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算了一下,我1963年到农村中学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留在学校参加革命两年,到1968年革命告一段落,12月31日正式下乡插队落户,一直到1976年。这个和抗日战争同样漫长的八年,是整个中国知识青年都一样的,都逃脱不了的,没有人可以承担责任,和谁都没有直接关系。但从1972年开始,知识青年有陆陆续续上调回城工作,或有少数的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因为父亲关系,回城或上学的道路就被堵塞了,所以后来在农村多呆的四年,这个帐就要算在父亲的头上了。
这样算来,三十三年减去四年,我们家因为父亲的反革命,总共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九年。按一年365天算,我们一共在农村生活了10585天,去掉零头,就算10000天,一万天的日子应该是漫长的。
当然,这个数字,仅仅是记录一个家庭生活史的走向,从城市流向农村,从农村走向自然,从自然奔向生命,是对自己家的一个数字化总结,类似家谱的意思,对别人没有什么意义。
又当然,也没有清算父亲的意思,父亲是客观的存在,是基因链条上的一个分子,没办法抹杀的,没办法割裂的,实际上应该加上他在青海的三十年,青海劳改农场不是农村胜似农村,那么我们家一共在农村生活了五十九年。父亲一个人超过我们三个人,也算10000天吧,这样我们全家总共在农村生活了20000天,两万天的日子应该更漫长了。
我们的日子窝窝囊囊就过来了。然而,父亲在青海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一直是我心头一个巨大的谜团。人世间不存在秘密生活,其他任何人的生活我都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旧社会上海滩黑社会流氓大亨的黑暗生活,我可以想象新中国红墙内中南海老一辈革命领袖们的光明生活,可我实在难以想象父亲在青海的劳改生活。唯一可资参考的线索,就是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但那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一种集中营的代称,那是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文化的产物,就像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天下富豪们的奢华生活,同你完全不搭界的,对我来说,远没有青海那么实在。即便在多年之后,强大的互联网时代,动用神通广大无所不在的人肉搜索引擎,劳改的青海依然一片空白,文章寥寥无几,文字寥若晨星,劳改青海几乎在茫茫的星球上消失,几乎要从丁无量与复旦一代人的终老中遗弃。事实上我那次不远万里去青海,表面上是去解决父亲的归属问题,父亲的叶落归根问题,我更多的想法是要去看个究竟,究竟父亲在那里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否则作为一个儿子,连老子的生活都一无所知,都成为一个空白,怎么见江东父老,怎么向后代交代,哪真是龟儿子龟孙子了。我知道,我去的短短几天,不可能看出什么名堂来的,所以我尽量接近复旦老师,我对复旦老师的极大兴趣,归根结底为了探测父亲生活的秘密。到青海的第二天下午,也就是我和父亲从场部回来之后,我终于开始接近目标了。
那天下午,父亲有课,我和复旦坐在上午我企图洗衬衫的水塘边,复旦大概察觉到我准备探求父亲老底的阴谋,一开始就很警觉说,有些事我可不能说,我不能背叛你父亲哦。他的话愈发激起我的好奇,我愈发坚定认为,在这个青海唐格木农场,一定埋藏着父亲的秘密往事,暗藏着一个巨大的人生密码,就像我们眼前那一大片黄水,在高原的阳光下闪烁着混沌的光芒,看不清水中隐藏着什么。我知道周复旦与父亲的劳改情谊,最后我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说,劳改也没什么好故事,你如果一点不说,我是无法把父亲弄回老家去了,我不能把一个不明不白的父亲弄回老家,我无法对母亲交代的。社会上流行政审,不妨移植到家庭,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家庭,结婚都讲究政治背景政治联姻的,就当父亲与母亲第二次结婚前,作为媒人的儿子,对父亲来一次政审,这样总可以吧。复旦一听政审,鹤发童颜地笑了,说丁无量也就是一个埋葬死人的老手,死人一埋,政治就没了,说起来丁无量相当于一个埋葬政治的老手。复旦老师要么不说,一说起来就像在复旦做学问,从大处着眼,从宏大叙事说起,从天文地理说起,我耐心听着,捕捉细节,企图逮住一个一个漏洞,并且注意他在叙述中角色的转换。他的滔滔不绝让我心潮澎湃。
唐格木劳改农场位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海拔四千多米,荒无人烟,一片草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这里好像天造地设的劳改农场,地势平坦,视野广阔,只有一条道通往外面的世界,守住这条道,犯人几天几夜也跑不出荒原,不是累死,就是饿死,有直升飞机或外星人接应,另当别论,选中这个地方的人,至少是地理专家,对中国西部地理有深刻的造诣。唐格木的土地,一年中起码半年是冻僵的,从10月到次年的5月,别说挖坑,就是砸进个木橛子也很困难。有民谚道,到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
