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大，小时候她是个健康可爱的孩子，只是不善言语。有一天家人照看不周，大从楼梯口跌落下来，头部重重栽在地上，送到医院已昏迷不醒。记得我赶到医院，看到的大已是面无血，头上扎着绷带，鼻孔插着橡皮管子，眼睛紧紧闭着，一动也不动。母亲坐在大的病边不住地流泪，病房里静得出奇，我顿时感到世界一下变得不可思议，仿佛来到另一个人间。跺着双脚，我嘴里不停地唸道：“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早上还好好的……”我想哭，却又没有眼泪。一个好端端的孩子，瞬间变成这模样，偏偏又是我的大。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难道这世上就没有大了吗？我真想替大去受罪，让她坐起来，让她出去外面玩耍。我看母亲心如刀绞，已经说不出话来。亲戚们陆续来探望，一见面就问：“还没有醒过来？”祖母一直在唠叨：“太不听话了，太不听话了……”埋怨中带着几分担忧。我怕母亲更伤心，只好安慰大家，拼命找出“不要紧”的依据。护士一会儿来察看一次，医生不时来检查，照例一声不吭地走了。大家再三追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们只是含糊地应着。我知道伤势是很严重的，晚上将是判决生死的时候。里我几次从梦中惊醒，朦胧中很怕听到不祥的哭声。直到第二天清晨，家里没有什么动静，母亲整在病房里看护，一大早祖母就赶到医院去，我略微放下心。不久听到母亲从医院回到家里，说大醒过来，知道饿了。我说不出的高兴，此时才掉下眼泪，急忙带上吃的，奔向医院。大鼻孔里的管子已被撤走，眼睛无力而柔和地张着，一直望着我进来，大概嘴里还喊不出“哥哥”。
大伤好以后，显然留下了后遗症，变得有些固执和傻气。加上后来又有几个弟出生，母亲好像不再喜欢大了。尤其是1956年“公私合营”后，家境大不如前，单靠父亲一人菲薄的工资收入，显然入不敷出。要养活一大群孩子，持家十分困难。母亲每天忧心忡忡，有时就把怒气撒在大身上。甚至有点歧视，竟不让大跟我们同桌吃饭。只有父亲从外地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大才有了“自由”。母亲还老是拿眼睛瞪她，大吃多了，就骂她馋，而对两位弟弟，却硬逼着要他们多吃点。大因此养成怯生生的样子，只要母亲不在家，她就跑到厨房里吃食物。有一次被我撞见了，她慌忙躲到门后去，后来知道藏不住，才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块饼干，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我。看到大成了这样，我痛心疾首，恨母亲教育不当，不该对大另眼看待。
也许大真有点傻，还没有读完小学，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把她送到工厂去当学徒。才工作一个月，母亲又要大把工资全交上来。家庭经济虽有困难，但这样对待大，也太不公平了。1958年“大跃进”过后，工厂又纷纷“下马”，厂里的工人都被分配到农村去劳动。大在农村住不惯，听说经常吃不饱，她便拿公家食堂里的菜肴。一次，两次……终于发展到被开除回家。这一来母亲气恨交加，一连打了大好几天，恨大不争气，恨大沾上“”的恶习。大概对清白人家来说，最痛恨的莫过于“窃”这两字。(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