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理之辩
知道现状触目惊心，就要想办法解决。
石远的任务就是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灵活处理，教工的薪酬也可以分等级，老教工和新教工的待遇肯定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人才都要体现他的价值，在校园内，薪酬就是价值的一定体现。老教工要养家糊口，要有较高的薪水保证他们体面的生活；新教工同样要养家糊口，还要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这一点如何权衡，还要两位校长多多费心。”
石远的面子还是要给，杨荫榆和陈通伯都点头同意。
石远就继续：“但是差距也不应该如此之大！石某不知道那些海归教授都是做出了何等贡献，如果真的是利国利民，那么每个月月薪10000块大洋也不为过；如果仅仅就是在报上发表些无关痛痒的章，那么就是10块银元也是太多！他们在报上发表的章，报社已经支付过稿酬了！”
杨荫榆和陈通伯都是做实事的人，自然就不会对石远的刻薄有太大反应；杨荫榆甚至还用大力的点头表示同意。
石远就继续：“咱们学校的薪酬既要反应教工们的价值，又要兼顾一定的平等性，不能因为对某一方面过于看重，就伤害了整体的利益。涿州不是北平，消费没有北平那般的高，咱们同时还有针对教工的福利，比如分配住房和医疗补助，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解决教工的后顾之忧，还提高教工们的积极性。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落在等级的晋升上，如何确认一名教工具备了晋升等级的资格，这一点就成了重中之重。”
确实是重要，后世教育行业各种晋职称引发的闹剧，极大的影响了教师这个行业的形象，同时也对教学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前车之鉴，石远自然就不想重蹈覆辙。
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石远指出问题，就要提出解决办法：“依我之见，一名教工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要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决定。如果学校内有过半的教工和学生认为这名教工具备晋升的资格，那么这名教工就应该得到等级晋升，进而获得更多的报酬。”
杨荫榆面色不变，陈通伯就出言附和：“嗯！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也不算什么好办法，后世众人群策群力，仍然免不了引发争议；石远并不认为自己就能解决全部问题。
石远还是留的有后路：“呵呵，我这个也只是建议，具体如何执行，还要看两位的意思。有一点要事先说明，原则上，政府不对晋级名额加以限制，上报多少就会批复多少。如果如此执行，这也只是咱们学校暂行规定，如果过段时间，有更好的办法出现，或者是这个办法不再合适当时的具体情况，那么这个办法就要修改，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定，如果要保证规定具有充分的生命力，那么就要对这个规定进行不断修改，这样才能与时俱进！”
这话没错，杨荫榆和陈通伯都点头同意。
石远就不多做纠缠，继续下一个话题：“我刚才看了李部长的图纸，感觉有点不合适，想来和两位商议一下。”
石远示意，李健工就把图纸挂在旁边的展示架上，开始讲解图纸上各个功能区域的设置以及作用。
杨荫榆和陈通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纸，对李健工的讲解就频频点头，显然非常满意。
石远等李健工解释完，这才提出问题：“两位感觉咱们的新学校怎么样？”
这两位搞教育是专家，搞建筑自然就是门外汉；听到石远的话，两人就只有点头的份。
陈通伯年进三旬，16岁那年即赴英国留学，先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学政治经济，获博士学位。他为人处事较杨荫榆还是灵活一点，就出言赞叹：“不错，不错，这个图纸设计得很好，如果建成之后，那新学校将是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大学。”
杨荫榆就不置可否，她出国就读的学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相比较陈通伯就读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学术上不相上下，在教学氛围上就要宽松一点。
杨荫榆对于教学条件要求不高，只求有个能够教书育人的地方就行，对客观条件就不是很看重，对于学校的建设自然就不太上心。
石远还是引导：“在两位看来，咱们办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目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的《师说》大家都不陌生。
至于怎么达到，这个问题还真没有答案！
杨荫榆和陈通伯已经是国内教育的先行者，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同样也在摸索之中！
摸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求知验证的过程。
杨荫榆和陈通伯正在摸索的道路上，自然对这个问题就感兴趣。
杨荫榆不犹豫，首先给出答案：“教育的目的自然是要教书育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至于方式，我认为师长的言传身教最重要！”
