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树开在王跃进家里和李飞打架的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李飞的母亲罗桂花甚至在不同的场合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对叶树开甚至叶长生一家进行嘲笑讽刺和诋毁，叶树开也觉得那天自己对李飞有点过份，并不是他觉得自己打了李飞有多大的过错，李飞固然不怀好意，但是自己实在没有必要对他动粗。对于罗桂花的漫骂和诋毁，他实在懒得理会。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杨丽华那一双鄙视的眼神，虽然周家母女对自己悔了婚约，他并不想责怪她们，只是他心里想，多少年来自己在周波母女俩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也许就在那一刻给毁掉了。
黄瑞芝原本是准备和罗桂花对骂的，但是叶长生对她说：“你也不想想那罗桂花是什么人，他们一家在村里的口碑一向就不好，她就是一个泼妇，她正愁找不到人和她对骂呢，你要是开了口，那不是和她一个样了吗？别理她，让她自说自话，自讨没趣得了。”
看着儿子整天阴沉着脸不说话，黄瑞芝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又唠叨着想去找杨丽华讨个说法。叶长生劝道：“都退了亲了，还去说个什么？要怪就怪老大自已不争气。他注定要当一辈子农民了，他现在心里有个坎，不过这个坎迟早都要过去的，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黄瑞芝说：“你没看见杨丽华那个样子，先是她自已来提亲，过不了几天又来悔婚，现在还洋洋得意，到处去宣扬我们家老大的不是，说老大这样不行，那样也不好。我知道她的意思，无非是为她悔亲找个理由。”
叶长生说：“当不成国家干部，能好到哪里去？最多也是个农民。你想想看，哪有一个国家干部嫁给一个农民做老婆的？”
他老婆说：“你看老大，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的，整一个人都变了样，这么下去不怕给憋坏了？”
叶长生说：“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都是他自己造的孽。”
黄瑞芝说：“你平时不是满嘴的大道理吗？要不，你找个时间和他说说，把他心里的结给解了。”
叶长生说：“说什么说？过一段时间他自然会好的。”
叶长生知道儿子这一生将要比别人遭受更大的委屈和命运的不公，尽管他相信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无论什么打击和伤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会遁于无形，但是看到叶树开现在这个样子，他也很为儿子担心，不过他并不打算责备儿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的成长固然需要长辈的教育引导，但对于苦难的认识和如何摆脱命运的挫折，更需要个人的思考和感悟。
农历正月初四之后，新一年生产劳动开始了，一些社员去修整水利、修筑拦河坝；一些社员上山去找回耕牛――红枫村有个习惯，每年秋收之后，因为野外已经没有了庄稼，给耕地翻冬以后就是一个较长的农闲季节，全村所有的耕牛都放野上山，不用再派人专门放牛，直到第二年开始春耕的时候才又上山去找回来；一些社员则为播种育秧做着各种准备：有的整理秧田、有的上山砍木、有的准备肥料。因为天气还十分寒冷，早稻秧苗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催芽：催芽的时候，先把干燥的谷子风簸过，用清水将饱满的谷种洗过一遍，再用大铁锅煮热水，把洗过的谷种放在箩筐里拿到热水里浸泡一会儿；铁锅不能沾油――每个生产队里都有专门用来催芽的大铁锅――水也不能过热，种子沾上油星或者在太热的水里浸泡之后就会烂掉，不再发芽了；热水浸泡过的种子要倒在竹席或草席上，上面盖着麻包或稻草，之后每天早晚还得用温水在上面淋洒。三四天之后，种子发了芽，就可以拿到田地里去播种了。
那天，叶树开参加队里的育秧劳动，因为心不在焉，把种子放到热水里浸泡得太久了，烫坏了差不多五十斤谷种，被孙建国当众臭骂了一顿，晚上开会的时候大家也纷纷指责他，最后决定到夏收的时候扣掉他们家200斤稻谷作为弥补损失。黄瑞芝当晚没有去开会，叶长生叶树开父子两个垂头丧气的听着大家的指责，罗桂花更是对叶长生一家又是讽刺，又是挖苦的，显得幸灾乐祸。因为自己有错在先，又使生产队的利益遭受损失，叶长生父子俩只好忍气吞声地认错受罚。
这一年正月初八，叶树开的二舅黄瑞年一家五口从百色的汪甸回到红枫村探亲，叶长生一家除了阿婆，全家人都到黄瑞山家里去吃饭。席间，黄瑞年问起叶树开的近况，这才知道他这个大外甥又一次因为当年的失火事件影响了当上国家干部的美好前程。
一听到长辈们提起这件事，叶树开就感到十分沮丧，恨不得当场找个地洞钻进去。
叶长生说：“你看，一提起这事，你就垂头丧气的。说起来还得怪你自己不争气，大家也不愿提起这件事，但是也不能总是回避这个事实吧？一天到晚拉长着脸，心里总是有一道坎过不去，没有办法专心做工，前些天催芽育秧的时候还把几十斤谷种给烫坏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不去报名考试呢。”
黄瑞年说：“是够憋屈的，考得那么好，分数都在那里摆着呢。”
