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许都知道,何校长的嗓门,大大出名的,可能同性格有关,可能同职业有关,说方圆几里都能听到是夸张,隔几幢楼能听到是没问题的,送货上门这句话别人听没听到不知道,有一个人听到了,红阿姨听到了。红阿姨可能姓洪,其实一个快退休的老太婆,传达室收发兼油印,在学校干的时间长了,干成忠心耿耿了,干成红管家了,所以上上下下都这么叫,叫成富有时代气息的一个学名了,算一种尊称。红阿姨每天拿着报纸信件和印好的讲义,在学校里慢悠悠转来转去,一一发送,给人感觉像一个幽灵,像一个修道院嬷嬷,来无踪,去无影,来无声,去无息。大概因为农村出身,一辈子不晓得进门前先要敲一下门,推门进来就进来了,交待一两句,把东西一放,转身就消失了。大家对她印象还不错,工作勤恳,任劳任怨,就有一个小毛病,喜欢传达一点小道消息,张老师家长李老师家短,也不是故意搬弄是非,仅仅喜欢传达而已,可能是传达职业病,可能是村妇性格使然,也可能被大家宠惯了,觉得自己就是红管家,有些事情还是需要管一管的。这就同何校长的大嗓门,形成校园不可多得的天仙配景观,有一阳一阴,相得益彰的味道,来路差不多,窄路相逢了。碰巧的是,母亲刻写,红阿姨油印,一个流程上的两道工序,一条传输带上的两颗螺丝钉,都是打下手的命,也是割不断的缘分,抬头不见,低头也要见的。有时候,母亲就会对红阿姨有点交流,油墨太多,讲义看起来字迹不清,油墨太少,讲义看起来字迹还是不清。有时候,红阿姨也会对母亲有所交流,刻的太重,油墨就会渗透到讲义上,刻的太轻,油墨就难以印到讲义上。诸如此类的交流,经常会发生的,一个老钢板,一个老油印,两个老经验碰到一起,切磋起来都不是没有道理的。母亲调进七中之后,送货上门的说法慢慢开始流传开来,母亲不可能听到,何校长也不可能听到,何师母听到了。按理何师母不太容易听到,何师母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常年住在何老师的东阳农村老家,相隔百十里地,一年到头难得来几次学校,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基本形同虚设。当然,他们夫妻之间没什么问题,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何校长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大家很少见何校长回家,也很少见何师母探亲。何师母本来也是城市户口,当年精兵简政时,何校长那时还是何教导,领导主动带头,把何师母连同小孩送回老家,这是一种姿态,是一种表率,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手段,是一种策略,或者一种精神,一种品质,或者一种无奈,一种牺牲,都可以的,都可能的,何老师的真实想法天知道,何师母的回老家大家都知道。总而言之,证明一个事实,何教导或何校长能几十年如一日,得到上上下下好评,能在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教育界,混成一个不倒翁,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的。
时间与地点,也都有巧合,那天母亲见何校长,中午时分,是在何校长的宿舍里,一排低矮平房的倒数第一间,母亲后来在七中的宿舍,被安排在那排平房的倒数第二间,前面的几间都是办公室,母亲这间也是临时腾出来的。在何校长宿舍,听到送货上门,后来又安排住在何校长隔壁,天天可以上门,明眼人一看,事情就蹊跷。而且,母亲从农村学校调到城里学校,凭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周老师是一个老实人,不会送礼的,大礼送不起,小件没意思,不贿赂,不猫腻,从乡下调回城市,就算算一个城市户口多少钱吧,鬼都不信。一个暧昧而风流而腐败的故事,就这样开始流传了,先是在校园里,后来在教育界,最后传到教育局领导那里了,事情就搞大了。结果县里派了一个工作组,名义上查财务,暗地里查腐败,实际上走过场。何校长也不是吃素的,不可能束手待擒的,更不可能束手待毙的,几十年的老运动员,没有两下子拳脚功夫,打不倒一句流言蜚语,就别在这世界上混了。所以,事情最后只能以一个男同志的全面胜利,以三个妇女同志的全面哭泣告终。母亲哭了,何师母哭了,红阿姨哭了。先是三个妇女同志在工作组面前轮番哭,然后三个妇女同志循环哭,红阿姨在何师母面前哭,何师母在母亲面前哭,母亲在红阿姨面前哭。所有的哭,都经得起分析,母亲怎么可以在红阿姨面前哭,真是匪夷所思,她们不太可能以年纪来安排哭声的。怎么会有这种局面,我也搞不懂,这种局面产生的过程,具体的细节,我也不可能知道,我不可能去问任何人,包括母亲,什么都可以想象,就是哭法或哭声我想象不出来。三女哭七中,后来知名度大大超过送货上门,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堆在沙滩上,也像文化大革命的文斗与武斗,武斗是文斗的继续与演进,虽然这出闹剧介于文斗与武斗之间,介于斯文与扫地之间,但还是演变出一个经典段子,口口相传,广为流传,盖因三位学校非主流的女流之辈莫名其妙出名,盖过了许多优秀女教师乃至特级女教师的风头。