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是那些认为“国家是社会内部不同集团对抗、冲突的体现”貌似有些道理。例如，在农业经济形态的早期阶段，曾出现过大量的、剥夺自然人利益权利的非经济行为，在社会内部出现“剥夺者”与“被剥夺者”尖锐的矛盾对立。“剥夺者”要维护自己的“非经济行为”，必须借助国家暴力。再如，在农业经济运行中，土地必然稀缺，那些因丧失土地而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人，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对立，所有者为了维护所有权不被侵犯，必然依赖国家暴力。国家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抗”而产生。
国家究竟代表的是什么？
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告诉我们：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仅代表有产者利益的国家是反动的、腐朽的，应当予以推翻、打倒！只有代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劳动者——的国家，才是真善美的国家！
在农业经济社会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成员、奴隶、雇农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那些因丧失土地而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流民是财富的潜在创造者。国家应当代表他们的利益，实现“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很崇高，但逻辑结果却不甚理想。
首先，“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群体效应递减”会阻止崇高理想。
以农业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因气候、水利、经验、工具、伤病、勤懒，甚至家庭性别比例等等自然的、社会的、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出现两级分化是必然趋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真善美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劫富济贫”、“抽肥补瘦”成为无奈选择。
人类进入农业经济利益空间的前提，是家庭利益主体的出现。他具有排他的利益权利和独立的利益选择。如果作为利益主体的家庭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他所期待的权益秩序不能得到维护，付出并不意味着得到，与土地经济要素相结合的、创造性劳动必将趋于衰弱。麦田不再是一望无际，而只稀疏地长在房前屋后；牛羊不再成群，而只肮脏地萎缩在茅厕傍边。
由于利益主体的资格被取消，家庭不再具有利益的排他性和选择性。种10个南瓜，最终自己能得到2个；种5个南瓜，自己能得到2个；种2个南瓜，最后得到的还是2个。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会要求他只付出种2个南瓜的劳动。如果邻村出现了某些一个南瓜也没有的家庭，自己连两个南瓜也保不住。最终结果是大家在真善美国家的领导下，如黑猩猩般一起“猎食”去。连母系氏族都不停留，直接回归大自然。
放任小农经济自我发展走不通，又要实现耕者有其田，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好！”“群体效应递减法则”告诉我们：此路依然不通。证明这一结论的不是规律、法则，而是我国人民60、70年代那不堪回首的岁月，还有今天友好邻邦朝鲜之现状。
其次，稀缺的经济要素会阻止崇高理想。
读者朋友是否还记得“鱼和太平洋”的故事？土地资源最终是有限的，而人口增加则是无限的。“耕者有其田”的逻辑结局便是：全社会除了一张张饥饿的大嘴，连条裤衩都没有。稀缺的土地都必须用来种土豆，连水稻、小麦都不敢种，哪里还敢种棉花。这仅仅是逻辑结局吗？自然界中因缺乏自我抑制而导致大批生命种群饿死的例子遍地都是，不信你去问问赵忠祥。
有不少人以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现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巨大的利益空间，去咒骂马尔萨斯，以此表明自己多聪明、多伟大。倘若当初让他当东汉的和帝、安帝，或是唐末的懿宗、僖宗，将大力发展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既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强国富民。这些话是否属于赵本山所指的“臭氧层子”？总之，在农业经济形态中，强制稀缺的土地要素去适应非稀缺的、无限增长的劳动要素，最后只能是社会崩溃。
放任非稀缺经济要素增长走不通，又要实现耕者有其田，最后唯一的办法就是“只生一个好！”谁家胆敢生两个娃，就把谁家的锅砸了、房子扒了，“宁添一座坟，不添一口人”。因为，不实行这一“基本国策”，就会让马尔萨斯看笑话。
其实，国家就是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公正女神，她通过维护社会最基本成员——利益主体——的权益和秩序，确保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利益空间。二者结合的最佳形式就是农业家庭。维护拥有土地的农业家庭利益权利，便维护了社会权益秩序，便维护了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反之，农业家庭利益权利得不到维护，社会权益秩序遭到破坏，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丧失。人类必将退出这一全新的利益空间。
