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办得不太顺利吧！”尹股长走进办公室，慢悠悠地对我说，把我从虚幻中唤回到现实，他肯定已看出了我那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模样，似乎认为我要停步回头了。
“有那么一点！”我糊里糊涂地说。
“万事都得想开一点，在特定的环境下，正当的事情也会行不通的，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他马上给了我一个梯子下，真够关心人的。
“我想是的。”我抬头看着他，依然模糊不清地答道：“我有点自不量力。”
“冻结手续还没有办好吗？”他似乎受到了传染没精打采地坐在 我对面，一副听天由命，算了、罢了的样子！
“已经办好了！”我从消极情绪中醒过来。
“我还以为没有办好呢！”他提高嗓门说，似乎受到了我的愚弄，有点生气了。
“人活在世上本有很多不开心的事，不过施主任又是要这、要那的，千方百计阻止我们，搞得人也不太舒服。”我把书放入抽屉，淡淡地解说道。
“你下午准备怎么办？”好像我是一个什么琢磨不透的人似的。
“先去查查企业档案，看看马双全还有没有其他帐户。”我抬起眼看着他不紧不慢地说。
“要查就去，企业股已来人了！”他似乎很不满意我，气鼓鼓地吩咐一句，便站起身回隔壁办公室去了——他想不通我为什么犟得像一头牛一样！
我走出大门，江涛精神抖擞地走过来，笑眯眯地向我打招呼：“案件办得怎么样了？”没等我回答又说，“龚局长早上又来问了案件的办理情况。”很有一副置身事外看热闹的味道。
“正在办呢！”我说，略停了一下，就撇下他向企业股走去。
“办不好的。”他超脱、安于现状地说。我绷着脸从他身旁走过时，他向我冷冷地笑笑，向办公室走，一副怡然自得，与己无关的样子。如果我也能以这种态度对待手头的案件就好了，可我就是我，并有我与众不同而自豪，甚至愚蠢地认为比好多人高一个层次呢！
征得老唐股长笑眯眯、老好人似的同意，我和极不情愿的田来到后三楼企业档案室。她找出民富制衣公司企业档案给我的时候，站在旁边直抱怨个不停，好像我打扰了她的正常工作，给她另增了莫大的麻烦一般。接着她开始数她在企业股的工作，好像她做了企业股的全部工作，最后却落得吃亏不讨好的下场，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并为自己不知趣，给不堪重负的她另添重担而表示出歉意。
“你去办自己的事吧，我查后关上门就是了。在合同股好好的，是你非要跑到企业股来，活该！”她是前年５月从市政府调入工商部门的，先在合同股工作，她总说那工作干不了，非要申请调股室不可，我作了她不少工作，并答应尽自己所能关照她，可她就是不听，所以我旧事重提，并有意地挖苦她。
“不说了！不说了！”她看上去烦得很，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急冲冲走出 档案室，头不回地抛出一句话：“查完后就放在桌上，关上门！”看得出她把我仍当成朋友，牢不是冲我而发的。
法定代表人：马再全，后面有复印的本人身份证，正如马双全所说，看上去完全与他自己一模一样。
资金证明与我在市审计事务所查的结果完全一致。
开户行填的是市工行567890。
我拿出纸和笔，记下了上面的三个内容，砰的一声关上铁门，心想：我所查的这些可是马双全欺骗国家执法机关的罪证。在法庭上出示假证的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可弄虚作假骗取营业执照的人呢？正义、法律、国家能把他怎么样呢？整个后楼静悄悄的，没有一丁点儿声音回答我。我还是我，看来我所接触到的一切除了弄得我心情不快、烦烦恼恼之外，什么作用也不会起。这全是自讨的，自己想 不通造成的——何必太认真呢？案件办的怎么样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找一些麻烦，得罪一些人，也许闹得太僵了，不仅自己还会使家人受到连累。自己和家人受到武力的威协又有谁来保护呢？即使别人保护你，你也不能把自己的后半生都交由别人保护吧！
我也许太多虑，心情闷闷不乐，默默地走回合同股办公室。玉华已在那里和江涛眉飞舞地谈天说地呢!
“走吧！我们去查马双全的其他帐户究竟有没有钱。”我木然地说，自己已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
“走！”玉华站起身，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他考虑得有我那么复杂，或许不会同意继续干下去了。
我们走出办公室：“停一下，我和尹股长打一个招呼。”我说完，沉着脸来到旁边尹股长的单人办公室，他老人家可是一个不可轻易冒犯的人。“尹股长，我们出去查查马双全的帐户。”
“这种事就不必对我讲了，你自己安排。”他取下老光镜，将眼睛从报纸上移开看着我那副认为自讨了个没趣的脸，语气缓和了下来，说：“走吧!抓紧时间！”他似乎给了我很大的自主权，可我当时却认为他对我们办的案件太漠不关心了，好像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多此一举，徒劳无益，只会给同志之间制造一些麻烦，但毕竟是正当的，不好阻止。真不知道他内心深处究竟作如何想。到现在我明白了，他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么办，而不是我决定怎么办后再去通知他。我和他之间的所有不愉快的事中，大部的原因也许是没有摆正这一关系而引起的。
“我问你！”我和玉华骑车出了工商局大门后，他很不理解地向我提出质问了：“我们这么查去查来，究竟有没有什么作用！”见我蒙起了脸，放缓了语气：“我想档案中的帐户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肯定也没有钱！”
“但不去查，你就没有证据！”我坚决地说。
“有证据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向玉华气鼓鼓地说。
轮到我无话可说了。
“去查了再说吧！”我叹口气说：“也许我们还要到公安局去一趟，查查马再全何许人也！”
“还要到公安局去？”向玉华瞪大眼睛吃惊地说，像被我的想法给吓住了，逃遁般地说道：“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
“我随便说说，也不一定真去！”我呵呵地笑了起来，叉开话题：“你看看陆羽茶社！”
“怎么样？”他忙转头看看陆羽大道中段靠西边的陆羽纪念馆门口那个红砖瓦屋，挂着熊市长题字的“陆羽茶社”回过头问我。
“那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麻将馆！”我“嗡嗡”鼻子。
“不会吧！？”他瞪大眼睛望着我。
“上个星期我和尹股长到园林镇出差，回来的时候进去看了的。”
“呵！”他悟出了什么迹象：“我每每路过这里，是看见里面总四人一桌坐在那里哩！”
“那里也在赌钱！”
“打麻将不赌钱才是稀奇！”
“但不知陆羽他老人家的阴灵怎么想？”
“也许他的阴灵还在桌旁观阵呢！”
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气氛融洽了，借此机会我说：“我这次只不过是借办案，对马双全这类欺诈活动作一次全面的调查，至于如何处理再慢慢研究，能搞成一个什么样子就搞成一个什么样子！”免得他把我当成一个不识时务的傻瓜。
“哎唷！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我随你便吧！”
我满心高兴起来，车也骑得快多了，不一会就来到了地处闹市区的市工商行。
为了简化手续，避免那种例行公事给人造成的巨大压力，我们停好自行车后就直奔信贷科找到了我高中的同学谭云。我把他从三楼的办公室叫出来，神秘兮兮地把他领到楼下院中那个大假山旁站定后才说出了我去找他的真正目的。老同学满脸为难，但又不好拒绝我，毕竟我们还算得上极要好的朋友，在情面上他的确不好意思说出一个“不”字，支吾了半天极难为情地建议我们去找他们的行长。
“我可不愿去找你们的行长，虽然我认识他。我也不愿去找那些马着脸、认为我们徒给他们增加工作任务的陌生人办事。这件事你给我帮个忙办了算了！”我拍拍他的肩，毫不让步地说，并扬起脸笑笑，摆出了一副试试他朋友情分究竟有多深的样子。
“你把介绍信给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沉默了一会，看来友情占了上风，拿过介绍信匆匆地从后门走进了营业厅。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他带着那种如释重负兼有失望情绪的表情走了出来。
“我去查过了，我们工行没有那个单位的帐户。”他站在我们旁边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证明：查无此单位帐户。寥寥几笔可写得坚定有力，一看就知道是他自己的笔迹。
“你们的介绍信已留下来了！”他显出一副刚做完苦差事的模样：“你们走后，我还得再拿上去找行长签个字，他妈的还故意为难我，多此一举！”
“为老朋友帮忙就得像这样两肋插刀，再说我们做的是一件好事，而 不是坏事！”我眯眯笑着向他做了一个鬼脸。
“你真行！”他笑了起来，情绪好多了：“我们这里很忙，营业部的主任又不让查，说手续不齐，为了完成你交的任务，我不得不厚着脸皮说好话并亲自动手查，查了这里的帐目后，没有；又用内部通讯电话查询了其他三个营业所，也没有。主任不出证明，是我提笔写了几个字，拿起营业部的印章盖了一个。”说着指指那纸条表功似地笑笑：
“你看看满不满意！”
“人为什么要交朋友呢？就是这些事嘛，不然要你这个朋友有屁用！”我拍拍他的肩热情地说：“有时间到我那里去玩！”
“那就不必说了。我还有一大堆事要去做呢！”忙伸出他那白皙、纤细的手与我们握别，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穿的全是名牌货，整洁而流畅，很有几分风度，脸上带着因职业而形成的充实、优越、高傲、自信的微笑——他可比我看上去强多了。
二十
整个办公楼底层空无一人，可合同股两间办公室的门却全开着，电风扇正在转动，江涛和尹股长到哪里去了呢？我坐下来，独自享用着清静和凉爽,身上的汗渍还没干，一个失魂落魄的人蹿到了我的跟前。
“请问您贵姓！”他用手擦着汗，急急忙忙地开口了。
“我姓曾。”我答着抬 起头细看他：白白净净、斯斯文文,像一个作学问的人，虽已到不惑之年却还是一副迷迷惑惑、惊慌失措的样子。心想：又是一个大白天遇上了明目张胆的企业骗子的可怜虫，便问：“有什么事，坐下来说！”我认为此时唯一要做的事是稳定他的情绪，不让他血气心倒下去。干着急又有什么用呢？本来吃了亏，倒了霉，犯不着再加上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
