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像是修公路时被从中劈成了两半，公路在村子中间夹着。他们远远看见几个戴红袖标、打着小旗的小学生站在路边，像是准备拦截过路的人。大哥问金种：“你带介绍信了吗？”金种问：“什么介绍信？”大哥说：“介绍信你都不知道，看来你老弟以前没出过远门。现在你只要出来，就必须带介绍信。带大队的介绍信都不行，要用大队的介绍信换成公社的介绍信才行。你要是不带介绍信，人家就不让你住店，不卖给你车票。碰见管治安的人，人家就会把你扣住，把你当成流窜犯，送回老家去。”金种出来还不到一天，已经两次听到了流窜犯的说法。在杜老庄时，他也听说过这个说法，但没怎么往心里去，没有跟自己联系起来。什么叫流窜犯呢？有杀人犯、放火犯、投毒犯、强奸犯、鸡奸犯，怎么又出来一个流窜犯呢？那些犯都是犯罪，都是罪人，流窜犯是什么罪名呢!难道人只能在一个地方待着，待到老死，一出来就算流窜就算犯罪了。他第一次把流窜犯的说法和自身联系起来了，按大哥的说法，他没有带介绍信，已经是一个流窜犯了。与大哥的交谈中，他云里雾里，被虚构成了初中毕业生、贫农社员、未来的矿长。转眼之间，他却成了流窜犯。这种一落千丈的反差给他的感觉不是很好，他也有些不大甘心。他问大哥：“你带介绍信了吗？”大哥说：“当然带了。”金种说：“别人要是向我要介绍信，你帮我证明一下，就说我跟你一块儿去拉煤行不行？”大哥说：“恐怕不行，介绍信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咱俩说了半天话，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呢。”金种说：“我姓黄，叫黄金忠，金子的金，忠心耿耿的忠。”他没说自己叫黄金种，他不大喜欢那个种字。大哥答应试一试。
来到小学生面前，原来小学生们不是查看带没带介绍信，而是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毛主席语录，就不放他们走。这难不倒他们。只要不是傻子，谁背不出一条两条毛主席语录呢。背毛主席语录是金种的强项，他站到前面，问小学生：“背几条？”一个小学生伸出两根手指，说背两条。金种一口气背了三条，超额了一条。金种对小学生们说：“这是我大哥，还让他背吗？”一个小学生说：“背。”大哥也背了一条。这一关他们顺利过去了。
晚上，他们没有睡在露天地里，投宿在路边的一个农家。大哥不是第一次出来拉煤，哪里走，哪里停，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到了农家，大哥要借柴借水做一顿饭。借宿不收钱，做饭是要花钱的，一个人做一顿饭交一毛钱，如果用一个锅做两个人的饭，要交两毛钱。金种听说做饭要花钱，他说：“我晚上什么都不吃。中午我吃的是肉包子，吃多了，现在一点儿都不饿。”大哥做的饭是煮红薯片子茶，馏一个红薯面锅饼子。大哥吃饭时没有让他吃。大哥大概认为，一个花钱买肉包子吃的人，对红薯茶和锅饼子肯定看不上。但大哥没有忘记，金种曾到河边捧水喝，他喝得只剩下半碗红薯茶时，悄悄向金种递了递，意思问金种喝不喝。他为啥要悄悄递呢，因为他只交一毛钱，说的是做一个人的饭。要是被这家的主人看见金种也吃了饭，那就得再交一毛钱。金种自知身上不趁一毛钱，向大哥摆摆手，表示坚决不喝。其实金种极想把那半碗红薯茶接过来喝掉，他的肚子已饿得欲从他嘴里往外伸手。他相信，不等这家的男主人看见，他三口两口就把半碗红薯茶灌下去了。但是，不能呀，他既然说了自己是准备坐汽车的人，是吃肉包子的主儿，就得继续装下去。编瞎话不能开头，一旦开了头，后面一路都是瞎话，他就得为瞎话付出代价。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不亮，他们就继续赶路。金种和大哥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赶往有火车站的那个城市。他们早上都没有吃饭。半晌午，他们到了专区所在的那个城市。大哥对金种说：“你该去坐汽车了。”可不是嘛，他不能再和拉架子车的大哥一路同行了，再同行下去就露馅了。再说，他肚子里一点本钱都没有了，腰软腿软，眼前一阵阵发黑。一天多来，他只吃了两片红薯片子，喝了几口河水，却走了这么远的路，确实饿得顶不住了。他得赶紧找一个背人的地方，吃他带的红薯片子。昨天晚上，为了不把红薯片子露出来，不让大哥发现他的穷酸，他连被卷都没有打开，靠着被卷，在农家灶前的柴草窝里和衣躺了一夜。大哥曾劝他盖着被子睡，他说不用。好像他的被卷里包的不是红薯片子，而是比红薯片子还厚敦的人民币。他对路上结识的大哥有些依依不舍似地说：“你要不是拉着架子车，我就请你跟我一块儿坐汽车，买车票的钱我来掏。”不想大哥来了个热粘皮，说：“你这样说，我就把架子车便宜卖掉，跟你一块儿当工人去。”金种说：“我是愿意，就怕嫂子不愿意。”路上通过交谈得知，大哥已结了婚，他出来拉煤并不是为了自家烧，而是拿煤到砖窑上换砖头，用砖头盖房子。大哥笑了，说：“我跟你说笑话呢，你赶快去坐车吧。”
