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在坚持写他那一部回忆录，名字改来改去，最后定名为《我的奋斗》。当然王老先生这本回忆录是远远无法达到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影响力了。因为后者的《我的奋斗》从1933年至二次大战结束，一直主宰着纳粹第三帝国的思想和政治，《我的奋斗》里的每一个字平均使125人丧命；每一页，使4700人丧命；每一章平均使120万人丧命；而全书造成了2500万人成为希特勒的殡葬品。王大勇的这本回忆录，可能会对他们西山县王家川这一支王姓家族产生或多或少的一点影响吧。
王国庆的父亲王大勇戏称自己是“四朝老人”。因为他出生于1910年，那时候，清政府还没有垮台。后来，他又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跨入新的世纪，老汉已经90岁了，老伴孙小英也已经77岁了。他们老两口都从苦难的岁月里走来，长年参加体力劳动，目前两个老人的身体都还相当硬朗。特别是王大勇老汉，为人乐观，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微笑。他常对人讲：“我现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古代任何帝王，他们被唤作是万岁，不知道我该叫什么。可能我是一个老妖精吧！”
父母身体好，那是儿孙的福气。两个老人都还能下地劳动，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儿子王国庆和女儿王国英多次劝他们到山阳或北京居住，但王大勇却觉得还是农村好、家乡美。进城了，一个人不认识，没地方去。子女的房子都收拾得一动一静，一尘不染。两个老人如果去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那还不是活受罪。
现在，王大勇老汉觉得自己的来日不会太多了，老妖精毕竟也会去阎王那里报到的。他便写起了回忆录，那是对自己一生的一个交待，也是给后人留下一个念想。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一双子女的大力支持。王国英觉得，老年人动动笔，可以防止老年痴呆。王国庆觉得，父亲的回忆录肯定对他构建王氏家族这座大厦会大有帮助。
为写这部回忆录，王大勇老汉便开始静静的回顾的一生。他解放前上过初中，这在解放前后那可称得上是难得的知识分子。他能上学，是因为他们王家的家境不错。他们家有百顷良田，万亩草场，千棵大树，百头牛羊。他的曾祖父还是进士出身，曾做过清政府的礼部侍郎。这在山阳市西山县王家川一带还是有些名气的。
王大勇有一个幸福欢乐的童年，在他5岁的时候，家里就为他娶了一个童养媳。媳妇比他大岁，主要是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的。王大勇先在家读了几年私塾，后来又上了洋学堂，直到初中毕业。如果一切正常的话，王大勇也许还会继续求学，甚至去国外留洋。
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要上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王国庆的爷爷抽上了大烟。没有几年，他们家的地就卖完了。再后来，一处方方正正的院落也卖了。最后，连王大勇的童养媳妇也卖了。后来，父亲最终一病不起，在他32岁那一年离开了人世。也不知道他到另一个世界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祖父王侍郎。
那一年，王大勇12岁，弟弟王小勇才6岁。从此，他们一家只能艰难度日了。母亲给人缝缝补补，而王大勇只能给别人抗长工了，过的就是《半夜鸡叫》里下等人的日子。吃的是猪狗食，出的是牛马力。不过世事难料，河东河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父亲为抽大烟卖光了地，后来他们这一家人在土改中才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没有这一变故，他们一家肯定会是地主。那他们王家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根本无法重演。
到1947年，王大勇已经37岁了，还是光棍一条。这一年，中国正面临着新旧政权的殊死搏斗，一个改天换地的历史时刻到来了。但作为一个乡下的长工，他是根本无法理解和把握这一历史时机遇的。对他来说，能填饱一家三口人的肚子才是现实的选择。
下面是王大勇老汉回忆录的部分节选，从中我们也可以探究王国庆这一个家族崛起的历史轨迹。
王老汉在自己回忆录的开篇写到：如今，老夫已年至耄耋，来日无多。我的一生平淡无奇，只是年岁较大，见的较多。身上尚有辛苦努力，勤俭持家，乐观放达，永不言败之精神。现原原本本地说给子孙，也许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们K省地处中原，1947年下半年，西山县城已经解放。但时间不长国民党军队又卷土重来。当时共产党尚未建立巩固的政权，山阳又有国民党重兵驻守，南北对峙。我们家乡既不是解放区，也不是国统区，属于“两不管”地带，你争我夺，枪声不断。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人们没有一点安全感。
此时，山阳国民党驻军孤注一掷，招兵买马，准备负隅顽抗。我被一个叫张国聘的人强行带入到“西山地方游击队”。不知何故，我顶的名字叫“赵国襄”。可能是这是一个富家子弟，我是替他充了军。
大概是194年10月，我到那里还不到10天。因形势突变，国民党部队出人意料地主动放弃了山阳。但他们在逃跑时却把地方游击队和学校师生全部都裹胁而去。游击队还配发了枪支、军装，改为保安团。我们这些人由正规军前后左右武装监管，像押解犯人一样随军南撤。
南撤，其实就是向南逃窜。一路上，那真是狼奔豕突，鸡犬不宁。我们从山阳出发，由Ｋ省展转多日后进入湖北境内。过当阳，越长坂，又南行路过荆州、张家湾、沙市一带。路上人多粮少，供应断绝，部队狼狈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