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劳改或青海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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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知道,复旦其实回去条件最好的一个。四人帮粉碎之后,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一步一步终于走到了劳改农场,到80年代初期,青海这里开始慢慢放人了,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释放。从任何角度去考虑,都需要有计划有步骤,请神容易送神难,几十万劳改大军呼啦啦一下子遣散难免不乱套,从前曾有百万雄师过大江,现在来个千万囚犯回家乡,岂不又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据说当时是每年4%的名额,而且这4%的人回去需要一个大前提的条件,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硬件,即必须要有老家直系亲属的同意接收,同意了,可以走,不同意,不能走,没人同意,没地方走。另外,青海的劳改农场的政治犯到底有多少人,一般人不可能知道,据这里的内部同志包括劳改犯们说,从1957年开始算,经过一系列天灾人祸,活到80年代初期的大约是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已经死了有三分之二,活着的三分之一里每年可以返乡的名额是4%。多年以后,那部《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泄露了天机,“第二节•收押•调犯”披露: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公安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分批调15万至20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1958―1960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95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650人)……如此说来,这六个前反动派,大难不死到今天,绝对是幸存者。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比如地震,几秒钟几分钟最多72小时生命存活的黄金时间,遇难者或幸存者基本可见分晓,要成为劳改农场漫漫几十年岁月的幸存者,要在劳改农场幸存漫漫几十年岁月,多少日子的大难不死,多少日子的临危不惧,这种幸存,没有人生底线,没有人生极限,好像慢性自杀,好像钝刀割肉,好像门背后等天亮,好像西边出来太阳。因为父亲,我对幸存者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我觉得文学描述无法替代科学论断,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到处寻找这方面的专家。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专门研究幸存学或幸存者的居然凤毛麟角。再细分一点,政治灾难幸存、战争灾难幸存、恐怖灾难幸存、暴力灾难幸存、自然灾难幸存、经济灾难幸存、环境灾难幸存、生活灾难幸存,诸如此类,几乎一个空白。一位偏科研究、喜欢看国外医学材料、自学成才的专家朋友告诉我,据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重大灾难之后,幸存者的心理反应大致有“恐慌震惊”、“短期反应”和“长期反应”三个心理应激反应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强烈的无助、怀疑、焦虑、困惑,不愿承认眼前发生的事实和丧失亲人带来的不幸。有30%的人能随时间推移和自身复原力的作用,恢复内心平衡,但70%的幸存者可能会在之后8―12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处于慢性心理创伤阶段,甚至因极度的抑郁和悲伤,对未来失去信心,产生自杀念头。因而对这70%人群甚至包括对前30%人群的心理干预,应是一个持续、长期的过程,需要长远的灾后心理干预规划及实施。这位专家朋友的话,至少让我对接受父亲回老家之后,有重大的临床意义,比如父亲的阴郁或者阴险,父亲的焦急或者焦虑,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时时刻刻都会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那位清华老师说,老家没人了,时间一长,人生无常,这边还活着,那边已死了,老家已经空空如也,没人来接收他了,他已不符合回家条件了,他想回也回不了了。他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他的灾难幸存者的心理干预,换一种说法叫危机干预,就没人会去管了。

  复旦可谓特例,他有一个哥哥在美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华人科学家,说起来中国几乎无人不晓,为了弟弟,哥哥不遗余力,通过中央统战部,通过省里,直接通知他可以立即回家并且出国。哥哥一封一封来信,复旦置之不理,哥哥又将信一封一封寄给他们在青岛的妹妹,由妹妹转达,复旦还是置之不理。所有人没有人不骂他神经病的,据说农场一级一级领导没有不找过他的,好话说尽,办法想绝,软硬兼施,脸面不要,工作不可谓不做到家了,有人甚至都要朝他下跪了,拜托他做做好事,让他们能够顺顺利利完成任务,免得三天两头电话催命似的,让人不得安宁。甚至有人投其复旦信佛所好,双手作辑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却一律微笑,一律摇头,也不作任何解释,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喝拉撒,大有老子要么不来,要来就永远不走的态势。在这个问题上,听说他倒是在同屋的父亲面前说过一句话,好像自言自语,说得没头没脑。复旦说: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复旦的话没人听得懂,大家都以为他得便宜卖乖,犯什么傻,摆什么谱,一个假牛逼。通过与复旦的同处一屋,通过第二天下午我充满好奇和复旦的彻底交流,我大开眼界,不要怀疑复旦的智商,也不要怀疑复旦的人格,复旦的性格正常得很,没有一点扭曲的迹象。他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一起床就念经,念完经就上课,上完课再念经,念完经再上床。复旦周而复始,每天念两次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气闲神定一副幸福的样子。我想,大家都没想通,是他想通了,他的青春在这里,他的人生在这里,他想永远在这里,他哪里都不去,打死都不去,他认定青海了,没有比老老实实呆在青海更幸福的事情了。

  与复旦同处一室的我的父亲丁无量,就完全两副模样,复旦第二天终于向我揭开了父亲神秘的外衣,并一再叮嘱我,作为与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亲密牢友,他不说就没人会说了,他不想把父亲漫长的劳改史带入天堂,他说他自己无所谓了,你们要记住父亲,你的父亲绝对与众不同,复旦的话让我久久无语。据说丁无量是整个农场乃至整个青海劳改局的申诉大王,据说从1957年进入青海农场的第一天开始,丁无量从未停止过申诉,可谓生命不息,申诉不止,不管有用无用,申诉成了他农工瓦工教工之外的第二职业,从他生命意义方面来说,可谓终生大业。丁无量申诉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到现在照样在唐格木老老实实呆着,照样与复旦同处一室。所以,父亲很顽固地认识到,只有抓住这有限的名额,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离开这里,后来父亲很阴险地对我说:

