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在苦思冥想这一问题时，找到了自我反思的验证方法，他自问：“我究竟是什么东西？”——结论：“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就是“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
洛克接着问：为什么“在思想的东西”“能在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己、是同一的东西？”比如：“我”刚才在想:趁他人不注意，把穿红色高跟皮鞋那个女人掉在地上的佰圆大钞捡到手里。现在又在想：这个沿街卖唱的小姑娘好可怜，给她十块钱吧。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却被认定为同一的“我”。对“吾思故吾在”的命题来说，究竟有几个“我”？
帕斯卡尔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回答：“‘我’是什么，比如有人站在窗前看过往行人：如果我正走过，我能不能说他走到窗前只是为了看我？不能，因为他只会顺便想到我。那么，如果爱一个人的美，能说就是爱她吗？不能，如果一场天花夺走她的美而留下她的命，天花也就夺走了对她的爱。如果有人爱我的聪明或者记忆力，那么能否说他们是爱我呢？不能，因为我可能失去这些素质而又不失去自己。如果‘我’既不在肉体又不在灵魂，那又在哪里呢？虽然肉体和灵魂的素质并不构成我的‘我’，因为‘我’没有这些素质也可以存在，可是如果不爱这些素质，那么为什么爱肉体或者爱灵魂呢？能否只爱人的灵魂的抽象本质而不管它具有什么素质呢？不，不可能，实际上那也是不公道的。总而言之，我们爱的不是人，而是他的素质。”
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并不象一棵树那样自然而客观的存在着，虽然“人”的确是自然而客观的存在，但在这一点上“我”与一棵树并没有区别。“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他的客观物质存在，而在于他的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和继承性，这种统一性和继承性依赖其所尊奉和身体力行的道义原则。
莱布尼茨据此认为，个人的道德同一性是“我”的特殊第三维。第一维是“肉体同一性”，即左胳膊属于右胳膊，右胳膊又属于左胳膊，二者归同一主体。第二维是自己与他人的区别，即同类中个体间的主体界线。上述三维的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人”，就象只有同时具备长、宽、高，一张桌子才能存在一样。
人的这一内在道德理念，在经历“单个自我意识”、“承认自我意识”，最后发展到“全体自我意识”。把“全体自我意识”中善的、真的、美的东西加以概括，提炼形成“法的精神”、“民族精神”。这些“精神”的物化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这是黑格尔告诉我们的。
不要说“神圣罗马帝国”，也不要说沙皇俄国，单说普鲁士国家是至善至美的吗？连黑格尔自己都难以肯定。从人类第一个国家产生至今，没有遭到抨击的“理想国”一个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证据，并非都是无中生有；社会主义国家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罪状也是事实确凿；封建国家和奴隶制国家令人发指的残暴更是铁证如山。黑格尔的至善至美的“理念国家”在哪里？
孟德斯鸠替黑格尔打圆场说：就因为那些“昏庸残暴、贪婪愚昧”的立法者，要么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美的法的精神、要么是故意践踏真善美的法的精神，创造出不好的国家并强迫人们接受。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昏庸残暴、贪婪愚昧”的人呢？哲学家们回答说：最终根源是他们在成为人的过程中，选择了“恶”的特殊第三维。
在人道主义学者开列的人性异化目录表中，“天使”与“撒旦”的分离，应该是人性最根本的异化。选择善的特殊第三维就是天使、就是好人，他们追求的是崇高理想、人间真情；选择恶的特殊第三维就是撒旦、就是坏人，他们追求的是财富占有、物欲满足。坏人混在好人中，伪装的比好人还好人，他们假装痛恨撒旦，趁好人熟睡时就残害他。这种观念虽说幼稚得可爱，但世间一切民族、一切人无不受此可爱观念影响。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神曲》，哪个民族没有自己“岳飞与秦桧”的故事，哪个人没有好人与坏人的道德评判？
这些高尚的哲学家不经意中，为人类挖出一条永恒的鸿沟：一些人是天使，另一些人是撒旦。人人都渴望做天使，至少要让别人认为自己是天使。同时，每一个天使都有权揭露披着天使外衣的撒旦，并共诛之、伐之。对撒旦越是表现出“恨”，就越能向世人证明自己做为天使的“纯”。于是，一俟什么人被宣布为撒旦，整日胆颤心惊的人们便有了自我证明的机会，他们会以各种对撒旦无比痛恨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天使本性。
人们为什么会胆颤心惊，天使本性还需要证明吗？
人们在出生时并未从接生婆那里领到“天使证明”，要存活下去就必须占有稀缺物，必须追求利益。占有财富、追求物欲乃饮食男女心向往之。正如古罗马诗人阿维德所叹：
“目望正道兮，心知其善；
择恶而行兮，无以自辩。”
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利益，都渴望得到利益满足，所以都存在被揭露为“撒旦”的可能，故而“胆颤心惊”。当他人被揭露为撒旦，那么掩饰自己求利欲望、证明自己天使本性的机会便来了。那些越是表现出对撒旦痛恨的人，恰恰是求利欲望越强烈的人。就象最憎恨偷吃馒头的人，恰恰是最饥饿、最渴望吃到馒头的人；对“破鞋”咬牙切齿的人，正好是雌性荷尔蒙存量过剩的人。
由于我们的表述较为浅显，歧义不可避免。如：从上述判断中可以引出这样一个荒谬判断：最痛恨汉奸的人，恰恰是最想做汉奸的人；最讨厌随地大小便的人，恰恰是最希望自己能随地大小便的人。这显然是荒谬的。请喜欢逻辑的朋友原谅，我们并没有打算在此探讨逻辑问题，只是想说明人们追求利益的本性。好人们为什么要痛恨汉奸？因为汉奸为虎作伥地损害了好人们的利益。若是殖民者的入侵没有损害我们的利益，若是汉奸们的所作所为也丝毫没有损害我们的利益，或是我们从来就不计较利益得失，好人们还会痛恨汉奸吗？还有必要去痛恨汉奸吗？有谁痛恨过从缅甸山林飞入我国的珍奇鸟类，有谁痛恨过从菲律宾水域游弋到我国的大批渔群？同样，讨厌随地大小便的人，是因为随地大小便的行为破坏了他的愉悦，损害了他的利益。越是痛恨侵害我们利益的人，就越是表明我们拥有利益、并非常在乎利益得失。这才是上述判断的本意。
当资本经济形态公开承认人们独立追求利益的权利，把追求财富、享受物欲看成是“人”的自然天性时，神父们和哲学家们纷纷叹息：天使死了，上帝走了，剩下的全是撒旦。当今世界是一个背离了人类精神、腐败堕落的撒旦世界。他们期待上帝回来，处死撒旦，重塑人类，重建美好圣洁的世界。
本着对当今世界七十亿人负责的精神，读者朋友，我们应该去问一问莱布尼茨先生：是谁把“恶”的特殊第三维放在尚处于混沌状态的胎儿面前的，导致一些人在来到这个世界时误入歧途，成为“昏庸残暴、贪婪愚昧”的恶人？
先于人类来到世间的是四位贤哲：上帝、真主、佛和老天爷。难道是他们放的，是他们故意给人类制造鸿沟、制造矛盾？制造猜忌、制造屠杀？
与其神秘兮兮地怀疑四位永恒的老人，不如怀疑自己，怀疑那帮名声响亮、却不一定神经正常的哲学家。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