第三天下午，金种终于走到了京广线上有火车站的那个城市，并来到了车站广场。广场上人很多，有的跑着，有的走着，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也有的躺着。金种看见，有不少人像他一样背着被卷，他再也没有了突兀的感觉。一种他从来没听见过的雄浑的声响从车站传来，他估计那应该是火车的叫声。如同鸟儿飞上了天空，鱼儿游进了大海，金种像达到了最终目的似的，心里一翻，热泪顿时盈满了眼眶。在这里，再也不会有人认识他，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家是地主成分，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批斗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出来真是好啊!他后悔自己以前太老实了，太傻了，干吗不早点出来呢。心里一开阔，他想到了弟弟银种。银种的两只耳朵被人塞了玉米豆，不知掏出来没有。如果不把玉米豆掏出来，银种有可能变成一个废人。他应该晚出来一天，带银种到公社卫生院把玉米豆掏出来。或者把话跟叔叔说死，让叔叔答应带银种到公社卫生院去。他出来之后，叔叔肯定还是顶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每天到别人家去掏大粪。叔叔这一辈子也是很悲哀的。
激动之后，金种很快陷入茫然。到了这个城市后，他不知道下一步再到哪里去。每当车站的大喇叭一响，说哪儿哪儿开来的车到站了，到哪儿哪儿的列车就要开了，就有一些人排着队，背着大包小包，提着大东小西，挨挨挤挤往车站里边涌。进站的门口很窄，门口两边都站着穿铁路制服的人。凡是进站的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硬纸壳贝做成的小牌牌，他们把小牌牌交给穿制服的人。穿制服的人手里握着小钳子一样东西，他们把小牌牌放进“钳子”嘴里夹一下，像是打上一个记号，持小牌牌的人方可以进站。金种看出来了，那个小牌牌就是火车票，有了火车票，才能进站坐火车，否则连车站的门都进不去。买火车票需要钱，金种哪里有钱呢！那么，金种迈开双脚，继续走呗。可他不想走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城市，他还到哪里去呢。这个城市让金种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起点，对金种来说，仿佛到了终点。
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金种不愁没有地方待。晚上，他装作到候车室候车，与众多的候车人待在一起。候车室里暖和一些，也有一排一排的连椅。见真正候车的人走了，连椅上空出位置来，他就到连椅上坐着，把被卷也拿到连椅上，趴在被卷上睡觉。白天，他从候车室里走出来，在车站广场周边的街道转圈，看商店，看饭店，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板，也看城市里的女人。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他带的红薯片子吃完了，仅有的四分钱也分两次买了两碗茶水花掉了，他现在成了身无分文和没有一粒粮食的人。作为一个活人，吃饭问题是这样实际，又是如此迫切。这不是他想吃不想吃的问题，而是他不吃饭就无法存活的问题。他也问过自己：你不吃饭就不行吗？他的肚子回答是：不行，不吃饭是要饿死人的。他有些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了，看见有人往地上扔了一块橘子皮，他的眼睛马上追过去，盯着橘子皮迟迟舍不得离开。