  “离开这里,就是胜利。”

  父亲归家心切,归心似箭,先是给母亲写信,说可以回家了,只要她同意,母亲说这个死鬼永远自说自话,母亲说这话时我明显感到她咬牙切齿的味道,我知道母亲几十年的怨气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消除的,不是一封信两封信可以打发的。后来父亲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我身上了,我们瞒着母亲来来往往通了几封信,父亲甚至承诺我结婚时帮我买一张棕绷床,我也承诺有机会一定到青海唐格木去一次。

  喝完酒,大家散去,各回各屋,各上各床,屋里只有我和无量复旦了。我想象中的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的场景没有出现。没有变天帐,没有阶级恨,没有义愤填膺,没有咬牙切齿,没有磨刀霍霍,没有杀气腾腾,也没有相对无言抱头痛哭儿女情长之类。六个前反动派,完全没有激情,互相干杯,一团和气,我的恻隐之心被彻底颠覆,劳改农场大获全胜了。不知道因为复旦就蜷缩在半米开外的床上,那屁股朝外的姿态展示着明显的假寐,还是父亲与我距离太近的陌生,第一次零接触,这农场第一夜,完全不像妻离子散几十年后的父子团聚。我们没有谈母亲,没有谈弟弟,没有谈亲戚,没有谈老家,没有谈过去,没有谈未来,甚至没有谈一谈那一张棕绷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的两个被窝里,可能各怀心事,也可能各怀鬼胎,我竟然在很不自然的睡姿中睡得十分香甜,我没听见外面有很大的风。

  一夜过去,早上我看见我的白衬衫连日奔波已被青海的风沙漂染成土黄色了。复旦告诉我,父亲早已出门,父亲这段时间表现格外卖力,也不能说十分反常,上课之余经常会去食堂帮厨,拉水烧饭什么都干,显然在为早点离开做铺垫,假积极在这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复旦说,不远处有一个洗衣服的水塘,操场出去,往左,往右,再往左,再往右。外面大雾弥漫,十步外不见人影,把唐格木的清晨搞得模糊不清,我左左右右绕过几块麦田,雾气朦胧间水塘好像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看上去整个水色黄乎乎的,我似乎看见水中漂浮着的泥沙了。我蹲下去用手划拉几下,确实又黄又脏,我不敢下手了,这种黏糊糊的水怎么可以洗白衬衫,只能越洗越黄。我提着衬衫站在塘边犹豫着,听见背后有人大声喊,洗不得,洗不得。我看见一个人赶着马车,车上载着一个扁圆形的大木桶,马车停在我身后才发现是父亲。父亲看清楚是我,说呵呵呵呵,这里是我们的饮用水啊,经过很长很长的渠道,好不容易引到这里的,这里不可以洗衣服的,洗衣服不在这里的。父亲说着另外给我指了一个方向,顺着父亲的手,我只看见一片雾气在上上下下升腾。我不想洗了,我试图帮父亲往大木桶里装水,父亲看见我拿铁桶的样子有点吃力,叫我靠边,我发现父亲装水的动作居然十分敏捷,弯腰的样子绝不像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很惭愧看着父亲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大桶水搞定了。

  第二次见识父亲的身手敏捷,是在早饭后他要我一起搭车去场部的时候,那时雾已散去,一辆运送农工干活的卡车正在启动,父亲喊我快快快,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箭步蹿上卡车,跌坐进晃动拥挤的人群,我被人拉上卡车时,他已开始闭目养神,目中无人了。在青海高原的蓝天白云下,看着这个随车一晃一晃的老人,这个训练有素百炼成钢的家伙,这个能在瞬间就进入自己某种境界的人,居然就是我离家万里年代久远的父亲,这个场景至今让我觉得很不真实,好像前苏联电影古拉格群岛的一个镜头。

  父亲领着我走进场部办公楼,父亲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了。他像推销一种产品一样把我四处推销,核心内容与主题思想,是炫耀他的儿子是一个市政府的干部,这次专程来这里接受他这个父亲回浙江老家。我们一间一间办公室走进走出,他的滔滔不绝激动万分大都换来三言两语一脸严肃,都说这事不归这里管。在我同五个科长握手之后,走进第四间办公室时,一个王姓科长仔细看过我的工作证身份证后,终于叫我亲笔画押了。姓名,性别,籍贯,身份证号,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本人简历,单位表现,等等,凡是与我有关的一切,也就是与父亲有关的一切,都要一一填好。然后王科长摇晃一摞红头文件,说要按规定程序一步一步来,说我们至少还要核实该接受同志的真实身份,不是你们随便领一个人来,随便拿出两个证件,我们就可以放人的,说还需要该接收同志的单位鉴定,该接受同志当地派出所的户籍证明,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漫长的等待是可以的着急是不行的。这时,我发现父亲的激动不见了,我觉得我的义务完成了。第三天一早我向父亲和复旦告别时,我看见父亲表情复杂,复旦表情没有,我挥挥手,与其说向父亲,不如说向复旦,说了一句天下人都会说的假话:

  “我还会再来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