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从1966年1月底说起，江青从上海乘飞机到武汉，她在东湖梅岭宾馆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向他请示说：“我想找几个军队同志开个文艺座谈会，谈谈文艺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瞥望了她一眼，不以为然地道：“你在军队里没有名义，怎么好开会？”
“我想请林总支持。”江青说。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点头说：“那好，你去请求林彪同志，由他委托你开。”
这样，江青又从武汉飞回了上海，再从上海赶到苏州去，去见在苏州养病的林彪。
林彪和叶群住在苏州一幢高级别墅南园宾馆里，这幢别墅早先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氏的私人住宅，它建筑豪华，庭院里栽着许多花草异木，还有喷水池，只是因为林彪怕水，喷水池设而不用，楼内还有游泳池，四周戒备森严，西北角还有一座坚固的防空工程。
林彪对江青不约而至感到十分意外，他赶紧在客厅里会见了江青。
江青这人是对谁也不看在眼里的，包括眼前这位军队的副统帅，她咄咄逼人地问林彪说：“林总，你为什么不看戏呀？”
“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林彪连忙解释道。
“林总，你应该多关心一些文艺工作。”江青直言不讳地说。
“我不懂。”他坐在一张特制沙发上对她道。
“主席最近关于文艺工作有两个指示，你看过没有？”江青又问。
“看过。”林彪点点头。
“那你对建国17年的文艺工作怎么看？”江青又在居高临下地审问这位军队的副统帅。
林彪思索了片刻，回答说：“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
“不对，方向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建国后的17年来，文艺界一直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主席最近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主席还在去年6月27日给中宣部的批示上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主席的批示发聋振聩，给我们都敲响了警钟。”江青向林彪重述毛主席的批示，挟天子令诸侯。
而林彪则洗耳恭听，他只好沉默了。
江青接着又继续说：“林总，我想在上海召开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不是我要搞的，是主席要我搞的，主席说要我请尊神，所以，我就到苏州来请林总了。”
“我身体不好，一直在休养，这你是知道的。”林彪摇摇头推托说。
江青的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她突然发现旁边一张几桌上堆放着一叠唱片，便信手取过来翻看了一番，都是一些戏剧和电影唱片，不看也罢，一看她立刻又沉下脸道：“林总，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些都是坏戏、坏电影。”
“我只是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些。”林彪连忙解释说。
他们的谈话不欢而散，当晚江青就回上海去。
尽管林彪与江青的会面是不愉快的，但是，他还是同意让江青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样，从二月二日到二十日，江青就在上海召集了刘志坚等部队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黎明等。
在会前，“林办”叶群打电话给刘志坚，传达了林彪的一段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还说，“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刘志坚接到电话后，当即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你吧。”这样，肖华不去，刘志坚只好去了。
在临行前，肖华对与会者做了指示：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在开会时，刘志坚先传达了林彪的那段电话指示，即“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都要更加提高。”然后，江青讲话，说：“我首先请刘志坚同志代表我向‘林总’转达我对‘林总’的谢意，同时，也对刘志坚同志为筹备这次座谈会做了大量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接着，江青又说，“这次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这次开会，给同志们印发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看了平剧《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在这次会议中，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不用说，这些电影和戏都是由江青指名要看的。此外，还开了四次座谈会。
在会后，由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修改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约三千多字《汇报提纲》。20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21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江青过目。22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表示满意。
23日上午，刘志坚由济南飞回北京，谁知飞机一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上海的长途电话，江青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同志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修改。另外，请你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当天下午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参加修改。
在陈伯达、张春桥二大秀才的捉刀下，《纪要》八易其稿，从最初的三千多字增至一万字，并受毛泽东主席三次审阅修改，毛主席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终于定稿，这样，一份《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问世了。
