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中的第一组于1976年发现，题于福建上杭县南阳乡南阳村罗屋一队黄金莲家门前公屋内东西两侧墙壁上，墨书13首诗，并有一些零散题字，全文如下：
1、南阳地界扎雄兵，主帅开年灭妖精；若是我王鸿福大，六师下剿复天京。
2、木有根食水须念源。顾土报本谢天恩；今时过年X平日，万国英XX壮图。
3、杀后有人叹曰背主求荣大不该，背主无义黄金爱（此人在南阳杀——原注）；昔日不闻杨松事，谁知天父眼恢恢。
4、又X上帝排定不可强，金爱害死李忠王；XX扶清乱天国，谁知被诛在南阳。
5、陈谭胡廖定灭清，代天行事复金陵；若要征讨和气得，不取中夷是（誓？）不休。
6、苦衷孤寡最凄凉，无衣无食无人养；父母未前做过事，万难之中一人当。
7、福以然来自己求，各人衣衫各人筹；现下无有三江地，莫笑穷汉身不周。
8、上帝看顾到南阳，新开宇第苦难当；不知何日天开眼，国威大胜复三江。
9、我在江湖世上游。弃了父母把家丢；旧事不题（提？）新事望，长命富贵万万秋。
10、小弟非不拜兄年，乍（怎？）奈衣衫不具全；等得日后身荣贵，长筱恭贺也当X. 11、兄弟七人XXX，同心结义XXX；若有荣光XXX，和气做事XXX. 12、我们兄弟住空房，等得日久天XX；社稷必须有XX，太公八十见XX. 13、兄弟七XXXX，总要天父XXX；若是XXXXX，七XXXXXX.英殿忠沐朝XXX太平天国天X长忠X朝将住（主？）帅开年灭妖情（精？）
天赐我缘也陈大人高生（升）江华七人八月开心九月放心瑞来
第二组1980年发现于梅州市（嘉应州）程江乡长滩村第四队古伯冉家厅堂墙壁上，共三首，能辨识者两首：1、可恨兄弟心不量（良？），捉来老幼要搬粮；路多担重担不起，还要刀棒把他伤；劝尔回头早行善，免得天父降灾殃。
2、可叹兄弟真惨伤，不论风雨把路行，康王传令扎营处，日夜不停要搬粮。若是粮草搬少了，恐怕日久饿难当；饥饿两字由犹小可，无奈头子把刀伤；还是当兵一样苦，你看惨伤不惨伤？
南阳题壁诗所在地，当年是汪海洋部火药厂，从文意上看，作者当是朝将或稍低一级的七位高级军官，按太平天国晚期官制，王以下为天将，天将以下便是朝将，作者有如此身份，其遗墨自有相当史料价值和说服力。
诗句一开始就说“开年”，后面题字又云“8月开心”，考开年当是太平天国癸开13年，清同治2年，公元1863年，而文中提到黄金爱，此人在1864年天京城破后仍然幸存，显然，这些文字并非写于“开年”，而是对往年汪海洋战绩的推崇。考在此年中，汪海洋自余杭转战至江西福建，在其他各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部队反倒得到很大发展，以一个中期加入、又曾随石达开远征、直到1960年左右才回到太平天国中央的后起之秀，得封康王并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帅，对于其部下而言，的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
这一年的8月，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是非常悲惨的一个月。
同治三年八月五日，从湖州退往江西的有幼主干王在内的太平军主力，主将黄文金病故；八日，太平军大败于浙江淳安洪桥，谭体元“变了百姓”；十日，太平军再败于淳安蜀口；十五、十六日，太平军又连败于皖浙边界，逃亡相继，余者不满万人，幼主几欲自尽；八月二十日，浙江开化七都，享王刘裕鸠战死；二十五日，江西玉山广丰间，南方主帅黄十四、昭王黄文英大败，官印俱失；二十八日，江西铅山陈坊，誉王李瑞生被俘；九月九日，即天历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主力覆灭，洪仁旰、黄文英以下都被俘，幼主逃亡数日后被搜获。
