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州位于青州与梁山之间，梁山军如果想稳稳的控制住青州，那济州就必须拿下。但是王伦不亲自率军前往，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理。
王伦心中明白，梁山军虽然现在屡战屡胜，但是如果得不到广大百姓的鼎力支持，那久而久之，力量只会越来越弱，最终还是要退回梁山，那样就只能做一辈子强盗了。如果想得到百姓的支持，仅仅靠劫富济贫，那是远远不够，那就像是《曹刿论战》中所说的那样：小信未孚，民弗从也。王伦想了多日，最后他决定在宋朝进行土地改革。
在宋朝，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这条政策看上去好像是很公平，但细细想来，这其实是一条掠夺民财的恶政。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欺负人家后周王朝柴家的皇帝年幼，皇后年青，没什么保家卫国的法儿，于是他就弄了个陈桥驿兵变，轻轻松松的便夺了柴家的江山，自己做了皇帝。
赵匡胤知道自己这个皇位来路不正（其实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个开国皇帝的皇位来路是正的？），他既怕前朝的官员们“起义”，又怕新朝的将军们谋反，于是便弄出了这个允许达官豪强掠夺小老百姓，祸害大宋普通百姓数百年的不抑土地兼并的恶政来。于是乎前朝的遗老遗少和新朝的宠贵们纷纷跳将出来抢掠般“收购”小老百姓的土地。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何等的重要不消细说，大家都是知道的。百姓们没了土地，就给大宋朝的官老爷们作佃户，年景好些，那还可以吃饱肚子，一旦遇到灾年荒年，那就要么就是将自己卖给大户人家做仆人，要么就饿死。所以，纵观两宋历史，可以说是从它开国之日起至灭亡那日止，几乎是天天都有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王朝历史上是仅见的。
然而这种结果，大宋朝的各代皇帝早就预料到了，于是他们采取对外妥协，花钱买平安；对内高压，一百万禁军随时出动镇压起义。所以宋朝历史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所以王伦决定进行土改，只有让那些广大的没有土地的平民获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才会死心塌地的跟着梁山军一起造大宋王朝的反——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大宋王朝广大的没有土地，或者是失去土地的百姓便是王伦所率领的梁山军的忠实朋友。
在青州府衙上，王伦、吴用和公孙胜相对而坐，王伦端着一杯热茶，翘着二郎腿道：“土地是百姓赖依生活的根本，百姓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没有饭吃他们就敢挺而走险，拉杆子造反，所以我想在青州实行新的土地制度，让他们衷心的拥护我梁山军。”
吴用问道：“头领要建立怎么样的土地制度？”
王伦道：“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
公孙胜问道：“王头领准备如何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呢？”
于是王伦便将自己“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的想法解释给公孙胜听了，公孙胜在出家前也是个穷苦人，是在家没了活路，这才出家做了道士，他支持王伦的制度的，道：“王头领这个意见贫道一百个支持，贫道未出家前，老百姓没了土地就卖儿卖女，遇着灾荒年就还人吃人，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如果真能‘耕者有其田’，那到了灾荒年就不会出现那样的惨景了。”
吴用思索了一下道：“‘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十分的困难，不晓得头领准备如何做到‘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
王伦早料到他们会这样问，于是他从袖子中取出一张纸，纸上是王伦写的变更土地制度的办法。其实这些办法也不是王伦想出来的，他对我国伟大领袖起义之初在江西中央根据地采取的土地制度烂熟于胸，这不过是将那一套办法原样照搬过来罢了。
那纸上写的土地制度变更办法是：
一、按根据地内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凡根据地内百姓，无分男女老幼，一律平等，各拥一份土地；
二、以乡为单位分配，以免宗族势力干预；
三、以原耕地为基础，肥瘦搭配；
四、地主土豪，原产没收归公后，亦平等分配一份土地；
五、根据地籍义军将士，皆平等分配一分土地；
另设义军公田，由村民共耕，收获后作义军军粮。
又设裁缝队、打粮队、打马草队、救护队等后勤衙门，建设根据地。
公孙胜看了后，问道：“根据地是什么地？”
王伦道：“根据地就是我军所占领的城池乡镇，一概称为根据地。”
这时他看见吴用的嘴巴动了动，似乎有话说。于是道：“军师有话，但讲不妨。”
吴用犹豫了一下道：“头领的改制虽然不错，可是只怕众家兄弟不从．．．．．．”
王伦猛得一拍桌子，道：“谁不从我去说。”
吴用有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梁山的众多头领中有许多就是地主出身，比如说晁盖、柴进、李应、穆弘，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出身，另外还有些军官出身的人，比如秦明、花荣，他们过去也是拥有土地的，所以这些人也是不赞成王伦的土地制度的，但是王伦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这些人都反对他，都离开他，他也要坚决的执行新定的土地制度，因为执行了新的土地制度，老百姓才会支持他的军队，他才有可能在今后的战争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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