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评价一个人的是非，主要应看其实际行动而非其言论，那么在其发布这一喧谕的己未九年前后，天国铨选的状况如何？其发布这一喧谕并实际掌握朝中要务后又做了那些实际努力呢？
应该承认的是，天京事变及翼王远征后，天国的确已经萌发了滥封官爵的苗头，突出表现便是六爵的逐渐普遍，各类官职的突破原有员额以及原先地位崇高的丞相、检点等变得渐趋卑微等，如原先丞相为六官廿四名，检点、指挥分别为卅六名和七十二名，戊午八年已出现了按数字排列的殿前左二十三丞相黄玉成，检点则在丁巳七年六月就有了殿右一百五十二检点张宗相、指挥在同年三月也有殿右一百零八指挥何知谅的记载，加上新设立的主将、掌帅、六官、将帅等职务，较诸前期，官爵的确是滥觞的。
但在戊午八年、己未九年间，主将、掌帅、六官等高级职衔受封并不多，主将仅有五军主将和护京正副主将等数人（当时似乎还未封四方主将，盖四方主将之首刘瑲琳当时还是浩天安的爵位，而主将应该是义爵），掌帅更只有三四人，至于六官、将帅，员额虽多，但前者系对应六部，众所周知，前期由于东王禀政，天王不设六部，“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的新情况下增设六部是应有之义，且六部主官正副廿四员，比当年东府六部尚书七十二员尚有相当距离，应该说，算得上工作需要，就算其中有些主官不称职，也不能笼统地把设立六部称为滥设官爵；至于将帅系后期一省民政主官的职衔，虽然有李兆受“殿右十文将帅”这种不知疆土何在的空头省长（私人记载有称其属地为河南，然则仍是虚衔），但为省一级设立守土官，似也不能完全说是不合理。
至于六爵，虽然越封越多，但直到洪仁玕抵京前，义爵不过寥寥数人，死去元勋李开方的后人直到一年多后的庚申十年九月廿七日才得到定胡安的荫封，刘瑲琳、陈坤书才是安爵，叶芸来、陈炳文、张潮爵等方至福爵，作为天朝六官领袖之一的工部又正冬官朱雄邦更只有晋天燕的爵位，我们可以说，在洪仁玕抵京、辅政前，官爵铨选混乱的局面的确存在，但并不像后期那样严重，考虑到天国立国已久，立功著劳者多，且中枢新乱，人心思定，官爵较前有所提高虽然未必尽当，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即使反对滥封的李秀成，在供词中谈到这一阶段的铨选，也说天王“后即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给予了基本肯定的评价。
更重要的是，虽然被革去王爵的洪仁发、洪仁达实际上仍受信用，但自戊午八年洪仁发从镇江败回后二人基本保持低调，天王子侄驸马以及幼西王萧有和等亲贵也未见突出的活动，虽然私刻印信私授官爵的现象已经出现，但较诸后期那种混乱到可笑可怜地步的铨选面貌，应该说，这一阶段天国的铨选尚能满足实际的需要。
真正的滥封恰恰是从洪仁玕到来后开始的，他“（己未年）三月十三日到京，封干天福，继封干天义、护京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登朝出入八炮。妻封王娘，子封嗣君，府称天府，称殿。。。。。。。”（干王供词2），即在不到一个月间从白丁直升至天国最高官职军师，和最高爵位王爵，相比之下，屡立奇功、升迁速度在前期为最快的陈玉成，从成天侯到成天义，也经过了将近两年的五次升转，由此可见，李秀成等武将对这位“到京一月，未建一谋”就火箭般封为王爵的天王族弟产生反感，是可以理解的。
固然，对洪仁玕的非正常提升出于天王的本意，干王本人不应负责，但干王随后“陈平进而绛灌有言，诸葛封而关张不悦”的情绪流露，以及他在和忠王讨论解围大计时“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同上）的夸诞言辞——作为一个从未经历战争甚至此前未到过江浙等地的书生，用如此口吻教训一员在宁镇淮扬转战经年的宿将，对方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都并不利于促进他和宿将们的团结，更不用说产生威信，做到令行禁止了，干王本人在供词5中也承认：“及圣诏诏明，又见予登堂论道，侃侃而谈，一切文臣，珍重者无不叹服，乃悉言曰：孔明进而关张不服，韩信将而樊哙有言，此等不足以阻殿下也。予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蒙诏：风浪暂腾久自息。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毕竟武官众口沸腾。。。。。。”，由于战争倥偬，天国一向重文轻武，即使黄期升这样的老资格文臣，直到幼天王突围犹在左右，却没有大的作为，同样长期为文臣、后奉命投笔从戎的赖文光，在漫长的朝臣生涯中也毫无记录留于史册，干王所谓得到文臣推崇，仅仅武将不服，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饰词，且他为了平息这种不服，不得不保举陈玉成等为王爵，如果说，他本人的非正常提升，是天王授予他一把滥封官爵的钥匙的话，他对英王等的保举，就是亲手将这把钥匙，塞进了官爵滥觞的锁眼之中。
我们再看看此后的史实：
