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自修本来是同学们自学和复习的时间，但是多数的晚上都是集中学习毛主席语录，有时也上文艺宣传辅导课。红枫中学的文艺活动是十分活跃的，每逢元旦、五一、七一、国庆节以及公社革委会要进行大批斗的时候，红枫中学的文艺宣传队都要进行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形式一般都是固定的，有京剧样板戏、唱红色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乐器合奏独奏、诗朗诵，还有三句半等等，只是每一次演出节目的内容不尽一致。学校有固定的文艺宣传队，配有表演服装、乐器以及许多道具，各个班级还有文艺宣传小组。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晚上经常要集中在学校文体室里，接受文艺老师的辅导，学习乐器、练习基本功或者排演节目。
叶树开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乐手，专司吹奏笛子，别人都说他吹的挺好，但他从来没有上台表演过独奏。也许是经常练习吹笛子的缘故，叶树开虽然平时穿和十分朴素，身上还有不少补钉，但他看起来非常整洁，举止也很文雅。据说，学习吹笛子人的是很讲究的：用水瓢从水缸里舀水不得发出声响；不能用嘴巴就着水瓢在口大口地喝水，喝水的时候更不能发出响声；吃饭的时候不能张口说话等等，总之规矩很多，不一而足。
这天晚上他们上的是文艺辅导课，对于叶树开的迟到大家并不十分在意，他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老师也就不予追究了。如果哪一天晚上不是文艺辅导，而是学习语录，就不那么容易过关了，迟到的人不仅要当场检讨，还得大声朗读一段毛主席语录。
叶树开得到老师的允许走进了文体室，到讲台上领取了自己的乐器，看见正在横杆上压腿的周波向自己打招呼，他也点头意示了一下，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开始了机械的练习。
何敏也是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他看到叶树开来了，赶紧从后面走过来向他报告篮球赛的结果，口中不住地埋怨："你看了黑板报上写的比分没有？58比61，又是输了两个球！都怪你啦。"
叶树开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人家打得比我们好，就算我在场也不见得能赢，我又没有三头六臂，哪里敢保证能赢下比赛？。"
"换了别的人当然不一定，但是你不同，你是我们队里的核心队员，一个球队缺了核心，球队的实力肯定大打折扣。"何敏心有不甘，十分不满地说。
"算了算了，又不是正式的比赛，既然你认定我在场的话我们班一定能赢，何必那么计较这一场友谊赛的输赢？反正我还是高14班的学生，又不会转到别班去，到了真正比赛的时候，我肯定不会缺场就是了。"
何敏说："那倒也是。只是我们连续输了两场球，同学们的信心可能会受到一点影响。不过我相信，只要你一上场，战胜高13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叶树开说："那你还担心什么？"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就分开了，接着进行各自的练习。叶树开还是练习吹奏他的笛子，吹的无非是"大海航行靠边舵手"、"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等之类的红色革命歌曲。
在这些文艺宣传队员中，只有叶树开和刘星不是红卫兵。
表面看起来，叶树开十分安静，其实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他上小学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学校里甚至是街上只要是平整一点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红枫街上经常能够看到文攻武斗的场面，学生可以随便揪斗老师，他亲眼看见过当时红枫中学的红卫兵揪斗三个老师的场面，其中有一个还是女老师，红卫兵不仅给老师们剪了"阴阳头"，还让他们脖子上挂着小黑板逛街游斗，那小黑板是用细小的铁线挂起来的，黑板的重量使得细小的铁线勒进老师的皮肉里，生生在脖子上割开一条血肉模糊的伤口。在批斗会现场，有的红卫兵还当场对被揪斗的老师拳打脚踢。那三个老师叶树开都认识，为人十分和善，其中一个是红枫小学的老师，有一次叶树开带着他满弟去上课，他弟弟在课堂上饿得直哭，那个老师主动把他弟弟抱了去，煮好面条喂那小家伙，叶树开对他很有好感。叶树开无法想象那些人为何对自己的老师下得了那样的毒手，因而对红卫兵的做法非常反感，不过他内心也觉得有些矛盾，一方面，红卫兵是那个年代革命青年的象征，加入红卫兵是思想进步的体现；另一方面，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又让他觉得加入红卫兵并不是一件好事，自己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去做那些批斗、殴打老师的事情的。
