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不免让熟悉天国制度的人感到疑惑：太平天国盛行避讳，后期尤甚，因为代天兄传言的西王名“朝贵”，所以朝和贵终天国一世都是避讳字，约刊行于壬戌十二年至癸开十三年间的《钦定敬避字样》里明文规定：“贵改用桂字，或意近似者代以尊荣恩宠重隆等字”。天国对于避讳要求严苛，如果“偶有差错”，“不独奏禀文章概不收阅，而且有蹈故违之咎，致干罪戾也”（1）。可见对于制定制度的洪秀全等人而言，这项避讳是非常严肃和原则性的问题。
但仔细阅读目前所存留的天国文书，却发现很多并不避讳“贵”字的事例，如《忠王致征北主将张洛行书》中“闻贵队收复菁江，军威大震”（2）；《殿左五检点吴如孝致美国水师提督布嘉南照会》中“至蒙遣贵介四人投入华翰”（3）；《殿前贰天将李伍天将莫致美国水师提督照会》中“至贵国在某处通商”（4）；《黄呈忠范汝增致英法水师统将照会》中“贵总镇所言，虽属合理”（5）等等，避讳“贵”字的却仅有《忠王李慕王谭书复大英会带常胜军戈登》和《慕王谭书复戈登》中将“贵台”书作“桂台”（6）。
笔者以为，天国避讳制度虽然烦苛琐屑，但也恰由于此，使得广大将士吏民难以时刻遵守，如不许姓王之类死规定和诸如福、山一类并非行为必备的字眼尚易遵守，而像“贵”字，则时人文书往来，礼貌称呼，几无不加此字，实在是避不胜避，防不胜防；何况目前保存下来不避讳的实例，接受文书的一方不是如布嘉南、戈登等外国人，就是如张洛行这般“听封而不能听调用”（7）的盟友，对这些非天国嫡系行文，在避讳上自会更形疏忽一些，因为即使不避，也不会“致干罪戾”的。
不过这项避讳毕竟是堂而皇之公布的法令条文，这种“一去不复返”无从追究责任的对外文书上稍稍懈怠尚可敷衍，而由制订避讳国策者天王等亲封的王爵，和由天京典镌刻制作颁发、需经常、反复使用的王印也公然不讳，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事实上目前保留的对外国人文书以干王领衔者最多，但这个《钦定敬避字样》的颁布者，同时又在个人立场上对避讳陋习不以为然的朝纲领袖，却在众多文书中处处恪遵避讳条文，甚至被俘后的亲笔供词也不例外；且从文书发布时间看，避讳“贵”字的两份文书最晚，前者为癸开十三年九月初五日，后者时间不详，从所言白聚文事看，当在前者发出后不久，结合后期如“邓光明”、“李明成”的名字，光、明均加三点水(避天王第三子天光、第四子天明讳)，和“师帅”也须改为“司帅”（避前师、后师、军师讳）等可见避讳制度的执行也有逐步从严的趋势。因此，事迹不著，又在癸开十三年才封王的陈得胜，是不可能被封为“贵王”的。
考“贵王”二字出处，均本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李鸿章《攻克五龙桥并击退嘉湖援贼摺》（8），其它记载均系转据甚至再转据。此摺系孤证，又无王印、旗帜、供词等为凭据，并不足以断定陈得胜王号，事实上由于天国封王太多，清吏对于王号常有混淆者，如误趋王黄章桂为“区王”，误志王陈志书为“治王”（以上二例皆李鸿章所混淆，见《李文忠公奏稿卷四》），误以为博洛之战被俘的献王叫“王文发”（前以说过，天国没有一个姓王的，甚至天王表弟王盛均、王盛爵也不得不改姓黄）等等，误“桂王”之类为“贵王”也并不出奇。
咸同年间吴江同里人王姓（倦圃野老）著有《庚癸纪略》一书，叙述自庚申（1860）至癸开岁间吴江境内史事甚详，关于这次吴江之战，其记载如下：“（九月）十五日，……贼望风披靡，获伪桂王并降贼千余名，贼死无算”。按吴江毗邻嘉兴而离苏州城反倒较远，其盛泽镇则干脆划归嘉兴郡管辖，王氏以土著录邻事，当有所据，不致于误“贵”为“桂”，虽然他在书中把清将程学启，却写作了“程学起”，后文又说苏州城中有“卫王”投降，把常州护王陈坤书也误作“贺王”，但就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事，错记的概率要小得多，更何况“桂王”的封号恰与天国制度吻合，而“贵王”却违反了定制呢？
翻阅所能找到的天国类书，陈得胜的王号都作“贵王”，故特撰此文，以备探讨质询。
陶短房 甲申八月十五 多哥洛美
引文：
1、 江苏人民出版社《太平天国印书》，P802-803;
2、 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246;
3、 同上书，P296；
4、 同上书，P297；
5、 同上书，P323；
6、 同上书,P325-325;
7、 《李秀成供》；
8、 《李文忠公奏稿卷四》。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