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很热，太阳白花花，在去安吉的路上，我们一路回忆大头，我说这么多年没去看看大头，真有点说不过去，按理杭州来得也不少，偶然也在心里想起过，可每次都是从机场车站到宾馆，办完事又从宾馆到机场车站，连西湖都没看上一眼，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没建功，没立业，没赚钱，无功无业无钱，最后成为三无人员。我说，现在我脑子里，基本上还是四十年前的大头，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表弟开着车，一边感叹道，这条路，我每个月走一次，差不多走了四十年了，一次来回100里，一年12000里，算算四十年多少里，绕地球多少圈了，以前这里一片荒凉，从泥巴路走到柏油路，从柏油路走到高速路，从自行车走到公交车，从公交车走到小轿车，从一个小孩子走到一个老头子了。表弟的话使我沉默，马路两边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一个一个闪过，似乎在炫耀历史的天高地厚，大头一个人在这里与世隔绝四十年，也算得一个活化石了，想起来真有点洞中一日世上千年的味道，想起来，大头在这里，以不变应万变，芸芸众生，熙来攘往，我自巍然不动，俨然一个大菩萨了。姨妈的三个儿子中，老大与我同岁，大头小我两岁，表弟差我四岁。老大开始和我一样，上山下乡去黑龙江大兴安岭，伐木打猎两年后，就碰上1972年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招生，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招生工农兵学员，不过一个幌子，以招老革命子女为主，顺便搭一些劳动人民，同掩耳盗铃性质一样。姨妈的老大就顺风顺水进了上外，我们公社也去了两个，都是地委领导子女，一个去了北外，一个去了什么外。后来说是周恩来总理的功劳，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前储备了一批外语人才，总理已经过世，又是死无对证，历史就这样被胜利者书写。果然，老大毕业后就去了煤炭部外事局，成了文革后大批人才缺乏的捷足先登者，从此落户北京，后来官至局级，论起来与父亲平起平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仕途平坦，生活无忧。大头的精神错乱，发病原因一直算是家中难言之隐，估计家里人对这种事情也都说不清楚，说一个神经病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的，那是一个很深奥的命题，一般人吃不消去消化的，我们大家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想想而已。在开车回忆大头的路上，这个话题被重新提起，我认为表弟的说法还比较靠谱，因为目前他成了四十年的唯一亲历者，大头唯一最亲近的保护者，最可靠的活命者了。因为有了大头，因为老大不在身边，所以姨妈姨夫当年就深谋远虑，一致决定，表弟只能留在杭州，以便照顾大头，尤其父母百年之后，这更是一个家庭的长久战略部署问题了。表弟说，大头生下来，心脏就不好，好像缺了一根什么东西，导致脑供血有问题。而且大头的大头是货真价实的大头，不是什么一般的儿戏绰号，老远走来，一眼看去，就像三脚架上托着一个大气球，摇摇晃晃，很不稳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气球就会掉下去，一旦遇到刺激，气球就要爆炸。表弟说，大头是个红小兵，省委大院的红小兵很有优越感，造反很出名，后来和什么地方的红卫兵打起来，乱军之中成为俘虏，被人关起来，不知道受了什么酷刑，我们全家找了三天才找到，完全不是一个人样了，已经疯掉了。
表弟说：“大头的头，就像气球一样爆炸了。”
表弟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大头活着的。”
表弟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命，有人生下来，天生要为另一个人，忙一辈子。”
表弟的话，又一次让我陷入沉默，汽车在前行，树木在倒退，阳光在倾泻。我和表弟之间，算我们这一辈里关系比较好的，见面也不多，一两年也就见上一两次，都是见面喝酒，酒后分手，从来没有这么交谈，好像谈得还很深，一个老革命家庭的命运。两个男人，一旦朋友，通常会交流吃喝嫖赌，坑蒙拐骗，风花雪月，很少自曝家庭老底，表弟富有勇气与智慧的谈话，令我刮目相看，我一直以为我们家苦大，没想到他们家一个大头，就有说不尽的苦头。表弟说，大头生下来后，姨妈一直想给他动心脏手术，搭个桥什么的，可那时要五万元手术费，也不是一个小数，姨夫虽然官位不小，但工资高不到哪里去，不能说一贫如洗，至少是两袖清风，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况且那时候医疗水平不像现在，医生有言在先，不能保证活的进去，就活的出来，一下子就把姨妈吓住了。表弟说，没有给大头手术，是姨妈一辈子的后悔，临终前死死拉着表弟的手，一直不肯松手，就说两个字：大头。同样的一幕在姨夫临终时，又惊人相似出现，姨夫死死盯着表弟的脸，两只眼睛虽然目光呆滞，分明也写着两个字：大头。大头好像成了他们家挥之不去的魔咒，就像我们家无处不在的父亲。看来上帝就是上帝，不偏不倚，给一个老革命家庭和一个反革命家庭，各派放一个魔咒，一个需要永远解下去的魔咒。
