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清池的方向依然鸦雀无声，月色朦胧，寒风凛冽，使陈绍良感觉到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寒冷，他的内心同样寒冷，一个令他无法解开的谜团始终环绕在他的心里，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张学良遵照了蒋介石的命令进行第六次围剿，中国的历史又将如何去写呢。
那只是一个设想，而庄舟却非要把这个设想引向相反的方向，刺杀蒋介石，应该说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庄舟没有那么多顾忌，他想改变历史，他差一点就真的改变了历史，因为华清池里的驻军不足一百人，根本没有力量抵抗冲进来的东北军。
陈绍良也可以改变历史，只要把特工队潜伏在华清池的头道门，用强大的火力阻止张学良的手枪排的进攻，蒋介石就有逃跑的可能，接下来第六次围剿就会变成对东北军的围剿，最后张杨两位将军只能投奔红军，内战同样会爆发，想到这里，陈绍良突然明白过来，无论他与庄舟怎么去做，结果可能只有一个，内战爆发，形势更糟。
陈绍良唯一能够做的是在阻止了庄舟的行为后什么都不去做，静观局势的发展。
时间在悄悄地过去，凌晨五点，华清池的方向突然传来枪声，陈绍良内心一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开始了。
五间厅在华清池园内众多仿古建筑物中，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厅房，南依骊山，北至荷花池，庭院平坦，树木葱郁，因由五个单间厅房相连名五间厅五间厅由西往东依次是：秘书室、蒋介石卧室、蒋介石办公室、部署进攻红军的会议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办公室。
华清池的头道门长12米、高6米，两侧设有卫兵岗楼，门楣上悬挂由于右任先生题写的“华清池”匾额。
陈绍良是在21世纪的网络与资料上看见当时“西安事变”当事人的回忆的；
当时张学良任命东北军第一0五师师长刘多荃为总指挥。东北军又分内外线，外线在华清池四周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武装突围。内线则是孙铭九、白凤翔、刘桂五以及张学良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深入华清池，执行扣蒋任务。
东北军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三十人，院外的禹王庙附近，有宪兵七十人左右。
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五十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时王协一不顾一切地朝里进。门卫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五十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头道门，迅速占领二道门。
因为蒋介石的卫队听见枪声，火速起床加入了战斗，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已经是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
而蒋介石本人也写下自己在西安事变里的回忆录：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凌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墙大概有**英尺高吧。
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英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厉害，布拖鞋也不见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出来，痛得钻心。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棵藏身的树丛都没有。华清池里还在战斗，我的卫兵人数不敌叛军，边打边逃，叛军一路追赶，枪声渐渐朝山坡方向移了过来。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它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
对于“西安事变”的真相，后人有许多的争论，但这些对陈绍良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能够想象得出戴笠听说了这个消息会震惊到什么程度，从12月12日蒋介石被抓到12月26日他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中间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事情，站在门口听着华清池方向仍在响着的枪声，陈绍良心潮澎湃，他默默数着事变后每一天的变化，从中寻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12月16日，南京的何应钦趁火打劫，准备组织军队进攻西安，12月17日中国**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到西安。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张学良被扣留。
戴笠是在12月22日随同宋美龄、宋子文一起到的西安，临行之别，戴笠把他的重臣请来，痛饮一桌，他表示决效领袖当年赴难永丰舰的精神，前往西安。他慷慨陈词地说：“蒋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也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
戴笠没有想到，他刚走出机舱，即被张学良的卫士抢先逮捕，下了手枪，立刻送往少帅公馆的地下室扣押。
陈绍良知道张学良并没有把戴笠怎么样，最后他还是见到了蒋介石，并被蒋介石一顿臭骂：“你这时来干什么？给我滚回去。”
聪明的戴笠立刻走进屋跪下来，对蒋介石说：“校长处分我吧，是学生没有保护好校长的安全。”
蒋介石听戴笠这么一说，沉默了许久，而后叹了口气说：“这也不全怪你。”
戴笠要的就是这句话，事实上“西安事变”后戴笠因祸得福，蒋介石对他有了完全的信任。
陈绍良才不管这些，他现在想的是马上回西安，组织西安站站长黄震华采取一系列救蒋的行动，动总比静观其变好，戴笠这次来西安心情不会好，愤怒中他会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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