己未九年到庚申十年间，即《立法制喧谕》正式颁布后，官爵之滥封不但没有收敛，反倒愈演愈烈，主将员额由数员变成数十员，六爵的数量也显著增加了，如庚申十年九月廿日至十二月卅日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天京就封授了义爵十三人，安爵卅六人，福爵一百四十八人，燕爵一人，以及一大批各类职官，其中有的人，如黄文英等，不到一个月就从福爵升为安爵，在这些封爵诏书中，注明为干王奏保的就有五封，由干王、赞王、章王会衔奏保的有一封，每封奏升动辄数十人，而同期由吏部这个理应司职铨事务的衙门奏保的诏书不过三封，其奏升人数的总和，尚不及干王九月廿七日一封所保的人数。
更可笑的是，同年十二月廿七日，幼主下诏“暂免保封文武属员”，理由是“以免偷安托庇，兼之人品良莠不齐”，应该说，这封诏书完全符合《立法制喧谕》的论调，甚至有可能包含了干王本人的意见；但就在两天之后的十二月廿九日，幼主下诏，一次升封官员多达卅七员，而这卅七员升封的官员，却都是这位口口声声“国家机要，惟在铨选”的干王接连两封奏章所保封的，其中因为“南陵之役”这样一场史书无载，似乎也未必是胜仗的战役的劳绩，就一下保举了两位安爵，五位福爵，自己言行不一如此，欲求他人尊重其权威，欲求铨选之整肃秩序，岂不是缘木求鱼？
事实上，洪仁玕所反对的，是外将们的自行其是，擅署官爵等独立行为，而并非滥封官爵本身，他本人也在《立法制喧谕》中坦白道：“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生入死任各军而事权不一”，渴望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中央、主要是洪氏家族的权威，我们看到，和同期其他各王主要保奏自己部属不同的是，干王保奏的官员涉及面很广，既有自己的属下，也有如忠王部将黄子隆、陈炳文，定南主将黄文金部将黄文英，似乎当时为英王部将的侯裕田等外将的部下，联想到不久后的辛酉十一年正月廿日，幼主下诏“添设御林军保卫天京”（《太平天国文书汇编P82》，即征调京中各王各将“廷府阁楼第衙”兵士的“精壮”，另行编组，交给“表们”即洪秀全的子侄驸马和萧有和、蒋有福等年幼亲属们率领，可想而知这些从未经历阵仗的孩童是无法一下子承担带兵打仗的重担的，这一做法与其说是为了巩固京防，毋宁说是变相把外将在京的兵柄收归洪氏族人，这种强干弱枝的做法，显然是得到秉持朝政的干王赞同默许，甚至是建议的；再联想到他在供词中对章王所谓“私议苏杭归忠王”耿耿于怀，辛酉十一年冬封陈坤书护王、童荣海报王，以分忠王之势，似乎也不能排除干王本人的影子，事实上，保王开印后即西调皖南，和天王嫡系亲属萧朝富、洪和元、洪春元等比邻，而干王癸开岁出京催粮，也在常州盘桓甚久，却并未涉足战略地位更形重要的苏福省会苏州。
此外，干王本人在签驳李秀成供中对王长兄、王次兄、幼西王、驸马和天王诸侄的任用辩解道：“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而事实上，幼天王本人供词中提到：“在南京时，保王封官是次兄洪仁达、洪仁洪仁玕、吏部天官朱兆英三人”；幼天王即位，是“长、次兄、幼西王”等执掌朝政，从李秀成自述和《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保留下的幼主诏旨中也可以证实，这些天王亲属不但保王封官，而且节制京内兵权，甚至“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者合朝诛之”（李秀成供），从保留下来的《王长次兄亲耳亲目共证福音书》也可以看出，这两位文盲皇亲国戚的权威，已经涉及到天国这个以神权立国的政权最枢要的宗教领域了，“荣亲亲功臣之后”，是如此的作为么？笔者在《天国志之王长次兄诸侄世家》最后曾有如下赞语，可以表述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天子昆仲鄙薄无识者，历朝不知凡几。然刘仲无学，不为汉高之累；守礼无艺，不贻唐玄之羞，无它，爵显而任闲，荣身亲亲有余，而庙堂之谋无与也。观东王在时，此二人之愚也如故，然憨憨不为社稷害，古今之理一也。一旦授之以柄，乃如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能无乱乎？
当然，承担天国后期铨选混乱官爵滥觞主要责任的，当是天王本人，但作为首登王爵，再秉朝政的干王，不论从时人的记载评价，还是目前发现的其本人言行和幼主诏旨供词等旁证，我们都遗憾地发现，和建国后许多出版物的评价论述相反，其对这种倒行逆施起到了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笔者认为，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必将对我们深入研究天国后期的政治、军事局势演变，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功过和经验教训，起到误导、阻碍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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