江青又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当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纪要》大字排印本，他将此文件视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予以高度的赞扬和评价，道：“它是讨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宣言书。《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2月3日彭真同志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当时，五人小组的成员是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和吴冷西，由彭真担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诚然，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搞垮诸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到所谓“反对派”，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却又偏偏任命行将被打倒的彭真为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让他来领导这场运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也许，是处可以引用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一段话来解释。老子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当把彭真摆到了台面上的中心位置，成为众目睽睽的风云人物，故意造出一些假象，使之能够充分表演亮相，总之，千方百计地诱导他犯错误，在这个时候，要收拾他便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毕竟有了名正言顺的废除理由。
出席那一天五人小组扩大会的有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以及非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惹愚、刘仁和郑天翔等人。在会上，彭真印发了由许立群、姚溱提供的7个材料，其中包括所谓“左派”的关锋在1962年88期《中央宣教动态》上刊载的杂文《从陈贾说起》（笔名庆云）和1962年5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疑?谋?断》等，并且，彭真还特地交代许立群就按照1月31日许立群写给他的信件内容（其对这场学术批判的意见）在会上讲。
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在先肯定了一番当前这场学术大批判之后，便转述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现在应该展开讨论，创造百家争鸣的空气，如若一谈政治问题，许多人就不敢讲话了……”
另一个中宣部副长胡绳也附和道：“六一年和六二年都曾采用借古论今的形式，影射是可以的，但是具体指什么，很难说。”
接着，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会上发了言。他引用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儿犯了过火错误等历史事实，语重心长地等告诚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我们不能靠戴人家帽子来解决问题，政治上戴帽子，是阿Q式问题，我们没有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而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则唱起了高调：“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戚村等左派，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批判队伍，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背景来谈。……”
在康生的讲话中，他还指着许立群的鼻子骂道：“你不收集吴晗的材料，都专门收集左派材料，你也写过不少坏文章，也应该把你当成右派。……”
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真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先是肯定了许立群、胡绳等人的发言，然后说：“现在有些文章火气大，妨碍自由讨论，是一个偏向，不能发展下去，要纠偏。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已经查明吴晗同志跟彭德怀根本不存在着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吴晗同志是根据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庐山会议是在上海三个月之后才开的，而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上，才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时间上说，两个会议相差几个月。虽然《海瑞罢官》这出戏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但动笔确实是在庐山会议之前，这是事实。
“邓拓同志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郑天翔同志对邓拓同志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可以证明这一些，你说是不是呀？”这时，他停下来问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郑天翔。
“是的，邓拓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他是坚决拥护三面红旗的，我可以证明。”郑天翔连忙回答。
而后，彭真又大谈起“放”的问题。他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当会议快要结束时，彭真提出要把讨论的意见向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汇报，吴冷西等人立即表示赞成，康生也未反对，于是，彭真便叫刚刚任命为学术批判办公室主任的许立群和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负责起草《汇报提纲》，并叮嘱道：“《汇报提纲》要简明，要快。”
散会后，吴冷西才走出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那个姚溱便三步并二步地追了上来，对他说：“冷西呀，你看这个提纲该怎么写法？”
《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即向他出谋献策道：“你按彭真的意见写，根据彭真的意见，搞几个要点就行了。”
晚上，彭真让他的秘书给许立群、姚溱挂电话，把这二人唤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彭真家的客厅里，彭真同许立群、姚溱二人细谈了几个小时，他讲述自己对于《汇报提纲》的意见，而二位副部长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还掏出小本子记下了要点。
谈话结束后，他俩走出了彭真的家门时，姚溱对许立群说：“这次谈得比较深，我们只照彭真一个人的意见写行了，别人的意见就不要管了。”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不必按康生的意见写，我们宁愿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愿在组织上犯错误，即使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还有个组织负责。”许立群亦表示赞同。
随后，他俩分别乘上自己的轿车离开了彭真的家。
深夜十一时许，彭真又打了个电话给许立群说：“是立群吗？”
“嗯，是我。”许立群回答。
“我是彭真呀，我问你，《提纲》明天能否就搞出来？”