“我们价值8万多元的鱼网线，昨天晚上送到陆羽综合物质公司……”他一边退着，嘴里却急急忙忙地说，坐到那长条黑沙发上。
“不必说了！”我站起身来，挥挥手制止他继续说下去武断地说：“我已经知道了！”因为我对陆羽综合物资公司有数。银市有那么几家所谓企业，只要一提到外地某企业送货给他们了，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这些企业为什么还能存在呢？这我一直没有搞清楚。
我话一出口，心里却不踏实起来，看着那坐在沙发上的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直操心自己摸错了大腿，发问道：“是不是东湖边上，与市人民医院隔湖相望的那个陆羽综合物质公司？”
“是的！是的！”他由呆转到吃惊，盯着我说。
“我想这样。”我心中有数了，马上作出了决定：“这时我就和你一块到那里去，查查你们的货物还在不在，你要向我反映的情况，留到路上对我说。”
“感谢你！感谢你！”他说着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不停地向我点头哈腰之后，还伸出双手捧着我的右手握个不停：“我虽然见的世面不少，可还是第一次遇上像你这种人！”
“不必说了，也不必谢了，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们这时去找不到货，也许我就再帮不了你什么了!”我将手从他那汗渍渍的双手中挣脱出来，顺便向他做了一个请往外走的手势。他却手足无措，似乎受到了不该享有的待遇，迂腐起来，口张了几次也一点声音没发出，显然他没能找到适当的话语。
“跟我来！”我说着迈开大步走在前面，现在想起我当时的表现，还真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呢！
为了打消他那种惶恐的别扭心态，我一边走一边说教起来：“是我份内的事，你不用客套我也会尽力去做，不是我份内的事，你求我，我也不会去做！不要不好意思，再说你也不是在为个人办事吧？就算是你自己的事，只要合法的利益，我们也得义不容辞地保护你！”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雷厉风行，你可以慢慢办、或者拖着不办，你现在不去，我也拿你没有办法！”他紧跟在我后面，极力为他的认识和表现辩解。人真是的，无论他做什么总是有他的道理的，存在就是道理，无论看上去多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它存在的前因和后果，这是我一贯的想法。
“我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想错了什么，只不过是叫你别那么不好意思。”说着我就去推车。忽然,风鼓动着乌云从南向北卷过来。天由不得人，说变就变了。
“你们这里有出租车吗？”他站在我身边嗫嗫地说：“我们叫一辆出租车吧！”出租车是有的，可那时不像现在满街都是，工商局的门口总是摆着五六辆等着客，那时要叫，得上闹市区去，或者碰巧有车开过来。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望门外，却没有出租车的影子。
“那不方便！”我推车出门时说：“我搭你，上来吧！”说完翻身上车。
“我搭你吧！”他跟着我的车跑着，就是不上车，虽然他年龄比我大，可身体却比我瘦小些。再说银市这地方人多，可不是所有的外地人都能胜任骑车搭人这项工作的。
“抓紧时间！上来吧！”我带着命令的口气说，他才又别扭又笨拙地上了我的车。
“你贵姓，是哪个单位的？”我一边快速蹬车一边开始问话。
“我叫文小，是温州鱼网线厂的供销科长。”
“我听说温州人做生意很在行的。”
“也不是人人都是那样，我们厂是去年才成立的，今年元月才正式投产，我们这些人都是从企管局分流出来的，做生意没什么经验，资金又困难，愁产、又愁销，生产了20吨货物后总销不出去，这次是第二笔大一点的业务，没想到货一送到就出了问题，办企业真难啊！”
骑到市防汛大楼处的大转盘向南转后，风更大了，逆风而行确实吃力，加上风夹杂着尘灰迎面扑来，眼睛也难以睁开。我抿着嘴艰难地向前骑，慢慢地心跳更快了，呼吸也急起来，可他居然说出如下的话来，弄得我再也不能不张开嘴了。
“我昨天晚上和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联系上了，他说叫我找一个肯帮助我们的执法部门的人，只要能把货追回，不让那些骗子得到好处，无论他要什么，就算把货款50％、或者60％的款分给他也可以。所以只要你帮我们，你要什么尽管开口！”他开诚布公地给我亮出了他们的底牌。我感觉到他把头靠在我的后背心处，谁说他这个温州人不聪明，居然乘势把我当成了挡风沙的墙。
我明知一开口，此时迎面而来的定是满口的脏灰，可又不得不声明我的观点：“你不要用这种方法鼓励我，即使我为你们赴汤蹈火也是难以填补法律制度的缺陷的，如果他们此时已把货物转移，你给我一座金山，也不见得能追回你们的货物！”
“其他的人我不再找了，这件事全靠你了！”看来他死抱着他的既成观点不变，也许他的方法是经实践验证了的吧！不然他为什么这么固执呢？我心里想着，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更觉得骑车迎风而行艰难了。
“经济刺激也不是万灵的妙方，让我们先去看看，如果你们的货真被转移了，我劝你还是另请高明！”我咬咬牙任凭灰沙往嘴里灌，狠狠地说出了心里话后就紧闭嘴唇决心再不说话了。可他依然唠叨说个不停，核心依然没变，看来好人难做啊，如果你的行为好得出乎他的意料就会引起无端的怀疑。别人会想，他为什么这么好呢？他想得到什么？
陆羽综合物资公司坐落在东湖南岸，与市人民医院隔湖相望，崭新的三层楼房全镶着纹瓷砖，20米宽的门面,二、三层是巨大的铝合金玻璃窗，听说房主是银市的一位名人——成立银县时的一个姓宋的民主人士副县长。这栋房子原本是一座老式的小洋楼，近年由政府落实政策改做成现在这副模样后归还给他的。宋县长可是一位开明的大资本家，来后他就将所有的产业全交政府了，现在人还健在，可我从没见过，不过听说他天庭饱满，人高马大，一头白发，虽七十多岁，身体却很好，常有县、地领导来看望他，依然把他作为统战领域难得的宝贝看待。房子的西边是市幼保健站那破旧不堪的房子，东边是市三中五层高的新教学楼。二层楼上的某个教室里学生高声读着什么，乱哄哄地,声音虽大，可一句也听不清楚。教学楼一层是为学校创收的一排出租经营的店面——吃、玩、用、医样样都有。
我心里清楚物资公司是城关近郊的陆羽办事处行文成立的，其主管部门就是办事处，所以每年要收这公司１万元管理费。公司的成立,是原市团委书记、后下派到陆羽办事处任党委书记的杨文同志亲自批准，由副书记杨再德——市工商局经检分局许局长的老朋友在经检分局申办注册登记的。这家企业1991年成立，企业地址原在陆羽办事处，原名叫陆羽贸易供应公司，因为与马双全办的第五服装厂同样的原因，1992年换名为物资公司后搬到了现在的位置。从办照规章来讲,此公司本应由陆羽工商所受理登记的，为此内部也引起了一些纷争，可市局企业股已发了执照，再争论也无作用了。杨再德副书记因定下的１万元管理费从来收不起来，听说已撒手不管了。为办这家公司的案件，经检分局许局长几次找过他,要他支持，差点把朋友情分都给毁了，弄得许局长牢满腹，在1992年底企业年检时他下令扣缴执照，可办事人把执照正本收起来了，却发给了他们一个验过证的副本，说是让他们以此处理存货，他们却用此照复业行骗了。
按常理说来，我在物资公司查货物的下落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可我心中还是怦怦乱跳，因为如果真的查到货物，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围攻殴打的话，我那可怜的自卫能力是不能发挥一点作用的。我停好自行车，站在门口稳稳神，观察了一下动静。通后院的大门挂着铝合金做的物资公司的牌子，门的东面是百货、副食店，可空无一人，门的西面卷闸门半开着，厅内三男二正围着一个小方桌玩纸牌，他们的身后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碗、盒，可没有一点做生意的样子。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我认为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神神秘秘、古里古怪的气氛，活像一个搬了家的匪窝，我的那股危险感瞬间减少了许多，可查不到货物的可能却上升了起来。
当我迈步向那五个打纸牌的青年男走过去的时候，他们之中站起一个个子最高、年龄最长、留着中分头、身体扎实的男青年，虽然他脸部线条分明，是一个很有男子汉气的脸，可却带着无所作为、颓废的表情。
“你们找谁？”他说话的声音也带着哀声叹气，懒散地站着瞄着我们。
“我找物资公司的负责人！”我继续观察着他们。两位虽不漂亮,可都穿着一身时髦的黑连衣裙，其中一男青年约十六岁，个儿小一些，可人人都像是无可奈何，被迫消磨青年华的可怜人，他们的确对我没有什么危险，我的心算是安定下来。
“负责人不在。”那青年说着转身吩咐那小一点的男青年：“你去找一找。”那小青年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慢慢走开。像个小头头的那个青年人招呼我坐到空出来的小凳子上，留下温州佬无所适从地站在旁边，而我却异乎寻常地心安理得，也许是得到了一点点尊重而自满起来了吧——我想他们本应凶神恶煞地对待我的。
“看你好像是工商部门的人？”那青年用一双深邃的眼睛看着我说。而那两个黑裙姑娘却站起来，又高又肥，很不乐意地离开了我们。
“是的！”我说：“请问你是公司的人吗？”
“是的！”他答道，又觉得不妥补充道：“我不是他们一块的，只不过临时来帮帮忙，混一口饭吃。我是城关地区的人。”
“呵！我知道了。那么公司的几位核心人物是哪里人呢？”
“是吉祥镇人。”
那地方是银市东南边与兰光市接址、出了几个骗财人物的地方。此时,那两个姑娘已松松垮垮地背朝我们站在门外，另一个十八岁左右的男青年瞪我一眼带着明显的不满拿着那副牌走到门口，他本比两个姑娘矮，又叉开了腿站在那里就更显得矮出了一截。他开始使劲地把牌一张一张往路上削，每当一张牌落到某个行路的孩子身上，他及那两个黑衣姑娘就呵呵地笑起来，他们以此找到了另一种乐趣。
“这两个门店是谁开的？”我问。
“是他们开的。”陪我坐的那男青年说。
“生意如何？”
“你看得到，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们的工资怎么办呢？”
“这只不过是……。”他说着望望温州人又对我说：“这纯是装门面的，你应该知道，就不要我说了。”