橘子皮黄黄的，软软的，应该能吃。又有人往地上扔了一块香蕉皮，他的眼睛也被吸引住了。香蕉皮厚厚的，里面像是有不少果肉。他想起了红薯皮，红薯皮是可以吃的。他看着香蕉皮很像红薯皮。他走到香蕉皮旁边站着，左看右看，一旦没有人注意，他便快速把香蕉皮捡起来。然而有一队市民走过来了，他们一路敲锣打鼓，一路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像是毛主席又有了最新指示下来，他们在欢呼，游行。金种赶紧退到一边站着。等游行的队伍走过，再看那块香蕉皮，已被踩得稀巴烂。有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拿着一小包饼干，一边走，一边吃。金种悄悄地跟了上去，他似乎闻到了饼干的香甜气息，嘴里不由得动起来。他热切希望小学生手里的饼干能够掉出一块两块，那样他就可以捡到饼干吃。可是，他跟着小学生走了好一会儿，直到小学生走进了学校，小学生手里的饼干连一点渣子都没掉。他有些后悔，后悔自己没有紧走两步，把小学生手里的饼干夺过来。这个念头刚产生出来，就被他否定掉了，并有些害怕。自己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恶念呢，那样他不就成了一个强盗了嘛。他前后看看，像是怕有人发现他的恶念似的。还好，没有人注意他。这不是在农村，农村的地里这时候有麦苗和豌豆苗，饿得实在没办法了，他可以到地里掐点豌豆苗吃。这里的地都打成了硬梆梆的水泥地，别说豌豆苗了，连草都很难找到一棵。
火车站广场对面有一家小饭馆，专卖大碗汤面条。说是汤面条，并没有多少汤，像是糊涂面条。稠稠的面条里，还放有萝卜条、白菜叶和粉条，一看就很好吃。面条一毛二分钱一碗，还要收三两粮票。那时粮票和钱一样重要，如果只有钱，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饭吃。凡是沾点粮食的饭，都要花粮票，哪怕买一碗稀饭，也要花一两粮票。在家里吃饭是不用粮票的，所以金种从没用过粮票，他连半两粮票都不曾有过。金种来过小饭店两次了，每次都看到饭店里守着不少要饭的。那些要饭的小孩子居多，也有上岁数的老头和抱孩子的妇女。若看见哪个吃饭的碗底剩有一口半口，小孩子就抢过去，端起饭碗扣在脸上，把碗底的剩饭舔干净。有的吃饭的把一碗面条刚吃了半碗，小孩子就凑过去，两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的嘴，并把脏污的小手伸到桌面上，希望人家别吃那么干净，能给他留下一点。那些人或把碗一端，身子一转，到另一个桌上吃去了。或瞪起眼珠子，把小孩子狠狠瞪上几眼，就把小孩子吓退了。小饭店的营业人员不知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他们不允许要饭的在饭店里停留，要饭。间或就出来一个男人，肩宽脸宽，凶神一般挥着两只手向外轰撵要饭的。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滚蛋，滚蛋，统统滚蛋!你们这些寄生虫，你们这些不劳而获的东西，应该把你们当流窜犯抓起来!”他一骂，一撵，那些要饭的就走了。然而他们并不走远，待那个男人一离开，他们又纷纷溜进饭店。他们如人们所说的饭蝇子，人走近时，便一哄而散；人刚一离开，便很快聚拢来。“饭蝇子”只惦着吃，不管人们骂什么，他们都不在意，好像听不懂一样。“饭蝇子”的嘴都很大，脸都很小。只要能保住嘴，要脸不要脸都无所谓。前两次来小饭店，金种都是被人家撵出去的。那男人不仅骂人，还上纲上线，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金种脸上很挂不住。金种还是要脸面的，他的脸皮还不够厚。可是，金种转了一圈，转了一圈，又回到小饭店来了。带的红薯片子吃完后，他又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摸摸脸，腮帮子吸了进去。摸摸眼，眼睛已塌了坑。他明显地饿瘦了。再这样下去，说不定真的会饿死人呢!他仿佛看见，一个人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那个人就是他。他要是死了，人家会不会把他当成一具无名尸，随便扒个坑埋掉呢？不不不，他不能死，他要活下去。跑出来了，死了，若是让杜老庄的人知道了，岂不把人家笑死!
