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算了一下，我1963年到农村中学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留在学校参加革命两年，到1968年革命告一段落，12月31日正式下乡插队落户，一直到1976年。这个和抗日战争同样漫长的八年，是整个中国知识青年都一样的，都逃脱不了的，没有人可以承担责任，和谁都没有直接关系。但从1972年开始，知识青年有陆陆续续上调回城工作，或有少数的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因为父亲关系，回城或上学的道路就被堵塞了，所以后来在农村多呆的四年，这个帐就要算在父亲的头上了。
这样算来，三十三年减去四年，我们家因为父亲的反革命，总共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九年。按一年365天算，我们一共在农村生活了10585天，去掉零头，就算10000天，一万天的日子应该是漫长的。
当然，这个数字，仅仅是记录一个家庭生活史的走向，从城市流向农村，从农村走向自然，从自然奔向生命，是对自己家的一个数字化总结，类似家谱的意思，对别人没有什么意义。
又当然，也没有清算父亲的意思，父亲是客观的存在，是基因链条上的一个分子，没办法抹杀的，没办法割裂的，实际上应该加上他在青海的三十年，青海劳改农场不是农村胜似农村，那么我们家一共在农村生活了五十九年。父亲一个人超过我们三个人，也算10000天吧，这样我们全家总共在农村生活了20000天，两万天的日子应该更漫长了。
我们的日子窝窝囊囊就过来了。然而，父亲在青海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一直是我心头一个巨大的谜团。人世间不存在秘密生活，其他任何人的生活我都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旧社会上海滩黑社会流氓大亨的黑暗生活，我可以想象新中国红墙内中南海老一辈革命领袖们的光明生活，可我实在难以想象父亲在青海的劳改生活。唯一可资参考的线索，就是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但那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一种集中营的代称，那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的产物，就像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天下富豪们的奢华生活，同你完全不搭界的，对我来说，远没有青海那么实在。即便在多年之后，强大的互联网时代，动用神通广大无所不在的人肉搜索引擎，劳改的青海依然一片空白，文章寥寥无几，文字寥若晨星，劳改青海几乎在茫茫的星球上消失，几乎要从丁无量与复旦一代人的终老中遗弃。事实上我那次不远万里去青海，表面上是去解决父亲的归属问题，父亲的叶落归根问题，我更多的想法是要去看个究竟，究竟父亲在那里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否则作为一个儿子，连老子的生活都一无所知，都成为一个空白，怎么见江东父老，怎么向后代交代，哪真是龟儿子龟孙子了。我知道，我去的短短几天，不可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的，所以我尽量接近复旦老师，我对复旦老师的极大兴趣，归根结底为了探测父亲生活的秘密。到青海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我和父亲从场部回来之后，我终于开始接近目标了。
那天下午，父亲有课，我和复旦坐在上午我企图洗衬衫的水塘边，复旦大概察觉到我准备探求父亲老底的阴谋，一开始就很警觉说，有些事我可不能说，我不能背叛你父亲哦。他的话愈发激起我的好奇，我愈发坚定认为，在这个青海唐格木农场，一定埋藏着父亲的秘密往事，暗藏着一个巨大的人生密码，就像我们眼前那一大片黄水，在高原的阳光下闪烁着混沌的光芒，看不清水中隐藏着什么。我知道周复旦与父亲的劳改情谊，最后我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说，劳改也没什么好故事，你如果一点不说，我是无法把父亲弄回老家去了，我不能把一个不明不白的父亲弄回老家，我无法对母亲交代的。社会上流行政审，不妨移植到家庭，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家庭，结婚都讲究政治背景政治联姻的，就当父亲与母亲第二次结婚前，作为媒人的儿子，对父亲来一次政审，这样总可以吧。复旦一听政审，鹤发童颜地笑了，说丁无量也就是一个埋葬死人的老手，死人一埋，政治就没了，说起来丁无量相当于一个埋葬政治的老手。复旦老师要么不说，一说起来就像在复旦做学问，从大处着眼，从宏大叙事说起，从天文地理说起，我耐心听着，捕捉细节，企图逮住一个一个漏洞，并且注意他在叙述中角色的转换。他的滔滔不绝让我心潮澎湃。
唐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好像天造地设的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通往外面的世界，守住这条道，犯人几天几夜也跑不出荒原，不是累死，就是饿死，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另当别论，选中这个地方的人，至少是地理专家，对中国西部地理有深刻的造诣。唐格木的土地，一年中起码半年是冻僵的，从10月到次年的5月，别说挖坑，就是砸进个木橛子也很困难。有民谚道，到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
