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干王、忠王供词中关于天京后期粮食问题的不同说法


本站公告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湘军曾国荃进围天京,至甲子十四年六月六日城破,围城近两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城中粮食供应情况如何,现存的干王和忠王供词,对此有迥然不同的说法。

    按照忠王的说法,京内粮食严重不足,且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等洪姓亲贵有搜刮穷民银米等害民之事;而按照干王的供词,城中“粮食充足,安宁平静,只是京外无粮,援兵不到:余即令京内各府楼第耕种禾豆,捐金采买,分派五大军各守城头,众兄弟各爵日夜勤劳,战守耕读,倚天王如泰山,毫无自危自惧。其中粮食勤耕自俭,尽足自养自固”,两说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惊异。王庆成先生对此质疑如下:“是否十三年十一月以前以后即洪仁玕、李秀成分别负责京城防守前后的粮食供应情况,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或者洪、李二人的描述都有或其中之一有某些夸大呢?”

    考干王自辛酉十一年四月中旬自安徽桐城败回,至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受诏出京催粮催救,其间偶有出城,但时间都非常短;忠王则系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入京,至城陷未再出城,此前虽数次入京,但为时均不长,也不参与朝务。

    要考察京中粮食情况,首先需要了解天京的粮源。

    早期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上游的皖北、江西、湖北等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只,故现存早期文书诰谕中如“着尔某某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往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天京,不得违误”,或“尔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条将黄州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解天京,切勿违误”(1)等比比皆是,清人也有焚船为断天京粮草第一要务之论,是以曾国藩于甲寅、乙荣两年间消灭太平军水营船只万余艘后曾得意道“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各路多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2),且西征稍有失利,天京就困难到喝粥的地步,可见当时粮食之来援,倚赖上游之深。

    天京事变后上游湖北、江西次第沦陷,且水营势力大衰,长江基本为敌军控制,此时天京粮食来源主要是皖北,尤其是巢湖地区。这一带由于翼王、豫王和陈玉成等数载经营,“照旧交粮纳税”,地方比较完善,粮食较为充裕,且长江水道虽时断时续,但巢湖内河水道可通过天国版图内的巢县,直达江北两浦一带,再通过太平军控制的九袱洲、八卦洲、七里洲一带过江至下关入城,天王在此设立天浦省,当六合未下时,仅辖江浦、浦口弹丸之地,是天国版图最小的省,这并非好大喜功的乱政,而是对维系天京命脉的粮路之重视。虽然己未九年初薛之元叛变,天浦省沦陷,此后两浦一直出于两军拉锯,至同年十二月九袱洲等陷,天京合围,粮道全断,但此年三月廿七日,忠王、侍王、辅王、英王等大破江南大营,不久九袱洲和浦口等地先后收复,此次粮路中断,即使从薛之元叛降算起不过一年多,若从九袱洲沦陷、道路全断算起则不到四个月,以天京多年之蓄积,自然可以应付自如,所以当己未九年底忠王欲出城救援,干王问粮食供应问题时,忠王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3)。

    江南大营破后,近两年时间天京周围道路畅通,此时上游皖北虽渐渐失利,下游江浙却入天国版图,江浙是粮食产区,忠王等源源解粮入京,得到幼主嘉奖(4),可见此时天京粮食供应并不缺乏。

    我查忠王供词中谈到粮食问题共有两大处,一处是庚申十年九月他即将出兵西征前,“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各要买粮,我这出城四百余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而洪姓“欲买粮者,非我洪票不成。。。。。。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固积今日之患”,在此段叙述之前,他面见天王,也劝买粮,理由是“曾帅利害而来,此困必严”;另一处则在癸开十三年十一月入京后,前后多次提起,一而云“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再而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天王命全城吃“甜露”(野草团子)充饥,并谈到自己奏请天王放出百姓,天王起初不肯,后来同意,而诸洪派人看守各门勒索等项。

    从文意中我们可以看出,庚申十年九月他第一次嘱咐众臣买粮时,粮食并不缺乏,应该可以支持“四百余日”即一年多时间,后来他从苏福省解来粮米,得到幼主嘉奖,按照这样的情况,当时天京存粮,支持两年或稍长时间是可以胜任的,因此,干王辅政时粮食不缺,的确是实情,并非干王有意作伪。

    可资佐证的是,辛酉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干王函复英国翻译官富礼赐,谢绝对方提出供应粮食的要求,理由是粮食充足(5),当时天京尚未被围,洋人也没有撕毁中立,双方交易时常发生,如果粮食并非充足,对方主动出售,干王是不会谢绝的。

