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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阳光格外温暖,春节快到了。妈妈从乡下回来,父亲也从干校回了家。他们回来后,家里就不是那么冷清了,我和二哥跑进跑出帮着做些过年前的一些杂事。各家在外的人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机关院子里家家户户都在打扫卫生,采办年货,准备过年。冷清了大半年的机关大院又热闹起来,过年的气氛一天浓似一天,期盼都写在了人们的脸上,大家都在盼团圆!我们家只待姐姐和大哥回来,一家人就团圆了。妈妈回家后就总在算计着姐姐和大哥回来的时间,盼着他们早点回家过年。
那天,就着温暖的阳光,我们一家人都在忙着搞卫生。我和二哥擦洗桌椅板凳,扫地抹窗户,妈妈在拆洗被褥。对面舅舅家也在搞卫生,表姐坐在大门口洗衣服,表哥、表妹则在打扫堂屋里墙上的蜘蛛网。大家正搞得起劲,表姐突然大声惊叫起来,边叫边起身要关大门,连连说:“来了叫花子,来了叫花子,”声音里充满紧张和恐惧。这一叫,惊动了所有人,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望着门外。我跑到门口一看,确实有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挑着一担箩筐往家里走来。表姐见我们过来了,便壮起了胆对他一个劲吼着:“莫过来,走开些,走开些!”那人不恼也不回答,还是径直朝家门口走来。近了一看,天啦,这不是大哥吗,我忙对屋里叫了起来:“这是大哥,不是叫花子,是我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表姐这时也看清了,这人的确是我大哥。可是大哥的样子也真像叫花子: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棉衣不但破而且脏,胸前和袖口油光发亮,上面的纽扣也不齐了,在腰中间系了根麻绳把衣服裹紧,裤子的膝盖处破了几个窟窿也没缝补,光光的脚丫趿着一双破胶鞋。他的头发可能下乡后一直没理过,长而乱地蓬了一头,满脸胡子拉碴,脸面显得十分粗糙,那样子根本不像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再加上他挑着这一担箩筐慢悠悠地走着,从远处看,真和过去逃荒的湖区叫花子没有什么区别。唯有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能将他与花子有所区别,但这眼镜也坏了用胶布缠着,而且还被长长的乱发遮挡了,隔得远还真没有看清他是戴着眼镜的。他现在这打扮,完全是一身的农民装束,可是比农民穿得还要破烂,而且人也瘦了一大圈,又晒得特别黑。如果不是那副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粗一看,他与地道的农民没有两样。
大家听说是大哥回来了,就都走过来和他打招呼,围着他问长问短。大哥只得放下担子,站在堂屋中央虚应着大家。表姐快人快语,连珠炮似地说:“真对不起,把你当成叫花子了,你可不要见怪哟!可是你也穿得太破了,真和叫花子一样,把我吓了一大跳。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大哥也不说什么,只是嘿嘿地笑了两声。父亲见大哥这颓然的样子,心里很不舒服。就像当年把串连回家的大哥拦在门外一样,这次他又不肯大哥进房门,而是掏出了一块钱,替他准备了换洗衣服,让大哥先去理发、洗澡。大哥露出一脸的无奈,接过衣服和钱出去理发、洗澡去了。他走后,我们几个孩子觉得把大哥错当叫花子很好玩,还在那里说笑。父亲和妈妈却有些黯然,坐在堂屋里好半天没有说话。我们见父亲和妈妈那不开心的模样也不敢再说笑,装出很懂事的样子拿起东西继续打扫卫生。大哥理发回来后,把箩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清了出来。这是他几个月的收成,几十斤糯米,几斤黄豆,几斤花生,一个大糍粑。他说,他那个生产队比较富裕,这些都是生产队年终决算时分的。糍粑本来有两个,还分了10元钱现金。但在回家的轮船上,他把一个糍粑和10元钱送给了一个很穷的人。我不知道他凭什么来判断别人很穷,未必那人穿得比他还破烂?我在一旁就这样猜想着。不管怎样,大哥回家了,我很高兴,还是有空就缠着他问东问西。可是,这时的大哥已经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跟我们搭腔,对我爱理不理。
不久,姐姐也从乡下回家。与大哥相反,她回家时穿得十分整洁,根本不像是从农村来,而像是刚从哪个城市出差回来。不过,她确实不是直接从田地里回家的,而是参加公社文艺宣传队春节汇演后,匆匆从舞台上赶回来的。她还是喜欢文艺,下乡后成了公社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农闲时经常到其他生产队演出。这次她带回一把吉他,也不知是谁借给她的。当时,吉他很稀罕,这玩艺总与小资情趣有点挂钩。会玩吉他的人在小城极少,家里更没人会弹。那时也没有教学书籍,又无人指教,我们几个拨弄了几下,总不能成调。这东西不可能无师自通,我们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姐姐喜欢文艺,也只限于唱歌跳舞,对乐器她没有天赋,这吉他她更是弄不成。其实,家里对乐器有点天赋的还是大哥,但他此刻对这些也没兴趣。姐姐拿着吉他要大哥看看时,他露出了一脸的不屑情绪。还坦陈直言姐姐不是玩乐器的料,把姐姐噎得半天没话说,只得拿着吉他悻悻地走开了。
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顿丰盛的饭菜,一些平时难得的零食,几天的自由自在,都没来得及细细品尝,春节一晃就溜走了。那天,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人,要父亲和妈妈把所有上锁的箱子屉子都打开,说是奉命来抄家的。我家的抽屉箱子从来就没有锁,父亲站在一边让他们翻了个遍。这几个人虽然态度也是客客气气,但翻箱倒柜特别仔细,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有时他们会拿起一样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到亮处对着光线仔细看上一阵,然后突然问父亲几个问题。父亲听后立刻会解释一番,还不时陪着笑脸,生怕得罪了他们。妈妈则不同,她总是面有愠色,对那几个人不理不睬。我当时倒有点怕他们翻我的“百宝箱”,因那里有我的一些“常规武器”:一把自制的铳手枪,几把不同类型的弹弓。我一直在家里看着他们翻箱倒柜,害怕他们抄走我的“武器”,好在我那“百宝箱”放在我的床下,他们连正眼都没看一下,我才松了一口气。这几个人在我家忙了整整一上午,最后他们也没抄到什么,似乎只抄走了父母的结婚证书和几本没有卖掉的文艺杂志。这其实就是他们抄家的真正目的。父亲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要抄走结婚证书,到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想查证父母的结婚时间。那时有个规定,如果女方结婚后在男方家满三年,家庭出身则按男方的算。也就是说,我父母他们如果是在解放的三年前结婚,那么妈妈也得算地主出身了。也许是妈妈的脾气惹恼了一些人,因此,他们反复在父母结婚时间上做文章,想把妈妈算成地主出身,让她也背上出身不好的黑锅。抄家后没过几天,父亲又回了干校,姐姐和大哥相继回了自己的生产队,最后,妈妈也去了办点的农村。家里又只留下了我和二哥,热闹了几天的家又冷清了下来。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