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没有同意他回来。”
他代表父亲,母亲从来不和我们谈论父亲,我记事起就没有听母亲说过一句父亲,我们也好像懂事了几十年从来不问父亲,事实上好像大家都在忘掉他,从心里彻底消灭他。而且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的整个家族都被我们遗忘了,他们一家好像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我没去过父亲老家,没见过爷爷,几乎没见过父亲家里的任何人。到现在我也是仅仅知道,从萧山国际机场乘车去杭州,出了机场靠右那一大片树木葱茏小楼林立的地方,就是我的老家萧山南阳镇,我无数次经过,没有一次下车。我对故乡从来没有概念,可以说我不但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家伙,还是一个没有故乡的家伙,没有父亲的人必然没有故乡,遗忘父亲的人必然遗忘故乡。父亲企图回来,我是听我三舅舅说的,我所有关于父亲的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信息,几乎都是从三舅舅那里获取的,三舅舅是个人物,也是同我们家关系密切的人物。外公解放前在绍兴有几家酒厂,在杭州有几家布厂,按现在的说法是企业家,按解放后的阶级划分是资本家。外公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子里老大早死,老二普通工人安分守己,老四高中毕业后参军去了山东,最小的南京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去了昆明,只有老三,头脑灵光,手脚勤快,善于经商,成了外公的接班人,据说曾经将外公的企业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拉了回来,而且公私合营后成了一个地方的工商联主任,可谓左右逢源。老三下面就是母亲和姨妈,我和三舅舅关系好,是因为他在外公家族里最关心我们的一个,外公去世后他好像一直在履行家族的职责,我在乡下当知青时,居然会坐火车到金华,然后步行十几里跑到村里来看我。记得那天我在田畈里干活,村干部老远喊我,有什么亲戚看我来了,我想村干部一定上当了,我在金华没有亲戚,肯定哪个狐朋狗友冒充,骗取农民信任,让我不干活去喝酒,这是知青们惯有的伎俩。当我见到三舅舅时,白花花太阳底下他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手不停拿着草帽煽风,一手提着从杭州给我带来的咸鱼腌肉,笑呵呵说,没什么事,就来看看我,说天气热煞,这么热的天气,你做生活吃得消啊。我当下热泪盈眶,平生第一次有喜极而泣的意思了,似乎有一种知青的感动,也似乎有一种遥远的家族记忆。
杭州就是母亲唯一的老巢,也是她唯一可以透露家事心事的地方,我相信母亲连儿子都不透露,跟同事或朋友更不会透露的,事实上,母亲只有同事,没有朋友,没有多少我们江湖意义上的朋友,没有酒肉朋友,没有狐朋狗友,更没有四海为家两肋插刀了。她一个人,从30岁起带着两个小孩,一直生活到今天,她的生活圈子小得可怜,基本自我封闭,我印象中,几乎所有人都说母亲是一个好人,而父亲这个老反革命毫无疑问是坏人,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长期不谈论坏人,太正常的事情,正常得像月亮走我也走月亮代表我的心。一个30岁的年轻美女,在一个革命年代里,在一个封闭世界中,显然准备为一个男人从一而终了,由此获得好人名声可谓名至实归。当然,开始改革开放了,开始思想解放了,开始时代进步了,但那是宏观的中国,微观到母亲,破房还是那个破房,低工资还是低工资,活寡妇还是活寡妇,唯一的变化是年纪,从少妇变成了老太婆。母亲听我无缘无故说到父亲,样子突然警觉起来,我甚至看见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
“死鬼同你说什么了?”
