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三天的上午，在我焦急的等待中，中英联合长江气垫船飘流探险队到来了。10点30分，两只草绿色气垫船从宽阔平坦的江面上飞驰而来，船身闪亮色，船体两侧溅起排排浪花，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这一瞬间的景象，是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探险之快乐并产生浓厚兴趣，大自然是如此的壮美，心中涌起无限的激情。船是水陆两用，在水中如汽艇，在陆地如汽车飞奔。据高原所同志讲它们在完成这次中国长江漂流探险后，将被送进大英博物馆作为展品保存。这次采访，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正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船体和探险队员准备采访拍摄时，一名身材高大的英方队员突然走上前来，逼近我，挥动着双手，示意我不能拍摄。他的这一举动，出乎我的意料，我很快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并勇敢的迎上前去，一手举着照相机，另一只手中从兜里掏出了记者证，晃动了几下，这是我心里想的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还能由得了你。看到我的举动，那英国佬站在那里犹豫了，这时另一名英国队员对他嘀咕了几句英语，他便转身退了回去，不再干涉我的采访，我索性进一步走上前去，对着采访对像拍摄起来。
后来，我在这里采访的独家新闻、拍摄的照片，新华社、中新社两大通讯社都采用了，同时向国外通讯社发了稿，香港文汇报为此还特意编发了整版彩色专刊。我想那英国佬回去看到后，一定会感谢我的。
通过进一步的采访，我了解到，担任这次探险活动的队长是老将迈克科尔，他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英国的一名空军英雄，我了解英国空军那段难忘的历史，在二战中，是他们拯救了英国，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拯救了欧洲，拯救了世界。迈克科尔退役后，自己组织了一家太阳神探险公司，曾先后漂流过世界上许多有名的大江大河，这次，他受雇于英国几家公司，来中国长江上游及源头漂流探险。这是他多年的愿望。通过采访，我对这位空军英雄和勇敢的探险队员们充满了无限敬意。
参加这次探险活动的，还有一名英国妇女，是随队的医生。她身材修长而健壮，沿途免费为不少落后地区儿童接种过儿童免疫苗。
探险队在沱沱河停留时间不会长，这是我当天中午吃饭时得知的。那天中午，我正在一个小饭馆吃午饭，两名英国队员闯了进来，其中一人对着饭馆老板伸出右手，大拇指和二拇指笔划了一个圆圈，嘴里学着鸡叫：「咯嗒，咯嗒。」当时在场的人看着老外的表情和叫声，都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很快，店老板便知道两个老外在采购鸡蛋，于是，他也学着老外的样子摇着手说：「没有﹃咯嗒﹄。」老外在这里没有买到鸡蛋，出去后又去了一家小卖铺，买了两箱子水果罐头抬回去了。看到探险队大量采购食品，我意识到他们很快就会出发，于是，吃过午饭，我也来到了这家小卖铺，买了几包饼干和两瓶水果罐头。
果然，第二天一早，探险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天公不作美、一大早下起大雪和小冰雹，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海拔4800米的沱沱河，气温骤然下降，气压很低，空气更加稀薄，它又一次向外来者显示出了它恶劣气候的威力。
早晨的风雪和小冰雹，覆盖了探险队的营地，抽打在队员们的脸上，风雪和冰雹没有阻止住探险队出发的决心。队员们收拾起帐篷，打起背包开始往船上装运东西，准备加油时，汽油桶的盖子被冻得结结实实，怎么也打不开了，开始是一个人在拧，后来又过来了一个帮忙，仍是拧不开。两名队员站在风雪之中，一脸无奈的表情，清鼻涕一个劲儿地往下流，这是一副人类征服大自然的真实写照
气垫船在一片灰蒙蒙中使出了沱沱河，迎着风雪和小冰雹向长江之源的格拉丹东雪山方向驶去，满身风雪的我，孤零零在江边久久站立，目送探险队员远去，直到气垫船的踪影在灰暗的风雪中消失。
我回到住地，重新整理了行装，带上事先购买的几包饼干和两瓶罐头，沿着江岸顶着风雪徒步向长江之源格拉丹东追赶而去。
从沱沱河到格拉丹东走水路只有100多公里，可是这一天，我沿江走了一上午，格拉丹东仍杳无踪影。回首望去，沱沱河兵站早已踪影全无，这时四周不要说人，连一个活着的动物也没有，惟一感到的是河床渐窄，江水变小。江水绕过的滩地上偶尔有几只灰色水鸟儿落在上面，水浅处已能见到河底，不规则的流水使一片片滩地露出水面，把江水肢解开。河岸上的草类植物比下游更加茂盛，地上长满苔藓状的小白花。