叶长生说：“人家也不光光看文化考试的分数，不是还有政审分吗？是我们自己犯了事情，有把柄在人家手里，能怎么办？其实，我也早就有了这种预感，从出事那年到现在，你高中毕业了不愿意去做民办老师，现在想起来，就算当时写了申请，也不见得就能当上；报名参军的时候政审也不过关；这次参加招干文化考试上了榜，政审的时候还是被卡住了。看来只有老老实实的做农民了，不要去想别的那么多，没有用的。”
叶树开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不是说人不怕做错事，犯了错误只要改了就好吗？现在想想，那场火还真的未必就是我的责任呢。事情都过去了那么多年，我又没有再犯什么事。”
叶长生说：“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当时不是也承认了吗？不仅人被抓进去关了几天，后来我们家还赔了公社100块钱的损失呢。人生哪，错过了一次，想要再出头就难了。政审看的是档案，只要你的档案里有不好的记录，说得再好也没有用。当然，做一个农民就没有这么麻烦了，总不能连农民也不让做吧？除非是抓起来拿去关了。农民一般都没有什么档案，就算有，谁会去翻看一个农民的档案呢？撇开档案记录，我相信我们村里人大多数都不会把你看作是一个坏人。要是没有这一次招干考试和政审，谁还会想起当年的事呢？”
黄瑞山说：“不是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主要是树开没有当干部的命呀。”
黄瑞芝说：“要是文化考试成绩没有上榜，那倒也省心多了，什么也不用想。现在倒好，把快要忘记的烂事又翻出来给大家看，弄得灰头土脸的。”
叶长生说：“当个有文化的农民也不错。”
黄瑞芝说：“有文化有什么用？还不是当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干部当不成了，连一门好亲事也跟着黄了。”
黄瑞山说：“话不能这么说，不论是做什么，有文化总比没文化的强一些。”
叶长生也说：“什么好亲事？照我说，但凡没有结成的亲事，肯定不是好亲事，不要为了没有影的事情可惜。我不是说过了吗？要是没有文化考试上榜这回事，你还指望人家来跟你提这门亲事？”
黄瑞山说：“树开去参加文化考试也好，文化考试上了榜，证明他是有文化的，只是没有当干部的命，不过总要试一试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总不能人人都当上干部吧？农民也是一种活路，并非全无用处，就像山上有树木也有茅草一样，各有各的用处，在大家的眼里，树木可能更好用一些，但是起房子的时候，不是也要用茅草来盖吗？既然是农民的命，谁还能不认命？只是比别人更辛苦一些罢了。至于亲事，正如姐夫所说的那样，没有结成也就无所谓好坏了。对了，记得有一次树开在我那里吃饭，我有个老同哥给他看相就说，他不会离开红枫村，要守着这个家做一辈子的农民；还说树开将来的老婆，应该往东北方向20里开外去找。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树开，你还记不记得？”
叶树开点了点头说：“记得。”
叶长生“嗤”了一声说：“那些都是骗人的，开开玩笑可以，千万不要信以为真。”
黄瑞山说：“我看他说得蛮准的。那天，他不光说了这个，还算得出你们家有一个丢荒了十多年的大祖坟；起这个房子的时候，有一天我和树开去砍木头，树开不是被倒下的大树压伤了吗？那次他也说到了，说是树开为了家里的事，将会受一次伤重。”
叶长生还是摇着头说：“碰巧罢了，要是真有这么准，那还得了？”
黄瑞山说：“在一个人身上说中了那么多事情，而且还是事先说的，哪有那么多巧的事情？虽然不可全信，但也不能说他一点谱也没有吧？”
黄瑞年问叶树开：“树开，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这样沉闷下去吧？”
叶树开黯然道：“一个农民，还能有什么打算？”
黄瑞山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了，谁也无法改变，重要的是以后的生活。别人的闲言碎语不要去理他，生活还得靠自己。”
叶长生说：“是啊，前些年的苦日子都挺过来了，现在虽然老二当了干部，但是我们家里的生活近两年内还是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几年阿婆更老了，不用指望她还能帮得上什么忙，你妈妈的身体也是时好时坏，老三又在县城读书，说不定过两年叶红和老满也要考到县城去上学，到那时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不靠你靠哪个？所以，你得赶快快振作起来才行。”
黄瑞年说：“要不，让树开跟我到汪甸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做一个民办老师。”
叶长生说：“恐怕连民办老师也当不了呢。”
黄瑞年说：“可以先做代课老师，还是农业户口，没有‘农转非’，审查不会很严的，主要看你是不是有文化，能不能给学生讲课。以树开的文化水平，参加考干成绩那么好，当一个老师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黄瑞芝说：“除非是去当国家干部，要是做民办老师，我可不愿让老大离开家里。”
黄瑞山说：“我觉得让他去做老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段时间，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好多人幸灾乐祸的等着要看笑话。现在生产队也不是很忙，家里的事不多，倒不如让树开出去看一看，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就当作走走亲戚，要是实在不愿意，也不一定要在那里做老师。”
自从考干落选和周家退亲，特别是和李飞打过架之后，村里关于叶树开的风言风语很多，叶树开感到十分压抑，他正好也想到外面去走一走。
