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忠王的说法，京内粮食严重不足，且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等洪姓亲贵有搜刮穷民银米等害民之事；而按照干王的供词，城中“粮食充足，安宁平静，只是京外无粮，援兵不到：余即令京内各府楼第耕种禾豆，捐金采买，分派五大军各守城头，众兄弟各爵日夜勤劳，战守耕读，倚天王如泰山，毫无自危自惧。其中粮食勤耕自俭，尽足自养自固”，两说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惊异。王庆成先生对此质疑如下：“是否十三年十一月以前以后即洪仁玕、李秀成分别负责京城防守前后的粮食供应情况，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或者洪、李二人的描述都有或其中之一有某些夸大呢？”
考干王自辛酉十一年四月中旬自安徽桐城败回，至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受诏出京催粮催救，其间偶有出城，但时间都非常短；忠王则系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入京，至城陷未再出城，此前虽数次入京，但为时均不长，也不参与朝务。
要考察京中粮食情况，首先需要了解天京的粮源。
早期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上游的皖北、江西、湖北等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只，故现存早期文书诰谕中如“着尔某某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往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误”，或“尔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条将黄州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解天京，切勿违误”（1）等比比皆是，清人也有焚船为断天京粮草第一要务之论，是以曾国藩于甲寅、乙荣两年间消灭太平军水营船只万余艘后曾得意道“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2），且西征稍有失利，天京就困难到喝粥的地步，可见当时粮食之来援，倚赖上游之深。
天京事变后上游湖北、江西次第沦陷，且水营势力大衰，长江基本为敌军控制，此时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皖北，尤其是巢湖地区。这一带由于翼王、豫王和陈玉成等数载经营，“照旧交粮纳税”，地方比较完善，粮食较为充裕，且长江水道虽时断时续，但巢湖内河水道可通过天国版图内的巢县，直达江北两浦一带，再通过太平军控制的九袱洲、八卦洲、七里洲一带过江至下关入城，天王在此设立天浦省，当六合未下时，仅辖江浦、浦口弹丸之地，是天国版图最小的省，这并非好大喜功的乱政，而是对维系天京命脉的粮路之重视。虽然己未九年初薛之元叛变，天浦省沦陷，此后两浦一直出于两军拉锯，至同年十二月九袱洲等陷，天京合围，粮道全断，但此年三月廿七日，忠王、侍王、辅王、英王等大破江南大营，不久九袱洲和浦口等地先后收复，此次粮路中断，即使从薛之元叛降算起不过一年多，若从九袱洲沦陷、道路全断算起则不到四个月，以天京多年之蓄积，自然可以应付自如，所以当己未九年底忠王欲出城救援，干王问粮食供应问题时，忠王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3）。
江南大营破后，近两年时间天京周围道路畅通，此时上游皖北虽渐渐失利，下游江浙却入天国版图，江浙是粮食产区，忠王等源源解粮入京，得到幼主嘉奖（4），可见此时天京粮食供应并不缺乏。
我查忠王供词中谈到粮食问题共有两大处，一处是庚申十年九月他即将出兵西征前，“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各要买粮，我这出城四百余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而洪姓“欲买粮者，非我洪票不成。。。。。。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积今日之患”，在此段叙述之前，他面见天王，也劝买粮，理由是“曾帅利害而来，此困必严”；另一处则在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入京后，前后多次提起，一而云“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再而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天王命全城吃“甜露”（野草团子）充饥，并谈到自己奏请天王放出百姓，天王起初不肯，后来同意，而诸洪派人看守各门勒索等项。
从文意中我们可以看出，庚申十年九月他第一次嘱咐众臣买粮时，粮食并不缺乏，应该可以支持“四百余日”即一年多时间，后来他从苏福省解来粮米，得到幼主嘉奖，按照这样的情况，当时天京存粮，支持两年或稍长时间是可以胜任的，因此，干王辅政时粮食不缺，的确是实情，并非干王有意作伪。
可资佐证的是，辛酉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干王函复英国翻译官富礼赐，谢绝对方提出供应粮食的要求，理由是粮食充足（5），当时天京尚未被围，洋人也没有撕毁中立，双方交易时常发生，如果粮食并非充足，对方主动出售，干王是不会谢绝的。