这话没错，陈通伯补充：“杨校长说的很对，言传身教，而且要和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才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的学生才有正确的分辨能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不偏不倚的看问题！”
石远忍不住鼓掌，说的真的很精彩：“很好，两位不愧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看来石某找到两位还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别管接下来怎么说，先把好听话送上，这样也便于两位人杰接受石远的理论，或许石远的智商不如杨荫榆和陈通伯高，情商还是不分伯仲的。
杨荫榆和陈通伯都面不改色，作为这个时代少有的“海归”人员，他们早就能够在石远这样不疼不痒的赞誉中八风不动了。
没有得到意想中的反应，石远也不介意：“教书育人确实是没错，但是石某有一个疑惑，就是咱们要教什么？所谓的满腹经纶，到底是要一肚子经，还是要一肚子实实在在的科技知识！这牵涉到课程设置上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我想和两位讨论下。目前的大学，大致分为本土大学和洋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两种。本土的且不用说，咱说这洋人的。西方人无不是心怀叵测之辈，他们在国内开办大学，目的自然就不会单纯。这些学校的课程是以科和神学为主，前者可以用来渗透咱们的上层建筑，后者则是在底层民众中扩大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同样也是为了扩大在底层民众之中的影响力！”
石远可以不知道这个时代教工的薪水，但是对于这些高屋建瓴层面上的事情就知之甚深，这些事情早就被无数大神，在后世的网络上翻个底儿掉，石远自然是随手拈来。
明白这些事，石远就对于西方人没有丝毫的好感，自然不惮于用最大的恶意揣测西方人。
石远不关注杨荫榆和陈通伯的反应，还是先把自己的观点做个完整的说明：“这些洋人可以为咱们国家培养学家，可以培养神父，可以培养一些不怎么高明的医生，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咱们目前没有了科考，那么官员的选拔和社会精英的出现，就要从大学中诞生。如果这些官员和精英是从洋人的学校中毕业？那么结果会是什么？这些学生从洋人的学校毕业，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亲俄、亲东瀛……”
石远稍稍顿住，给杨荫榆和陈通伯留下思考空间。这两人都是当世人杰，自然也明白这个现状的危险性，只是明白归明白，解决还是没有思路……
这里需要说明，唯一的例外就只有德国，或许是因为德国人的心眼儿比较实，在割占了青岛之后，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当时亚洲第一的理工学院——德华大学。并且以德国式的严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相当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可惜这所学校仅仅办了5年时间，就随着日本在1914年攻占青岛，德华大学从此灰飞烟灭。
石远继续：“那么再看本土大学，在以前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目前的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是为了培养官僚，那么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学，比如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这个问题陈通伯知之甚深，听到石远的介绍，陈通伯就点头同意，表情还是沉重。
石远不留面子：“如今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比如教育界泰斗蔡先生，他就认为大学不应该开办理科，只要有科、医科和艺术类的内容就已经足够；至于理工之类的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工作，则应当由专科职业学校来承担。”
涉及蔡先生，看上去陈通伯就想要辩解，石远就抬手阻止：“办一个史类学校很简单，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这些设备国内不能生产，从国外进口价格更是昂贵之极，教育经费的要求也就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因此，在以前想要办一所兼具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所以，很多学校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科学院创办起来。”
这话还算中肯，陈通伯面色稍稍缓和。
石远就疑问：“两位都是学界泰斗，对理的利弊知之甚深。以前不办理科院校，困难固然有很多，追根到底还是因为有限的经费没有用到刀刃上！如今，石某提供足够的资金，提供足够的支持，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新学校刚刚起步的机会建立一所理工科类型的高等学校？”
理工科！杨荫榆和陈通伯眼中几乎同时亮起来。
不是不想，而是梦寐以求导致患得患失，以至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都不敢去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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