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中共中央对农村和农业改革的方针逐步得到了落实和实施。在红枫大队甚至整个红枫公社，各个生产队都给社员们分了一点自留地，让社员们自主耕种。
却说家在村头的包万有，自从队里分给自留地之后，他的妻子林春艳就没有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每天都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干活。腊月里，这对夫妇还在河边的荒地上自己开了几块小水田。过了春节，正当队里开始新一年春播劳动的时候，包万有夫妇并没有去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他们要从生产队脱离出来，耕种自己开荒的田地。
这一消息通过夏小雨的嘴纠很快传遍了整个红枫村，并在红枫大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时间大家都议论纷纷。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包万有一家全靠他一个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林春艳身体不好，很少参加队里的劳动，因为身单力薄，就是身体好的时候，参加队里的劳动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满分，一年下来，得不了几个工分，年终结算的时候，非但没有红利，还欠了队里粮食，家里孩子又多，生活极其困难。林春艳对自己参加队里的劳动从来没有得过满分很不服气，经常发牢骚说：“同样是下地干活，有些牛高马大的人还出工不出力呢，凭什么克扣我的工分？要是有块地来自己耕种，我就不相信过得比现在还差！”
包万有心里也有相同的想法，眼看这种困苦的生活状况实在难以为继，他也千方百计想找到一条改变生活的道路。他想，既然队里给社员分了自留地，自主耕种，为什么不能开荒造田造地，自己耕种呢？他相信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一定可以改变目前的生活状况。一年前，他就曾把自己的想法和队长说了，但是队长认为那是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还说，你们家里有困难，队里可以帮忙解决，千万不能走单的路。现在又一年过去了，包万有一家的生活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变，这夫妇俩觉得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而且心想，既然耕种自己开荒的田地，又没有占用生产队的田地，也就没有必要经过生产队的同意。这样，经过一番充分准备之后，他们终于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包万有的行为大大出乎人们的想象之外，第六生产队的队长、红枫大队的大队长先后到包万有家里找他谈话，都劝他不要脱离生产队搞单干。
大队长王朗说：“万有兄弟，在生产队里干得好好的，怎么想到要脱离生产队，搞起单干来呢？”
包万有说：“大队长，我也不想搞什么单干，只是家里实在太困难了，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好起来，让孩子们的生活过得好一些啊。”
王朗说：“你认为离开生产队搞单干就能富起来？”
包万有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做能不能富起来，但是，至少也有一个盼头嘛。你看，我在生产队里劳动了十几年，到现在家里什么也没有，穷得叮当响。在队里做工，我总感到一种有劲使不出的感觉。包苞她妈妈身体不好，做不了生产队安排的劳动，离开了队里，反正是自己家里的活计，做得多少是多少，不用为记工分担忧。”
王朗说：“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那还不乱套吗？那还成什么生产队、成什么大队，成什么人民公社？”
林春艳说：“大队长，这些我们都不懂。反正我们也没要队里分给我们田地。再说了，队里都分自留地了，我们耕种自己开荒的田地，总不能说是错的吧？”
王朗说：“不管怎么说，你们脱离生产队就是错误的。大队不同意你们这样做，公社革委会也不同意你们这样做。你们这样做，迟早是要吃亏的。”
林春艳看着她丈夫，包万有在那里沉思着，似乎犹豫了，她怕丈夫动摇，赶紧对王朗说：“吃亏也好，吃苦也好，我们都认了。现在都允许个人做生意了，我们也不知道做其他什么好，难道说还不允许我们耕种自己开荒的田地？”
王朗说：“做生意和种田地完全是两回事嘛，怎么好作比较？再说了，你们原本就是生产队的人，又不像人家那样连个户口都没有，黑人黑户，不归生产队管。”
林春艳说：“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同，大家还不都一样做工吃饭？”
包万有沉思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对王朗说：“大队长，我们已经打定主意，不在队里做工了，话既然已经说了出去，我们也不准备再收回来。不管队里同不同意，我们都不会在队里劳动了，你们就算我请了长假吧，要不算旷工好了，反正都一样。现在已经不搞阶级斗争了，总不能把我们抓去开批斗会吧？”
王朗说：“我这也是关心你们。要是你们找不得吃那怎么办？到时候再想回到队里就难了。难道你们就不考虑这个后果？”
包万有说：“我在队里劳动这么多年了，也没见队里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们既然决定脱离生产队，就没有再回去的理由。”