于是，正月初十那一天，叶树开跟着黄瑞年一家去了汪甸。
汪甸村和红枫村大小相若，就连村子周围的田地也差不多一样，但叶树开在这里看到的情景可以用“惊奇”来形容：四周的小山沟里都种上了芭蕉；稍为平整一点的坡地都被泥墙围成一块一块的，里面种上了果树；河滩上也被围了起来，有的种着甘蔗，有的种着香蕉……。他从二舅的口中得知，河滩和山地里那些香蕉、果树和甘蔗等都是社员个人自己开荒种上的。原来，从1979年起，中共中央调整了农业发展政策，恢复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在种植计划、劳动组织、农活安排、收益分配等方面都由生产队民主讨论决定，还开放了集市贸易，恢复了自留地，为了充分调动人们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建立包产到组、包产到劳甚至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社员们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时间也相对减少了，为了改变生产贫困的状况，人们就利用多余的时间开荒，增加个人的自留地。在这一方面，汪甸公社比周边的农村走得更早一些。
临近新学期开学了，黄瑞年问叶树开是否愿意留下来做代课老师，要是愿意，他就帮他联系办理手续，尽量安排在离汪甸不远的学校。叶树开坚决不愿做代课老师，一连几天，他经常到田头和河边的香蕉地里悠转，不时向当地农民东问问，西问问的，有时还用笔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个下乡搞农业生产调查的国家干部呢。在汪甸村所看到的一切使得叶树开的思想有了极大的震动，他想：汪甸公社的做法倒是一条可以改善生活状况的好办法。既然汪甸的群众个人可以开荒种植经济作物，相距不到70公里的红枫村为什么不可以照着做呢？他头脑中闪出从生产队里脱离出来搞单干的包万有夫妇，他相信，要是家里有足够的田地，由自己计划安排生产劳动，一定可以腾出许多时间来开荒，种上水果等经济作物，日后结了果，就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以增加收入，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
叶树开在汪甸呆了五天时间，很快又回到红枫村，在汪甸看到的情况又让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他的心理又恢复了刚刚高中毕业时的状态――那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改变农民的身份，现在，他准备坦然地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农民的命运――他最初的理想，也不过是以一个生产队社员的身份，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变家庭的生活状况，并对家乡面貌的改变有所贡献。直到这时，叶树开才想起了他在王跃进家里和李飞打架时，孙建国对他所说的话，是呀，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农民，何必看不起自己？对于这些年来为改变农民身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只当是做了一场美梦。这场梦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现在算是真正醒过来了。
回到红枫村，叶树开就向父亲说起了在汪甸的见闻，说人家已经把生产队分成更小的生产组了，各生产小组自己安排生产，多出一些时间来就各自开荒，在山沟里，平坡地和河滩上围成自留地，种上一些水果、甘蔗等经济作物，墟日拿到集市上去摆卖，可以增加收入。还说，要是把队里的田地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由各人自己安排生产，就像包万有一家那样，说不定大家的生活会更好过一些。
叶长生说：“不要去想那些没有用的，比我们聪明的人多了。包产到户倒是看到报纸上说起过，但那也只是个别地方搞试验，是不是要搞到我们这里就很难说了。分田到户？这不是走回头路了吗？再说了，这涉及到国家的政策问题，也不是我们农民能够决定和改变的。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做法，谁知道是对的还是错的，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他们那里又为这个搞批斗会呢。所以不要管其他地方人家是怎么做，不要到处宣扬有关分田分地的事情。要是你有力气，倒是可以多开一点荒，但是开那么多荒种那么多地又有什么用呢？种菜也不会有多大的收入，虽然开放了集市，到墟日来赶街的人比以前多了，但是生产队给各家各户都分了自留地，大家都自己种菜，你就是种出来了，又拿去卖给哪个？你不用想别的，安下心来做好你份内的事，好好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争取出满勤，不出错，多挣工分才是认真。”
叶树开心里虽然有很多想法，不过他父亲既不是生产队长，也不是大队长，更不是公社革委会主任，自己就是说得再多也没有用，就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心里总是想到汪甸群众的做法，琢磨着应该如何改变现状。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