“行是行，只是会上意见不集中，不知怎么写法好。”
“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彭真停了一下，又道，“要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这样做比以我个人名义发表的好，要快，要快些写出来！”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这样，他俩便搁下了电话筒。
这个《汇报提纲》也送到了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的手里，他审阅后，也在上面画了圈。
次日，即2月5日下午3点半，刘少奇在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二月提纲》。
在会上，先由许立群和胡绳做口头汇报，彭真不时断断续续地插话，讲了不少提纲中的观点。他说：“现在不敢写文章写戏是个问题，新华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坏人不写是好事，好人不写就不好，范文澜、郭沫若都很紧张，他们写东西多，问题就多，但我们从政治上看，不批判他们。……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学问，但批判起别人很带劲，借批判别人出名。学术批判要自己清理，别人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批判应当是同志式的，不要把别人当台阶使。……”
汇报完毕时，彭真的脸转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少奇、小平同志，你们谈谈吧。”
刘少奇往茶杯上呷了一口茶说：“没什么意见了。”
而邓小平也一边抽着烟，一边开口道：“对这个《汇报提纲》，我表示赞同，现在很多人，不敢写文章，怕犯错误。戏也如此，只能演兵。电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这怎么行？……什么叫红专结合？学物理的不懂物理，只读毛著怎么叫结合？很多人忽视读书，批判冯定为什么要用十二个星期？……”
最后，彭真问刘少奇主席说：“少奇同志，是否按照提纲向主席汇报？”
“就这样汇报。”刘少奇点点头。
散会后，彭真又交代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人对《汇报提纲》作再一次的修改。
2月7日，彭真带领陆定一、康生、吴冷西一行人搭机飞往武昌向毛主席汇报去了。
到了武昌，八日彭真他们即往毛主席下榻的东湖客舍向毛主席汇报去。碧波千顷的东湖波光粼粼，东湖客舍的庭院里除了少数随从人员之外，显得空荡荡，毛泽东刚刚午睡后，正在庭院里散步着，他的秘书走过来，请示他说：“主席，彭真他们来了，是不是立刻接见？”
“让他们进来吧。”毛泽东说着，转身就回屋里去了。
毛主席的秘书将彭真一行人领进客厅里，毛泽东从里屋出来了，彭真迎上前去，问候说：“主席身体好吧？”
毛泽东和彭真握手说：“好。”
接着，毛泽东又和康生他们一一握手。
在彭真他们坐定后，彭真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们这次来，是想把提纲的内容，向您汇报一下。”
“噢，你们谈吧。”
这时，彭真仍然让许、胡二人先讲，自己则在一旁断断续续地插话补充。
在汇报中谈及“郭（沫若）老、范（文澜）老要保护，不要批评”时，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是要在史学界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
当谈及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时，毛泽东依旧固执己见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一再问彭真：“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嗯，从当时思潮上看，他不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他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那一边。不过，我们通过调查，没有发现他跟彭德怀有什么交往。”彭真停顿了顿，又说，“解放以来，我们曾经多次展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一次我们要做政治结论……”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作一个结论就可以解决的。”毛泽东双眼直视着他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
当彭真提出说：“我认为左派也要进行整风，警惕他们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而毛泽东主席再次表示不同意道：“这样的问题以后再说。”
许立群又说：“何明（即关锋──笔者注）也写了不少坏文章，例如他在62年代88期《中央宣教动态》上刊载的《从陈贾说起》这篇杂文就有严重的问题……”
“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毛泽东瞥了瞥他。
其实，毛泽东主席果真如此青睐关锋、戚本禹之流吗？非也！他那Ｘ光般犀利的目光早已看透了这伙人皮肉底下的骨子，他们都是些野心勃勃、觊觎重器的家伙，是不可信赖的．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又非要利用这些人充当摇旗呐喊的急先锋不可，假如不借助他们的力量，恐怕他是难以搞垮刘少奇、彭真这伙势力雄厚的实力派，这一点是毛泽东主席十分明了的，所以，他不赞同彭真提出的左派要整风的建议。在他看来，吴晗的问题与关锋的问题是两码事，目前是集中全力先把吴晗等人批臭，进而搞垮彭真，再进而干掉刘少奇，然后，再转过来收拾所谓“左派朋友”们，以杜绝后患。果然，不到二年，在彭真、刘少奇辈被打倒之后，关锋、戚本禹他们的历史使命也算完结了，他们一伙人注定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当毛泽东听完汇报，他又说：“同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过，我不同意‘顶峰’和‘最高最活’一类说法，你们去上海期间，顺道到苏州同林彪同志谈－谈。”
毛泽东主席对《汇报提纲》未置可否，当彭真问他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而彭真则错误地判断他同意了《汇报提纲》。回到住处后，吃过晚饭，彭真叫许立群再次修改一下《汇报提纲》，并起草了中央批语。
11日晚，康生正在看内部电影，机要秘书走到他的跟前，悄声说：“康老，有个文件请你审阅！”
“什么急件？”康生愣了愣。
“就是那个汇报提纲的批语，是彭办送来的。”
康生随手把文件接过来，浏览了一遍后，问秘书说：“你有笔吗？”
“有。”秘书连忙把铅笔递过去，康生就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个圈。
当五人小组成员都传阅了这一批语之后，彭真便将中央批语连同提纲修改的地方赶紧向政治局常委报告，送请批转，但却未将批语送上毛主席审阅。
同日，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同意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正式发到全党。
从13日起，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传达《汇报提纲》。彭真还指定胡绳与张春桥会谈，胡绳对张春桥道：“吴晗的问题不能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毛主席说的。”
十七日晚，许立群打电话给彭真说：“明天就要开会传达《汇报提纲》，你看应该如何传达？”