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对到达格拉丹东产生了犹豫，空旷和寂静生出一种恐惧，疲劳和饥饿更加重了这种感觉，在藏北走错路时遇险的经历和惊慌在大脑中不断闪现，同时，我也想起了万里长征第一飘流者尧茂书勇士的壮举，而我还没有下水漂流只在岸上行走，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我不断为自己壮着胆子，自己给自己打气，以坚定信心。这时肚子不停地叽哩咕噜叫了起来，我感到确实有些饿了，我回手从地质包的外袋里摸出饼干边走边吃着，继续向前赶路，那饼干放了不少苏打粉，叫起来很酥脆，橘子香精味很重，吃了两包饼干，觉得口渴，那时青藏线上还没有瓶装的矿泉水出售，看看江水，又觉很脏，水面上不时有一层白沫泛起，混浊得无法饮用，我想起来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于是放下背包，把它取了出来，手里拿着罐头，我犯起愁来，眼下没有任何可开启罐头的工具，而我又火急火潦想吃那罐头，最后只好在三角架上把它敲开，结果罐头是打开了，有一半都洒在了地上，罐头玻璃瓶的碎片把我
的手指划开一道小口，鲜血顿时冒了出来，我一边吃着罐头，一边用嘴吸着手指上的血，甜和淡淡的咸味混在一起。
吃完了饼干和罐头，补充了体力，也增加了我的信心，我背上东西，顺江而上，继续追寻探险队。这一天的天气很糟，从早晨到下午一直都是阴沉沉灰蒙蒙的，显得毫无生气，给人一种压抑感。周围人畜全无，江河原野一般寂静，展眼向上游远方望去，几座起伏的秃岭连在一起。我幻想着如果是晴天的话，下午的阳光照在上面，会泛起金黄色，与蓝天白云弯曲回荡的江水相衬，会产生出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而现在看上去，一色的阴灰，使本应壮美的江河之源，失去了它应有的本色。翻过几座小丘陵，又有几处低矮的山峰在远处冒了出来，我难以判断前面的山峰是否就是格拉丹东。我疑团重重，当时，我的心里虽然只有格拉丹东，然而，理智告诉我，远处突起的山峰仍不是江河之源，格拉丹东的山顶应有大面积常年不化的积雪，而远处的风景却不见一点亮色。这时，我心里着实没了底，不知是进是退。此时，离天黑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心里一犹豫，脚步也慢了下来，渐渐地返回的念头占据了上风，于是，我停下了脚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还是返回、保证已有的采访成果。
当我决定返回时，心里是那样的极不情愿，我已经向上游走了近10个小时的路程，一切心血将付之东流。我久久遥望着长江之源格拉丹东的方向，极力想象着它的尊容，在充满着无限的遗憾之中，我终止了这次追赶，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向回走去
返回的路途，尽管大都是在黑暗中摸索中行进的，可是我的心里并不十分紧张，首先我知道方向不会有错，在远处的前方，有沱沱河兵站和横跨在沱沱河上的大桥会阻住我的去路。
然而，等我远远地看到行驶在沱沱河大桥上若隐若现的汽车灯光时，已经是后半夜了，这一天，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在海拔近5000米的长江上游，沿着江岸不间断往返行走了近20个小时，只觉得浑身酸软、疲惫不堪。由于后半夜再没有汽车通过，一直到了沱沱河大桥跟前时，我才发现已经到了沱沱河兵站。从岸上向上看去，却看不到一丝灯光，我摸索着爬上公路，这时，公路两旁的小饭馆和小卖铺，黑乎乎静悄悄的，显得非常矮小，劳累了一天的主人早已进入梦乡。我穿过公路，向兵站走去，兵站停车场上空空荡荡，走时停满的坦克车和装甲车这时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这一晚再没有新的车队到达。
穿过走廊，来到我住的房间，放下背包后，人已精疲力尽，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来到值班室，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听到里面有动静，从值班室走出一个高个子的胖女人，她揉开惺忪睡眼，看了我一下，拿着钥匙给我打开房门，一句话没说，转身又回到了值班室，我顺便看了一下时间，已是凌晨四点半了。