回到小饭店，金种并没有和那帮小孩子抢剩饭吃，而是帮服务员收拾碗筷。他端起来的是空碗，碗里连一口剩根儿都没有。他把一只只空碗摞到一起去了。端碗的当儿，他闻到附在碗里的面条的气息，说实在话，他连啃瓦碗的心思都有啊。他采取的是迂回的办法，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饭店服务员的理解和同情，换到半碗面条吃。这样的话，他的面条就不是平白要来的，是用劳动换来的。在餐厅里收拾碗筷和擦桌子的服务员只有一个，是一位中年妇女。服务员头戴无檐的白卫生帽，身上穿着白色的工作围裙，胸口别着一枚红底黄字的纪念章，上面是毛主席的手写体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服务员并不欢迎金种帮她收拾碗筷，一见金种收拾碗筷，她像是一下子把金种的动机看穿了，说：“放下放下，不用你收拾。这儿没饭给你吃。”金种预料到服务员会有这样的态度，人家是城里人，是有工作的人，持这样的态度是正常的。金种把脸皮厚了厚，没有因服务员不让他收拾就不收拾，他塌着眼皮，一副孤苦的样子，看见空碗继续收拾。他还拿起服务员放在桌边的抹布，替服务员擦桌子。谁不愿意让别人替自己干活呢，服务员坐下休息去了，没有再制止金种收拾。
机会来了。一个背黑皮包的男子在柜台那里买了纸印成的饭票，就在凳子上坐下了，等着服务员取走饭票，把饭端到他面前。服务员说：“自己端!”男子说：“噢，自己端。”去取饭窗口把饭端出来了。男子把饭吃了几口，皱着眉，像是很不满意。他问服务员有没有辣子。服务员说没有。他又问服务员有没有醋。男子的口音像是南方人的口音，说醋说不清楚。服务员让他再说一遍，把舌头放利索点儿。男子比画着，说酸的，酸的东西。服务员这才明白了，仍说：“没有！”男子不高兴了，说：“要什么，没什么，面条这么咸，让人怎么吃!”服务员说：“爱吃不吃，有钱去酒楼呀，去吃七个盘子八个碗呀!”男子真的不吃了，把筷子往桌面上一撂，扭身走了。临走还说了一句：“什么为人民服务，都是假的。”金种把被卷放在桌子下面，一直在男子身边站着。男子一走，金种赶紧把饭碗捧住了，却看着服务员的眼色。服务员说：“你不吃还等什么？你到底饿不饿，不饿就给别人吃!”金种当然要吃，他处心积虑，忍辱受气，目的就是想得到一点饭吃嘛。金种大喜过望，这差不多是一整碗稠稠的面条啊，老天爷真是有眼啊!他埋头吃起来。他觉出那帮要饭的孩子朝他凑过来，有的孩子还把手伸到了桌面上。对不起了，金种拒绝看他们。他一口气把面条吃完了，吃得碗底干干净净，吃得头上冒出了汗珠。一碗饭下肚，他的肚子鼓了起来，腮帮子和眼睛似乎也随之鼓了起来，力气得到了恢复。吃了人家赏赐的面条，金种更得好好帮人家干活。那个服务员呢，像是已经拿面条给金种付了报酬，不再反对这个年轻人帮她干活。她坐在那儿，看着金种收拾。等金种把碗收够了一摞，她再端进饭店的操作间里去。操作间是闲人免进的地方，她绝不允许金种进操作间半步。
此后，金种天天到小饭店里混饭吃。他知道了服务员姓白，称服务员为白师傅。白师傅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的瞎话随口就来。他说他的大姐夫在贵州给他找了一个工作，他到火车站准备买火车票到贵州，结果钱被小偷偷走了，粮票也被小偷偷走了。白师傅说：“我说呢，一看你就不像一个长期要饭的。那你打算怎么办呢，老在这儿待着也不是长久之计呀。”金种说：“我已经给我大姐夫写了信，让他到这儿来接我。我为啥天天到这儿来呢，因为我跟我大姐夫说的地址就是火车站对面的饭店。”白师傅相信了他的话，说：“噢，怪不得你天天到这儿来呢，原来是等你姐夫呀。你不应该写信，应该打电报，或者打长途电话。写信多慢哪，等你大姐夫收到信，至少得一个星期。”金种说：“谁不知道打电报、打长途电话快呢，没钱人家不让打。我把口袋翻遍了，才凑够了寄一封信的钱。”白师傅说：“这样吧，你再等几天吧，如果你大姐夫还不来接你，我借给你一点钱，你去打个长途电话问一下。”金种看着白师傅，眼圈渐渐红了，说：“白师傅，您真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哪!”得到了白师傅的好感，金种不会再饿肚子了。吃饭的人若留有剩饭，白师傅优先给金种吃。吃饭的人不留剩饭呢，白师傅就直接从操作间里盛出半碗或一碗面条给金种吃。有一天，白师傅从家里给金种带来了一个白面馍，馍里夹着细细的咸菜丝。金种感动得把白师傅叫成了大姐，说白师傅像他大姐一样对他好。金种觉得这样很不错，只要饿不死，他就可以在这个城市待下去，待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