至于干王供词中所云粮食不缺是因为城内种粮的结果，则是经验不足的虚谈。南京城内地势崎岖，多丘陵山地，并不适宜种粮，而较适宜种植蔬菜，是以天国有典城内菜园，却没有典城内粮田的记录，且当时封王封官甚滥，而所封大员又多在天京修建府第，加上营垒、工事占地，南京城虽然周长43。6华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但能种粮食的空地有多少？这样不适宜粮食种植的土壤，收成又能有几何？癸开十三年七、八月时城中居民数量，李秀成供称仅在他处登记造册的就达七万余户，城破时，据李秀成供参以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的实地调查，军民人数尚有三万余人，城内种地之不能确保供应，无需多言，且倘真的种地可解粮荒，何以江南大营每次切断上游接济，京中立即喝粥呢？
至于癸开十三年十一月之后，此时上游巢湖地区沦陷已久，天浦省和江中诸洲也丧于敌手，连下关都被湘军攻占，本来下游之粮可以从高淳小河经秦淮至天京南门，但壬戌十二年四月下旬，清彭玉麟等部水师就切断了这条道路，当时太平军所控制的水面仅有神策、金川两门外中关一线，靠红单船和走私洋船断断续续的接济，其余水路粮道均被切断，当时曾国藩曾评论道：“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6），他函致沈葆祯也云：“大小河道皆为官军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7），虽然赵烈文说“肩挑手担，所得似亦不少”，但城中粮食来源濒于断绝，是可以想象的，加上原本的存粮，即使可以支持两年，此时也应消耗殆尽了，所以忠王辅政时见到的是严重缺粮的局面，也是事实，并无夸张或虚构。
此时江浙赤地千里，干王自己也说“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甲子十四年正、二月间，神策门大路被清军切断后，连陆运都中断了，天王复不肯突围，合城吃“甜露”，自然是不得已的事情。
关于忠王恳求放妇女出城，应该也属实，一来供词系曾氏兄弟审阅，曾国荃就是围城主将，若无此事，一望便知作伪；二来有陈庆甲《金陵纪事诗》等旁证，和天国早期也有放女营老弱出城割稻纵其逃生以节粮的记载，当是忠王得到天王允许后，所采用的节约粮食的不得已措施。至于洪姓“日日按户搜寻”米粮和盘查城门，不许米粮出城，也不完全是任意妄为，而是延续早年圣库制度“寸帛粒米皆归圣库”的做法，当是得到天王首肯的，当然，这个措施本身无助于解决粮食问题，反倒引起人心惶惶，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诸洪趁机牟取私利，便让本已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干王和忠王在供词中对于后期天京粮食供应情况的叙述，都基本属实，并无特别的夸张，所见不同，则是看问题角度的差异以及各人在京时间不同所致。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忠王在庚申十年底预计到即将到来的严峻局面，嘱咐君臣多积粮食，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远见卓识，干王书生出身，辅政不过两年，阅历尚浅，计不及此，不但没有主动采取措施扩大粮食来源，甚至洋人送上门的粮食也以“不乏粮食”的理由谢绝，对后期粮食供应的紧张，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还需看到的是，在粮食问题上，天王固然有不肯面对现实“让城别走”和让全城吃“甜露”的固执可笑之举，但由于久历戎行，他对粮食问题的认识要比干王更早、更清醒。在湘军围城前的壬戌十二年春，他就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粮荒，排遣章王林绍璋等出京催粮；甚至据李秀成供词说，他准备“甜露”，也是早在围城前两三年，即大约从辛酉十一年开始，就让城中军民采集野草，送交圣库收贮备荒，显然，这些不切实际的措施对于围城后的粮荒而言，有的作用不大，有的干脆毫无用处，但较著干王的对粮荒全无预见性，则不能不说是高出一筹的见识了。
引用书目篇目：
1、《贼情汇纂》卷十：船运，转引自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卷三，P276；
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四，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
3、干王在席保田军营供词之二，转引自王庆成先生《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一文；
4、幼主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九日《谕忠王李秀成诏》，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62－64；
5、《干王覆英国翻译官富书》，辛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320；
6、《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九，页十二；
7、《曾文正公书札》卷廿一，页十四。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