“你贵姓呢？”我看出了他良心犹存，不免对他产生了好感。
“姓倪。”
“哦！你是倪家大姓的？”他点点头，我又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10天前。”
“收入如何？”
“他们每月说给我200元，只照照场子，无所事事！”看样子他不是公司的密谋者，我想乘机了解一些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昨天晚上你在这里吗？”
“在这里。”他并不想掩饰什么扬起头对我说。
“昨天他们在这里卸了一批货你知道吗？”我问。
“大概是９点钟左右，天已黑了，下货的时候两个帮下货的人抢着下，差一点还打起来呢！”他淡淡地笑着说。
“你知道放在哪里吗？”我不紧不慢地问，可心中却急切地想他告诉我。
“昨天晚上放在这里，今天一大早就又运走了，听说是送到吉祥镇去加工鱼网了。”吉祥是全省小有名气的鱼网专业市场，有不少农户靠加工鱼网发了财，他这话有可信的成份，但也不可全信，因为看他的样子已开始警觉起来。
“你知道运去的具体地点吗？”我已料定他不会进一步告诉我了，可我还是不死心。
“他们的事我是不管的，这你可以去问他们！”也许他是真的不知道。
“这里还有一些货吗？”
“我不知道。”
“他们还有其他存货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
“昨天他们就把货放在这里，没这么快就把货全运走吧？”温州人向我们走近一步，失望地问道。
“看来那货是你的了！”那青年看着温州人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是的！”温州人点点头。
“我看你很难再找到你的货了。”他叹着气，真诚地说完，又转向我问道：“你们对他们有办法吗？据我的观察他们似乎把所有的执法部门都不当成一回事，包括你们工商部门！”他似乎很想知道执法者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并表示很不理解！
他们为什么要怕我们呢？这类骗子企业存在本身，就是工商部门的一大耻辱！面对那提问的青年人，我一时难以回答，可他却带着轻蔑的笑望着我，弄得我坐立不安起来。
“我们可以把他们办的公司从企业名单上抹掉，让其永远地消失！”我气冲冲地说，装出一副蛮横的样子。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难以办到这一点，不过那青年人的眼光安分多了。
“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公司撤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办？”我转移了话题，想摸摸他对所在公司的看法。
“我们无所谓的，每月哪里弄不到200元钱！”他显得很坦然，反问道：“你认为我们能长期依靠这么个企业过活吗？我们在这里生活，心里并不舒服，良心不安，这比自己去冒风险、抢还难受！”
“那你为什么要呆在这里呢？”
“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再说，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的底细，过些日子我就会走。”他有点失望地说。
“那！这个公司一共有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除了吉祥的那四五个带头者外，全是他们招聘的一些临时人员，而那些人也常不在这里，神神秘秘的，来无影去无踪。”
“今天我能找到那几个领头的人吗？”
“我想应该找得到，他们总会留下一个什么人来应付像你们这样的人的。”
我笑笑，开玩笑似地问：“你认为我们这些人很好打发吗？”
“我说不准，这是他们的事。”
看来他说的可是真心话。当门外磕磕碰碰响过一阵停靠破自行车的声音后，一个矮塌塌的、四十岁左右、红脸庞的扎实汉子满脸堆笑地走到我们身边，那男青年就扬起脸，瞟我一眼后，对我就不理不睬了。
“你好！你好！没想到你会来，没在这里恭候，实在对不起！”他像会到了一个老朋友似地，热情地对我说，欠着身躬着腰向我伸出手来。
我不得已站起身伸出手，握住他那双粗糙厚实、劲鼓鼓的右手。继续上下打量着他：他上身穿一件很旧的灰夹衣，袖口卷得到了上臂处；下身穿一条发白的旧军裤，赤着脚穿着一双新塑料凉鞋；虽然他的眼睛机灵地四面乱转，但依然可看出他那浓厚的乡土气和长期因肩担、背驮、打场晒谷而练就的扎实身架——一副农民形象没脱。
“你好！”我慢慢地说着，暗自在手掌上运上劲，因为我已感觉到被握的手开始痛起来了。
“看不出来你的劲还蛮大的。”他朗声笑着松开了手：“走，上办公室去坐，一直想接你就是没有机会，听小余说你来了，我不知有多高兴，你看我跑得汗渍渍地！”一边侧着身面向我，撂着横步把我往里屋引，一边扬起右臂大大咧咧地揩着额上的汗水。温州人却瞪着一双吃惊眼睛望着我们。
“请问你贵姓？”
“我姓梁，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又遇上了一个办公室主任！看样子是对等接待了，局长不出面我出面；经理不出面他出面。两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到此又要演吓唬、应付的戏了。
“你们经理呢？”我不满地问。
“刚好今天上午出差去了。嗳！我们公司又小，人手又少，业务却多得很，忙不过来，经理们也不得不长年在外跑，不像你们工商局，人多衙门大，有一批固定坐办公室的人，不过有什么事对我说是一样的，他们不在，我可以作主的！”他说着已把我从一个侧门引向了后屋。
后屋可比前屋大多了，布局像一个老式的四合院；四周四四方方地矗立着房屋，中间一个大天井，地面抹着平平展展的水泥。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铝合金扶手的楼梯旋转着通向楼层。正南开一个圆形的门，通过门可以看到一个墙脚长满青苔的大青砖做成的、看样子并不比前面这栋新建筑小的老房子。老房子的墙已经脱落得麻麻点点，巨大的木制大门紧闭着，门面已成灰了，由于年深月久,树木的软组织已腐蚀，留下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细沟沟和杠杠。抬头向楼上望，众多的房间的门窗都紧闭着，刷了银灰防锈漆的铁栏杆围成的四方内走廊将楼上四周的房子连成一片，看起来真漂亮。
“这房子真是银市少有的！”我站在天井底下由衷地赞叹道，未免对房主产生了一点羡慕。
“你知道这房子是谁的吗？”他站在我身边无比敬佩地说：“这是银县第一任副县长宋老先生的私房。他家解放前可是银的一个大财主，听说来后，就将他家的所有资本全部交给了政府，成为了开明资本家，成了统战对象，还当上了副县长。前几年中央又有政策说要退还，市政府哪有钱兑现呢，就做了这个房子，包括后面的那栋旧房和整个院舍全退给了他。听说只给了几万元的现金，他真聪明！”他叹口气接着说：“他现在好啰！儿、孙满堂，重孙都有了好几个，能工作的人都占着好单位，省、地、市领导经常来，还时常开着小车接他这里走走，那里跑跑。”他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俯在我耳边说：“我告诉你吧，后面的那栋房子比这还大，一直通到河街。”河街是银市的一条老街，解放前最大、最繁荣的一条街，它依银市河堤，弯弯曲曲上十里路，现在已是破破旧旧，街面也凹凸不平了。我听后估计了一下从东湖路到河街最少也有６０米吧，足见其规模。
“宋老县长住这里吗？”听到他的名声已很久了，此时到了他的家，还真想看看他呢！看究竟是不是别人向我描绘的一副福相。
“他们全家几十口人都住在后面，可他几天前又被地区统战部用小车接去开会了。”
“是吗？”我瞄了他一眼，他正用手指着后面的大院。
“我还骗你?！”他收回手现出一副诚实相，转而热情地招呼我：“我们到楼上办公室去吧。”他那样子好像生怕后院的人看见我。我猜想：也许我代表工商部门这么默着脸一来，对他们公司的形象是一种损害。
“一年付多少租金呢?”我沿着楼梯向上爬的时候问。
“就这前面的整栋房子每月租金一千元。”他的右手膀在空中划了一圈，轻轻松松地一笑：“他有钱也不在乎这点租金。”像自己捡了一个便宜一般，可我根本就没有认为他们很划算，倒是认为他们会找藏身窝。
上到二层楼，他打开向着东湖的经理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将我请了进去。房间里分三处摆着９张崭新的红棕办公桌，北边铝合金窗下放着一长条灰沙发和茶茶几，可房子依然显得空空荡荡，缺乏生机。看来这房子平常确实很少有人呆过，地上满是尘灰，桌上的尘灰也不少，散发着因长久不开窗特有的那种闷气——他刚才并没有说谎，公司看来真没有固定坐办公室的人。
他把我引到东边嘀哒作响的一个圆形挂钟下的藤椅上坐下来，快速端上一杯茶放在我右手旁的竹茶几上，自己坐到了右边。
“茶不热，没有放茶叶，将就一点，我们这里的条件是很差的，原谅！原谅！”
他实在对我太客气了，我不得不伸手去端杯子，可一看白陶器杯子的内壁上茶叶垢一圈一圈的,依然在晃动的白开水一点热气也没有，就又放回到茶几。这里的气氛和环境怎么和马双全那里的办公室如此相似，接待人的方式也相差
无几。也许是触景生情吧，我就说了现在想起来当时不该多说的话。
“前几天我办一起案件到民富制衣公司去，他们的经理、厂长不在，也是与你一样身份的办公室主任接待我们，只不过他们的总公司总经理参与了。”
“这我早就知道了！”他笑着望着我说，我心中一惊：他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
“你怎么知道的？”
“银市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又有几家呢？”他反问道神秘地望我笑笑，看样子他们是经常沟通的了：“听说你们去的人不少，态度还很坚决的！”
“我到他们那里去，那个办公室主任也是很热情的，可问到正事他却一问三不知，不知今天到你这里来，是不是也一个样子！”我扭了一下身子用一种威逼的眼光看着他。
“我和那个主任不一样，他是兰光市人比我狡猾多了，而我是农民出身，本地方人，只要我知道的事，一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他一副憨厚的样子，拍着胸，可眼睛却躲开了我的目光低头去看着那个冷在一边的杯子。
“那好！我问你，你知道昨天里温州送来的那批货现在在哪里！”我单刀直入地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他却轻松地笑笑，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呵！你是为这事来的。”我的问话没有起别的什么作用，看样子倒使他安下了心：“我进来时看见大厅里站着一个外地人,看来他就是货主了?”