彭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道：“你按《提纲》讲，一切照《提纲》办吧，主席是同意这个提纲的。对吴晗的批判，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不要提到彭德怀的问题，你就说吴晗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罢了官的人一面的……”
第二天，许立群、胡绳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约八十人开会，传达《汇报提纲》。会后，分四个组讨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被指定为第一组召集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为第二组召集人之一。
这个陆平是黑龙江人，他具有关东大汉的粗犷性，在解放前他是一个北大学生在战争年代失去一只眼，所以平日总戴着一副墨色眼镜。1958年，他由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调到北大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3月4日，康生以中央理论组的名义，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带七人“调查组”到北京大学。
在那天中午，陆平下班回到家里，正在吃午饭，书房里的电话铃声就响了。原来是校党委办公室来的电话说：“陆书记，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同志来我们学校搞调查，他们有七个人，由曹轶欧同志带队。”
“噢，我知道了，我就来。”陆平放下电话筒后，连饭也顾不得吃完，当即乘上轿车赶到学校办公室。
当陆平走进党委办公室，只见曹轶欧和一个人正坐在那里，他们互相招呼握手，陆平和曹轶欧握手说：“轶欧同志，你好，欢迎你们中央理论组同志来我们北大搞调查。”
一阵寒暄过后，陆平又道：“轶欧同志，调查组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准备一下，做个汇报。”
“不必了，我们是来了解学术批判情况的。”曹轶欧回答。
“你们住下吗？”陆平又问。
“住下。”她点点头。
接着，陆连忙交代办公室的同志准备房子，好好接待他们。
晚饭后，陆平按惯例前往“调查组”住处看望他们，谁知他却扑了个空，室内空无一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陆平感到十分纳闷，他沿着未名湖畔缓缓走着，夜晚的未名湖是多么安静，而此际他的心情却又是多么不平静呀！究竟曹轶欧一行人来北大干什么呀？这不能不引起他的疑虑，看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也，何况，现在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时期，他的政治神经自然是十分敏感的。
原来，调查组秘密地住在离北大有五里之遥、僻静的西颐宾馆（即友谊宾馆）里，曹轶欧他们频繁地找学校的一些人到宾馆密谈，有的人甚至谈了二次、三次，他们的行止蹊跷，怎能不引起人们种种猜疑和揣测呢？
再说3月下旬，毛泽东来到上海，下榻于西郊一座门牌号为“414”的花园别墅里，这是柯庆施专门为毛泽东修的豪华别墅。
3月18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从飞机上出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康生，紧接着，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就把他直接送到了“414”别墅。
毛泽东住的1号楼是一幢单层的湖绿色的别墅楼，横卧在绿树丛中，如若绿浪中的一个小岛。这幢别墅楼具有宏大的气派，湖绿色的玻璃门，两侧是两排长长的玻璃窗，但在窗外却看不见里面的陈列。
在会客厅里，窗帘、门帘和地毯都是绿颜色，由上而下科学采光和布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光感效应，在厅里放了一大圈单人沙发和茶几。
康生此行的目的是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京会谈的情况，他坐定之后即报告说：“主席，中日两党联合公报已经商定，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之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在他离京之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二天前刘少奇偕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了，认为应当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
毛泽东不满地望了他一眼道：“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同志。”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主席的话，连声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此外，毛泽东主席还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作出的别的决定表示不满，如关于一个外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来邀请信的问题，他先是不置可否，要在京中央常委讨论。中央常委提出应邀参加、坚持原则、进行斗争的方案。他予以否定，于三月二十四日公布中共中央不派代表团参加这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公告。
康生在国际问题谈完后，依旧坐在沙发上，搁下手中笔，压低声音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瞥了瞥他，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倾向毛泽东一侧，低声说，“彭真同志于三月十一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分明整到毛主席头上了。”
毛泽东听后，猛地吸了一口烟，也十分恼怒地道：“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主席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他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不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28日，毛泽东主席同康生、江青、赵立鸣、张春桥等人谈话，他尖锐地道：“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决议不算数吗？
“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
“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康生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本来对《提纲》是未持异议的，但他察觉出毛泽东主席对《提纲》另有看法之后，便申公豹的面孔一变，矢口否认他曾参与这个文件的制定工作，并向毛主席谎称着个文件是将他排除在外的，云云，居然也骗得了毛泽东的相信。
康生于3月底回到北京，即向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并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材料，作为他向中央政治局传达的蓝本。