话已至此，大队长王朗也不好再说什么，他觉得这夫妇俩真是不可理喻，好好的生产队不在，非要退出来搞什么单干，能搞得吃吗？自从加入社队以后，王朗一直是生产队的干部，现在又坐到了大队长的位置，长期以来都是他带领群众进行集体劳动的，离开集体搞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虽然中央的农村政策已经有了改变，但他还是认为，脱离生产队搞单干是没有出路的。但是正如包万有所说的那样，现在已经不兴“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能乱批乱斗，只好由着他去。
包万有夫妇脱离生产队搞单干，在红枫村乃至红枫公社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以好奇的目光注意观察这一家人的一举一动，许多人跃跃欲试；一些人蚩之以鼻，只想等着看这对夫妇的笑话；更多的人则持观望的态度。人们都想知道，这种生产方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一家人穷困的生活状况。
在人们好奇目光的注视下，包万有夫妇也和生产队里的社员一样，在自己开荒的田地上劳动，俨然成了红枫村的第七个生产队，所不同的是，这夫妇俩并不是每天都起早贪黑，大忙的时候就在田地里多呆一点时间，田地里不忙的时候就不再到田地里去，而是去做别的事情；其他生产队的社员们是为了工分而劳动，他们则是在为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做工。
渐渐地，人们发现了一些差异：同样是劳动，这对原先在生产队里只能算一个半劳动力的夫妇，劳动效率似乎比生产队里的壮劳力们的劳动效率要高一些――他们自己播种育秧，先把在河边开荒的那几块水田种上了早稻，然后到一个小山沟去开了一大片山地，种上玉米，接着又回到田里耘田地拨草，自留地里的青菜还种得绿油油的，长势甚至比社员们的蔬菜还好。到6月初，水稻扬花抽穗的时候，包万有自己开荒种植的稻谷一点也不比队里的差，而这还是开荒第一年种植的新田地。据人们的估计，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灾害，光是这一季早稻，包万有一家收获的谷子，已经相当于他们过去在生产队一年的劳动所得，何况，他们还有山上的玉米，还可以再种一季晚稻。可以说，包万有夫妇在这一年里的收获将是相当丰厚的。这令所有的人都惊奇不已。
这一年，天公也算作美，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灾害。到了年底，包万有一家果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把往年拖欠生产队和乡亲们的粮食都还上了，家里还有余粮。眼看着包万有夫妇脱离生产队搞单干竟获得了丰收，将改变贫困生活状况的可能变成了现实，这对红枫村所有社员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们开始对生产队集体劳动、按劳动力计算工分、按工分分配劳动成果等形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反思。
因为和包万有一家成了邻居，叶树开时不时也跑到包万有家里串门，并对他们一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深得包万有一家的好感。对于包万有家里的变化，叶树开有很深的感触，他对这对夫妇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也作了一些观察，觉得他们和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想不通了，同样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什么结果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一天晚上，又去包万有家串门的时候，叶树开问起了这个问题。
叶树开说：“万有叔，你们怎么想到要脱离生产队单干，而且还知道这样做比在生产队里还好呢？”
刚刚脱离生产队搞单干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一些幸灾乐祸、一心想等着看笑话的人的愿望落空了，虽然公社革委会并不认可这种生产方式，但也没有进行公开反对，全村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包万有不免有些得意，一年承受压力的苦闷在收获之后一扫而空。这时见叶树开动问，就说起自己的心得来了：“在生产队集体劳动，每天都有工做，看起来场面非常热闹，实际上一天下来真正做不了多少工的。许多人都是出工不出力，纯粹是装样子，比如说挖地，锄头举得一个比一个高，但是锄头挖到地里去的时候，力气全都没了，大家都把力气用到高举锄头上面，而不是真正出大力气挖地。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二十年了，好像还没有真正用得上劲呢。”
叶树开说：“难道大家不知道，做好了队里的事情，对自己也有好处吗？对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人，队长为什么不指出来呢？”
包万有说：“说，你让他说哪一个？大家都差不多，谁会下死力气去做工？一个看着一个，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别人都在那里装样子，我凭什么要出死力气干活？工分是事先按工种和劳动强度分配好的，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就可以得到事先设定的工分，从来没有人对完成质量进行确认。就说插秧种田吧，要种完一亩耙好的水田，三个女人连扯秧亩带插种一天就可以完成，却安排五六个社员去种，也是一天，还得磨到天黑了才回到家里。这样的劳动效率哪里高得起来？”