“是的！”对他的态度我窝了一肚子火。
“我去把他请上来！”他站起身来，像疏忽大意怠慢了客人一般：“我可把我们的主顾给得罪了！”说完就走。
“不必了，你先坐下来，该让你们对面谈的时候我会安排的，现在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阻止道。
“这件事，我今天早上上班后才听保管员说。一车货大概值七八万元吧？”他绕着圈子反而问起我来，说着不安地坐回到坐位上——他正在快速地寻找应对的方法。
“其他的话少说，我问货在哪里？”
“听说天不亮就送到吉祥去加工鱼网了，我们公司搞经销，不搞生产，这你知道。”他在回避，也找到了应对我的理由。
“送到吉祥什么地方去了，说具体一点！”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去问经办人员！”他推卸道。
“现在这里还有货吗？”我无可奈何了只好让一步。
“这也要去问保管员，要我去叫他吗？”他又想起身走，看来他善良的纯朴的农民本质并没有完全蜕变，感到当面说谎很不自在，极力想减去这份负担。
“先别走，我现在是问你，你这也不清楚，那也不知道，你在公司究竟搞一些什么？”
“我们这里是搞了承包的，就是那种每年交公司一部分钱，公司提供从事业务的凭证，他们去搞什么，怎么搞我们都不管。就是这样。”他不急也不躁，老老实实道来，听起来他之所以一问三不知还真有一番道理，见我为起难来，笑着说道：“这些事也许经理知道。”
“那你们的经理呢？”我对他无计可施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办公室主任，不搞具体业务，公司的责任又承担不起。
“今天早上武汉来电话说有一笔非他去不行的业务，所以一大早就赶去了！”他依然在笑。
“是真的吗？”我不敢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便问道。
“我没骗你。”他像受到了轻视，显出一副有口难辩的为难相，解释道：“车票是我帮他买的，并送他上车，那还有假?！你也是太不相信人了。”
“看样子，我今天来肯定是两手空空啰！”我盯着他，拖着声调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是搞合同管理的专家，这我早听马双全说过，平常我们想请也难请到，既然您来了，就指导我们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在合同管理上存在好多的问题，我先向您汇报一下，您有针对地点拨一下，我想必定对我们日后工作大有好处。”他巧妙地把话题引开，而且越引越远，“来了就别走了，我这就去安排人到餐馆定一个位子，我们谈完后就去吃饭！”说完站起身来又想走。
我可没有心思指导他们去签什么合同，如果我真有这么傻，可能我的心里还好受一些，钱袋也不会空空的了，此时大门口也 不只站一个温州人了！
“你们比我高明得多，我请你们吃饭才对呢!”我苦笑着说：“去把仓库保管员叫来，也许我可以了解到你所不愿告诉我的东西！”他似乎很遗憾，微笑着摇摇头，起身往外走，像在告诉我——保管员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呢？你别傻乎乎的了！可此时此刻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喊着补充一句：“叫他把所有的帐本也拿来！”暗自思忖：他不说也许从记录中可查到一些情况吧！
办公室主任走出办公室后，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温州人而是我自己需要得到帮助。法律和正义鼓励着我只身来到了这里，可现在它却在我的心灵中呻吟着，要我去伸张，而我却势单力薄，赤手空拳，即使自己也被骗得团团转也只有听之任之了——我发牢时总爱说：现在最神圣的还是法律和正义，可最不值钱的也是它们了。我记得1991年底的时候，我就给经检分局打过招呼：一不准他们为这个公司开具签合同的法人委托书，二不准向他们发放示范合同文本，三是最好是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开年后我还问过他们我那没有多大约束力的话实现了没有，可他们叫我欣慰地说执行了。为什么现在又出了这种情况呢？我越想越想不通，得把分局的分管合同的人给叫过来，我气鼓鼓地猛起身走向门边桌上放的电话，可接电话的帮我找了一通之后告诉我分管合同的头和兵都有事外出了，只得留下话叫他们明早就到合同股去见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份量了。刚挂上电话还没有回到座位，办公室主任就带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头发白的老头子走了进来，我即转身站在房子的中央面向他们。
“这是我们的仓库保管员，张伯，审计局张局长的伯父,30年党龄的老支书！”办公室主任笑着向我介绍，站到了桌子的旁边。而被称之为张伯的那个人听他那么一介绍，脸都不好意思地红了起来，难为情地向我点点头，近乎开脱什么似地自言自语般地说：
“我过去在红村任党支书，今年2月才退下来，他们就三天两头地去请我，非叫我来帮他们看看货，照照门。”说着把一大本绿壳帐本往办公室桌上一放，站在那斜眼看着我，样子明摆着告诉我，自己与他们是不同道的，不给他们面子也得给自己几分面子。
“您老人家到这里习惯吗？”我强压心中的不满说着走向桌边，心想这个公司总是千万百计地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来保护自己的违法行为，倒也是很高明的。
“一个月二三百钱，平常虽闲得无聊，可又不方便又不自由，吃饭还得自己烧，这个月干完了，我就不干了！”他好像很受委屈地说：“可他们还要留我，事实上我为他们干不了什么的！”
“看样子，您的老党员本没变〖HT5,6”〗口〖KG-2〗罗〖HT〗！”我心生一计和言悦地说。
“三十多年党龄了，对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总看不惯，到这里工作总觉得别别扭扭！”他似乎有满腹感受和苦衷。
“有什么事你问吧，时间已不早了，他老人家还有其他事呢!”办公室主任连忙插嘴说，显然他已闻出了我的真实用意，他真机警，我望着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催什么，我这么一把年龄了，不会管你们什么事的，本子在这里，你拿给这位同志看就行了！”老头子气鼓鼓地说完就准备走，看样子他脑子灵活，心中有把尺子，真叫人佩服，从他那嫉恶如仇的表情，我看出了他那正直而善良的本，就凭这一点应该可以弄清一些真象，我暗自高兴起来。
“您先别走，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我连忙阻止道，接着问：“昨天是您收的货吗？”
“是的。”他沉着脸说，迈向桌子翻开了帐本：“这里记着48件。”
“货到那里去了呢？”我追问。
“今天早上被拖走了！”他又翻了几页，“这里记着拖走了48件。”
“您知道货物拖到哪里去了呢？”我看着他那布满皱纹的古铜的脸，估计他在气头上并由于良心、党的驱使会道出真相，我等待着，心中怦怦跳，办公室主任似乎更焦急，更担心，他死死地盯着老人，目露凶光。
“我不管这些，只要我交得出帐来，没有人找我的岔就行了！”他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虽然他的回答很不令人满意，但我却没有理由再追问他了，他倒吸一口气——明哲保身、少惹是非这种思想在好人身上也是根深蒂固的。办公室主任深吁了一口气，看样子他那本提起的心放了下来。
“我可以走了吧？”老人望着我说：“真没想到这里是一块是非地，早走早安逸。”听完我说了一声谢谢，他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转身走出了大门，看来他来的这一两个月里经历的这类麻烦倒不少呢。
我绝非主张人们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品德高尚，大公无私、正义感强，事实上我也办不到。可是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从事公务时，定要是非分明，在一个诈骗活动的策划者或参与者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制服他时,你能因为一个善良的人没有当面揭穿他的阴谋或者知情不告而大动肝火，责备他的不是吗？小错遇见了大恶，就像小巫见了大巫一样，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虽然自认为代表正义、法律而来，可正义和法律并不能保证张伯因说实话不受报复，更不能每月给他200元的报酬。再说张老伯也许确实不知货运到了何处。
“看来我这次是查不到货物的下落了！”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但除了用凶狠的目光瞪着办公室主任那沾沾自喜的脸之外，此刻也毫无办法，又恼又泄气地说了一句。
“喂！你查货物的下落干什么，我们又不是不付款！”办公室主任似乎认为我搞错了，振振有词地说：“合同订的是二十多万元的货物，他们昨天才送来了八万多元的货物，不到合同订额的一半，你说我们该不该付款！”
