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暑假，洞庭湖又涨大水。洪水就是命令，机关工作立即恢复了正常，人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到了抗洪抢险上。整个夏天，机关干部通通上南津港大堤抢险，每天早出晚归，有的还留守在大堤上监视洪水、排查险情。一个红霞满天的清晨，我看见机关里的叔叔阿姨们带着工具扛着红旗出了大门。晚上回来，就听大人说死了一位叔叔。他是坐在运送石块的小船上，被一个大浪打到湖里淹死的，过几天县里要开大会追悼他。出葬的那天，机关大院摆满了花圈，鞭炮放个不停。一看悬在灵堂里的照片，我才明白死的是父亲的同事柳叔叔。葬礼上，一位白发老奶奶哭得死去活来，那是叔叔的妈妈。柳叔叔是根独苗，他爸爸解放前就已过世，叔叔一死他家就只剩老奶奶孤身一人，很多大人也在低声哭泣。我们细伢子子不懂，只觉得热闹，都在抢着捡那些没有放响的炮竹，同时也觉得柳叔叔死得不一般，要不葬礼就不会这么热闹隆重了。
抗洪结束不久，广播里传来了令哥哥姐姐他们兴奋的消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那几天，广播里总是反复播放天安门广场的现场录音，弄得小城里到处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和毛主席乡音浓重的“人民万岁，红卫兵万岁”的口号声。机关里的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激动了，哥哥姐姐常和他们聚在一起，反复商量着去北京“串联”，见毛主席的大事。
开学了，同学见了面，说的都是上北京“串联”见毛主席的事。终于到了十月，中学全部停课，小学有很多高年级的学生也不来上课了，学校将组织他们分几批上北京。姐姐和大哥、二哥决定马上就去北京，我知道了，就央求他们也带上我。姐姐和大哥说：“你太小，不能去。”无论我怎么求他们，他们就是不同意带我去。没办法，我又找二哥商量，求他带我去。他倒是很爽快地答应说：“走的时候你偷偷地跟着我就行了。”我以为这也和表哥小六偷偷带我去游泳一样，有了二哥的答应，我兴奋不已，一天天都在焦急地等待。他们准备东西的时候，我也暗中准备：好像就是把早上的馒头、包子省下一点攒起来，用报纸包好藏在书包里。我已经打听到了，岳阳到北京好远好远，坐火车也要几天。不知父亲从哪些蛛丝马迹里发现了问题，他把我们几个召集在一起，表情严肃地说：“你们几个要去北京，我支持。但是小鸣太小，不能去。”然后，他盯着姐姐哥哥说：“你们谁也不准带他去。”父亲虽然有病，但不发作时，声音还是宏亮如钟，我们都有点怕他。这样，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姐姐哥哥他们上北京，而我还要继续上学。那段时间，学校里只有低年级的学生还在上课，让我们觉得索然无味。我们人在教室，心却也到了北京，只想自己快快长大，也能上北京。我每天都关注地听广播，想知道毛主席是不是又接见了红卫兵，姐姐哥哥他们是不是见到了毛主席，也天天盼着他们早点回来，听听他们说说北京的情形。盼了十多天，他们终于回家了。记得回来的那天，父亲要他们把外衣都脱在门外才准进屋。说是衣服上有“色婆子”（虱子），要用开水烫后才能穿。有没有“色婆子”我不管，我立即就缠着他们问这问那，比如天安门城楼有多高，天安门广场有多大，当然，最关心的还是他们见到毛主席没有。他们说，见是见到了，就是太远根本看不清。二哥说，没看清，下次我还要去。我又凑上去说，下次就一定要带我去。
机关院子里“串联”的孩子陆陆续续回来了，大家在一起还是议论毛主席接见他们的事。这回他们都学会了一首《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歌，一下子，全机关院子的孩子都会唱了。我们唱着它去上学，唱着它回家，只要孩子们聚在一起，独唱就变成了大合唱。当年，这首歌成了我们县城最最流行的歌曲，唱着它自己俨然就是红卫兵。
