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许都知道，何校长的嗓门，大大出名的，可能同性格有关，可能同职业有关，说方圆几里都能听到是夸张，隔几幢楼能听到是没问题的，送货上门这句话别人听没听到不知道，有一个人听到了，红阿姨听到了。红阿姨可能姓洪，其实一个快退休的老太婆，传达室收发兼油印，在学校干的时间长了，干成忠心耿耿了，干成红管家了，所以上上下下都这么叫，叫成富有时代气息的一个学名了，算一种尊称。红阿姨每天拿着报纸信件和印好的讲义，在学校里慢悠悠转来转去，一一发送，给人感觉像一个幽灵，像一个修道院嬷嬷，来无踪，去无影，来无声，去无息。大概因为农村出身，一辈子不晓得进门前先要敲一下门，推门进来就进来了，交待一两句，把东西一放，转身就消失了。大家对她印象还不错，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就有一个小毛病，喜欢传达一点小道消息，张老师家长李老师家短，也不是故意搬弄是非，仅仅喜欢传达而已，可能是传达职业病，可能是村妇性格使然，也可能被大家宠惯了，觉得自己就是红管家，有些事情还是需要管一管的。这就同何校长的大嗓门，形成校园不可多得的天仙配景观，有一阳一阴，相得益彰的味道，来路差不多，窄路相逢了。碰巧的是，母亲刻写，红阿姨油印，一个流程上的两道工序，一条传输带上的两颗螺丝钉，都是打下手的命，也是割不断的缘分，抬头不见，低头也要见的。有时候，母亲就会对红阿姨有点交流，油墨太多，讲义看起来字迹不清，油墨太少，讲义看起来字迹还是不清。有时候，红阿姨也会对母亲有所交流，刻的太重，油墨就会渗透到讲义上，刻的太轻，油墨就难以印到讲义上。诸如此类的交流，经常会发生的，一个老钢板，一个老油印，两个老经验碰到一起，切磋起来都不是没有道理的。母亲调进七中之后，送货上门的说法慢慢开始流传开来，母亲不可能听到，何校长也不可能听到，何师母听到了。按理何师母不太容易听到，何师母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常年住在何老师的东阳农村老家，相隔百十里地，一年到头难得来几次学校，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基本形同虚设。当然，他们夫妻之间没什么问题，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何校长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大家很少见何校长回家，也很少见何师母探亲。何师母本来也是城市户口，当年精兵简政时，何校长那时还是何教导，领导主动带头，把何师母连同小孩送回老家，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表率，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手段，是一种策略，或者一种精神，一种品质，或者一种无奈，一种牺牲，都可以的，都可能的，何老师的真实想法天知道，何师母的回老家大家都知道。总而言之，证明一个事实，何教导或何校长能几十年如一日，得到上上下下好评，能在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教育界，混成一个不倒翁，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的。
时间与地点，也都有巧合，那天母亲见何校长，中午时分，是在何校长的宿舍里，一排低矮平房的倒数第一间，母亲后来在七中的宿舍，被安排在那排平房的倒数第二间，前面的几间都是办公室，母亲这间也是临时腾出来的。在何校长宿舍，听到送货上门，后来又安排住在何校长隔壁，天天可以上门，明眼人一看，事情就蹊跷。而且，母亲从农村学校调到城里学校，凭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周老师是一个老实人，不会送礼的，大礼送不起，小件没意思，不贿赂，不猫腻，从乡下调回城市，就算算一个城市户口多少钱吧，鬼都不信。一个暧昧而风流而腐败的故事，就这样开始流传了，先是在校园里，后来在教育界，最后传到教育局领导那里了，事情就搞大了。结果县里派了一个工作组，名义上查财务，暗地里查腐败，实际上走过场。何校长也不是吃素的，不可能束手待擒的，更不可能束手待毙的，几十年的老运动员，没有两下子拳脚功夫，打不倒一句流言蜚语，就别在这世界上混了。所以，事情最后只能以一个男同志的全面胜利，以三个妇女同志的全面哭泣告终。母亲哭了，何师母哭了，红阿姨哭了。先是三个妇女同志在工作组面前轮番哭，然后三个妇女同志循环哭，红阿姨在何师母面前哭，何师母在母亲面前哭，母亲在红阿姨面前哭。所有的哭，都经得起分析，母亲怎么可以在红阿姨面前哭，真是匪夷所思，她们不太可能以年纪来安排哭声的。怎么会有这种局面，我也搞不懂，这种局面产生的过程，具体的细节，我也不可能知道，我不可能去问任何人，包括母亲，什么都可以想象，就是哭法或哭声我想象不出来。三女哭七中，后来知名度大大超过送货上门，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堆在沙滩上，也像文化大革命的文斗与武斗，武斗是文斗的继续与演进，虽然这出闹剧介于文斗与武斗之间，介于斯文与扫地之间，但还是演变出一个经典段子，口口相传，广为流传，盖因三位学校非主流的女流之辈莫名其妙出名，盖过了许多优秀女教师乃至特级女教师的风头。