“你们有钱付吗？”我面对他的强词夺理，又气又恼，虽强压住了怒气，但嗓门还是提高了许多。
“你可不要小看我们公司，二十多万元，我们付得出！”他很有一点虚张声势，争硬气、争人格的味道，可脸上那种痞里痞气的微笑并没有脱去。如果此时一个不知情的人走进来，指责的肯定是我了！
“你们公司连帐户都没有，哪来的属于公司的二十多万！”我凭我过去对他们的了解不假思索地瞎蒙一句。
“我们是这样的，每做一笔生意，参与者合股凑钱，你说公司立帐户又有什么作用呢？”他软了下来，赔着笑向我解释。
“那好！你说说这次买卖所需的资金是哪几个人凑集起来的！”我立即追问道。
“这个合同是业务员到对方去订的，货发回来时间紧，事先也没商量，老实告诉你，钱的问题还没有落实。”他又让了一步，狡猾地逃避了我的追问。为了证明他的话是对的，从帐本中拿出合同，递给我：“你看看就知道了！”
合同是用全国统一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文本签的，我打开对叠了两次的合同纸，看见里面有一张分局开给他们的签订经济合同委托书，一股无名之火就升了起来，合同内容看也没看就冷冷地说：
“合同纸和委托书是谁给你们的？”
“我们公司属经检分局管，这都是安主任给我们的，有什么错吗？”办公室主任也不示弱，冷冷地一笑，挑衅地望着我说。
“我随便问问，”我不得不自己找梯子下台，即使发放有错，也是我们内部的错了。只觉得被他当头打了一棒似地，执照是我们发的，合同纸、委托书是我们给的，这些到手的东西不用又去用一些什么呢？我暗自叫苦：安主任呀！我去年就对你说过：不管别人怎样，你作为经济合同管理者，再不要发合同纸、委托书给他们了，别给他们以骗人的工具，并告诉你责任我来承担，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我静了下来，抛开此时难以想通的问题，认认真真地看完了合同。合同签得无懈可击，签订日期是３月９日，到货是３月１０日。在我看合同的时候那位办公室主任口不择言地说了好多，听进去的主要内容是：温州人送来的货质量不好，每捆的数量不足２０斤一捆,抽查５－６包都少了３至４斤，３月９日发的是２０多万元的货，可在路上有两辆车出了问题。现在在楼下面的那个书生样的人因拿不到钱，已通知停在兰光市修理的车不要来了，在协商中他却提出：如果我们公司给他私人３万元现金的好处费他就承认质量差、数量少，并通知停在兰光的车将剩下的货拖来。他既出了短斤少两证明，又出了质量差的证明，在我们公司领了１千元的现金，３万元要了几次，没有到手就拒绝通知将剩下的货发来。当我放下合同的时候，他呵呵地向我笑笑，用一种奚落、圆滑的声调对我说：
“你看看，那个温州人的德，他的私利比我们还重，简直把他们公司的国有财产不当一回事，却死皮赖脸地叫我们给他３万元钱，像这种人，你划得着替他东奔西跑吗？”
“真有这回事吗？”我可不敢相信他的话是真的，疑疑惑惑地问道，把我来的目的也给忘记了。
“你不信？”他抓住了转移目标的机会，瞪大眼睛，怪认真地从帐本中翻出了三张单据：一张是证明数量少，一张是证明质量差、一张是１千元的借据：“他可交待我们不能拿出来随便让人看的啰！”好像把我当成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才给我看似的。
“那你叫人把所有的材料给我复印一份。”我把他给我的材料全还给他时说，心中燃起了对温州人的反感。
“好！好！我去！”他像松了一口气，乐不可支，是否认为他们的鬼把戏达到了使我转变了对他们骗取国家、集体货物的痛恨呢？使我产生了对温州人的反感而减少了对他们的厌恶感和压力呢？我扪心自问：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
“你们的仓库呢？”出门时我问。
“就在下面！”他拿着材料关上门，转过身轻松自在地指指一楼后排的房子，脸上挂着胜利者的微笑，比庆祝丰收的老农的笑更加甜蜜。当然啰，不用脸朝沃土，背朝天，汗流浃背地劳作，只需要耍耍手段就得到了比劳作一生的种田人更多的金钱。看来创造财富的是辛勤的劳动，而集聚财富的是阴谋！他是否在庆幸自己弃 农的选择是对的呢？——钻泥巴，可不如钻空子，做黄牛，不如做。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想得到巨额财富，不靠骗又靠什么呢？
“把门打开我看看！”我边下楼，边说。心想仓库中即使没有温州的货，有其他值钱的货也行，封存起来，端掉这个公司。我想只要我决心这么干，龚局长肯定会很高兴的。
“不必看，什么货也没有！”办公室主任跟在我后边，听他的口气很像认为我操了一份不该操的心。
“你不会拒绝让我去看看吧！”我下到楼下转过身望着他说。
“哪里会呢？只不过我没有仓库的钥匙。”他在楼梯口站住，赔着笑脸说。
“那就把仓库保管员叫来开门！”我瞄他一眼径直走向仓库。
“好！”他说：“我先去叫人把材料拿去复印，再去找保管员来开门。”说完就向前屋走去，那表情就像在为了讨好我而办事一样。
整个后院静悄悄地，我走到后排最东边的房间前，发现门虽关着但宽大低矮的窗子却并没有遮住光线，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可以看见室内留在地面上的杂乱脚印和零星的几件什物。这么一目了然，何必要去叫保管员来开门呢？即使开门进去，在尘灰满地的地面上新添几个脚印又有什么用呢？我快速地从东向西查看了五间房间来到最西的一间，门紧闭着，玻璃窗也糊得严严实实地，房门上边的那个小通气窗也钉上了木条，整个外观只有木条底边有一个小洞，露着光线。我心跳慢慢地加速起来，神经过敏地认为里面一定放着什么东西，等不得办公室主任喊来保管员开门，急不可待地纵身一跃抓着了上门框，使劲引体向上，双腿叉开，两脚撑着门边的墙稳住身体，把眼睛贴到小孔往里瞧:西北墙角一只很大的死老鼠，东边靠墙放着一个没有铺盖的双人，看上去已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进去过了。浑身顿时松垮起来，人从上面滑了下来，自认为受到了他人的嘲弄，气恼地一脚踢在房门上，“轰”的一声在空荡的院内回响，转过身看见办公室主任正站在天井下面，朝我笑呢！似乎无意中目睹了一场滑稽剧：“曾股长你可不能这样，房产可不是‘哑巴’的！”他笑着说，这可是见面以来他说的唯一得体的话，不紧不慢，柔中带刚。一定是看见了我转向他的脸因强烈的运动和恼怒而涨红，且目露凶光吧，他止住笑转口说道：“听我们营业部的人说，保管员已撒手不干，回他儿子那里去了。”
“走！领我到后院去看看！”我边说边走向他打了一个跟我来的手势，心想：后面的大旧房子也许宋老先生不会住吧，做仓库还差不多。
“后面是宋县长一家人的住房。”他看出了我的用心。“不是我们的仓库！”他无可奈何地说，看我继续往后走，也无法强行阻止，慢慢吞吞地跟了过来。
我没有理会他，因我根本就没有相信过他。穿过走道，顺着老砖砌成的潮湿的台阶走到后院。在同样古老的砖铺砌的地面上绕着又高又大的古房子慢慢转了一圈。整个后院潮湿、静幽幽的。面向河街的古老院墙的木制大门紧闭着，可以听见院外街上嘈杂的喧闹声。湿漉漉的大砖墙上长满了青苔，有的地方的墙缝中还长着我叫不出名称的小绿植物。从开着的众多小窗可以猜出里面的房间不少。房子的南北开着两扇大门，东西向开着两扇耳门，透过门缝往里瞧，内屋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天井，四周全是众多的关着门的住房。办公室主任跟着我，从他好言劝阻我进入屋子的话语中，我得知宋老先生有４个儿子，３个儿，众多的孙子和三个重孙，可他也不知道他家究竟有多少人。如果不是我听到里面有三处和麻将的声音和小声争吵，很有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我也许会想尽方法进去查一查的。
转了一圈回到大门口，我停了下来，办公室主任也松松垮垮地站到了我的身边，可我仍不甘心，难道里面真的就没放货吗？
“里面真的没有你们的仓库吗？”我用一种极不信任的眼光看着办公室主任。
“这是东家的住处，你也听到了里面他们家人打麻将的声音，如果你还不相信我，可以到前面去问那几个青年人，我在这里等你！”显然他对我该信的事也因怀疑而不信，感到很失望，一副有口难辩的样子。不过我不知他是否为国家居然招收我这种糊里糊涂、固执己见、愚蠢之至的人而觉得好笑或惋惜，不过看他的眼神好像在说：“这又是一个开后门进去的家伙，这种工商干部，领导还瞎了眼，给他一个股长当，难怪管不住我们。”我历来对那些自身一点本事也没有，却假借所在机关的威势，装腔作势，发号施令，自作聪明，高人一等的人很反感，可这回轮到别人这么看我了，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像被别人耍了一般，心存恼怒，可又无计可施，更可悲的是，还得故作镇静。如果我是一个古时权力无边的钦差大臣，此时定要把他抓起来，毒打一番，得用酷刑逼他说出货究竟藏到哪里去了。可现代社会已不兴这一套了，看来皇权用来对付这种人时还有存在的理由，法律制度太发展快了，留下了一大片快鞭催牛耕田时冒耕的空白死板土地。我感到浑身上下不自在，面对办公室主任无计可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精神像退了潮似地松了下来,灰溜溜地走到前厅——正义、法津、天理并不是时时处处都能战胜邪恶的，也不是谁都可以主持的，难道这也是真理！
温州人心急如焚地站在那里等结果呢！见我走过来匆匆迎上前急切切地说：“怎么样?”