叶树开说：“万有叔，你这么说我觉得有点过于偏激了。要照你这么说，我们做农民的在生产队劳动不是十分轻松的事情吗？我也参加队里的劳动也有一年多了，情况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嘛。”
包万有说：“我也没有说做农民在生产队劳动轻松呀。像你这种刚刚回来队里参加劳动的年轻人，还没有学会偷懒，也看不出人家是怎么偷懒的，干起活来当然比别人要累一些，等过了几年，你看出了大人们偷懒的花招，也就不会再下死力气去干活了。我们做农民的，每天在野外干活，整天风吹日晒雨淋的，当然辛苦，但是为什么劳动效率低呢？主要是生产队的劳动安排不合理，有很多重复劳动，再加上人们都是为了工分而做工的，不重视劳动效率和劳动效果，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农活本来就不轻松，劳动效率低，又不见效果，还要花力气做样子，那不是更累人吗？更要命的是，到头来大家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说，这种活法有什么奔头？”
稍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说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男社员都会抽烟吗？那是变着法子找理由休息呢。要是你注意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水烟筒，一小撮烟叶丝，坐在田头一抽就是十几二十分钟。你来一口，我也来一口。他也来一口，一个早上的工夫，光是抽烟就浪费了一个劳动力的活计。看到别人抽烟可以休息，自己不会抽烟，没有理由停下手中的活计，未免觉得吃亏，于是也跟着学抽烟了。结果，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抽烟。像我，从来不抽烟，以前在生产队，还有人笑我是一个笨蛋呢。”
叶树开问他：“那你怎么知道离开生产队搞单干能够找得吃呢？”
包万有说：“这个想法我老早就有了。我注意观察了几年，按照现在的产量，一亩水田早稻可收谷子六、七百斤，晚稻可收三、四百斤，一年两造，平均年亩产差不多有一千斤呢。你想，我们生产队总共有一百多亩水田，三十多户，平均下来一户也有三、四亩，一年可收近四千斤稻谷呢，但是在队里劳动的时候，我们一家六口人一年分到的粮食还不到两千斤，怎么够吃？所以我们家一直是缺粮大户。我就想，凭着我两公婆，料理三、四亩水田应该没有问题吧？但就是不敢干呀！那时，你要是敢开荒自己种地，说不定就给你扣上一个新的‘地主分子’或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那还抬得起头来做人吗？直到去年队里分了自留地，社员自己种的东西可以拿到集市上去摆卖了，又让那些‘黑人黑户’做生意，我就想，自己开荒种田，那和种自留地有什么两样？再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不再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准乱批斗人了，于是横下一条心，自己开了两亩水田，离开生产队，我就不相信自已找不得吃。你也知道，公社和大队还有生产队是反对我们从生产队里脱离出来的，有好多人还准备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开始的时候，心里也吃不准，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没想到还真干成了。”
“照这样下去，家里的生活算是有一点保障了，但是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呀。以前还在生产队的时候，虽然过得很苦，甚至缺衣少食，但是乡里乡亲对我们家都挺照顾的，有什么事情都伸手帮忙，还可以听到许多暖心的话。可是现在你看，村里的其他社员把我们一家看成是另一类人了，也可能是怕受到我们的连累吧？除了你们几个邻居，很少有人和我们家来往，更不用说要到家里来坐了，有的连见面都懒得打招呼，好像我们夫妇两个把大家都得罪了一样，想想心里真不是滋味。唉，我是穷怕了，现在怎么办呢？先把家里的生活困难解决好再想别的吧。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了，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但愿今后政策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让我们一家和大家都能安安稳稳地做工吃饭。”
说起今年的收获和家里生活的变化，包万有兴致勃勃，但一想到目前自己在村里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他又有些神情黯然了。