31日，康生向彭真详细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尽管彭真心里是很不服气的，但是，也不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批评，他只是说：“我没有要包庇吴晗，我只是主张‘放’的方针，‘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
4月1日，在彭真的指示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人在北京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在会上传达了彭真的话道：“‘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对邓拓的本质要有一个认识，这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
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
4月2日，周恩来总理报告毛主席说；“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
彭真也赶紧写起检查来，下午，他亲自打电话叫来了吴冷西、胡绳，他俩与彭真长谈了两、三个小时，商量修改彭真的检查，最后定了稿，彭真就把它送交毛主席。
5日，彭真在他家里开会，与会者的名单是由其亲自圈定的，有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李琪、万里、郑天翔、陈克寒、林默涵、张文松等17人。彭真心情沉重地对大家道：“我在合作化、镇反、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
晚7时半，北京市委书记处开会，由郑天翔主持，通过了北京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在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又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了。首先由康生传达毛主席指示，接着，彭真作了表态说：“我只是在这方面坚持我的意见，那就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在会上，两面派康生慷慨激昂地系列批判了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又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他的“严重错误”。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这些天，北京市委也连续召开常委会，要所属各级党组织对吴晗、邓拓、廖沫沙进行批判。他们从10日便开始起草《北京日报》4月16日的编者按。15日，上午再次召集三人小组和四人办公室商定编者按的写法，下午6时许，市委常委又开会讨论关于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一六编者按（由张文松执笔）。在草稿讨论后就送到了彭真的家里，由彭真亲自修正定稿，并决定明日见报，因为第二天他要到外地开会。
4月16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反党”问题，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同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整理了《燕山夜话》、《三家村》的材料，并加了按语。早晨，电台广播了这消息，《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还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它是根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宣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次日，全国各报纷纷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的发表，极大地震动了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4月24日早晨，我独自一人上学去．当我走进学校的大门，老远便望见在学校的布告栏下面拥挤着一大堆人，起初我还以为学校当局又出啥布告、通告之类，也赶紧三步并两步朝那儿奔去．当我走近布告栏一看，啊，原来竟是张贴着一张大字报，怪不得这么会吸引了许多人挤着观看．在我的记忆中，只是1957年大鸣大放时──那年头我才小学二年级──，曾经看见过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花花绿绿，眼花缭乱。打那以后，这个“新式武器”就像中生代末期的恐龙一样绝了迹，我是好些年没有看见这玩艺儿了。想不到今天在我们学校的高墙大院里居然出现了大字报，有如夜空中出现了一颗罕见的慧星，引起了人们的一阵骚动。
那大字报的题目为《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它是用红色彩笔写的美术字体，因此，显得格外醒目。我把眼光落到末尾署名处，不由地眼睛发愣，想不到头一个签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柯达和老师，此外，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还有陈仲仁、肖而庭、叶坤、黄豪等语文组青年教师，以及外语组的郭鸣、钟建基老师和历史老师梁庆律，一共是9人。
我挤在密不通风的人群中间，认真地观阅大字报，它整整有6大张牛皮纸。该大字报主要把锋芒指向语文组的贾兰桢老师，指控他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隐藏恶劣十几年的地主、恶霸。然而，长期以来，他在我们学校里一直是个‘大红人’、‘样板’人物，历任语文教研组副组长、市校际语文教研组组员、工会委员、教师代表等职，以至于前几年他居然还向党总支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贾兰桢每个月的工资有一百零四元，是我校的高薪阶层，可是，六三年他被请到杭州疗养去，却给补助了七、八十元。那个贾兰桢不但不以此为满足，胃口反而变得越来越大了，打那以后他屡次申请补助，甚至连钢笔丢了也要求补助。”“贾兰桢长期以来篡夺了语文组的大权，横行霸道，独断专行，完全是一副家长式的恶劣作风。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毒素，竭力抵制和阻挠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竟胡说毛主席诗词的平仄不对，真是狗胆包天。一些青年教师同他的错误行为展开斗争，贾兰桢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加以打击、报复……”
据悉，六四年贾兰桢随同当时高二年段的学生到城门公社苗圃大队劳动锻炼。在一次参观阶级斗争展览会的时候，尽管贾兰桢作贼心虚戴了一副大口罩，但还是被当地的贫下中农辨出来，他是附近竹歧乡的地主，因为长期都在城里教书，所以漏划了。后来，苗圃大队党支部曾写信将次情况反映给我们学校党总支，我们校党总支也派人专门调查了这件事查明这事属实，但是，不知何故，这事却不了了之，贾兰桢至今依然逍遥自在。