进了房子后，我觉得有些口渴，而房间里却没有水壶，也不见杯子，我出门来到走廊，在走廊的中间有一口大缸，是专门放水用的，洗脸刷牙都用这里的水，我拿水勺舀了半勺水一口气喝了下去，喝完水，回到房间，满身是汗的身子迅速凉了下来，湿透的内衣紧紧贴在身上，我脱掉鞋，拉开被子穿著毛衣毛裤就睡下了。
睡梦中，只觉得浑身发冷，关节疼痛，后来头也痛了起来，身体酥软无力，我感到是在发烧，可是又不想起床，这样过了很久，随后身子越来越觉得难受，我坚持着起了床，摇摇晃晃地来到了沱沱河兵站医务室，这时，已经是当天下午5点多钟了，一量体温，397c，算下来我持续发烧已经10个小时了。兵站的军医给我量过体温后，赶紧打了一支柴胡，这一支柴胡算是救了我的命，我还记得当时只收了一角钱药的成本钱。打完针以后，军医又仔细看了看我，有些不放心地劝我赶紧离开这里，他说每年都有战士因感冒发烧引起肺气肿而致死。他还告诉我1986年中美联合长江漂流探险时，一名美国摄影师在沱沱河也是因为发烧引起肺气肿而死亡的，因此，美国队终止了那次交流。军医的话无疑是真实的，这件事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和许多新闻单位都曾作过宣传报道。
走出医务室，回想着刚才军医说过的话，这时我的大脑仍在发烧，发烧的大脑联想到，1986年美国队中止了漂流，今天英国队又来了，美国摄影师死了，中国的摄影记者又来到了沱沱河。人类的这种征服自然的决心和勇气、前赴后继的探险精神永远都不会终止。
与藏北有关的两个人
一天下午，我正在记者部办公室撰写稿件，突然进来了一位脸色黑黑、个子矮小的青年人询问我的名字。他说是来找我的，一边说着话一边从他的一个小提包里拿出几张放大了的黑白照片，让我看看画报上能否刊用一下。我先问了一下他怎么会找到我的，他说是动物所的同志介绍来的。我的目光重新落到了那几张照片上。照片拍摄的不太讲究，后期制作的质量也很差，画报上实在不好刊用。本来这事并未引起我的重视。惟一使我感兴趣的是：照片拍摄的内容是藏北那曲的牧民生活情景。
时隔不久，我去动物所，摄影组的同志给我讲了一些有关该同志的情况，这才使我对该同志有了一些敬意。可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动物所摄影组的同志只告诉我，他叫「龟五锤六」。要说明一点的是，我这里没有一点贬低他的意思，他们确实是这样对我讲，他的名字叫起来是有些不太雅观，可是我们的交谈之中，无不对他充满了敬佩之情。
原来，他几乎与我们同时去的**，他随身带了一台破旧的照相机、印相纸和一些洗印的药品及黑白胶片搭车来到了**，在那曲镇一间很简陋的房屋住了下来。然后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带上照相机开始到有人群的地方拍照。虽然他的照相技术不很高，但在经营上很有特点，他给牧民照相时从不先收钱，而是照完就走，待送照片的时候才收费，这样一来，很快赢得了藏民对他的信任，所以生意也还不错。有意思的是，他把胶卷冲出来后，没有印相机，房子里没有电，于是大白天的他就把住的房间全
全部封了起来，里面漆黑一团，这时他把中间的窗子透上一个小孔，然后双手紧紧握住底片和印相纸对窗孔小眼上透进的一束亮光一照，再把相纸放进配好的显影药液中。他那富有创造性的简单操作，使我想起150年前摄影术诞生时的情景。就这样，他用原始的方法把照片里出来后，第二天再把照片一张张送到放牧点的藏名手里。
听了动物所同志的介绍，我很受感动，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人已为数不多的。当我进一步打探他的下落时，听说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去藏北时用的照相机去了海南岛。那时海南刚刚建省，海南，对于青年人充满了梦幻。龟五要在那里拍摄照片，然后准备办一个街头摄影展览。
知道这些以后，我从心底祝愿他这位不知真正姓名的朋友，愿他一生好运
没有多久，即我从藏北回来不到一年，又有一位陕西鼓风机厂的女青年来到陕西画报社找到我，要和我畅谈去**的感受。她的名字叫朱颖。这是一名颇具个性的大龄女青年，她的事迹似乎更加感人，而且和我的经历多少有些相似之处。她听说有两名男子要从兰州骑自行车去**拉萨，从西安赶到了兰州并找到了这两名准备骑车去**的青年人，不想，那两个人看她是女的，说什么也不同意她一同前往，还怕误了他们的行程。
没有办法，朱颖在兰州买了自行车，一横心，决定自己骑自行车去**。数千公里的路途，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险象丛生，又是骑自行车，它的难度有多大、困难有多少，对于走过青藏线的人来说，是可想而知的。一路上她女扮男装，赶道班，住兵站，终于到达目的地。她在和我交谈中，有些话只说到一半就中止了。我猜想，她一定有许多难言之隐。
后来，她的这次生命之旅，以10万字的日记形式不同凡响地发表在一家文学月刊上而受到读者的好评。
