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则小故事当然不是真有其事，梁启超自然也是心知肚明，不过用此以形象地说明晚清多数官僚的守旧顽固、苟且偷生的心态是千真万确的。而事实上即使如张之洞，在晚清也得上是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但其改革进取的精神也是有限的。维新派就如同处于汪洋大海的守旧官僚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上一般。
改革是社会的重新整合，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新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深深感到，他们变法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惹恼了守旧派，顽固官僚纠集起来拼命反对。当初康有为不过刚刚上了一道折子，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yu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满朝上下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yu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不过言须增设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又比如当初保国会在北京成立。聚集在粤东会馆的200余名激进分子，发表演说，声泪俱下，有力地推进了维新变法，但也立刻引起守旧派地仇视，他们一是著文驳斥保国会的主张；二是成立“非保国会”与之对抗；三是造谣生事加以破坏……
梁启超在慷慨陈词，康有为也在一旁作愤愤然状，张文英却似乎无动于衷，颇有些不以为然。
与那些在海外聆听梁启超演讲便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不同。百日维新期间张文英大部分时间可都是在京城里地，后来去了天津，但消息也一样灵通，当时朝廷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自然不会不知道.
“据说卓如先生对于王安石甚为推崇嘛。”时代已经改变。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也比原本地世界早一些写出来，但他对于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的评价却没有丝毫改变。
自宋以后，主流舆论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是基本予以否定的，即便是那些对于王安石个人很推崇的人对于他的变法也颇多非议，但是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开始进行正面地评价，其中尤以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尤其是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更是成为了他们变法的理论依据。
“卓如先生可知历代最为推崇王安石的都是些什么人？”
“你是想说都是小人、佞臣吗？”梁启超这么说也是有道理地，在宋史中新党可是除了王安石自己之外都被打入奸臣的行列了。
“那倒也不是，但仔细研究一下这些人的出身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大都是江西人。”
张文英的话意思已经相当明确了，那些人对王安石的褒扬，未必便是真心推崇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更多的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传统的一种表现罢了。至于那些立宪派。又何尝不是因为与王安石有着相近似的理念而推崇他地呢？
“平心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要知道所谓守旧势力中也有不少原本是支持变法的，他们中很多都亲身经历过庆历新政，对国家的弊病了解的不会比王安石更少。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还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首先是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地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便以理财为例，宋朝时讲究藏富于民地，财政困难是因为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采取地还是类似汉朝桑弘羊的刮地皮式的方法，如此不仅不能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老百姓反倒是先受其害，尤其是作为国家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损失尤为惨重，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变法了。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取得熙河大捷拓地千里，但也不过得逞一时，军事上软弱无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王安石本人急于求成，刚愎自用，虽然能言善辩，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但却不善于拉拢朝中重臣，就连司马光这样的老友最后也被逼到了对立面上，而他又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份子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也变了质……这样的变法，要是真的侥幸能够成功那才真的是没天理了呢。”
梁启超与康有为闻言都大惊，张文英讲的是王安石的变法，但谁都晓得他说的还是戊戌维新之事，若按他的说法，则当初梁启超所总结的变法失败的原因便完全是错的了。
梁启超正襟危坐，康有为也收起了之前的狂傲，变法失败的教训是那样深刻，他们自然不愿意错过这个讨教原因的机会，这个时侯，之前与张文英的种种恩怨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