂龙是……好像是富裕中农出身的。”
这时，走在最旁边的我校政治处主任潘家宜更正说：“余沂龙老师的家庭成份是下中农。”
“噢。”罗湘随口应了一声，漫不经心地瞥了潘家宜老师一眼，不再说些什么。
林文武、叶思声和我一起挥笔写了《把贾兰桢、孙珉甫、王宗平、蒋希达之流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大字报，该文痛斥了贾兰桢之辈一番后，强烈要求校党总支立即对他们实行停职反省，并召开批判大会批判他们。
我们贴好大字报，又把浆糊桶归还总务处，洗了手，然后，就打算回家去，天已经快黑了。
当我们走到校门口附近时，看见在那儿的围墙上又新贴出几张大字报。我仨走近处，发现其中一张是我们班钱水仙、曹月仙等人写的。
这张大字报题为《民兵工作必须要落实》，批评学校领导对民兵工作不重视，只在口头上讲讲而已，实际上却不重视，似乎民兵工作可有可无，民兵训练课一个月才上一次，实弹射击训练一年还没有一次，弄得普通民兵不会拼刺杀，通讯兵不会铺架电线、不懂得如何发报，信号兵不会打手旗，卫生兵不会搞包扎，这样子，试问，怎么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还有一张湿漉漉的大字报《我的意见》，是高三（3）班的秦若西一人刚贴出的。
这张大字报也先罗列了事实，指出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后，，党总支书记蓝峰在我们学校却仍然按兵不动，一直到5月25日才向师生马马虎虎做了一个所谓动员报告，对运动下调调，定框框，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提倡写大字报，你们都不要写什么大字报，也不要画什么漫画”，鼓动大家都去学王登云，写“大型的”、“长篇的”、“高质量的”文章，埋头去翻旧报纸、旧杂志、旧书籍，妄图把运动引向“纯理论”、“纯学术”的歧途，其所作所为和陆平黑帮搞海瑞“平冤狱”问题的研究是没有差别的。
大字报的作者还指责校党总支长期以来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去年，高初三同学到龙江大队劳动，正好这是最紧张的农忙时刻，离小雪节气只剩下三、四天了，可是大队仍有大片的稻子尚未收割，地还没有开，麦子也没种下。这时候，两星期的劳动锻炼即将结束，同学们纷纷请求校领导把劳动小结带回家去写，在帮助贫下中农干一天，然而，校领导对此却无动于衷，一口拒绝同学们的要求，竟说什么“我们帮他们干了这么多天，已经差不多了，如果我们没有来，他们不是照样干吗？”并说“学生下乡劳动主要是体验生活，不是顶劳动力”云云。此外，我们学校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众所周知，最近我们盖了一座厕所就花去五万元人民币，实际上，我们学校不是没有厕所用，而且，这座厕所所选择的地点又比较偏僻，利用率不高，可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就是这样慷国家之慨，任意地挥霍人民的钱财。
最后，大字报的作者尖锐地质问校党总支究竟是马列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所推行的到底是哪一条路线。
我们看罢大字报，即离开了学校。在路上，我问叶思声说：“欸，这个秦若西何许人也？”
“秦若西呀，听说是一个高干子弟，他父亲是哪个地署副专员。”
“噢，怪不得这人吃了豹子胆，竟敢在太岁头上动起土来，不知刚刚师院罗湘书记他们有没有看到这张大字报。”林文武也凑上嘴道。
“大概没有吧，这大字报是在罗湘走了之后才贴出来的，连浆糊还未干咧。在今天所有的大字报中，秦若西的大字报算是放了一颗卫星，不过，他说的东西都是事实。”叶思声又说。
“事实是事实，只是结论未免下得太早了一点，难道单凭这几件事就能下断言我们学校的党总支是修正主义的吗？头上长角的并不一定是水牛，有着白肚皮的也不见得肯定就是小蝌蚪的妈妈，我记得巴甫洛夫说过一句话，‘不要忙着做结论，永远做一个有耐性的人吧。’”我若有所思地道。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