父亲和复旦坐同一个专列到的西宁,父亲在浙江押送上的车,复旦在上海边上的一个小站押送上的车。父亲看见昏暗中有一个娃娃脸的小青年,蜷缩在闷罐车角落里的尿桶旁边,尿桶被一块稻草帘子遮着,但挡不住晃荡晃荡的阵阵恶臭。父亲挤过去把他拖向自己身边,押送人员睁一眼闭一眼,不知是懒得管还是瞌睡难耐,两个人就有了交头接耳的促膝长谈,一段反革命牢不可破的牢狱之情从此开始。闷罐车门窗紧闭,一盏美孚灯在头顶上晃来晃去,他们不知道火车往什么地方开,一个猜内蒙古,一个猜北大荒,突然感觉车停了,站台上大喇叭响起了吓人的秦腔。一个学的教育,一个学的历史,两人都有点国学底子,不管吓人不吓人,有听总比没听好,他们拼命听,听懂了几句,大概是《曹操与杨修》中的一段:“我死不必把孝戴,我死不必摆灵台,在生落得名声败,到阴曹,我再去放浪形骸。”这回两人达成共识了,自己吓自己了,现在火车在西安,前方就是大西北,“杨修必死难更改”。
青藏高原之上,黄河源头之边,日子很容易变得无边无际。无边无际的劳改农场中,唐格木农场分两个大队,二大队人称南方队,基本上是浙江人,上海人,江苏人,一大队人称北方队,基本上是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不管什么地方人,日子的模式都一样,种地、喂猪、牧马、赶车、制坯、烧窑,或者到黄河边的河滩修渠。开始一段日子,大家过得都差不多,一个样子,渐渐地日子就分化了,活人与死人的分化,有人还活着,有人已死去。说到死人的时候,我注意到复旦面无表情,好像对自己的活着无动于衷。他说死的太多了,冻死、饿死、累死、病死、怕死、吓死,自杀的、他杀的、自相残杀的、被野兽吃了的、误食野草中毒死的、意外事故死的,无缘无故死的,糊里糊涂死的,死因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他说,死亡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精神的。最后,复旦居然得出了一个死亡哲学论,死亡就在你自己的身体里,就在你身体中的一个潘多拉盒子里装着,只要你自己挺不住,它就从某一缺口钻出来,就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死亡表象,变成不同的死法。
复旦又一次让我刮目相看,看来他真的被改造成一个哲学家了。他继续阐述,要说饿,口粮虽少虽粗,吃饱不能,也不至饿死,顶多饿个半死。要说冻,白天干活干得大汗流,夜间十几个人挤在一盘炕上,相互取暖,也不至于冻死。至于说劳动改造,没有一个犯人不知道这一套理论,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劳动改造,说不上光荣,但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可以重新做人,这些都是劳改犯最基本的一课,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基本意识,就没有基本生存,你就离死不远了。其实,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完不成任务,绝不开饭,或者扣你的饭。我们没有对劳改绝望,我们求生的本能很强,我们对劳改的认识很深刻,由表及里,从内到外,表里统一,内外和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是日子,日子就是明天,明天就是活着。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因为复旦表现不错,提拔为统计员,负责任务分配,土地丈量,成绩验收,功过记载,等等,总之是受到重用。因为父亲表现也不错,提拔为“杵作头”,专门负责死人的安葬,这是一个特别的职务,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解释起来,名词的杵,就是一头粗一头细的圆木棒,动词的杵,就是戳或捅,前面说过这里的土地半年以上都是冻僵的,加上荒原尽长一些芨芨草、莨菪花之类,盘根错节,密密层层,一镢头下去能弹将起来,掩埋死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杵。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死人是一件赴阴曹地府的事,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传来传去,扰乱军心,影响活人,妨碍改造,所以需要保密,所以一般在夜间行动。这个特别的职务由父亲去承担,伟大而光荣,光荣在于政府的信任,伟大在于生命的归宿。伟大而光荣的一个更为实际的意义是,出工埋死人一次,可以领到两只青稞面饼子,这就把别人搞得很眼红,有人强烈要求,誓死为死人请战,割开手指,要写血书,据说队长一把将他的手握住,说你要放血威胁我先让你死掉,今晚第一个埋葬的就是你。复旦作为一个统计员,是必须跟随带队的“杵作头”父亲出行的,因为死人都是用架子车拉出去埋的,一架子车能装七八个,像一爿爿冻猪肉那样,一一摞起,一一码好,不能把数字搞得很乱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