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很热,太阳白花花,在去安吉的路上,我们一路回忆大头,我说这么多年没去看看大头,真有点说不过去,按理杭州来得也不少,偶然也在心里想起过,可每次都是从机场车站到宾馆,办完事又从宾馆到机场车站,连西湖都没看上一眼,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没建功,没立业,没赚钱,无功无业无钱,最后成为三无人员。我说,现在我脑子里,基本上还是四十年前的大头,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表弟开着车,一边感叹道,这条路,我每个月走一次,差不多走了四十年了,一次来回100里,一年12000里,算算四十年多少里,绕地球多少圈了,以前这里一片荒凉,从泥巴路走到柏油路,从柏油路走到高速路,从自行车走到公交车,从公交车走到小轿车,从一个小孩子走到一个老头子了。表弟的话使我沉默,马路两边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一个一个闪过,似乎在炫耀历史的天高地厚,大头一个人在这里与世隔绝四十年,也算得一个活化石了,想起来真有点洞中一日世上千年的味道,想起来,大头在这里,以不变应万变,芸芸众生,熙来攘往,我自巍然不动,俨然一个大菩萨了。姨妈的三个儿子中,老大与我同岁,大头小我两岁,表弟差我四岁。老大开始和我一样,上山下乡去黑龙江大兴安岭,伐木打猎两年后,就碰上1972年中国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招生,其实我们都知道,所谓招生工农兵学员,不过一个幌子,以招老革命子女为主,顺便搭一些劳动人民,同掩耳盗铃性质一样。姨妈的老大就顺风顺水进了上外,我们公社也去了两个,都是地委领导子女,一个去了北外,一个去了什么外。后来说是周恩来总理的功劳,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前储备了一批外语人才,总理已经过世,又是死无对证,历史就这样被胜利者书写。果然,老大毕业后就去了煤炭部外事局,成了文革后大批人才缺乏的捷足先登者,从此落户北京,后来官至局级,论起来与父亲平起平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仕途平坦,生活无忧。大头的精神错乱,发病原因一直算是家中难言之隐,估计家里人对这种事情也都说不清楚,说一个神经病是怎么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的,那是一个很深奥的命题,一般人吃不消去消化的,我们大家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想想而已。在开车回忆大头的路上,这个话题被重新提起,我认为表弟的说法还比较靠谱,因为目前他成了四十年的唯一亲历者,大头唯一最亲近的保护者,最可靠的活命者了。因为有了大头,因为老大不在身边,所以姨妈姨夫当年就深谋远虑,一致决定,表弟只能留在杭州,以便照顾大头,尤其父母百年之后,这更是一个家庭的长久战略部署问题了。表弟说,大头生下来,心脏就不好,好像缺了一根什么东西,导致脑供血有问题。而且大头的大头是货真价实的大头,不是什么一般的儿戏绰号,老远走来,一眼看去,就像三脚架上托着一个大气球,摇摇晃晃,很不稳的样子,一有风吹草动,气球就会掉下去,一旦遇到刺激,气球就要爆炸。表弟说,大头是个红小兵,省委大院的红小兵很有优越感,造反很出名,后来和什么地方的红卫兵打起来,乱军之中成为俘虏,被人关起来,不知道受了什么酷刑,我们全家找了三天才找到,完全不是一个人样了,已经疯掉了。
表弟说:“大头的头,就像气球一样爆炸了。”
表弟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为大头活着的。”
表弟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命,有人生下来,天生要为另一个人,忙一辈子。”
表弟的话,又一次让我陷入沉默,汽车在前行,树木在倒退,阳光在倾泻。我和表弟之间,算我们这一辈里关系比较好的,见面也不多,一两年也就见上一两次,都是见面喝酒,酒后分手,从来没有这么交谈,好像谈得还很深,一个老革命家庭的命运。两个男人,一旦朋友,通常会交流吃喝嫖赌,坑蒙拐骗,风花雪月,很少自曝家庭老底,表弟富有勇气与智慧的谈话,令我刮目相看,我一直以为我们家苦大,没想到他们家一个大头,就有说不尽的苦头。表弟说,大头生下来后,姨妈一直想给他动心脏手术,搭个桥什么的,可那时要五万元手术费,也不是一个小数,姨夫虽然官位不小,但工资高不到哪里去,不能说一贫如洗,至少是两袖清风,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况且那时候医疗水平不像现在,医生有言在先,不能保证活的进去,就活的出来,一下子就把姨妈吓住了。表弟说,没有给大头手术,是姨妈一辈子的后悔,临终前死死拉着表弟的手,一直不肯松手,就说两个字:大头。同样的一幕在姨夫临终时,又惊人相似出现,姨夫死死盯着表弟的脸,两只眼睛虽然目光呆滞,分明也写着两个字:大头。大头好像成了他们家挥之不去的魔咒,就像我们家无处不在的父亲。看来上帝就是上帝,不偏不倚,给一个老革命家庭和一个反革命家庭,各派放一个魔咒,一个需要永远解下去的魔咒。
