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没有同意他回来。”
他代表父亲，母亲从来不和我们谈论父亲，我记事起就没有听母亲说过一句父亲，我们也好像懂事了几十年从来不问父亲，事实上好像大家都在忘掉他，从心里彻底消灭他。而且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的整个家族都被我们遗忘了，他们一家好像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我没去过父亲老家，没见过爷爷，几乎没见过父亲家里的任何人。到现在我也是仅仅知道，从萧山国际机场乘车去杭州，出了机场靠右那一大片树木葱茏小楼林立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萧山南阳镇，我无数次经过，没有一次下车。我对故乡从来没有概念，可以说我不但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伙，还是一个没有故乡的家伙，没有父亲的人必然没有故乡，遗忘父亲的人必然遗忘故乡。父亲企图回来，我是听我三舅舅说的，我所有关于父亲的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信息，几乎都是从三舅舅那里获取的，三舅舅是个人物，也是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人物。外公解放前在绍兴有几家酒厂，在杭州有几家布厂，按现在的说法是企业家，按解放后的阶级划分是资本家。外公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子里老大早死，老二普通工人安分守己，老四高中毕业后参军去了山东，最小的南京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昆明，只有老三，头脑灵光，手脚勤快，善于经商，成了外公的接班人，据说曾经将外公的企业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而且公私合营后成了一个地方的工商联主任，可谓左右逢源。老三下面就是母亲和姨妈，我和三舅舅关系好，是因为他在外公家族里最关心我们的一个，外公去世后他好像一直在履行家族的职责，我在乡下当知青时，居然会坐火车到金华，然后步行十几里跑到村里来看我。记得那天我在田畈里干活，村干部老远喊我，有什么亲戚看我来了，我想村干部一定上当了，我在金华没有亲戚，肯定哪个狐朋狗友冒充，骗取农民信任，让我不干活去喝酒，这是知青们惯有的伎俩。当我见到三舅舅时，白花花太阳底下他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手不停拿着草帽煽风，一手提着从杭州给我带来的咸鱼腌肉，笑呵呵说，没什么事，就来看看我，说天气热煞，这么热的天气，你做生活吃得消啊。我当下热泪盈眶，平生第一次有喜极而泣的意思了，似乎有一种知青的感动，也似乎有一种遥远的家族记忆。
杭州就是母亲唯一的老巢，也是她唯一可以透露家事心事的地方，我相信母亲连儿子都不透露，跟同事或朋友更不会透露的，事实上，母亲只有同事，没有朋友，没有多少我们江湖意义上的朋友，没有酒肉朋友，没有狐朋狗友，更没有四海为家两肋插刀了。她一个人，从30岁起带着两个小孩，一直生活到今天，她的生活圈子小得可怜，基本自我封闭，我印象中，几乎所有人都说母亲是一个好人，而父亲这个老反革命毫无疑问是坏人，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长期不谈论坏人，太正常的事情，正常得像月亮走我也走月亮代表我的心。一个30岁的年轻美女，在一个革命年代里，在一个封闭世界中，显然准备为一个男人从一而终了，由此获得好人名声可谓名至实归。当然，开始改革开放了，开始思想解放了，开始时代进步了，但那是宏观的中国，微观到母亲，破房还是那个破房，低工资还是低工资，活寡妇还是活寡妇，唯一的变化是年纪，从少妇变成了老太婆。母亲听我无缘无故说到父亲，样子突然警觉起来，我甚至看见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
“死鬼同你说什么了？”
我不好对母亲说，你的死鬼毕竟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个人没法选择的，父亲杀人放火还是我的父亲，父亲害了一家人的一生还是我的父亲，我只能笑嘻嘻说，社会是社会，悲剧是悲剧，社会同悲剧，貌似浑然一体，其实漏洞百出，社会当然要对悲剧负责，不能把悲剧全部归罪社会，其实我想强调的就是一点，一个人完全可以钻社会的空子，做不到天马行空，至少可以划地为牢，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哦。我近乎天真地认为，那时候国家的时髦口号很符合我们家的现实，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拿国家的帽子戴在家庭的头上，看去千奇百怪，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四个现代化，比如奔小康，比如向前看，过去的已经过去，我这个做儿子的愿意当一回父亲与母亲的媒人，破镜重圆，携手未来。我把我的意思绕过来绕过去说了半天，虽然有些暧昧，我相信我表达清楚了，母亲应该听懂了，母亲说：
“死鬼一贯自说自话。”