再后来，她去了海南岛，多年以后，她在海口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祝我1988年春节愉快至今我仍保存着这张充满友情和良好祝愿的小小卡片。有一次，我从朋友那里多少知道她的一些情况，起初，她的情况很糟，她像许多闯海南的年轻人一样，遇到了很大压力，因她在单位是辞了公职走的，一度连生活都成了问题。她的性格又很要强，从不把困难告知朋友，相比之下，我去海口，以我的工作成就轻易拿到了在别人看来三份都是很好的工作邀请。到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始终没有勇气离开这灰色的古城堡。这一点，我却远不如朱颖这位勇敢的女中豪杰。
藏北，永远只属于藏北人民
纵观藏北发展史，得出一个结论：藏北，只属藏北人民，而一切外来者只是匆匆过客，终将在此难以久留。以往不知有多少中外探险家、科学工作者都曾对藏北有过浓厚兴趣，并产生过无限的遐想，至今仍牵动着许多有识之士前往此地。有人曾经预言，下一个世纪旅游的热点将属于藏北高原。这一原预言无疑有很大的诱惑力。如今，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古代楼兰遗址先后有大批中外科学探险工作者至此，因此，那里不再有更多的神秘。而现实的藏北高原则情况有些不同，早在18、19世纪英俄探险者在敦煌盗宝成功后，把目标集中到过藏北，那里恶劣的气候环境、严重缺氧使它不同于世界其它探险地。在藏北，庞大的驼队消失了，探险者多为野狼果腹，幸存者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落荒而逃。他们对藏北终于有所认识，宣称那里为死亡之地，致使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藏北高原对外界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对藏北的了解和认识更多还停留在种种神秘的猜测上。
直到70年代，国家和**自治区政府才组织力量对藏北进行过一次科学考察。由于条件、设备、科学等原因，只是进行过一些一般性考察。
我对藏北的了解和认识，是在1985年随这支科学考察队深入藏北无人区生活100天之后。藏北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心灵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和冲击。这些很难用于语言一一表达准确。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特殊，与众不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生活无形之中都受它的影响。藏北，对于我来说，真可谓魂牵梦绕。在和朋友交谈中，也会把话题引到藏北上来。时间一长，我的经历和发表的大量专题照片无形之中对藏北起到了一种宣传广告作用，诱惑许多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去藏北，就连省委书记的小儿媳也非要闹着调到我们单位，要和我再去藏北高原。
由于对藏北的钟情，在经过一段休整之后，我郑重地告诉几位朋友，要把我在藏北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写成书，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藏北高原，这一决定受到朋友们的一致赞许。部分书稿出来后，就有朋友陆续上门阅读。
一天中午，老史和刘宾等几位朋友来到我的住处，每人拿了一篇稿子看了起来，在看完几篇藏北故事的草稿后，老史合上稿子，口中念念有词，他说今年一定要去一趟藏北，就是一个人，一辆北京吉普也要去。这是发生在今年1997年初的事。
8月份，我去了北京，一是给女儿看病，一是拜访中央电视台的赵忠祥同志，就人与自然专题和老师进行交流，在这次交谈中，赵忠祥同志两次提到了本台的汪阳同志，他问我认识汪阳吗我回答说知道有这么个人，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赵说：「汪阳也去过藏北高原，在那里拍摄过野生动物专题片，有的专题还得了奖。」看得出，赵老师对汪阳很敬佩，当时，我本想借此机会让赵老师引荐认识一下汪阳同志，这位在某些方面和我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但看到赵老师工作很忙，因为我的来访已经耽误了他很多时间，实在不忍心再打扰他，也就打消了此念。后来我联想到南方周末本周人物介绍中有一小块介绍了汪阳同志的经历，从中知道他的
...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