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此时的休谟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休谟作为一个“泛无神论者”、或者说“自然神论”者，在此时的英国，可谓是人厌狗烦。
结果出门掉泥坑子了，他身材太胖，爬不出来，就在那呼救。旁边围过来几个农夫，说救你可你，你信教吧。
休谟说我不信，农夫说那你就继续趴泥窝子里吧。
休谟说行那我信吧，于是被摁着头念诵了一段《主祷文》和《威斯敏斯特信经》，并围许多人作证，由是得脱。
所以，想要人信经，就得依靠灾难。
如果没有灾难，那就人为制造。
而大顺现在的做法，就是人为地为英国制造了一场经济崩溃式的灾难。
这场灾难过后，英国已经无法在恢复原本的体系了，因为原本的贸易体系需要的是强大的海军支撑。
而英国之前的玩法，已经彻底耗尽了英国的战争潜力，这就是个标准的“岛国搏大陆”的模式，梭哈赌一把。
赢了，一切好说。
输了，4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国债，便让英国再无赌本。
这不是可不可以赖账那么简单，因为债主大部分都是国会的议员，而赔付的主体是英国政府，怎么可能债主自己把债抹掉？
英国不只是战争潜力已被耗尽，更是后续维系这个以《航海条例》为核心的重商主义体制的潜力，也已耗尽。
林林总总的重商主义法规，也是需要资源维护的。没有资源维护，那就是一堆废纸。
被大顺打了这么一棍子之后，维护的成本要数倍于从前。英国的旧贸易体系，已经彻底无法支撑了。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开药方？
大顺给开出来个一个药方，效果如何，暂且未知，但似乎大顺富庶可以作为左证。
其余人能给开什么药方？全民总动员？这样的药方，连开都不用开，因为这不是30年后的英国，这是其“正统性”问题还未解决的英国，十年前雅各布派才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欲迎正统。
大顺给开出的药方，最起码，能很现实地解决国债兑付问题。因为，本身皮特在要求扩大战争的时候，新发国债的利息兑付承诺，就是茶等贸易品的关税。
英国一共几个人？皮特的那一波新国债，可是卷进去30万户家庭。
而且，更为关键的，便是《33年糖蜜法》的教训——再往远了说，大明永乐年间香料垄断崩盘的教训：
离得太近，是管不了走私的。
离得越远，越能把走私控制住。
隔了大半个地球的话，控制走私肯定比相隔百十里容易。
只要大顺能够提供足够的、价格低廉的商品，那么，两边合作之下，是真的可以把关税都收到手里的。
虽然按照新的“经书”解释，其实应该一分钱关税都不收的。
也其实按照理论上最有利大顺这边工业发展的诉求，也应该是一分钱关税都不收的。
但是，现实和设想之间总有巨大的区别。
大顺还没本事把舰队驻扎在伦敦。
况且，就在有这本事，少卖一点货，让英国征收点关税，从而豢养军队镇压反抗，这样一来更合算。
守土官长、守土官长，若是没有守土官长，那岂不是要自己去统治、镇压、抓捕？又累又不讨好不说，花钱也更多。
不给人点好处，谁给你当守土官长？
再说了，英国养军队、养镇压起义的兵，不也得花钱嘛。
不给英国关税，英国想要养政府和暴力机关，就只能收土地税了。
到时候，收土地税收的太狠，把英国的地主、士绅，也逼到革命派那一边去了，那就更对大顺的新兴资产阶级不利了。
任何政策，固然说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最好不要让所有人都不满意。
旧的体系，英国内部有人在维系，所以可以绵延百余年。
新的体系，英国内部也得有人维系、有人得利，且得利的人需要在政治力量上足够强大才行。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英国为了维系这个旧的重商主义体系，一场战争就耗费了将近2亿英镑。而如果早点实行自由贸易，这2亿英镑，根本就不用花，英国也会更加的繁荣富强，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安居乐业，国家财富增加。
也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英国的邻居，法国，就有上等的葡萄酒。可我们却舍近求远，去买葡萄牙的葡萄酒。为什么不直接放开贸易，买法国的葡萄酒呢？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买葡萄牙的葡萄酒呢？如果买法国的葡萄酒，是不是人民就可以喝上更便宜的葡萄酒了？毕竟法国比葡萄牙，距离英国更近。
应该说，亚当·斯密，当然懂自由贸易。
但亚当·斯密，肯定不懂资本主义。
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不管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还是殖民扩张，亦或者垄断财团，都只是器，而非道。
有利的时候便用，奉之若经。
无利的时候便弃，弃若敝履。
自由贸易是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
正如私有制是私有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
亚当·斯密是否知道英国为什么要进口葡萄牙的葡萄酒？
