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突突地跳，上午顶撞了团宣委。他说我是班上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凭什么给我下这样的定义？还说我娇生惯养，骄傲自大，这不明显在泄私愤图报复？可同学都护着他，说我态度恶劣。我知道下午的会是针对我开的。他们就是想压服，想叫我服服贴贴，“只许州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哪里是大辩论？团支部委员们正围坐在教室前面的草地上讨论着。我焦虑不安地等待他们来较量。
一会儿支委会散了，团组委进来宣布开会，他说：“下午继续辩论，任何人想阻止这场大辩论都注定要失败。教导，‘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团组委的话音刚落，一位同学拿着稿子雄赳赳地站起来说：“何海生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对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利用‘鸣放’之机，大肆向党进攻……”这样的发言缺乏水平，太乏味了。哪里是为了分清是非，探讨真理。而是以他为绝对正确，把别人当“”来批判。凡是能用在“”身上的话，他都搬出来。我反而冷静下来，深知那些话对我多么不合适。但我吸取上午的教训，知道分辨是没有用的。我只是不明白，叫大家“鸣放”，就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几个事先做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个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把海生和‘’分子等同看待。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早从社会上看到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
1月23日召开全校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反攻大陆”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上使功夫，干脆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等方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是由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不满意别人。
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是要捉‘’。刚才有些话可能说重了点，但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应该从阶级感情方面去考虑。”这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追究词句，他们却这样在做。当初如果不是校长使劲启发鼓动，同学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吗？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来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跟那些人的思想有关。那么学生不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吗？如果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呢？难道校长是故意唆使人干坏事，而后自己溜去叫警察，还说是出于“好心”的吗？学校的教育职能是将错误化有为无，还是无中生有，故意设计陷阱，網罗学生，再来达到所谓的“教育”？（待续）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