这年秋天，红卫兵“串联”达到高潮，“串联”的方式也不单是只往北京跑，而是全国各地都跑。也不只是坐火车，还有徒步的，他们有的打着某某红卫兵长征队的旗号，浩浩然就上了路。机关院子里突然腾出了好多间办公室，用来接待“串联”的红卫兵。来这里的大都是步行的，他们沿着京广线，有的北上，有的南下。有的队伍服装整齐，清一色的绿军装，人数也多，组织得有模有样还真像那么回事。有的则是三三两两，衣裳褴褛，更像现在的流浪青少年。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每人都携带了一个当时流行的军用黄挎包，里面装了些毛主席语录的卡片纸，沿途发给他们想发的人。这其实也成了他们的通行证，有了这些，各地的接待站就会免费为他们提供食宿。小城的接待能力有限，县政府机关当然成了接待站，高峰时开会的大礼堂也成了接待室，当然所有的接待室都是打的地铺，住宿条件肯定不能与现在相比，机关食堂免费为他们提供饭菜，伙食与我们平常的水平相当，这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了。机关里的细伢子这时有了新的爱好，收集毛主席语录卡片。一有红卫兵队伍到达，我们马上就围了上去向他们讨要语录卡片。这些红红绿绿的卡片纸，成了我们孩子间“贫富”标志。我们用这些卡片来炫耀自己，经常在一起比谁的卡片多。
姐姐是女孩，在外“串联”可能不太方便。她去了两次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出去了。大哥可是比较坚定，看到别的红卫兵学红军徒步“串联”，他也跃跃欲试。他东拉西凑，找来几个同学还加上表哥表弟，总共七八个人组成了一支长征队，他们决定还是去韶山。他们打着红旗首先沿着京广铁路线到了长沙，再沿公路到达韶山，这一路两百五十多公里，全靠双脚一步步走过，居然没人打退堂鼓。路途是否辛苦我不太清楚，但这次他们历经十多天，才完成了徒步“串联”的壮举。其实，在徒步“串联”刚兴起时，大哥也曾试图进行一次“长征”，但没有成功。那次他在老家湘潭小住，听说有人开始徒步“串联”，他就在姑姑家鼓动起表妹，在一天下午，一起徒步向韶山走去，开始了他们的长征。湘潭到韶山大约五十多公里，以少年的步行速度大概要十多个小时才能走完这段路程。他们意气风发一口气走了十多公里，在天快黑时到了姜畲镇，结果在那里遇到了我舅舅家的长子，我们的大表哥。大表哥在这里遇见他们觉得十分奇怪，就问他们要去哪里。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要“串联”，去韶山。大表哥毕竟比他们大几岁，有些社会经验。他看了看已晚的天色，估计他们当天很难走到韶山。同时，他也知道我大哥的个性，硬阻难肯定不成。于是，他“噢”了一声，你们也去韶山，好，我也正好要去，打算明天走。你们来了，我们正好同路，还拉上几个人，再打出一面旗帜，我们这支队伍不就也是一个长征队了。大哥一听也对呀，有表哥同去还拉上几个人，比他们两人去热闹，毕竟这队伍要人多才会像模像样。可是，现在到哪里去拉人呢，大哥心里也有些怀疑。表哥说，不要紧，这里离外婆家很近，我们先去外婆家，我的红旗也放在外婆家，我们明天一大早带上表弟表妹，打出红旗就可以出发。就这样，在表哥的花言巧语的诱骗下，大哥他们到了外婆家。当然，他的第一次长征就这样夭折了。后来，他肯定后悔不迭，真没想到“革命”的形势会是这么复杂多变！
二哥可能从“串联”中找到了乐趣，这年，他对“串联”有点入迷，但是他不讲信誉，从不带我。而且，他也不肯吃苦，什么徒步“串联”的事他才不干，他“串联”还是坐火车。他经常在家里对着墙上的一张全国地图，像个军事家一样，一手叉着腰，一手拿着个放大镜仔细查找哪里有革命纪念地，或者干脆就是找他想去的地方到底在什么方位，有多远。然后，突然就一个人出了门，几天甚至十来天不见人影，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直到有一天，他一身臭哄哄的邋里邋遢地回来，被父亲拦在了家门口脱光衣服，才知道他又是出门“串联”去了。这时，他会很骄傲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日记本，翻到某页拿给我们看。指着上面蓝色或红色的印油戳记说，这是遵义会议旧址，这是井冈山会师，这是……。有了这些戳记，就说明他到了那些地方。那时，一些革命纪念地的展馆门口都放了几枚类似邮戳一样的印章，供“串联”的红卫兵盖在本子上作纪念。我记得遵义的是那个著名会议旧址的小楼，韶山则是韶峰加上毛主席的旧居。总之，这些戳记各具特色，就是现在来看也很有欣赏价值。这一年，二哥日记本上的戳记足足盖了几十枚。远的有北京、延安，近的有武汉、浏阳，但他还不满足，还要跑，他要跑遍全中国。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