这支太平军主力去江西，是为了和李世贤汪海洋部会合，而此时，即失败前一天，汪海洋部正从瑞金北上攻打宁都，两军相距不过六七十里，却终于未能会合。几个月后的天历十月初六日和十月十一日，幼主和干王等分别在南昌被处决。
这些题壁诗写于此时，其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有助于我们澄清或置疑以前公认的一些论点。
从诗句中看出，汪部从赣南转移到福建境内后的士气还是比较高涨的，这在天京陷落、幼主被俘、主力覆灭、包括汪海洋顶头上司听王陈炳文等先后投降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在逆境中振作士气的举措，从诗句中也可大致看出一点端倪。
一是在军中树立“复天京”的信念，以收复“三江地”为己任；史家往往论定南方太平军余部的目标是入闽粤，从后来的行动中也可部分证实这一点。但南方余部各部的情况似乎是不同的，侍王李世贤一直“意在取闽浙”（干王自述语），而籍贯是两广的来王陆顺德、祥王黄隆芸等当然也对重返两粤有兴趣，至于原本起家于两广、在南方余部中实力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花旗”即天地会旧部，则更是极力主张南下；但作为太平军黄旗部主力的汪海洋部，其本人为安徽全椒人，所部骨干胡瞎子等都是当初在全椒造反的同乡弟兄，从诗句的内容看，部下中两湖三江人占支配地位，对于他们来说，“收复三江、收复天京”比南下两粤更有吸引力，而且汪部曾从石达开远征两广后返回，同归的两广人多数中途降散，惟独这支三江人马“万里归朝”，作为久经战阵的汪海洋，不会不考虑到这些因素。事实上，从题壁看，他以收复三江为主题的动员，起到了振作士气的预期效果。
那么后来汪部为何没有北返，而是南下并兵败于嘉应州呢？首先是实力不足，汪部战斗力很强，兵力却并不厚；其次是前期汪海洋必须服从身为军师的侍王李世贤的指挥，从当时的军事行动看，在入闽行动上，李部远比汪部积极，就在干王等被俘的同一天，来王陆顺德占福建永定，两天后花旗占武平，又三天后占领闽南重镇漳州，而此后一天，汪部才撤离江西瑞金，转移至南阳一带。作为全军主帅的侍王理论上可以调动黄花旗各部，而作为军中少有的领兵打仗的安徽籍王爵，汪海洋的发言权是有限的。迨侍王被其杀害、各部或亡或归附，其本人成为主帅时，兵力更为单薄，已不可能有大的举措了，从嘉应州题壁看，粮食成为康王最关注的问题，这和捻军晚期的情况完全一样，即“走一日即活一日”，完全丧失了进取的目标；最后，就是“花旗”的作用，由于花旗人数众多，战斗力也强，在南下入粤上最为积极，各部的行动不可能不受这些人的牵制，事实上不但汪部，幼天王的主力也是“花旗开道”，出力最多，目标就是“如其不能，欲逃至广东九头山隘口”（幼天王供），即投奔广东天地会。但这些“广佬”战斗力虽强，却最无纪律，而且离广东越近，逃亡叛降就越多，回两广最积极的林正扬、丁太阳等部转战多年无异志，却在广东家门口全军投降，决不是偶然的。
二是正刑杀以立威；纪王黄金爱是忠王女婿，且据最新发现的史料，在天京守城的最后期，被封为6主帅的副主帅（正主帅为忠王李秀成），地位很高，此人本来随幼主的主力行动，当是在主力覆灭后逃奔汪海洋，其“害死李忠王”，不论从李秀成自己的供词、还是清方记载，都毫无踪迹，最多也只是疏于保护之责而已，罪不至死，相比较同为从主力逃来的偕王谭体元“变了百姓，欲挖银两”（幼天王供），其罪不可以道里计，但偕王无恙，而纪王却被处决，其意在于杀鸡儆猴无疑。
