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家庭成份成了一个敏感性问题，只要家庭出生不好，便是犯下了滔天大罪。
“憨阿二”为了家庭成份，几次当街拦下了地片民警黄同志（并不知道他的真名），询问自己的家庭成份是什么？
黄民警从未见小人（孩子）询问家庭成份，便抽出夹在胳膊里的户籍夹，翻开后指着“憨阿二”父亲一栏，说：“你父亲是‘店员’，家庭成份是“职员”。
“你无么（没有）搞错？”
“无么（没有）搞错！上面这样写着，不会有错。”
“不对，肯定是写错了，我爷（父亲）是职员，而我娘（母亲）是工人，家庭成份应当是‘职工’。”
“无么侬（你）这样定成份的，瞎胡闹。”
“无么（没有）瞎胡闹，是你写错了。”
黄民警想了想，觉得也有点道理，又认真看了一下户籍本，说：“不可能，家庭成份是由父亲职业确定的。”
“我能按娘（母亲）职业来确定吗？”
“不行，无么（没有）这样规定。成份一旦定下来，就不能瞎改（乱改）了。”
“要是啊啦（我）爷有了事体（事情），难道我的家庭成份就一直是“职员”？
“没法改，生下就定了！”
“不对，要是爷娘（父母）离婚了，娘（母亲）再寻一个工人出生的人，或者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成份也是‘职员’？就不变了？”
“无么（没有）碰到过，你在给我出难题。”
“黄同志，我求求你了，家庭成份对我太重要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成份是最好成份，我不跟父亲的成份了，我要跟母亲的成份，阿啦（我）娘屋里（家里），站是（都是）革命的。不像啊啦爷屋里（家里），七零八落，除了当兵爷叔（叔叔），无么（没有）一个是好成份。”
“侬（你）不要急，让我带回去，念酒念酒（研究研究），这桩事体（这件事）真还没碰到过。”
“你要好好念酒（研究），弄好了，我让娘（母亲）送好酒给哝念酒（研究），这件事毕竟对我太重要了。否则伊啦（他们）就不让我参加红小兵。”
“你年龄加（那么）小，也想搞革命？”
“想。革命肯定比反革命好。”
“这个不是‘比’的事体（事情），根本是一个对立面的问题。”黄同志说完后走了。
“侬（你）要把（给）我回应（消息）噢。”
自从，地片管理民警黄同志走了以后，“憨阿二”一有空，就要站在“上塘?”弄堂口，等待着他的好消息，就是不见黄同志的踪影。
在“憨阿二”眼里，黄同志确实是一个好民警，鼻梁挺高，态度和蔼可亲，说话没一点警察的味道，就像《今天我休息》里的马天民，是一个受“上塘?”居民欢迎的好警察。
只是当“憨阿二”知道黄同志下落时，他与“憨阿二”爷（父亲）关在一起，接受了上头（上面）专案组的调查，最后还被解除警察公职。毕竟那个时代是不讲什么道理的，任何人都会因一件事，而不知道命运的安排。
也许“憨阿二”爷（父亲）是真出了大事，让他蒙受了一件最大的冤屈，成了一个被通缉的杀人帮凶。
说起这件震动全国的红卫兵杀人事件，还是“憨阿二”爷（父亲）糊里糊涂卷了进去，是他自己在瞎起劲，骨头在犯闲。
那天，北京红卫兵来上海点火，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点完火后，无意来到了三角街，据说这里什么人都有，并根据本地“造反队、红卫兵”提供的名单，来到“上塘?”，闯进了“资产”成份的刘家，见到他们的突然出现，家家户户都紧闭大门，生怕受到了冲击。
“憨阿二”从没见过对坏人家庭的冲击，爬在二楼窗口看着外面，见他们闹了一阵子之后，又找到了下一家，就是大右派李家。