我不好对母亲说,你的死鬼毕竟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一个人没法选择的,父亲杀人放火还是我的父亲,父亲害了一家人的一生还是我的父亲,我只能笑嘻嘻说,社会是社会,悲剧是悲剧,社会同悲剧,貌似浑然一体,其实漏洞百出,社会当然要对悲剧负责,不能把悲剧全部归罪社会,其实我想强调的就是一点,一个人完全可以钻社会的空子,做不到天马行空,至少可以划地为牢,所谓性格就是命运哦。我近乎天真地认为,那时候国家的时髦口号很符合我们家的现实,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拿国家的帽子戴在家庭的头上,看去千奇百怪,总有一款适合你,比如四个现代化,比如奔小康,比如向前看,过去的已经过去,我这个做儿子的愿意当一回父亲与母亲的媒人,破镜重圆,携手未来。我把我的意思绕过来绕过去说了半天,虽然有些暧昧,我相信我表达清楚了,母亲应该听懂了,母亲说:
“死鬼一贯自说自话。”
自说自话,江南土话,有点自以为是的意思,这是我听到的母亲对父亲的唯一评价,也可以说是唯一控诉。后来我研究了父亲的历史之后,不能不说父亲的历史反革命之路,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完全是他自说自话的结果。你在之江大学念书念得好好的,响应什么国家的号召啊,抗日当然匹夫有责,你就抗到底啊,国家是要改朝换代的,蒋介石这个反革命的老祖宗如果能把王朝坐稳了,你就是抗日英雄了。还有,青年军的上尉教官当的好好的,还回去念什么书啊,当到1949年你就可以跟老蒋去台湾了,我们做妻子做儿子的现在好歹也是一个台胞了,说不定现在儿子或孙子早在美国哈佛,老子或儿子早在上海古北江苏昆山一带,赚大钱,住豪宅,养二奶了。父亲的一小步,就是我们的一大步,父亲的失之毫厘,就是我们的差之千里。
1948年父亲之江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一家私立新群高中教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父亲脑子不笨,好像看出改朝换代的大势所趋了。第二年三月,在杭州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介绍下,他率领八个高中学生,据某人自己吹嘘,月黑风高革命夜,匕首在握,满怀杀人越货,跌跌撞撞,冲破好几道封锁线,日夜兼程,直奔诸暨枫桥,参加浙东游击纵队去了。后来我发现,父亲在申诉书上一直自以为是强调的弃暗投明,只能说明他在青年军混过的做贼心虚,弃什么暗,投什么明,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谈不上弃暗,因为杭州一向是天堂,天堂从来亮堂堂,说不上投明,因为明天谁也不知道,光明就是一个形容词。革命固然不分先后,但是否有投机之嫌,就不好说了,说父亲心明眼亮,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作出关键选择,倒是说得过去。眼看我就有一个革命的父亲了,父亲也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起解放了绍兴,有功之臣封官加爵,父亲被分配在绍兴市军管会文教科,享受每月一斤猪肉四两黄烟的供给制待遇了。
可好景不长,父亲自高自大自说自话的毛病又必然爆发,一个堂堂之江大学毕业生,一个深明大义的革命教师,带去八个高中生,八个青年才俊,父亲后来告诉我,按当时起义的政策算,起码也弄个连长排长干干。父亲显然经过精心策划,懂得革命是需要资本的,八个学生就是父亲的资本,可以向共产党讨价还价。父亲在学生中看来也混得不错,没有一点号召力,没有一点人格魅力,要拉八个学生去赴汤蹈火,搞得好升官发财,搞不好人头落地,也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蛊惑人心煽动学生,怎么对学生甜言蜜语封官许愿,后来自己不得志,患得又患失,一个人半途而废,显然也是自说自话,不负责任,按江湖说法,背信弃义,很不仗义。父亲与那位文教科长,出身性格各异,一个南下干部,一个革命教师,一个大老粗,一个大学生,两个天生冤家,冲突不可避免,老革命看不惯父亲恃才傲物,父亲看不惯老革命盛气凌人,用父亲后来和我说的话,哼,他算老几。老子不理老几,一拍屁股走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用毛主席后来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父亲身上暴露无遗。算起来,从三月投身,到八月走人,历时五个月,不到半年,父亲机会主义的革命生涯早早而且草草结束了,我们家的历史由此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此彻底改写了。
父亲还有机会自说自话。他不以为然离开绍兴后,到了上海,那时上海刚刚解放,一派生机勃勃,到处在招兵买马,父亲昂胸阔步走进华东军政大学的招生考场,红旗飘飘,喇叭声声,随便一发挥,金榜就题名。离开学尚有时日,父亲春风得意回到杭州,这时他的身份已经非同小可,请看这一串头衔:
萧山南阳镇一个地主家庭的阔少,
之江大学教育专业的高材生,
国民党嫡系青年军203师的上尉教官,
杭州最有名气的新群私立高中教师,
率领热血青年投奔共产党浙东游击总队的革命人士,
绍兴市军管会文教处的革命干部,
华东军政大学最新一届前途无量的革命学生。
年方二十七,天生我才,文武双全,我想起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只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初中毕业生,一个是下乡知青,凭这种履历,现在去打工都没人看得上眼的,与父亲同时代相比,惭愧啊惭愧。父亲一大串响当当头衔,躲都躲不过,逃都逃不掉,不想显赫都不行,不想威风都不行,天高云淡,不到长城非好汉,身后提亲一大串。其中就有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大人,一看这个姓丁的小子,戴眼镜,穿军装,一张毛驴脸,两只招风耳,走路八字步,讲话公鸡腔,真是百里挑一,当即决定拿下,把他的千金小姐,发配给这位前途无量的丁无量了。母亲是外公的掌上明珠大美女,是外公在儿女婚事中唯一亲自上门提亲的,外公亲自送货上门,据说母亲的嫁妆金银首饰一应俱全,资本家的女儿嫁给地主的儿子,强强联手,门当户对。其实,外公是一个文化人,中国末代秀才,喜欢书画,喜欢收藏,所以就喜欢父亲这样的文化人,终于收藏了一个最后被革命洪流收藏到青海去的女婿。\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