此外，该大字报还点了几个右派的名字。孙珉甫解放前系国民党空军中尉，一个脱右，他这个人肚里有几滴墨水，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呼吁后，可是，孙珉甫却办起了一个《无名小园地》的专栏，他和贾兰桢等人串在一起，以介绍文学为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他时常选登一些糟粕的旧词古曲，诸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之类，用“枯藤老树昏鸦”来影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并且，他还亲自研墨挥毫写了好几首黑诗，泄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叫嚷着“我总是盼望着黎明早些归来”，妄图夺回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文章道，“当孙珉甫的《无名小园地》出笼后，遭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认为这园地办得有问题，宣扬的是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一些教师准备要动笔写批判文章，铲除毒草。不料竟有人通风报信，帅上有帅，孙珉甫赶紧收起了《无名小园地》，偃旗息鼓，指望他日东山再起，”
另一位脱帽右派分子王宗平是在总务处工作的，他俨然如昔日的“工头”一样，任意骑在工友们的头上逞威作福，工友同志病了，请假没上班，他就蛮横无理地扣人家的工资。有一回，学校东西被盗窃了，他竟肆意污蔑是×××偷的，因为他能搞五金，会开门，胡说：“你门都能开，不是贼才怪咧！”他动不动便对工友瞪眼睛，吹胡子，破口大骂工友同志为“懒汉”、“饭桶”、“笨蛋”、“像猪一样笨”、“脑子像猴脑”等等。
还有个右派分子蒋希达是负责管理劳动工具室的，他不务正业，不好好工作，一天到晚躲在劳动工具室里学英文，看历史书，水桶漏了，土箕、锄头坏了，他也不拿去修理，东西到处乱扔，所谓劳动工具室简直成了“废品公司”，乱七八糟。
文章最后曰：“所有的这一切事实难道不都是触目惊心的么？难道我们的学校是‘一池平静的湖水’吗？不，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一切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总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当前，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兴起，我们呼吁全校革师生员工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
我默默地阅着大字报，年轻人的热血被大字报的烈火燃烧得不禁沸腾起来，我心中感到异常激动。以后，我好不容易地挤出了人丛，朝新教学楼的方向走去。
柯达和老师他们的大字报的突然出现，若同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我的整个心灵。诚然，在此之前，我对于大字报所揭露的那些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今年贾兰桢老师是教高一（2）班语文课，他曾经代过我们几节课。这个贾兰桢年龄五十多岁，外表就是一个老夫子的形象，时常身穿旧式的褂子服，身子高高瘦瘦的，平日面孔总是绷得紧紧的，如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般阴沉沉，一双尖锐的眼睛像匕首一样寒光刺人。他给我们学生们留下的印象多是：冷酷无情、古怪乖僻、令人望而生畏……。贾兰桢老师在我们的学校里可以称得上一位“学术权威”，他具有几十年丰富的教学经验，十分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每逢上文言文课的时候，贾兰桢老师顿然变成另一个人──很有生气的人，他吟着古文往往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大发思古之幽情，俨若他即是古代的士大夫似的。在他的宿舍──卧室──书房，一间小小的房间也布置得古香古色的，墙上挂着大幅的对联，书袈上置着好些线装书，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他的宿舍及其伸展出去的木板袈上，还摆满了好多小巧玲珑的盆景，当人们一走进他的雅室，便嗅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
可是，我们压根儿也没料到贾兰桢竟是一个地主分子，也不晓得孙珉甫、王宗平和蒋希达是右派或脱右。今天柯达和老师等九人的大字报就像一石击起千层波浪，使我们猛地惊醒过来，意识到了我们学校存在着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这会儿，我走到了新教学楼，拾望眼，我们班上的好些男同学坐在新教学楼前面的水泥墩儿上，兴致勃勃地正在议论着什么，大概话题就是今天的大字报吧。
果然，我一走近他们，“胖子”肖亮便冲着我嚷道：“哟，李晟来了，你看见了班主任他们的大字报没有？”
“那还用问，这是八仙桌上放盏灯，谁人看不见呢？这大字报可是在我们学校上空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呀。”我停住脚步说。
“真是一颗原子弹，其产生的冲击波是巨大的，这下子，贾兰桢之流就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再也神气不起来了。”林文武也议论道。
我因为要把书包拿到教室里去，所以，便先走开了。
在教室里，那些女生们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着，只听见那个外校来的曹月仙用破锣般的大嗓门问道：“欸，那个孙珉甫是长着一副什么样子哟？王宗平究竟哪一个，我也不知道。”
“孙珉甫就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管借书的那一位，这个人再好辨认也不过的了，他头发梳得油光亮滑的，大概足足抹了半斤的油，亮得像一面镜子”朱温文回答说。
“我知道了，他这个人整天穿着笔挺的料子服，像个傻女婿一样，好像他的腿有点跛，是不是？”曹月仙自以为是地道。
“唉，你弄错了，那个跛腿的是语文组的顾时彬老师，而孙珉甫的年龄有五十多岁了，身材比较高大，一双眼睛阴险而狡黠，像一只老奸巨猾的狐狸……”这又是朱温文的声音。
我把书包往自己的抽屉里塞，不动声色地向那些女生们瞥望了几眼，然后，即离开我的座位，又到教室外头寻群去了。
当我回到水泥墩儿“基地”时，听见寄宿生陈炳义正在诉说大字报张贴的经过：“班主任他们的大字报是昨晚九点多钟贴出来的，那时候，正好晚自修刚结束不久，我看见语文组的几个教师提着浆糊桶，挥舞着扫帚，在布告栏下面贴起大字报来，而达和老师则打着手电筒替他们照明。昨晚上，我只看了一下大字报的题目，内容看不清，因此，今天一大早，我洗完脸就赶紧从二部跑过来看大字报。”
“我对于那个贾兰桢一向是没有好印象的，他那张嘴脸就跟电影《夺印》里的那位地主是差不多模样的，他是我们贫下中农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就得揪出来，狠狠地批，狠狠地斗，‘斗争’是我们共产党的哲学。”贫农子弟、团员的任培生咬牙切齿地说。
“是啊，对待阶级敌人就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冷酷无情，像贾兰桢这些披着羊皮的豺狼，要是我们不把他的鬼画皮彻底剥掉，他确是会迷惑不少人的。”团支书姜炳耀也道。
这时，一阵刺耳的电铃声叮叮地响了起来，上课了，同学们连忙从水泥墩儿上爬下来，结束这场议论，纷纷拾脚往教室走去。
恰巧，早晨的第一节课就是语文课，我们看见柯达和老师怀里抱着一大叠的作文簿进了教室的门。今天，尽管柯达和老师竭力显出跟平常一般神情自若，但是，其内心里的激动心情是难以抑制住的，那眉宇上焕发出罕见的光彩，原先显得苍白的面孔泛起了国光苹果般的红晕，他说话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起来。