说起刘家和李家，“憨阿二”对他们都没好印象。在“憨阿二”小时候，见到刘家有电视机（在上塘?唯一有电子管电视机的人家），便与隔壁邻居“建青”（同年异姓兄弟）一起爬在窗口上，结果被刘家的养子送进了居委会，还让“憨阿二”爷（父亲）领回家，对着“憨阿二”毒打一顿，让“憨阿二”对刘家非常愤怒，总想有一天也要将刘家养子打一顿，将电视机砸了。
而这个李家吧，让“憨阿二”看不懂，他们每天吃饭前，全家人都要进行祈求，像是与“憨阿二”爷（父亲）一个信仰，是信了天主教的人家。他的孩子们都是挺直了脖子，闭上了眼睛，最后嘴里发出“阿门”后，才端起了饭碗，而李家爷就是歪着脑袋，好像对主有意见。
原来李家爷是个歪脖子，怎么调整着脑袋角度，就是直摆不正脑袋，让邻居孩子都叫他“李歪头”。别看“李歪头”头歪，却是一个有知识的人物。因为他在反右斗争时，说了几句错话（李家儿子说的），被戴上了“大右派”帽子，受到了政府管制，所以李家孩子没朋友，周围邻居爷娘（父母）都关照自己的孩子，要与李家保持距离。
就在红卫兵冲进李家后，大门被沉重地关上了，只听到屋里传来嘶哑烈叫的声音，叫喊声都传到了弄堂口，便是凄惨声声，让“憨阿二”浑身发抖。
“憨阿二”虽然是怕，还是冲动地来到李家窗口，见到四个红卫兵拿着武装带，围住了李歪头，你一下来，我一下，打得“李歪头”只顾抱脑袋，任由他们打着身子，每一皮带下去，便是一个徊声，又是一个急叫的喊声“妈呀，妈呀，妈呀，妈呀”。这次李歪头算是聪明，没有叫“阿门”也没有叫“主啊”。
“你把脖子挺直。”
“我只能站直了身子，脖子无法直。”
“瞧，你脑袋都是向右歪，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右派，老子今天要给你纠正了。”
“妈啦，我是真直不了，是从小生的。”
“不打你，你是直不了的。”
“啊哟，别打了，再打也没用，要是能打直了，我还要感谢你们了。红卫兵小将们，我求求你了，我脑袋上全是血，鼻子里也流出了血。”
“见了血，老子才起劲，你这个畜生，象是没白打了你，白揍了你。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你是这个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
李歪头再也没有声音，他倒在了地上，身体不停抽搐，他的孩子全被关在门外。
当红卫兵出门离开时，李歪脖子已经不省人事。
过了也不知道多少年后，李歪脖子终于被摘了“右派帽子”，脸上还留下深深的铬印，全是皮带上铁扣的痕迹。毕竟，“李歪头”还是幸运的，他活到了被解放的年代，最后还成了区政协委员，当他一提起当年遭遇，让他听到“红卫兵”三个字，躯体便会不停地颤抖。可见，红卫兵给他留下了根本难以除掉的印迹和痛苦。
而张家的长子却是太不幸运了，就在红卫兵打累了“李歪头”后，他们觉得不过瘾，见了张家长子，便问：“站住。”
“做什么？”
“家庭成份是什么？”
“工人。”
“瞧你这个样子，穿着打扮，不像是一个工人家庭出生的，衣服怎么没有补丁，我看你像一个小流氓，大阿飞。”
“我怎么会像？”
“瞧你，脚下尖头皮鞋，大喇叭裤，工人家庭的人会穿这个？”
“我确实是工人家庭出生。我父亲是穷苦出生，因为社会上在流行这个款式，我想咱们不能只让‘资产’穿，工人阶级的后代也要穿。”
“胡说，现在是流行军装，是绿色，像我们这样，我看你不是好人。”
“我真是好人，不信，你们可以问别人。”
“你走吧！”
张家大儿子庆幸自己逃脱了灾难，当他回家进了家门时，便被追来的红卫兵推倒在地上，换来一阵皮鞭猛抽，打得他哇哇直叫，鲜血也从他脸上流了下来，衣服上全是鲜迹。
“打死你，欺骗我们，你胆子也是太大了。”
“我没有欺骗。”
“嘴还硬，你说你是工人出生，怎么有人告诉我们，你们家是小业主？”
“骗人。”
“还不老实，打烂你的狗头。”
“打死我，也这样。”