    至于干王供词中所云粮食不缺是因为城内种粮的结果,则是经验不足的虚谈。南京城内地势崎岖,多丘陵山地,并不适宜种粮,而较适宜种植蔬菜,是以天国有典城内菜园,却没有典城内粮田的记录,且当时封王封官甚滥,而所封大员又多在天京修建府第,加上营垒、工事占地,南京城虽然周长43。6华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但能种粮食的空地有多少?这样不适宜粮食种植的土壤,收成又能有几何?癸开十三年七、八月时城中居民数量,李秀成供称仅在他处登记造册的就达七万余户,城破时,据李秀成供参以镇江英国代理领事亚德金的实地调查,军民人数尚有三万余人,城内种地之不能确保供应,无需多言,且倘真的种地可解粮荒,何以江南大营每次切断上游接济,京中立即喝粥呢?

    至于癸开十三年十一月之后,此时上游巢湖地区沦陷已久,天浦省和江中诸洲也丧于敌手,连下关都被湘军攻占,本来下游之粮可以从高淳小河经秦淮至天京南门,但壬戌十二年四月下旬,清彭玉麟等部水师就切断了这条道路,当时太平军所控制的水面仅有神策、金川两门外中关一线,靠红单船和走私洋船断断续续的接济,其余水路粮道均被切断,当时曾国藩曾评论道:“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6),他函致沈葆祯也云:“大小河道皆为官军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7),虽然赵烈文说“肩挑手担,所得似亦不少”,但城中粮食来源濒于断绝,是可以想象的,加上原本的存粮,即使可以支持两年,此时也应消耗殆尽了,所以忠王辅政时见到的是严重缺粮的局面,也是事实,并无夸张或虚构。

    此时江浙赤地千里,干王自己也说“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甲子十四年正、二月间,神策门大路被清军切断后,连陆运都中断了,天王复不肯突围,合城吃“甜露”,自然是不得已的事情。

    关于忠王恳求放妇女出城,应该也属实,一来供词系曾氏兄弟审阅,曾国荃就是围城主将,若无此事,一望便知作伪;二来有陈庆甲《金陵纪事诗》等旁证,和天国早期也有放女营老弱出城割稻纵其逃生以节粮的记载,当是忠王得到天王允许后,所采用的节约粮食的不得已措施。至于洪姓“日日按户搜寻”米粮和盘查城门,不许米粮出城,也不完全是任意妄为,而是延续早年圣库制度“寸帛粒米皆归圣库”的做法,当是得到天王首肯的,当然,这个措施本身无助于解决粮食问题,反倒引起人心惶惶,是得不偿失的,更何况诸洪趁机牟取私利,便让本已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干王和忠王在供词中对于后期天京粮食供应情况的叙述,都基本属实,并无特别的夸张,所见不同,则是看问题角度的差异以及各人在京时间不同所致。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忠王在庚申十年底预计到即将到来的严峻局面,嘱咐君臣多积粮食,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远见卓识,干王书生出身,辅政不过两年,阅历尚浅,计不及此,不但没有主动采取措施扩大粮食来源,甚至洋人送上门的粮食也以“不乏粮食”的理由谢绝,对后期粮食供应的紧张,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还需看到的是,在粮食问题上,天王固然有不肯面对现实“让城别走”和让全城吃“甜露”的固执可笑之举,但由于久历戎行,他对粮食问题的认识要比干王更早、更清醒。在湘军围城前的壬戌十二年春,他就预感到即将到来的粮荒,排遣章王林绍璋等出京催粮;甚至据李秀成供词说,他准备“甜露”,也是早在围城前两三年,即大约从辛酉十一年开始,就让城中军民采集野草,送交圣库收贮备荒,显然,这些不切实际的措施对于围城后的粮荒而言,有的作用不大,有的干脆毫无用处,但较著干王的对粮荒全无预见性,则不能不说是高出一筹的见识了。

    引用书目篇目:

    1、《贼情汇纂》卷十:船运,转引自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卷三,P276;

    2、《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四,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

    3、干王在席保田军营供词之二,转引自王庆成先生《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一文;

    4、幼主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九日《谕忠王李秀成诏》,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62-64;

    5、《干王覆英国翻译官富书》,辛酉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中华书局《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320;

    6、《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九,页十二;

    7、《曾文正公书札》卷廿一,页十四。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