尽管有所想象,康复中心还是让我惊叹,青山绿水间,一片蝉声里,悄无声息环抱一群别墅,看去完全像一个豪华旅游度假村,要不戒备森严,进出间需要一道道手续,完全像西湖边上一处人民大众的观光胜地。表弟说,他来得太多了,如入无人之境,所以一路绿灯。表弟说大头更厉害,院长换了四十年,病人进出四十年,他是唯一老土地,从院长到病人,没人不认识大头的,大头在这里号称老板,病人都叫他老板。我想大头果然是人才,放到任何地方去,都会是老板,放到丐帮,放到匪帮,哪怕放到死人堆里,都会是老板。现在老板多如牛毛,连官场都通行老板,不说一般的基层,连中央的人,背后都称自己的上司为老板,方显威严和亲切,把国家机关搞成江湖社会似的,可见上梁下梁的根深蒂固。中国现在就是一个老板社会,神经病里冒出一个老板来,也算与时俱进,大头在精神病院混成老板,也算一种修炼正果。我听出来,表弟说的大头老板,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这个康复中心,前身是安吉的一个小小精神病院,大头发病后,送到这里来,姨夫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后,觉得医疗设施太差,所有制也没什么保障,于是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好好升级改造一番,从大处说为大头,从小处说为百姓,公私兼顾,相得益彰,与当年中国工农兵学员招生的状况差不多。有权的地方用权,无权的地方讨权,姨夫先把体制转换,精神病院很容易成为公安系统,待遇和经费就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又大兴土木,调拨汽车,规模和气派就日新月异。这个康复中心就是姨夫一手创立起来的,现在已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第一流的精神病康复中心,甚至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精神病的窗口,经常会有老外来考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姨夫功不可没。姨夫时任省建委副主任,建工局长,省建筑设计院院长,一生经手项目当然不计其数,真正能留下来的,估计也不会多,到今天恐怕也拆得所剩无几了,这个精神病院,歪打正着,也许重新描绘了一个老革命的人生天际线,成为唯一让后人记住的标志性建筑,真正造福于老百姓的伟大建筑,一不小心,弄出一个世界人文遗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古老美丽的西子湖畔,在历史悠久的良渚文化诞生地,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的。大头是创始人的儿子,又从初始坚持实践到今天,老板当然非他莫属。第二层含义,大头被称为老板,就是姨夫的儿子,大头的弟弟,我的表弟,几十年如一日,前赴后继开创出来的。自从大头在这里落地生根之后,表弟四十年来,一月一来,每次来,必不可少的是香烟,大头唯一的嗜好就是香烟,不论什么牌子,粮草一月一送,粮草一断,雪上加霜,但每次也不可多送,医院有医院的规矩,送来的烟都由管理人员保管,大头只能一包一包领取。大头的粮草,就是大头的话语权,就是大头的气派,话语权加气派,当然是老板,可在病人中发号施令,可享受别人得不到的待遇,叫人洗个衣服,端个洗脚水,甚至敲敲背什么的,一条龙服务,明码标价,公平交易,读报纸一支烟,修拉链两支烟,捏脚一个钟三支烟。精神病院的规矩和监狱大同小异,大头和父亲真是异曲同工,不过我估计,父亲没有大头条件,没有大头那么想得开。现在医院的费用一个月大概要一千多,大头可能有优惠,表弟没有细说,我也不便细问,表弟也不全靠姨夫面子,每到逢年过节,就给方方面面塞一点钱,算请他们喝酒,发票拿回报账。说话间,我们已到接待室,我拎着四条香烟,表弟拎着一包瓶瓶罐罐,红茶绿茶乌龙茶,准备慰问大头。
表弟说:“我们兄弟三个,大头最聪明,最有福相。”
表弟说:“大头这个老板,日子比我好过。”\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