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我们搬了家，从机关球场边搬到了大门口的一幢小平房里。这幢房子有五间屋，进门是堂屋，两边各有两小间，总面积还不到七十平米。我舅舅也在机关工作，我们两家就共了这套房。我家两间，舅舅家两间，堂屋共用。搬到这，我们开始自己做饭，堂屋就成了我们两家的厨房。
我家新搬的房子坐北朝南，出门就是进入机关的大道，西边是机关大门的新门楼，大道对面还有一幢与我家结构一样的平房，这三幢房子的布局成一个马鞍形。对面的平房住了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姓刘，好像是哪个科的科长，很会唱歌，女的好像是轻骑队的舞蹈演员。他们结婚那天，机关里很是热闹，晚上院子里的孩子几乎都去看热闹，围在门口讨喜糖。大人们一拨一拨地过来道喜，孩子们则趁机抢些喜糖。有位阿姨每隔一阵就端了个茶盘出来，从盘子里抓些水果糖扔给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孩子，害得我们久久不愿离去。那时闹房很文明，来的客人道道喜，坐下喝杯茶就起身让后面的客人了。不过，这对夫妇比较特殊，他们可能喜好向客人们展示自己的特长。每换一批客人，他们就表演一次节目，男的唱歌，女的伴舞。喜欢看热闹是细伢子的天性，我们这些孩子有的扒在窗台上，有的挤在门口，脖子伸得长长的看他们夫妇表演。女的舞跳得怎样我不记得了，但男的歌唱得好我印象却很深。他那天唱的音乐史诗《东方红》里的《颂歌》，那段蒙古长调就唱得回肠荡气，总能赢得大家交口称赞，搏得一批批客人拼命鼓掌。婚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天天都能听到他的歌声。他还喜欢唱《乌苏里船歌》，每次唱歌他妻子都伴舞。惹得我们这些细伢子常常扒在他家窗台前去观看，他们这种夫唱妇随在当时应该比较另类，这样的浪漫就是放在现在恐怕也不多见。我们细伢子也觉得怪怪的，常把这位本应叫叔叔的叫成“刘阿姨”，以表示我们的鄙夷。不管怎样，我还是听喜欢他唱歌，甚至可以说，《乌苏里船歌》我就是跟他学会的。但是，《颂歌》的长调部分太难，我至今还不会唱。
虽然，院子里歌声不断，孩子们依然蹦蹦跳跳，大人们之间却已纷争四起，酝酿着一场突变。小城满街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大漫画。机关里大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保护县委、政府的领导，人称“保皇派”，一派要打倒他们，说他们是“走资派”，要造他们的反，他们自称为“造反派”。人们开始走上街头进行辩论，双方都有人演说，有人张贴大字报，有人撒传单。每天，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十分热闹。红卫兵组织一夜之间冒出好几个，他们还组织文艺宣传队上街唱歌跳舞，院子里的县“文艺轻骑队”也走上了街头。这场面之热闹，前所未有。
大哥和二哥在学校里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大哥喜欢读书，是个小“知识分子”，在红卫兵组织里负责宣传，他们的大字报大都由他主笔。他每天“日理万机”，忙得吃住都在学校里，一连个多月都难见他回家。二哥喜欢游历，书读得不多，却是个“草莽英雄”，独立意识特强。他自拉队伍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自命为“司令”，手下大概也有同班同学二、三十人，不知他们从哪弄来了一台油印机，占据了某小学的两间办公室，就开张大吉了。不过，他的司令寿命很短，只风光了三天。组织成立的第三天晚上，他的办公室就被别的红卫兵组织一纸封条封住了大门，他们的油印机被抢走，窗台上还留了条打倒他的大标语和宣布解散他组织的大字报。那时，油印机是红卫兵的武器和喉舌，没有它，就没有了话语权和号召力，这司令自然就得下台。二哥好像也不怎么沮丧，非常平淡地面对了现实。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外出“串联”，“司令”当不当，他倒满不在乎。
大哥毕竟是大哥，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好，一夜之间竞成了岳阳的“名人”。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学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样，他们也去了学校看望在校闹革命的红卫兵，大哥有幸陪同他们在校园里视察。结果，县委书记在宣传栏读了一篇《我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连连说，好，好，好！问，这文章谁写的，有水平。陪同视察的人忙指着大哥，是他写的。书记看了看大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马上抄送县印刷厂，翻印一千份，在县城张贴，发到县委、县政府各机关。书记这一声令下，大哥当天就成了学校里的“明星”，第二天，就成了县城里的“明星”。那些天，在县政府里面，父亲和妈妈与同事一见面，大家就都说你家老大真不错，真不错！你们教育有方啊。当时，父亲和妈妈口头上虽然客气一番，心里其实还是很得意：儿子还蛮争气的呀。
可是，街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机关院子里慢慢也失去了平静。一天，突然有几个年轻干部里应外合与来串联的红卫兵一起，在机关里造反，占据了办公楼，打倒了县长，副县长和大多数科长。不久，县委书记、县长们，在大街上戴上了高帽子，当作“走资派”游街，县委、县政府机关被“造反派”夺了权。
县长打倒后，机关里每天都开批斗会。先是批斗县长、副县长、秘书长，接着就轮到了科长、副科长们，再后来，就轮到了一些出身不好的人。开始，我们这些孩子还都喜欢在晚上去看机关里的批斗会。慢慢地，大家都不去了，我也不去了。那是有一天，机关里又开批斗会，我凑在里面看热闹，台上已经站满了人，每人都挂了块大纸牌，上写着姓名和“走资派”“叛徒”“特务”之类的称呼，姓名还用红笔画了个大叉。会上人们在呼喊打倒和万岁的口号，那天领口号的人动作很特别，平常领口号的都是握着拳头把右手举过头顶，再喊打倒和万岁什么的。可是这位却有所不同，他喊打倒时是举的拳头，喊万岁时却是伸出的手掌，这动作明显带有舞姿，一看就知道他是文艺轻骑队的。一阵打倒和万岁后，主持人又宣布把地主崽子、富农分子统统押上台来。只见几个人立即从人群里，揪着我的父亲和其他几个人押到了台上。父亲脖子上挂了块“地主崽子”的大牌子，押他的则是他们单位新分来的两名大学生。父亲的双手被他们拉扯着，头被按得低低的，躬着腰被他们推到台上。到了台上父亲的头被按得更低，屁股厥得老高，那样子肯定很难受。父亲被这样狼狈地押上了台接受批斗，我当然不忍再往下看，只得悄悄地离开了礼堂，一溜烟就逃回了家。从此，我再也没有主动去看过什么批斗会。
这年寒假，机关里孩子们很少成帮结队地在一起玩，院子里，操场上少了我们玩游戏的身影，更少了我们的歌声和笑闹声。渐渐地，我们儿时的伙伴也相互生疏起来，按自己父母在机关里的情况，孩子们也时而疏远，时而亲近。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