柯达和老师打破以往的常规，在语文课对我们谈起别的话题。他目光炯炯，极力用一种平缓的语调说：“今天，大概同学们都看到了我们语文教研组和其他教研组的一些教师贴出的《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这张大字报，如果还有的人没看到的话，应该抽空时间争取去看一看，看完希望还要好好地想一想，议一议。当前的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兴无灭资的伟大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命运与前途的头等大事，是一场最生动、最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其规模之大并不亚于当年的反右斗争。我们的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同学，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大的革命热忱，密切注视和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动向、形势，积极投入于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现在就要参加战斗，不要认为这场运动跟自己无关，也不要等到运动进入高潮之后，才懊悔自己过去不觉悟，走得太慢了……”
本来，在我们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里，以组长刘晋年（此人这学年到农村搞社教去了）、副组长柯达和老师为首的少壮派，同贾兰桢老师等老年派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自从1964年贾兰桢隐瞒地主成份的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刘晋年、柯达和老师他们更是摩拳擦掌，准备要好好地整一整贾兰桢。可是，由于贾兰桢老师的背后有卞兴怀副校长给撑起了黄盖大伞，故贾兰桢的政治问题一直被压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迄今没有得到任何的处理。
当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柯达和老师这些文墨秀才的政治嗅觉灵敏得如若响尾蛇导弹的“第三眼”，他们感受到了政治温度发生的微妙变化，认为他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来了，时势造英雄，现在是乘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贾兰桢之辈撵下台的时候了。
那年头，柯达和老师他们大多数还是单身汉，没有什么家庭的牵挂，何况，他们都是刚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在生活的道路上总的来说还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棱角犹存，雄心尚在，总希望能做出一番丰动伟绩，在社会的蟾蜍舞台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至少其中大部份人是抱这种想法的。于是，这群小小的“野心家”便纠聚一丛，在柯达和老师的宿舍里，他们讨论了好几个晚上，最后，由肖而庭老师执笔起草了《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这张大字报。
23日晚上，柯达和、陈仲仁、肖而庭一伙青年教师集中在语文教研组里抄写着大字报，准备当夜就张贴出去。而那位贾兰桢不知从哪儿风闻了这个消息，他既气脑，又害怕，急得像热锅上的泥鳅一般蹦蹦跳。在8点多的时候，他匆匆忙忙地跑到卞兴怀副校长的家里去，可是，遗憾得很，偏偏没找到人，卞兴怀看戏去了。
在9点半过，雷厉风行的柯达和老师他们便把大字报贴到了学校的布告栏上。约莫11点的光景，校园里已是万籁俱寂，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贾兰桢乘着夜深天黑，悄悄地来到了大字报的跟前，他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又有点作贼心虚的样子不时地往四周乱顾，只见他看着看着，“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纳不住”，他气极了，恨极了，真想将那大字报撕个稀巴烂，然而，他缺乏这股吃蜘蛛的勇气，要知道柯达和那伙人并不是那么好惹的，何况，偷撕人家的大字报是有罪的行为，倘若被人追查出来，那就糟糕透啦！
贾兰桢的念头转到这里，他便悻悻地离了布告栏，又去找卞兴怀副校长。说也实在的不凑巧，在这节骨眼的关头，卞兴怀到了这么晚的时间，竟还没有归来，大约，他看完戏又上馆子吃羊肉线面或者煎包去了，真是：两次登门，“不遇空回，惆怅何似！”
次日凌晨5点，贾兰桢三顾“茅庐”，总算将卞兴怀寻着了。
在我们学校的几个副校长中间，卞兴怀是负责分工管教学的，他兼任教导处主任之职。据悉，卞兴怀出身于一位大富豪、大茶商的家庭里，在早年，他在鹭门大学文学系念书的时候，便参加了地下党，从事革命斗争的活动，有一回曾经不幸遭捕入狱，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被释放出来。解放后，卞兴怀起初甚是吃香，一度曾坐上我校的第一把交椅，他还同当年的时髦仕女、现今我校的教导处副主任丁榆华热恋起来。当他俩正商定要举行结婚庆典之际，突然来了一个肃反运动，真是飞来横祸，他不但为此丢失了乌纱帽，变成了受审的对象──叛徒嫌疑──，而且连未婚妻丁榆华也抛弃了他，他落个凄凄楚楚的境地。以后，虽然审查的结果表明他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他却从此一蹶不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在政治上一直走着明显的下坡路。
俗话说，“物以类居，人以群分。”由于卞兴怀和贾兰桢都嗜爱中国古典文学，况且，他俩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尝尽了人生的辛酸苦辣，因此，他们就像两块磁铁一样互相吸引着，成了一对肝胆相照的老挚友。
这会儿，卞兴怀从温暖的被窝里给唤醒过来，他身穿天蓝色条纹的长睡衣，眼镜也没戴上，惺忪睡眼还挂着眼屎，嘴巴不断地打着呵欠，仍显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然而，当他听罢贾兰桢的一番诉说，所有的睡意都飞到了撒哈拉大沙漠去。
卞兴怀副校长显得非常生气，心头若同谁放了块烧红的烙铁似的，他顿时火冒三丈嚷起来：“怎么搞的，这些人也不经过党总支的同意，就随便把大字报贴出去，太不像话了，连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卞校长，你要为我做主，务必把那大字报给撕下来。”贾兰桢老师低声下气地请求说。
“嗯，待会儿我去找蓝峰书记说说看。”卞兴怀点点头道，然而，他的话刚说出口，才忽然记起这几天蓝峰书记到城里省教育厅开会去，要到今晚方能回来，也急得他六神无主，双手倒叉在腰背后，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
以后，他俩又用本地方言叽叽咕咕了好一阵子，商量如何应对这尴尬的局面。俗话说，“墙有缝，壁有耳。”大约，他们以为住在隔壁房间的余沂龙老师是外地人，听不懂他们在谈论什么，岂料到这位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在F市呆了多年，虽然他不会讲方言，但却能听几句，结果，他就把这些事传播开了。
由于一把手蓝峰不在家，卞兴怀副校长是“老运动员”，自然也学会谨慎行事，不敢擅自将大字报撕毁掉，其他几个领导也不敢自作主张，一切都要等蓝峰书记回来再决定，因此，事情就搁在那儿了。
这样，柯达和老师等九人的大字报没有被撕取下来，它像一道闪电，闪耀在我们校园的上空，它若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桃花山，在全校一千七百多师生员工中间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下午一时半，我上学来到学校，老远就望见在布告栏的下面又聚围着大堆人群，似乎比早上的人还要多。我走到近处一瞧，发现在柯达和老师他们大字报旁边，又刚刚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那浆糊还纸上显得湿漉漉的。这大字报题为《坚决支持〈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的革命大字报》，是高三（3）班刘魁、吕克刚二人写的。