父亲和复旦坐同一个专列到的西宁，父亲在浙江押送上的车，复旦在上海边上的一个小站押送上的车。父亲看见昏暗中有一个娃娃脸的小青年，蜷缩在闷罐车角落里的尿桶旁边，尿桶被一块稻草帘子遮着，但挡不住晃荡晃荡的阵阵恶臭。父亲挤过去把他拖向自己身边，押送人员睁一眼闭一眼，不知是懒得管还是瞌睡难耐，两个人就有了交头接耳的促膝长谈，一段反革命牢不可破的牢狱之情从此开始。闷罐车门窗紧闭，一盏美孚灯在头顶上晃来晃去，他们不知道火车往什么地方开，一个猜内蒙古，一个猜北大荒，突然感觉车停了，站台上大喇叭响起了吓人的秦腔。一个学的教育，一个学的历史，两人都有点国学底子，不管吓人不吓人，有听总比没听好，他们拼命听，听懂了几句，大概是《曹操与杨修》中的一段：“我死不必把孝戴，我死不必摆灵台，在生落得名声败，到阴曹，我再去放浪形骸。”这回两人达成共识了，自己吓自己了，现在火车在西安，前方就是大西北，“杨修必死难更改”。
青藏高原之上，黄河源头之边，日子很容易变得无边无际。无边无际的劳改农场中，唐格木农场分两个大队，二大队人称南方队，基本上是浙江人，上海人，江苏人，一大队人称北方队，基本上是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不管什么地方人，日子的模式都一样，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窑，或者到黄河边的河滩修渠。开始一段日子，大家过得都差不多，一个样子，渐渐地日子就分化了，活人与死人的分化，有人还活着，有人已死去。说到死人的时候，我注意到复旦面无表情，好像对自己的活着无动于衷。他说死的太多了，冻死、饿死、累死、病死、怕死、吓死，自杀的、他杀的、自相残杀的、被野兽吃了的、误食野草中毒死的、意外事故死的，无缘无故死的，糊里糊涂死的，死因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他说，死亡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精神的。最后，复旦居然得出了一个死亡哲学论，死亡就在你自己的身体里，就在你身体中的一个潘多拉盒子里装着，只要你自己挺不住，它就从某一缺口钻出来，就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死亡表象，变成不同的死法。
复旦又一次让我刮目相看，看来他真的被改造成一个哲学家了。他继续阐述，要说饿，口粮虽少虽粗，吃饱不能，也不至饿死，顶多饿个半死。要说冻，白天干活干得大汗流，夜间十几个人挤在一盘炕上，相互取暖，也不至于冻死。至于说劳动改造，没有一个犯人不知道这一套理论，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劳动改造，说不上光荣，但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可以重新做人，这些都是劳改犯最基本的一课，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基本意识，就没有基本生存，你就离死不远了。其实，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完不成任务，绝不开饭，或者扣你的饭。我们没有对劳改绝望，我们求生的本能很强，我们对劳改的认识很深刻，由表及里，从内到外，表里统一，内外和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是日子，日子就是明天，明天就是活着。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因为复旦表现不错，提拔为统计员，负责任务分配，土地丈量，成绩验收，功过记载，等等，总之是受到重用。因为父亲表现也不错，提拔为“杵作头”，专门负责死人的安葬，这是一个特别的职务，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解释起来，名词的杵，就是一头粗一头细的圆木棒，动词的杵，就是戳或捅，前面说过这里的土地半年以上都是冻僵的，加上荒原尽长一些芨芨草、莨菪花之类，盘根错节，密密层层，一镢头下去能弹将起来，掩埋死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杵。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死人是一件赴阴曹地府的事，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传来传去，扰乱军心，影响活人，妨碍改造，所以需要保密，所以一般在夜间行动。这个特别的职务由父亲去承担，伟大而光荣，光荣在于政府的信任，伟大在于生命的归宿。伟大而光荣的一个更为实际的意义是，出工埋死人一次，可以领到两只青稞面饼子，这就把别人搞得很眼红，有人强烈要求，誓死为死人请战，割开手指，要写血书，据说队长一把将他的手握住，说你要放血威胁我先让你死掉，今晚第一个埋葬的就是你。复旦作为一个统计员，是必须跟随带队的“杵作头”父亲出行的，因为死人都是用架子车拉出去埋的，一架子车能装七八个，像一爿爿冻猪肉那样，一一摞起，一一码好，不能把数字搞得很乱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