不过从此之后，七中在何校长任下，再无一星半点流言蜚语，少了不少娱乐精神，少了不少校园乐趣，学校里已经够严肃了，教育工作者本来并不少见的打情骂俏沾花惹草都搞得像地下工作者，工作起来就有点费劲了。后来我发现，从此我们家和何校长家，亲如一家，何师母每每来学校，总要带一些乡下的土特产，送给母亲，母亲每每有一点好菜，总要端给何校长。何校长喜欢喝一点小酒，尤其在晚上，我每每从乡下回来，何校长总要叫上我，一起喝几杯，常常就是一盘花生米。喝完后，我就往他家的床上一躺，屋里很挤，二十平米，两张床，一个橱，一张桌，他在睡觉之前，会把自己的杯子，放进书橱一个固定位置，从来不洗，第二天又是它了。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母亲，也不谈父亲，有时候他会在第二天说我，晚上又做梦，把被子蹬下床，大喊大叫。
母亲回城，是在1975年春节前后，那时我还在乡下，村里只剩我一个知青了，所以我常常溜回来。弟弟还在乡下打铁，工人阶级的第一要义是上班，是不太可能经常回来的，加上路远，周末回来的可能性都不大。我回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金华城里在打仗，当时的说法叫武斗，以后有大胆历史学家，说不定就可理论为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共产党打共产党，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打自己人，说来不太容易，也不可思议，好在文化大革命全国都分成两派，造反派与保皇派，在中央在省里在地区都有自己的后台，到我们这里，一派叫民总，一派叫民团，野战军支持造反派的民总，军分区支持保皇派的民团，两派斗来斗去，斗了好些年了，仍然分不出胜负。文斗既然不行，武斗自然开场，兵戎相见，大开杀戒，短兵相接，煞是热闹，很符合那时候我们的理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既然打不起来，国内战争打打也是可以的，或许可以改变命运，浑水摸鱼，乱中取胜，知青们的理想，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可以这么说，父亲在为解放前的文斗绍兴耿耿于怀之日，就是我们在为解放后的武斗金华幸灾乐祸之时。
我们是说我们三个一起在潭头插队的朋友，一个叫胡国强，一个叫栾民富，我们是一起在乡下偷鸡摸狗的死党，他们两个的运气比我好，因为一个是两代工人阶级的后代，一个是两代革命军人的后代，虽然都是三代后，上调回城就占了便宜，一个回城三年了，一个回城两年了，一个在汽修厂，一个在肉联厂，剩下我一个，继续在乡村孤独流浪。他们两个虽然回来了，结束流浪的种田生活，按理应该安定下来过日子了，可日子好像也不怎么样，也要从学徒工干起，种田那些小把式，在工厂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工资低，工种差，所以日子也是很郁闷。没有回城想回城，勾心斗角杀回城，回城也就这样子，没什么奇迹，没什么好事，日子照样枯燥乏味。说起来，远没有在农村游手好闲，游山玩水，游到任何一处狐朋狗友，一番醉生梦死，醒来大喝一声，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的来劲，更没有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那么有意境，一句话，城里不好玩。所以，平生没有玩过的打仗，真刀真枪的打一下，对于精力旺盛情绪低落的国强与民富来说，无疑一种刺激。国强在乡下时就喜欢练练拳脚，高来高去，我们经常笑他江湖三脚猫，民富则喜欢高谈阔论孙子兵法，虚虚实实，我们经常笑他口头军事家，两个人去打仗，都有历史渊源，都不出人意料。因为两人所处单位不同，派别就不同，国强参加的是民总，民富参加的是民团，不过，这并不妨碍朋友的情义，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他们就是拿枪打仗好玩，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观点，没有什么为捍卫什么什么路线而卖命或者卖身投靠的意思。所以，我一回家，两人就会同时到访，国强的肩膀上倒挂着野战军的冲锋枪，民富的腰带上斜插着军分区的盒子枪，一眼看去，果然比农民神气多了。这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自己战争或革命战争，没农民什么事的，不需要农村包围城市，不需要革命根据地，农民只要安心种田，提供粮草就可以了。在我的眼红之下，两人笑呵呵地互相观摩对方的武器，一番摆弄，一番切磋，甚至一起交流了各自阵地的布防，什么地方多少人，配备什么武器，完全把军事机密当成儿戏，互相彻底叛变之后，就一起坐下来，两人并排，团团一桌，把酒言欢。\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