汪海洋这样做是有其考虑的：从性格上看，他生性多疑，同为忠王女婿的会王蔡员隆和忠王儿女亲家、自己的顶头上司听王陈炳文先后投降，后者的投降且给汪部造成不小损失，作为手握重兵的他，不可能没有别的想法；从实际情况看，汪部虽然实力雄厚，汪海洋在太平军余部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却不高，侍王不用说，来王陆顺德、利王朱兴隆等不是广西人就是两湖人，地位都高于他，甚至逃归的黄十四即黄小老虎，以前并不被人重视，但从最新发现的干王供词参照沈葆祯奏看，此人系黄文金侄子，“素来打仗奋勇”（干王供），并被幼主封为6主帅的南方主帅，“南方主帅的印是小老虎黄十四的，我们极重此帅印，若未给帅印，虽封王爵，亦无多兵”（幼天王供），“统领南方主帅伪印非寻常伪酋所有”（沈葆祯奏），足见其地位显赫，对于这些名宿悍将，不刑杀以立威，汪海洋实难驾驭部队。而用“害死李忠王”的名义杀黄金爱，一来令其无法置辩，二来由于忠王在军中的崇高威望，可以煽动不明真相的将士的义愤，并树立自己“为忠王报仇”的高大形象，从题壁中7位高级将领的义愤填膺看，他的目的达到了。
但这种权谋毕竟是建立在使诈权变的基础上，并无确证，偶或为之尚可，经常奉为法宝便会适得其反，可悲的是，汪海洋从这次成功中得到鼓励，后来相继用诬称叛降的手段暗害了王宗李元茂等、甚至侍王李世贤，导致人心离散，跟着幼天王从湖州一直打到江西、全军覆没都没有动摇的黄小老虎（奉王黄明厚）在侍王死后不久便约降清军，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而且由于人心离散，汪海洋不得不吸纳清方“霆军”叛勇，纪律松弛严苛，从嘉应州题壁看，原来的太平军旧部将士们对于扰民和繁重的役使，是愤怒莫名的，此时的士气，已经无法再振了。
顺便提到的是，很多人都把汪海洋当作李世贤旧部，其实汪先隶石达开，回朝后一直归陈炳文指挥，属于李秀成部，陈炳文叛降后始自成一军，由于后期侍王职爵最高，遂受其节制，但侍王始终不能有效控制这支有实力的部队，由于前期职务较低又长期担任富阳、余杭守备任务，不像来王等李秀成旧部那样经常和侍王部合作，感情也较为疏远。
三是加官进爵。
南阳题壁中提到“高生”，又反复谈及加官进爵和“排衙”，所升的又是仅低于王位2等的朝将，可见此时官职铨叙已经非常混乱。封官以固人心，本来也不失为一计，但后期人马本就不多，而官爵早已泛滥，再各自任意加封，对部队战斗力实在没有什么益处，且增加了后勤的压力。
从两处题壁看，后期后勤问题是很严重的，南阳题壁中反复提到“衣衫不周”、“无衣无食”，此时福建大半已入太平版图，南方余部情形尚好，但闽南地狭田薄，而太平军诸王又错误地把扩军当作第一要务，终于导致基地不堪载荷，军队涣散不可复战；嘉应州题壁时已是最后期，此时败局已定，余众已人数无多，粮食尚且如此困难，足见太平军在后勤保障上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从两处题壁中看出，后期太平军的宗教色彩并不像多数史学家论断的那样淡薄，南阳题壁中有“上帝排定不可强”的语句，这几人从文意看应该是三江人士，却用了和洪秀全“天话”相似的两广语调；嘉应州题壁者应该是普通士兵，而不是南阳题壁者那样的高级将领，却同样在极端愤怒之下脱口而出“免得天父降灾殃”这样的语句来，足见那些“天话”对太平军渗透和影响之深，关于上帝教对太平军、尤其是太平军基层将士的影响，学者多注意前期而忽视后期，或者根据清方记载断定后期宗教色彩微乎其微，看来是需要重新认真商榷论证的。58xs8.com