我没有回答，走到门口，他却手脚无措地跟着我。说实在的，不管办公室主任所说关于他的那些话是真是假，已使我对这个温州人产生了强烈的恶感。
“昨天的货是不是下到了后面的仓库中？”我没好气地问他。
“是的。还在不在？”他南腔北调地说，一副焦急相。
“不在！”我说，可心里还在想这个不称职的家伙居然还以损害本单位、国家的利益来谋取个人好处，看样子斯斯文文，可怜巴巴，路上却还以行贿的手段鼓励我办案，正道不会走，邪门还不少呢！我瞄了他一眼，极力想证明一下办公室主任说的他的那些问题。
“听说你们公司的货存在短斤少两的问题？”我开始向他探询了。
“一般不会少的。我们是刚开办的企业，哪敢这么做呢？”他伤感地说，心中有事了。
“可你出了证明！”
“是的。”他精神萎靡下来，有气无力地说。
“还出了质量不好的证明！”
他低下了头，可我怒气未消：“还出条领了一千元钱。”我本想继续逼问他是否如办公室主任说的那样厚颜无耻地以损害本企业利益索要三万元好处费，可注意到办公室主任站在我旁边一脸幸灾乐的样子，那两个男青年坐在小凳子上瞪着眼看着我们，于是就止住了，温州人的表情已使我明白了很多。
温州人张开了嘴，望着我好一会才慢慢地说：“昨天我被他们灌醉了，做了什么事情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他支吾起来，我越看他的样子心里就越不是滋味：酒醉心里明，哪有记不清的事。我瞪了他一眼，转身看着门外，天阴暗下来，乌云密布，风比我们来时更大了，东湖虽然水面不大，仍抛起了近尺高的波浪，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门前街面上的泳装扑克牌被风吹起在匆匆赶路的行人间隙里此起彼伏地翻滚着。
“曾股长过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办公室主任说着从我身后走向前一步，拉着我的胳膊往门外走，我虽然很反感他这么拉拉扯扯，可看他那满脸的微笑极其友好的态度还是被动地随他下了台阶，可他却还想把我引得更远一点：“来吧！再向那边走一点，我有话对你说。”样子极其热情、神秘、酷似一个老朋友。
我马上下意识地感到他这样子可能是做给温州人看的，因为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根本上就不存在要避开第三者才能说的话：“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走那么远干什么！”我站定了脚步，他却继续往前走了两步，回过头不断地招呼我向他靠拢，僵持了一会，我极不满地转身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等待我所要的复印件。
“好！好！就依你的。”他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似地说着向我走过来，离我很近，像真心认错似地对我小声说：
“我们的经理其实并没有到武汉去。”这我早该猜到了，告诉我这种实情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损害，可着实在我心里产生了他比温州人诚实一些的看法。现在想起来他确实高明，在我责备温州人不诚实，为谋求个人利益损害本企业利益，吃窝内草的时候，他却主动地向我承认错误了。他继续说：“他怕温州方带公安部门的人来把他抓走，所以不敢露面！”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今年节期间，我们进了江西的一批货，对方来人与我们商谈付款的事宜时，对方公安部门的人突然出现，带走了他，留下话要我们带钱去取人，我和另外三个人连租了一辆小车带着现款赶到江西，住下后用电话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他眉飞舞起来：“又怕对方把我们也抓起来，我决定单独去见公安部门的人，并对同去的人交待：如果晚七点见不到我回来就带着现款逃跑。我只身来到公安局找到了刑侦队长。”那样子就像自己是一个孤胆英雄：“对方企业的人也在公安局，我们在刑侦办公室坐下来，除了我一人外全是他们的人，我壮壮胆子向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放人，货款及利息我们就照数付。对方的当事人还不同意，非要我们付总额１５％的违约金不可，我哪里同意呢！再说也没带那么多钱！我心生一计,豁出去了。向那满脸杀气的刑侦队长使了一个脸，我先走出了办公室，没想到他真的跟着出来了，我对他说：‘与对方的债务问题，最大的限度只能按我提出的条件办，我是决不再让步的，如果不行你们就把我也抓起来算了，可钱就一分也别想得到了。’他没有吭声，像在考虑什么，我乘机对他说：要他确保余经理不受人身的折磨，我就在两个小时之内提款取人，如果他能作保我就会给他好处。可他还是没作声，我四周一望没有人,快速掏出十张四人头的人民币往他手里一塞，他收了，把胸一拍：‘就这么办!’时间一长的话我又怕他翻悔，当他进办公室后我转身往屋外跑，叫了一个出租车，到旅馆叫上同伴，带好一切东西换上我们自己在银租来的车，提了一包钱，返回公安局，车没熄火，在门口等我。回到刑侦办公室把货款交给了那个队长，在对方点钱的时候我就和他到院内看守室把余经理接了出来。正当我们准备出公安局大门时，对方的人赶来了，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说违约金几万元没付不准我们离开，我心里怦怦跳，认为这下可坏事了，紧张地望着队长。”办公室主任瞧瞧我卖关子似地对我说：“你猜他怎么做的！”等了一会见我没吭声又说：“你猜不出来吧！他一伸手，将对方的两个人一掌推开说：‘这里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帮你们追回货款已经不错了，你们还想怎么样。’我想对方肯定没有给他什么好处。‘乖乖地让到一边去！’他呵了一声把对方的两个人搞得傻了眼，我们乘机快速走出大门跨上车开了就跑，开出他们的境界才松了一口气。”他冷冷一笑继续说：“可怜的余经理仅仅二天的时间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黄肌瘦，脸上一点血也没有了。真像一个死了半截没有埋的人一样，我们找了一个馆子，叫了一桌子的菜，几乎全是他一个给吃完了，狼吞虎咽,真吓人!”他的故事是真是假我不管，只觉得还吸引人，可不知他为什么说这些给我听，其模样就像一个久别的老朋友在向你叙说他的奇遇，如果他的样子是装给那个温州人看的，他的目的我想的确达到了，因为对方正用大惑不解的目光看着我们谈话。
他抬眼瞄瞄温州人继续对我说：“我说这些，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们的经理为什么不来见你的原因。再者……”他停了一会说道：“我来见你时本是和我们经理在一起，他交待我要摸你的一个底，都是本地方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究竟想怎么样？”他说着狡猾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想他是在暗示我要向那个刚才故事中的队长学学乖吧！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要么付款，要么退货并要承担损失，不然我们将使用能使用的手段对付你们！”我斩钉截铁地说。
“钱肯定是没有，至少现在没有。”他没有显出丝毫害怕的表情，停了一下说：“货也不会退，如果退了我们的损失就大了，那次付了江西方的货款，可他们的货我们在以前是折了20％卖的，单这一笔就亏了血本几万。”他眼珠子一转笑着说：“看能不能这样，你帮一点忙，我们以货抵款，事后会感谢你的！”
“不行！”我说，转念一想玩了一个计谋——他说以货抵款肯定有仓库在某个地方，何不套套，把他存货的地方给查出来呢？便又说道：“你们哪里来的货呢？”说着还嗡了一下鼻子。
“只要你同意我们以货作抵，我们肯定有货拿出来。”他说，显出一副精明、狡猾的样子。
“以货抵款不是不行。”我拖着声调瞧着他变得开朗起来的脸：“不过要按市场的价格，不能漫天要价！”看来我不能套出他们存货的地方，他却认为我也许为个人利益，态度已开始松动了，不得不牢牢地拴上一句。
他收敛了笑容，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像受到了欺骗和嘲弄一般，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了，便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怎么行呢！”看来他原本很有把握收买我的，我心中暗自好笑——他怎么那么幼稚，把所有的国家干部都看成贪心十足的人呢？
这时，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吹在身上的风也有了一股凉意，正当我准备回室内躲躲雨的时候，那个又小又蛮的姓余的男孩骑着车飞快地冲到了我们跟前。“嗞”地刹住车翻身下来，我猜他可能还不到１６岁吧！他手中拿着一叠材料，毕恭毕敬地递给办公室主任，胆怯地说：“胡主任，这是您要复印的材料。”说完略停了一下走进了屋里。我转头看着他那娃娃的身影，心想：真是作孽，他们的言传身教决不会把他变成一个什么正道上人，他不上学在这里干什么呢？
“不要看他了，看样子你好像很关心他的。”办公室主任看出了我的心思，透出了一点良心的光芒，叹着气向我介绍道：“他是余经理的侄子，今年才１５岁，书读不进去，人又调皮，走正道是没多大出息的，可脑子还算灵活，余经理要他跟着他在公司里混，有什么办法呢？反正不是自己的儿子!”