不过从此之后,七中在何校长任下,再无一星半点流言蜚语,少了不少娱乐精神,少了不少校园乐趣,学校里已经够严肃了,教育工作者本来并不少见的打情骂俏沾花惹草都搞得像地下工作者,工作起来就有点费劲了。后来我发现,从此我们家和何校长家,亲如一家,何师母每每来学校,总要带一些乡下的土特产,送给母亲,母亲每每有一点好菜,总要端给何校长。何校长喜欢喝一点小酒,尤其在晚上,我每每从乡下回来,何校长总要叫上我,一起喝几杯,常常就是一盘花生米。喝完后,我就往他家的床上一躺,屋里很挤,二十平米,两张床,一个橱,一张桌,他在睡觉之前,会把自己的杯子,放进书橱一个固定位置,从来不洗,第二天又是它了。我们之间从来不谈母亲,也不谈父亲,有时候他会在第二天说我,晚上又做梦,把被子蹬下床,大喊大叫。
母亲回城,是在1975年春节前后,那时我还在乡下,村里只剩我一个知青了,所以我常常溜回来。弟弟还在乡下打铁,工人阶级的第一要义是上班,是不太可能经常回来的,加上路远,周末回来的可能性都不大。我回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金华城里在打仗,当时的说法叫武斗,以后有大胆历史学家,说不定就可理论为第四次国内革命战争,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共产党打共产党,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打自己人,说来不太容易,也不可思议,好在文化大革命全国都分成两派,造反派与保皇派,在中央在省里在地区都有自己的后台,到我们这里,一派叫民总,一派叫民团,野战军支持造反派的民总,军分区支持保皇派的民团,两派斗来斗去,斗了好些年了,仍然分不出胜负。文斗既然不行,武斗自然开场,兵戎相见,大开杀戒,短兵相接,煞是热闹,很符合那时候我们的理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既然打不起来,国内战争打打也是可以的,或许可以改变命运,浑水摸鱼,乱中取胜,知青们的理想,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可以这么说,父亲在为解放前的文斗绍兴耿耿于怀之日,就是我们在为解放后的武斗金华幸灾乐祸之时。
我们是说我们三个一起在潭头插队的朋友,一个叫胡国强,一个叫栾民富,我们是一起在乡下偷鸡摸狗的死党,他们两个的运气比我好,因为一个是两代工人阶级的后代,一个是两代革命军人的后代,虽然都是三代后,上调回城就占了便宜,一个回城三年了,一个回城两年了,一个在汽修厂,一个在肉联厂,剩下我一个,继续在乡村孤独流浪。他们两个虽然回来了,结束流浪的种田生活,按理应该安定下来过日子了,可日子好像也不怎么样,也要从学徒工干起,种田那些小把式,在工厂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工资低,工种差,所以日子也是很郁闷。没有回城想回城,勾心斗角杀回城,回城也就这样子,没什么奇迹,没什么好事,日子照样枯燥乏味。说起来,远没有在农村游手好闲,游山玩水,游到任何一处狐朋狗友,一番醉生梦死,醒来大喝一声,天生我才必有用,那么的来劲,更没有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那么有意境,一句话,城里不好玩。所以,平生没有玩过的打仗,真刀真枪的打一下,对于精力旺盛情绪低落的国强与民富来说,无疑一种刺激。国强在乡下时就喜欢练练拳脚,高来高去,我们经常笑他江湖三脚猫,民富则喜欢高谈阔论孙子兵法,虚虚实实,我们经常笑他口头军事家,两个人去打仗,都有历史渊源,都不出人意料。因为两人所处单位不同,派别就不同,国强参加的是民总,民富参加的是民团,不过,这并不妨碍朋友的情义,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他们就是拿枪打仗好玩,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观点,没有什么为捍卫什么什么路线而卖命或者卖身投靠的意思。所以,我一回家,两人就会同时到访,国强的肩膀上倒挂着野战军的冲锋枪,民富的腰带上斜插着军分区的盒子枪,一眼看去,果然比农民神气多了。这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自己战争或革命战争,没农民什么事的,不需要农村包围城市,不需要革命根据地,农民只要安心种田,提供粮草就可以了。在我的眼红之下,两人笑呵呵地互相观摩对方的武器,一番摆弄,一番切磋,甚至一起交流了各自阵地的布防,什么地方多少人,配备什么武器,完全把军事机密当成儿戏,互相彻底叛变之后,就一起坐下来,两人并排,团团一桌,把酒言欢。\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