自说自话，江南土话，有点自以为是的意思，这是我听到的母亲对父亲的唯一评价，也可以说是唯一控诉。后来我研究了父亲的历史之后，不能不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之路，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完全是他自说自话的结果。你在之江大学念书念得好好的，响应什么国家的号召啊，抗日当然匹夫有责，你就抗到底啊，国家是要改朝换代的，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的老祖宗如果能把王朝坐稳了，你就是抗日英雄了。还有，青年军的上尉教官当的好好的，还回去念什么书啊，当到1949年你就可以跟老蒋去台湾了，我们做妻子做儿子的现在好歹也是一个台胞了，说不定现在儿子或孙子早在美国哈佛，老子或儿子早在上海古北江苏昆山一带，赚大钱，住豪宅，养二奶了。父亲的一小步，就是我们的一大步，父亲的失之毫厘，就是我们的差之千里。
1948年父亲之江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一家私立新群高中教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父亲脑子不笨，好像看出改朝换代的大势所趋了。第二年三月，在杭州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介绍下，他率领八个高中学生，据某人自己吹嘘，月黑风高革命夜，匕首在握，满怀杀人越货，跌跌撞撞，冲破好几道封锁线，日夜兼程，直奔诸暨枫桥，参加浙东游击纵队去了。后来我发现，父亲在申诉书上一直自以为是强调的弃暗投明，只能说明他在青年军混过的做贼心虚，弃什么暗，投什么明，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谈不上弃暗，因为杭州一向是天堂，天堂从来亮堂堂，说不上投明，因为明天谁也不知道，光明就是一个形容词。革命固然不分先后，但是否有投机之嫌，就不好说了，说父亲心明眼亮，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作出关键选择，倒是说得过去。眼看我就有一个革命的父亲了，父亲也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起解放了绍兴，有功之臣封官加爵，父亲被分配在绍兴市军管会文教科，享受每月一斤猪肉四两黄烟的供给制待遇了。
可好景不长，父亲自高自大自说自话的毛病又必然爆发，一个堂堂之江大学毕业生，一个深明大义的革命教师，带去八个高中生，八个青年才俊，父亲后来告诉我，按当时起义的政策算，起码也弄个连长排长干干。父亲显然经过精心策划，懂得革命是需要资本的，八个学生就是父亲的资本，可以向共产党讨价还价。父亲在学生中看来也混得不错，没有一点号召力，没有一点人格魅力，要拉八个学生去赴汤蹈火，搞得好升官发财，搞不好人头落地，也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蛊惑人心煽动学生，怎么对学生甜言蜜语封官许愿，后来自己不得志，患得又患失，一个人半途而废，显然也是自说自话，不负责任，按江湖说法，背信弃义，很不仗义。父亲与那位文教科长，出身性格各异，一个南下干部，一个革命教师，一个大老粗，一个大学生，两个天生冤家，冲突不可避免，老革命看不惯父亲恃才傲物，父亲看不惯老革命盛气凌人，用父亲后来和我说的话，哼，他算老几。老子不理老几，一拍屁股走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用毛主席后来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父亲身上暴露无遗。算起来，从三月投身，到八月走人，历时五个月，不到半年，父亲机会主义的革命生涯早早而且草草结束了，我们家的历史由此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此彻底改写了。
父亲还有机会自说自话。他不以为然离开绍兴后，到了上海，那时上海刚刚解放，一派生机勃勃，到处在招兵买马，父亲昂胸阔步走进华东军政大学的招生考场，红旗飘飘，喇叭声声，随便一发挥，金榜就题名。离开学尚有时日，父亲春风得意回到杭州，这时他的身份已经非同小可，请看这一串头衔：
萧山南阳镇一个地主家庭的阔少，
之江大学教育专业的高材生，
国民党嫡系青年军203师的上尉教官，
杭州最有名气的新群私立高中教师，
率领热血青年投奔共产党浙东游击总队的革命人士，
绍兴市军管会文教处的革命干部，
华东军政大学最新一届前途无量的革命学生。
年方二十七，天生我才，文武双全，我想起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只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初中毕业生，一个是下乡知青，凭这种履历，现在去打工都没人看得上眼的，与父亲同时代相比，惭愧啊惭愧。父亲一大串响当当头衔，躲都躲不过，逃都逃不掉，不想显赫都不行，不想威风都不行，天高云淡，不到长城非好汉，身后提亲一大串。其中就有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大人，一看这个姓丁的小子，戴眼镜，穿军装，一张毛驴脸，两只招风耳，走路八字步，讲话公鸡腔，真是百里挑一，当即决定拿下，把他的千金小姐，发配给这位前途无量的丁无量了。母亲是外公的掌上明珠大美女，是外公在儿女婚事中唯一亲自上门提亲的，外公亲自送货上门，据说母亲的嫁妆金银首饰一应俱全，资本家的女儿嫁给地主的儿子，强强联手，门当户对。其实，外公是一个文化人，中国末代秀才，喜欢书画，喜欢收藏，所以就喜欢父亲这样的文化人，终于收藏了一个最后被革命洪流收藏到青海去的女婿。\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