等那个小男孩的身影消失在那个此时我认为是骗子窝的屋里后，我才转过身来，心想：自己的儿子和别人的儿子有哪点不同呢?我又能怎么样呢？把他从贼窝里拯救出来吗？我的确没有那个能耐！办公室主任把材料往我手中塞：“这是您要的材料！”我木然地接过来，他又说：“您几点下班，我和余经理在这里等你！”样子很自信，好像我非接受他的邀请不可似的。
我心中一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在执法者面前这么肆无忌惮呢。他既不相信法律的威力，看来也不相信执法者会认真执法。“我下班后不会到这里来的，有事你们到办公室去找我。”
“我可不愿到办公室去找你，那里阴森森的，使人很不自在。”他呵呵一笑，继续说道：“你下班后总要从我们这里经过，顺便来一下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从这里经过?”我抬起眼盯着他说。
“不瞒你说，我们天天都看你从我们这里经过，你一定是住在东门！”他似乎在表明很重视我，以此来求得我的欢心：“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你的住处，要是知道，我们早就到你家去拜访你了。”接着,他谄媚地向我笑笑：“跟你说吧!只要是能管我们的人，我们都不敢马虎的，过年过节或多或少，都得去拜访拜访！”他好像很有诚意，低三下四地，像在请我原谅他们没有敬我这尊佛呢！
我没吭声，扔下他推着自行车正准备走，记起温州人还站在骗了他货的人开的公司的门口，就转身向他打了一个手势：“我们走吧！”
温州人无精打采地向我走过来，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刚来时还对我抱有幻想，从而激起的希望和神情从他身上再也看不见了。我走到街面上，见温州人还没有跟上来，就又转过头瞟了他一眼。略抬高头望望左右，办公室主任仍站在原处微微笑着向我打手势。那个和我讲过话的男青年此时独自一人坐在东边的房子里的小凳上，胸部靠在椅背上马着脸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沉思着——他是否在想：执法部门，执法者也不过如此，日后也去开公司骗吧！那个扔了牌的男青年此时正和那两个穿黑裙子的胖姑娘在西边的百货柜内嬉笑逗乐着，不知他们有什么可开心快乐的，真是三个迷途的羊羔。
也许温州人对我不满吧，也许他不死心就这样离开吧，他竟然迟迟地不靠近我。这也激起了我对他的不满——慢吞吞地，像丢了魂一样。雨越来越密，越来越大，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居然像天气一样沉起了脸，翻身上车就走，心想：那可怜的人可能会自动地赶上搭我的车走吧。可他似乎傻得出奇，居然跟着我的车小跑起来。“上车吧！跑什么呢！”我气鼓鼓地说，他没作声快跑几步，在我车速再慢下来后一跃，坐到了车后座上，我们汇入匆匆赶路的人流之中。此时我明显地感觉到骑车吃力了，可对他的反感却减弱了，因为他毕竟听从了我的，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现在他已开始觉醒了，在想办法追货讨款，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
“文科长，我已经尽了我个人的一份力量了。”我准备卸责了：“凭我的经验，我认为很难再帮你什么了！我也不怕承认自己部门的软弱无力，即使我们运用工商部门的所有强制手段——冻结他们的帐户、查封他们的货物、吊销他们的营业执照，也不可能迫使他们交出你们的货物或者付款，总之不可能挽回你们的损失！”不管他怎么想，也不管世界上所有的人怎么说，我也认为作为一个执法者,我有责任把我的想法和真实情况向他说清楚：“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帐户，你也看到了那所房子里的货物充其量也不过值几千吧！吊销他们的执照又怎样呢？他们根本上就没有属于他们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根本上就不怕财产贬值，也不怕损失什么，他们的公司本是一个空壳，他们失去的仅仅是一张执照，这对弥补你们的损失无济于事，只能达到不让他们日后再去行骗的目的，为你们着想，你最好是去公安局或检察院试试看！”
“难道他们公司就一点也不怕你们工商部门吗？”他哀声叹气地在车后说。
“他们算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气恼他怎么一点也不明白我的意思：“营业场所是租的，注册资金是空的、是假的，人员是临时七拼八凑的，从不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个实足的骗子公司！”
“那你们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发给他们营业执照呢？”他说话的口气虽然没有质问我的意思，而是一种疑疑惑惑的提问，可大大地刺激了我。
“这难道是我们工商部门一家的责任吗？”我对他的同情心一扫而光，挺身而出维护起我们工商部门的形象来：“主管部门批准，审计部门出资金证明，工商部门不发执照说得过去吗！难道你们的那个厂实有资金有注册资金那么多吗？”又为了进一步维护银本地的形象：“全国像他们这样的骗子公司还少吗？实话对你说吧，据我所知银市像他们这样的骗子企业只有那么三四家，你要知道我市的企业总数五千多家。”为了证明我的观点，说明银市还是好的，我不惜损害起邻县市的形象了：“汉水县工商部门收三千元办一个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那个企业有没有开展正常生产经营的条件，兰光市的骗子企业多得很，我市的三四家骗子企业中，仅此一家是银市人自己在办，而其他的全是兰光市人主办！”我话锋一转，很不客气转过头瞄了瞄后面坐的人，车子一歪，差点与迎面直冲过来的一小青年晃晃荡荡的车撞上。我神经一紧扶正龙头，怒气没消，心想：好心没有好报，他居然怪到我们工商部门头上了：“文科长，我老实对你讲，我并不是因为我们发了他的执照这一经营凭证，良心上过不去，为了应付你才同你一块来追货讨款的，纯属是出于对你们的同情，对他们的义愤，出于个人的职业道德和我个人的那可怜的正义感才来的，我自己心里明白，现在我们根本上就没有能力制服他们！”说完就闭上了嘴。
“曾股长！”他终于等到开口的机会了，马上辩解道：“你千万别见怪，我一点也没有责怪你们工商部门的意思，相反我因为感激你，也对你们部门充满了好感，你们真是不错的！”他在曲意奉承我，我想。可为了让我听懂他的话，别着普通话慢慢吞吞地说着，使其情感效果大减。
我也懒得与他计较了，默不作声地骑到接近银大桥下的十字路口处我问道：“你住哪里？”可他没马上回答，我还以为他没听懂我的话呢，加重语气，用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说：“在哪里下车?”
“我住银饭店。”他像一个受了批评而不知所措的人，知趣地说：“我就在这里下车吧！”
我在十字路口的右边减速刹车，准备让他下车，好再往单位上赶的，因为此时雨飞得更密了，看样子一场大雨即将来临，我可不愿为他无谓地再担搁时间了。可他下车后却把我的车给拉住了。我人往前一俯，双脚着地，地面已被雨水淋湿，脚一滑，肚子撞在龙头上，为保持身体的平衡，我连忙抬起左脚翻身下车，双手抓住龙头，人在车右边向前冲了一步才稳了下来，不觉浑身发毛起来，心里直冒火，转身望着温州人，看他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如果此时是熟人或朋友我肯定会气冲冲地责备他几句的。
“实在对不起。”温州人像做错了事的小男孩低声地说，睁着一双求人谅解的满含惊恐的眼睛看着我，甘心受我责备的样子，又夹杂着一种依依不舍之情。他肯定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就让他说完吧，淋雨就淋雨，我的心软了下来。谁叫我热心来管他的麻烦事呢？领导没批立案，是自己自作主张要来的，想做一个好人就做到底吧。强迫自己别半途而废。为了不挡住行人的路。我说：“让一让道，等我把车停在栏杆旁再谈吧！”说着我倒了一下车停到了栏杆的内侧，可他却笨手笨脚地在我的车后轮两边不知所措地来回摆动着，我不得不一手扶车一手将他拉到了我的身边和我并排站着。
“有什么事就快说吧！”我不耐烦地说。
“你还去上班吗？”他吞吞吐吐地问。
“是的！”我又急又恼地回答。
“能不能不去上班，我请你吃顿饭，我们慢慢地谈。”他活像一个离不开大人的小孩，乞求似地说。
“不行！”我催促道：“不说这些，简短地说实质的问题！”
“明天我怎么办？”他像一个毫无主见的可怜虫征求我的意见。
“我已对你说了，你最好是去找公安部门或检察院，这个案我们是很难办好的！”
“不！不！”他固执起来：“我已下定决心要找你，无论怎么样，你得把这起案件拿在手上办！”他像盯上了我似地说。我暗想：他在交易中留下了污点也怕司法部门插手，要我们办，他就不怕追究他的责任了，真精明呀！
“我不是推脱不办，只是我们没有能力办好。”我无可奈何地解释道：“再说我手头正有一起相同质的案件在办，棘手得很！一件都办不好，哪有精力办两件，真办，反而会误你们的事！”
“你先办那一件，我可以等的！”他坚定地说，毫不让步。
“不要把宝押在我身上，我的能力有限，如果那起案件办得好，你们的案件也就办得好，可我预感前景不妙。”我口中说着，想到民富制衣公司那起叫人难受的案件，未免叹口气，“我也不知那起案件何时才有一个了结，你等得了吗？”
“全靠你了，我信得过你，无论办的结果如何，只要你答应办我们的案就行！”他像铁了心一样，看样子再解释也是白说，也许还会使他认为我有意推卸责任不办呢？真把他没办法。
“那你现在回饭店想想，再与本企业负责人联系一下，如果非要我们办不可，就写一个书面申诉材料，把事情的经过和要求写清楚，将手中所有的材料复印一下，明天拿到我办公室再说！”我说完就想走，他却又拉住了我的车。
“留下吧，到我住的地方去教我写一下，说实在的，我这时心里乱糟糟的，写不好的，再说……。”他说着张开了口想继续说什么，看他的样子又可能要提什么给我奖赏之类的事了，便根据自己的猜测，索挑明了。
“就算你给我一座金山，能力有限，手段所限，办不好的事，总是办不好！就像我不是医生，你却非要我看病，我不是人却非要我生小孩一样，不行的！”我不耐烦地恶狠狠地说：“书面材料写简单一点也可以，反正我们接案后要调查的。”说着把车强推了过来，走的时候对他说；“我建议你最好还是选择公安局、检察院办你们的案子，”说完翻身上车头也不回地急奔单位而去。
纷纷扬扬的雨撒落在身上使人感到一股清凉的感觉，可雨落在地面后蒸发出来的热气笼罩着我，使人觉得气闷，看来天气的交替也和经济环境的改变一样，不是一下子转变得过来的，也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和痛苦。
局办公楼里充满了舒适、愉快的情调，伸出大门凉棚般的雨搭下面散站着五六个同事，他们都眉开眼笑，小声赞叹着这场及时雨的来临，几乎到了忘情的地步，他们根本上就没有理会我从他们身边走过。透过走廊上风雨拍打的玻璃窗可看见水池中的鱼儿不时地跳出水面，拍打着绿水，像在欢庆天气的转换一样。来到办公室，看江涛斜靠在沙发上，尹股长乐悠悠地在室内踱步，脸开朗，悠闲自在。可这一切均没有使我的心境变得好起来,本来办马双全的案件时精神上感到压力，现在自己找了件同样质的棘手案件，虽然我自认为承受能力很强，可是也觉得整个身心全被这两起案件给扰乱了。贴在身上的湿衣服更增添了被束缚的感觉，备感压抑。我沉着脸，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把湿头发向头后拢拢，走到我的办公桌前，从裤子口袋中掏出已有点湿的那办公室主任交给我的复印件往桌上一丢，一屁股瘫坐到椅子上,感觉到江涛和尹股长正淡然地瞧着我。“看你的衣服都湿透了，到我家里去换一换。”尹股长踱到桌边站住，笑着脸用一种长辈关心晚辈的口气缓缓地说。
我知道他是好心，可说实在的当时并没有领情，头也没偏一下，冷冷地说：“不用了！”