叶树开回到家里，把他从包万有那里听到的向父母学说了一遍，想怂恿父亲也学着包万有那样搞单干。叶长生不为所动，他说：“生产队的劳动效率低下，那是大家都知道的，倒也不完全是因为社员偷懒，主要是管得过死了，动不动就开批斗会，而且这么多年来，县里一直修公路、修水库，每一年都从生产队里抽出去不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并没有参加队里的生产，但是同样可以得到最高的工分，到年底同样参加队里的分红，再说了，除了种田，什么也不准做，连山上的果树都砍光了，哪里像现在这样，还分自留地给社员种瓜种菜？当然了，反正是集体的事情，偶尔偷偷懒也没有人说，时间长了，大家都见怪不怪，觉得无所谓了，只要不是做得太过份，大家都做一样的工，到评工分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提意见，有你有我，大家心照不宣。你万有叔也是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的，只靠他一个人劳动，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养活一家六号人实在是太难了。但是，谁知道政策还会怎么变？我们家和他家不同，你已经是劳动力了，老二也做了民办老师，现在我们家的境况不是有所好转吗？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留在队里劳动拿工分吧，用不着东想西想，担惊受怕的。”
自从1978年冬天以后，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反思。由于“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而“左”倾思想路线更是在中国流行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中央已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并采取措施切实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改革了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制度，对农业生产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左”倾思潮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它所产生的影响决不是一次会议、一次反思和一两年时间就能消除干净的。
包万有夫妇脱离生产队单干的结果打动了许多社员，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在想：要是把生产队的田地按人头分配到各家各户，按照包万有的做法，以单个家庭为生产单位进行劳动，说不定可以改变红枫村落后的生产状况，真正使红枫村的社员们丰衣足食。但这终归只是一种设想，谁也不敢当作一种意见真正提出来，公社对包万有一家既没有宣传鼓励，也不公开提出批判，大队长王朗甚至说了一些意在孤立包万有一家的言论。正像叶长生所担心的那样，人们对现行政策的稳定程度还没有多大的把握，大家都在犹豫地观望。尽管人们对包万有一家的生产生活充满了好奇，却也不敢过份接近，除了隔壁邻舍的几户，其他人很少到包家去串门甚至很少说话，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活动也不再通知包万有夫妇参加，正如包万有对叶树开说过的那样，除了孩子还在上学，他们一家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几乎完全游离于红枫村大众人群之外，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的同时，他们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红枫村并没有第二个家庭再步包万有夫妇的后尘，胆敢脱离生产队搞单干。
1979年6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关于这次会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会议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主要矛盾作了系统的科学的分析，肯定中国已经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了生产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而确立了自己稳定的统治，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已经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国内政治关系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得到了认真解决，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纠正了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为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改定了成份。这样就解决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环境也相对宽松了许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促进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直到这个时候，黄瑞山戴了二十多年、而且压得全家人都抬不起头的“地主分子”的帽子终于脱下来了。可惜的是，就差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母亲胡氏终究还是没有等到这一天，仍然戴着“地主分子”的高帽离开人世。从此以后，他们家的人在填写各种履历表的时候，“家庭成份”这一栏填写的不再是：“地主”，而代之填以“社员”二字。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