这个刘魁以前曾经担任过我们初中班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后来因患肝炎休学一年，所以还在高三读书。至于吕克刚，据悉，其父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吕宾，他还有一个弟弟吕克强也在我校高三念书。
在这张大字报里，他们为柯达和老师等人的大字报起劲地喝彩捧场，声称：“它打响了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盖子的第一炮，这个革命的行动好得很，好极了！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接着，他们的大字报痛斥了贾兰桢、孙珉甫、王宗平、蒋希达之流一通，指控地主分子贾兰桢利用社会主义的讲坛散布封、资、修的黑货，他对文言文格外感兴趣，就像抽鸦片一样上了瘾，动不动就是子曰诗云，被学生们取了绰号叫“古人说”。贾兰桢极力宣扬古文中的糟粕，而不引导学生们批判地吸收这些东西。上学年贾兰桢教过他们班语文课，有一次，他教《孔雀东南飞》一课时，平素凶神恶煞一般的贾兰桢竟然忘形失骸，他手舞足蹈地做了许多示范动作，例如刘兰芝怎样“纤纤作细步”等等，在讲台上扭来扭去，对丑角刘兰芝大加美化。那一天，他讲课讲高兴了，连下课的电铃声早已响过，他也置之脑后，仍在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直至另一节课的老师进来上课了，他还死赖在教室里不肯走掉，结果，害得同学们连休息都没有时间休息了。相反的，贾兰桢对教毛主席著作却提不起一点的劲儿，他只不过推敲字句、分分段落，便草草了事，从不鼓励大家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主席的光辉思想。贾兰桢对待毛主席著作和古文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充分地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与丑恶灵魂，说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论断是十分英明的，云云。
我阅毕刘魁、吕克刚二人的大字报之后，才从人丛里好不容易地挤出来，就听见附近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清脆悦耳的声音：“喂，小燕，大字报就贴在这里好了。”
我被她叫唤的熟悉的人名和音乐门铃动听的声调所吸引，不由地转过脸来张望着，发现说话的原来是高一（2）班的女生潘明媛。
这个潘明媛是来自外校的，她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外貌如若一只开屏的孔雀，而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火鸡。她的脸盘是椭圆形的，是唐代仕女形的，皮肤白净得如汉白玉石一般，一双眼睛大大黑黑的，就像一对光彩照人的乌玉一样，任性的高挺的鼻子，她的颧骨稍稍凸了一点，但更显得轮廓清晰，红润而肉感的嘴唇，宛然微风下的带露的玫瑰。她的身段也颇苗条，富有着线条感，走起路来，好像时装模特儿一样一扭一摆的，显得有点矫揉造作的样子，她昂起高傲而美丽的头颅，那灼灼明眸包含了盛气凌人、老练世故、势利庸俗、风流不羁等各种复杂成分的交织。
我看见手里那着大字报的周小燕以及另外两个2班的女生停下脚步，那个潘明媛手里拿着一瓶浆糊，她伸出一只手道：“来，把大字报给我。”
潘明媛说着，从周小燕的手里取过了大字报，她屈蹲下身子，将大字报反翻在地上，利索地在它的背面涂抹起浆糊来，而周小燕等也蹲下来，帮忙涂抹起浆糊。
我站在她们的后头，默默无言地注视着这情景。过了会儿，她们把大字报贴到刘魁、吕克刚的大字报边上，立刻便有好些人聚围上观看着，我也挤身于人丛之中。
高一（2）班这几个女生的大字报题为《地主分子贾兰桢必须老实低头认罪》，它很短，一共才一张纸。这张大字报指责贾兰桢对柯达和老师等人的大字报心怀不满，恨之入骨。本来，今天语文课是作文讲评，可是不知何故，临时改为教毛主席的《“友谊”，还是“侵略”？》一文。贾兰桢利用毛主席的文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发泄心中的阶级仇恨。贾兰桢咬牙切齿地诅咒那张大字报是“当面撒谎”，“无中生有”，“造谣诽谤”，“高明的逻辑”，“一大堆‘原则’”，“处心积虑”，“卑鄙无耻”，“愚蠢之极”……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文章最后严厉警告地主分子贾兰桢说，“如果你不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决没有好下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
傍晚，校党总支书记蓝峰刚刚从城里开会回来，卞兴怀副校长便迫不及待地跑去找他，将情况向他汇报。毋庸置疑，蓝峰听罢也感到异常恼火，当即决定晚上召开总支会议，研究这个问题。
蓝峰是一个北地人，年龄大约五十多岁，他是一个南下干部，以前任东南师院生物系总支书记，是一个十五级的大干部，在普通中学的书记当中，他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本来，人们就畏怕他三分，平时很少有人跟他随便开玩笑，今天看到他一副金刚怒目的模样，自然，参加开会的人一个个都有些提心吊胆，规规矩矩地坐着，不敢谈笑风生，甚至连抽烟也很少人抽了。
这时，蓝峰宣布开会了，他一开始就发起火来，恼怒在嗓子眼沸腾着：“大家大概都看了柯达和他们大字报，这些人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也不跟我打打招呼，连请示也不请示领导一下，就把大字报随便贴出去，真气人。党课民主集中制才刚刚上完，他们就这样地干，给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这样的人，以后打仗会不会跟我们走，要打一个问号。”
在蓝峰讲了一通话之后，他又道，“你们都要去说服老师、学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要贴大字报，不要搞乱了，已经贴出来就算了，从明天起，一律不准再贴大字报。如果学生要写的话，就叫他们交到政治处去，再贴到外面，我就叫总务处把它撕下来，你们不要怕学生讲压制民主，一切由我负责。”
由于蓝峰底子硬，说话总是像大炮冒烟，而卞兴怀则是一个胆小怕事的知识分子，他“一次被蛇咬，一生怕草绳”，处事格外谨小慎微，虽然蓝峰把他心里想说的话都抖擞了出来，但是，他却担心蓝峰这样做有些过火，可能会激化矛盾，而且，他刚刚风闻柯达和、肖而庭等人下午跑到师院去找院党委第二书记谢忻伦，谢书记对他们的行动还是予以肯定，因此，便谨慎地插话说：“听说，柯达和、肖而庭几个人今天下午到师院找谢书记谈话，谢书记对于他们的革命热情还是给予肯定，我们是不是对这张大字报有阶级斗争的积极性这一点，也应该要肯定？”
“他们去找谢书记谈话？”蓝峰睁大眼睛瞪着他，摇摇头道，“谢书记刚刚才调来不久，对于我校的一些情况恐怕还不太了解，现在，要紧的是先煞住这股风再说，不然，大字报乱轰一气，学校就不成为学校了。”
会后，校领导立即采取措施，一些教师要准备写揭发贾兰桢等人的材料不让写了，许多同学──例如高一（2）班、（5）班的一些人──都已经写好了揭发批判贾兰桢的大字报，也只得送交到政治处去。然而，地壳早已有了很大的裂隙，熔熔的岩浆依旧在潜行着，不久后的一天，炽烈的熔岩流将以它那不可压抑的力量再度流溢出来，随之喷发的还有大量的火山灰、火山砂和火山角砾，一场可怕的灾难的火山终于爆发了，这场文革浩劫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必然进程。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