叶树开从来没有表露过要加入红卫兵的请求，因为他对自己能否加入红卫兵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母亲来自本村一个地主之家，他的外祖父黄河原是红枫村的一个大地主，土改前有过许多房屋和田产，土改之后田地都分给了村民，原来的十几间房屋也仅留下一间属于自己，就在红枫街上第二排房子的中间位置，划分生产队的时候归属于第三生产队。黄瑞芝是黄河的大女儿，她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黄瑞天和二弟黄瑞年都在外乡做老师，小妹嫁到外乡去了，只有三弟黄瑞山在父母膝前尽孝。黄河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就死了，眼下黄瑞芝的三弟黄瑞山家中有七口人，母亲胡氏，黄瑞山夫妇和二男二女四个孩子。黄瑞山夫妇二人身体很好，第三生产队的田地也比第一生产队的多，所以他们家里的情况比叶家要好一些，但也是十分困难的。父亲死了，两个哥哥又不在本地――由于出身不好，害怕受到家庭成份的影响和牵连，两人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回家探亲了，于是黄瑞山就在家里，和他的老母亲一起背着"地主分子"的身份挤身于"黑五类"之列――所谓"黑五类"就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和右派五种被专政对象的简称，也叫做"牛鬼蛇神"――在革命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黑五类"分子除了参加日常的生产劳动之外，还经常被集中起来，强制干一些诸如捣腾粪便、冲洗厕所、搬石运砖等脏累重活，还得经常向革命群众交代自己的罪行，汇报自己的思想动向，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每个墟日的晚上还得打扫街道即墟场的公共卫生；有什么运动或者是重大的节日和纪念活动就得被捆绑起来，用绳子将十几个人连成一串，像牵牲口一样游街批斗，有时还免不了要承受肉体上的惩罚。
叶树开虽然经常出入他三舅的家门，但他很不喜欢外婆，在他的印象中，外婆很少说话，时时保持着一副木然的表情，略为凹陷的眼睛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直勾勾地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即便是看着自己的孙子和外孙也不例外。叶树开对他三舅的印象则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三舅黄瑞山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性情温和开朗，逆来顺受，情绪稳定，从来不会大声争吵，乱发脾气，更没有对时事发什么牢骚（当然是不敢）。虽然他身列"黑五类"之中，但仍然乐于助人，与别人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略带着一点恭顺。叶树开有时也想，要是自己加入了红卫兵，是不是就会像别人一样对老师大打出手，以"对阶级敌人冷酷无"的态度对待舅舅和外婆呢？他不知道。不过，非红卫兵的身份，使他免去了参与打、砸、抢等所谓的"革命"行动，却也让他有机会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去审视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刘星是一个矮矬子，16岁了还没有长到1米50，他没能加入红卫兵完全是因为他的父亲刘金富。刘金富原是红枫街上的一个地痞，经常在村里干下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红枫村土地改革的时候还和山上的土匪有过来往。土改后刘金富仍然恶习不改，"文化大革命"前夕因为偷牛盗马被判了一年徒刑，两年前又因为要修房子，私自砍伐了生产队的两根大杉木，被批斗了一轮，是红枫村有名的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刘星在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里拉二胡，是大家公认的最为出色的乐手，但凡听到过刘星拉二胡的人都认为他天生是一个拉二胡的。为了加入红卫兵，刘星先后两次写了申请书，但每次都因为他父亲的问题而没有被组织接受。
因为没有能够加入红卫兵，刘星总是担心别人认为自己不够进步，虽然他并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一些"革命"行动，但是对他们的行为，他都尽可能找机会来表示自己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在文艺队里刘星总是表现得最为热心，上文艺辅导课他从来不迟到早退，而且每次辅导课或者演出结束后，他都主动留在最后，帮助老师和值日生收拾好乐器、整理道具和演出服装等，所以大家对他很有好感。叶树开也常常留下来收拾服装道具，但他并不十分在意别人的想法，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性，而是因为他这个人一惯整洁，特别是看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到处乱七八糟的样子，能够收拾整理，他都尽可能伸手帮忙，不过，他一边收拾着一边发一些牢骚。
这天晚上迟到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此人名叫夏小雨，也和叶树开他们同班，在文艺队里搞美术，专门画舞台布景画和演出海报。他是文艺队里的活宝，不仅善于自嘲，还经常拿同学们开玩笑，叶树开的外号"老K"就是他首先给叫起来的。夏小雨的模仿能力很强，学什么像什么，常常把大家逗得眼泪都笑了出来。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家两个女孩都穿得挺干净的，就数他穿得又破又旧，为此他曾经遭到同学们的讥笑，他向同学们解释说："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向我妈提出过意见了，我妈说，送给别人的东西通常都要收拾得整齐漂亮一些。我觉得我妈她说得很有道理。"说得同学们都乐了，从此倒也没有再因为衣着不整而讥笑他。