“那起案件就是那个样子，你着急又有什么用呢？慢慢来吧！”他见我没回答又说：“今天下午办得怎么样？”听口气他只不过是在找一个我乐于开口说的话题以避免尴尬。
“一无所获！”我闷声闷气地说着，抬起头看他脸上依然挂着微笑，显出一个长者心情好时那种特有的宽容大度相。就用一种消沉略带发牢的口气简单地叙说了到市工行找同学查找马双全帐户及到陆羽综合物资公司翻窗查货物的经过。慢慢地，我看到尹股长的脸沉了下来，那宽容、关心的神态消失了，显出很克制的样子，等我把话说完，
他斟酌了一下对我说：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要单独去查什么货物，涉及哪个工商所管理的企业，叫他们去就行了，你要去也得和他们一起去！”他语气虽平和可我感觉到有明显的责备人的意思，一时莫名其妙起来，我睁大双眼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也许觉察出了我的不满，继续说道：“去年上半年你不是单独去查了一起案件吗？下了处理文书，可基层单位的同志很不满意。当然啰，对你不满的话，别人不会当着你的面说，可他们却对我说了几次，说什么这样办事就不必要工商所了，这话已够重的了，我记得什么时候间接地对你说过，提醒过你再不要那么办？”他说完看着我，等着我的反应。我快速地回忆着，想起了那件案件，前年上半年，尹股长下乡搞社教去了，我在家主持工作，有一天，广西有一家企业的两名催款人跑到合同股办公室来投诉马双全办的第五服装厂骗了他们二十多万元的货物已两个月了，刚好江涛急着出差去，电话打到城关工商所又没有人接，我就像这次一样与对方的两名当事人一起到了第五服装厂，货早已转卖，我听信了马双全反映的已在办什么企业注销手续的谎言，征求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后，组织双方清点了库存的货物，折款抵清了债务，仅去了半天的时间。我与尹股长提起时还一直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呢！没想到暗下的议论却那么不好。文书是局长签发的，为什么没听到他们责备局长呢？我很气恼，可尹股长是用一种关心我、转告的口气，生怕我走错道，看起来像是在爱护我，关心我，虽然我知道他是站在反对我的人那一边的，很想冲他消消怨气，转念一想，把我个人撇开不说，他的话似乎有点道理。他像站在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地位，要保护下面的工作积极，的确也无可厚非。
他或许在猜测我是有意避开其他人利用国家机关的权威以办案为名谋取个人好处吧？于是我解释道：“我是下午３点钟从工商行查帐回来后，温州方找上门才去的。当时你们都不在。”我说着把矛头巧妙地对准了他：“如果您在这里的话，这种事我就不管了，一切由您拿主意了。”
“你可以在局里找找，办公室的门开着就证明我们没有走远。”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他开始反驳我了，看样子他认为我说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根本上就不能成为我独自带当事人去追货讨款的理由，“上班后局里临时通知开会，我和江涛就去二楼会议室开会了，你应该听得见开会发言的声音。”他越推理就越觉得自己有道理而我就错完了，好像我有促使我向他说谎似地，并隐约感到他在怀疑我什么，我忍着等待他说得更清楚一点，可他实战经验比我丰富得多，已看透了我的用意，马上转变口气说：“当然我不在时你可以作主，你为什么不试试给工商所打一个电话，免得自己跑一趟呢？”他还没死心，看来他非得抓住我的尾巴不可了，可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扪心自问没什么给他抓的不干净的尾巴。倒想以牙还牙治治他了。
“那个企业可不是归工商所管。”我不紧不慢地抛出一句，转过头看他有什么反应。
“听公司的名字和住所应该是工商所管的,”他一下子失去了刚才那种绝对正确的口气,问道：“他们属哪个所管？陆羽综合公司，应该是在陆羽，为什么地址在城区呢？据我所知这家企业原先是在陆羽办事处的，为什么呢？”看到他那凭想象靠猜测乱蒙一气、小题大作的样子，心中直觉得好笑。
“他们属经检分局管！”我没让他完全回忆起来，免得耽误时间。
“呵！我记起来了，是陆羽办事处的企业，找许局长在分局办的照，也是为鱼网的事，工商所洪所长去年还带了一班人去办过案的。”他终于记起来了，显得为他五十多岁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而高兴，笑起来，自己的疏忽一补上，又开始抓我的问题了。“那你为什么不与分局联系呢？”
确实是多此一问，他自作聪明而多疑的格影响了他与好多人的本来很正常的关系。如果他改一改，可能早就提为副局长了。我同他也是五六年的同事了，虽然也有如今天这样恼火的时候，但大部分时间里总把他的多疑认为是善意的，至少是对我的最好监督，可其他的同事就不这样看了，所以他总是把与他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关系搞得乱七八糟，矛盾重重，一点蛛丝马迹他都可以作出一大篇文章乱想一通，不过他搞人事出身，很有手腕，总能把与他闹得很僵的同事一个个排挤出去，目前已不下十人了，事实上除了相互猜疑，指责，互不愉快，影响工作之外，什么效果也没有。记得有一次我对原先在他这里当副股长的一个同志说过：尹股长有才能、有心计、城府深，可他选错了职业，如果去搞特工，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到他这般年龄也许国家安全局局长也当上了，弄得大家全笑了起来。
“我到陆羽综合公司后与分局联系过，分管合同的局长和专管员都不在！”我只想摆脱他的纠缠，不耐烦地说：“不过我已留了话叫他们明天到合同股来，那时您怎么说、怎么好，反正我是不想再管这个案件了,马双全的案件已足够我操心的了。”
“你本可以不去的！”尹股长坚持着，依他那顽固的格力量抓住我不放，看样子非得要我承认错误不可，使我浑身像上了紧箍咒一般，脱身不得！我知道办案要两个人一起，可这还不能说在办案，因为我们到此为止还没有受理、立案呢！不怕不合程序法。他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吗？防止年轻人出错、受贿？但他的这种方法确实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只会叫我以后少干工作、拖沓、按部就班。我等了一会，为了维护自尊我准备据理力争了，正要开口，江涛看样子听不下去了，气冲冲地说道：“算了，算了！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去了也不违背什么原则，何必说个没完呢？以后叫他有事也不办等您来处理不就行了！”看样子他还没有听出道道来，还认为是什么权力之争呢。
“话可不能这么说！”尹股长猛转向江涛，气鼓鼓地说。我此时感到战火转向了另一个战场，浑身轻松下来，叹了一口气，冷笑一声。
“尹股长您也是的，别人在外面跑，又是汗、又是雨，衣服都湿透了，一回来，又是这不对，又是那有错，您说要曾股长怎么样？我问您：他去了又怎么样？不去又怎样呢？所以，我说最好是不要为这种小事争个没完没了！”说完呵呵笑了几声,马上转口否定自己道：“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听不听都可以，就当我没说过什么，要争论刚才的问题，你们可继续！”似乎这种轻描淡写地作检讨还脱不了干系，不足以消除他那过激言词给尹股长产生的伤害，像一个真心悔过的回头浪子高声喊道：“就当我胡说八道，刚才所说的话是放屁，这该行了吧！”说完猛地站起身来，快速从办公桌上抓了一张《法制日报》完全打开坐回沙发，用双手举着遮住了几乎整个上半身，样子像在看报，可我体会得出来，他肯定心急气躁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我直觉得滑稽：这回算看到了情急之中逃命的驼鸟是怎么藏着头，却把大屁股露在外面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尹股长像一只急红了眼准备冲击的斗士，可声调平静，话语中却隐藏着一种神圣不可冒犯的威慑力量，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的确很有道理。
“我什么也没有说！”江涛躲在报纸后面说，显然他不敢正视尹股长。
“有话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样有利于工作！”尹股长很认真地搬出了大道理。我心里觉得很不可理解：他难道真的没有听懂江涛说话的意思吗？平心而论，我倒觉得尹股长的话比江涛的话隐讳得多，难以理解得多，且话中有话。也许是江涛的行为传染了我，我也胡乱抓起一张报纸打开埋下头看标题了，这时又听江涛说：
“您的样子很吓人，我再也不随便开口发表意见了！”
这句话很实在，可似乎更将尹股长激怒了，我从眼睛的余光中发现他浑身颤动，脸铁青，嘴张了几下想说什么，最终还是忍下了话头，急转身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回到隔壁他独自一人的办公室去了。
江涛慢吞吞地放下报纸，窥视着，等确信尹股长已经走出了办公室后，转过头向我做了一个鬼脸，轻松地笑了笑，站起身来摸出烟走过来递给我一支，顺手帮我点燃。当他自个点烟的时候，我压低嗓门对他说：“尹股长就是这个样子，你来不久，等时间长了你会习惯的！”
“我和你不一样，也许我永远难得习惯，看不惯的人，我一生都看不惯！”他同样小声小气地对我说：“我这种人不好，易得罪人。”随后又笑笑说：“这次是为了你。”
我无可奈何地笑着猛抽一口烟，解嘲地说：“这烟真好抽，我还从来未真正抽出烟是什么味道，这次除外！”转而说道：“为了以后相处愉快一些，我劝你还是忍住一点！”
江涛似乎很反感我这种息事宁人的说法，很不自在地来回走了几步，又苦于找不到应对的话，像呆不下去了,看看表说道:“已经到下班的时间了，走吧！”
我推说还有一点事要办。等他走后，我却感到手头无事可做，仅仅是有心事。为镇定一下情绪我拿起报纸，真心实意地想看一点什么东西。翻来复去地查看所有的标题，看到了乔石委员长的一份讲话：他说在他就任人大委员长期间要搞几项主要工作，其中有一项是说要抓紧经济方面的立法，使中国在近几年中形成经济方面完整的法律体系。我心中充满了希望。又翻了几张报纸，在《法律日报》上看到了全国
法院系统在桂林开工作会议的报道：生效的法律文书执行难，全国有几万件处理经济纠纷不能认真执行的法院判决书，原因分析了不少，我现在记不起来了，真后悔当时没有用笔记下来。当尹股长“啪”的一声关上自己的办公室门，默无声息地从我办公室门口走过的时候，我又拿起了一张《中国青年报》,看到一篇报道湖南岳阳市为打击人们以企业名义利用经济合同骗卖骗买的行为的文章：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专班，组织所有的执法部门参加，逮捕了几十人，判刑最重１２年的那个人居然以企业作幌子骗了上千万的钱财，取缔的骗人企业有几百家，清欠的受骗货款有几千万元，最后说什么岳阳又恢复了原来受人信任的形象。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的确很可贵，可惜他们不是用法律手段达到的目的，而是采取党、政手段，也仅是大中国里的一枝独秀，古人说一独放不是，万盛开才满园，现在想起来真有道理。在法制不太完善的时候，采取党、政手段以维护正义和公理我认为是必要的，这也是执政党、执政机关应尽的责任，可为什么其他地区的党、政部门不像岳阳那么办呢？如果银那么办，马双全、余经理不说判１２年，一个判８年，一个判３年，该可以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