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冯司令投蒋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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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原》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等得小麦收打完毕进入三伏,庄稼院桃树上的毛桃发白了又变红了,革命的形势却愈见险恶。……观望等待了三个月的国民革命军驻陕冯司令终于拿定主意,投蒋反共。他发表正式声明的时间是阳历七月十五日。”从此,小说中便出现了一系列由共产党组织发动的、以对抗国民党反革命的武装革命斗争。这期间,作为陕西国民党决策人物的冯司令,虽未直接在小说中出现但却被频繁提到。很明显,这个“冯司令”指的就是陕西大革命时期,由支持“国共合作”的群众革命运动转变为追蒋反共、镇压群众革命运动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

  冯玉祥,字焕章,1882年生,安徽巢县人。早期曾任北洋陆军旅长、师长,陕西督军、督办等职。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国民党,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并回国首先解除了西安之围。1927年初配合北伐军会攻河南,接着与蒋、汪合流反共。从1928年起聚兵反蒋,先后爆发了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1931年“9.18”事变后,赞成抗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1935年5月与中共合作,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同盟军总司令。1936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1948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9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从欧洲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途中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卒年66岁。

  冯玉祥的一生经历,总体上不失为一位具有民族正气感的国民党高级爱国将领。冯玉祥在大革命时期从革命转向反革命,从与共产党合作共事走向分裂反共的变化,如小说中塑造的冯司令与习旅长从结义兄弟走向分道扬镳的这段时期,恰是他人生路上一段不愉快的插曲。这种变化是在一定背景下形成的:1926年9月,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的冯玉祥从苏联回到绥远,收集旧部,五原誓师,响应北阀。11月冯部国民联军南下解西安之围,击溃奉系军阀刘镇华镇嵩军,使陕西已经兴起的民众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1927年1月,在冯玉祥支持下,以国民党左派人士于佑任、邓宝珊及共产党员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等进步人士组成了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事实上的陕西省政府)。接着又在共产党帮助下,建立了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其成员绝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全省67个国民党县党部的主要领导成员也都是由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担任的。至1927年5月底,全省县级农民协会组织发展到50多个,村级农协会3600多个,会员41万多人,农民自卫队武装10万人以上。陕西地区国共合作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北伐。此间的冯玉祥尚还在信誓旦旦的表示:“倘若我背弃民众,民众就可以打倒我”。

  1927年4月12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反革命大政变,接着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中共继续合作的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及中央委员会下令征讨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此时正进入河南讨伐直奉军阀的冯玉祥仍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并与武汉国民政府南北夹击在豫奉军,连克郑州、开封,解除对武汉的威胁。但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重重危机,武汉政府控制的鄂、湘、赣三省,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勾结起来,对抗更加高涨的农民革命运动,工商业大批倒闭,财源紧缺,内部危机四伏,部队叛变迭起。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汪精卫反共面目日渐显露,冯玉祥错误的认为这些都是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运动所致,政治态度开始明显转变。

  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在郑州举行会议,这时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少数人还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与汪精卫身上。汪精卫却企图拉冯玉祥实现汪、冯合作,共同反蒋反共。冯玉祥则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丝毫不提反蒋。郑州会议实际上成了武汉“分共”与宁汉合流的一次酝酿,也是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反共的表示。会后冯玉祥立即派代表与蒋介石秘密联络,接着便于6月19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商定蒋、冯联合对奉作战,并由冯玉祥电促武汉政府反共。此时的冯玉祥已完全倒向了蒋介石。6月21日,冯玉祥即按蒋的意思,致电汪精卫,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四民无一安宁。”要求汪精卫于蒋“通力合作,速决大计。”速决大计者即促其反共决心,这样经冯玉祥的撮合,使汪、蒋实现了反共反革命大合流。

  “郑州会议”以后,冯、汪事实上已经在各自辖区中的党、政、军队中开始防共分共,并从开始羞羞答答的“礼送”共产党人出境逐步到公开的反共。从6月份以后冯玉祥就在河南陆续给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国民政府发电清党限共。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分共”清党,冯玉祥也在这一天正式向陕西国民党党部和驻军发布命令,公开和共产党决裂。当这块“遮羞布”一旦拉下,便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民众革命运动实行疯狂镇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一时白色恐怖笼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痛遭失败。中共陕西省委曾在1927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总结:“郑州会议以后,冯之反动日益显著,于(佑任)因而南来汉口,不能回陕。冯于此月余时间中,一再布告,限制共产党活动,电令改组省党部,停止省农协、省工会、省学联、省妇联及一切民众运动,电调各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到豫,迫命同志出境,电捕《国民日报》社刘天章、白超然……”。

  冯玉祥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到7月15日正式公开宣布追蒋反共反革命,正好三个月零三天。这便是《白鹿原》中所称的“观望等待了三个月的国民革命军驻陕冯司令终于拿定了主意,投蒋反共。他发表正式声明的时间是阳历7月15日”这段史实的全部经过。《白鹿原》作者在重大历史概念和事件时间上,是完全按照历史原貌,严肃认真地作了真实的反映和纪录。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