金种没等到白师傅借给他钱，他就被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抓走了。这天晚上，金种没有坐在候车室的连椅上睡。他见有人在候车室墙角的地上铺几张报纸，躺在地上睡，他也捡了两张废报纸，在地上铺展，打开被卷，铺一半，盖一半，睡在了地上。人站起来走路，坐下来说话，该睡觉的时候就得把自己放倒。金种躺在地上，觉得轻松多了，舒服多了，好像好久没有这样睡过了。后半夜，金种睡得正香，有人踢他，喊他，命他起来。他迷迷糊糊睁开眼，见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都很高大，强壮。他暗暗叫了一声不好，查介绍信的人来了。躲是躲不过，他揉着眼坐了起来。一个人向他伸出了手：“票!”他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什么票？”“什么票，车票。把你的火车票拿出来。”金种说：“没有买。我的钱被小偷儿偷走了。”那人说：“介绍信!”金种往口袋里摸，往怀里摸，摸了一会儿，说：“我想起来了，我的介绍信被小偷儿连钱一块儿偷走了。”那人说：“你不要再演戏了，这样的戏我看得多了。什么这小偷儿那小偷儿，我看你就像个小偷儿。起来，跟我们走!”金种把被子卷起来，用麻绳捆上，被其中一个人带走了。那些人继续在候车室里查。
金种被带到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屋里。屋顶装的是电棒，显得很亮。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桌边的墙上挂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坐着的人块头很大，很威风，一看就是当官的人。当官的以审讯的口气问金种叫什么名字。金种说了名字。当官的在一个软皮本上记下了。当官的问金种的籍贯。金种不懂什么是籍贯，他没听说过这两个字。当官的说：“我问你家住哪里，哪个县？哪个公社？金种说了县和公社的名字。”“说完全，还有大队和生产队呢？”金种把大队和生产队的名字也说了出来。当官的继续问：“你家里什么成分？”到底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金种愣了一下，犹豫是不是说实话。当官的说：“你必须说实话，如果隐瞒成分，被我们查出来，就要判你的刑。”金种只好说了实话。当官的说：“我一看你们家就是地主成分，贫下中农家的子女不会到处乱跑。你到这里几天了？”金种说：“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不行，你必须交代清楚。”金种像是回忆了一下，说：“十一天了。”“这些天你都犯过哪些罪行？”“没犯过。”“你当过小偷儿没有？”“没有。”“你抢过别人的东西没有？”“没有。”“不可能。这些天你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金种说：“要饭。”当官的说：“年纪轻轻的出来要饭，亏你说得出口。好逸恶劳，可见剥削阶级思想还在你头脑中作怪。一个在剥削阶级家庭出生的后代，不好好在农村待着，改造自己的思想，出来乱跑什么!城市是领导阶级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所在地，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知道吗？”金种说：“我以前不知道，您一说，我就知道了。我错了，改正还不行吗!”“你准备怎么改正？”“我回到我们庄里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金种很怕人家把他送回去，那样庄里人真的会把他当犯人看待。当官的问：“你怎么回去？”金种说：“我走着来的，还走着回去。”当官的说：“你不要耍滑头，我们要是放你走，你转一个圈子又回来了。寄生虫的本质是很难改变的。”遂对送金种来的带红袖标的人说：“带走，先关他两天再说!”\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