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来。后来还是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的同学帮了忙。他想办法绕过那位“强硬”人物，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其他人早一步“回收”进来，这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而这一切原本都是不该发生的。
亲戚朋友都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的喜事，有的路上遇见，就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收教训。”这叫我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们。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
重新走上讲台，我一时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具备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学来的本领，互相攻击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我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