是否知道《梅休因条约》的具体内容？是否知道英国的资本开始控制葡萄牙的葡萄种植园和酿酒业，并且直接击溃了葡萄牙的纺织业，为英国至少20万从事羊毛、养羊、纺织、呢绒、制碱、木匠、机械制造等相关的家庭，提供了相对优握的生活？
为什么西班牙对葡萄牙开战的借口，是“将葡萄牙从英国的经济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
他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的话，很多人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是啊，为什么要花两亿英镑去打仗？为什么非要舍近求远进口葡萄牙的葡萄酒，而旁边的法国就盛产葡萄酒？
当然，对于乔治三世等英国的统治阶级而言，他们是懂这里面的道理的。
只不过，现实无奈，旧体系注定崩塌，他们也无计可施。
在这些王党核心成员看来，这本小册子肯定是有问题的。
可正如不久前发生的诸多事件——在苏格兰，走私犯被军队抓住，军官被苏格兰人事后报复，像是拖死狗一样用绳子把军官吊死，最终根本查不到是谁下的手；亦如在爱尔兰此时正在流传的那句口号：要么自由贸易、要么武装起义；亦或者北美这些年对于重商主义政策的极端不满，和走私已经成为一种高尚的、受人尊重的职业。
原本，这些反对重商主义，大加走私的人，缺乏理论支持。
现在，他们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经”，通过此经，每一个走私贩子都可以挺直腰杆，骄傲地告诉那些来抓捕他们的人：我的事业，是正义的。
来吧，枪毙我吧。我不会惭愧、更不会羞耻，反而在死前依旧可以骄傲地扬着头：我的事业，是在为英国人民谋福祉。英国奉行的是生产者的哲学，却不是国民的、消费者的哲学！我在为我认为正义的事业，用我自己的方式——走私——而与错误的、黑暗的、可耻的、压迫的旧英国，战斗！
走私无罪！
逃税有理！
这，才是可怕的东西。
这，也就是经的作用。
在没有“经”之前，走私贩子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虽然他隐约觉得自己未必做错了，但因为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所以终究还是有些道德上的负罪感。
有了“经”之后，那么也就把最后一点道德问题给打消了。道德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重商主义时代试图塑造的道德，和自由贸易是正确的环境下的道德肯定不同。
于是，王党的核心成员们，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候，必须要明白，自己该怎么做，才能让王党真正坐得稳执政者的位子。
于是，王党核心中的核心，乔治三世，向他的近臣们询问着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实际上，乔治三世只是看了六条建议中的两条，后面的他并没有看。但这两条，正是整个小册子中提纲挈领的精髓。
他想问问臣工们的意见。
布特勋爵只能摇头道：“我的陛下，战败已是不可避免的。从海军传来的最新消息，中国人再度向这边增兵，又增加了几条军舰，甚至还有崭新的战列舰。”
“可悲的是，中国的周边，并没有一个法国或者西班牙，也就是没有一个能够威胁到他们的敌国。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将他们所有的主力战舰，调到这里。”
“这本小册子，显然，背后有中国人的影子。正如他们在爱尔兰扇动自由贸易和反叛一样。”
“但，这未必是一件全然的坏事。”
“至少，可以确定，中国人的底线，是我们战败、放开关税。只要我们答应他们的底线，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应该不会帮助法国人登陆伦敦。”
“当然，前提是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
“我的陛下，这并不是个两难的选择。”
“因为，两难的选择，是两者相近。”
“而现在……”
“是让法国人登陆伦敦、让王位僭越者勾结托利党人复辟？”
“还是答应中国，承认战败，接受中国的关税国债兑付偿还计划？”
哈利法克斯伯爵则补充道：“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人想要的，只是贸易。如果我们放开关税，允许中国的商品在不列颠的每一个角落售卖……”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方面，会保护我们免遭法国的入侵？”
“我的陛下，正如每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必然会反对马基雅维利一样。”
“而每一个真正的科尔贝尔主义者，一定最反对科尔贝尔，如果他不是法国人。”
“即便现在中法结盟，也不见得中国人就会喜欢高关税和对国产工业替代着迷的法国。”
“中国的那位公爵，虽然一直在叫嚣着自由贸易。但他所说的自由贸易，指的是中国的棉布进入英国，却绝对不是法国的呢绒进入英国，即便如果后者也是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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