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太平天国厉行避讳，首义诸王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的名字除个别特殊荣誉性的许可，皆须避讳，违者轻则议罪，重则斩首，而开天义的爵号恰恰犯了石达开的名讳。
目前保留下来的记载有“开天义”爵号的文件，包括吴习玖上就嗣钧黄三升申报军情跪报的初稿、第二稿，系多次修改后的文件，其抄错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后期，石达开的名讳已经从避讳名单中删除了。
扫北军大将李开方因为避翼王讳，当年改名来芳，《贼情汇纂》和往来官书文件均如此写，可后来王定安《贼酋名号谱》却做开芳，不作来芳，证以“开天义”的爵号，可见翼王避讳之取消，应属事实。
是否晚期避讳政策放宽所致呢？显然不是，天国晚期避讳较早年变本加厉，诸如军师的“师”，心领神会的“神”都须避讳，原先避讳的字取消避讳，必有其它原因。
后期杨秀清、萧朝贵姓名避讳，忠王致康玉吉和张乐行的书信，“清江”皆作“菁江”；谭绍光书致戈登，“贵台”皆作“桂台”，可为佐证，如果说杨、萧系因为半人半神的身份而保留避讳，而翼王的圣神电和电师称号已经废止，所以不避，那么何以《忠王李致英美法公使书》和《宗良致徐少蘧书》，“昆山”皆避讳作“昆珊”？须知南王云师头衔也同样失去了。忠王那封文书作于庚申十年五月卅一日，容或在南王云师，翼王电师称号废止前，而后书作于壬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查庚申十年十一月《辛酉十一年新历》献历奏上，南王和翼王已分别丧失了云师、电师的头衔，此刻南王避讳保留而翼王名讳不再避，自然与神号无关。
考太平天国历史上原来避讳而后来不避的实例非常罕见，目前所知者，天王第二子洪天曾生后曾讳“曾”字，曾天养、曾锦发等都因此改姓“永”，天曾夭折后不复讳，诸曾复其本姓，这是死后不复避讳的例子。但天曾系天王幼子，与作为异姓兄弟的翼王事例殊异，而与其事例类似的东王、西王、南王都去世多年，避讳从未取消，且根据吴习玖的往来文件，开天义的爵称当在癸开十三年四月前便存在，而翼王军覆于同年五月初一日，天京方面则似在天京陷落后仍不知道翼王生死（参见干王的供词和庞际云等讯李秀成口供记录），翼王避讳之取消，当与其是否去世无关。
另一例避讳的取消，则如北王例，即罪诛爵除，昌辉二字遂不复讳，如李俊昌本避讳改名俊良，庚申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天王以俊良有殉难之忠，命幼主下诏，追封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杰天义，复其名曰俊昌，便是极典型的事例。
翼王之出走，天王迫于朝论，始终不敢公开诋毁其声誉，一应诏旨，皆列其名衔，甚至还给他加了“公忠军师”和“殿前吏部又正天僚”的头衔，但其内心对翼王始终嫉恨如故，遂常运用其最擅长也最喜爱的文字褒贬，即所谓“微言大义”，以泄其愤，在其亲征的七年间，翼王爵虽不除，但先后被悄无声息地革去圣神电、电师等宗教头衔，从半人半神变成凡人；由“五千岁”变成“喜千岁”，一字之差，便丧失了“天父亲子、天王胞弟”的特殊身份，变成和英、忠、辅、侍等大员等论的普通高官；由“通军主将”变成“殿左军”，便无形中丧失了其实原本也仅有象征意义的全军总司令的地位，真正地“与绛、灌同列”了。翼王名字之不复讳，当也须作如此看，也就是说，虽然公开场合仍称“远征”，称“达胞”，可在天王心目中和不为外人所重却非常为他本人所重的诸如神学等领域里，他之对待翼王，和对待犯罪除爵的北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必须指出的是，避讳原本是一种陋习，于十九世纪的中国更是如此，有识之士早已对此不齿，天国内部也多有不以为然者，天王所津津乐道的一系列“微言大义”的文字游戏，如改国号，改官名士子名，改各王军号为“顶天扶朝刚”，改前后左右诸军为殿前军、殿后军等，把幼主过继给耶稣作干儿子，改国为天国，军为御林军，等等等等，在他看来再严肃不过的一系列举措，在举国将士看来，不过是或劳民伤财、或一纸空文的儿戏罢了，对翼王避讳的取消也不例外。翼王虽被他明褒暗贬，但在天国将士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并未稍减，陈玉成、李秀成、洪仁政等被俘后提及翼王，无不赞佩莫名；而不厌其烦神化自己，整天天话责人的天王，死后除了堂弟洪仁玕为尊者讳，其他众臣众将不论对反清事业是忠贞或是动摇，对敌人是横眉冷对或是低声软语，提及天王，几乎众口一词地直斥其非，甚至亲子洪天贵福也不例外，其中教训，难道不令人深思么？
陶短房 2004年10月24日 马里巴马科市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