尽管有所想象，康复中心还是让我惊叹，青山绿水间，一片蝉声里，悄无声息环抱一群别墅，看去完全像一个豪华旅游度假村，要不戒备森严，进出间需要一道道手续，完全像西湖边上一处人民大众的观光胜地。表弟说，他来得太多了，如入无人之境，所以一路绿灯。表弟说大头更厉害，院长换了四十年，病人进出四十年，他是唯一老土地，从院长到病人，没人不认识大头的，大头在这里号称老板，病人都叫他老板。我想大头果然是人才，放到任何地方去，都会是老板，放到丐帮，放到匪帮，哪怕放到死人堆里，都会是老板。现在老板多如牛毛，连官场都通行老板，不说一般的基层，连中央的人，背后都称自己的上司为老板，方显威严和亲切，把国家机关搞成江湖社会似的，可见上梁下梁的根深蒂固。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老板社会，神经病里冒出一个老板来，也算与时俱进，大头在精神病院混成老板，也算一种修炼正果。我听出来，表弟说的大头老板，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这个康复中心，前身是安吉的一个小小精神病院，大头发病后，送到这里来，姨夫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后，觉得医疗设施太差，所有制也没什么保障，于是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好好升级改造一番，从大处说为大头，从小处说为百姓，公私兼顾，相得益彰，与当年中国工农兵学员招生的状况差不多。有权的地方用权，无权的地方讨权，姨夫先把体制转换，精神病院很容易成为公安系统，待遇和经费就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又大兴土木，调拨汽车，规模和气派就日新月异。这个康复中心就是姨夫一手创立起来的，现在已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第一流的精神病康复中心，甚至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精神病的窗口，经常会有老外来考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姨夫功不可没。姨夫时任省建委副主任，建工局长，省建筑设计院院长，一生经手项目当然不计其数，真正能留下来的，估计也不会多，到今天恐怕也拆得所剩无几了，这个精神病院，歪打正着，也许重新描绘了一个老革命的人生天际线，成为唯一让后人记住的标志性建筑，真正造福于老百姓的伟大建筑，一不小心，弄出一个世界人文遗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古老美丽的西子湖畔，在历史悠久的良渚文化诞生地，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的。大头是创始人的儿子，又从初始坚持实践到今天，老板当然非他莫属。第二层含义，大头被称为老板，就是姨夫的儿子，大头的弟弟，我的表弟，几十年如一日，前赴后继开创出来的。自从大头在这里落地生根之后，表弟四十年来，一月一来，每次来，必不可少的是香烟，大头唯一的嗜好就是香烟，不论什么牌子，粮草一月一送，粮草一断，雪上加霜，但每次也不可多送，医院有医院的规矩，送来的烟都由管理人员保管，大头只能一包一包领取。大头的粮草，就是大头的话语权，就是大头的气派，话语权加气派，当然是老板，可在病人中发号施令，可享受别人得不到的待遇，叫人洗个衣服，端个洗脚水，甚至敲敲背什么的，一条龙服务，明码标价，公平交易，读报纸一支烟，修拉链两支烟，捏脚一个钟三支烟。精神病院的规矩和监狱大同小异，大头和父亲真是异曲同工，不过我估计，父亲没有大头条件，没有大头那么想得开。现在医院的费用一个月大概要一千多，大头可能有优惠，表弟没有细说，我也不便细问，表弟也不全靠姨夫面子，每到逢年过节，就给方方面面塞一点钱，算请他们喝酒，发票拿回报账。说话间，我们已到接待室，我拎着四条香烟，表弟拎着一包瓶瓶罐罐，红茶绿茶乌龙茶，准备慰问大头。
表弟说：“我们兄弟三个，大头最聪明，最有福相。”
表弟说：“大头这个老板，日子比我好过。”\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