迟到在于夏小雨那是家常便饭，好在他为人机智诙谐，反应敏捷，对作检讨和背诵语录的惩罚应付自如：检讨时一副痛心疾首、无地自容的模样，背诵时又表现出无限崇敬、慷慨激昂的神情，因此每一次迟到他都能轻松过关。
夏小雨家住村头一带，在公社革委会大院附近，属于第六生产队，家里连父母共五个人，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家务事，整天在村里东游西荡的，消息最为灵通，班级和学校里的最新消息，甚至村里和公社革委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都是最早从他嘴里在学生中传播开来的。
这天晚上，夏小雨来到教室的时候，文艺辅导课已经快要结束了，他站在教室门口，夸张地喊了一声响亮的"报告"，惹得教室里的人都笑了。
当值的辅导老师把他叫进教室，问他："夏小雨，今晚为什么来得这么迟？"
"村里出大事了，"夏小雨似乎压低了声音，但又故意让教室里所有的人都听得到，说话的时候，眼睛在教室里扫过一圈，当他的目光经过叶树开脸上的时候，显得犹豫了一下，略为迟疑之后，还是接着说了下去，"黄志高和他爸爸被抓到公社去了，说是恶意破坏毛主席的形象。"
一听这话，教室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叶树开感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他脸色涨红，脑袋"轰"的一声像要炸开一样，乱作一团――要知道，黄志高就是叶树开的表弟，也就是他三舅黄瑞山的大儿子。
叶树开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捱到下课的。一离开学校他马上跑到公社革委会大院，但是看守的民兵任他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人进去。没办法，他只好先到三舅家里去看看。
黄瑞山家里坐了许多人，叶树开的母亲和外婆坐在门边的小床上流泪，三舅娘和几个孩子搂在一起躲在灯影里的矮凳上抽泣，却不敢哭出声来。
借着屋子里那盏发出昏暗亮光的15瓦灯泡仔细辩认，依稀可以看见，贴在堂屋屏封上的毛主席像被人用刀将领袖下颌有肉痣的地方给刮掉了，画面上留下一处黄豆粒般大小的破损点，不仔细查看是很难看得出来的。
红枫大队教导员李新民和第三生产队队长赵志雄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队长一边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一边安慰正遭遇着不幸的这一家人。
在当时，"恶意破坏毛主席形象"的罪名是非常可怕的，凭着这个罪名，人还没有拿去坐牢就有可能在批斗会上给打死了。虽然1971年"9.13"林彪叛逃摔死于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在红枫村，批斗会上打死人的情况没有再发生过，但是可以想象，"恶意破坏"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仍然十分严重，弄不好还会被摊上"反革命"的罪名，将受到无情镇压和坚决、严厉的打击。而这件事情又偏偏发生在"黑五类"分子家庭！善良的人们暗中都禁不住为黄瑞山一家即将面临的遭遇捏了一把汗。
黄瑞山和黄志高父子俩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被带走的，那时天已经黑了，虽然没有被五花大绑，但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元化和公安派出所所长带了两个武装民兵来，真枪荷弹地把他们从家里押送到公社革委会大院去。从黄瑞山家到公社大院有500多米的距离，他们被押走的时候，许多人都前来围观，一时间，红枫村第三生产队到第六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黄瑞山父子二人被抓走的消息。
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连夜分别对黄瑞山和黄志高父子进行了单独审问。
公安人员首先审问黄志高。审问的时候，黄志高被绑了起来。
公安人员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黄志高。"黄志高战战兢兢地回答，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一样。
审问的人听不清楚，厉声说："大声一点！"
黄志高吓了一跳，赶紧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
公安人员接下来问："什么出身？"
"地主"
"知道为什么把你抓起来吗？"
"知道。我不该把毛主席下颌的那颗肉痣给刮了。"
"大胆！你敢说自己把毛主席的肉痣刮了？是把毛主席像给刮了。"
"哦哦，是是是，我把毛主席像给刮了。"
"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是不是你的父亲黄瑞山？"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是我自己觉得,要是没有了那颗肉痣,毛主席就更好看了,所以......"