“今天，你是没了活路。打死你这个剥削阶级的后代。”
张家大儿子没了声音，手脚也瘫软了，满脸全是鲜血，血流如注，房间里全是血腥味。
这就是全国第一件“红卫兵打死人”案件，被称为“漕北事件”。对于突如其来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各级重视，为了调查案件的来龙去脉，组成了市调查小组，黄同志（民警）和“憨阿二”爷（父亲）都被隔离审查，进入公安局的人不下十多人。
为什么“憨阿二”爷也被关了进去？原来是“憨阿二”爷（父亲）揭发过张家，当红卫兵离开“李歪头”家，碰上张家大儿子后，红卫兵们与“憨阿二”爷（父亲）有过接触，像是问了他一些什么，到底问了什么？到底问到了些什么？是不是张家成份问题？已经无法证实，反正凭着“憨阿二”爷（父亲）对张家的态度，十有八九是说了实话。
当“漕北事件真相”被公布后，黄同志被开除警职，还关入了大狱，家人也受到了牵连，毕竟是他管着这片地区的民警，总要找一个替罪羊吧。
而“憨阿二”爷（父亲）还算聪明，总算被放了出来，手里还拿着“漕北事件真相材料”，仿佛像凯旋归来的英雄。
这时，他还没能好好吸取教训，相反觉得妻子与他格格不入，更加狂热地投入到“文革”运动中去。“炮打张春桥”事件终于爆发了，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此起彼落，双方势力在反复交量。
那天，“憨阿二”家里来一帮人，领头的是一个名叫“架梁”（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的人，他拿着“张春桥同志的讲话”大字报，对“憨阿二”爷（父亲）讲：“听说你革命的态度一直很坚决，今天有一张大字报，是张春桥同志关于将无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讲话。”
“找我做什么？”
“有人说你是这里最革命的人，让你张贴这张大字报最合适。”
“憨阿二”爷（父亲）一直是一个最喜欢听好话的人，便头脑一热，根本没思索，拿起大字报就来到天福里，后面全是跟着的人。
“憨阿二”爷（父亲）在宣传栏前停下来，上了扶梯、刷起了浆糊，将大字报贴了上去。就在他贴上大字报时，身后有了一个声音：“上面有一条标语与春桥同志的讲话不符，将它撕了。”
“憨阿二”见家里来了人，又见父亲前往贴大字报，赶紧上楼告诉睡觉的母亲，并按母亲关照的话，来到天福里的看着势态。
虽然“憨阿二”对爷（父亲）有想法，但事情发展到影响家庭时，他放弃了对爷的存见，听了娘话前往天福里。
“憨阿二”亲眼目睹了爷（父亲）撕下大字报上的标题，还发现那这个说话的人，就是来家的“架梁”，是一个阴魂不散的坏人，在他身后还有张家亲戚，一个瘦弱细长的女人，她也戴着一副眼镜。
只见她双手支撑在腰际，对“架梁”说：“等他撕下了大字报，就将他抓起来，是现行反革命。这次要弄死他，不能让他跑了，这是在为张家大儿子报仇雪恨。”
“这个戆人，真以为自己最革命了，这次死定了。”
“抓住他，现行反革命。”“架梁”一声呼出，便于是群情鼎沸，冲上前定要抓“憨阿二”爷（父亲）。
这时，来了一帮子人，领头是“憨阿二”同学的母亲，名叫“顺根啦娘”。她与“憨阿二”娘是在一个厂里，也是纺织工人，自称跟“憨阿二”娘最好，只见她戴着造反队袖章，与“架梁”与坏女人对峙着，“憨阿二”爷趁机逃之夭夭。
在“抓现行反革命”一片呼喊声中，人群来到“憨阿二”家门口，被“憨阿二”娘阻在门外。
“憨阿二”爷赶紧从后门逃出去，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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