奴隶、雇工并非这一利益空间的正式成员，仅是农业经济形态进程中的附属存在。1.他们产生的政治根源是种族间的征伐。在农业经济之前，他们只是胜利者餐桌上的食物；进入农业经济后，他们成为胜利者饲养的劳力。2.他们产生的经济根源是利益最大化选择。以饲养劳力的付出替代自己的付出，就像饲养马匹是为了代自己走路。3.他们产生的社会根源，是主导性经济要素土地的稀缺。这是多种经济要素并存于社会时难以避免的现象。所以，奴隶、雇工不是利益主体，他们既没有排他的利益权利，也没有独立的利益选择；既不承担社会义务，也不享有社会权利，只是农业家庭内的附属成员。他们只能存在于社会的边缘。
我们不要以今天的社会发展水平作为标准，对上述社会现象做出道德评价。1.在农业经济形态中，失败者被剥夺的是劳动与权益；在原始经济形态中，失败者被剥离的是皮肉与内脏。2.这既符合利益主体自我利益最大化，也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这是人类进步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这个被农业经济利益主体——农业家庭——呼唤出来的社会公共力量，她只能代表体现了稀缺经济要素要求的农业家庭的利益诉求。
国家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利益主体的权益，调整利益主体的关系，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是经济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实现最佳效能配置。最佳配置的关键是在诸经济要素中，稀缺经济要素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在农业经济形态中，社会财富的增加量最终取决于最稀缺的土地，只有当土地拥有者的权益得到维护，劳动与土地的效能才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社会的利益总量才能不断增加，“最大化”才能实现。也只有实现了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才是一个进步的国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
苏联社会的崩溃不是她不公平，不是她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她不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朝鲜是目前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之一，不可谓不公平。可她现存公平体系的崩溃已经能够预见。因为她没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美国社会的生命力旺盛，不是她有多公平，多么代表人民的利益，而是她实现了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表面上看，国家在维护有产者利益，蔑视无产者利益，在进行阶级压迫，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实质上国家在维护构成该社会经济形态基础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在确保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在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假如国家源于内部集团矛盾，那就应该表现为：阶级矛盾激烈国家强大，矛盾缓和国家衰弱，矛盾消失国家消亡。马克思也正是这样对“国家”做出预言的。可实际历史情况却恰恰相反：内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国家摇摇欲坠、虚弱无比；矛盾缓和时国力强盛、号令四方；当内部利益冲突集团完全消灭以后，全社会只剩下工人阶级和他最亲密盟友农民阶级时，“无产阶级专政”却是最需要极大地加强的时候。我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是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声中长大的。400万军队既不是为反美帝、也不是为防苏修，就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眼镜”被斯大林结结实实地扔到了地上。
那种把国家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凭借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观点，说轻点是幼稚，说重点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如果，我们所说的“权益”，就是“法的精神”，那么那些写了很多深奥著作的人的确是思想大师。可是他们太高尚了、太贵族了，耻于言利。除那个没有搞清“法的精神”的爱尔维修奢谈了一番“利益”，其余都挤进人类精神秘塔咀嚼“精神概念”去了。当然，也不能否认他们为人类自我认识做出的贡献。若没有那一大本一大本的系统的思维体操训练，就不会有你我今天的思维和理解能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对于国家的产生既不能到“国家”本身中去寻找原因，即不能到政治中找原因；也不能到“人类精神”中去寻找原因，即不能到个人或阶级的意志中找原因；而应该到社会利益关系中寻找原因。支撑一个国家政权存在的根据，既不是阶级意志，也不是暴力工具，而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原则。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稀缺经济要素的特殊权益是否得到了维护。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