"胡说！毛主席的每一个身体特征，无一不是他老人家之所以是伟大的具体表现，哪里是你们这种‘牛鬼蛇神‘所想象的那样？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你这是恶意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神圣形象！属于现行反革命的性质！快说！是不是你父亲黄瑞山指使你这么干的？"
因为家庭成份不好，黄志高从小就是同学们讥笑和打击的对象，对别人的说三道四又不敢有所争辩，十分内向而自卑，对上学读书有些厌倦,学习成绩很差。一个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孩子，能对伟大领袖有什么看法？以他所接受到的教育，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只能是无限崇敬、无限忠于，哪里能有什么别有用心？他当然知道"恶意破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形象"这一罪名的严重性，想到自己竟然闯下如此大祸，现在被抓了起来，而且还连累了父亲，看到审问他的人一心认定是父亲指使他干下这件事情，黄志高吓得不知所措，在接下来的审问中，他什么也没有说，只知道一边哭着一边使劲摇头，生怕说错一句，父子两个将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黄瑞山在队里参加劳动，收工回到家的时候灯已经亮了，这些天来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自己家里的毛主席像有什么变化，直到人家到他家里去押人，把他们一家人都带到毛主席像前面核实情况时，他才发现毛主席像上那个小小的破损点，紧接着就糊里糊涂地被押到公社革委会去了，因此，在审问他的时候，他也只能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为此，他还遭到一阵皮带的鞭打，但是黄瑞山实在招不出什么情况来。好在鞭打的程度还没有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之外，他还不至于把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胡乱承认下来。
连夜的审问并没有得出公安人员所预想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公社动用了更多的人员就这件事情在全村范围展开调查，幸好当天和黄志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说实话作了证：原来，前几天黄志高和几个同学在家里玩耍，不知怎么说起了毛主席像，他们都觉得如果没有下颌的那一颗肉痣，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就更加完美了。说着说着，黄志高就用小刀将画像上那颗肉痣的地方给刮掉了，当时，他还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件了不得的好事哩。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黄瑞山家的大门白天很少关上，每天进进出出不知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是谁去告的密，那天他们一家刚刚摆好桌子要吃晚饭，黄瑞山父子就被押去审问了。
经过一个黑夜和一个白天的审问及大范围的调查，公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小孩子年幼无知，主观上出于善意而不是出于恶意，但是客观上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产生了坏的影响。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还是必须予以严惩。这件事情虽然不是大人所为，但也和家长教育不好有关，因此家长也要承担责任，同样要给予惩罚。作为惩罚，黄瑞山和黄志高父子两个要进行劳动改造，为公社革委会冲洗一个月的厕所。
情况倒也没有人们原先想象的那么糟糕，到第二天傍晚，黄瑞山父子俩就被放回家了，但是必须到供销社去买一张2角钱的毛主席像重新贴好。这件事情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