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其为政，不单重用士族，咸以为股肱显宦，而且津津乐道于品评门甲高下，辨别所谓清浊，甚至限制不同等级门阀间通婚，直至功臣薛起宗因不满无故被黜为庶姓而愤然碎戟于庭，仍执迷不悔，司马光感慨之余，归之为九品中正习惯势力太大，孝文帝惑于流俗而不能悟。
事实上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士族势力更为强盛的南朝，高官显爵虽仍旧多为士族所占据，但宋、齐帝王惩于前鉴，已开始信用白衣寒门为中书监、令和各州典签，位望虽卑，权势实重；经过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北朝士族势力远远不如南朝，前凉之用谢艾，前秦之用王猛，或擢自下吏，或拔诸布衣，皆位至股肱，孝文帝与群臣论选调，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都对九品中正制表示不满，主张任人唯贤，而二李皆出望族陇西李氏，显宗亦为大姓昌黎韩氏子弟，李冲更身荷选拔重任，他们能当众对门阀用人制度提出异议，足见所谓士族大姓阻碍任人唯贤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但恰恰是孝文帝本人，面对大臣们的反对固执己见，执拗地坚持其门阀用人的做法，这其中自有奥妙。
事实上，虽然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世家大姓受到孝文帝的推崇尊宠，“咸纳其女入后宫”，也有不少人位居清要，但所任职务，多系省监寺职，虽然重要，却非国家命脉所系，不过是皇帝行政的秘书和顾问而已，真正作为北魏国家支柱的，是皇帝同族的鲜卑贵族，所谓三十六国，九十九姓。
这些鲜卑贵族从北魏前身代国开始就世代为拓拔氏股肱，军政大柄，悉在其手，且在北魏政权的基石——镇兵，和鲜卑民众中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力，他们能否亲附皇族，直接关乎北魏政权的存亡。
北魏居平城时，仍以游牧为重，各姓贵族尚能以旧俗驭下，不失其尊荣。迨孝文帝推行汉化，迁都洛阳，南迁的贵族们不再游牧，且多远离旧族镇兵，往往泱泱不满其望，逃亡谋叛相继，纵无反心者，也多怨声载道，觉得今不如昔。
面对这样的局面（甚至太子恂也不习汉化而私逃平城），孝文帝急需找到对策，以稳定鲜卑贵族的情绪，最务实的解决方法，莫过于把鲜卑大姓融入中原士族门阀的体系中，以新的形式确保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长孙氏、叔孙氏以及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是孝文帝门阀用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获得了“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的承诺，从制度上确保他们的子弟世世代代占据朝廷的高官显位，“大人之后官不显者为族，本非大人而官显者亦为族”，相比之下，汉族士族大姓虽然礼遇甚重，却得不到如此的实惠，且虽然皇帝纳汉族四姓女为后宫，但后妃之位，咸归鲜卑八姓等，且王国舍人，按制度均需娶八族女为妻，事实上，北魏的门阀用人制度，是汉化了的鲜卑贵族世袭制余绪。
这也正是为什么面对包括功臣和汉族士族有识之士在内的众多人士的异议和置疑，素以明辨睿智著称的孝文帝毫不含糊地维护看似腐朽不堪的门阀用人制度的道理。在他看来，维护这样的制度，就是在维护元魏皇朝的根基。
当然，随着汉化的深入和时代的发展，这种用人制度很快暴露出其落后的本质，且由于鲜卑部落的迅速瓦解，镇兵、落户地位急遽下降，鲜卑贵族赖以生存的土壤渐渐不复存在，寒门有才学功劳者出将入相，日益变得不足为奇。但尽管如此，传统势力的影响仍旧是长远的，直至西魏宇文氏当政，仍借复古之名，重立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且一刀切地把各军将所部都从主将姓氏，鲜卑贵族世袭制度影响之深远，一至于此。
虽然以门阀用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陋政，但却是孝文帝根据当时政治态势和实际情况所制订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考查这一段历史时，不能抛开时代的背景，单纯以时人的取向和眼光，来轻率地加以简单的褒贬和取舍。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