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到达荆州、沙市后，粮饷都能供给上了。休整了一段时间后进行改编，保安团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也成了国军的嫡系部队，我们也用上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记得当时第二军的军长叫陈克非，一六四师的师长是李剑霜，四九一团的团长是冯克恭，二营营长记不清了，五连连长是张德卿，五排排长是张自园，一班班长是段中和。我就编在了一班当兵。我们的陈克非和李剑霜将军都是抗日名将，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战征立下过汗马功劳。能在这些名将的手下当兵，心里多少好受一些。
部队改编后，我认为木已成舟，终究是回不去了（因抓住逃兵是要枪决的），我也不敢开小差。但我又不愿卖姓，干脆把赵振襄改成了王振襄。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被解放军遣返回家后才废止，仍换成了原名王大勇。
部队改编后在沙市住了一段时间，又南渡长江，途经湖北公安，湖南临澧。这一天是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一个人外出，到澧水边痛哭不止。水里停泊了很多木船，我就上船去玩。因不识水性，我脚蹬两只船，扑通一声掉到了水里。澧水属洞庭湖四大支流之一，水深流急，当即就把给淹没了。幸亏此时我的头脑还算清醒，我极力向上猛窜，抓住了船帮，这才又爬到了船上。
从临澧坐船，我第一次看到了八百里洞庭湖。想起了原来学过的文章《岳阳楼记》，“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现在没有忧天下的能力，也没有忧天下的心情。我只是想何时能回到家乡，见到老娘和弟弟。
我们过洞庭湖驻扎到了常德。时间不长，又回过头北行到湖北洋溪，在这里停的时间较长。我被连里推荐到师部“军士队”受训三个月，主要学习军事。因我正处壮年，力气较大，受训科目中的单双杠、拼剌、投掷、射击等，多数成绩都不错。因在部队里，识文断字的人不多，爱训结束后，我就回到了原连队当了副班长，继而又提为“文书上士”（即连队秘书，当时也叫师爷），不久又提为中尉排长。
记忆犹新的是，出山阳不久，因当兵的都是风餐露宿，睡湿地，铺柴草，长期不洗澡，十有八九都生虱子长疥疮。我的疥疮很厉害，几乎是体无完肤，奇痒难忍。后来在湖南某镇，我花了两块银元在一家私人卫生室注射了一支德国产的“606”。虽然稍有缓解，但仍没痊愈。俗话说“一年疙痨十年胡骚”，很长时间我身上仍留有疥疮的疤痕。直到今天，我的皮肤上还有一团一团的印迹。
大约是在1949年夏末秋初，部队从洋溪镇转到鄂西地区清江流域的深山老林中。因山高路险，攀登困难，这个地方属哪里管辖我们当兵的并不清楚。印象较深的是路边的大树上，常有猴子出现。还记得在大山关隘处的两个地名：野三关和榔坪。现在查阅地图才知道那里原来是属于湖北恩施地区的。
这个时期，部队总是在大山里迂回，交通不便，粮饷不继，连队只好杀牛充饥。
此时部队严重缺员，每当临走时，都要从当地抓一些青壮年充军。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当然我也不是有什么政治觉悟，只是受良心驱使，总想让当地人心里有所准备。那时，我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思想，并听老兵说子弹是长眼睛的，它是不打好人的。因此每到一处，我只要获悉部队要转移时，就及时给老百姓透信，让他们家里的青壮年暂时躲避，老百姓对我很是感激。
在野三关时，因为这里很少有人居住，所以当部队转移时，长官准备将此地所有的青壮年全部充军。得知这一消息后，我连夜跑到一家姓孙的猎户人家去报信。因为他们家有弟兄三人，人人都有好枪法。这一家在长官那里是挂了号的，他们弟兄三人都是部队强征的对象。我到他家一说，孙大娘但立马让三个孩子躲进了深山。她拉着我的手说：“大兄弟，你是我们孙家的恩人啊，我们一家子都会为你祷告，老天爷肯定会保佑你长命百岁。”
我说：“大娘，我也是若出身，我当兵就是被抓来的。我不能眼看着再有更多的人到部队里吃苦，当炮灰。”
孙大娘便详细讯问我姓甚名谁，家住哪里。说将来哪一天肯定会上门去感谢。
由于我有上述思想，在国民军当兵这一年时间内，我敢对天盟誓：我没坏过良心，没做过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大约是在1949年秋末冬初，部队奉命撤出大山，担任防守宜昌的任务。出山阳至今，真正和解放军打仗的，仅这一次。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枪林弹雨，遮天蔽日。解放军白天隐藏，夜晚攻夺山头。因国军依仗天然屏障，加上战壕坚固，火力较猛，解放军连续攻打三天三夜也未攻克。
但不知啥原因，国军却连夜撤退，南渡长江。我们乘坐的江轮行到江心时，突然抛锚。听说是船出故障了，不能航行（现在分析这艘船可能当时已经起义投诚了）。此时一船的国军官兵都是心急如焚，惶惶不安。时间不长，不知谁又从哪里又物色来个小木船，摆渡船上的官兵。因船小人多，一次装载不完，需往返多次。每来一次我们都是争先恐后拼命往木船上拥挤，有的人就被挤掉到江水里。我是幸存者，现在想来，仍心悸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